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变的风格
成功太重要了！常有人说一个艺术家应当为自己、为对艺术的热爱而工作，而且要嘲笑成功。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艺术家需要成功，不只是为了生活，主要还是为了能看清自己的工作。
——毕加索
蓝色时期
卡萨杰玛斯的死讯传到毕加索的耳中时，他正在马德里。最初的惊骇过后，有一段时间他却似乎表现得相当平静——在几个月中他的画作没有显出任何变化。
毕加索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十分忙碌，有位朋友要和他合作发行一本文学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杂志《青年艺术》，目的是把卡达浪的现代主义推展到卡斯提拉人当中。毕加索负责里面几乎所有的插图，包括一些广告，广告中还推荐了一本叫作《马德里·艺术评论》的书，是他那位朋友的著作，毕加索也为这本书画了插图。
但是那本书一直没有出版，而《青年艺术》在出刊五集之后也无疾而终了。毕加索在马德里的生活很苦，他在哲班诺街租了一间楼顶的房间，此外他只买得起一张铺草垫的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到了晚上靠着一支插在酒瓶里的烛光来工作。他狂热地画着，忍受不足的供水及光线；饮食方面自然也很节俭，虽然抽了不少烟却很少喝酒，而用矿泉水作开胃饮料。不过这种斯巴达式的生活也有极限，寒冷的气候麻痹了他那地中海式的活力。
现代主义风气刚刚吹到马德里，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早已接触过它，而在巴黎更是大量地吸收它，他自己的作品有好一阵子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对毕加索来说，如果巴塞罗那显得土气，那马德里除了普拉多博物馆之外，简直就是文化的沙漠。
虽然毕加索在马德里结识了不少有趣的人，虽然他卖掉了一些画，虽然马德里的冬天也行将结束，露出了太阳，但是到了5月的时候，他却放弃了他的阁楼、桌椅，还有他寿终正寝的《青年艺术》，回到了巴塞罗那。
毕加索带回了大量的画作，大多是用蜡笔画成的。其中有一幅叫《侏儒舞女》。这是一幅猛烈、狂野的作品，构思、着色、下笔都极其精彩，图中那粗鄙、难以名状的畸型女孩，让人乍见之下就兴起一种残酷的感受，但再看一眼就可发现在那明显的苛酷之下，有着深深地同情，是一种不动声色地怜悯。
马戏班支肘的小丑
毕加索的目的地是巴黎，他要把大批答应过曼雅克的过期画作带去给他，因此只在巴塞罗那作了极短暂地停留。这段时间里他举办了一次画展，虽然并不是个人展，而是和拉蒙·卡萨斯的画作一同展出，但是能和这样有名的画家一同展出就是一种荣幸。
巴塞罗那的美术评论杂志刊出了一篇赞美他的文章，是由极具分量的批评家尤特里欧所写的：毕加索的作品是非常杰出的年轻艺术；它们是他那对具有观察力、不放过这一时代弱点的眼睛下的产物，表现出美，甚至是丑恶的美，是一种因为画家忠实画出他真正看到的东西所产生的美。这些展出的蜡笔画只不过是毕加索才气的一部分而已，这位艺术家会引起许多争议，但也会引起所有企图打破既存形象，寻求所有艺术形式的人们的尊敬。这对一位未满二十岁的画家来说是极其亲切地鼓舞，但毕加索并没有留在那里享受它。他很少参加自己画展的开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画展中，画家要把自己赤裸裸地挂在墙上，超出自己的控制，也不能再加以改变；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得穿上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听陌生人问他：“这幅画想要表现什么？”毕加索对这一类的事情向来无暇理会。
在画展还没有结束时，毕加索已经到了巴黎。曼雅克住在克里奇大道的一间小寓所，他欢迎毕加索以及他带来的画作，并邀请毕加索住下，还告诉毕加索自己已经为他安排了一场展览，不是跟波瑟·韦儿，而是在一家拉斐特路上的更大、更重要的画廊。
