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革命的洪流中成长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一直笼罩在列强侵华的硝烟之中。广东是中国被迫开放的最前哨。在华夏大地处在一片黑暗的时刻，广东沿海大地上的革命思想如“薄雾般的晨曦”笼罩在这片大地上。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和帝国主义者的侵凌，不断激起广东沿海人民的反抗。孙中山把广州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碧血横飞，浩气四塞”的革命党人精神，从珠江传遍三江，走向四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从那一刻起，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此起彼伏，而广东沿海的工人运动的风暴正在悄悄酝酿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罗登贤及他所在的这个三江汇合处——广东佛山紫洞乡隔巷村，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战乱频仍中的南国少年

1905年，罗登贤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紫洞乡隔巷村（今为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一个贫苦人家。

自明清以来，紫洞不仅是经贸发达之地，也是人文汇聚之所，紫洞墟也从最初主要以设摊买卖、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逐步发展为包括集贸市场、货物集散、票证汇兑等自由商贸业形式。到清朝后期，达到繁荣的顶点，号称拥有十三街市、七十二行当。大大小小的店铺、酒肆、客栈等遍及墟市的每一个角落，社学、华光庙、善庆堂、当楼及各类道堂、寺庙等群众性聚集的大型场所10余处，尤其是在清代后期及民国前期，洋行、西医馆、教堂、烟馆、赌场等也相继在紫洞墟出现。在这13条街市中，棉花街、打锡街、布行街、上下行街、大圩廊、鱼行口等都是专业的街铺。紫洞最兴盛时有店铺300多间，较大规模的茶楼就有四五间之多。

隔巷的名字与罗格围相关。南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就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作、生息，同时也跟洪涝灾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修筑防洪堤围，就是人们抗御洪水的一种手段。分布在南海县境内的大小防洪堤围总长达400多公里，这些堤围如同一道道屏障，抵御着江水的冲击，捍卫着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载，罗格围是南海县境内最早修筑的堤围，始建于北宋真宗年间（998-1022），后至元朝紫洞乡人罗宠出钱出力，扩建罗格围。全堤周回环6050余丈，守护着16乡居民、400余顷良田。

在罗登贤故居基础上修建的事迹展览馆

罗登贤父母生活的年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隔巷也不例外。据载，南海县原是桑蚕业发达的地区，种桑历史悠久，公元3世纪便记载“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汉唐时期，“壤土饶沃，田稻再熟，蚕桑五收”。明代中叶以后，植桑养蚕成为商品性生产，九江基塘地区逐步“除老树，付桑麻”，桑地面积不断增加。清初，广东生丝开始外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外贸口岸，广东生丝成为外商争购对象。由于丝价上升，种桑养蚕明显比经营其他作物有利，县内迅速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高潮。同治十二年（1873），陈启沅在家乡官山建立全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办的机械缫丝厂，缫制出畅销于国际市场、品位较高的厂丝，丝价提高三分之一。但自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以英国为首的外国资本在珠江流域疯狂扩张。到罗登贤出生不久，桑蚕业已受到国外资本的严重冲击，隔巷呈现破败凋零之貌。罗登贤一家的生计出现了严重问题。

登贤故里——紫洞村新貌

罗登贤的父亲罗科，早年在广州河南的一家玻璃厂做过工。母亲是一个善良老实的庄稼人。根据村里人的回忆，在罗登贤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病故了。没几年，父亲罗科染疫病去世。

罗登贤的童年时期，正是孙中山在广东不断发动革命斗争的年代。1910年，同盟会领导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在死难的七十二烈士中，有13位是佛山籍烈士。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3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罗登贤的童年，正是在中国革命风云不断激荡的年代中度过的。

