前言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是一个渐受学者关注的领域，虽然关注的程度尚不及与其相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上个世纪前期“文学批评”在学术界的肇兴，是际会于欧风美雨极盛中华的特定时期，其著述“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但诚如罗根泽先生所说，“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¹⁾而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则是其引申义。“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肇始以来，即存在着这一名实不尽符合的矛盾。陈钟凡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之作中说：

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多矣。顾或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²⁾

陈钟凡先生借“远西学者”的“批评”内涵来绳尺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论，原因即在于中国古代诗文评论“为例各殊，莫识准的”。但陈钟凡先生在论述之时，事实上还是将“文学批评”等同于“文学评论”。如第三章《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述》云：“文学评论远西自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以来，讫于今日，已成独立之学科矣；中国历代虽无此类专门学者，然古人对于文艺，欣赏之余，未尝不各标所见，加以量裁：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皆其嚆矢也。惜曹陆之作，并属短篇，挚李之书，均归散佚；惟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独存，二者皆论文之专著也。此外若《宋书·谢灵运传论》，《北史·文苑传叙》，《唐书·文苑传叙》等编，又属断代为书，未遑博综今古。此后论文之书，如历代诗话、词话，及诸家曲话，率零星破碎，概无统系可寻。”⁽³⁾毋庸讳言，“批评”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内涵存在着明显乖隔，即使其后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称名的著述当中，也不回避这一概念存在的复杂性，亦如罗根泽先生因“约定俗成”一样，姑且用之而已。如，顾易生、蒋凡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中说：“本书所谓‘文学批评’，包括文学观念、理论、具体的文学批评、鉴赏以及其他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资料。其所以统称为‘文学批评’，是根据约定俗成以求简括。”⁽⁴⁾虽然借鉴西方理论不失为研究中国诗文理论发展史的一种途径，但由于中西文论存在着显著差异，以西方文论的解析方式观照中国古典文论，往往难以体现中国文学思想重直觉体悟、浑成含蕴的韵味。因此，我们不必刻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内涵寻求它解，而尽量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相互关系，言说背景、言说对象等途径，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原本内涵，寻求其演进的历史轨迹。

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同，中国文学思想史则是歧出于中国思想史之下，蕴含了中国思想史某些基因的学科，这对于准确理解与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特殊作用。如，万物一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文学也秉承了这一思想因子，《易传·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文的最初义即是状写自然物象。先秦时期的“文学”，主要是指学问文献。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荀子曰：“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⁵⁾此之“文”，是广义的“杂文学”，是蕴含着多种学科的一体之学。可见，对文学内涵的理解便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从古代思想而非批评的角度可以直击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了无“削足”的苦恼。同时，从思想的角度，更易于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范畴、命题产生的缘起与背景，从而可以更准确地揭示其内在意蕴。如，唐代以来，文道关系是文论的核心命题之一，道学乃性理之学，以这一命题为核心的文论显然是深植于思想史背景之上的。再如，汤显祖的“情生诗歌”论，是植根于“世总为情”⁽⁶⁾的本体思维基础上而形成的。晚明文学“性灵说”称盛，但其思想渊源之一在于佛教。屠隆云：“佛为出世法，用以练养性灵。”⁽⁷⁾“写性灵者佛祖来印，骋意气者道人指呵。”⁽⁸⁾可见，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对于揭示诸种深植于思想文化土壤之上的文论命题的内涵比“批评史”更加直接、更加深入，也更适合展示中国文论的神韵风采。

同时，从文学思想的角度来研究还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示中国文论的历史图景。与狭义的批评史主要因就具体的作家作品而作的“裁判”不同，文学理论家表达文学思想不必因据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尽管思想的表达也会时常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但这些仅是表现其思想理论的材料或证据而已，目的不在于评论作家作品，而在于表达文学思想。因此，就文献体裁而言，与文学批评的著作多是诗文评类不同，文学思想散见于作家、批评家的各种体裁的著述之中，亦即四部分类法中几乎所有的集部著作都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的视野之中。当然，形诸思想，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性与学理性。因此，我们力求将这些文献纳入研究视野但又持审慎的态度。尽管如此，拓宽文献视野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流变史，是更加贴合中国古代文论承载形式的不二选择。这也是我们从思想而非批评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论史的又一客观历史原因。

中国文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但这种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历时阶段性特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文学思想同样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对此，郭绍虞先生曾对与文学思想史相关的文学批评史作了一个大概的时代分期：“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又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从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复古期。这两个时期造成中国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重在从形式上去认识文学；后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又偏于质，重在从内容上去认识文学。因此，这两个时期的批评理论，可以说是跟着它对于文学的认识而改变它的主张的。至于以后，从南宋一直到清代，才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而文学观念只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问题之一，我们假使就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批评来讲，那么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这种文学批评的完成期。”⁽⁹⁾郭绍虞将整个文学批评史分为演进期、复古期与完成期，而如果从是否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进行分判，则以两宋之际划界，实际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是中国文学思想中重要内容，因此，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学思想史作粗略分期的理据之一。《中国思想学术史》丛书中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以两宋之际为界，进行分别撰述，既可以较详细地展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流脉，又基本符合客观的历史状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人南下，北宋灭亡，虽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文学思想的神脉在厚重的历史文化包裹之下，并未被车辚马啸之声打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宋前文学思想成为其后文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与基础。源自先秦的儒道思想仍然是宋后文学思想的基本背景，诗学缘情、言志，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兴观群怨的诗学功能，文质（文道）关系等，都是后世文学思想家讨论的核心论题。文学思想家们多以得风雅传统自高，虽开新而常常以“率由旧章”的形式而展开。同时，宋前文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为宋后文学思想的演变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四库馆臣论诗文评类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¹⁰⁾异彩纷呈的宋前文学历史，为后世文学思想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师法范例。高棅《唐诗品汇》，“终明之世，馆阁宗之”，⁽¹¹⁾影响了有明一代文学思想的演变。李攀龙《诗删》将宋元等诸自《郐》以下，忽略不选，正是其“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¹²⁾的矫激文学观的体现。钟惺、谭元春《诗归》的选作正是其文学思想的体现。世人谓“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¹³⁾，也与钟、谭所编《诗归》风行一时，乃至“家置一编，奉之如仲尼之删定”⁽¹⁴⁾有关。他们不但通过前人作品的选编而传达出了文学的意趣，而且往往引据宋前文学的实践与理论以开新说，如明代的复古派文学思想，就是以追慕秦汉之文、汉魏盛唐之诗为特征的。宗唐与宗宋更成为清代文学思想演进的核心论题之一。可见，宋前文学思想与实践开出的诸多法门，成为后世文学思想家言说其理论的重要依凭，并衍变成中国文学思想史新的篇章。当然，这将由本丛书另外学者来完成。兹絮语于卷首，聊以说明中国文学思想史因革相生的机制而已。

(1) 以上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章《文学批评》，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六年（1927）版，第6页。

(3)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章《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述》，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六年（1927）版，第9页。

(4) 顾易生、蒋凡：《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第十九《大略篇第二十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8页。

(6) 〔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诗文集》第三十一卷《耳伯麻姑游诗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0页。

(7) 〔明〕屠隆著：《佛法金汤》，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8) 〔明〕屠隆著：《清言》，清立堂抄本。

(9)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10)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集部·诗文评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9页上。

(1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林鸿附高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36页。

(12)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按察攀龙》，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28页。

(1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2页。

(14)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