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去经年
古城，外婆的古城
6月12日至17日，我随中国文化记者走进最美古城潮州，走进我的故乡。
童年的记忆，外婆的古城。如今的古城，美丽更加。广济桥以更恢宏的气势傲立韩江，古城楼以更厚实的身姿护卫苍生。家乡人笑脸亲切，家乡话悦耳动听。读你，更深情；读你，更自豪……
徜徉古城，童年往事历历在目，最忆是外婆。于是，我写下了《古城，外婆的古城》，用最深情的笔触，讴歌古城人的美丽善良。
———题记
徜徉在古城的小巷，我深深怀念着外婆。
在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小巷比比皆是，十弯八曲。在迂回曲折的往返中，我深情的怀念如同古巷深深。
古城的巷名以两三字居多，如甲第巷、夹司马巷、义井巷、分司巷……沉淀了“海滨邹鲁，岭东首邑”之底蕴，而外婆住的地方叫泮巷。
泮巷中段有一幢老屋，推开木门，是四四方方的庭院。蓝天下，藏青色的水缸绽放着浅紫色莲花，清淡素雅。而青青翠翠的莲叶撑着晶莹露珠，楚楚动人。古城人摆放这样的盆景自有讲究，一是夏天可避暑，二是有入门平安和谐的寓意，也算是寻常人家的“迎客松”吧。
绕过小院莲缸，进客厅，左右有前房，有厢房，房前有厅堂后有走廊。小时候放寒暑假住外婆家，与邻家小孩捉迷藏时总感觉不必出大院，因为机关隐秘，说不定在你身边某个角落一不留神就会有小巷闪现，走到巷的尽头，又再融进另一条巷。
古城人说着轻轻的话语，迈着轻盈的步履。姑娘家有时还会脚着红色木屐从巷子里的家走出来。见到左邻右舍有客人来，总会先打招呼，问是“哪家的小孩，从哪里来”，来了就是自己人，还会送上一盘自家做的红諽桃或春饼，让客人尝尝鲜。古城人的热情好客亲切感人。
记得首次进开元寺大概是读小学二三年级时，那时，外婆要到这个“百万人家福地，三千世界丛林”的开元寺进香祈愿，就拉着我的手说：“走，带你到开元寺，诚心求佛祖保佑你读书聪明！”谁知一进门，我就被吓得直哭。原来，金刚殿内供奉的“哼哈二将”，手持金刚杵，那寺院守护神发出的威严，吓得我捂着双眼直走开。以至于长大后想去开元寺还有点心理阴影。不过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这事也没觉得有那么可怕啊！只是觉得这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粤东第一古刹，其金刚的传神造型可吓哭一个小学生，足见其艺术的逼真、生动。
潮绣，是古城姑娘家叫得响的手艺。清代以来，潮州妇女多纺织，家家户户都有人会绣花。在大街小巷、古朴屋舍、前庭后院，潮州姑娘用专注的眼神、灵巧的双手穿针引线，绣出心中最美的图画，成为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潮绣有绒绣、钉金绣、金绒混合绣、线绣等品种，它以人物、博古、动物、花卉为题材，以饱满、匀称的构图和热烈喜庆的色彩饮誉海内外。
女孩子学点手艺，既可勤工俭学，又有一技傍身。利用寒暑假寄居，外婆要求外孙女们学绣花，“针脚齐，线路密”，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姐姐在故乡学会了女红，绣出了心仪的工艺品，好不自豪。那时的姑娘，对绣花情有独钟。上了中学的我则自己扯上几尺的确良布，裁剪后，专门拿到潮州，让亲戚绣出两朵线绣花，几天时间，一件渗透自己创意的工艺品穿在身上，不舍脱下，好不惬意。
外婆16岁就嫁到南门古泮巷林家。那时，远亲近邻看新娘的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我外公当时家道还算殷实，更因为外婆出奇的漂亮，她纤巧的身段一直保持到晚年。外婆有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高耸的小鼻梁，手脚勤快，为人热情。无论是当年年轻的小媳妇还是现在年长的老祖母，她总要清晨起床，把自己的头发收拾得光光鲜鲜，一丝不乱。出门做客，衣着更是素雅熨帖，礼数有加，让人感受到走过沧桑岁月女性的不凡气质。
但红颜并非命好。当几个孩子尚嗷嗷待哺时，外公却不得不漂洋过海谋生。这一去几十年音讯渺茫，而家中沉重的担子就落在外婆羸弱的肩上。服侍婆婆，抚养孩子，还要寻生计养活家中大小。家境窘迫，于是我母亲很早就到烟厂当童工，姨妈也只好随亲戚漂洋赴异乡当佣工，外婆自己则典当旧衣服到邻乡村居远近市场做买卖，用牛般的耐力撑过生活的艰辛，那是一个女人面对多舛命运无可奈何的选择。
生活再苦再累，在外人面前，外婆总是笑呵呵的。生性好强的外婆从不把心中的愁苦辛酸袒露给外人。外婆的婆婆，自幼过惯优裕生活，即使家境转困后也仍习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且性格多变，谁见了都要让三分。作为儿媳妇，外婆尽心尽孝，悉心服侍，有好吃的先留给婆婆，一直到老人年过九旬逝世，为她送终。
岁月沧桑，远在他乡的丈夫是外婆心里的希冀。但外公的音讯时断时续，渺渺茫茫。记得有一年，埠外来信，拆开一看，外婆泪流满面，是外公的照片，旁边还站着一女人。接信后外婆足足卧床数月，接受不了她痴痴等待的丈夫因无法回乡而另娶妻室的事实。后来，外公又时有来信，称无论如何也要回府城，看看老母亲，看看结发妻，看看儿孙们。外婆的心中又点起希望的火苗，哪怕已有妻室，见一见也是好的。可是，等啊等啊，等来的却是外公病死他乡的噩耗……这一次，不再抱希望的外婆表情呆滞，星光般的梦从此泯灭。尽管在外人面前仍脸带微笑，但一有人问起，外婆的眼眶总情不自禁泛起泪花，语言也常常因哽咽而不太连贯。
古城外婆的家，木门总挂着铜环，时光的打磨，无数主人客人有意无意地摩擦、抚摩，使它泛出亮光，让人由此读出岁月的年轮。
人生最大的苦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外婆含辛茹苦养育的儿子英年猝死，那是外婆心中最后一线希望的泯灭。望着儿子的遗像，想到自己曾经深情守望着的亲骨肉、守望着的命运，最后仍沉溺于生活的漩涡无法自拔，命运的悲怆让她失语。为舅舅送行时，从不大声嚷嚷的外婆忍不住号啕大哭，她人生的苦和痛在这一刹那寻到了发泄的突破口。仿佛一夜之间，外婆的脸庞爬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乌黑的头发也不知不觉变成了银丝。
硬朗勤快的外婆渐渐老了，她腰身弓起，有时不得不借我们年轻的手搀扶着前行。有一次，外婆因拄着的拐杖在发滑的地面失落，重重摔了一跤。这一摔，使她不得不卧床数月，这给爱干净的外婆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烦心。三伏天，得了褥疮的外婆浑身不舒坦，吃饭没胃口，送到嘴里的食物又吐出来。渐渐地，褥疮治好了，骨折治好了，外婆的脸庞才有了久违的笑容。
老了的外婆，有一段时间被接到我们汕头的家中住，但她总惦记着古城中的老宅。她对孙女说，她更愿意回古城，回到那个自己的家。我想，走出古城的外婆始终还是故乡人。守望老屋，会会老友，也是属于外婆的一份幸福。
外婆撒手人寰之时，看着年逾九旬的她，羸弱的身躯裹在棺被中，脸庞依旧保留微微笑容，我不禁泪水湿透衣襟。外婆艰辛的一生不一定活得精彩，但面对脚下和心中横亘着的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勤劳持家，敬老爱幼，乐观豁达。老人对生命的豁达赢得晚辈的敬佩。
当外婆永别在古城的泮巷时，轰隆隆的机器声将老屋改建为现代住宅，时尚的家居装修让往事走远……
呵，古城，外婆的古城。
寄给父亲的信
从未如此认真地翻阅日历，因为是父亲节，我要把自己深深的怀念化为文字，寄给父亲。
一觉醒来，梦中还谈笑风生的父亲渐行渐远。父亲，您离开我们已将近一年，您想我们了吗？
梦中，父亲穿着平素，喜欢穿黑底红点唐装夹袄，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上班劳碌的儿女们匆匆归来又匆匆离去，欣慰的神情中夹杂些许失落和遗憾，总觉得与孩子们谈话的时间太短促，总埋怨与儿孙们相聚的时光太匆忙。但慈祥的父亲善解人意，只是在儿孙离去的背影中轻声叹息，便久坐沉寂不再说什么……
父亲，我自责，我后悔，自责为什么自己忙于事业而疏忽了您的感受；后悔自己未能细心地关心您的健康而对您生命的结束猝不及防。总以为每一次回家，您会笑吟吟地边听潮剧边喝杯小酒，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讲外面带回来的故事……
梦中，小憩的轻松让我感到是该陪父亲坐一坐，喝喝茶，聊聊天了。我们父女谈了什么？谈潮剧了吗？好像是。对，谈马飞老师的《刘明珠》《金花女》，谈您的老挚友的作曲经典耐听，谈您二位因潮剧而结下的曲缘……哦，父亲，如今在天堂你们相遇了吗？如若相遇，起码两个老朋友又可以一起品酒吟诗，在开怀畅饮中忘却孤独……
父亲，您在天堂可好？
年轻时的父亲在儿女心目中高大挺拔，声如洪钟，走到哪里，哪里不时就响起笑声一片。在基层工会当主席，哪怕是一场电影开映之前的简短讲话，也极富感染力。父亲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让大伙在笑声喧响中迎接电影的开映。那时候，您是我们家的旗帜，说话干脆，办事利落，有主见，有成就感。出差公干，说走就走，常常是儿女们尚在睡梦中您就出门，几天后一大早醒来，又会看到您出差回来带给我们礼物的小小惊喜。
父亲，您一生钟情工会工作。在女儿出生那一年，您就赴京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表彰大会。在首都北京，着一身军大衣站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您一脸自豪。岁月流逝，您每每拿出相片细细揣摩时，总会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父亲性格豪爽，粗中有细。对职工生活关怀备至，闻知有哪个同事或部下住院生病，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您总是一趟趟地跑，代表工会慰问生者，告别死者。冬三九，夏三伏，做自己热爱的事业，您不辞辛劳，乐此不疲。直至退休在家，只要电视报纸刊登有关工会的消息，您总是格外关注，甚至拿起放大镜，一字一句，深情倾读。
乔迁之喜却不许家里放鞭炮，也只有您才想得出。20世纪80年代初，看着左邻右舍搬新居，我们一家人还挤在20多平方米的旧房子里，孩子们撅着嘴，埋怨您总不为自家着想，您却说，咱家的条件不算太差。终于等到有一天，我们家分到了一套房子，全家人正兴高采烈筹备搬迁时，您却宣布：“不准放鞭炮！”民间习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得热闹热闹！您生气了：想想那些分不到新房的职工，鞭炮一遍遍地轰鸣，岂不是一遍遍地捅他们的心窝？虽然咱家不太情愿地遵守这条自定的纪律，可别人放不放鞭炮就由不得您了，即使是以工会的名义。但是，若看到哪家邻居搬迁放鞭炮，您就止不住上前嚷嚷，为此得罪了不少人。您这个性情中人，心直口快，草根情怀又不懂拐弯抹角。我想，风雨沧桑，几十年过来，肯定有人念着您的好，也有人看不惯您的直，更有人窃笑您的傻……
父亲爱好舞文弄墨。看到女儿的文章，喜悦地读着，并一一提出修改意见，这使我对自己劳作的价值增添了一份新的认同。如今，无论是看书或写作，女儿都时刻感觉到您关注的目光。
但，无论如何，我不会想到父亲您会走得这么匆忙。
2007年8月15日，出院后的您身心状况一直很好，令全家人感到庆幸，沉浸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于是，儿女们安心回家了。谁料，夜半的雨声惊醒了酣梦，一阵紧似一阵的电话铃声令我们的心提到嗓子眼，急救车的灯光在雨幕中格外刺眼。父亲手脚冰凉、呼吸急促，氧气、听筒、医生急速的抢救、家人真诚的呼唤，这一切使不忍离去的您，从生命的边缘暂时折了回来。在送您回病房时，医院走廊外“滴滴答答”的雨滴刺痛儿女们的心。天亮，终于，您的步伐离我们愈来愈远，此岸与彼岸在心口定格为无限的悲痛。
厚土苍黄，轻风吹过，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仿佛过去的人和世界已抛在身后，永远地消失了。
父亲节给父亲写信，是父亲走后我一直的存念。因为对话可以跨越时空，让天堂的父亲不再寂寞。父亲，但愿您能收到。
清明节，湿湿的怀念
也许是心事太重，我总不敢轻易提笔，唯恐心中最脆弱的部分会被重重地碰撞。
但清明已到，当寒冬腊月渐远，春天的花卉在生活的角角落落灿然怒放，春日的薄雾将日子罩上凝重的露珠，心中的怀念，顿时显得湿漉漉。
父母亲的合影就摆在桌面，端详二老笑吟吟的音容，就如全家人聚在一起聊天，快乐无边。而回忆和冥想，则像褪了色的黑白相片，没了阳光但散发着淡淡的幽光。
怀念母亲，走了将近一年的母亲，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因想念她而阵痛。
母亲属马。在漫长的生涯中，她“奔驰”了八十个年头，最后没入草地，把精神留在风中，缭绕儿孙心间。
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忙不完的人。
孩提时，自己磨磨蹭蹭起床，母亲已与姥姥洗完一大家人换洗的衣服，然后，拉着我匆匆离家。小跑途中还要买一个包子给我，送我进幼儿园后再赶着上班。从不愿迟到的母亲，几乎每个早晨都来不及喝碗粥，就因为长期没吃早餐而落下肠胃病。但自称“大老粗”的母亲是厂里的积极分子，工厂推广华罗庚优选法，母亲有板有眼地将它应用到汽车缝工的环节上；作为小学工宣队长，母亲给学生们声情并茂地上忆苦思甜课；汽车厂修理的车椅皮座是母亲用勤劳的双手创作出的无数“作品”；她利用业余时间为亲朋好友缝制的沙发，成了不少人家中客厅的一大摆设。而每每听到别人由衷的夸奖时，母亲略显羞涩的神情中更多的是欣慰。
