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过年

我的小侄女进幼儿园,外婆买了很多东西,衣服全是里外三新的。孩子们生长在这个社会是多么幸福哇!

我不觉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小时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的杨家柴厂的一个大杂院。一院住了十几家,都是贫民,有卖油条的、收破烂的、卖报的、拉洋车的、拉土车的……他们都是一年到头愁眉苦脸,小孩子也像大人一样的忧郁。

我很小就懂事。我们一家人住一间南房。祖母是半身不遂的病人,不能下地;姑母是寡妇,五十多岁,也住在我家;父亲在妓院卖水果;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们。除了父亲挣钱外,我姑母和母亲做外活(给裁缝铺做下手活)。我很小就会做针线活,给妹妹弟弟们做小衣服,大盆洗衣服,收拾屋子,生火、做饭,拆大改小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记得有一次过年:母亲和姑母忙外活,父亲忙着添年货,我帮着父亲剥红果皮、洗水果……。过年小孩子们都穿新衣服。我的新衣服永远是用染了色的面口袋做的。过年染一条红裤罩,像得宝贝一样高兴。年二十九晚上睡前把新裤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这一夜可觉得天亮得慢哪!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母亲骂我:“你怎么了?大人累了一天,你还不睡?”好容易盼着天亮了,母亲不许我穿,说:“新裤罩晚上穿,白天还干活哪!别弄脏了。”晚上九点多了,穿上新裤,母亲叫我到丹桂后妓院的胡同口等父亲,拿钱回来好买面(过了十二点面铺上门,就买不上面了)。我高高兴兴一口答应就去了。妓院的胡同里男男女女,包月洋车,家家门前挂着红灯,黄纸叠成的元宝,很热闹。可是不见父亲的影子,只好倚着墙等着;慢慢地人少了,我是又冷又困,倚着垃圾箱睡着了。忽然从妓院里传出来“哗啦!哗啦”的响声,有人喊“哎呀!哎呀!打死人了!”又听说:“过年您要求个吉庆。”一群日本兵从妓院里出来了,一个个东倒西歪,好像喝醉了。其中一个兵抓着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往胡同口外走。这姑娘身穿红缎裤袄,披头散发,满脸是血,挣扎着哭喊。“不要脸!贱货!”原来抓着姑娘的兵是一个穿着日本兵服的中国人,听他说话才知道。这伙人一会儿工夫就挤到胡同口了,我发现父亲也在当中,衣服也被撕破了,手里提篮飞得很高。我也不知哪来的胆子,硬跑进人群拾起篮子。父亲说:“这群野兽砸窑子,连我的钱都抢走了!中国人装日本人!连他祖宗是谁都忘了!”

我拉着父亲回家,知道父亲受了气;要钱买面的事,根本没敢向父亲提。一家人过年都没吃上饺子。

我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娘的恩。”我觉得这句老话很对。新社会的幸福儿童,他们没有受过苦,怎么能觉着新社会的味甜如蜜呢?虽然有很多小人书上的故事给他们看,但总不如我们小时候亲身得到的印象深刻。我父亲见着我买东西就说:“人不能忘本,端起碗想想窑,孩子们有穿的有玩的就够了,别老是锦上添花,买起没完。你老送他新衣服、新玩具,他就不懂得难处了,什么事都看易了,这样你就不是爱他,你是害他。”真是这样。现在的小孩子们不知道为难,起码吃饭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我们小时候吃饭真是最要命的问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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