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步未行

时间来到2017年马来西亚大奖赛的排位赛当天，早上9点10分，我们在吉隆坡的萨玛萨玛酒店。今天将会决出明天正赛的杆位。我们计划于9点30分离开酒店。Kimi在床上睡到了最后一刻才起来。

我坐在大堂的吧台上，正喝着咖啡。邻桌坐着三个戴帽子的人——他们已然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正在开怀畅饮，高谈阔论，声音迭起宛如三重唱一般。这是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他们身穿法拉利的红色T恤，衣服上有些深色污渍——毫无疑问这是价廉物美的虎牌啤酒所留下的痕迹。他们看起来五十岁左右，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由于数日以来的饮酒，他们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不太新鲜的酒味。他们是澳大利亚车迷，周三那天从悉尼坐飞机来到马来西亚，打算一边畅饮啤酒，一边观看比赛。

其中一位一头亮眼红发的女士询问我，他们昨晚是否有冒犯到我。我告诉她，当时我并不在酒吧里，所以他们即使想冒犯我也还没赶上机会。三人中的那位男士，粉色的脸颊上有些细微的毛孔，他硬生生地向我提问，想知道我到底是Kimi的车迷，还是那个戴耳环的英国佬汉密尔顿的车迷。在他看来，我绝对不折不扣是汉密尔顿的车迷。我解释道，我可是直男，直男谁也不迷。两位女士听了哄堂大笑，她们知道我在开玩笑，确定我没有不高兴，她们松了一口气。

那位男士坚持要了解我对基米·莱科宁的看法。我告诉他，我并不了解这个人，但我欣赏他在比赛时的那种奋不顾身。同时，我也提到，我从没看过一场完整的一级方程式比赛，对汽车运动也毫无兴趣。两位女士还想接着问我其他问题，那位男士制止了她们，向我投来了意味深长的目光。通过他眼睛的上下转动，我能感受到他正盯着我的喉咙和耳朵打量。他问我，既然我不喜欢这项运动，那我是从哪儿来，在这家距离雪邦赛道如此之近的酒店里做什么呢？我回答说，我是个芬兰人，正巧在此地度假。三人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和基米·莱科宁来自同一个国度，我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他们又点了更多的啤酒来敬我的祖国。他们同时说着自己对Kimi的看法，仿佛Kimi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Kimi是唯一一位不会在比赛结束后满嘴跑火车的车手。他们知道他就住在这家酒店，但还没机会遇到他。Kimi回到酒店时天色已晚，早就喝得醉醺醺的澳大利亚人也忘了要时刻关注电梯。他们觉得一定要在这里见到Kimi；光是在赛道上看到他以290公里/小时的时速在眼前飞驰而过是不够的。那个情形下你根本看不清这个人。我同意这个观点。

男士想给我买杯烈酒，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芬兰人拿烈酒当早餐。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并对彼此间愉快的聊天表示感谢，起身准备离开。男士祝我好运，不过在他的眼里，我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我和Kimi来自同一个国家。

此时他们三位忽然同时有了上厕所的念头，他们急匆匆地跑向卫生间，夹脚拖啪嗒啪嗒地拍在地上，彩色的沙滩裤随着行走的脚步发出了沙拉拉的响声。他们刚走，电梯门就打开了，一身红衣的Kimi径直走向了玛莎拉蒂。

我们出发前往赛场，一路十分愉快。Kimi再一次将车速开过了规定时速，直到来到一处环岛。他小声地对自己嘀咕了一句“不能全速过环岛”。他急不可耐地想要马上到达工作的地方，戴上他的头盔，坐进他那小小的座舱。

我们到达了赛场。三个小时后，将会决出谁会在周日的正赛中杆位起步。Kimi最喜欢的一首歌就叫《杆位》，他尤其喜欢在卡拉OK点这首歌。先喝上两杯才容易进入状态，再出其不意地吼出副歌的最后一句——“在属于我的杆位上”。这首乡村歌曲的词曲作者是赫克托耳（Hector），演唱者则是已故的芬兰歌手卡里·塔皮奥（Kari Tapio）。就像许多卡拉OK金曲一样，这首歌里唱的大部分都是歌手自己的人生。“时间流逝，突然从你身边飞走/疯狂的青春和所有强大的力量/魔鬼带来了黑夜，上帝赐予我白昼/每天都像一个小小的永恒。/我不会因此而伤春悲秋/因为我知道我是被祝福的/我在这里，或许将继续留下来/伴着我所拥有的一切/在属于我的杆位上。”