母亲出生在小资家庭，幼年上过几年称“盖眉佬”的私塾小学，后来外公乘红头船漂洋过海，迫于生计，母亲当上了香烟厂的童工，饱受战乱之苦的母亲特别珍惜共产党给自己带来的安稳生活和工作岗位。20世纪60年代，哥哥姐姐下乡，我们上中学，母亲为了上下班不迟到、不耽误工作，经同事介绍，把我们家在市中心的宽敞房子换成靠近单位的市郊小宿舍，不少人说我们太亏，没经济头脑。但母亲说“值”！她深有感触地对儿女说：“找一份工作不容易，所以我特别珍惜。”平时，每每我们姐妹几个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鼓励我们：咬咬牙就过去了，女人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生活。这是她一生给我们的训谕，而她自己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母亲一生勤劳俭朴，她平常总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一生乐善好施，她总把自己的工资和儿女给的零花钱积攒起来不时捐助贫困亲朋；母亲一生崇尚知识，她要求儿女们上学、自学，晚年在家，她每天晚上看央视《百家讲坛》节目，隔天又把内容或复述给保姆听，或与儿孙们交流。母亲退休时才50岁，放下汽车修理缝工的剪刀铁钳，回归家庭，她又开始帮着儿女们带孩子。冬三九，夏三伏，她起早贪黑，尽心尽责。眼看着儿孙们长大成人，走进大学课堂，走进婚姻殿堂……却忽略了自己渐渐老去、不再年轻……
年轮不知不觉走了一圈又一圈，小时候叽叽喳喳围着父母转的儿女们渐渐长大成人，相继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儿女。操劳了大半生的父母亲渐渐清闲了下来，但闲着对他们来说很不习惯。寂寞的父母或与老友在喝茶聊天中企盼，或独自在阳台远眺一个个走进大院的人，盼望着儿孙回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有一次，家里装修完工，原来的老木柴门换了一扇新的，材质比原先厚重，外加装铁门把着，为的是老人出入安全。谁料，出出进进的父母亲，好几次因忘了带钥匙或因“铁将军”太涩重打不开，便借着邻居的电话打过来大声嚷嚷。而当我们火急火燎赶去帮着开门，看到父母亲坐在那里一副焦虑颓然的神态，很是心疼。身为女儿，刹那间感到，他们日渐单薄的身影如同日渐老化的柴木门框，即使换上新的门，也换不回双亲身体的硬朗。父母与柴门一样，不能与之终老。
去年春天，空气比往年来得异常湿重。家家户户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打开空调机的抽湿功能，雪白的墙壁被水蒸气染成大朵大朵的“水墨画”，太阳在雾漫漫的光圈中偶尔冷冷地露个脸，显得惨淡而不真实。
久病的母亲就在这样的天气中出院，而节前，母亲因昏迷住进了医院。这一年的春节，全家人在母亲病床前的轮流值班中度过。也许冥冥之中有了预感，抑或这是儿女们陪伴母亲度过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轮到我一个人值班时，看着母亲昏睡在床，她身上布满了条条插管，因病痛的折磨而显得瘦小羸弱。此时，想起她健康时母女海阔天空聊天的轻松，想起周末在郊外散步的情景，想起母亲以后生活的不再，我止不住泪水滂沱……
但母亲就在昏迷与半昏迷状态后又醒来，醒来的母亲仍思虑着家，牵挂着在外读书的孙女，只是，看儿女的眼神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有时幽怨，有时呆滞。
节后，病情好转的母亲想回家，回家的日子是母亲留在我记忆中最后的生活场景。
每每中午时光，春日的暖阳晒在母亲家里的露台上，阳光下点点吐翠的花草，含香吐蕊，生机勃发。这是母亲盼来儿女下班小憩相聚的时光，也是她一天中神情最佳之时，她穿着女儿为她洗漱后换上的干净衣服，与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这是她生命中阳光和煦、清风流淌的日子，也是一幅令左邻右舍羡慕的生活图景。
大概是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母亲有意无意地嘱咐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她让我们打开衣柜，指着平常钟爱的衣服说：“我走后你们不要把衣服扔掉，这些都是干净的，我生病时都舍不得穿。”躺在病床上时，她还忘不了一定让我们给她换一件旧的衣服，把新的、好的衣服挂起来。
母亲爱美，生活窘迫时，她的工作服折叠整齐，穿起来简洁素净。生活改善时，她的服饰多姿多彩。每逢节日，女儿们给她买的新衣服都会令她爱不释手。特别是穿起唐装大花袄时，古典的剪裁糅合传统女性的谦逊、内敛，使母亲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母亲特别讲究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那一年，为迎接我侄子和侄女的婚礼，母亲要我陪她到大商场挑衣服，光大红花图案的唐装就买了两件，老人说，怕天气变化，特准备两件，可见其对参加孙辈们盛典的重视和细心。
2010年5月19日，残忍的病魔无情地拽走了母亲生命最后的留恋。
母亲走后，我们姐妹几个把衣服分类，保存在自家衣柜，平常无意打开，睹物思人，珍藏的记忆小溪顿时汇成河流，汹涌而来……
后来，一些旧家具需要搬走，我们又回到老屋———车站宿舍。
老屋窗后是熙熙攘攘的车场，车流穿梭，人流依旧。树在，花在，赏它的人却不在；车在，椅在，床在，笔在，用它的人却不在，唯有儿女的爱还在。
都说生老病死是一个平常话题，但到了自己父母身上，总感到猝不及防的痛苦。父亲走了三年，母亲走了近一年，很多时候，看到执手相伴的白发老人，就会自然而然想起自己的双亲。生活中，遇到相识或陌生的长辈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总会主动地去为他们想办法。反思父母亲在生时，我们晚辈有很多做得不够好、想得不周到的地方，或许，以这种方式能一点一点地填补心中的遗憾。
春天的早晨，有鸟儿脆鸣在自家阳台，清脆动听，我幻觉是母亲在与女儿对话，我也希望这个幻觉就是母亲。
夜幕拉开，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渐渐涌上来，将周遭的空间弥漫得严严实实。于是，微闭双眼，好似穿越时空，看到母亲。她娇小的身姿着一身鲜艳的唐装，微笑地看着我，慈祥的笑容那么亲切又那么期待，像等着我带她去散步，去郊游……悲悲戚戚的思绪，深深浅浅的回忆，只能在清明时节，化成湿湿的怀念。
目送，走不出心灵的视野
仲春时节，我的心便有些恍惚，总觉得有事记挂着。最终想起来，是清明节要上山扫墓。
母亲走了三年多，每逢节日，我总是到佛堂，捧一瓣心香，祭心之怀念。按潮汕俗例，需三整年才可上山扫墓，是该去看看母亲了。
春雨绵绵，人的心，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怀想绵长。
母亲属马，生于兵荒马乱年代。虽读过几年私塾学校，但在外祖父乘红头船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后，身为长女的母亲只得放下书包，到卷烟厂当童工，把辛苦挣来的钱交给家用，帮外祖母拉扯弟弟妹妹长大。
艰辛的童年，使母亲在新社会参加工作后特别感恩。她工作认真，做事细致，追求完美。一把铁锤，一张皮革，通过劳动之手不断翻新，一张张美观、坚实的汽车皮座顿时成了母亲的杰作，因此母亲总为自己是一名产业工人而自豪。
记忆中的母亲，每天都起个大早，洗完一家子的衣服，再匆匆赶着上班。母亲常常是饿着肚子，饥肠辘辘，一直挨到中午才到食堂吃饭。长年累月，落下肠胃病。待儿女一个个长大，母亲早已为了生活，为了日子，筋疲力竭……
晚年的母亲隔三岔五做手术。每一次手术，全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每一次又把母亲从生命边缘拽捱回来。轻微搏动的心，是对人生的眷恋，是对儿女的挂牵，母亲创造的奇迹连医生都觉得惊讶。
身体好的时候，母亲会想着吃北方饺子，加一点陈醋。然后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让我拿着电吹筒，把湿漉漉的头发吹干，再到天台晒太阳。
在种满花花草草的天台，母亲把一溜五颜六色的衣服，前前后后铺开。当和煦阳光一缕缕打过来时，母亲慈祥的脸庞会有柔和光泽，很舒服地坐在那里享受大自然的赐予。儿女绕膝，有的泡茶，有的聊天。母亲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茶，有一搭没一搭地插上话。其实，她是胸闷，气力不足，坐着坐着，就说觉得疲倦，想回去躺会。
即使知道母亲总有一天要离开我们，但当下的感觉还是快乐的。在这无奈的日子出现的温馨片刻，无疑给母亲这匹在茫茫旷野中跋涉的“老马”带来一抹希望的阳光。
后来我想，或许我们不可能每天24小时都陪在母亲身边，或许是母亲珍惜与儿女在一起的时光，把最好的精神状态留给与儿女团聚的那一刻。而她更多的日子是在病榻，长久反复地困囿于有限的方圆，把疾病的痛苦和孤独的落泪，放在手掌的背面，儿女不细心是不易觉察到的……
上大学的外孙女们放假回来看望姥姥，母亲抚摸着外孙女的手说：“你们上大学了，有空拿着纸和笔，听姥姥讲家史，记录下来……”我们都笑了：“说啥呢，日子早着呢，写什么实录啊！”母亲苦笑着，不再说什么。
晚年的母亲，特别喜欢收藏手表。2000年，我到南非旅游，买了一只日本手表，精巧别致，戴了好些年，依然有人说漂亮。有一次，放在母亲家，她收了起来，爱不释手，并笑着对我说：“挺适合我的。”还有另一只表，不经意撂在桌上，也被母亲收起来……躺在床上的母亲，总喜欢问：“几点了？睡着睡着都不知钟点了。”于是，又把表拿出来戴在手上，以便醒过来可看时间。
我至今还没读懂，手表对母亲意味着什么。
后来，看到马建绪的《岁月的低音》里有这样一段话：“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说什么要和时间赛跑，那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一种想法。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追赶时间，只是在追赶的路途中，有的人脚步快一些，有的人脚步慢一些，不管是快还是慢，最终都给时间撂在半路上。”
守护母亲的日子，适逢2010年5月9日———母亲节。我一边陪着母亲，一边观看电视直播第十届大学生电影节颁奖晚会。获奖嘉宾吕丽萍、王姬、黄晓明、王全安，都祝自己年迈的母亲身体健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感谢母亲赐给我生命，感谢母亲让我站在这个舞台！愿天下的母亲平安、健康！
母亲的字眼频频入耳，让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已。痛苦的触角切入眼前，病榻中的母亲，从一个充满智慧的家庭主妇，变成了要两个保姆护理，还需要子女天天在身边照顾的老人，亲朋好友来看望她，称她有福气，而母亲总是皱着眉头，话语絮絮叨叨……我们没有说话，只是羡慕天下健康的母亲，羡慕天下无疾而终的母亲。眼下，只想尽所能陪伴自己的母亲走过她人生最艰难最无助的时段……
母亲逝世当夜，雷雨交加，倾盆大雨连绵不断，就如同我心灵的长泪。
端午节来临，下着大雨。全家人冒雨到佛堂祭拜母亲。
一面墙壁的木板排列上百个灵位，后人纷纷来祭先人。抑或是刚刚失去母亲的悲哀仍笼罩心头，抑或是不适应这种悼念方式，感到与母亲在茫茫人流中匆忙相遇，连说句知心话的氛围都没有。
只是希望借着炊烟袅袅，架起沟通的桥梁与母亲对上话。我在心里说，母亲，希望您在天堂快乐。身体好好的，不再被病痛折磨。
三年多，母亲离开的日子，渐行渐远。实际上，生活中，偶尔都会因为某个细节而触痛心中最柔软的部位，都会因为母亲在生时我们的大意、疏忽，或惆怅，或后悔，或痛惜……再也打捞不起的时光。
日前，好朋友李社长在微信中说起自己84岁的母亲，自己乘飞机去北京看儿子，从揭阳机场由儿女送进机舱入口，到北京老人家自己走出机场，听来令人羡慕。我没见过李社长的母亲，我想他母亲应该是坚毅、旷达、乐观之人，方能以年轻的心态到千里之外的首都，与儿子过一段团聚的日子。
北京是我的挚爱，每次到京城，看十里长安街，华灯初上，璀璨明亮。夜空下特色各异的高楼林立，呈现出迷人的轮廓。我母亲没去过北京，2007年，女儿上大学后，有一次约好要带母亲去北京，看看外孙女就读的大学校园，机票都订好，母亲又说“不去了，等以后”。只因当年父亲刚走，母亲走不出心情的低谷，身体虚弱，怕拖累孩子。我犹豫了一会，没坚持带她去。后来，母亲身体每况愈下，想去都去不了。
从此，我总为这件事背上了心灵的石磨，在沉重的记忆中咀嚼着这卸不去的心酸。每当出差到京城，走在宽敞大街或古老胡同，我总会情不自禁独酌这杯心灵苦酒……
母亲的墓园，视野一片开阔，远方是蔚蓝大海，深情眺望，仿佛看到母亲微笑着向我们走来。目送，心灵永远走不出渐行渐远的视野。
我们的发江叔
父亲与发江叔坐在客厅喝茶，阳台打来缕缕光曦，落在地板上，晃成大小光圈。窗外，过往汽车的喇叭声“突突突”时有时无，打断了父亲与发江叔交谈的话音。
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商品房还没出现，福利分房就是各单位建职工宿舍，家家户户企盼能在单位分到房。现在还不是分房的时期，父亲在跟发江叔嘀嘀咕咕说啥呢？
发江叔身子骨瘦瘦的，眼睛小而明亮，鼻子高耸，嘴唇薄，说起话来幽默生动，我们全家人都喜欢跟他说话。父亲性情急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燃，但只要发江叔在身边，几句不咸不甜的开解，他不是不开口，就是转怒为笑。
这是记忆中，家住车站宿舍生活的一幕。
绕了半天，发江叔是来与父亲商量借我家房子结婚的。
那时，我们家姐妹五个，父母，加上外婆，住着两房一厅，还有个小阁楼。挤一挤，父亲还是能硬挤出一间房借给发江叔住的。
那时，我还是小孩，懂不了那么多。只想到，以后的日子发江叔能住我家，说说笑笑，家里人就不必害怕总发脾气的父亲了。
后来，从生活片段和母亲的叙述中，我才拼凑完整发江叔的故事。
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半工半农”这个词，或者叫征地工。他们因为家乡的土地被国企征用，而换来工人身份。说到底，是离开了土地和耕作的农民，来到工厂开始学工人干活。再后来，又有“以工代干”一词，当时的党政机关也有着部分“以工代干”“事业编制”的人，不像现在都叫公务员。当然，机关队伍还是有事业编的人在干活。
