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闻出版
马克思的论文一被接受，他就开始了极不平静的一年，这种状况在1842年选择的新闻出版工作中达到了顶峰。为了寻找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他在特利尔、波恩和科伦之间辗转，从来没有较长时间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开始制订了很多计划，但是没一个完成（这确实是他早先的生活作风）。
马克思在特利尔父母家中停留6个星期后，就到波恩在鲍威尔的帮助下寻求学术职业。要获得教职，大学法令规定除了博士学位论文之外还要有一长篇论文，于是马克思开始修改论文以便发表，而且要把它扩展为“一篇更长的论文，在文章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细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1]。他还在论文中附了两个扩充了的笔记。
1841年底，马克思为论文附加的第一个内容充实的笔记主要是直接反对谢林的。当时为了“根除黑格尔哲学的龙种”[2]，谢林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回柏林。谢林在题为《启示哲学》的演讲中明确区分了消极的纯粹理性哲学与积极的哲学，其现实内容是神性在历史中的发展，正像它在人类的各种神话集和各种宗教中被记录下来的一样。谢林演讲逐渐展开，开始就引起了普遍瞩目：恩格斯、克尔恺郭尔和巴枯宁都参加听了他开始时的演说。黑格尔派反响强烈，马克思的反应丝毫不少：他这时的方法是把谢林当时的言论与其先前的著作进行对比，指出谢林教条式的柏林演讲与他先前相信思考自由之间的不同。马克思接着宣称黑格尔已经颠覆了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并因此驳斥了它们。对马克思来说，要么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空洞的同义反复，要么这些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3]。马克思用一种后黑格尔派哲学和启蒙运动单纯的理性主义的奇怪混合物，通过从谢林早期论述中摘录两段多的话结束了他的笔记：“假如你们假定一个客观的神的观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的东西才能有自主。”“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4]。
为论文附加的第二个笔记继续论述了在原来的准备笔记中已经涉及关于黑格尔总体体系之后的哲学未来的问题，第一次（虽然还是以一种很唯心主义的方式）阐述了哲学消灭的观念以及将成为他后来思想核心的实践的观念。[5]
在用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讨论扩充论文的同时，马克思投入了更为直接、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大部分是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的，而后者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不断增加的麻烦似乎危及到了他们两人预期的大学教职，因为后者致力于写《复类福音书批判》，这部著作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从1841年3月起，他们两人就曾计划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6]当然，马克思的无神论带有一种极端战斗无神论的味道。卢格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7]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写信给卢格：“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8]
但是计划并未实现。相反，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个极虔诚保守的信徒对黑格尔的攻击，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的确，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无论如何，毫无疑问他们确实计划共同出版一个东西，即《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因此，马克思开始阅读一系列有关艺术和宗教的书籍。鲍威尔在1841年12月完成了他承担的部分，但是不得不在合作者没有撰稿的情况下出版：1841年12月，马克思被迫回到特利尔，因为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已患重病了。直到他的岳父1842年3月3日去世，马克思一直待在威斯特华伦家里，正如鲍威尔所说，他要为这位临近死亡的人“点亮日子”。对马克思来说3月是令人难过的：不但是失去了威斯特华伦家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由于鲍威尔因为他的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了教职，马克思谋取大学教职的希望因此就破灭了。当时马克思在特利尔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他把它寄给了《德意志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
卢格是马克思随后两年的亲密伙伴，也是一名流放的大学教师；他被拒绝教书是因为他的非正统观点，他被大学辞退后，全身心地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由于这一点，他被恰当地赞美道：他是一个有着独立能力的人，虽然没有特别创新的头脑，但是他成文迅速又出色，并且交往面非常广泛。[9]1838年他创办《哈雷年鉴》，该杂志很快便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期刊。虽然早些年为《哈雷年鉴》撰写的稿件一般都要涉及开明的普鲁士国家，但是到1840年为止，公开的政治性文章开始使宗教性的文章让位了——一种逻辑隐含于“基督教国家”的观念中。因此《哈雷年鉴》1841年6月在普鲁士被禁了，从而转移到了德勒斯顿，在那里以《德意志年鉴》的名字出现。[10]1840年间，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开始为它撰稿了，到1841年中期，鲍威尔已经成为它的定期撰稿人。