唱《杆位》的歌手已经辞世，这首歌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不去。萨米和我走向了法拉利的休息区。身穿红色制服的工作人员一边喝着浓缩咖啡，一边兴奋地互相交谈。领队马奥里奇·阿里瓦贝内（Maurizio Arrivabene）也在，他很瘦长，留着灰色的胡须，正拿着一根印有法拉利标志的管状吸烟装置抽烟。这台装置是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的最新发明——加热不燃烧的吸烟设备IQOS，能将少量烟草加热到高温，不需要烟纸直接释放尼古丁供用户吸食——这意味着少一分危害。我注意到休息区内其他大佬们也纷纷拿着同样的装置。

阿里瓦贝内经验老到。他知道如何将紧张巧妙地隐藏起来，就如同把一瓶果酱藏到地窖里去。然而，他略带焦虑的眼神依然泄露了关于这项运动至关重要的真相：如果车手表现过于激进，引擎可能会遭遇爆缸。只要车手有一个小小的失误，他也许就会掉到第五名。如果在关键时刻，有别的车挡在你的车手面前，那他很有可能因此损失0.5秒。在这项运动中，0.5秒是格外漫长的。世上再没有任何一项其他运动能将时间差距拉得如此之小。在一级方程式赛车的世界里，分秒必争。

阿里瓦贝内从他的吸烟装置中拉出剩余的3厘米长的烟蒂，倒入了装置自带的、设计精巧而优雅的烟灰缸中。他绕着休息区踱步，希望今天时间女神会站在他的车手这边。

萨米·维萨给我拿来了今天的第三瓶水和一小杯浓缩咖啡。他1996年就认识Kimi了，到今天已经有整整二十二年。他的年纪足够做Kimi的父亲，而现在他担任Kimi的私人事务经理。Kimi一向不喜欢听从别人的建议，即使有些是为了他好。他一向我行我素惯了，就算面前不是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泥泞的小路、一个狭窄的壕沟，甚至一片荒野，他都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对于Kimi来说，作为一名职业赛车手，就算面前没有路，他都能开出一条道来。不过萨米的建议，他还是会听的。原因很简单。萨米从来没有糊弄过他，以后也不会。两年前在蝴蝶别墅的桑拿房里，萨米答应出任Kimi的私人事务经理时有过口头约定，Kimi向他“保证”过：“如果你敢糊弄我，我会杀了你。”

有时候口头的承诺比一张纸更有用。我看过太多有关家族纷争的意大利电影，在我开始担心口头协议里的威胁是否是认真的时候，一位高大的，皮肤黝黑发亮的男士大步地走进了休息区。他用低沉而粗哑的嗓音向萨米问好，又和我握手，好像觉得我应该认识他。我摆弄着咖啡，以此来掩饰我的尴尬。男士又从位置上跳起来拥抱了主厨。他们比画着各种手势互相交谈。萨米终于可以趁此机会告诉我有关这位男士的基本信息：默克（Moko），非常知名的塞内加尔珠宝设计师，时尚珠宝公司克罗心的创始人和老板之一。在这里，除了我以外，所有人都认识他。他的公司和麦当娜、兰尼·克拉维茨以及其他众多明星都有过合作。默克有一张围场的终身通行证，来自法拉利车队的前任领队、现任国际汽联主席让·托德。

默克坐回了我身边，当他听说我正在写一本有关莱科宁的书时，他的眼里仿佛点燃了一团火苗。“听着，朋友，”他滔滔不绝，想要告诉我他知道的有关莱科宁的一切。他从1979年起就开始关注F1，那个时候种族隔离制度还没有被废除。很难想象曾经历过那样一段历史的黑人会如此支持一名白人赛车手。在默克的祖国塞内加尔，最受欢迎的运动是足球和橄榄球，但他却爱上了F1。他认为，莱科宁就像那些用作品来为自己发声的艺术家。我还想问他更多问题，但我不自觉地被他身上彩色的土耳其长袍所吸引，怪不礼貌地盯着看了起来。注意到我的目光，默克夸赞起了芬兰国宝级纺织企业——玛丽梅科（Marimekko）。他用从玛丽梅科购买的布料，为自己缝制了专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衣服。