身份是一个奇怪的东西，看不见，却始终萦绕其身。厂里的女工是正式工，找一个“亦工亦农”对象，好像就是下嫁了，因为她婆家还是乡下人。一个“亦工亦农”身份的青年，只要他没有干部指标转正，就算活干得再好，模样长得再周正，也敌不过一个相貌能力都平平的正式工或干部编制。人的价值，被身份压住了一半，我那时对这个称谓一直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是半个工人半个农民呢？
扯远了。
发江叔应该是从农村进城市到大三线炼钢铁再被招学徒进了车站当工人的。
他生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但母亲却把他给了人家。就因为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说这孩子命里的八字硬，得卖断给人家当儿子。卖到这一家，养父母的经济状况反而一般般，加上自家接续也生了几个孩子，顾了小的顾不了大的，发江叔小小年纪就过着半饱半饿的半漂流生活。在度过了艰难的童年后，他对别人给予的温暖都铭记在心。
十岁起，发江叔就挑起一对竹筐，拿着拨浪鼓，穿街串巷当卖货郎。竹筐里面装着糖果、纱线、纽扣、毛巾、牙刷等日用品，小小年纪，开始尝遍人间辛酸。
有一天，一老妇打开一扇门，轻声呼唤着发江叔，说要买个针线，挑三拣四，没个定数，倒是话里有话，总套着问发江叔是不是住哪村哪路，母亲是怎样的性格、体态，家里有什么人，一天、两天，一次、两次，说着聊着，老妇还会拿出一个面包、半个地瓜给小发江吃。
聪明机灵的发江叔回到家里，无意间跟养父说起这事，养父一听心里自然明白，就吓唬小发江不能去那地方卖东西，因为那总有人贩子出入，说不定就会被卖去“客顶”（梅县好远的山区）。
听从了养父的话，发江叔换了个地方做小买卖。这时，又有一个妇人跟前跟后说这说那。最后妇人把事情挑明了，说先前那老妇人就是发江叔的生母。而挑明这件事的是发江叔的姑。事实面前，养父母也只好说明缘由。
我不知道父亲与发江叔是何时认识的，又是怎样成为忘年交的。听母亲说，发江叔头脑机灵，又能吃苦耐劳，进车站当学徒工，先学汽车修理八年，再学开汽车。父亲一开始在业务股工作，管司机也管服务员，自然喜欢这机灵的年轻人。后来去当工会主席，组织青年艺术团———潮剧六团，学排戏，唱潮剧。发江叔等一帮小年轻成为文青，也就是在年轻人活跃的业余生活中，发江叔恋上了璇姐。
璇姐年轻、漂亮，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她平常不爱开玩笑，俨然一冷美人，只有见到发江叔才会莞尔一笑。准丈母娘很疼爱这个未过门女婿。但女婿穷得一瓦房都没有，而生母、养母又都争着要将媳妇娶进自家门。这时候，发江叔来找父亲吐苦水，并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父亲平常算是口才好的人，遇到发江叔却只能笑眯眯听他说。发江叔说话既口若悬河，又表达婉转。他真情的倾诉、诚恳的态度让我母亲最先动情。热心助人是母亲的秉性，平常在家说不上头句话的母亲，这次竟大胆答应下来，父亲也没意见，或许他没有想到母亲会如此爽快，倒叫他自己不知说什么好。
发江叔大婚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像过节一样。深夜一两点，看好时辰，头发光鲜穿戴整齐的发江叔悄悄拉着璇姐的手进新房。天亮后，母亲说，她作为长辈给这对新人开的门。闹洞房的亲朋好友还没到，我们几个小孩已经欢天喜地在他新房里跑来跑去。
那时的新房，总是摆一个大红盘子，放着红灯糖和双喜饼干，一个红色的玻璃花瓶插着一束塑料花。我好奇地凑上前去摸一摸那个红花瓶和那束花，一转身，裙子一撩，只听见“哗啦”一声，花瓶打碎了！我的脸吓得煞白，璇姐的笑容顿时消失，我母亲听见声音，赶到新房门口，骂也不是打也不是，只能一个劲地赔不是，并用手指戳着我说：“你呀你呀，尽惹事。赶紧出来，叔叔阿姨要休息一会。”还是发江叔情商高，连连说，“没事没事，瓷开嘴大富贵，小孩家毛手毛脚不是故意的，别吓得她以后不敢来叔叔家了”。
而对于我，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看别人结婚，就像打开生活的一扇门，用纯净的天性去观察新奇世界。
不知不觉，父亲老了，我也长大了。岁月如风，似乎不曾留下痕迹。
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文字工作者，对身处的大千世界充满深情，并做了一些自认为有用的思考。
有一天，我回娘家。母亲兴奋如蝶地告诉我，你发江叔回国了。“回来了？是吗？”我也兴奋起来。
发江叔后来在单位分了房子，搬进自己房子以后，生了一双儿女。后来，55岁退休的他与璇姐去了美国，投奔小舅爷并帮他打理餐馆。不会英语的发江叔学会了几句简单用语，每天开着小货车，四处奔忙送餐，渐渐扎下根来，也能在美国混口饭吃。多年以后，发江叔也见了世面，但其留在国内的儿女因年龄问题无法办理出国手续，再说岁月不饶人，干脆叶落归根，回到家乡。所以，我们一直喜欢的发江叔又回来了，全家人都高兴。
父母亲年迈在家，我们工作回家，遇到发江叔来坐，依然熟稔地叫“发江叔”，然后又没大没小地和他开起玩笑来。真是缘分，父亲身体日渐衰老，当年意气风发的父亲变成生活要儿女照料，出入要有人搀扶，稍有不慎就会摔倒的老人。而向往着外面精彩世界的父亲，难免对儿女平常善意限制他的行为颇有微词，有时气咻咻地嘟嘟喃喃讲给发江叔听。发江叔总是用一两个故事、一两句话，让父亲转怒为笑。从美国回来，发江叔阅历更丰富，故事更多元，加上幽默的表达，父母亲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发江叔来串门。
现在想来，晚年的父亲是孤独的，他孤独的心灵被掩盖在强势的外表之内，加上日益羸弱的行动力，更容易动肝火，伤元气。父亲走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每每想到当初我们意气用事的细节，总会后悔，总以为是为父亲安全着想，全然不顾他的感受。如今想想，着实心疼父亲，并由衷感谢发江叔陪父亲度过的愉快时光。
母亲晚年也身体不好，生命最后的一年大多卧床，虽然每天有保姆陪伴，但她总盼着儿女来看望她，和她聊天，陪她吃饭。保姆告诉我们，母亲总喜欢半睡半躺着，迷迷糊糊，但只要是听到发江叔来，就顿时变得神志清醒。母亲把生命中最后满满的主意和打算向发江叔和盘托出，对他比自己亲儿子还亲。
母亲撒手人寰，料理后事时，兄弟姐妹几个商量家里的琐事难事，有事便问发江叔，他是一个世事练达皆文章的人，只要他帮拿主意的，我们就听，肯定错不了。
送走了父母，大姐也要远赴澳洲跟儿子一起生活。临走时，她请发江叔喝早茶，我们姐妹几个来到茶餐厅，一见发江叔就像见到亲人一般。大姐一声“发江叔”，然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哗哗直流。抑或是丧父母之痛深藏在心灵深处，大姐走到亲切温情的发江叔面前，寻到了倾诉者。
母亲走了好些年，这些日子，我们姐妹几个总想着要请发江叔喝喝早茶，并送一瓶好红酒。在美国生活的他已养成了一进家就想斟一小杯红酒品一品的习惯。电话里，他说：“好，约个地方，晨练后就去。有心啦，还记得你们的发江叔！”爽朗的笑声听着挺有画面感哦。别来无恙哈，曾经跟我们借房的发江叔。
曲缘
回家探望父母，未进家门，一阵悠扬潮曲已缭绕耳际，客厅中电视播放的VCD是《刘明珠》片断，范泽华扮演的刘明珠声情并茂；沙发上的父亲双眼微闭，整个人陶醉在经典的曲目中。
父亲身边堆放的潮剧VCD有《刘明珠》《井边会》《换偶记》……大多是作曲家马飞先生的遗作。“老马的曲愈听愈有味。”父亲不时地念叨得到家人的默认。作为晚辈，我觉得潮剧的韵味也是自小耳濡目染而来的。马飞先生所作之曲凝聚着文思、才思、神思，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风流倜傥之人的独特魅力。
印象中的马飞先生方正脸，平头。金丝眼镜后面那深邃的目光，时常随着说话、哼曲凝视前方。他说话抑扬顿挫，极富幽默感。性情豪爽，话说到高兴时神采飞扬，笑声爽朗。而冬天脖子上的一条羊毛围巾，更是文化人的标志。
父亲是潮剧“发烧友”。年轻时，对三弦、琵琶等都略晓一二。作为基层工会主席，他组建了单位业余剧团，还创作出反映运输战线新风尚的小潮剧《夸夫》等作品。时隔几十载，父亲对当年所作的台词还能倒背如流。也就是因为这个“发烧”的业余作品，父亲与马飞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们两家住得很近。谦逊好学的父亲拿着习作登门求教，这一冒昧登门，让父亲与马老从此有了滔滔不绝的话题。父亲称马飞先生为马老师，我们也随之叫马老师。
夜幕降临，常常才是他们谈兴正隆的时光。处于创作旺盛时期的马老师常请父亲到家中，将自己的新作分段一遍遍用录音机播放，与父亲共赏。有几段得意之作父亲称之为经典，如“痛彻孺怀，泪洒尘埃……”刘明珠哭坟一段，加上范泽华声泪俱下的演唱，听得父亲连连击掌称“雅、雅……”而《磨房会》那“碧空如水明如海，月影照平台”两句更是百听不烦，细细咀嚼，韵味无穷。赏曲常在夏秋之夜的天台，树影花香，别有一番意境，把自己得意之作与老朋友共赏，确是惬意之事。
我们家那时的生活并不宽裕，但偶尔司机出车从外地带来新鲜海味，热情好客的父亲总催我们草草用完晚餐，为的是将难得的佳肴留作夜宵款待客人。晚饭前后，父亲开始张罗，把切开的鲜鱼片放在通风口晾干，然后将厨房里的坛坛罐罐捣鼓开，花生酱、芝麻油、豆油掺和搅拌，随着炽热火苗，一股喷香乍起。两只酒杯、两副碗筷在圆桌摆开。记得夜深人静，灯光微弱，雪白的墙壁映出一对剪影。父亲与马老两个性情中人，借酒助兴，谈诗词、谈作曲、谈人生，淡泊之交却无所不谈。有时我们在隔壁房间，在偷听谈话中渐渐入睡。有时我们干脆搬把椅子，坐在一旁，偶尔也插嘴问话。马老师总会寻些有趣的话题与我们交谈。后生无畏，答得夸张或个性张扬时，他直呼“好！有性格”。“寒夜客来茶当酒”，“新春佳节酒当茶”，我姐有一回在春节期间与马老的对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就这样，一回生两回熟，我们也多多少少受到潮剧的熏陶。
那时候通讯不发达，父亲与马老之约常常是通过儿女跑腿来完成。父交子往，两家的儿女也有了走动，马老说，这叫“通家之好”。印象中，马老的生活节律与人不同，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创作灵感。为了一段曲、一句词而苦思冥想，而一旦创作顺畅，便是胃口大开、谈笑风生之时。据悉，在《换偶记》作曲中，他把自己关在房间，废纸扔了半篓，却作不出好曲。后来朋友用摩托车拉他到澄海东里兜风，清新空气和田园风光使他寻到了灵感迸发的突破口。回家后，将老翁马大成和姑娘贾月英各两段唱腔用不同风格生动诠释出来，买小媳妇的马大成与屈嫁老翁的贾月英一喜一悲，形成鲜明对比，其生动效果不言而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住房不宽敞，单位好像也没有创作室。在家创作，夜静更阑正是剧作家的黄金时间。马老师任务一上身，便是全神贯注，不分昼夜埋头伏案。一次，作曲至深夜，因不愿惊动酣睡的家人，马老师饥肠辘辘地寻遍家中可以充饥的东西，看到竹篮里有鸡蛋便煮熟充饥。天亮时，夫人发现要凑数与人祝寿的鸡蛋少了一只，眉头双锁。马老哈哈大笑：“鸡一生不又有了么？”在童年的我眼中，马老师的生活似乎也过得有滋有味。殊不知，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名家光鲜的背后也有诸多生活的辛酸尴尬。
六十多岁的马老师因病离开了人世。
记得那年，生病的马老住进医院，一住就再没有回家。幽默的谈吐，爽朗的笑声，浪漫的自信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却挽不住过早迈向死神之门的步伐。
人生难得的是朋友，更何况是无所不谈的挚友。马飞先生的离去，不啻为父亲晚年生活沉郁的一抹。这些年，父亲心情不免黯然。每每有潮剧新作上演，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观看。回家后进行品评，又情不自禁拿马老的戏做比较；平常，录音机放的是马老的曲，DVD播的是马老作曲的潮剧。我们懂得，这是他给远去的亡灵送上的一片哀思，也是思念朋友的独特方式。年逾古稀的父亲腿脚不如以前，思维敏捷不如以前，但谈起马飞老师时却思路清晰，言语丰富，且充满感情。因曲结缘，马老在父亲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职大，泛黄而清晰的记忆
今年秋天，同学聚会。几天后，一位同窗有感而发给我信息，内容是八一秋职大同学三十丹樱园相聚感怀。30年弹指一挥，说起来轻松，想起来沧桑。
20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那一年，教育部下发新政策，承认职大、业大、电大等业余大学的文凭学历，这消息对我们这些从田野到车间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大惊喜，终于在宽阔车间隆隆机声中，搭上了读书的末班车。于是，报名、复习、考试，用唤醒的人生激情去追逐阳光般的梦想，期待用我们勤奋努力换来的入门券，去叩开未来希望之门。
放榜时刻，在市区瑞平路老八中的右墙角黑板上，寻找到了自己被录取的名字，一阵欣慰涌上心头。
生活的排序，因职大的学习而改变。白天上班，下班后匆匆吃完饭，拎起课本，步行着赶往学校上课。夜空下的职大，灯光映照着一张张不再年轻但聚精会神的脸庞。哲学课的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文学课的古代史、现代史……知识的补给，如丰盛的营养大餐，品来大快朵颐；如源源不断的清泉，饮来甘之如饴。那时的日子，我们渴望着每天的课堂，渴望着诗歌散文的营养补充。我们读书，也像文学青年一样，痴迷于美丽的文字，痴迷于那些溢满胸口无处安放的忧伤之美。文学是梦想的旗帜，是精神深处对梦想不舍的坚持。
