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我的小侄女进幼儿园，外婆买了很多东西，衣服全是里外三新的。孩子们生长在这个社会是多么幸福哇！

我不觉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小时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的杨家柴厂的一个大杂院。一院住了十几家，都是贫民，有卖油条的、收破烂的、卖报的、拉洋车的、拉土车的……他们都是一年到头愁眉苦脸，小孩子也像大人一样的忧郁。

我很小就懂事。我们一家人住一间南房。祖母是半身不遂的病人，不能下地；姑母是寡妇，五十多岁，也住在我家；父亲在妓院卖水果；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们。除了父亲挣钱外，我姑母和母亲做外活（给裁缝铺做下手活）。我很小就会做针线活，给妹妹弟弟们做小衣服，大盆洗衣服，收拾屋子，生火、做饭，拆大改小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记得有一次过年：母亲和姑母忙外活，父亲忙着添年货，我帮着父亲剥红果皮、洗水果……。过年小孩子们都穿新衣服。我的新衣服永远是用染了色的面口袋做的。过年染一条红裤罩，像得宝贝一样高兴。年二十九晚上睡前把新裤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这一夜可觉得天亮得慢哪！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母亲骂我：“你怎么了？大人累了一天，你还不睡？”好容易盼着天亮了，母亲不许我穿，说：“新裤罩晚上穿，白天还干活哪！别弄脏了。”晚上九点多了，穿上新裤，母亲叫我到丹桂后妓院的胡同口等父亲，拿钱回来好买面（过了十二点面铺上门，就买不上面了）。我高高兴兴一口答应就去了。妓院的胡同里男男女女，包月洋车，家家门前挂着红灯，黄纸叠成的元宝，很热闹。可是不见父亲的影子，只好倚着墙等着；慢慢地人少了，我是又冷又困，倚着垃圾箱睡着了。忽然从妓院里传出来“哗啦！哗啦”的响声，有人喊“哎呀！哎呀！打死人了！”又听说：“过年您要求个吉庆。”一群日本兵从妓院里出来了，一个个东倒西歪，好像喝醉了。其中一个兵抓着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往胡同口外走。这姑娘身穿红缎裤袄，披头散发，满脸是血，挣扎着哭喊。“不要脸！贱货！”原来抓着姑娘的兵是一个穿着日本兵服的中国人，听他说话才知道。这伙人一会儿工夫就挤到胡同口了，我发现父亲也在当中，衣服也被撕破了，手里提篮飞得很高。我也不知哪来的胆子，硬跑进人群拾起篮子。父亲说：“这群野兽砸窑子，连我的钱都抢走了！中国人装日本人！连他祖宗是谁都忘了！”

我拉着父亲回家，知道父亲受了气；要钱买面的事，根本没敢向父亲提。一家人过年都没吃上饺子。

我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娘的恩。”我觉得这句老话很对。新社会的幸福儿童，他们没有受过苦，怎么能觉着新社会的味甜如蜜呢？虽然有很多小人书上的故事给他们看，但总不如我们小时候亲身得到的印象深刻。我父亲见着我买东西就说：“人不能忘本，端起碗想想窑，孩子们有穿的有玩的就够了，别老是锦上添花，买起没完。你老送他新衣服、新玩具，他就不懂得难处了，什么事都看易了，这样你就不是爱他，你是害他。”真是这样。现在的小孩子们不知道为难，起码吃饭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我们小时候吃饭真是最要命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