他告诉我，从索伯时期他就开始支持Kimi。“那个男孩从默默无闻到一战成名。我就一直看着他比赛，追随着他的发展轨迹，将他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默克回忆道。一直到Kimi转会法拉利车队他们才真正见了面。那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是Kimi驾驶法拉利赛车的首个赛季的首场比赛，默克坐在维修区的一棵树下，正巧Kimi从他身边经过。默克对他说，“下午好，莱科宁先生。欢迎来到法拉利。”Kimi停下了脚步，看着默克，笑着回答，“谢谢。”当时附近有一群摄影师，看到这一幕笑着打趣，“大概只有非洲人才能让莱科宁展露笑容。”默克笑着回忆，“我送给了他一个我收藏的护身符，而他确实赢得了那场比赛。”

戴着头盔的车手头上不断地冒着汗，大脑正以高出赛车运转频率的转速运作。

“所见即所得。Kimi从不隐藏。”

默克从巴黎的家中坐私人飞机来到雪邦，比赛结束以后则会前往斯德哥尔摩观看滚石乐队的演唱会（因为“男孩们”邀请他参加）。他的公司基于滚石乐队红舌头的商标设计创作了大量的时尚珠宝。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当我向他问起这些事的时候，默克说他并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工作，只是把工作做得足够好，这样其他人自然会主动谈论。默克认为与其将Kimi称呼为“冰人”，不如说他是一位智者。“智者不显。Kimi让我想起了马赛尔·普鲁斯特、阿尔贝·加缪这样的大作家，他们不显山露水，用笔为自己代言。”我并不理解默克提到的这些人和Kimi的相似之处，但默克认为他们都是一类人。他告诉我他曾经还见过Kimi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和祖母。

默克陷入了沉默，看着忙碌的人群。

他认为我最迟在写书写到一半的时候会遇到重大阻碍。我问他是什么样的困难，他却保持神秘没有回答。最后他建议我和Kimi的妈妈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因为每个人都只有一位母亲。我承诺我会的。

我被100米外熟悉的噪音打断了思路。赛车引擎被发动了，“杀猪般”的声音再起，是时候前往“屠宰场”了。穿着红色赛车服的车手已经发动了他身下的这匹猛兽。这条5.5公里的赛道，谁将成为最快的车手？第三次练习赛已经开始，将持续一个小时。而三练结束后，稍事休息，就将迎来今天最重要的环节：一小时的排位赛将决定周日的发车顺序。

戴着头盔的车手头上不断地冒着汗，大脑正以高出赛车运转频率的转速运作。数以千计的重复驾驶让车手越来越习惯这项工作，弯道似乎也不那么曲折了，脖子习惯了重压带来的振动，过往比赛的数据储存在了大脑神经里。迄今为止，Kimi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已经驾驶了70000公里，这包括赛车检测练习、练习赛和排位赛。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觉得车手们习惯了与死亡亲密接触。Kimi觉得我有些夸张——现如今的赛车都很安全。

第一节排位赛成绩十分理想，第二节更好。排位赛最后一圈的一个微小失误让Kimi错失了杆位。他明天将以第二位起步。所有人对明天的比赛都满怀期待；车的感觉很棒，车手的状态也很好。

话筒被递到Kimi面前。他要说些有关排位赛的感受，以及他对明天正赛的期待。他面部泛红，用手挠起了脖子。这一次他倒不是生气，而是因为身上的疼痛。他有过敏性红疹，症状有时会很严重。他向记者提及了最后一圈的失误——在过一个弯角时，有一个轻微的、只有在慢动作下才能被观察到的打滑，最终让他错失了杆位，不过他对明天的正赛非常乐观。Kimi在接受采访时只给出最有必要的答案，这意味着他说得很少。而对于记者而言，当你的采访对象基本不怎么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开始解读他的肢体语言。于是在记者眼里，车的状况很好，如果不出意外明天能够夺冠——然而在这项运动中，意外是最寻常的事。