父亲去世后，姐姐罗才勇敢地承担起抚养两个弟弟的责任。罗才很小就去香港摆地摊当小贩，后来进南洋烟厂当工人，与在英国皇家太古造船厂当钳工的冯伯朝结婚。她把罗登贤兄弟俩接来后，就送罗登贤到私塾去读书。在读书期间，罗登贤不习惯私塾的生活，对八股文没有丝毫兴趣，学不进朱子格言。他后来对杨之华说起这段生活时，很坦率地讲道：“先生特别喜欢欺侮我，常常打我，回家姊姊也要打骂我，自然她有时候也很爱我。”

从隔巷到香港，沿着西江水，处处横行着外国人的商船和兵舰，到处瞥见外国人的蛮横和中国人的困苦，满眼皆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屈辱，这一切在罗登贤那颗不屈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抗争的火种。

从学徒到工人

由于外国列强的猖狂侵略、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广东城乡各业相继衰落破产，广大人民日趋贫困，广东沿海沿江各县，如香山、东莞、海南等地的船工、船民、渔工、渔民、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无以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近的到香港谋生，远的到海外谋生。不少人在香港被招募为海员、船坞工人，一些妇女就到烟草公司或缫丝厂上班，有的就靠摆地摊、当小贩度日。

香港底层人民居住的船屋区

因姐姐家生活困难，1915年，10岁的罗登贤就离开学校，跟姐夫进入太古造船厂做工。先是当学徒，学安装电灯和打磨（钳工）。四年学徒期满后，又在该厂当钳工六年。

英国占领香港之后，香港近代工业开始建立和发展，香港工人阶级应运而生，队伍逐渐壮大，成为香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港英当局的统治下，香港华工薪金微薄，常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华工社会地位低下，没有集会结社自由，在洋人经营的船坞工厂等企业中，要受到外籍监工、领班的监视；工厂门禁森严，由武装的印籍雇佣保安把守，工人出入常受到搜身之辱。

在做工期间，罗登贤饱尝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之苦，从自发到自觉，增强了团结互助和反抗斗争意识。有一次上工时，一个新徒工做坏了活，遭到工头的痛打，并有被开除的危险。这时候，罗登贤挺身而出，对工头说：“你不要打他，活做坏了是我的过失，是我说错了，要打、要罚由我承担！”结果，工头又痛打了他一顿。姐夫为此狠狠批评了他。罗登贤虽然挨了打骂，但是他挺身而出仗义保护新徒工的举动赢得了广大工人的敬佩。工友们渐渐地以他为中心团结起来，同资本家的剥削奴役行为作斗争。

香港工人阶级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渐认识到过去的行会、帮口等旧式组织并不能真正团结和领导他们同港英当局、资本家进行有效的斗争。辛亥革命前后，国民党人开始影响香港的工人团体。在他们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研机书塾和中华海员慈善总会。中国研机书塾1909年3月成立，是以研究机器为名、支持革命为实的机器工人组织。其领导骨干多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但他们不重视领导工人同资方展开斗争。后来在研机书塾基础上成立的香港华人机器总工会，一直把阶级调和与劳资合作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香港工人阶级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开始成为反帝斗争的领导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地区粮食短缺，粮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广大工人工薪菲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之中。1920年4月，香港船坞、电力、煤炭等20家工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4月1日，香港5000多名机器工人致函资方要求增加工资。罢工首先从铎也船坞机工开始，陆续扩大到其他船坞厂、造船厂、电力公司、煤气公司、电话公司、水泥厂等公用事业和企业的机器工人。罗登贤和太古船厂工人一起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香港机器工人罢工后，回到广州。孙中山组织力量予以接待，特设总务、财政、交际、纠察、情报、翻译等处。广州的机器工人搭建临时窝棚给罢工工人住宿，供给伙食，并且组织学生演讲、演戏、招待罢工工人。4月18日，经香港机器行业劳资双方协议，工人工资增加20%—32.5%，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香港产业工人运动的第一次胜利。

罗登贤在这次斗争中受到了深刻教育。他认识到，工人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于是，他和船厂里的工人积极分子共同组织成立了本厂的华人机器工会。

