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往事三瞥

草原即景

火车在赛汉塔拉把我们抛下，就仆仆风尘地继续朝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开去了。列车开出去很远，静寂的空气里隐约还可以听到车轮在铁轨上转动的声响。尖细的汽笛声回荡着，好像在殷切地叮咛我们什么，又像是用依依不舍的心情祝福着我们这次深入草原腹地的旅行。

集二线是从锡林郭勒盟草原的西部直穿过去的。如果草原是片汪洋大海，赛汉塔拉就是浮在这片海上唯一的码头。在旱地上住惯的人们，出海以前心里多少总有些异样的感觉，望着海，又好奇，又是担心害怕。这时，车站后边一家新成立的合作社里挤满了人，有的举着胳膊，神色慌张地喊着：“同志，给我两瓶清导丸！”有的往鼓鼓囊囊的口袋里塞着最后一包饼干。一个梳双辫、穿蓝制服的瘦小姑娘挤了好半天，终于买到一小盒清凉油。

坐惯了有固定座位的交通工具就像用惯了有格子的稿纸。如今，我们八个人乍上了这辆有框无格的卡车，还真有些不知道该怎样安排自己好，尤其车上挤得好像怎样安排空间也不够周转的。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八个人围坐在卡车的一个角落里，把十六条腿折折叠叠堆在当中。

这样安排定了，我们才腾出闲心来望望同车的旅伴。车上有位胸脯上闪着金晃晃勋章的军人，有穿制服的男女干部，也有一位穿绛色长袍的蒙古老乡，看光景大部分都跟我们同样是初次走草地的。未来的两天，我们将同在这辆卡车上，横跨将近九百里草地。想到这个，大家不免都亲热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我问一个跟我背抵着背的青年说：

“你也是到锡林浩特去的吧？”

“是呀。我们这几个全是刚毕业出来，先到锡林浩特，然后等着分配到队上去。”

随说，他随指了指挤在一堆的男男女女，年纪都在十八九的光景；其中还有那个买清凉油的姑娘。她紧挨着蒙古老乡坐，头上包了一条白色的丝巾，长得白白嫩嫩，很秀气。这时候，另外一个姑娘正跟她开着玩笑，说她昨儿夜里说梦话，直妈呀妈呀地叫。那个姑娘就半嗔半笑地噘起嘴巴，从人缝里抽出小拳头，咚咚咚地捶着那个“癞皮”。

“你们是什么队呀？”

“什么队？”女孩子们咯咯咯笑起来了，笑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但是我这个问题问得的确拙笨，背后那个青年只朝腿底下努了努嘴，那里横七竖八地塞着的正是一些钻探用的工具。

车上的旅客不耐烦起来了。有的急着在草原上奔驰，有的担心草原荒凉，开晚了车子也许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地困在半路上。

终于，矮个子的公路站长走了出来，很认真地望了望腕子上的表，吹了声哨子。一片荒芜的草原上，哨子的声音实在尖峭得可怜，然而站长那直直站立的神态却叫我们肃然起敬。他好像是说：车子虽然是辆卡车，设备差一些，这毕竟是个起点站，你们可小看不得。

司机助手开动机器了，插着“安全行车”小红旗的卡车震响得就像一匹催着主人撒开缰绳的烈马。车上人人都亢奋起来。想想看，每个人在脑子里都翻腾了许多日子，费了多少周折，终于才到达这个起点。如今，我们将要享受旅行家最大的乐趣了——那就是奔向遥远的、从来没到过的地方。而这地方，在地理环境上，在民族习惯上，又跟我们生平所经历的完全不一样。心灵整个被一种新鲜的感觉激荡起来。

草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有多么像海啊！只有在海上，天和地才能像接到一起的两匹布这么完完整整，没有间隔。只有海才这么寂静，这么广漠得望不到边际，它永远像一幅没有框子的画。而只有在海上，人才会感到这么没有遮拦，自己这么渺小，以至潜意识里会莫名其妙地发生怕把自己遗失了的恐怖。