马克思已经被他的柏林朋友科本（他本人就是该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介绍给卢格。马克思1842年2月寄给卢格一篇文章（一起寄去的还有一封进行书评的信，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德意志年鉴》上），阐述了1841年1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年之前继承了普鲁士王位，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曾希望自由宽大随之而来。新国王当然同资产阶级一样，憎恨限制性的官僚作风：他的理想是家长式的政体。他同意资产阶级的在议会和新闻中提出要表达自己观点的要求。他甚至在书报检查令中强调“坦率而忠诚的宣传的价值和必要性”。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想要争取的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家长制社会，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了。在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被认为是放宽了现行条例的新检查令条例的矛盾之处。由于新条例禁止攻击基督教，并惩罚违背“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的行为，所以他认为“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侮辱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1]。而且，鉴于新的法令与行动同样地顺从了“倾向”和“意图”，那么它们与好的法律是对立的。对马克思来说，这将产生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单一的国家政权机构认为它自己是理性和道德的唯一所有者，因为“即使一种道德政权的成员反对其中的一个机构或者反对政府本身，但这种道德政权还是反映着它的成员的观点”[12]。这样，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开始得出自由民主的结论。
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文章，马克思展示了他用博尔纳风格写作时事小册子的巨大天分，而且他整个一生都展现着这份天赋。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所有文章，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他后来的很多著述都是用一种极为生动活泼的风格写成的：他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谬法对付对手的手法，这一切都使他的文章有着鲜明的爱憎立场。格言、递进、重复、对仗、对比以及交错排列（尤其是后两种）等表现手法都被他一一使用——有时是过度使用。因此，权威们不会通过他这篇特别的文章（它最后刊登在1843年2月瑞士的《轶文集》中，《轶文集》收集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禁止的文章，由卢格以书的形式发行）。
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13],1842年4月马克思抱着至少写点或许找到途径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想法移居到科伦。在波恩期间，他曾到科伦参观过几次，在那里从香槟酒和关于黑格尔的谈论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燕妮写信给他：“小野猪！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你快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裱着壁纸的房间，因为你在科伦喝了香槟酒，因为那里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过——总之，因为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14]但是科伦的这种上流社会生活逐渐令他难以忍受，因为“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15]。因此，马克思回到波恩，在那里和鲍威尔在一起放松了一下。他的朋友写道：“马克思已经回到这里了，最近我们一起出去到广阔的乡村，再一次享受了所有美丽的景色。这次旅行太精彩了，我们与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在哥特斯堡租了两头驴，骑着驴子，我们疯一样地绕过小山，穿过村庄。波恩的社会名流像往常一样惊愕地望着我们，我们欢呼，驴子高鸣。”[16]但是很快他们便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当时鲍威尔到柏林努力使他的免职得以撤销。而马克思则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4月底，已经写了四篇文章打算给卢格。他到科伦不仅仅是香槟酒的原因：他正逐渐卷入这个城市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运动中，这种对于实际政治的卷入最终导致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决裂并开始编辑《莱茵报》。尽管燕妮劝告他不要“卷到”政治里去（她把这一活动描写为“这是最危险的”[17]），但是这对一个具有进步观点的年轻的莱茵地区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莱茵地区的政治氛围与柏林大不相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1795年至1814年归入法国，曾受益于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那里以前有108个小政权，后来改划为四个地区；废除了封建主义、取消了各种不规范的管理现象（有关政治、法律和金融体制方面）；清除了一些贸易团体和关税壁垒，很多商品得以出口法国，生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的竞争。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以至于1810年鲁尔的市政长官似乎要宣布它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了。德国大部分进步人士都来自莱茵地区：有自由主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1848年革命运动的很多未来的活动家，以及一些像海涅、博尔纳这样的诗人。
这一政治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科伦社团”（莱茵地区与博士俱乐部一样更具有现实性的团体），马克思在波恩一立下脚跟就加入了这个社团。科伦社团多方面的核心人物是格奥尔格·荣克，他也曾是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在科伦社团中，他很快成为马克思最为亲密的朋友。团体中的其他一些成员还有金融家康普豪森和汉塞曼，他们两人都是普鲁士未来的内阁总理，还有实业家梅维森和马林克罗特（Malinckrodt）以及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莫泽斯·赫斯（可能最有资格说是他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德国）。很自然，科伦团体很欢迎能有一份报纸来宣传自己的主张。1840年时已经有了一份名为《莱茵总汇报》的报纸，创建这个报纸的团体认为《科伦日报》不足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当这份报纸很显然快要破产时，格奥尔格·荣克和莫泽斯·赫斯劝说莱茵地区一些最有影响的富有自由主义者，包括康普豪森、梅维森和奥本海姆，创建一个团体，买通《莱茵总汇报》（避免因为条件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再次谈判），并从1842年1月1日让它以《莱茵报》的名称重新出版刊行。[18]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是“政治、商业和工业”[19]，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莱茵地区大量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中产阶级的目标是保卫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一切公民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其最终目标是达到整个德国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一热望必然使他们起来反对普鲁士宗教政策和半封建的专制主义。