古今的文化熏陶有一种丰润，让人在神采飞扬中共享人生。而在生活的磨炼下积累的经历阅历，成了读汉语言文学的一笔财富，它助推我们理解文字的内涵。但业余读书，工作之余需要完成的学分、课程也并非轻而易举。它需要坚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更需要求知若渴的心理。我们班的同学老、中、青皆有，最老的已经年逾50，最年轻的差不多刚高中毕业。年轻人的精力自然不在话下，但那些娶妻生子的，难免劳累困顿，听课不时打瞌睡。当年，我们似乎不太理解这种读书状态，课余不经意的调侃中还有嘲笑之意。如今想来，愧疚之后更多的是敬佩，这些不再年轻的同学，以自己的顽强意志完成了四年的业余课程，成为“杂牌”大学生的标杆。
那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外马路图书馆四楼常常灯火辉煌，诗歌朗诵会清雅不凡的立意，引来了璀璨“诗星”，文学青年通过登台朗诵，赋予原创或经典的诗歌最生动的表情、最动人的音节。不知怎么回事，有一次朗读会上，我就被推上台朗诵了一首莱蒙托夫的《帆》：“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波，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尽情吟哦，快乐无边。是啊，以青春的名义，只要有所热爱，你的精神世界就有一种真正飘逸、飞扬的状态。
我们有柴米油盐的烦恼，但更有单纯的快乐。临毕业全班组织到厦门鼓浪屿活动。我们一边在斜坡小石路散步，一边朗诵着女诗人舒婷的《致橡树》，不经意来到一间商店，发现挂着一套纯白的针织裙，几位女同学每人买了一套。当天晚上就在下榻的旅店，学着跳起芭蕾舞《四小天鹅》的片段，虽然是蹩脚地踮着脚尖，自哼旋律伴奏，但这惟妙惟肖的克隆充满喜悦的氛围。就这样，“杂牌”大学生们过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孜孜不倦追求的是精神的富足。
四年同窗，男女同学对话少之又少。奇怪的是，到了临毕业时，大家觉得就要分别了，没有理由不再交往，刚好都以写论文的理由向单位请假，时间反而多了起来。于是整合资料信息，走得密一点的同窗相互提供、交换材料，便有了沟通的契机。同窗三五成群，相互串门，交流谈话，滔滔不绝。一个题目，若干段落，以至于论文的研究方向都沦陷在了话题的汪洋中。
三十年了，太多的沧海桑田。不少老师、同学已身子佝偻，有的已英年早逝。我们的中文写作老师罗炎州，微卷的头发，略胖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庞，每次上课都那么认真又诙谐。记得我的议论文《将军骑马士兵也要骑马吗？》被他在课堂上作为范文略提了一下，这略微的一提在人生特殊的时段给我的写作提振了信心。毕业后好几年，听说他病逝了。虽然平常少联系，但师恩难忘，令我难过了好些日子。那位姓秦的同学，短短的脸庞戴着眼镜，说起话来总伴随着爽朗的笑声。一次同学聚会后还表示，下次由他来资助同学聚会活动，但不久就听说患了癌症。有同学说，一开始他到省城医治还信心满满，偏偏幸运之星不肯垂青于他。过了一段时间，被医生叫去谈话后的哥哥对他说：“弟，咱回家吧！”秦同学从兄长佯装轻松的口气中读懂了残酷的内涵，残酷的癌细胞使那个曾经健硕壮实的身体变得弱小枯槁，回家没几天，秦同学就去世了。
我想，但凡任何人，存有生的希望时，渴求的眼神肯定令人为之动容。而一旦精神崩溃，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秦同学是经受了病魔的折磨后渐渐走远的，而另一位张同学的猝然离去，是在亲朋好友毫无准备的一刹那发生的。据说，张同学出差回到家已是半夜，隔天一早还开着摩托车送读高三的女儿去上学，回来后觉得累，有点昏，也就是这有点昏，导致心梗……两位同学的猝然离去，其实想起来与下海经商有关。商场的劳累，人际关系的复杂，资金的续断……使之不敌生命之重而怆然离去，留下的是妻儿的悲哀无奈。
人在秋天，心是静的。职大过去已三十载，在我们咀嚼日子的时候，感叹的，不仅是岁月流逝。
三十年流淌的日子，最值得书写的是同学们对事业的孜孜追求，对生活的乐观向上，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财富。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大多还是懵懂岁月：改革、开放、下海、沉浮、漂泊、沧桑……人生要面对的多少挑战可想而知，但大多都没有退缩过。岁月留下的记忆犹如刻在旧日纸片上，泛黄但不失清晰。在生活的河流中，有的失业后靠打工卖保险度日，却将儿子培养成赴美留学的博士生；有的从机关离开下海后屡遭挫折，却用一技之长舞出一番天地；很多人矢志不渝，愈挫愈坚，即使在最困难之时，心中仍保留着不朽的风景，“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东坡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毋言才华，其人格、乐观进取之精神实为万世之表率。他孤光自照，光而不耀，我愿拥有大师内心这种磨砂之光、恒久之光”，一位姓林的同学在交谈中表达了他的心声。离开令人羡慕的机关下海经商，最苦时在北方零下十摄氏度打工却只靠泡方便面度饥的林同学，经过一番磨难，在生命漂泊归来后仍钟情于文学。事业好转后，他仍念念不忘的是工作和读书，不忘的是对父母的尽孝和对子女的尽责。
人，不能决定自己的长度，但通过努力能决定人生的宽度、厚度。诚如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所言，幸福绝非在大山那边，而是潜藏于人类自身———但不是那种悠然安坐的自身，而是始终以大山那边为目标，一步步攀进“战斗的自身”，幸福就潜藏于这种生命的跃动之中。
这就是我的同学，三十年前同窗四载的同学。
激情飞扬老文教
五月，文艺百花盛开。
老文教专场演出在纪念“5·23”活动期间推出。瀚苑场地小，舞台没有一流设备。匆匆赶到时，演出已开场。我猫着身子，低头找座位，渐渐进入已是浓郁的氛围。
台上的歌者激情飞扬，但面孔不再年轻。目光扫视台下，还有熟悉的人小声辨认交头接语。旋律，舒缓流淌。窗外，夜空星光若隐若现，变成幻幻的光、碎碎的影……
浮云似的远山，在蓝天下衬成舞台背景。山腰辟开的空旷场地，几排年轻人交错排列。他们虽穿戴朴素，但形象俊朗，表达深情，在同龄人眼中是幅动人景象。
“天之骄子”“优越感”是当年文教宣传队留在我印象中的词条。并非男的个个英俊潇洒，女的人人貌若天仙。可是，能进教育局宣传队的，多是有才有艺，且身材好嗓音高，因而，自有一份与众不同的自信。而人一旦有了自信，即使长得不咋的，也能因其特色而凸显，生动可人。
那时，文教宣传队学习排练基地就设在我们母校六中。印象中，排队进出校门，文教是一景。男的理着小平头，女的多是三寸辫，个个精神抖擞，步伐齐刷刷，走路挺胸收腹，说话抑扬顿挫。大概是演出养成的习惯，在公众面前，总是保持着那份优雅的举止投足，那份神采飞扬，也算是那个年龄段的人对形象的诠释吧。
宣传队一般是上午读书，下午排练。一旦排练铺开，小礼堂如同战场。人声鼎沸，练功起劲时地面还荡起薄雾般的烟土。这边练舞蹈，那边排合唱，而琴弦琵琶等则摆开阵势，对号入座。有时，抒情的乐曲令上课的我们不得不开小差，悄悄侧着耳朵感受窗外的另一番热闹。有时，则利用体育课间隙，干脆跑到礼堂门口看排练。不少时候，我们成了看彩排、看演出的忠实观众。那年代，看正规团体演出的机会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教的节目弥补了特定时间段的文化生活空白。
学生不但要学习，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农分校，就是“五·七”指示的产物。许多学生走出校门，在分校一边学习，一边劳动。记忆中，坐落在桑浦山的分校，山坡翠绿，溪水潺潺，猪舍茅屋，菜地平畴。我们住在简易平房，以学习为主，轮上劳动班时全周都是干活。花生出土，稻谷上场，种菜浇肥，都有老农似的老师教着，更多的还是放牛、牧羊的轻松活。“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学生定期轮换，一批走后又来一批，于是，分校显得格外热闹，人气特足。
文艺下乡，文教宣传队算主力。农忙慰问，我们住场部附近。没事就跑前跑后看排练。听多了独唱合唱，在记忆力特好的年龄，有些歌词竟入心入脑。迄今，还能唱出“朝霞染红桑浦山哎，桑浦山下收割忙……”“小石桥，不平凡，奔流不息不留停，谱一曲英雄的颂歌，五洲四海齐歌唱……”等歌句来。
提起文教人，总体印象是语言能力强、思维敏捷。因为学生时代的演出需要策划，需要创造，需要调动观众的情绪，还需要打扮。朴素单调的生活年代，文宣队员变着法儿的穿戴，让青春亮起鲜活的色彩，使人感到生活多了缕缕阳光。而我们对美的神往和欣赏，也留下了欢快丰盈的痕迹。
岁月流逝，青春从眼前呼啸而过。当年他们的朝气和活力，如同激情的火苗，点燃了理想主义色彩绚丽的火花。但生活毕竟不仅是歌唱。回到现实中的每个人，得靠自己面对风雨，历经沧桑，按各自的路径一路向前。
30载一晃而过，前些年我家还住在绿茵庄。晚上漫步林荫道时，只见一溜汽车、摩托车静静停靠。这才想起朋友说的当年的文教宣传队已组成老文教合唱团，排练选址在幼儿园。曾经兴奋如蝶的少男少女已人到中年，但挚爱艺术的心灵依然年轻。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虽地位不同，对艺术较真的劲却都一样。夏三伏，冬三九，从排练室窗口，看到的是仍像学生一样热情认真的人群，传出的高歌浅吟深情依旧。唱得路过的、驻足的人们，不由暗暗佩服和羡慕。
眼前，《满江红》《祖国颂》……一曲曲演唱令人陶醉不已。热情熟络的艺术团副团长陈小岩走过来悄声问：“能坚持看完吗？”显然，他认为，不属这个圈子的我能坚持到结束只是一种礼貌。我却说：“怎么不能，我当年就是文教的崇拜者。”“谢谢！”陈小岩笑得很欣然。
口琴，思乡的深情表达
我所住楼房的保安队员是一群年轻的外来工。每天，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小伙子们精神、礼貌，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一个傍晚，我在厨房打理家务，忽然一阵熟悉的音乐飘入耳际，愣一听是口琴。口琴吹出的是久违的《十五的月亮》。后来，连续的几个晚上，我细心倾听，琴声依旧。往窗外看，夜幕下星空点缀，出现了年轻保安吹口琴的剪影，一幅深情的思乡图，一曲缘自心灵的倾诉，在都市背景中显得特别清纯，不禁唤起沉寂的记忆，拂过一阵莫名的感动。
一把口琴，简单的演奏就能唱出深情的乐曲，这是外乡人业余生活的特有方式。他们来自异乡的农村或城镇，因条件限制，不可能在业余时间优雅地拉着小提琴，或保持着优美的坐姿奏起手风琴。而口琴简便，也属工薪阶层承担得起的文化消费。
一把口琴，原本也不具备特殊的抒情元素。偏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年轻时对口琴有一番亲历。因而，绿色长方形的乐器覆盖了我对口琴的记忆，成了那个对生活充满向往的年龄段最深情的旋律。
两三排火车形状的宿舍前，是开阔的操场，几副木质篮球架下，一群军装头小年轻常常攒在一起，为了一个投篮而吆喝，而叫喊，而吹哨子，那是农场工余傍晚的印象。20世纪70年代，通信工具匮乏，外乡人在两百多公里外的异地，每年只有两次探家假期，想家的日子难以打发，听到夜晚传来的口琴声，心头就有一阵发疼的感觉。于是与农友小陈一起盘算，弹八线琴、吉他都不会，可能口琴学起来容易些。为这事，他们还专门找了个借口骑自行车到海城，认认真真把琴买下。一开始，晚饭后还像模像样地学着吹，吹着吹着，因为音阶移动，旋律高低，口琴在嘴唇之间移动太频繁，磨得嘴皮发疼。更关键的是有顾虑，女孩子怕嘴巴随着吹口琴而拉扁变大。而且似乎会吹口琴的年轻女子也少见，以至于将攒钱买来的口琴丢弃一边任由其生锈。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知青农场成为一群人生命中元气最充沛的集散地，口琴，是在个中发挥不小作用的道具。
酷暑寒风，春夏秋冬，都得在田头作业劳动，对于一群20岁左右的青年来说，不苦不累是假。从荷把锄头在肩膀，到一下一下刨开坚硬的红泥土，到种上花生番薯苗，个个汗流浃背。休息时，记得有个瘦瘦的男农友，将酸痛的脖子向前伸：“啊，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感慨触动了不少人，但淘气的我们还是笑话他，堂堂男子，一离家就想家，就像被判了15年的监犯一样。“15年”的绰号由此而成。我们怕他会生气，谁知他却自我释怀：15年就15年，想家又有什么值得可笑？后来，路过男宿舍门口时，看到“15年”也在吹口琴，那时单纯，现在想来，那简单的抒情远不止爱好成分，从表层看至少还有想家，甚至是爱情最初萌芽的情愫。
我们的农场有几个分场。分场与分场之间，还有一个当地的小林场。说是小林场，其实也就是几个农民白天巡山林，晚上在此住宿。从场部到食堂吃饭，总要经过林场门口。每当夜灯初上，会看到他们拉着二胡或椰胡，“咿咿呀呀”奏出我们听不懂的乐曲。那时，农村男人喜欢穿花布裤衩，林场人拉琴时的这种装束，当时的知青压根看不起，加上夜夜听来都是这几首曲，觉得好笑，暗地里叫它“无字曲肚内知”。其实，借琴弦抒怀有何错？虽然乐器不同，但表达的方式无异。
下乡时，我们带队的是管理部门轮流指派的年轻干部。记得一位姓邱的女干部从海南回城，谈到当年她们下乡情景时忽然表情变得若有所思，她说有一年中秋，修水利的知青们坐在坝上赏月，一个知青摸出一把口琴，对着皎洁月亮，悠悠吹着思乡曲。夜静更阑，吹着吹着，不知谁悄悄哭了起来，渐渐，哭声由个体变成小群体，汇成了思乡大合唱……
农场有一条水利沟，每天下午，从公平水库放水灌溉农田。劳动归来，我们喜欢将脚浸在水里，望着无边的流岚和晚霞，在清凉而欢快的水中，心境慢慢澄清，融入静谧之中，有种从容和平静。此时，听到身后口琴声，思乡的淡淡忧郁就自然而然写在脸上。
流金岁月，岁月流金，当口琴渐渐被生活遗忘时，此时的琴声再现便成为温馨往事。
口琴，思乡的深情表达。感谢那些日子，也因为感谢，所以怀念。
老歌，一代人的经典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
静夜中，当属于自己的歌浮出记忆，禁不住低低吟唱，在心里，为了那逝去的少年时代。