1901年6月24日开幕的这场展览又是一个合展，共同展出的是三十多岁的巴斯克·埃乡里诺，而批评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较年轻的一位身上。古斯塔维·柯奎欧特，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在评论上写道：
大量的技巧——年轻的、粗糙的源源而出。毕加索是个画家，全然美妙的画家，他对所画对象的提升证实了这一点。像所有纯粹的画家一样，他崇拜色彩的本身，而每件物体都有它的色彩。
悲剧
他爱所有的主题，而对他而言任何东西都是个主题——花朵从瓶中腾跃的光线，花瓶本身甚至它下面桌子的跃动，还有那个飞舞着、充满光线的空气……这次画展真正带给毕加索的，除了赞美之外，就是麦克斯·杰克卜的友谊。他是一位格外具有感受力、聪明而又一贫如洗的批评家、诗人和作家。他对毕加索的作品印象深刻，因而想法子去结识毕加索。
麦克斯·杰克卜当时二十五岁，看起来却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是个极有天分的人，读书多、吸引人、口齿伶俐、非常感性、害怕女人，是一个犹太裁缝的儿子。他在画廊留下一张赞美的字条，曼雅克得知，便请他到克里奇大道去拜访毕加索。事后他描述道：他被一大群穷西班牙画家围在中间，坐在地板上吃喝聊天。他每天画两三幅画，跟我一样戴着一顶高帽，在那些日子里，他把晚上的时间都花在音乐厅的布景后面，画那些明星的像。
两姐妹
他们握着手，相互笑了笑，因为没办法用语言沟通，便又握了握手。杰克卜看了看那些画布——毕加索来了之后已画了好几卷，随后又出现了很多西班牙朋友。刚才的拘谨消失了，有人煮了一盘豆子，他们就散坐在尘埃中吃着。晚餐结束了，所有的人，除了毕加索，开始用人声来代替乐团，企图演奏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
第二天，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结伴来到杰克卜住的小房间去回访，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有些西班牙人离去了，身为翻译的曼雅克睡着了；毕加索和杰克卜注视着挂在墙上的道弥尔、加伐尼兹和杜勒的木刻。毕加索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表达出他想听杰克卜的诗，那天晚上剩下来的时间他都在听诗。他们黎明告辞的时候，杰克卜把道弥尔、加伐尼兹和杜勒的那些木刻都送给了毕加索。
此后他们就常常见面，而毕加索和曼雅克的关系开始变得不愉快。很少有人能成功地把生意和友谊结合在一起，曼雅克也不例外。毕加索开始不喜欢那些成批涌来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几乎成了他家的掠夺者。但这位商人对毕加索的影响比起卡萨杰玛斯的阴影来，根本不算什么。毕加索住的地方离他朋友自杀的小餐厅只有几步之遥，毕加索在全巴黎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不使他联想到那起悲惨的自杀事件。
那一年的冬末，萨巴提斯来到了巴黎，他是特意来找毕加索的。这里的许多事都让萨巴提斯非常惊讶：在雾中昏暗的橘色太阳下，才早上10点，毕加索就已在车站等他，平常这时候他还没起床呢。而当毕加索把他带到克里奇大道的住处，给他看最近的画作时，萨巴提斯更加惊讶了。
招魂
完全不同了，这些似乎跟他在巴塞罗那所认识的毕加索完全没有了关联。其中有一些猛烈的、色彩鲜艳的图画，是毕加索自己的视野和凡·高的融合；一些人像，色彩斑驳得像扑克牌一样；一些丑角，悲伤而孤独的人物；另外还有卡萨杰玛斯的画像，活的和死的都有，一些在开启的棺木边的哀悼者；一幅命名为《招魂》，有时又称为《卡萨杰玛斯的葬礼》的巨幅画作。此外还有一些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作品，一幅印象派的克里奇大道，几幅令人满意的静物。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属于毕加索的整个世界，都渗入了蓝色。
“你觉得怎样？”他指着这些全新而令人困惑的图画问。
“我会及时习惯它们的。”萨巴提斯回答。而毕加索看来似乎无动于衷，他匆匆地出去替他在附近的旅馆找好了一个房间。