支持《莱茵报》的这个团体是不缺钱的，它开始时的共同资产超过30 000塔勒。但是，他们起初在对编辑的选择上很不幸。莫泽斯·赫斯在创建报纸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很自然地希望被指定为编辑；但是金融支持者并不愿意让一个革命者担任主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实施一些有利于扩大工业和商业的措施，例如扩展关税同盟、加速铁路建设、减少邮政收费。因此，股东把编辑职位首先交给了保护贸易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当他因健康问题被迫退下来时）接着给了李斯特的追随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编赫夫铿。赫斯压制住了自己的骄傲，接受了副主编的位子，做有关法国的专门栏目。雷纳、奥本海姆和荣克任董事。由于奥本海姆，特别是荣克曾被赫斯说服而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激进主义，因此他们与赫夫铿之间的矛盾很快增加了。赫夫铿因拒绝接受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章，1842年1月18日被迫辞职，宣布自己“不擅长新黑格尔主义”[20]。
赫夫铿的位子被鲁滕堡（布鲁诺·鲍威尔夫人的兄弟）取代了。马克思支持他，并且他从1841年9月份以来就一直参加有关该报组建的讨论。新的任命给该报带来的转变倾向令当局者忧虑，以至于中央政府提议进行压制；但是莱茵省总督恐怕这会引起民众闹事，只答应更进一步地进行监视。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在科伦社团中拥有极大威望。荣克谈起他，说：“虽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为敏锐思想的人之一”[21]。慷慨热情的莫泽斯·赫斯，这样向他的朋友奥埃尔巴赫介绍了马克思：
……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22]
鲍威尔1月份曾问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给《莱茵报》撰稿；3月，在荣克的催促下，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从卢格的杂志转到《莱茵报》。[23]他写的第一批文章中的一篇，是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但直到8月才发表。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4月，起因于卡尔·冯·萨维尼被任命为司法大臣，他被期望着能够把新国王充满幻想和反对进步的思想引入法律体制。因此，这篇文章也就间接抨击了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制度。法的历史学派不久前刚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纪念其奠基者古斯达夫·胡果（1764—1844），胡果认为历史存在是法律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证明。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这种立场迫使胡果采取了绝对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使他失掉了判断的标准。马克思运用建立在斯宾诺莎和康德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反驳这种立场，他们两人都拒绝把实证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等同起来：“胡果亵渎对正义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人来说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誉去报答它们，他从理性的观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24]总之，法的历史学派只有一条基本原则——“专横和暴力的法”[25]。
马克思撰文反对胡果的同时，决定致力于写莱茵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文章，1841年中期议会已经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过一次长会。他创造性地写了五篇有关辩论的系列文章，第一篇在4月初写成，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其他四篇论述了科伦事件，林木盗窃法，偷窃和“真正的世俗问题，本质讲来，即土地分配”[26]。但是刊登出来的只有关于出版自由和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在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了“每一阶层特有的立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些辩论中一样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辩论人并不把自由看作一切理性的人的自然权利；对他们来说，自由是“特定人群、特定阶级的个体特征”[27]。这样的立场是不能够起草任何管理新闻的法律的。马克思接着特别地批判了普鲁士政体的封建浪漫主义，从而提出了有关逃避和投射（evasion and projection）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
由于这些老爷们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像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像力来代替智慧和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他们就必须乞灵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毒素，并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在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