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坐进堂皇的大剧院，欣赏交响乐《天鹅湖》的经典乐曲时，往往谢幕前一首加插的中国乐曲，又把我带进逝去的岁月。随着《北京喜讯到边寨》欢快的旋律传达的喜悦之情，我怀旧的思绪，却是农场广播室的飘絮。那年月，在广播室播放的歌曲中，《北京喜讯到边寨》《北京颂歌》《渔家姑娘在海边》就是主要短打曲目。还有《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草原儿女》《沂蒙颂》《阿妹上大学》等舞剧曲。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欣赏乐曲是一个忙里偷闲的愉悦过程。当然，在音乐曲目的选择上，完整的时间段主要是选择舞剧曲片断，而短打的一两分钟乐曲，则是抢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之前的短暂时段。无数次的播放，不经意间，我也就成了《北京喜讯到边寨》的忠实听众。
当我们走出校园走进了农场，在集体生活中，歌声无处不在。收音机的、田头的，方式不同却都表达各自内心的浅吟。不少时候则是引吭高歌。譬如，纪念党的生日、国庆联欢，农场就会组织知青歌咏比赛。为了拿下名次，晚饭后，食堂里自然成了天然排练厅。“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夜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多年以后，我们在卡拉OK唱起《延安颂》《长征组歌》依然那么流畅，其实都是那段岁月学会并随着时光流淌珍藏在心灵深处的。
生活里的歌声，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熏陶。常常是沉浸于苦闷和烦恼之后，又有了对阳光的渴望。
心灵的歌唱，更多来自生活这片厚实的土地。农场与一片片乡村相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从城市真正走进了中国的农村，走进中国的民间。薄暮时分，人渐稀少，晚风渐渐吹起，土地泛起阵阵苍凉。收工后，我们坐在田埂，轻轻晃起沾满泥巴的裤腿，看夕阳晚霞，看大地村庄，看远方的农民在耕耘。老牛艰难地前行，扶犁的汉子，吆喝声随一阵阵鞭花甩上半空而起起伏伏，如同劳动号子，透出一股不屈的坚毅、生命的厚重。少年强说愁滋味的我们，虽然会说出一两句戏谑的话语，但看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风吹日晒的艰辛劳作情景，大笑之后有时骨子里仍有酸酸的感觉。
我下乡的地方是海丰，白字戏是当地的戏曲剧种。它不同于流行西北的秦腔，与我们熟悉的潮剧也不同。直觉中，潮剧是在轻声细语的叙述中娓娓道来，而白字戏则多了几分浑劲和厚重。譬如，同是演《杜鹃山》的柯湘，潮剧中柯湘的唱腔和念白是党代表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而白字戏里的党代表风格则显出恨铁不成钢的急性子，真的是应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俗话，而文化的催生和孕育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因为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才让我们觉得白字戏俚语般的晦涩难听，偏偏又能津津乐道地学几句以赢得别人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褒扬。
我先生是俄罗斯歌曲的崇拜者。几年前，他出差俄罗斯，一天深夜，乘坐列车穿越俄罗斯大地的他给家人打电话，大声赞叹：“俄罗斯太美了！”嚷嚷得至今我都为自己未走进这片淳厚的土地而感到遗憾。卓娅与保尔，普希金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为我们这代人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俄罗斯文化浸润着那个时代乃至一代代的人，一旦《三套车》《伏尔加河纤夫曲》缓缓响起，沉睡的激情就会瞬间被唤起、被点燃，那饱经风霜的低低诉说，仿佛站在深秋夕阳下，极目之处，层林尽染，风吹过，摇曳出落叶的“索索”声，三套车的车轮过处留下深深印迹……是这来自异域的歌，把我们引向这个民族的内心。而跨越国界的音乐旋律，又把我们引向土地，引向民族，引向思索……
在开放的大潮中，一段时间几乎涌动着全民皆歌热潮。卡拉OK使往昔向往歌唱又未能登台的人有了圆梦的补偿，热情随潜能一同释放，新歌老歌流行歌外国歌一同注入目录，“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会情不自禁，起而和之……
“雪皑皑，野茫茫”，偶尔坐同事的车，一两首耳熟能详的歌，会突然拉出一个亲切话题：“你也喜欢这歌？”“是啊！”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呵，老歌，属于一代人珍藏的经典，历尽岁月磨砺，仍闪耀着美妙的艺术精粹，个中蕴含的纯真与美好的情感，超越了时光，超越了记忆，唱着你，念着你，我们走过了自己的青葱岁月。
母校六中
因为要补办一张毕业证书，我专程回到母校。
40年前，我从这里高中毕业。时光荏苒，现任的郑校长问我，哪一年毕业？在哪个班？班主任是谁？我一一脱口而出，教导处一查，还真没错。
我的母校———第六中学，位于同益路32号，是由创办于1904年的正始中学和创办于1948年的领海中学于1953年合并改称的“汕头市私立正始领海联合中学”，后又更名汕头市第六初级中学、工农兵中学、汕头市第六中学、汕头市海滨职业中学，到1999年校舍全面改建，并改为普通完全中学，校名恢复为汕头市第六中学。
几度风雨，历经沧桑。内疚的是，离开了母校，又何曾真正关心过母校？我们只有青春年少记忆中的校园模样和往事片断，以及偶尔的思念。
眼前的六中，一幢新教学楼矗立。操场上，莘莘学子奔跑的活跃身姿在眼前晃动。而镌刻在我脑海的是改建前的母校：一幢二层楼的古建筑，金黄色的屋檐向天空飞扬。古老的建筑，细碎的风，马路边那绿荫茂盛的金凤树。夏天一到满天彩霞般撑开的花，红扑扑的，像年轻人青春的面孔。
当年因为家住得远，母亲找人把我从聿怀中学转到第六中学。那时也不讲究名校不名校，只要离家近就好。
记忆中，每天一早匆匆忙忙走过火车桥、文胜桥，再穿往印刷厂、慕韩里，一到公园外围，离学校就一步之遥了。那时，父母忙于工作，哥哥姐姐皆下乡，剩下不大不小的我们，半挨着饿，快快乐乐上完课又往回走。偶尔还要绕道二马路，抬点蜂窝煤，买点米。有一次，肚子饿得不行，我摇摇晃晃地挑起煤筐，不小心撞到了桥墩，煤块撒落一地，桥面乌黑黑一片。于是，我赶紧用两只手捧起煤块，一颠一颠往家里赶，脸上抹了一撇黑还不知道呢。
走进六中，惊讶于每天都能见到帅男美女。原来，这里还是文教系统宣传队教学所在地。能歌善舞的青春靓丽面孔，整天排着队进进出出，好不神气。
读书间隙，我们也会追随文教宣传队的活动，看他们唱歌，吊嗓子，看他们排练舞蹈《雷锋桥》，直到如今，我还能哼唱《雷锋桥》的歌。学校有时晚上也会组织学生去看文教宣传队的演出，记得有交响音乐《沙家浜》，还有一个叫《向文海》的合唱。看着看着，就会议论谁长得好看，谁歌唱得好？看到谁与谁男女声二重唱，就猜会不会发展为恋爱关系。虽年纪轻轻，但萌动的青春也在瞎操心。有意思的是，放学路上，几个女同学结伴而行，跟我们同路的有两个女文教队员，其中一个走路摇头晃脑的，我们觉得太张扬，不喜欢她；另一个文静、含蓄，走路的姿势很好看，我们就老跟着，还想快步走在她前面，近距离看她长什么样。终于，在小巷的拐弯处被我们看到了，长长的细描眼睛，尖尖的鼻子，像古代画里的美人。但眼尖的我发现，她两眼眉宇间好像有一个小三角印记，同学一听哈哈大笑说“算你看得仔细”，听说她是小时候在吃爆米花时看见里面有一个小三角形铁玩具，随手拿了往双眉间一按，谁知用力太深拔不出来，直哭，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拔出来，便留下了印记。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我有一段时间老在找那种里面有小三角形铁玩具的爆米花，希望往上一按，也会像该同学那么美。哈！这不就是那个年代的追星吗？
记忆由远及近，印象清晰的还是高中同学。读初中时，从三连到四连又到二连，拆拆合合，读了好几个班，记住了师范学校来的几位年轻老师。高中时仅有一个班，因为文教要办一个高中班，学校就专门开了一个班。
那时候，读书好像静不下心来。除了上课、考试，就是开会、参观，走出去、请进来。为自己毕业后往何处去而迷茫。我们这一代人，还没赶上高中毕业就能参加高考的黄金时代。
2014年，我出差到B市，给一高中同学打电话。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眼前的他，戴着厚厚镜片的眼镜，额头多了几道皱纹，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随着他的话音，记忆的玻璃渐渐拂去了浮尘，我寻到了往昔时光。
夏天的夜，桑浦山，五七分校的山坡地，他挑着洒水桶，东歪西倒，还没上山，一路上桶里的水就洒掉一半，一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样，让人觉得又无奈又好笑。可是，当傍晚学农分校的广播喇叭响起，轻音乐伴随着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读起“金色的山坡地，我漫步走上山坡地”的美文时，同宿舍的女同学总会屏住呼吸认真听，当知道这美文竟出自我们班的书呆子之手时，惊讶后都禁不住奔走相告，也开始对这位学农时挑着水桶歪歪扭扭的书呆子同学刮目相看了。
毕业了，我们同一批在学校报名上山下乡。陆丰县炎龙公社欧厝大队当年是我们的学习典型，全市各学校都有一两个名额，我也做好去插队的准备。有一天，班主任吴老师对我说，“学校只有一个名额，你就让给钟同学好不好？”“可以！”我想都没想就答应老师。我没去过那个地方，如今想来，插队的地方肯定比我去的青年农场要艰辛好几倍，他应该拿出在金色山坡地挑洒水桶更加倍的毅力，才能适应那几年的插队生活。
在那里，他艰辛劳动，也快乐生活；他考上了大学，也收获了爱情。工作后又自学考上研究生。并与妻女走进B城开拓新生活。再后来，生活有一些变故，他还是以下乡知青坚韧不拔的毅力挺了过来……
这就是我高中的同学，因为一同毕业走相同的路，虽然下乡不是同一地方，但以后工作性质的接近让我们多多少少有联系，所以，在众多同学中，我还记得他。
中学时代的同学，如同在平原上的伙伴，可以结伴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而人生一旦进入了森林，有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就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也就是说，“人的一生之中，只有少年时期才会拥有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学深情”。记得这是一位作者说的话。而当我放飞思绪，这应该也是我们每个人回忆起同学时光时总有一种美好和快乐之缘由吧。
这时候，我回忆的思绪回到那个手写书信的时代，一切都是慢慢的、朴素的。那时，青春的荷尔蒙在纸页上散发，而经过时间的发酵，也就成了似是而非的热爱生活的证据。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同学的书信来往是在毕业后才开始的。有青春意识的萌动，但更多的是生活的苦闷，前途的烦恼和友谊的维系。如今，只要看到信件，我还会觉得亲切，因为信是具体指向收件人的，想想，我们已有多久没有用手写信件了。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姓林，他声音洪亮，表情丰富。上课时，总是一边讲解一边充满激情地朗诵：“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多年以后，我们还能熟练地背诵毛主席的诗词，应该归功于林老师当年的倾情讲授。若干年后，当得知他儿子是我职大的同学时，我来到老师家中探望他。时光流逝，老师的脸庞有了岁月的痕迹，身子骨也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老师笑呵呵地说：“没关系，我们老师们坐在一起总开玩笑说，到了老年，每个人都得分一点毛病，我分到的这毛病还能治，也算是万幸了。”寥寥几句话，让学生读到了老师乐观的生活态度。
我高中的班主任老师姓吴，教数学，满口潮阳地方口音。在黑板板书时，伴随着他独来独往的数字书写和生动的口音，总会不时引起同学们的笑声。他生动的手势加动作，也给无法静心读书的同学带来许多窃窃私语的谈资。
但吴老师为人朴实，不喜欢张扬，就像他所深谙的数学，有什么话直来直去。当然，有时候为了教学效果或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也不回避用抛物线或者三角函数的方式去迂回穿梭。老师给我最深印象的不仅他教会了我数学知识，而且教会了我步入社会的人生道理。在毕业班每一次的学农实践和上山下乡的动员中，他总会深思熟虑，既循循善诱，又不张扬说大话。一些细节如今细细想来，是作为一个长辈对他的学生在未来道路上的启蒙引导，是对一无所知的同学走向社会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担忧和牵挂。
写母校，我想，自己应该去寻找老师的电话，去看一看这位高中时的班主任。当年他住在一所中学的宿舍二楼，房不大，妻子是朴实的工人，有一双儿女。在老师家，偶尔串门的我们还帮着挑拣鹅毛，做装被子用的。勤勤恳恳耕耘一辈子的园丁，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母校六中，回忆在往事里，咀嚼时间浸泡在内心里的滋味。
