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成长
发源于江西省安远县与寻乌县交界的三百山基隆嶂的定南水（又名九曲河），向西南流经广东省龙川县、东源县、紫金县、惠阳县至东莞市石龙镇进入珠江三角洲，最终于东南汇入狮子洋。集水面积35340平方公里，河长562公里，平均年径流量257亿立方米。干流在龙川县合河坝以上称寻邬水，汇贝岭水后始称东江。
滚滚西流的东江，在东江重镇惠州市同汩汩南来的西支江合流。西支江上源有多祝江和淡水河，自东而西，从南而北，迤逦而来。在淡水河中段的河畔有一个小集，名叫永湖墟，沿河再北去约五六华里，有一个邓、范两姓共居的村子，它就是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1895年3月1日，邓演达就出身于这里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
惠州三栋镇（民居）
邓演达，字择生，曾化名策成、仲干。他家祖辈务农，并以永湖淡水间船运作为农闲时的副业，家境清贫。他的父亲邓镜仁（“仁”字又用“人”），在清光绪年间读书应试，考取了秀才。邓镜仁热心教育事业，亲手在家乡创办了鹿颈小学，并曾任香港大埔墟崇德学校的校董。1905年起，他还先后在惠阳淡水墟崇雅学堂和惠州城里的一些学校任教。1921年曾赴日本游历，考察教育。邓镜仁为人豁达豪爽，中年时结识了家在淡水的中国同盟会会员邓铿（1886-1922，字仲元），1920年得到邓铿的推荐，到海南岛儋县当过短期的县长。邓镜仁同情孙中山（1866-1925）的民主革命，支持邓演达走向革命道路，这对青少年时期的邓演达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当军阀陈炯明（1875-1933）盘踞惠阳一带时，邓镜仁携家室到香港避难，后来把家安在香港大埔墟，1936年回到广州后病逝。邓演达的母亲叶氏，人们称她为“秀才娘”，是一位慈祥勤劳的农家妇女，在家操持农务，约在1933年逝世。邓演达从小受到父母亲善良品格的陶冶，就萌发了奋发向上、报效国家的思想。邓演达的母亲生了四个子女，他排行第四。他有一位哥哥、两位姐姐。哥哥邓演存，生于1889年，字竞生。邓镜仁为他两个儿子所起的名字，寓意于《天演论》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这方面可以看出邓镜仁对于进化论的信仰和对于“新学”的向往。邓演存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汉阳、石井、潖江等兵工厂厂长，曾受陈济堂派遣去德国考察，一生从事军事武器技术的研究，1949年后历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省参事等职。1979年春在广州病逝，享年90岁。邓演达的大姐名叫邓立璀，二姐名叫邓立燕。
邓演达
邓演达与哥哥邓演存手足情深，而兄弟俩对于政治上的主张和行动却不相闻问。他们在广东陆军小学读书时，邓演存每次写信回家，都是问候父母亲和家人好，而邓演达每次写信回家，都是问及家乡地形和军事情况，反映出邓演达的政治追求与其兄有很大的不同。
邓演达的父母
邓演达的夫人郑立真（约1897-1939）是邻村溪塘村人。她出身于旧中国传统家庭，与邓演达的婚姻乃旧礼所促成，所以夫妻生活平淡，但是两人互敬互爱。邓演达秉持真诚的婚姻观，亲自教她读书识字，鼓励她进步。因邓演达长期在外工作，主要靠郑立真在家侍候父母，主持家务，尽守孝道。郑立真也不辜负邓演达的期望，考进广州图强助产学校学习，直至毕业。
邓演达在两次出国期间，曾20多次写信给郑立真，仍继续鼓励她学习，并要求她到社会上工作，自立自强，并把国外的观感，特别是西方的男女平等关系进行详细的倾诉，鞭挞中国封建婚姻对女子的残害。他希望能彻底推翻中国的封建制度，并对封建思想进行彻底反叛，因此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对婚姻自由给予极大的赞赏和支持，且身体力行，要求与郑立真解除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他曾规劝郑立真寻找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向封建礼教抗争。郑立真十分争气，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珍惜与邓演达结下的夫妻感情，在邓演达的教育下，走向坚强和成熟。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时，为支持邓演达和支持革命，郑立真随军参加救护队，并担任队长，日夜战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北伐结束后，邓演达全副身心为国家而无暇顾及小家，曾提出与郑立真分居、分离，但郑不为所恼，依然如故支持邓演达，支持中国革命。
邓演达遇害后，郑立真为了反抗蒋介石，辞去医疗队的工作，沉默隐居，终日忧郁寡欢，不幸患上乳腺癌，手术后于1939年8月在香港去世，终年41岁。