妇女
曼雅克颇为沮丧，不只是因为那些西班牙的穷人，而且还是由于毕加索的画风不可琢磨。毕加索从巴塞罗那带来的那些斗牛画，还有在克里奇大道头一个月的作品都很令人欣赏，当时的毕加索似乎是个可指望的投资。但却没有人会买这些近作——这位商人痛恨“蓝色时期”。
商人对自己的行业懂得多么少!凡·高活着的时候没人买过他一幅画；而曼雅克，手里拥有无价之宝，却催促毕加索去走健全的商业路线。高知识水准（而且十分有钱）的艺术爱好者，从来不会想从音乐中听到一个故事，却仍然指望他们买的画中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意义。这样，当别人问那象征着什么时，他们才有话可说。多年之后，毕加索有一次被一个女人问道：“它象征着什么？”他回答：“夫人，它象征着两千万个法郎。”
在巴黎的日子里，一个洋溢着惊人活力的毕加索，整晚寻欢作乐，到处寻找小酒馆、音乐厅和马戏团。然而另一个毕加索，那个非常寂寞的人，孤独地工作，航向一片未知的海域，除了实实在在作画的那一刻外，完全无法知道自己的去向。有创意的艺术家必然是寂寞的，人们可能会阻碍他，却绝对无法帮助他。毕加索当然有某些极重要的东西想要说出来，然而托洛斯·劳崔克、凡·高，尤其是塞尚，他们所做过的事也都能帮助他说出来，但根本上这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事；他要么就一个人完全成功，要么就一个人彻底失败；而如果他失败了，他的生命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死亡和创作有一个相同点：一个人在两者之间都是完全孤独的。
蓝色自画像
那一代的绘画艺术可以说是死的，毕加索必须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只能独自去做这件事情。奈比斯，那个时代的先锋，可能根本不会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凡·高十一年前就自杀了；高更正在大溪地；塞尚在普罗望斯；托洛斯·劳崔克已经进了坟墓。毕加索那时还不认识布劳格或马蒂斯，虽然他身旁有一大群愉快的、可亲的伙伴，但他只可能和麦克斯·杰克卜谈他画里更深一层的涵义，这是因为语言的障碍束缚了他。毕加索现在已经学了一些简单的法语，不过还绝不够达到艺术交流的目的。其实即使他能说流利的法语，任何辞句所能表达的也不如一张图画。
毕加索在巴黎停留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画了一幅自画像，上面是一个裹在一件黑色大衣里的半身男子，严肃的大衣和近黑色的头发强烈地对比出他苍白的面孔。他有一圈胡须，一些杂乱的小髭，而他特大的眼睛深深地下陷，凝视着远方。这张面孔不再年轻了，毕加索生活得极其艰苦，而且一直受着寒冬的折磨。事实上，事情还不只是这样而已，他这张脸上刻画着不同的磨难、怀疑、内在的冲突以及深深地不快乐。
“他相信艺术是悲伤和痛苦的孩子。”萨巴提斯说，“他相信不快乐适合于沉思，而痛苦是生命的根本。”
任何看过这张自画像和毕加索这时期的其他作品的人，都不会否定这些话。
萨巴提斯再度见到毕加索时是在1902年的春天，毕加索已经回到了巴塞罗那，住在家里，并在附近一间楼顶的画室工作。这间画室充满了地中海的阳光，与巴黎的寒冬形成了明显地对比。然而他的画作还是蓝色的，甚至比以往还要蓝。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停留到秋天，其间随时都在努力工作，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起得很晚，工作一整天，然后到“夸特·加兹”或其他小酒馆去，聊天到早晨。然后，当最强健的人都回家睡觉之后，他还会在夜晚的微寒中四处漫步。