后来，我在郑校长送给我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相片，那是改建前我上过课读过书的二层楼建筑。老式屋顶，窗棂结构却简洁明了，如同那时我们简单快乐的学生生活。此刻，阳光从办公室的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均匀地洒在图片上，一切都像在梦境里。阳光在操场那活跃的青春面孔上集合，匍匐在屋檐的霞光，复活了那个年代的记忆。
金邻银亲
一场大雨过后，原先并不耀眼的楼房变得光鲜生动起来。
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落伍的楼房，外墙不贴马赛克，淡绿色的粉刷在风吹日晒雨淋中色泽渐褪。朴素的窗户、简易的阳台、茂密的树枝轻松舒展，微风过处，翠绿叶子浅吟轻舞，成为窗前一幅自然风景。
城市东扩，购置商品房已成普遍现象。但每每从简易楼房走过时，总不免驻足凝望，如同年轻时一个个梦的珍藏。当岁月渐渐走远，纯真变为成熟叶片从繁茂的枝叶里抖落，回忆便成了真情的载体。
那幢粉刷的楼房至今仍有人进出，曾经的邻居大多搬走，有个别还住在那里，过着自个儿该过的日子。偶尔与邻居相遇，总是很亲切地交谈，谈大人、谈小孩，一看到当年总在眼前晃动的小女孩已长成姑娘，邻居们语气自然兴奋了起来。那时，女儿小，幼儿园放学回来，职业的限制使我这个当母亲的下班经常不定时，女儿进不了门，二楼的阿姨就招呼她进自家门，一个面包，一只香蕉，或干脆坐进圆桌一起吃饭。等我火急火燎往家里赶时，吃饱喝足的女儿已是气定神闲坐在邻家看电视、看图书。
我想，大概“金厝边银亲戚”也就是这种含金量吧。
金邻银亲，一群邻居是一段生活的印记。
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家住的是骑楼。读初一时，母亲嫌工作的地方离家远，便找人商量换房，大房子换小房子，还高兴。因为上班方便，且住的是小楼房的二楼。那时的人住腻了老屋，能搬进楼房，自然有几分神气。最值得高兴的是，台风洪水到来时家里不浸水，可坐在阳台看风吹雨落之处及对面厝屋被掀起的残物，这对于少年的我们是兴奋惬意之事。一层楼住四户人家，虽然免不了磕磕碰碰，但这样的格局自然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背景。阳台的视野是货车停车场，车少，站场大，邻居们就每天搬着砖翻过墙，在场边搭建一个个小菜园。我至今对玉米棵留有美好的记忆，大半缘起当年的菜地。搬新家后，在新邻居的帮助下，我们姐妹在空地里也围起篱笆，种上了植物。于是，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玉米棵由茂绿变成金黄，再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还有空心菜、油菜、春菜，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果实，吃起来甜滋滋的。
记忆中宿舍楼住的另一位姓谢的邻居，他个子高高瘦瘦的，是国有企业的高级技工。每天着一身油污污的工作服下班，坐上餐桌时就已换上宽松的闲服。一盘鱼、一盘肉、一碟花生米，两腿或盘坐着或打着有节有奏的哆嗦，看他一脸轻松赛神仙的表情，那时感到诧异。如今想来，那是做工人忙碌了一天后的休闲。这位大叔是老邻居了，从旧宿舍楼到新宿舍楼，我们两家总是挨着，也算是金邻缘分吧。电工算一技之长，而我们家多是文人，一旦停电就一筹莫展。黑灯瞎火，我们总会走到隔壁喊一声，“老叔，我家电又停了，请来帮忙看看”。听到喊声，邻家大叔就乐呵呵走出来，问明情况，不一会，肩背竹梯，手打着大电筒。只见他一只手在电闸刀中来回几下，接上保险丝，霎时，黑暗变光明。
宿舍楼是岁月的见证。斗转星移，许多人搬走了，搬到更豪华的住所。也有许多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我们渐渐长大，在生活工作中繁忙地来回奔跑，不时总会听到当年哪个邻居离开人世的消息，生老病死，这是人不得不面对的无情事实。
生活在一天天的工作、饮食起居中延续下去，多年以来，搬迁的地方一个又一个。每当在高楼的阳台想起那些匆匆提菜篮跑楼道的邻居，我就充满了深深的眷恋和思念。
喇叭里的声音
银灰色的麦克风扎着鲜红绸布，声音从这里传出，通过功能扩音器，通过纵横交错的广播线，向四面八方漫延。于是，在田头、在厂矿、在教室、在宿舍，声音从不同地方的高音喇叭响起：“落……落……实……实……”同一个字前后却有几秒之差，而站在两喇叭之间，听那扩散的回音，真是奇妙无比。
喇叭里传出声音的，叫有线广播。今天看来，那是后农业时代或工业时代初期的舆论宣传工具，随着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的出现，它似乎该进入博物馆保存了。
日前下基层采访，一位镇委书记告诉我，农村虽然有了电视，但近期还是打算建立有线广播站。因为电视要有人打开，收音机要有人拧开，但政策宣传和法制教育，仍需通过半灌输的形式使之潜移默化，所以，还是有必要选择有线广播。村民在田头耕作，在家中养猪都能听到，工作生活不受影响。
夜幕下的“金中”校园，山腰与绿树都暗淡成剪影。将女儿送回宿舍的我，只要听到校园广播响起，匆匆的脚步就会不由放慢，总想听一听这些与我当年年龄相仿的学生坐在麦克风前说的是什么。轻柔的背景音乐中，倾诉的是对母校的挚爱，对同学的关怀，对理想的憧憬……这是跳动着希望的青春之心，在美丽的校园专心求学，在开放的年代尽情诉说，通过麦克风和有线喇叭，在校园与老师同学共享。
东山湖山峦田野边听广播（1987年春天）
岁月流逝，我庆幸当今的有线广播仍有年轻人在“发烧”，庆幸基层干部在宣传政策中仍想到它的作用。有线广播，成了我寻找青春激情的某种印证。
那时在农场，从几百名知青中被选为播音员的我由衷感到自己是幸运儿。那时没有条件培训，没有竞争上岗，只能凭感觉无师自通，凭自学逐渐摸索。好在一切从头学起，没有人嘲笑或讽刺。每天，东方尚未露出鱼肚白，晨曲已在四周静谧中轻轻响起，进入状态中的我想象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工作状态。晚上，收工后匆匆吃饭，为的是准时开播。碰上农忙或台风来临，广播的作用更凸现出来，哪个轻伤不下火线、哪个割稻动作快、哪个连续作战七八个小时……都是报道好人好事的素材。这可忙坏了几个书生，情形类似当今记者发自一线的报道。
因为播音，进入电台当播音员成了我追求的目标。尽管没有实现，但还是感谢那段生活，它使我学会关注新闻，学会简单的广播操作，甚至会搬竹梯上屋顶排除线路障碍。而朗诵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无形中都增加一段人生阅历、丰富一段人生体验。
走进数字时代，感受多元文化，是一种享受。但摁着电视遥控时，应接不暇有声有色的画面让人心情平静不下来，与在静夜中听收音机节目，思绪和感受绝对不一样。抑或，有声无影倒是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的最佳时光。这时，从喇叭里传出的声音，自有一股魅力，记忆中更让人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露天电影
旷远空寂的操场，紧绑在木柱上的黑边布幕随风轻拂，电影情节在高音喇叭传出的对白和背景音乐的交织起伏中徐徐展开，这就是露天电影储存在我心灵的底片。
那时下过乡、读过大学或参加过集体生活的人，对露天电影并不陌生。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那个年代的电影总让人感到优雅如画，自由如诗。
在露天看电影，人多，气氛好。晚饭前放映电影的消息一经播音员通知预告，知青们的生活节奏便不由地加快，早早换下劳动服，打扮得整洁光鲜。然而，热爱电影的观众不仅局限于农场，夜幕降临，那左邻右舍乡里老人小孩妇女一旦闻讯，早已结伴而来。有时为了争上好的位子免不了吵嚷几句。好在露天电影可以两面看，正面没位置，反面看也未尝不可。看电影的场面还真叫“火”，人山人海，热气腾腾，呼儿唤母，“发烧友”在看过的电影中还能抢在角色前面把台词大声说出来。
最紧张的要算电影放映员，一个片盒一个片盒急匆匆地倒，但往往是大伙看兴正浓时，设备就来开个玩笑。不是银幕上人物忽明忽暗，就是对话成了哑剧。5分钟、10分钟……开始大伙还耐心等待，慢慢地，不耐烦了，有人起哄有人骂，也有人质问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时的电影放映员仅进行短期培训，一旦机器卡壳，那临阵磨刀的功夫又能有多深？且一听到骂声，心里自然打鼓，更是手忙脚乱，待到电影重新恢复正常放映时，已经脸红耳赤，满头大汗。记得有一次看《渡江侦察记》，轻快明亮的音乐旋律正推出小分队进村侦察画面，忽然高音喇叭一片静寂，静归静，画面上侦察兵继续前进，但见进村的侦察员小马紧握拳头，怒目圆睁，背景是看到国民党匪兵凶残殴打老百姓时油然而生的阶级情感，但因为音响作怪，导致演员表情丰富却有口难言。这时，几个急中生智的男知青干脆自觉配音：“连长，让我上！”“我，我一定要报仇！”只见小马一溜烟往前跑，连长大喊：“给我回来！”虽说是赶鸭子上架，可不仔细对口型，还真能混过去，观众在会心大笑中似乎渐渐认可了这段特别的配音……须臾，音响恢复正常，消逝的声音又重新响起，但大伙反而没了笑声，或许周遭环境熟悉的接近性使人感到男知青们模仿得更自然、更生动。后来，看电影《美丽的大脚》中张美丽为放映卡壳的故事片配音的片段，使我惊讶世上看露天电影竟有这么相似的细节，抑或说应该为导演捕捉到生活中鲜活的细节而击掌。
如今，平凡现实的生活少了许多遐想和浪漫，但这曾经令我们神魂颠倒的影像若隐若现，总有某部作品、某句话让你记忆犹新，或打动你。毫无疑问，露天电影比电影院里的观赏来得自由、实在。更主要的是，在那个单元文化的年代，它成为我们最快意的娱乐方式。于是《洪湖赤卫队》成了一代人心中的青春记忆，王心刚、王晓棠等明星人们耳熟能详。《火红的年代》《青松岭》《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刘三姐》……我们百看不厌，成了生活的精神盛宴。这不，在农场看电影不够，一听说周边村庄工厂有放露天电影，禁不住就心里发痒。为了一场电影，晚上走好几公里的路都不觉得累。平坦的大道好说，崎岖的羊肠道也不觉难。偶尔走得急，脚拐了，第二天还装着没事忍痛出工，就为一场电影，值！
回城了，还千方百计找电影看，这时特羡慕安排进影院当放映员的朋友。那时，地委露天剧场不时有内部片放映，一般人拿票难。好在有农友的父母有渠道，于是，拿到赠票，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就走。从家里骑自行车，二十几分钟的路，累得汗流浃背，但能有机会坐在石椅上看《桃花扇》竟感到舒坦。散场时，熟人彼此打招呼，眼神流露的都是自豪感，而那震撼心灵的诗意画面仍念念不忘。
多年以后，我们看电影不再在露天操场为位置而寻寻觅觅，不必借着月光打着手电筒在崎崎岖岖的小道上匆匆赶路。银幕微缩成电视荧屏，就在舒适的家中，无数频道任手中遥控器飞转，但不再像看露天电影那样令我们关注和激情飞扬。
曾经，时代广场、华美花园空旷操场支起的布幕令我们激动莫名，并耐心等待想坐下来重温，寻找失去的感觉。然而现在，似乎已经感到融不进那个氛围……
露天电影，影响过整整一代人。抑或是因为那个时代文化生活的匮乏，所以反倒显得特别的浓郁，如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回味无穷。
山城汽校
那曾经开启幻想之门的满天深邃星斗，那每天往返穿梭山路的一辆辆“导奇”教练车，那迎来送走一批批流水般学员的铁打营房，那屋后婆娑树林和山涧的潺潺流水……常常被一句询问勾起回忆：“学会开汽车了吗？”
曾经，作为汽车学校一员的我，多年之后，仍是驾驶的门外汉一个。
1978年初夏，结束了务农生涯，汽车穿过坎坷山路，在烟尘雾土中来到山城———河婆。考不上大学的我们总算被汽车学校录取，成为一名中专生。
山脚边，一个“退了役”的汽车总站，是学校的全部。连成排的二层楼房是学员宿舍，候车客厅改为课室。在这里，我们开始了汽车构造和修理的专业学习。
窗外，蓝天、山峦、竹林，自然景色交融的图景令人赏心悦目。但，曾经痴望能上城市读大学的我们，待在这山城“啃”汽车构造内容，心，确实沉不下来。上理论课，在教材外面垫一本《小城春秋》；上实践课，老师车外车内钻个遍，把零部件一一讲解，我们却穿着凉鞋白袜还嫌蚊子多……大操场是学校开会的主会场，校长高高瘦瘦的，操着客家口音，天天虎着脸。讲话时大嗓门加上麦克风，音响成倍扩大，“开汽车可不是闹着玩，手中操着方向盘，稍不留神，人家的命就毁在你手里。所以，千万不能由着性子来”。印象中，开会是件很令人发怵的事，校长不是发现这不足，就是指出那不是。
可严肃归严肃，涉世未深的我们也能在山城枯燥的生活中寻到乐趣。晚饭后是悠闲的好时光。此时，炙热的太阳躲进夜幕下，山风习习，星空变得辽远神秘。我们沿山道进城，找乐。那时的娱乐生活贫乏，但精神世界主流健康。没有“靡靡之音”，也就少了想入非非的土壤。
山城的娱乐设施集中在一座戏院———土灰的外墙，竹子扎成的屋顶，硬邦邦的椅子。看电影在这里，看戏剧也在这里。但我们津津有味，一场接一场地不落下。今天看潮剧《十五贯》，明天看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散场后，戏院外，稀疏的灯影中有一两摊卖夜宵，可我们不敢靠前，一是囊中羞涩，二是怕不卫生。于是，回宿舍煮挂面。自煮夜宵招数只有一个，插电炉。有一天晚上，刚插上电炉，谁知电热丝超负荷，“砰”的一声，短路。宿舍顿时黑灯瞎火。我们赶紧收拾好躲进床铺。看值班老师打着手电筒检查哪个房间违反纪律，造成电路故障。我们一个个屏住呼吸，听脚步声渐渐由近及远，又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完，摸黑倒杯开水，“慰问”咕咕直叫的肠胃，又呼呼入睡到天亮。
汽车分校本来是清一色男学员，忽然来了五个女学员，男生们说，失去男人的天下，烦！他们烦，我们也烦，吃饭得早，洗衣服也得早，要不碰上男学员回来一窝蜂挤在窗口打饭，挤在井边洗衣服，女生肯定挤不过他们。
就这样，委曲求全的我们总盼望能坐进驾驶室开车那神气的一天。早晨，男学员们在“呼呼哧哧”的引擎点火声中，坐着一辆辆教练车沿山路训练去了，望着车后滚起的尘土，我们盼望着；放假，坐着男学员开的顺风车回城，看他们神气十足的样子，我们咬牙切齿。谁料，当理想正随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接近时，一纸公文把我们召出山城：不培养女司机，照顾分配行政职业。于是乎，还未上车训练的我们就又卷着铺盖离开了山城。