邓演达在1925年至1930年间两次旅居国外（主要在德国、俄国），从国外共寄回20多封信，这些信一直被郑立真保存着。直到她去世以后，彭泽民（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后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才受委托把这些信和邓演达的有关遗物保存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彭泽民调北京任政务院（后改国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他通过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把信带到北京，送农工民主党中央保存。“文革”前夕，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季方为防止邓演达的家信和有关资料遭到冲击与损失，就把它们秘密转移到自己家里。“文革”开始后，季方为周恩来总理指名重点保护的对象，因此这些信免遭毁坏，得以保存。季方逝世后，他的女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些信件。邓演达遇难72周年之际，邓京育从季方女儿手上收到了这批信的影印件。邓京育便将信转送给当时的广东邓演达研究会会长梅日新，研究邓演达的学者由此得以知晓研读。20多封给夫人郑立真的信和一封给哥哥邓演存的信，反映了邓演达对其妻子、家人、朋友的亲情和关爱，也凸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
邓演达从小生长在农村，对于农民的生活疾苦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故乡鹿颈村，地主与佃户分区居住，阶级对立明显，生活悬殊。地主的横暴，农民的贫困，在邓演达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这是孕育他的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思想的原始酵素。
鹿颈村在自然环境方面有独特之处，它对邓演达革命意识和勇敢性格的形成以及军事才能的启迪，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邓演达故居
淡水河流经鹿颈村这一段，当地人叫它为大江。在平时，它是天然的游泳场。童年的邓演达和一伙袒露着屁股的孩子，带着几分野性，跑着从高岸跳入很深的河水中，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时而横渡对岸，或俯或仰，或浮或沉，或相赛或打“水仗”，从中增强了体魄，锻炼了胆量和意志。但是这条大江是不驯服的。每年台风暴雨季节，它的野性就要发作：泛滥成灾，一片水汪汪。轻则淹没河岸附近农田，造成减产或失收；重则殃及村庄，房屋没顶，倒墙毁舍。
每当洪水到来，有经验的农民都聚集在一起研究分析水情，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即使洪水来势很猛，群众都非常镇定，从不慌乱。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的农民，靠自耕或佃租土地，都很难维持温饱的生活。一部分穷苦人便去当船工，上淡水，下惠州。当船工是一种劳动强度很高的苦力行业，长年累月都要在酷暑烈日或暴风骤雨中过着用竹篙撑船、赤膊拉纤、跋山涉水的生活。这种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锤炼了当地劳动人民同大自然和贫困作斗争的坚毅、耐劳和勇敢的精神。邓演达在这种精神的熏陶下，从小就知道人间有苦难与穷困、肮脏与黑暗，知道机智能生巧、顽强能胜天。
邓演达儿时的乐土，除了大江以外，还有坝地，那就是鹿颈村对岸那一片望不到边的草地。它是周围群众放牧、打草的好地方，又是幼年邓演达尽情嬉戏、试骑演习的广阔天地。在闲时，每天清晨，家家户户的牧牛人（大多是牧童）都携带着午餐用的大米（或番薯）、咸菜（或咸鱼）到坝地去放牧。在这里放牧，人们要把系着牛绳的牛鼻圈卸下，让牛恢复它的天性，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吃草、奔驰、翻滚、追逐。公牛间角逐相斗那是常有的事。相斗的两头牛如果势均力敌，就会斗得伤痕道道，甚至断角、跛腿，有的还被挖出眼睛。当争斗正酣、有生命危险的时候，牧牛人中的骁勇者就会上前去拦截，把它们驱散，其惊险程度，不亚于西班牙的斗牛。傍晚时分，互相认识的牛又会聚集到回家的河边，牧牛人给牛套上系着牛绳的牛鼻圈，骑上牛背，悠然自得，列队回村。牧牛人虽然没有什么组织，但是同姓亲房的一群牧牛人中，自然形成一两位头领。他们有很强的团结性，早晚同出同归，中午挖地为灶，拾柴煮饭。这种草原式的放牧，即使河水涨满，只要坝地还没有被全部淹没，照样可以进行。因为当地人役使的是水牛，水牛喜欢水又会游泳，牧牛人把衣服和食物放在头顶的竹笠上，身立牛背，同牛一起过河。过河时，牛在水中泅游，只露出一个鼻子和一对牛角，牧牛人的双脚也浸入水中，手提着牛绳，边吆喝边唱着山歌。
这是一幅有趣、壮观而生机勃勃的放牧图。儿时的邓演达，从这幅放牧图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汲取到有益的精神养料。他酷爱大自然，也爱热闹，自幼常常跟着大哥大叔们到放牧的坝地上，练习骑牛的技术，观看斗牛的场面，陶醉在这种松散而团结的集体和美妙的境界里，尽情地表现自己，发泄他那过剩的精力。聪敏活泼的邓演达在坝地上的种种经历，为他成人后所具有的那种热情豪放、坚毅倔强、勇敢忠厚的思想作风，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大江和坝地就这样作为摇篮，哺育着邓演达逐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