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这本书产生于两个甲子周期即一百二十年前那个爆发甲午海战的年头，是描绘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和山川风物的一幅独特画卷，是一份难得的人文地理叙事。
作者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是外国近代来华的一个重要人物，早年以旅行家和记者著称，随后以政治顾问和藏书家闻名。作为旅行家，他在中学毕业时和大学阶段就徒步穿越澳洲大陆，并深入新几内亚；后来又游历美国、西班牙和摩洛哥；1893年前往远东，经菲律宾到中国，1894年2月从日本回到上海，开始历时百日的上海到仰光之旅，并沿途记事，构成此书；此后，1895年年底从曼谷前往昆明，1897年踏足东三省，1899—1900年周游泰国、英国、澳洲、日本、朝鲜后于义和团起义前夕回到北京，1907年穿越中国到达越南北部，1910年从河南一路西行至俄国境内。自1895年被聘为《泰晤士报》驻远东特约通讯记者，他作为近代中国多事之秋的见证人，亲身经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因其对中国的权威报道，以“北京的莫理循”而闻名西方世界。作为政治顾问，他于1912—1920年受聘于北洋政府，历袁世凯至徐世昌四任总统，在辅佐袁世凯但又反对袁世凯称帝、揭露日本《二十一条》、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等重大事件中发挥过作用。作为藏书家，莫理循以二十余年之功收集了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报刊和地图等资料共两万四千余册，曾藏于他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度被袁世凯命名为莫理循大街）的宅邸；这批被称为“莫理循文库”的东方学珍贵文献于1917年被日本三菱财团第三代财阀岩崎久弥收购，运往东京，成为“东洋文库”的基础。
此书可视为这样一位近代外国来华重要人士对光绪甲午年中国社会风俗人情的一番独特考察，其中关于长江木船航运和西南丝绸之路两大主题的细腻描写和记录尤为珍贵精彩。那些生龙活虎的峡江闯滩场景、如梦似幻的驿路客栈风情、弥漫山间的马帮铃声回响，时时在文字里复活。
自上海于1843年、汉口于1861年、宜昌于1877年设立“洋关”（由外国人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中国近代海关）以来，长江航运进入一个特别时期。作者记述道，当时通商已实行多年，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内地，然而从上海沿江溯行，机轮船至宜昌而止；宜昌至重庆段的航运则仍由传统的木船来承担。一时间，激流险滩上千帆竞渡，为适应不同水流的各色船型争奇斗艳，船工凭借出神入化的技巧勇斗凶滩恶浪—这是一幅昙花一现般的壮观画卷，长江上游的航运不久之后也进入轮机时代。然而那幅画卷正好为作者所见。作者不止一次详细描绘惊心动魄的冲滩过程，描写了唱着号子的船工、纤夫，如何利用爪钩、纤藤等工具行船，险情来临时如何齐心协力、临危不惧，一次次化险为夷。作者也注意到长江木船极其繁多的船型，他仔细描写了自己乘坐的“五板”，也描写了沿途遇见的其他大帆船；到了涪州，发现乌江船更加与众不同，于是作者写道：“涪州位于龚滩河〔乌江别称〕汇入长江处……许许多多涪州大帆船停泊在这里，这种船在构造上跟长江的其他所有木船都不同，一是巨大的船尾沿四分之一圆弧扭向右舷，二是由一个大型尾艄来转向，而不是像一般木船那样用平衡舵。”观察可谓细腻准确。另外，沿岸民情，三峡风光，乃至船工性格的细致描绘，还有小舢板在江面上拦截运输船兜售蔬菜、木炭的繁忙景象，以及江边碛坝上淘金者的身影，于今天的我们，遥想追思，恍然如梦。
从重庆开始，作者舍舟步行，直达缅甸，最后再乘轮船进入印度，从这段行程的起始点就可以知道，作者走的就是古老的“蜀身毒道”亦即现在所说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条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道，穿越万水千山，凿在绝壁之上，忽而跨越蛮荒峻岭，忽而进入平坝、集市、城镇，滇西和东南亚丰富的少数民族风情像珍珠一样被串起来。一路风物如今多已化作烟云，在书中却历历在目。作者记录了中国川、滇两省及缅、印地区沿途的山峦、溪流、村落、通衢与津梁，记录了风格各异的民居，古驿道边的凉亭、茶棚和买卖，也记录了战乱和饥荒带来的困苦，大面积的鸦片种植，以及触目惊心的地方流行病。最有价值的是对古道本身的记录，比如对盐津大关垴古道、大理祥云的梁王山古道、博南要津霁虹桥、翻越高黎贡山的分水岭古道等自然、人文环境的详细描绘，在别处并不多见，其所记载堪为史料。
