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中山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于邓演达29年（1866）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近代以来，广州（广东）是中国先进思想、革命的策源地、发源地，中国近代几个最著名、最重要的革命家、变革家、思想家，如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近代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一直被视为边缘文化的岭南文化充分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广东人（岭南人）得风气之先，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浓厚的封建思想影响下的时候，就已经竞相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想，寻找救国强国的真理。岭南人的先进思想、变革和革命，辐射全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从洪秀全、洪仁玕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广东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革新发展了的岭南文化从广东辐射全国，在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会上孙中山被选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随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发动武装起义，以此唤醒中国人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其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民报》发刊时，孙中山认为：“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在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在民生主义中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
这一理论对中国的民主革命起到了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极具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邓演达成为孙中山的信徒，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并在其学习和革命生涯中，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出自己的思考，甚至有些独到的见解。
在邓演达早期的家庭教育中，已经有了民族主义理念的渗透，从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中便能反映，后来他与民族主义有更多的接触和思考。与西方的接触和对西方的了解，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动力，是霸权或强权的基础，不诉诸民族主义，国家难以获得力量，难以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难以立足于世界。因此，邓演达在革命生涯中大力宣传民族主义的理念，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宣传，唤醒民众，从而为国民革命提供集体性的动力。由于革命生涯的短暂，他未能形成系统化、成熟化的民族主义理论，思想火花却四处闪耀。翻阅他的讲话、书札、文稿，可以看出他是这样理解的：（1）关于民族性的界定，邓演达的思想属于族裔民族主义，即一个民族有着古老和一致的起源，共同体被视为自然的分组，其特征被视为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民族边界认定的结果必然是各族裔民族的自决和解放，因此，邓演达曾强调，“要确定国内弱小民族的利益，如满，蒙，回，藏，使其团结于我党旗帜之下，有解放的机会”，他还坚持“根据同样自由平等的原则，结合为五族共和国”，他认为“这种决定是很有意义的，不然，我们革命，蒙古和西藏等弱小民族便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分裂我们”。（2）不同于西方早发展国家承载民族主义的主体阶层是市民阶层，在中国，承载民族主义的主要阶层是以农民为主的平民，中国的民族革命是“平民的民族革命”，邓演达深刻地认识到，不唤醒广大的农民，民族主义必然不能在中国深深地扎根，近代中国的民族革命必不能完成。（3）关于民族主义的组织原则，由于在中国承载民族主义的主体阶层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阶层，农民的特点是虽然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但是他们没有经济资源，也没有社会地位，是力量相当分散的群体，也是不相信个人自我能力的群体，因此，邓演达认为，必须通过严格的组织纪律将这些分散的力量团结起来，农民阶层方能成为有所承担的阶层。他指出，“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个人无法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只有与伟大的运动的社会连成一气，勇猛前进，才有生命”。（4）反对不平等的世界主义。邓演达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现时所需要的是民族的平民的解放，中国人民的事要由中国人解决，也只有中国平民自己可以解决”，“我们一定要联合以平等待我的革命势力及民族，而排斥及抗拒不以平等待我，蔑视中国民族要求的势力及民族，才能解放中国”。这个观点与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一致的。
20世纪初，孙中山对中国的官僚体系这样分析和描述过：“支那国制，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政府与人民之交涉，只有收纳赋税之一事，如地主之于佃人，惟其租税无欠则两不过问矣。”在这种代代相因的封建政治体制之下，一方面人们看到了这种官僚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另一方面也有有识之士体察到，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主义思潮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主权在民”的思想，议会共和制度等等，赢得了当时寻求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先进分子的阵阵喝彩，同样也激起邓演达的无限渴望。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民权主义占有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明确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终极目标，而且为国体和政体的改变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此，邓演达认为：“民族主义是革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命而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民权主义是革封建政治的命而造成民主的政治”；“民生主义是革封建经济的命而得着（走）非资本主义建设道路”。他的民权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孙中山的学说。例如，在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上，孙中山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专制政权进行全面批判，但这种批判，“是把清朝政府作为具体的体现者，认为只要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民权主义即已实现”；邓演达则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主张从改变封建官僚政治体系入手，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发展的根基，认为这是实现民权主义的前提。邓演达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僚政治剖析得入木三分：“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封建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虽为历朝统一的集权组织的骨干，而实则每个行政区域内的官僚首长都保有任免下级官僚及自行征收赋税、训练兵马的全权。”“这两千多年中，虽然政治组织有过不少的变迁，却是在本质上无甚大差别”，“两千年来地主、官僚、孔教三位一体”。因此，他主张彻底铲除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官僚政治体系，为民权主义的真正实现创造前提条件。