风呼啸起来，像千军万马，奔腾而至。穗头已经发黄了的草上就掀起一阵波浪，草梗闪出银白色的光亮。天边时而也会出现一根细小的像桅杆似的东西，走近了才知道原来是穿着高粱红的长袍、背了枪、骑在马上的牧民，那杆子是用来套马的。看到马背上的雄姿，心里油然兴起敬慕之感。

从赛汉塔拉到东苏尼特这段，走的正是过去被称作“瀚海”的塔木钦草原——几十万年以前，它也许就是一片道地的海。过去，这两百里没有水，也没有人烟，牧人旅客都视为畏途。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找不到什么可以做路标的东西，只是公路旁边偶尔出现一座土丘，那也许是汉人的坟，要不就是为了搭篝火堆起的石头。从远处看去，黑黝黝的石堆时常会引起人们的错觉，以为公路旁边伺伏着什么野兽；而那些牛群马群从远处望去，斑斑点点，却又像是什么巨石。

也许是因为这地方海拔接近一千尺的缘故，天低得好像可以用手摸到，因而，人们对云彩的变幻也特别留意。衬着青石板一般的蓝天，云彩有时候团团飞卷着，像一簇狂舞着的雄狮，可是顷刻之间又会化成黑乌乌的一片煤层。这时候，汽车声嘶力竭地跟云彩赛起跑来了，随后，煤层上吧嗒吧嗒地掉下雨点。可是把脑袋从帆布里钻出来，朝四下里一望，乌云罩不到的地方却仍然是黄澄澄的一片阳光。骤雨还没住，太阳又嬉戏地从云隙里投下一道微光，就像悬在半空的一匹薄纱。

这时候，一个奇丽的景色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道完整的虹，衬着天空和草原，从地面拱了起来。我说“完整”，因为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虹的两端跟地面衔接的地方。

不一会儿，风把云彩吹散了，雨自然也就停了下来。云彩又驯善地变成了白色，有的化成一棱棱，好像透视像上的肋骨；有的散成一座座岛屿，上面影影绰绰似乎还辨认得出一些苍松古柏；也有的吹成细长条，好像半透明的银鱼，在蓝空里逍遥自在地飘浮着。

蓝空下面，公路就像一条叠成无数折纹的黄色带子。每逢汽车呜呜地向上爬行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朝着一条通天的大道开去。不过爬到顶端，仍旧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

“看，黄羊！”有人激动地喊了。

抬头一看，公路右边果然出现了几百只浅褐色的小动物，用细碎、疾速的脚步在草丛里窜跳着。车上一位汉族干部说：锡林郭勒草原乍走汽车的时候，黄羊不晓得汽车是什么东西，见了总是好奇地追过来，并且像农村的顽童一样，喜欢在车子前头横跑过去，有的跑一回不够，还要回过身子来再跑一回。近来它们不追车子了，也许因为吃过苦头，要不就是对汽车习惯了。那个军人插嘴说：黄羊也立过功。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内蒙古人民打黄羊做了几万斤肉松，支援前线。我们听了对这些野生小动物更感兴趣了。

不多时，卡车忽然缓慢下来，机器的声音嘶哑了。再过一会儿，随司机怎样扳闸，它再也不肯动弹了。

抛锚总归不是好事情，可是稍稍停一下车却是大家心里早就盼着的。

草原像海，但是在海上船长能把船停下来，叫旅客们下去欣赏一下景物吗？从疾驰的卡车眺望草原，跟踏在地上可大大地不同！在车上，我一直以为草原上干巴巴地只有一种草。其实，这里有羽状的小麦草，也有比枫叶还要红一些的蒿子；有银灰色的羊胡子，红绿间杂的狼针草，一种杏黄色的什么草，还有像芦苇般丛生的内蒙古著名的芨芨草，是造钞票纸的上好原料。如果早些来，遍地还可以看到盛开着的野百合和马兰花。我掐了几种颜色悦目的草，经行家一指点，才晓得哪种是骆驼顶爱吃的，哪种是马喜欢的。牲口原来也各有各的胃口。