我们一路沉默着从赛道驱车回到酒店。正赛就在明天——为了明天的正赛，我们飞行了10000公里来到这里。为了周日的比赛，Kimi周二就到了马来西亚。在酒店进口处Kimi垂下了目光，用最快的速度走向了电梯。这一次他没有停下脚步，但依然边走边在帽子上签名。他的房间在8楼，出电梯左数第三间。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冲了个澡，点了一些吃的东西。接下来的时间则是他的家庭时光——他和瑞士的家人视频通话：明图、罗宾和莱安娜。罗宾今天有没有学会新的单词？

酒店前厅的酒吧一片安静。那三个澳大利亚人恹恹欲睡，迷迷糊糊间半睁着眼睛，不过这足以让他们看到我了。他们问我，在他们“比赛”去一家家酒吧时，排位赛赛况如何。我将排位赛的结果告诉了他们。瞬间三人都精神了起来。Kimi明天会赢得比赛；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就像他们确定明天他们一定会去现场见证这一刻一样。

我和他们三位又闲聊了几句，显然他们已经喝得迷迷糊糊了。我想起了媒体如何夸大其词地描述Kimi酗酒。事实上，Kimi现在一整年喝的酒，总量都没有这三位澳大利亚人在过去24小时内喝的多。

周日早上的天气十分闷热。在荫凉处气温都高达36摄氏度，赛车中的温度更是翻倍。维修区里所有人都在忙碌。暖胎圈之前就发生了状况。Kimi的车失去了动力；10名法拉利车队的技师冲上赛道，巴不得把头伸进赛车的碳纤维外壳，搞清楚没有动力的原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比赛即将开始。一台摄像机捕捉到阿里瓦贝内阴晴不定、担忧的面容。随着一声叹息，Kimi的车被推进了维修区，法拉利的工作人员挥手让所有人离开赛道——时间来不及了。如果Kimi要赶上比赛，除非让时间停止。空气中仿佛漂浮着大把大把隐形的钞票，如果找不到问题所在，为了这场比赛花出去的钱财就等于白费了。事实上问题找到了，但车队已经来不及把车修好。Kimi爬出了赛车，戴着头盔直接走进了车库。在刘易斯·汉密尔顿的发车位边上空出了一个区域。Kimi穿越了半个地球来到马来西亚比赛，结果一无所获。虽然在2003年，他在雪邦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分站冠军，然而这次他却寸步未行。

今天的退赛是由于涡轮故障造成的，但退赛原因会等到明天才公布。Kimi做好了全部准备却徒劳无功。他只能待在维修区，看其他车手跑完比赛。当记者问他没能起步是什么样的心情时，他还得作答。他必须在赛场待到最后一刻，即使现在他什么都做不了。

终于天黑了，我们可以离开赛道了。

回程的路上正好遇上堵车，玛莎拉蒂用蜗牛的速度载着一车默不作声的人。Kimi瞅准了一个超车机会：前面有一个车列——一位马来西亚政府官员正要离开赛场。两位警察驾驶着摩托车开道，身后则紧跟着三辆政府用车。Kimi跟上了这队车列——从特权通道中穿出了城市拥挤的交通。警察向我们示意我们不能跟着车列。Kimi冷哼了一声，不以为意。我看向萨米·维萨。他用表情回答我现在什么都不要说，这一次就这样吧。

我们回到了安静的酒店。今天没能跑成比赛的Kimi消失在了电梯里。

萨米和我留在了前厅。挫败感侵蚀了我们；我们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无声的愤怒统统指向那个涡轮：为什么今天会发生故障？在这辆价值700万欧元的车里，它到底能不能发挥至少100欧元的价值？

今晚Kimi会前往曼谷参加一场赞助商活动。紧随其后的就是日本铃鹿大奖赛。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充满期待。一切都像过往一样：他只需要关注下一场比赛，并祈祷引擎不会出现故障。不，一切都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家庭：有妻子陪伴，有儿女绕膝。他不想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