再如，在实现民权主义的途径上，孙中山由希望改良到决心革命达到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共和国的目的，主张走自上而下的道路；而到了革命后期，邓演达则认为“中国现时惟一的生路是平民革命”。“要使乡村的农民起来，使他们自己管理乡村政治，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从而掌握乡村的政权，“由各乡而至改组各区，由改组各区而至改组各县，由各县而至改组省政府”，让广大人民组织起来，“组织而成为乡民会议，县民会议，而直至省民会议”，主张走从下到上的道路，使民权主义得以真正实现。
在民生问题上，孙中山提倡“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邓演达则从国情出发，提出在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对孙中山的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邓演达出生至1925年底这30年时间里，由于受到家庭及学校教育的影响，邓演达自小就怀有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的大志，但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主要是后来1925年和1927年至1930年两次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以及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使他密切关注和思考农民问题，并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增强了认识。1930年9月1日邓演达在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系统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如“实现‘耕者有其田’”，“要有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对内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问题彻底的解决，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资本”。
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辛勤奔波一生，1924年10月，倾向进步的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北京直系军阀政府，并发出和平解决国是通电，力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答应了冯玉祥的邀请，打算北上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对策。11月，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向师生作告别演讲，讲述北上之目的，勉励大家为党和革命作牺牲。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
正当此时，邓演达在黄埔军校任职。孙中山北上之后，邓演达考虑南方时局颇似稳定，并有感于蒋介石在军校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不如前往西方，寻求“真美”，造真实人才而成功，即学成之日，再“挺身以出，为国尽力”，便决心离开黄埔到上海，再前往德国留学深造。他临行前，致黄绍竑一封长信，劝他不要以武力得到发展为满足，而要在思想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叮咛他不要离开孙中山的革命领导，造成两广的分裂。
邓演达到了欧洲，但他时刻关注帝国主义者对孙中山和对国民党的议论与态度。他后来说：“原来外国帝国主义者，一向以为中国是已经将要老死，不可救药的，万万不能再有抬头的日子了。因为他们已经用很长的时间，处心积虑，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命运，都早给他们决定了。帝国主义者更因为见得从来中国都没有民众的力量，更大胆断定中国没有法子再起。”而“总理（指孙中山）北上奋斗的时候，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无论南北，都一致盼望总理的教训”，因此“帝国主义者至是不能不怕起来。他们都想设种种方法，破坏总理的工作”。
孙中山在北京病情日益加重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幸灾乐祸，对此邓演达十分生气，那时他在欧洲，他说：“他们的报纸，竟直说如果孙先生一死，中国的革命，就完全没有希望的。到孙中山死了之后，他们虽然在报纸上也有些表示悲哀的话，但骨子里实是表示他们的安慰快乐的。”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三民主义作出各种阐释，运用三民主义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戴季陶、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儒家化，以排斥当时已经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汪精卫则从实质上将三民主义篡改为卖国主义，为“亲日”寻找理论依据。“从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中，惟有邓演达以其真知灼见和爱国的情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阐述，更符合孙中山的本意。”
对于邓演达，孙中山先生的评价是十分高的。1920年，25岁的邓演达担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从此紧随孙中山，孙中山对他十分器重。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变，孙中山蒙难广州。受孙中山之嘱，邓演达率领起义的一师官兵进行讨伐陈炯明的战斗，讨陈联军最终占领了广东。1923年春夏，邓演达刚刚奉命打垮进犯广州的沈鸿英叛军，攻克肇庆城，杨如轩、杨池生又在广州叛变。孙中山急调团长邓演达率部拱卫大本营。清晨，卫队列队大元帅府门口，孙中山向卫队走去，对邓演达说：“我决定授予你少将参军之职务，鉴于你的战功卓著……”宋庆龄随即上前向邓演达赠送礼品，说：“择生，这是孙先生亲笔题赠给你的照片和书赠你的对联。”陈友仁帮助宋庆龄打开对联，展现出14个大字：“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不怕死”，就是“为国牺牲”，“舍性命来救国”。此后几个月，孙中山几次调邓演达解救急难。孙中山督师讨伐陈炯明，两次致书驻守广西梧州的邓演达，要他率部同征。邓演达不负孙中山的殷殷期望，率部驰援，坚守博罗城，喋血惠州，给陈炯明部以沉重的打击。邓演达对孙中山来说，可谓足资倚重、堪托生死的股肱良将。虽然在思想上，孙中山未能看到邓演达对他的继承和发扬，但邓演达却真正成为了孙中山一生的追随者。
邓演达（右一）与宋庆龄（左二）等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