很快我们就在草地上发现了宝石，大家就都弯下腰去忘情地拾。那真是宝石，形状奇巧，色泽晶莹可喜，其中有一种乳色的，迎着阳光还透明得可以看到里面的花纹。于是，草丛里不断听到“瞧，一块真玛瑙”或是“可找到水晶了”的惊呼声。

这时候，一只雄伟的苍鹰正在我们头上盘旋，它也是在寻猎。草原上没有遮挡，一切动物都靠洞窟来保护自己，所以草丛里洞洞特别多。我们看见蛇、田鼠、蜥蜴，还瞥见到北国来避暑的燕子也从洞里飞出来。苍鹰的眼睛大概就对准了草原上的那些洞洞。

远远听到一阵马达声，另一辆货车开过来了。我们放下宝石，也像黄羊般迎了上去。草地上最可贵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前边车子要是掉了东西，后边的一定刹住车子，给拾起来。一辆车子抛了锚，别的车子路过照例是要帮上一把的。那辆货车果然就停下来，跳下一个青年司机，随后又跳下个助手。于是，四个人——好像两个大夫和两个护士——就围着揭开汽箱罩的卡车，“会诊”起来了。

往车上一看，原来不是所有旅客都下了车。那个跟我背抵着背的青年这时候正蹲在车上，手里托着一只水壶在倒水，旁边躺了一个人。仔细一看，正是那个买清凉油的姑娘。她的头发凌乱，眉头紧皱着，脸上是一片土色。

刚好又一辆货车从后边开过来了，车上的货物垛得比司机驾驶台高出总有半头。到跟前，那辆车子戛然停住了。车门一开，跳下一个打扮完全不同的司机。她穿了一件男用的鹿皮短大衣，脖子上系了条豆绿色的绸围巾。帽子看来是太小了些，盖不住她那一头蓬蓬的黑头发。

“出啥岔儿啦？”她那张还带着不少稚气的脸笑着走过来，用纯朴的山西口音问。

“快修好啦，开你的吧！”两个会诊的大夫坚决地向她摆了摆手。

女司机还不甘心地犹豫了一阵，才又爬上驾驶台，呜呜地朝着天边开去了。

宝石可爱，然而大家毕竟更急着赶路。有人不耐烦地问起“车子究竟出了啥毛病”，司机幽默地回答说：“心脏病！”本来嘛，汽车要是发动机上出了故障，那还不就是心脏病！

对于走远路的旅客，什么是最美妙的声音呢？我说，那是汽车抛锚后，经过很长一阵检修，终于修好，汽箱罩砰的一声合上，然后，发动机发出的雄壮的响声。

我们的卡车还是一匹满有威风的健马，经过一番治疗，它又在草原上驰骋起来了。

大概是已经走出了“瀚海”，地平线上忽然出现了水，长长的一条，似乎是个面积不小的湖，在阳光底下像一顷白银那么闪亮着。随着水出现的，有牲口群，还有一簇簇灰色的蒙古包。同时，鸟儿也多了起来。三三两两的信天翁时常踞守在道旁，斜着头对着蓝天冥想。总是等车子开到跟前，它们才呼啦一声飞起来，好像故意要炫耀一下那鲜艳夺目的羽裳。另外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小鸟儿，也喜欢在我们头上掠空而过，啾啾叫着，露出它们那雪白、绵软的肚皮。远处，又有人发现一棵树——而且的确是一棵树。塞外的烈风已经把它刮得佝偻了，然而它仿佛是在坚持一种崇高的气节，仍旧挺立在草原上。