这样，我们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像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他用超人的圣灵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28]
马克思通过概述法律在国家中应起的作用结束了这一部分：“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出版物的正常状态……”[29]接着，马克思总结了法的普遍本质：“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0]在这种情况下，谈具有预防性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的法律并不阻止人类的活动，真正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31]。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欢迎：荣克写信对他说：“你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是一流的”[32]，卢格怀着同样的心情写道：“你在报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评论妙极了。它毫无疑问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好的文章”[33]。
马克思1842年6月底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于是极为渴望能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来谋生。他写道：“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待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34]这次争吵非常激烈，以至马克思离开了锡朱恩施特拉斯的家，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了婚礼，7月中旬便离开前往波恩，在那里他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上。
尽管特利尔（家庭）气氛紧张，马克思在那里还是挤出时间为《莱茵报》又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到1842年6月为止，这份报纸激进的调子激怒了它的强大对手——《科伦日报》，后者开展了一场对它的攻击，说它“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35]，并发表重头文章，声称宗教的堕落引起了政治的堕落。马克思认为真理倒是它的反面：
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36]
接着马克思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并根据现代哲学即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描绘了理想的国家，从而结束了这篇文章：
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Sapienti sat [对聪明人来说已经很够了]。[37]
最后，马克思赞成党派分裂的思想，这是最受青年黑格尔派喜爱的另一个论题：“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38]。
1842年7月马克思一回到波恩，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拉进《莱茵报》机构，这大概是由于嗜酒的鲁滕堡的无力胜任，马克思说，这使他非常难堪，因为为这项工作他曾举荐过鲁滕堡。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地卷入这份报纸，他与以前柏林伙伴们不一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后者曾组成一个“自由人”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以前博士俱乐部的继续。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团体，憎恶柏林人态度上的奴性，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在很多方面仅仅震惊资产阶级（epater les bourgeois）。他们很多时间在咖啡馆里度过，甚至在缺钱的时候上街乞讨。他们不妥协地反对既成的教条，尤其是宗教，从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其成员包括麦克斯·施蒂纳，他曾在《莱茵报》上发表过一些无神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为他后来发表极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拉开了序幕；还有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他激烈抨击巴枯宁所作的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妥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其中，他写了几篇反对谢林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性文章。
然而，马克思反对这些有关解放的公开宣言，在他看来，这些做法似乎只是一种风头主义。考虑到青年黑格尔派与《莱茵报》联手，马克思还担心来自柏林的文章会给他的对手海尔梅斯编辑以更多把柄对该报进行攻击。马克思正在给工业相对发展的莱茵地区的一份商业报纸写文章，而柏林的“自由人”团体正变得哲学化，那里几乎没有工业，为政府官僚主义氛围所控制。因此，他支持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主义革新的斗争，反对不加区别地进行批判。确实，正是由于他的建议，《莱茵报》的出版人雷纳答应莱茵省总督，报纸的态度将变得平缓——尤其是在关于宗教问题上。[39]
“自由人”团体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莱茵报》的编辑基本原则应该是什么。对此，马克思8月底写了封信给奥本海姆（他的意见对于编辑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决定作用），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对报纸的想法，提出应该把编辑的职务委托给自己。他写道：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40]一文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41]
结果，马克思对该报进行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10月中旬被任命为主编。