这几个月中的作品大部分还是接续着巴黎时期的路线，而且发展得更加彻底：当然还是蓝色的，而且开始着重单一的形象。物体有所简化，外面的轮廓加强，而细节已被单一的色块所取代。此外，他作画的对象似乎可视为是一种对社会的抗议——乞丐、赤贫的女人抱着孩子、瞎子、疯人、流浪汉。毕加索提到贫穷、饥饿和孤独时，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他当时在生活中常与城里的工人阶层有着密切地接触，那些人的工作情况如此不可忍受，以致在他刚回来的那个月中就发生了好几次暴动，2月的时候更开始了全面性地罢工。权力当局派了著名的韦勒将军来处理巴塞罗那的情势，而韦勒将军采取了太鲁莽的压制手段，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不过数周之后他们东山再起，把工人阶层压到原来的地位，并将他们中的一些分子处决或关了起来。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一点都不快乐，1902年的10月他出发作第三次的北上。这一次他抱着很高的期望，因为头两次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赚到很多钱，却已建立了很多关系，对一个年轻画家而言可以说前景看好。
但这一次好像一切都不顺心，没有一件事称心。他先是在拉丁区的艾克斯旅馆落脚，跟他所有的朋友都相隔甚远。然后他又搬到一家更便宜，位于塞纳路的马洛克旅馆，与雕刻家阿加洛合住一个小房间。
矮屋顶下的一张大床几乎占去了所有空间，所以当那位雕刻家要走动的时候画家就得躺下。一个小小的圆窗是他们所有工作的光源，不过毕加索在此还是画出了许多作品。房间租金很低，一个礼拜才5法郎，不过他们还是不大付得起，而麦克斯·杰克卜注意到“毕加索和那位雕刻家都不常吃东西”，因此他常常会带一些炸马铃薯给他们吃。
烫衣服的女人
麦克斯·杰克卜二十六岁，他曾当过一个律师的书记，一个律师的秘书，还做过保姆、钢琴教师和艺术评论家，目前正靠当一个小孩的家教来维持生计。不过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他的一位有钱的亲戚在伏泰尔大道开了一家商店，找他去做底层的店员。杰克卜在附近租了一间第五层楼的小房，没有暖炉，而且只有一张床，不过他还是马上邀请毕加索一起来住。
毕加索一向喜欢在灯光或烛光下工作，这正好，他白天睡觉，等杰克卜从店里回来要就寝时，他就起床，画上一整个晚上。
有一阵子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他们有煎蛋卷和豆子吃。不过麦克斯·杰克卜不是很适合固定的职业，而且在店里表现得并不好，而且又是那么潦倒，所以虽然和店主有血缘关系，他还是被开除了。
在最穷困的时候，有一次毕加索和杰克卜在街边摊子上买了一个肉卷，把它带回家去，加热的时候它不断地胀大、再胀大，最后炸了开来，除了皮和烧焦的肉味外什么也没剩下。当时这件事在他们看来绝不是有趣的。没有人买毕加索的画，虽然有人曾想帮助他：波瑟·韦儿在那一年里为他举行了三次画展；查理士·莫利斯也在1902年12月所撰写的评论中对他加以赞扬：不凡的、孤绝的悲伤出现在这年轻人的所有作品中，这是些已经无可限量的作品。毕加索，他在认字之前就开始画画，似乎担负着表达一切存在事物的任务，而他就用画笔来表达它们。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想要重整这个世界的年轻神祉，但却是一位忧郁的神祉。他所画的数百张脸孔都是苦痛的，没有一张带着笑。这是无可挽回的吗？我们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作品蕴藏着力量、才能和天赋。
蓝室
情势到了他非回家不可的时候了，毕加索出价二百法郎，想把所有波瑟·韦儿没能帮他卖掉的一大堆画卖给任何想要的人。这时正在1月天，是最冷的月份，为了取暖，他把他的素描和水彩画烧了很多，整整烧掉了一大叠。
回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仍然没有摆脱卡萨杰玛斯的阴影。他在过去与卡萨杰玛斯同住的那间画室工作，周围处处可见到往日的相识，甚至他们画在墙壁上的家具和仆人也都还在。他开始画一连串的草图，酝酿着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有一幅画被很多画商和艺评家命名为《生命》，虽然它的含义有多种解释，但都与卡萨杰玛斯的死有关，这是不容置疑的。
盲人的晚餐