天边有一排像牙齿那么整整齐齐的东西在蠕动，那长长的行列是草地上运盐的牛车队。

大概因为雨水的关系，这一段公路特别坎坷不平，有时候人颠得好像在半空停留了好几秒钟才坠落下来——紧跟着也许又是一颠，大家谁也不敢担保自己的五脏还在原来的地方了。半晌工夫风把我们一个个都刮成了泥人儿。有些一直挺过来的，也到处摸索起人丹来。

只听哇的一声，那个买清凉油的女勘探队员吐了，吐的东西随风刮到我们脸上，大家赶紧掏出手巾来擦。可是因为地势关系，大部分都吐在那位蒙古老乡身上了；他那件绛色袍子的前襟黏糊糊的沾了一大片。

在车子上，蒙古老乡面对着草原那些瑰丽景色，脸上一直没有一点点表情，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很当然的。我想要是这位老乡坐在电车上，走过北京的长安街，他也许同样会纳闷我对车窗外的景物居然没有一点点表情。现在呢，他从容不迫地从长袖筒里掏出一条白手巾——他没去管自己身上黏糊糊的那片，却先去替可怜的姑娘擦抹。

同行的勘探队员们可忙了，这个递药，那个给倒水——车快，风力大，水没倒到碗里，却又溅到大家的脸上。

那位姑娘很过意不去地望着蒙古老乡（我想，这时候她心里已经没有了蒙古族、汉族的区别了，坐在她身边的就是她的亲人），试着用手里捏成一团儿的手帕去替他擦，同时，她一边喘气，一边小声地向周围那些安慰她的人说：“嗯，这下儿可痛快啦！”说的时候，小脸蛋儿还坚强地使劲做出个笑容。

“前边有帐篷啦！”

有人这么喊，那真就像在海上发现了灯塔那样叫人高兴。

搭帐篷的地方是个中间站，叫东苏木，也叫二道井子。这时候，白帐篷前边已经停了一辆货车。这地方离我们当天的目的地就只有百十多里了。在这里，车子加水，司机打尖，旅客们也可以好好松动一下了。

司机下来，先扒着槽帮子慰问了大家一下。他一面擦着脸上混了沙土的汗水，一面豪迈地说：

“放心，颠不上几天啦。新的公路已经在测量着了，带篷客车已经运到了赛汉塔拉。今年冬天草地上就走带暖气的客车啦！”

本来嚷着“脊椎骨差不多脱了节”的人们，也给这个灿烂的前景说得笑逐颜开了。

这时候，停在帐篷前面的货车开动了。我们的司机像是有点儿失望似的追了上去，前边那辆车从驾驶台里探出个脑袋来，女司机挥了挥手，细声嚷道：“东苏尼特见吧！”

二道井子地势很凹，四面都是丘坡，天然是个避风的地方。帐篷中间，一口铁锅正烧着开水，用白瓷缸子舀起来，那颜色是土黄的，底儿上还有一层泥沙。可是在草地上，这夹杂着泥沙的水已经是无价之宝了。离帐篷二三十米有一口井，方圆百十里的牧民和他们的牲口都靠它生存。这时候，井台上正有两个蒙古姑娘用布兜子汲着水，旁边停着一辆牛拉的水车。她们也许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的，所以水车装满了，一定还要把带来的几头牛都饮个饱。

帐篷后面正有一些汉族工人在搓土坯子。司机同志端着只海碗站在帐篷门口，热腾腾的水汽润湿了他的脸。他一面很有滋味地咂吮着开水，一面指着那堆土坯子说：“草原上的事儿难说，这趟是布帐篷，你瞧吧，下趟这儿就许盖起大房子来啦！”