有价值的史料性记录还不限于早期长江航运、马帮货运、驿站经营等方面，书中还涉及很多关于中国当时的海关、洋务、贸易、苦力行、脚夫、邮政、电报、金融、币制、黄金交易、军火制造、医疗、外交、司法、边防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和史实，由于多为亲眼所见，均可与其他正规记载相印证。
作者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描写也有不少生动之处，比如写广东商贩，他们携带斗笠，衣服整洁，打着精致的牛皮绑腿，浑身散发着旅行的气息；“他们成群结队上路，呈一列纵队鱼贯而行，他们的扁担，一头是二英尺长的钢制尖矛，有双重用途—没事时是扁担，碰到麻烦就是凶悍的武器”；他们“忍耐，精明，然后发迹”，“靠脚神奇地走遍四方”，“足迹踏遍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帝汶、西里伯斯和菲律宾群岛、缅甸、暹罗、安南和〔越南〕东京、海峡殖民地、马来半岛、交趾支那……”另外关于中国大多数底层人民的节俭和勤劳，关于傣族人的温和善良，从官宦到普通百姓的彬彬有礼，以及船工和脚夫的朴实诚信等等，都有很多生动细腻的叙述。
作者因为优越感和疑忌心理，常常误解中国人的善意，甚至将之视为敌意，好心当成驴肝肺。比如某地官员因为路途安全问题，阻止作者赶路，作者以为是强制留客消费，竟然大发脾气；雇来的管事和脚夫按旅行经验合理安排食宿点时，作者老以为他们要偷懒或吃回扣；但作者在最后成书时，经过对中国人民的更多了解，一般都承认是自己的误解，难得的是，他并不删除或修改当初因误会而写下的记录，这无疑是记者和作家应有的作风。
但是作为一个“旅行观光”的外国人，对中国文明的很多特点和内涵不甚了解乃至曲解自然是难免的，这导致书中一些草草观察和随口评论有不实之处。比如昆明的票号老板给作者递雪茄，仅仅是递的方式在风俗上有所不同，作者明明受到客气的款待还说别人有小气的嫌疑。又比如，作者认为中国人在向亲友通报长辈去世的消息时会面带笑容，与看见外国人时发笑一样，是为了哄骗自己，掩饰悲惨，其实，前者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老人自然去世是一种“喜事”，后者只是看到新奇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再比如，每次提到外国教堂在中国的某地处于较高地势上，几乎必要加一句说这无疑败坏了中国人的风水，字句之间甚至流露出得意；每次提到宝塔之类，也都不忘嘲弄一下与风水的关系，这无疑是单方面夸大了一种复杂文化习俗中的迷信成分。
作者克制不住的是强烈的英国殖民主义意识。比如将傣族人、景颇族人与中国人并列，称那些民族的村落、集镇为只是受中国保护的自立小侯国；作者行至边境，时值中英双方正在会勘滇缅边界，关于定界、划界问题，作者站在英国殖民者一边，发了不少谬论；而对自己侦查中国滇西的道路、矿藏、军备等等并向英国提供有关开辟“贸易路线”建议的目的也丝毫不加掩饰。
书中大量篇幅议及传教和鸦片问题。关于前者，莫理循对遇见的大多数传教士的人品偏于褒扬，但对他们收纳教民的成功率表示轻蔑。关于鸦片问题，他以亲眼见到内地自种罂粟为由，宣称这与中国人的禁烟呼吁自相矛盾，对国内外一些反对鸦片贸易人士的作为和言论大肆讥讽，为英国的鸦片贸易作强词夺理的辩护。作者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十分混乱，比如在中国有人吸食鸦片本是受害之果，却将之偷换为需求之因，大加渲染；对英国蓄意进行鸦片贸易以及大多数人奋起抵制的事实避而不谈，对洋药（印度鸦片）在土药冲击下销量受限则显得愤愤不平。
善说反话是莫理循的行文特色之一。比如他每每提到如何受到人群的盛大欢迎，其实是反感被围观；他说某某如何颂扬某某的美德，其实是指某某在谴责某某；他说示众的首级挂得低是为了顾及家属的感情，以便他们辨认，其实是指残酷地让家属看清死者；他看见溪水流经坟地再引入城中作为生活用水，就讽刺说“居民们于是乎享受着饮用祖先尸骨稀释液的恩典”……对这类表述，翻译时都保留原来的语气和辞令，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产生翻译此书的兴趣，还有一点私人原因。译者一方面工作上涉及西学东渐研究已有多年，另一方面老家在云南大理，这样一来，对书中各方面内容难免有特别的熟悉感和亲切感。比如书中写到的驿站小镇沙桥，正是我们往返于昆明和大理之间吃中饭的地方；下关那两个“可供一个英国骑兵团驻扎”的大马店，其中之一是“华兴祥”，三进大院，在我们小时候已被改成“长途台”（长途电话营业厅）；苍山上一条条溪流穿过桥洞、跨过坝子奔向洱海，这就是我们生长于其中的环境本身；那“真正的雪糕”，即苍山顶上掘来的雪，紧压成碗状，浇上糖稀，也是小时候吃过的；还有大理古城的杜文秀大元帅府、石头小巷里那两个教堂，以及云南提督杨玉科宅，至今也差不多还是莫理循见过的样子。大理的魅力之一是今天的古城与一百二十年前依稀仿佛，容颜虽改而脉络骨架依旧，以至于在书中读到相关段落时，每每忘了那是在写久远的时空。但有些描写也让译者深觉意外。当时作者翻过梁王山，走在凤仪到下关的驿路上，但见人潮滚滚，“有些明明白白是欧洲人，有些清清楚楚是印度人，还有云南土著、西藏人、广东商贩和四川苦力……”想不到自己的家乡在那时就国际化程度那么高，“国际通道”名不虚传！