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船工的悲惨生活

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中国海员工人的产生早于中国航运资产阶级。财力雄厚、技术先进、航运事业发达的西方航运资产阶级早就觊觎广东的水运事业。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利用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开始在沿海甚至内河通商口岸兴办水运业，建筑码头、仓库，设立船舶修造厂。英国殖民主义者更是利用占领香港的有利条件，抢先经营，并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免纳各种关税，吸引各国在香港设立轮船公司，经营航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多个国家都在中国开办了轮船公司，共有39家，其中英国就有17家，其次是美国和日本。一批批中国的“行船仔”受雇到外国远洋轮船上工作，共有10万人左右，其中广东人约6万。他们长期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剥削，所受的苦难特别深重。长期的被压迫与反压迫斗争，培养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斗争意志。

1920年，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重建军政府。他同情海员遭遇，在船上对海员作演讲，鼓励海员参加革命，组织工会，还亲笔写了“博爱”二字送给海员。

香港海员中的积极分子林伟民、陈炳生、翟汉奇、邝达生、何盖民和冯永垣等人利用当时广东的有利形势，积极宣传组织工会。1920年12月初，以中华海员慈善会名义召集各馆口（“行船馆”）代表开会，最后经过代表决议成立海员工会筹备会。筹备会就成立海员工会向港英当局和伦敦英国政府申请立案，终于获得批准。同时海员工会还报请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给予备案。

1921年2月28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简称“海总”）于香港成立，林伟民、翟汉奇等任干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此后在上海、广州、汕头、香山等地设分会。

1922年1月12日，在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的领导下，香港数万海员工人举行大罢工。苏兆征出身于珠江口淇澳岛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加入同盟会，以海员职业为掩护，为同盟会筹备反清武装起义和输送军火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海檀”号船上做杂役期间，碰上林伟民、朱宝庭等人，就参加了“联义社”和海员慈善会的工作。苏兆征为人忠厚刚直，见义勇为，见多识广，在海员队伍中有着很高的威信。1917年11月，他和林伟民等海员得到了十月革命的消息，经过观察和思考，最终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思想转变。从此，他们就在香港海员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并建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

苏兆征

香港海员发起罢工后，海员工会组织成立了“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作为罢工斗争的总指挥部。苏兆征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港英政府采取暴力手段对付罢工工人，宣布海员工会为“非常团体”，封闭海员工会，抢走工会招牌，拘捕办事人员，并与陈炯明勾结，企图欺骗搪塞海员工人。2月27日，港英当局宣布戒严令，将中国港口的英舰调来香港，禁止广九火车通行；加派军警武装巡逻，离港者要有店铺担保，对触犯“条例”者予以罚款和监禁。

港英当局以为采取高压政策、恐吓手段就可以破坏海员罢工，可是适得其反，这引起香港各业工人的更大义愤。就在港英当局下达戒严令当天，香港各业工人宣布为援助海员罢工举行总同盟罢工。参加总同盟罢工的工人有厨师、仆役、饼干店店员、面包工人、港英政府机构的杂役、牛奶房工人、运输工人、人力车夫、银行低级职员、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水底电线工人、轮船修理工人等。罢工人数激增至10余万，罢工的浪潮席卷全港。市内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因无货不得不关门，市面冷清。

香港当局又唆使华人机器工会头目到各大船厂和运输业游说，诱骗工人等待“工界调停”，企图阻止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就“调停会”一事对工人进行了解释、劝解。罗登贤等人支持总办事处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在太古船厂召开工人大会，揭露黄色工会阴谋，让工人认识到“调停”的实质就是妥协，号召工人坚决将罢工进行到底。罗登贤等广大工人的坚持态度和行动，孤立了华人机器工会的黄色头目，坚定了总同盟将罢工斗争到底的决心。

2月20日，广九铁路特加开班车或加挂车厢，运送罢工工人回广州。据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登记处统计，参加罢工人数共计14.7万人。此时，广九铁路九龙段铁路工人亦宣布罢工。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极为关注和重视。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就发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中共还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京奉、京汉、陇海等铁路工人组成“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动员铁路工人捐出一日工资支持罢工海员。中共还派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李启汉与其他代表一起，与港英当局企图招募新工人以破坏罢工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3月4日，数千罢工工人徒步经沙田回广州。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在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区，向罢工工人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后因伤者伤势过重，又死去2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

