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歌叟曰：

甲午战争之惨败，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着中国人民之觉醒，清廷推出了“练兵自强”、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变法自强”。因此，出现了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运动。

1895年6月，康有为写了万言书，力陈变法自强的道理。但守旧的各部大臣均不敢传递，唯独袁世凯挺身而出，把书交给督办军务处代递。袁为何这样做，因他看到那些守旧老臣妨碍着他这个年轻有为的人上进，这变法能给他带来勃勃生机。

在康有为多次上书未有结果时，为了扩大影响，康同他的学生梁启超，组织了“强学会”，袁世凯也拿出5000两银子入会。并且还游说他人捐款入会，他称康是康大哥，康也把他称为同志。

1898年4月11日到21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颁布了维新诏书，决心变法。

当然，这变法牵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官僚的命，慈禧太后便蹦了出来。在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她命光绪帝革了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各项职务，为的是孤立光绪帝，因翁是光绪帝20年相依为命的老师。她又强制光绪帝任命她的老情人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统领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同时命新授三品以上官员，必须向她谢恩。又下令怀特布管圆明园，刚毅管健锐营，她这时不是垂帘听政，而是直接执政了。

光绪帝为了推行既发的新政，也想出了一些办法。他免去尚书怀特布、许应典，侍郎垄帕、徐会洋、博项、曾广汉的职。又任命主张变法的李瑞茶任吏部尚书，维新派的王锡春、徐致靖为尚书，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直阅奏章、起草诏令、推行新法，此四人后被称为“军机四卿”。

但守旧官僚太多，新法不好实施，光绪帝感到无有军权，实施新政为难。康有为便给他保举了袁世凯，借袁新军之力推行变法新政。谭嗣同也密奏光绪帝，要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结以恩遇，以防不测，必要时可软禁慈禧。

9月11日，光绪命荣禄传知袁世凯进京觐见。9月12日袁进京，狡猾的袁世凯叫徐世昌探听京城消息，他住在法华寺。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光绪帝问：“苟付汝统领军队之后，能失忠于朕否？”袁发誓道：“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心思效忱。”

光绪帝这时也未免有些幼稚平庸，作为一个臣子，谁敢当面说不忠于皇上呢。袁世凯退出后，光绪帝认为他“忠诚恳切，可以信任”，免去他直隶按察使，升为侍郎，仍专办练兵，并许可他专折具奏，不受荣禄控制。

袁世凯受光绪帝敕封后，心中十分不安，唯恐引起守旧顽固派的怀疑，便想辞去所封侍郎之职。但又怕革新派反对，何况自己还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他决定既不参加“后党”，也不参加“帝党”。

慈禧太后把光绪帝软禁在颐和园，又同荣禄密谋，借口去天津阅兵把帝党全部拿住，废光绪而另立新君。

9月18日，林旭把光绪帝14日和17日写给康有为的密诏交给了康。14日诏曰：“今朕位见不保，汝康有为……等……设法相救。”17日密诏曰：“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康见大局败坏，当晚召集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刘光第，还有梁启超、徐致靖等人研究援救光绪帝的办法。多数主张劝袁勤王，宁死数百人也要扶光绪登午门而杀荣禄。唯有林旭认为袁不可靠，说他巧诈多智谋，恐事难测，请召董福祥。谭嗣同认为不可用董。争来争去大伙却没了主见，谭嗣同道：“坐以待毙，还不如孤注一掷或诛荣禄，施新政，败则成仁。”他便连夜去法华寺，劝袁勤王。

两人见面寒暄之后，谭道：“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道：“旷代之圣主也。”

谭道：“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道：“然，固有所闻。”

谭道：“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君也，君欲救则救之。”谭指着自己的脖子又说：“君若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君可富贵也。”

袁道：“谭君以袁某为何人也!圣主乃吾辈共事之主，袁某与谭君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谭君，袁某也有责也。如谭君有所教袁某愿闻也。”

谭道：“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袁君与董聂三军皆荣禄节制，将持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袁君。若变起，袁君以一军敌其二军，保护圣主复大业，乃不世之业也。”

袁道：“天津为各国聚集之处，若忽杀总督，恐引起中外官民大讧。况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70多营，京内还有旗兵数万，我只有7000人，出兵最多才6000人。恐这里一动兵，而京内即设防，皇上已先危也。”

谭道：“公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兵动时，皇上即分给诸军圣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道：“若皇上阅兵时疾驰入营，传圣命以诛奸臣，则袁某必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道：“荣禄与袁君素厚，荣又勇猛彪悍，恐君非其对手。请问君还有何难处？”

袁道：“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一狗耳!”

谭道：“报君恩，救国难，立奇功大业，在于公；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请公自裁。”

袁信誓旦旦地说道：“你以为我是何如人？我家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以死为之。”

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在法华寺厅内踱来踱去，他想：我平时宣称我练的兵勇敢善战是真的吗？可是还没作过战。那只不过是王婆卖瓜自我吹捧罢了。那7000人能打过董福祥、宋庆、聂士成所部还有刚毅旗兵吗？不能。这小鸡娃光绪能斗过恶老雕慈禧太后吗？斗不过。这该咋办？对!我得自首告密，不然慈禧和荣禄还会把我列入维新党呢，谁叫我参加康有为的强学会来着，对不起了康大哥，对不起了谭老兄，我刚才说的话是我放了屁。

9月20日，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到颐和园向慈禧告密，太后闻报连呼“小子(光绪)负我”，急命荣禄驰赴董福祥营及宋庆诸军，调京防变。次日晨，太后回到皇宫宣布重新垂帘训政，幽禁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捕杀维新派。

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在日本人保护下去了日本。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没成功，日本人劝他逃跑，他不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4日，慈禧下令逮捕维新人士。28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同时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为六君子。袁的告密给反动政变立了大功，深得慈禧赏识，让他代理了十天直隶总督，赐他新军银四千两。1898年12月，军机大臣荣禄把北洋各军联为一体，称聂士成为武卫前军，董福祥为武卫后军，宋庆为武卫左军，袁世凯新军为武卫右军，又招募万人为武卫中军由自己统领。1899年4月，慈禧赏袁世凯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6月，升袁为工部右侍郎，后又命袁出任山东巡抚。

当时，有一首三言歌谣在世流传，道出了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和起的作用，歌词是：

当然，康、梁当时的出走也有他们的苦衷。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