他那副焕发着乐观情绪的笑容和他那坚定的语气使我们这些初到草地的人鼓起了勇气。车再起程的时候，草原上断断续续飘起歌声了，连那刚才呕吐过的姑娘也咧着嘴，跟大家一块儿，唱起《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蒙古庙照例是盖在一座山的阳面，山顶用石头垒成几座石堆，上面各插些树枝，叫作敖包，大约就是祭祀山神的意思。庙的正殿梁脊上必有个尖尖的金顶。离东苏尼特旗还有二十来里地，我们就遥遥望到那座敖包了，随后，也看到那金顶在阳光里闪亮着。

像天下的小孩子一样，蒙古的红领巾也喜欢追在汽车后边，使出幼小肢体里的全部气力来跟这个古怪机器赛跑。跑在最前边的一个穿着一身藏青长褂，上襟镶着一排四个杏黄色的纽襻，脚上是鲇鱼头式的长靴，腰里系着根水绿的绸带；然后，红领巾上头托出一张红涨、顽皮到了家的笑脸。他一边追，一边用蒙古话得意地嚷着，真是个充满了生命力的小家伙。

一位同来的旅伴（这次担任翻译）下了车，发了怔。他第一句话是：“一年多没来，全认不得啦！”其实，就连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也能看出：除了那座古老的喇嘛庙，举目都是一排排新砌的房子。规模虽然只能说是雏形：三间土房也许就叫作百货公司，两间门面也会挂上新华书店的牌子，几间很原始的土房，房顶上已经架起了新式的气象观测设备，然而可以看得出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和控制大自然的科学都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下回再来，我也会用同样惊愕的神情脱口说出“全认不得啦”的话来。

把行李卸下来，擦了擦脸，我们就去食堂了。说来有些奇怪，怎么走了这么远，还没走出食堂制呢？在草地上，同样是先买饭票，然后在座位上等着。不同的是，这里买饭票的时候不但蒙汉服装挤成一堆（我初次闻到了浓烈的奶食味道），而且那片嘈杂的喊嚷声，已经辨不出是哪个民族的语言了。

食堂一个角落里坐着个女同志，面孔好像有点儿眼熟，她面前放着老高一碟子馅儿饼，制服帽推到后脑勺上，一只脚跷在凳子上，一边掠着垂下来的头发，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跟她分坐在一条凳子上的还有个蒙古族姑娘，穿着深棕色长袍，腰里系着鹅黄色绸带子，脚上蹬着长筒靴，胸部还系了个牛皮的文件袋，那东西好像个吃奶的娃娃似的，总绊住她的胳膊，叫她吃不利落。

那几个勘探队员好像在当地碰到了老同学，就一齐围着停在食堂前面的一辆大车聊开了。那个路上吐过的姑娘又洗得白白净净的了，这时候也若无其事地坐在车辕子上，指手画脚地又说又笑。他们谈的也许就是路上的事，也许是在向先到的同学了解着队里的工作。

等坐在犄角的女同志把一碟子馅儿饼吃光，我们才认出那正是路上遇到的女司机。我还暗自盘算着：晚上要是歇在同一个招待所，去访访她哩，谁料到她走出食堂，抹了抹嘴，就又爬上了货车的驾驶台。登时，马达开了，她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按了下喇叭，一面小心翼翼地朝后望，一面倒车。

“歇在这儿吧。”一位蹲在台阶下面吸着旱烟袋锅子的老汉用怜惜的口气挽留她。

“不啦，老大爷，”她朝老汉妩媚地笑了一笑，“多走一站，汉碑子庙歇去啦！”

回过身来一看，那个背文件袋的蒙古族姑娘也跨上了马。

那辆后边垛得比驾驶台高出半个头的货车又摇摇晃晃地朝着铺满了金黄色的夕阳的草原开去了。望着车子的背影，我心里琢磨着：装的是日用百货呢，还是建筑器材？

但是朋友，重要的不是它装了些什么货，而是车里头悸跳着的那颗年轻、富有理想、热衷于征服草原、建设草原的心。

1956年9月26日，平地泉

（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