沙田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大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声讨港英当局的血腥罪行。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一方面发出通电，向国内外各界人士揭露事件的真相；另一方面向孙中山的广东政府求助。广东政府向港英当局发起交涉，提出严重抗议。广州非常国会就此案发电英国议院，严词质问，要求给予赔偿和处罚肇事者。在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强大压力下，港英当局最终接受了海员罢工提出的复工条件，规定：自1922年1月1日起，华人内河船、其余华人轮船1000吨以下者、省港轮船公司、英人轮船公司、沿岸轮船，来往渣华、太平洋、欧洲、澳洲轮船，分别加薪一成半、二成或三成。3月6日，港英当局发表特别公报，宣布取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为不法会社的命令；同时取消香港居民离港的禁令，恢复广九铁路九龙段的火车通行等，并定于是日下午将工会的招牌送回挂上，同时向沙田惨案受害者发放抚恤金。罢工胜利的喜讯传出后，工人们群情振奋，欢欣若狂。“海总”内外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港九两地工人、居民闻讯来庆祝，工会周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罗登贤等人借海员大罢工的成果，推动太古船厂工人坚持了罢工的胜利条件，取得了增加工资一成半的胜利。通过这次斗争，罗登贤进一步认识到要争取罢工取得胜利，工人就必须团结，工会组织就必须纯洁。罢工胜利后，他和工会积极分子李连等人又领导太古船厂的工人改组了太古船厂的华人机器工会。新工会成立后，罗登贤和李连继续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成为新工会的中坚。

工人运动的发展，引起了资本家的恐惧和仇视。香港当局与反动的香港资本家勾结，借口罗登贤煽动工人闹工潮，把他逮捕，判刑6个月。但坐牢不但没有动摇罗登贤的革命信念，反而更坚定了他坚持斗争的信心。出狱后，他又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香港海员大罢工

在香港“小社”入党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帮助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指导并参加了广东建党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于中共二大前，1924年，鉴于广东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广州一隅，中共中央认为“无设区之必要”，决定撤销中共广东区委，改设中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广州地委”），直属于中共中央局领导，并决定即将成立的香港党组织由中共广州地委“就近指挥”。中共广州地委以冯菊坡为负责人，主要成员有阮啸仙、刘尔嵩等。

中共广州地委在香港建立特别支部，在香港工人中秘密开展政治活动。当时，中共在香港建党的工作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冯菊坡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秘书，辅佐部长廖仲恺。国民党各部不设副部长一职，秘书的职权实际相当于副部长，地位举足轻重。冯菊坡身兼国共两党工人领导机关要职，对工人运动满怀热情，加之得到廖仲恺的倾力支持，因而将工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4年初，广州地委派罗珠和李连到香港，深入船坞产业工人中去发展组织。罗珠和李连都是九龙船坞的学徒出身。罗珠读过几年书，高小文化程度，他17岁到香港黄埔船坞当学徒，1922年回穗在石井兵工厂的机关枪厂当钳工，1923年在兵工厂入党。李连是锅炉工人。他们同船坞里的工人都很熟悉，与附近的青洲水泥厂、比万船厂、广德船厂的工人也很熟。

九龙船坞工人主要聚集在红磡。罗珠在这里租下了红磡街市侧南宁6号楼一楼作活动据点，常住在这里联络工人。他在香港跑了几个工厂（九龙船坞、比利时船坞、广德昌船厂、青洲泥厂等），每个工厂都住两三个月，在那里把工会工作搞起来，播下种子，就到另一个厂子去。他利用以前当学徒时的师兄弟关系，联系到一班船坞工人，如甘卓棠、彭松福、黄侠魂、李之、徐文广、许文剑、何祥、汤巨、谢幕生、林志、何太、黄成、梁汉东、李洪、方文星等。他们晚上都到罗珠住处座谈，有时候谈阶级差别、洋鬼子的苛刻、猪仔头的剥削等问题，后来何祥、汤巨都搬来与罗珠同住。每个晚上这里都“热烘烘的”，激情昂扬。