在马克思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就多了一倍多。他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42]。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开始声播全国。结果，罗伯特·普鲁茨，该报的一位撰稿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样描写了该报：
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43]
这位编辑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比报纸少。梅维森留下了对当时的马克思的生动描写：
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辩论家。他用强烈的犹太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过对经济学的集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了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44]
但是，马克思在完成作为编辑的第一件任务时，表现得非常谨慎：他面临着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共产主义的指控。这可能是受了赫夫铿的激励。赫夫铿曾在一段时期里做过《莱茵报》的编辑，3月份他就因为该报刊登了一篇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而攻击该报。指控的基本出发点是9月份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住宅问题和几种共产主义政体形式的评论文章；还有10月份它报道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上傅立叶的追随者提出了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赫斯写的。马克思作了回应，批判了奥格斯堡报纸竭力避免重要问题，驳斥了《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
“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45]
但是必须慎重地对待这些观念，因为思想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对于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做法……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46]
这种回应反映了《莱茵报》的总体立场，即认为贫穷必然地是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但是此时文章并没有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崭新的社会阶级，而是仅仅看作不良经济组织的无辜受害者。
社会主义思想可能最初并不是根源于德国工人阶级。德国当时才刚刚开始变为工业国，工业工人远没有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充分的组织，而且大多数还是旧手工业者，怀恋过去，不愿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团体传播开来的，他们把无产阶级群众看作社会革新的潜在工具。19世纪30年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产生影响。[47]在特利尔这个地方（马克思的出生地），路德维希·伽尔传播傅立叶主义思想；而在柏林，海涅的诗歌和甘斯的讲座都有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德国本民族共产主义的第一本书是莫泽斯·赫斯写的《人类的神圣历史》，他是在科伦从父亲的工厂里逃往巴黎之后，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48]这本书具有神秘性，是漫谈式的，但却十分明显地包含着阶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思想。接着，赫斯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并在《莱茵报》上刊登了很多暗中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一年以后，一个裁缝，威廉·魏特林，活跃在移居到巴黎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团体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是一本弥赛亚式的救世著作，它反对造成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人间富人掌权者，主张一切人有通过社会平等和公正的途径获得教育和幸福的权利。
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传播的是罗伦茨·冯·施泰因的调查著作《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由于施泰因的这部著作，1842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德国常常互换使用）开始引起了关注。受普鲁士政府的委托，施泰因曾做过一个对法国社会主义在移居巴黎的德国工人中传播情况的调查研究；虽然调查人远不是那么同情社会主义者，但是发行的报告却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的传播，甚至激起了社会主义者对他们事业的热忱。[49]科伦的思想氛围特别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与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者不同）具有很强的社会意识，认为国家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责任。例如，梅维森参观英国时，由于工资降低的情况而深为震撼；于是在巴黎停留的一段时间里，转信了圣西门主义。在《莱茵报》办公室举行的颇有效力的《莱茵报》编辑委员会团体会议上（该团体由莫泽斯·赫斯创建），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其成员还包括荣克、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卡尔·德斯特尔和安内克。他们每月聚会一次，先读报，接着讨论，这些人政治观并不一定相同，但都对社会问题感兴趣。马克思1842年10月移居科伦后，便加入了这个团体。[50]
通过对莱茵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受这些讨论的启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增加了。他在作为编辑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即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五篇撰稿计划中的第四篇）中，讨论了新近提议的有关颁布更为严格的盗窃林木法。拾捡枯枝烂叶在传统上历来是不受限制的，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危机带来的匮乏和工业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法律的干涉。局势变得难以把持：在普鲁士的所有起诉案件中，5/6涉及林木，这个比例在莱茵地区还要高得多。[51]因此，当时提议林木监护人应该成为指控犯法行为的唯一裁决者，并且可以独自评估损失。