生活的脚步就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初，不开汽车是对女性的照顾，如今，开不了汽车对我已是一种遗憾。是该去学学二十年前未转成的方向盘了。当自己暗暗下决心时，回忆起山城汽校的一幕幕，有点情不自禁地笑了，笑自己还是笑别的什么，没想清……
舞台印象
上舞台对于当代人来说并不稀罕，特别是文明日趋多元的时代，张扬个性并不难。
但，在我们那时所处的年代，非文艺专业人才，上台的机会不多，偶尔上一两次还是值得念想的。
幼儿园时扮演的“小白兔”、中小学的合唱独唱，随着岁月流逝，舞台时光如白驹过隙。正儿八经上舞台是1976年前后。那时依然是知青下乡的热潮，一个县城的东西南北顿时因年轻人的集结而热闹非凡，这似乎触动了知青办公室的灵感。于是，冬季农闲，全县组织知青点文艺会演。一纸通知，农场忙开了。比艺平台一搭上，有文艺细胞和颇为活跃的年轻人都派上用场。名额分配到各分队，不知咋的，我竟也是其中一个。
虽然是大姑娘，登台怕羞，但仗着有好多人做伴，且每天能省去半天时间劳动，换上漂亮整洁的衣裳排练，算是可以偷懒，觉得也挺好的。
卫生室的小黄长得白净斯文，一个大老爷们说话却轻轻柔柔，下乡时带了把小提琴，特惹眼。我们的宿舍前后栋挨着，乡村的夜，总能听到他练小提琴“吱吱呀呀”的声音。有时碰上难度大的音符和乐段，感到弓箭像闯不过难关的马尾，在关口上卡了壳，戛然而止的声音特别刺耳。无数个夜晚，刺耳声一遍遍重复，虽然有受伤害受污染的愠怒，但在一次次的不满中又似乎学会听懂某段叫《化蝶》《新疆之春》的乐曲。后来，感到自己应该勤奋学点什么，多少得益于这位农友拉琴不止的启迪吧。
排练时，正纳闷有一技之长的小黄为什么不加入宣传队。一次，回宿舍路上，见几个女农友对散步偶遇的小黄指指点点，一阵耳语后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文宣队刚组建，负责人就想到小黄，谁知小黄开口就问：“是不是全脱产？”惹得大伙一阵窃笑。“不是就不去。”书生一个，即便不是全脱产，半脱产又有什么不好？大概是碍于当初态度坚决，又拉不下面子再改口。于是，进不了宣传队的小黄只好白天劳动，晚上练琴。不知咋的，自那以后，那琴声听起来，似乎多了几分落寞和无奈。
姓王的帅小伙任宣传队长，他根据农业机械化题材进行表演唱创作。节目的大意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田头来了好多辆收割机、打谷机，习惯于用手工劳作的大婶大姨们感到诧异，围着机械你一言我一语，借助表演唱形式把机械化的好处说开来。初排练时，八个女青年一字排开，拿着剧本，分配台词、歌词，然后再汇合排练。起初说不清自己分到唱哪几句台词歌词，且感到表演唱特别难。因为动作不到位，不敢大幅度比画；唱中夹说，声音无法抑扬顿挫；表演是纯本色的，无法抒情。后来倒是在排练锣鼓词中感到舒畅，节奏紧凑，语言铿锵，动作有力，既能突出主题，又能显示年轻人建设新农村的激情和决心。
会演前的那几天，白天夜晚接着练。有如战役总攻前的备战，是为了更有力的冲锋。全班人马集中住进海城大会堂，就在会堂的阳台上排练。迎面是熙熙攘攘的马路，但彩排锣鼓一响，众铜锣钹齐齐响应，排山倒海的气势盖过马路上车流人流会合的杂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锣鼓有了崇拜感。在圆圆的鼓面上，司鼓手中晃动的鼓槌花样百般变幻，可以轻擂，可以重叩，也可以敲边鼓……不但敲出了气魄，也敲出了韵味。一个司鼓就是一面旗帜，它引领锣、钹、乐、弦纵横捭阖，左冲右突，奏出千姿百态的世界。而司鼓时而昂首凝望，时而俯身沉吟，那自信、那得意，令人随之陶醉。这时，一个梦想油然而生：要当女司鼓。于是，排练小憩，总会情不自禁凑到鼓边，抓住机会敲敲鼓，敲不出花样也觉得过瘾。也许是这辈子当不了司鼓的缘故，那梦想迄今仍在心中延续着。逢有观看演出，那司鼓、那乐队指挥，沉浸在音乐旋律起伏中的表情变化仍令我着迷。
会演当天傍晚，早早吃了饭，然后挤在后台方形化妆室排队，让化妆师在脸上涂鸦。帷幕一旦拉开，平生第一次体会到紧锣密鼓的分量。虽然未轮上演出，宣传队领导却一再叮嘱这交代那，弄得大家紧张兮兮。这时，舞台总监督跑过来：“千万注意了，任何演员不能戴手表上场！”那个年龄段，戴上手表的知青屈指可数，只有个别高干子女，还有一个老知青。作为农场职工，老知青有了固定收入，戴手表体现自身价值，这本无可非议。偏偏他又在锣鼓词中担任角色。舞台监督提醒时，大概他觉得距演出还有几个节目，临上场再摘也不迟。可到了登台，一紧张，忘了。
不幸，就在最后造型定位时，该同志在做“三高”表演时暴露了。“三高”就是个子高、嗓音高、手举得高。很可惜，那节目因为“手表”问题被扣了分，农场队未能名列前茅。
回农场路上，夜幕下月光明亮，广袤起伏的山峦与皎洁的月光交融诗意盎然，车里的农友仍兴奋不已，争着谈登台前如何如何紧张，有的说望台下时看见张三李四，大部分说因为注意力集中、害羞不敢往下看。最后又归到对“手表”的怨言。当然，无论结果如何，第一次正式上舞台还是很自豪、很骄傲。海城大会堂的记忆也嵌进心中。事隔多年，后来每每出差或路过，总要到海城走一走。无意间瞥见大会堂，都会有一阵莫名的兴奋。几根圆柱，擎起一个米黄色的三角形屋顶……再后来那改建了的新建筑，尽管现代、时尚，却没了那份眷恋。
噢，舞台印象。
哲学老师
“1985年4月17日，赴陕西省佛坪保护区考察的北大生物系研究生曾周，由于误入峡谷区悬崖，不幸坠崖殉难。”
这则报道中因坠崖殉难的曾周就是我们哲学老师的儿子。当我们获悉这一噩耗时，几位同学想前往老师家慰问，怎料他已调往广州，其中有一同学与之联系上，老人托言：“谢谢同学们，但目前只想独处。”
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心情可以理解。我想象老人听到儿子坠落悬崖的惊愕表情，想象他永别儿子后孤独回到家里的空荡荡心情，想象他在黑夜中面对儿子遗像的黯然垂泪……心里真不是滋味。
哲学老师1981年秋走进我们的视野。当年，一批被耽误的不再年轻的人抓住“知识末班车”的契机，走进了业余大学的课堂，为自己“充充电”“吸吸氧”。哲学老师为我们开课时的一幕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个子不高，衣着朴素，把讲义夹放上讲台后，对同学轻轻点了个头。他语言平和，表情亲切，对人和蔼，看不出半点北大哲学系高才生的架子。“物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个个枯燥的哲学命题在他生动的演绎下被诠释得通俗易懂，令学生兴趣盎然。而每每下课后，我和同学还会请教他一些生涩难懂的问题。老师又滔滔不绝地为我们“开小灶”，直至下一节课的铃声响起，他才歉意地说：“放学再讲吧！”
“笔记工整，学习认真，精神可嘉”，是哲学老师在我作业上留下的评语，且最后考查成绩是“优”。岁月流逝，日渐成熟的我总觉很歉意。那时，只顾自己的问题，让连续讲课的老师连喘口气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好的课如同甘醇老酒，让学生回味无穷。但再好的课也有结束的时候。后来，听到哲学老师儿子的消息，我怎么也无法把这张和蔼可亲的脸庞与那则残酷的新闻联系在一起。
哲学老师才华横溢却一生坎坷。读大学时，与未婚妻一同被打成右派。儿子自小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轻微软骨症，是自己的逆境给儿子幼小的身心带来难以弥合的创伤，这使身为父亲的老师对儿子总怀有歉意内疚。1981年儿子以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大生物系，长大成人的儿子要走进未名湖畔的母校深造，老师深情的双眸中多了几许骄傲和欣慰。而当得知儿子执意报考北大是因为要在父亲摔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时，这位历尽沧桑却不轻易流泪的男子汉眼睛湿润了……儿子毕业后考上研究生，有一天来信：“要随学校组成的考察队赴佛坪寻找并保护大熊猫，不能回来帮你搬家，很是歉意……献身科学不是一句空话。”老师仿佛从儿子充满激情的言辞中看到年轻的自己，他期待着儿子早日归来……
但，那个漆黑的夜晚，山风撼碎一颗年轻的怀有绿色梦的心，峡谷吞没了一团殷红的仅仅燃烧了21圈年轮的生命之火。
斯人已逝，日月如梭。如今，不知孑然一身的老师移居省城晚年可好。他或许记不得20多年前教过的学生是何等模样，但今晚，有一位学生在动笔之际遥寄着对老师的深情问候：晚年安康，生活幸福！
涂鸦前的沉思
星期天，呼啸的寒风中，我站在学校的围墙外等着接女儿回家。长长的等待令我不禁左顾右盼。忽然，校外围墙的画面引起我的关注：一幅幅大眼睛的特写。虽是信笔涂画，但画得蛮有灵气。呜呼，旁白却写上“我爱你”“色狼”等字眼。抬头望去，百年老校的大树蓊蓊郁郁，在空中撑开的绿荫掩映着围墙，与校园周围清新的气息对比，这围墙上的旁白确有点格格不入。
路上，我与女儿谈论这个问题。
“这肯定是书读不好的学生的恶作剧。”
“这么肯定，错了，里面也有尖子生的‘大作’。”
“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电视台采访过呀！”
墙壁涂鸦、街舞、滑板、篮球是美国青年街头娱乐的形式。在我们的城市里，也有一群群类似的“发烧友”。当夜幕降临乃至夜静更深时，是他们最活跃的时光，他们准备好画笔，在校园外乃至大街小巷，把墙壁当画板，随着手臂在空中弧形晃动，旋即，出现的漫画活灵活现。
“记者采访过，他们怎么说？”
问：“为什么要这样画。”他们说：“不为什么，喜欢呗。”
女儿提供的信息使我陷入沉思，“喜欢，不为什么”。回答得好干脆。能想象，那小青年昂着头，表情潇洒而自信，真是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豪。有涂鸦，还有滑板，他们也为自己的喜欢而快乐。
商场前面宽阔的场地，成了年轻人滑板的海洋，心灵的恣意随脚下的滑板翱翔，并不时在空中翻个高难度动作，简直是花样滑冰的南方版。
年轻人，有自己的爱好，多好。但是，墙壁如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你画得也挺美，可你却用“色狼”之类的字眼去注释。你像猫子般夜夜晚出击，画了自己想画的东西，宣泄了心中的郁闷，可天亮时，墙壁上的不文明涂鸦在大庭广众背景中不就成了精神污染吗？
徜徉在滑板欢乐的海洋中，无拘无束的心灵在恣意翻腾中引发青春激情，可你想到没有，这给周围的住户、邻居带来的是夜间睡眠不和谐的音符，还有街舞，还有……总之，在自己身心获得愉悦的同时，有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
年轻人的涂鸦给人留下沉思。当今社会，网络的大千世界，荧屏的五彩缤纷，年轻人耳闻目睹的可谓是眼花缭乱，他们的青春感受或是遨游太空中，或是飘浮于空气中，或是震颤于地下草根里。游移不定的信息接纳容易使心灵随波逐流、定力受影响。这样的年代，是不是更应该把对年轻人的人格修养、大家风范的培养，放在素质教育更突出的位置。想一想，在告诉年轻人争冠夺第一、呼吁给孩子自由快乐空间的同时，也应教育他们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尊重别人、处处留心不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人。
生命的充实，在于领悟生命的深浅。在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我们不一定能成为启蒙者，但是我们的一言一行可以影响他们，可以成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的“生长素”。在和风细雨的交谈中，在不知不觉的言行中，我们的爱心和行为会引导他们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正确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理想，从而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作为家长的我们，努力了吗？
首进省城的记忆
二十岁的年龄爱做梦，做梦的年龄敢于将梦想付诸实践。说来也巧，人生第一次上省城，就是二十岁那年。
省城广州什么模样？那年月，只是从父辈兄辈的描述中去想象。南方大厦、白云宾馆，很多稀缺之用品托人买回家后，也就加深了广州印象。
下乡务农，农场址在广汕公路中段，299公里牌往右拐，就是可塘青年农场了。离家时觉得路程远，到农场后却觉得离省城更近了。
第一次进省城缘于与邻居的巧遇。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是经济短缺的年代，但工交战线的人有自身优势。农场是交通计委合办，父母亲在运输部门工作，家里住的是车站宿舍，自然有不少邻居是司机。
那天刚好碰到一邻居开车进农场，出差广州，因为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走一整天太累，中途在农场住一宿。熟人见面，高兴地打招呼。司机问我：“去不去广州？”我一听乐了：“行啊！请完假明早就走。”来不及细想，也没过多考虑，翌日一大早，兴冲冲坐着车走了。
驱车200多公里，进省城时已是灯火辉煌。那情景还真使人领略到什么叫目不暇接，什么叫眼花缭乱。霓虹灯、有轨电车、老式骑楼、摩天大厦，这些以前从电视上看到的一切，瞬间都亲眼看见，有一种被麻醉了的感觉。
走的时候兴奋，一心想找在佛山读书的农友。隔天又得赶回汕的司机把我寄在一朋友家，然后匆匆离去。那时的人思想单纯，啥事没多想。好在不是寄放在人贩子家，要不然早已遭人暗算。但司机一走，才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和迷茫。在司机朋友家搭睡，朋友是揭阳人，老乡，还算热情。朋友的爱人是广州人，冷淡地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然后低下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径自打着毛线。那个晚上恰好冷空气南下，没多带衣服的我盖着薄薄的被子，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那时去佛山得坐轮船或搭火车。司机的朋友一大早开车把我送到渡口。那天，珠江口上空乌云密布，狂风渐起，寒流侵袭，抵达佛山时已是大雨倾盆。这回惨了，出门在外，没带雨具，提着行李袋，以为很容易就能找到在学校读书的农友。谁知珠三角一带的人不习惯说普通话，我用普通话问不通，只得用蹩脚的省城话问：“九江基、九江基……”也许是雨天，听的人不耐烦，大都摇摇头，匆匆赶着自己的路。