《生命》这幅画起草虽然很早，真正动笔却在1904年初。毕加索为此作了许多准备，去找派亚瑞斯、萨巴提斯和“夸特·加兹”的朋友，还有许多其他人，把早日生活的线索一点一滴地收回记忆中。不过在1903年的巴塞罗那，政治的局势也影响到了毕加索。学生革命运动兴起，权力当局关闭了大学；那一年里有七十三次罢工，有些还伴随着暴动；当局镇压的手段粗暴而沾满血腥。失业率增加，穷困工人、流浪汉、老人、瞎子、跛子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这些在毕加索的画中都反映了出来：1903年的作品有《老犹太人》（画着一位古代的老年乞丐，身旁有一个眼神清亮的小男孩护卫着），《盲人的晚餐》（画着一个瘦削，颇为年轻的人物，坐在桌旁，拿着一片面包，一边摸索着水壶），还有《老吉他手》等等。毕加索深深关切着贫穷、失明（贫困的极限），还有孤独。
《生命》是蓝色时期最大幅的油画之一，许多看过这幅画的人都想解释其中的含义。尽管解释各不相同，但解释者似乎都比毕加索本人知道得多。有些人会写出这样的话：“毕加索不自觉地表达出……”或是“毕加索本身没有察觉到，但他确实吸收了……”
关于这幅画，毕加索日后这样说：“《生命》这个名字不是我取的，我根本无意去画一些象征；我只是把我眼前浮现的景象画下来而已，替它们找隐藏含义的是别人的事。据我所知，一幅画本身就足以解释它自己。一切都表达得明明白白，作一些解释又有什么用呢？一个画家是只用一种语言的……”
生命
画的左边是一个女孩，裸体，站在卡萨杰玛斯身旁，两只手臂都倚在他的肩膀上。卡萨杰玛斯的手摆得很低，指向画对侧的一个年长女人。这女人赤着脚，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袍，袍褶中抱着一个婴儿，她默默地注视着那一对男女。在背景齐肩高的地方有一幅图画，中间有两个裸女彼此用手臂拥抱对方，年轻的一个似乎在安慰年长的一个；下面另外有一幅较大的图画：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她的头伏在膝盖上。整幅画面给人一种深深的、长久的、不快乐的感觉。
毕加索在作这幅画期间，萨巴提斯常常陪着他。一天，他们在小酒馆中和朋友们在一起，当话题开始变得沉闷时，毕加索瞥了萨巴提斯一眼，说：“你来不来？”然后就站起来，走了出去。
回去的路上，除了“真是天生的笨蛋”和“你不觉得他们是笨蛋吗？”这些话之外，他很少再说话。到了画室门口，他把萨巴提斯一把推了进去。
画室里，毕加索锐利地注视着萨巴提斯，在书架上放了一张画布，然后说：“我要画你的肖像，好吗？”
他需要一个同伴，一个人在眼前，但必须是个不会说话的——他不想谈话。萨巴提斯站在那儿，尽责地沉默着，毕加索则专心静默地画着。终于大致画好了，毕加索把画笔一丢，大叫：“喂，你为什么不说话，兄弟？你的舌头不见了吗？别人会以为你心情不好呢。”
他们又快乐起来了，健谈而愉悦。他们一起出去散步，世界还是可以生活的，人们不再令人厌烦了。
第二天他加了最后几笔，完成了这幅肖像。当然，还是蓝色的，但嘴唇上饱满的红色，领带夹的亮丽金色是过去所没有的。这是一个令人展望的前兆。
玫瑰时期
东扣西省，节衣缩食，卖了一些画所得的钱又把毕加索送到了巴黎，这是1904年4月间的事。这一次，他在拉维南街13号找到了一间画室，13号是一幢用木头、锌片、肮脏的玻璃建成的五层楼房，上面横七竖八地伸出许多烟囱。麦克斯·杰克卜觉得这房子很像塞纳河上载着洗衣妇的船只，因此就把它称为“洗衣船”。事实上里面确实住了一些洗衣妇，还有一些女裁缝，许多画家、雕刻家、作家、菜贩和演员。
毕加索的画室是在底层一条长走道的尽头。他在此时所认识的大多是西班牙或卡达浪人，包括了彼克特、罗卡洛，还有当时很有名的苏洛加，当初教他做第一次蚀刻的康纳斯以及杜利尔和马诺洛。
马诺洛和毕加索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一生。毕加索欣赏马诺洛的雕刻，马诺洛也欣赏毕加索的绘画，但事情不只是如此而已。马诺洛比毕加索年长十岁，是一个私生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巴塞罗那的街上乞讨生活，在生存竞争的磨练中变得十分精明，比较难听的字眼像强盗、小偷、三只手都曾经加在他身上。他曾在杜利尔不在家的时候把他墙上的高更画全都卖给了别人，又曾趁麦克斯·杰克卜正在睡觉时偷走了他唯一的一条裤子，只是后来因为没有商人肯出价，又把它还了回去。马诺洛极端地机智、乐观，甚至连他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他的相识都对他毫不怀恨。对他来说，毕加索永远都是“小毕加索”，而毕加索跟他在一起比跟谁都快乐。