由于此书具有人文历史地理价值，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历史概念和专门术语等均有实指，不可随便“意译”、“音译”；其中大量引用的中国古诗文和格言谚语的英译，必须回到中文原文；引用的西文文献有些在文中夹注出处，但很多没有，亦宜在翻译时尽量查出标明。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全书加注四百九十余条，许多带有研究考订性质。某些地名，小及村庄，究为何地，有时须要核算作者行程、查阅地方史志并顾及方言发音，几方面结合，才能确定。比如Tsurai，经阅读《马嘉理案史料》，才确定是“扎赖”。人名、机构名、官职名方面如“Mr．Tsai, the Mixed Court Magistrate”，译成“混合法庭的法官蔡先生”固无不可，但若以史料对待，须根据历史资料确认为“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会审官）蔡汇沧”。
近代来华外国人及其在华机构和出版物等，当时大多皆有中文名，在中文语境中早已约定俗成使用中文名而不采音译，但由于作者写的是旅途速记，有时只出现一个姓，比如Smith、Hobson、Baber、Lay、Huc等，这就需要查阅可能人物的著作内容和生平行状，方能确定其中文名（如明恩溥、好博逊、贝德禄、李太郭、古伯察等）。
又比如长江木船航运的船只类型、属具、行业术语，以及早期轮船船名等，亦须查阅专门资料。其他各类中外历史性概念，有些是通过查阅海关、招商局、轮船公司、机器局的旧行政档案，以及清人笔记、《德宗实录》、各种地方志和教会资料、某些英文书刊等等，经综合处理才予以确定。为了注明原书未注的引文出处，查阅的西方汉学家著作和对中国古籍的英文翻译，数量逾百种。
这些工作，只为使一本有史料价值的散文叙事在经过翻译后具有学术上的可靠性。然而由于译者学识有限，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只待方家指正。比如原书提及的近代来华外国人中，译者未查出中文名（或不确定是否有中文名）的有：在汉口的阿古斯蒂诺斯（Agustinos），在万县的霍柏·吉尔（Hope Gill），在重庆的洛雷恩（Lorain），在宜宾的莫多（Moutot）和伯劳德（Béraud），在昭通的特伦伯兹（Tremberth），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前职员伯尔（Boëll），在昆明和大理的格雷厄姆（Graham），澳大利亚来华女传教士芮德（Reed），以及在大理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
本书翻译所据版本为An Australian In China，Horace Cox，1895（初版）。作者音译或意译的中国地名、人名、事物事件名等，加注时原文括在后面，如龚照瑗（Kung Chao-yuan）、佛图关（Fu-To-Kuan）等。著名地名、人名一般不注，如汉口、大理、李鸿章、张之洞等；县级地名酌情加注，如长寿县、大关县等；县级以下地名原则上一律加注。外国地名、人名加注与否原则上与此同例。个别地方正文中夹有译者添加的补充文字，用方括号〔〕标示，以别于作者原文的圆括号（）。原文中有三种情况用斜体表示：中文音译的字词、法文等语句、表示着重的字句，译文中用楷体表示前两者，用粗体表示着重。
另外，本书的插图，除了原书插图以及译者自摄外，其他为编辑选用自同时代人拍摄的相近场景的照片，主要来源为（1）盖洛（William Edgar Geil，1865—1925）《扬子江上的扬基佬》（A Yankee on the Yangtze），摄于1903年；（2）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1881—1972）《走遍中国》（Across China on Foot），摄于1909—1910年之间；（3）伯德（Isabella Bird，即毕晓普夫人，1831—1904）《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摄于1898年。还有一部分照片来自张伯林（Thomas Chrowde Chamberlin）和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摄于1899—1909年间，或摄于晚清时期但未知摄影者。这些均做了图注说明。
2014年冬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