大雨瓢泼，马路上，一阵阵泛白。第一次独在异乡受挫，简直手足无措。对自己跑到远离家乡的都市来寻找农友的行为顿有一种荒诞感。想打电话，既没号码又不方便，而我略显孤单无助的形象并没有引起擦肩而过的路人探询或关注。人们行色匆忙，表情漠然。于是，我只好沿着马路边临街屋檐下走啊走，感到脸庞被细密的雨淋上一层又一层，根本不往下流淌，却如同积水般往皮肤里渗透，不由一阵阵打哆嗦……又一阵暴雨，这时，一个姑娘撑着伞从对面马路走过来，我灵机一动钻进她伞下，她很和善地把伞倾斜过来，问：“没带伞？”我摇摇头。“外地来的？”“是。”“去哪呢？”我又用普通话又用省城话比画着，她终于听懂了。“认识，九江基在市郊，很远。”我差点跳起来。认识就好，再远也不怕。这姑娘热心，说她有个表姐在交通监理所，找车方便。巧的是，她表姐也是潮汕人。我心头一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她表姐把我送到九江基省交通技工学校时，已是晌午。望着她表姐离去的背影，记得自己只顾傻乎乎地摆手，一个“谢”字都说不出来。
逛祖庙、游公园、住宾馆……高高兴兴地游玩过后，又得找回程的车。车不好找，除非买车票。那时一个下乡知青哪有这个经济实力，仗着是运输系统职工子弟，我和农友跑到汕头交通局驻穗办事处，想坐“霸王车”。正好，有一辆货车第二天要回汕头，路过农场。但司机一脸阴沉：“有位子，但不拉女的。”“为什么？”“不为什么，反正女的上车车不顺。”听着心里不舒坦，求人如吞三寸剑，但不好吞也得吞。我和农友强打精神，好说歹说，最后干脆背水一战：“若是坐你的车，车真的坏了，我自愿下车走回农场……”大概是我这副不知天高地厚的口气反倒逗乐了司机，他一直乌云密布的脸终于有点云开雾散，一句“早点起，到点我可不等”算是答应了。那一晚啊，我和农友几乎一整夜没睡，小憩片刻又凑着灯光看表，怕误时搭不上车，天蒙蒙亮时，我们就收拾行李，一杯白开水送一个“车轮”包，提前到车场。
给人印象差的司机倒还有副热心肠。上路后，他依然虎着脸但还是不断回答我的问话，当听到我用胜利者的口吻说：“女的上车车不照样顺畅吗？”他在“嘿嘿”的笑声中显出一点憨厚。也许是为自己的封建意识表示歉意，中途停车时还请我吃了海鲜，再送我进农场。
结束这不平凡的省城之行，满腹委屈的同时又为自己遇到不少古道热心之人而庆幸，心存感激至今，包括那位话不好听、脸色不好看的司机。
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二十几年里，我去过无数次广州，对摩天大厦已熟视无睹，但收藏在记忆中首进省城的感触尤深，似乎，那是单调乏味的生活积淀下来的光与色，是做梦年龄特有的光与色。
总是那座山，越过思念的水平线
总是那座山，越过思念的水平线。
掰手一算，距1975年整整40年。那是金秋的九月，在老市区胡文虎骑楼门口，几辆饰着红绸布的客车，满载着一群群年轻人，即将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刚高中毕业的我，也是知青队伍中的一员。向往、迷茫，思绪的五味酱瓶啥滋味都有。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到达农场已经是下午时分……
我下乡的农场在海丰可塘，场址在广汕公路299公里牌处，往右边的乡间小路拐进去。农场的原野一望无际，农田、树林，还有尚未开垦的大片土地。这里原是一个军用机场，后来辟为五七干校。几里路之遥，一排排齐整的平房映入眼帘，而远方一座山峰，巍峨耸立，那就是可塘大嶂山。从此，那座山镌刻进心灵深处。40年的岁月，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回忆起下乡的日子，眼前就会出现那座山。噢，那座山，越过思念的水平线。
那时候，允许家长陪着到农场。父母亲陪着我去。一觉醒来，还没弄明白身在何处，家长们就要随车回汕了。母亲笑着对我说：“与你一同来的小农友已经拿着扫把在扫地了，你要向她学习。”不知咋回事，一听到母亲叮咛的声音，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我在高中毕业前就总嚷嚷着要上山下乡，母亲二话没说毅然支持我，邻居李充阿姨是个老干部，她也一再鼓励我走出去：“大风大浪锻炼方能成才！”细心的母亲请木匠钉了个木箱，还陪着我到小公园的纺织大楼买床单被褥，尽管手头不宽裕，却特地给我添置了两身厚暖衣服。那时年少不懂事，如今想来，在母亲乐观鼓励女儿下乡的铿锵话音里，她的内心又何尝不为我牵挂？别看她招手时还乐呵呵，谁知她上车后或回到家里，会不会悄悄掉眼泪呢？
干农活是下乡的第一课。太阳露脸不久，早工的钟声已然敲响。肩扛锄头，走上还站不稳的田埂，挽起裤腿，在老知青的示范下，笨拙地抡起锄头，学习挖农田排水沟。锄头一上一下，汗滴禾下土，好不容易挖了一丘四方形的沟，满心欢喜以为可以回宿舍休息，谁知组长又说：“把那一丘也挖一挖。”一看，眉头都起皱了，天那么热，竹笠、草帽盖了头却遮不住脸，还挖，还挖……手中的血泡就是在那时候磨出来的。稚嫩的血泡磨破了，慢慢上茧，又磨出新血泡，再慢慢上茧，就这样一天天，周而复始，夜晚，躺下床时浑身酸痛，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往往是委屈的叹息和思乡的泪水……
俗话说：读书怕考，种田怕薅草。三伏天，挽起衣袖裤脚，趴在泥田里，用手扒掉稻田边的草籽、草根，指甲都塞满了泥土，磨出的血丝又被泥水淹没，而对比起耨草，金秋收割的景象却让人的心情有天壤之别。秋天，树叶金黄，田野干净，稻穗被饱满的谷粒坠得弯下腰，用镰刀收割金黄稻穗，心情也随之黄澄澄起来。稻田里，踩着打谷车和左右翻动脱谷粒的年轻人，构成一幅“致青春”的美图。而记忆中的插秧也很爽，手掰着大块秧团的泥土，把小秧苗用食指、中指麻利地斜插成井然有序的行列，顿时，一股播种美好的喜悦在心中升腾。渐渐地，忘却了耕作的艰辛，收获了劳动的愉悦，吃苦耐劳的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
在年轻人聚集的农场，不久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当时我在紧靠大嶂山的一工区，也被挑选上了，半天劳动半天排练节目。我记得自己上的第一个节目是女声表演唱，扮演一群农村妇女，看见拖拉机那新鲜劲，从诧异到熟悉。自己是一配角，只有两三句台词，手脚不知放何处，又不能引吭高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酱油角色。但毕竟是宣传队员，每天晚上到附近大队演出也挺好玩的。我们宣传队王队长是个帅哥才子，集编、导、演于一身，什么快板、群口词、表演唱、潮曲清唱样样拿手。那时，在农村巡演，算是给村民送精神食粮，每到后林、梓里、大嶂演出，乡亲们兴高采烈，比看露天电影还热闹。演出快结束时，乡亲们会抬一桶猪肉粥或菜粥到后台犒劳大家，在那个年代也算是美味了。于是，大伙都盼着自己的节目早点演完，可趁热去吃那大碗粥。
海城是海丰的县城，一条主干街，两旁商店林立，电影院、大礼堂，是对那个年代县城的记忆。到海城参加活动，是知青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年，我们全县知青文艺会演就在海城举行。一层是文化馆，二层的天台有宽广的台面，会演前集中彩排，大伙把鼓锣抬上去，面对天台前面县城熙熙攘攘的人流，擂起战鼓，亮开嗓音。记得有一老知青，戴了当年很潮的30元一块的揭阳葵花手表，大伙让他摘下来，别戴着上台，他不知道是忘了还是舍不得摘下来。正式演出时，评委们误以为这人不是知青，是专业的托，扣了分，影响了我们队的名次。回农场的路上，他被小年轻们咋咋呼呼的埋怨嚷得低下了头，心里肯定很难受……
我保存的相片里有一张就是当年的化妆照，是农场小卖部售货员帮我化的妆，老知青版的化妆手法把我两只眼睛化成大熊猫似的，深蓝色卡其裳翻出白领，把齐胸的辫子盘起来，算是那年代文艺青年的印记吧。
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2012年在台湾）
当农场播音员，是我下乡大部分时间的工作。
不知是哪个伯乐发现我普通话还行，声音脆，就给推荐上了。没有培训，没有师傅带领，全靠无师自通。白天干活时收集好人好事，晚上前半部分时间开播农场新闻，20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看起来挺滋润的工作，但也是甘苦自知，它逼你不得不多学习，多练笔。一有全县电视电话会议，就得提前接好电话线，保证声音清晰，线路畅通。
农场没有专门的广播维修工，只是盯着哪个男农友熟悉电工，就百般讨好求他帮忙。每逢刮风下雨，电线接头被吹断，如碰巧那男农友人不在或心情不好罢工，就只好自己当女汉子了。有一次，下午2：30要转播县里召开的电话会议，没人帮忙，只好自己搬着梯子爬上屋顶，接好线头，检查线路，下来时却发现梯子不见，以为被风吹倒，不料一阵坏笑飘进耳际，原来是几个小年轻把梯子搬掉，等着看我的笑话。还好，其中一个看我憋红了脸，才把梯子搬出来。有一次，天空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广播也不敢开，但线路故障，电闸跳开，我顺手把它往电排回扳，没想到，被漏电的线路狠狠咬了一口，吓得我脸色煞白……
有苦有乐，这也许就是青春岁月吧。
放露天电影的日子，是那个时代我们生活中的节日。当消息通过高音喇叭送到农场四个工区时，周边的乡村也沸腾起来。乡亲们搬凳子，早早到操场占位。《渡江侦察记》《春苗》《智取威虎山》……看什么电影全凭放映员到海城拿的是啥片子，放映员也是业余的，有时放映中带子卡了壳，有图像没有声音，男知青们就发挥想象力，对着口型，一句一句配，等到声音恢复，发现台词八九不离十，就忍不住为自己的成果欢呼起来，甚至推推搡搡，以引起众人关注……
看电影，是大家共同的节日。一听赤雁桥边的赤砂糖厂放电影，几个农友便相约，连晚饭都等不及吃，就火急火燎赶路去看电影。回来路上，肚子饿得咕咕叫，有人建议钻进甘蔗田里，折几根嚼嚼。有一女青年，纵身跳进蔗林，因为身子胖，重心失调，那脚刚好塞进田缝里，崴了脚，疼得不行，最后还是一男青年把她背回来。闹得大伙以后老开玩笑说俩人好上了。那男的睁大眼睛说，背她就好上了？看到她脚肿得连路都走不了，不背她回来让她留在地里喂狼狗？也是，现在想想，都为这男青年点赞呢，虽然话说得有点粗，但品行还是好的。
高考恢复时间是1977年，这一缕阳光，照进终日在田野上劳作的年轻人的心扉。不少人也开始捧起书，邮递员一拨拨送来了家长寄来的邮包，学习氛围渐渐浓厚，但基础不能一蹴而就，基础好的，显得信心满满；有的铆足劲急着往前冲，但怎么冲心里就像揣着小兔子，七上八下。记得夜晚的农场会议室，有请来一两个辅导老师，不管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坐在那表情就不一样。可笑的是，我对自己高考心里没底，在填报志愿时却兴奋如蝶，抑或是多年的梦想找到了寄托。于是，我第一个志愿填的是北京广播学院采编系。大概以为有几年农场播音员的基础，考的时候或许能加分。而三尺讲台和托着瓷盘穿白裙子的护士也是我心中所向往的，于是，后两个专业就填了师范学校和卫生学校。考试的结果不难预料，一个都没考上。但天无绝人之路，当梦想的气球在现实的天空中炸裂后，阴差阳错，省交通技工学校汕头汽车分校，把我们这些分数差点的农场青年招了进去。梦想与现实虽有一段距离，但平常总想着有一天能扔掉手中的锄头，走出大山，去看更精彩的世界，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吗？
告别农场的那一天，我没有随大部队走，提前一天离开。虽说平常嚷着苦和累，但真正要挥手告别，我不敢回望大嶂山。只是眼眶湿润，不知这泪水是高兴抑或是忧伤，也许都有。
揭西河婆，是我们读书的地方，从一个县城到更小的一个县城，当有条件坐在课室听老师讲《汽车构造》《汽车修理》时，枯燥乏味的内容让我不禁兴味索然，不时打瞌睡。于是，我冒险将《小城春秋》夹进《汽车构造》课本里，一边看一边应付着听课，看到入迷时，老师冷不丁走到我桌前，轻敲两声，一看到我书中书，愠怒了：“《小城春秋》能让你开好车，修好车？”全班同学目光朝这边聚焦，我的脸禁不住红了起来。
山城的空气清新，翠竹青青，换下劳动服的我们换上百褶裙，上街逛书店，看电影。也了解到市场的鸡蛋是成对卖，肚子饿时城里有夜宵，青春岁月多了一篇乐章。
汽车分校原先是清一色男学员，我们五个女生进校，男生们愤愤不平，说以往洗澡都不用关门，现在几个女生来了，生活变得不方便。令我们自豪的是女生给清一色的风景增添了几抹亮丽色彩，期待学好本领，当上手握方向盘的女司机。于是，我们开始读书学理论，观摩汽车实操，了解引擎、底盘、点火等知识。每天一早，看着男学员上教练车，到盘山公路上苦练，都会投去羡慕妒忌恨的眼光。我们也学会排队打饭，猪肉票吃完先赊账，学会偷插电炉煮点心，还偷偷跟着学校的车回家过周末……当我们以为女司机的汉子性格渐渐练成时，学校一纸公文却把我们提前分配到工厂，大概是那时代，女生不适合培养当长途司机的缘故吧。
走出大山，走进课堂，走到工厂，生活又有新开端。在工厂，我又一次当上播音员。教师、护士的梦想走远，而土包子播音员还有实践的机会。2007年，陪女儿到中国传媒大学艺考，无意间瞥见北京广播学院采编系、播音系的牌子时，冰天雪地里的我激动得挪不开双脚，几十年向往的这扇门今天就在眼前，学校甬道那两排高挺的白杨树，让我想起当初自己的青春梦想，如果当年的梦想能实现，我今天又会在哪里呢？只是青春不再，梦想走远……
40年岁月，总是可塘农场那座大嶂山，越过思念的水平线。前几天，几位农友相约回到农场，寻找当年的自己。岁月走远，宿舍、机场已让位给新的建筑，但大嶂山还在，见证我青春岁月的那座山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