马克思没有用很多社会历史的细节叙述，而是从法律的和政治的立场探讨了这些问题。他主张国家应该遵从惯例来反对富人的掠夺，因为假设没有了不公正，一些东西也永远不会成为个人私有财产，而且，“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不加区别、不给予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当作盗窃，那么，任何私有财产不都是赃物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吗？”[52]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蒲鲁东的语言，而不是他的精神，因为他的讨论始终是限制在严格的法律基础上。人们的社会关系会变成“崇拜物”（即死的事物还继续神秘地统治着活人）；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林木左右，因为林木只是客观地表现了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商品。马克思认为这一去人性化是《普鲁士国家报》给立法者建议的直接后果，这一建议认为：“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林木，而且总的来说，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53]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实际任务。”[54]最后，马克思通过比较古巴野人认为黄金是西班牙人的崇拜物这一信念与一个独立观察者认为林木是莱茵人的崇拜物这一看法，结束了文章。
这篇文章说明了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注意力在增加。这篇文章作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引起了他的震动。正如后来他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55]恩格斯后来也说道，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56]。
由于对莱茵议会的批评，《莱茵报》越来越大的成功激怒了政府，省总督11月给内务大臣写了一封信，说他打算起诉林木盗窃文章的作者。局势本已变得紧张，因为《莱茵报》10月份刊登了政府一项改革离婚法律的保密计划，这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使法律“基督教化”的第一步。这份报纸用三篇文章追根究底地对此进行了揭露，其中（12月中旬的）第三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他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的法律太个人主义了，而没有考虑家庭婚姻和子女的“伦理本质”。法律仍然“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57]。但是他也不欢迎新的提案，因为新提案不是把婚姻当作伦理制度，而是当作宗教制度，因此它仍然没有认识到婚姻的世俗本质。
11月底，马克思与他以前的柏林伙伴彻底决裂了。事情起因于卢格和诗人海尔维格到柏林的拜访，他们希望邀请“自由人”团体合作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卢格（他永远有点清教徒的味道）和海尔维格引起了这些有着放纵和挥霍观念的“自由人”团体的反感。据卢格所说，例如布鲁诺·鲍威尔“佯让我忍受那些最为荒诞的事情，例如必须在理论上来消灭国家和宗教，还有财产和家庭，而不必费心考虑用什么来代替它们，不考虑要摧毁一切事物的关键事物”[58]。11月25日，马克思通过刊登一份来自柏林的报道的形式，公开地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该报告的关键是摘自海尔维格寄给《莱茵报》的一封信。决裂是彻底的，几天后，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证明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59]，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60]
离婚法草案的公布带来的巨大骚动致使政府对《莱茵报》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马克思感到越来越多的时间都在对付书报检查官中耗费了。恩格斯写道：“‘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61]到1842年12月为止，书报检查一直由一个非常无知的官员来执行，据说他审查删去过一则关于对但丁《神曲》翻译的广告，理由是：神的事情不适于作喜剧的主题。他常常没有足够的机敏，来注意审查重要的东西。由于自己的疏忽而被上司责备，他就习惯地用这样的话对待日常工作：“如今是一块面包的问题。现在我的一切都吹了。”[62]布洛斯讲述了一个关于这个官员的故事，这是马克思告诉他的。“有一次，他被邀与妻子、待字闺中的女儿一起参加一个由省总督举办的盛大舞会，离开前必须要完成他的书报检查工作。但恰巧那天晚上印刷校样还没送到。这个不知所措的检查官坐着马车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到了马克思租住处。当时快11点了。他使劲按铃，马克思从三层楼的窗子探出头来。‘校样！’检查官吼道。‘没有！’马克思朝下喊道。‘可是——！’‘我们明天不出报了！’于是马克思关了窗子。这个检查官听了这话糊涂了，茫然不知所措。但从此以后他就规矩多了。”[63]
1843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有关贫穷状况的调查，这是他在《莱茵报》上最后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摩塞尔的酒农自从关税同盟建立之后，遭受着竞争方面的巨大痛苦。当时这种境况已激起了很多公开呼吁，1842年11月《莱茵报》记者对这一贫困境况作了报道，其真实性立刻遭到了省总督冯·沙佩尔的质疑。马克思认为这位记者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准备亲自证明该报道。他计划写五篇系列文章，结果只写了三篇，其中只有两篇在《莱茵报》查封前发表。这两篇发表的文章用大量的细节论证了该记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篇文章在对该报的压制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摩塞尔河谷的状况是源自客观的既定关系：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64]