1924年底，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杨殷、陈日祥、梁复然等到香港开展工作。陈延年利用冯菊坡的关系为他们开具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驻港特派员的证件。梁复然是以国民党工人部特派员名义，到海员工会去协助苏兆征开展工作。陈日祥是宝安县人，广州石井兵工厂的工人，是广东兵工厂“十人团”成员之一。香港海员中很多都是宝安籍的，香港街市鲜鱼行的人，宝安籍的几占全部。陈日祥利用同乡的关系，去这两方面的群众中活动。他住在中环街市鲜鱼行工友的家里，经常偕同梁复然到海员的馆口去做宣传。

香港党员中不是学生就是木匠的状况引起了党的注意，就要求杨殷注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杨殷认识木匠郑全、海陆理货员陈庆培，于是就到木匠工会和海陆理货工会去活动。不久，杨殷向上级汇报，罗珠的活动据点能够聚集一批工人，可以作为党的外围活动中心，有扩大这房子的必要，罗珠的地方就由一个房间扩大到两个房间。

有一天，杨殷到这里座谈。他说：“这里很似一个俱乐部，你们还是起它一个名字为好，约工友来坐坐，亦有个地方称呼，这小小的地方，就叫它做‘小社’好不好？”大家听了，都很赞成这个名称。李连性情十分爽朗，就主动跑到街上买了一包烧猪肉和一瓶酒回来，请大家喝酒，算是开幕庆典，大家都很高兴地谈笑吃喝。

罗登贤出狱后不久，到联义社的醒艺群俱乐部找熟人，恰好在这里碰到了李连。在船坞工会，他们本来就认识。李连便介绍罗登贤来到“小社”。罗登贤来到这里一看，原来这里有很多老朋友。“小社”的负责人罗珠早就听闻罗登贤的大名，两人一见如故。在这里，罗登贤立即感到来到了组织的怀抱。

由于罗登贤曾经在罢工斗争中做过工人领袖，并为工人兄弟而入狱，因此他一来到“小社”，就受到了社员的拥戴和尊敬，很快成了“小社”的重要负责人。在杨殷、罗珠和罗登贤的带领下，“小社”社员开始了联络活动。各人都大显身手，如梁汉东、黄成，他们就去华侨工业联合会，在那里发展了沙模工人郭奠西，又由郭奠西串联到“沙模维新社”；李连、许文剑则进入“修建铁轮船工会”去；黄侠魂则跑到香港西湾河太古船坞去活动；何太、彭松福和罗珠就以醒艺群俱乐部为对象，并介绍陈日祥到那里教音乐，介绍杨殷和梁复然到那里演讲；其他的分别到船坞、水泥厂、电力局工人中去联络。

1925年3月，经罗珠和陈日祥介绍，罗登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中共香港支部成立，黄平为支部书记，党员有苏兆征、林伟民、陈日祥、罗珠、李连、杨开、梁复然和罗登贤等10余人。

罗登贤入党后，更加努力学习和积极工作。他住在姐姐家的一间又矮又黑的小阁楼里，每天晚上都点着小油灯阅读进步书刊和党的文件，经常到深夜。有时边吃饭边看书，由于精力过于集中，不管桌上有几盘菜，他只夹靠近自己的那一盘，常常吃完饭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菜。

由于罗登贤表现出色，5月，香港海员工会调罗登贤协助苏兆征工作，主要配合苏兆征开展工人运动和罢工工作。在苏兆征的领导下，罗登贤同时接受来自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和广东区委的双重任务。当时在香港召开的许多会议，都由邓中夏、苏兆征公开活动。杨殷、黄平、罗登贤等人则主要做幕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