为了改善这些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进行公开争论：“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65]，这样，它才不会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该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66]
马克思一定感到《莱茵报》被禁的日子日益迫近。1842年12月24日，也就是宽大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德国一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报刊《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海尔维格的一封信，抗议他原希望编辑的一份来自苏黎世的报纸在普鲁士被查封了。结果，海尔维格被逐出普鲁士，《莱比锡总汇报》被查封；1843年1月3日，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压力下，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意志年鉴》；1月21日国王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67]
此外，沙皇亲自向普鲁士政府抗议《莱茵报》上的几篇反俄国的文章。马克思原先抱着挽救报纸的希望表示愿意辞职，而政府则是意已决。[68]最后一期报纸的日期选定在1843年3月31日，但由于书报检查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马克思宁愿在3月17日就辞职。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中，马克思说他的辞职是因为“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69]，虽然后来他把原因归于股东们意欲与政府妥协。[70]
在最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无疑是报纸背后的主要力量。到12月底为止，报纸的发行量已达3 500份。3月18日，检查官圣保尔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整个事情精神上的领导人昨天终于辞职了……我非常满意，今天我审查所用的时间还不及以前的1/4。”[71]马克思毫无疑问坚定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圣保尔写道：“马克思愿意为自己的思想牺牲自己，他绝对地深信自己思想的真理性。”
查封《莱茵报》的决定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说：“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72]。虽然他仍然在写作，但他确信自己的未来在国外：“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73]。他已经决定移居到国外：剩下的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
注释：
[1]K.Marx, “Doctoral Dissertation”,in N.Livergood, op.cit.,p.61.
[2]Frederick WilliamⅣto Bunsen, in Chr.von Bunsen, Aus seinen Briefen（Leipzig, 1869）Ⅱ133.
[3]K.Marx, Early Texts, p.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285页。
[4]Ibid.,p.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285页。
[5]这两种观点都来自于一本有着神秘题名的小书，Prolegomena to Histori-osophy published by a Polish Count, August von Cieszkowski in 1838。关于这本书及其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进一步资料可参见D.McLellan,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pp.9 f and A.Liebich, Between Ideology and Utopia:Th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ofAugust Cieszkowski（Dordrecht, 1979）。
[6]Cf.MEGAii（2）152.
[7]A.Ruge.Briefwechsel und Tageblätter, ed.P.Nerrlich（Berlin, 1886）i239.
[8]MEGAii（2）261 f.
[9]关于卢格，进一步资料可参见 W.Neher, Arnold Ruge as Politiker und Politischer Schriftsteller（Heidelberg, 1933）,H.Mah, The End of Philosophy, The Origin of‘Ideology’（Berkeley, 1987）pp.87.;W.Breckman, Marx,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the Origin of Radical Social Thory（New York, 1999） pp.221 ff.。
[10]See further D.McLellan,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pp.11 ff.
[11]K.Marx, “Comments on the latest Prussian Censorship Instruction”,Early Texts, pp.29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K.Marx, op.cit.,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p.80.
[13]Marx to Ruge, MEWXXVⅡ40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Jenny von Westphalen to Marx, MEW, Ergsbd.16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900页。
[15]Marx to Ruge, MEWXXVii40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26页。
[16]Briefwechsel zwischen Bruno und Edgar Bauer（Charlottenburg, 1844）p.192.
[17]Jenny von Westphalen to Marx, MEW, Ergsbd, 16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900页。
[18]关于《莱茵报》更详细的情景资料可参见E.Silberner, Moses Hess（Leiden, 1966）pp.91 ff。
[19]全称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20]Rheinische Briefen und Akten, ed.Hansen, i315.
[21]G.Jung to A.Ruge, MEGAi（2）261.
[22]M.Hess to A.Auerbach, in M.Hess, Briefwechsel, ed.E.Silberner（The Hague, 1959）p.80.进一步可参见 Z.Rosen, Moses Hess and Karl Marx:The Influence of Bruno Bauer on Marx's Thought.（The Hague, 1977）。
[23]关于马克思为《莱茵报》所写的整个文章，参见A.McGovern, “Karl Marx's first political writings:the Rheinische Zeitung 1842—1843”,Demythologising Marxism, ed.F.Adelmann（The Hague, 1969）。H.Mah, The End of Philosophy, The Origin of‘Ideology’:Karl Marx and the Crisis of the Young Hegelians（Berkeley.1987）pp.187 ff.;A.Megill, Karl MarxL The Burden of Reason（Lanham, 2002）pp.81 ff.;P.Lascoumes and H.Zander, Marx:du‘vol de bois’à la Critique du Droit.Karl Marx à la Gazette Rhénane（Paris, 1984）。
[24]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p.9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99页。
[25]Ibid.,p.10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06页。
[26]Marx to A.Ruge, MEGAii（2）278.
[27]K.Marx, “Debates on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MEW 134.
[28]K.Marx, “Debates on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Early Texts, pp.35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59页。
[29]K.Marx, MEWi5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71页。
[30]Ibid.,p.5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71页。
[31]Ibi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72页。
[32]G.Jung to Marx, MEGAii（2）275.
[33]A.Ruge to Marx, MEGAii（2）276.
[34]Marx to A.Ruge, MEWXXVⅡ40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28页。
[35]K.Marx, “The leading Article of the kölnische Zeitung”,MEGAii（2）233.
[36]K.Marx, Early Texts, p.3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14页。
[37]Ibid.,p.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9页。
[38]K.Marx, MEGAii（2）25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9页。
[39]参见MEGA ii（2）281 ff.
[40]作者是埃德加尔·鲍威尔。
[41]Marx to Oppenheim, MEGAii（2）2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33~434页。
[42]Karl Marx:Dokumente seines Lebens, p.117.
[43]R.Prutz, Zehn Fahre（Leipzig, 1856）Ⅱ359 ff.
[44]G.Mevissen, in H.von Treitschke, 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Fahrhundert（Leipzig, 1905）V201.
[45]K.Marx, “Communism and th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Early Texts, pp.47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33~134页。
[46]K.Marx, op.cit.,p.4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134页。
[47]参见E.Butler, The Saint-Simonian Religion in Germany（Cambridge, 1926）。
[48]关于赫斯，参见E.Silberner, Moses Hess。
[49]关于施泰因，参见p.120,note 92。
[50]参见J.Hansen, Gustav von Mevissen（Berlin, 1906）i 264 ff。
[51]参见H.Stein, “Karl Marx und der Rheinische Pauperismus”,Fahrbuch des kölnischen Geschichtsvereins, XiV（1932）。
[52]K.Marx, “Debates on the Law on Thefts of Wood”,Early Texts, p.49.
[53]“国家”英文表达为civil。
[54]K.Marx, MEGAii（1）30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80页。
[55]K.Marx, “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ESWi361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6]Engels to R.Fischer, MEWXXXiX46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7]K.Marx, “On a Proposed Divorce Law”,MEGAi13i（1）3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83页。
[58]A.Ruge, Briefwechsel und Tageblätter, ed.P.Nerrlich（Berlin, 1886）i290.
[59]英文中无“即新的世界观”。
[60]Marx to A.Ruge, MEWXXVⅡ4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34~436页。
[61]F.Engels, “Karl Marx”,MEWXiX9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2]Marx to Engels, MEWXXⅪV6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3]W.Blos, in Mohr und General（Berlin, 1965）p.352.
[64]“On the Distress of the Mosel Wine-Farmers”,MEGAii（1）360;Easton and Guddat, pp.144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216页。
[65]“不是官方的因素”英文为“不是官方的和官僚的因素”。
[66]“On the Distress of the Mosel Wine-Farmers”,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pp.145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230~231页。
[67]Marx to A.Ruge, MEWXXVⅡ4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38~439页。
[68]关于这一点进一步资料可参见B.Nicolaievsky and O.Maenchen-Helfen, La Vie de Karl Marx, pp.76 f。
[69]Karl Marx, “Declaration”,MEWi2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244页。
[70]Marx to Engels, MEWXXXⅡ128.
[71]Rheinische Briefen und Akten, ed.Hansen, i496.
[72]Marx to A.Ruge, MEWXXVⅡ4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40页。
[73]Ibi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