拿扇子的女人
“洗衣船”中的另一个住客，一位叫作斐南蒂·奥莉维亚的法国女人，是一个被神智不清的雕刻家丈夫遗弃的妻子，她常常看到毕加索跟马诺洛一起大笑，在小庭院的树下和西班牙朋友聊一整天，有时还和当地的小孩儿在灰里面画小鸡、鬼子。她觉得奇怪，不知毕加索还有什么时间来工作，后来才发现那是在夜里，油灯或烛光的照明之下。
这个时候毕加索二十三岁，斐南蒂岁数也差不多。她是一个高大、爱睡觉，且极为美丽的女人。一个炎热郁闷的午后她到屋里躲避一阵雷雨，毕加索也正站在那儿，怀里抱着一只小猫；他挡住了她的去路——他们两个都笑了。他把小猫交到她手里，邀请她来参观他的作品。
斐南蒂画室看得多了，却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不止是因为它的杂乱，更是因为里面的一大堆画。它们全都是蓝色的。她虽然觉得有些不健康，却还是很喜欢。另外那里还有一幅蚀刻——一对羸弱的夫妻坐在铺纸的桌前，桌上放着一个酒瓶、一个空杯子、一个空盘子和一块面包，那个饥饿男人的脸转向旁边，不过手臂却围着妻子的肩膀，另一只手握着她的手臂。这一幅，便是后来极为出名的蚀刻《淡薄的一餐》。
过了一段时间，斐南蒂就搬去跟毕加索住在一起。确切的日期不清楚，不过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极不快乐的“蓝色时期”结束了，渐渐进入了毕加索的“玫瑰时期”。
情人
毕加索在巴黎住的时间还不长，但他已经完成了不少作品，并且已结交了不少法国的和一些不太会说法语的朋友，像阿波林纳、沙蒙、瑞弗第、雷诺等等。阿波林纳是一个活跃的诗人、小说家，他和毕加索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常常到“丁香园”去，在那儿认识了许多诗人、作家。有一位叫阿弗雷·加瑞就很喜欢毕加索，还送给毕加索一把手枪，那是一把小白朗宁手枪。毕加索以后常常把它放在口袋里，每当听到有人说出轻蔑塞尚的言语，他就会把它掏出来放在桌上，说：“再讲一个字我就开火。”
毕加索在其他画室也有很多朋友，而“洗衣船”的每一个住客也都很快认识了毕加索。阿波林纳和毕加索的西班牙友人常在晚餐时刻不请自到，毕加索和斐南蒂常与他们或其他画家一起进餐，另外他们的屋里还养了许多小动物：一只老鼠、许多猫、更多的狗，甚至还有一只小猩猩。毕加索除了喜欢动物之外，还常常跟朋友去马戏团玩儿，他喜爱那里的气氛，那里所特有的艺术整体表现和那些人们全然职业化的训练。
拿花篮的小女孩
此时毕加索的物质生活极端地不稳定。他很久都没有作任何展出了，不过还是与几位画商保持接触：渥拉德、波瑟·韦儿，还有克劳维斯·沙果。有一阵子毕加索发现自己已经欠了颜料商900法郎的账，颜料商也因此断绝了对他的供应。这对任何画家而言都意味着要挨饿了，此时渥拉德不买他的画，而沙果只能出很低的价钱。这段时间里毕加索常常把画画在用过的画布上，甚至是画布的背面。
1905年的大半年情况跟1904年一样糟，偶尔卖出的画赚的钱只够维持他不倒下。他当时生活的社会并没有社会保险，对失败者也极少有慈悲。整个的日子是困窘的。
不过好日子就要来了。“玫瑰时期”和“蓝色时期”的作品开始被人接受，甚至到了受欢迎的程度；就在11月的时候，里奥和赭特露德·史丹夫妇在拉斐特街上闲逛，看到了沙果店里毕加索的作品，马上对他产生了兴趣。当这对夫妇第二次来的时候，沙果拿出毕加索的《拿花篮的小女孩》给他们看。里奥·史丹用150法郎将它买下，带回锦簇路的家中，和他收藏的塞尚、高更和马蒂斯的画挂在一起。
后来史丹夫妇由一位法国作家带领到毕加索的画室拜访他，并且一次就买了八百法郎的作品。这次会面对毕加索极为重要，不只是因为正当拮据的时候得到了这一大笔钱，而且因为史丹夫妇是稳定的、不挑剔的买主，此外他们使毕加索的名声在可能买画的人之间传开了。史丹夫妇和毕加索一见面就喜欢上对方了，他们邀请他和斐南蒂来家中共进晚餐，此后互相都不再拘泥了。毕加索对赭特露德·史丹的相貌极为着迷，为她画过许多幅肖像，一直到多年以后，毕加索再也不需要买主时，他们的亲密关系仍然存在。
此外，这一次的会面还产生了毕加索与马蒂斯的友谊。毕加索的作品在1902年时曾在波瑟·韦儿的店里跟马蒂斯一同展出过，但他们本人却从未见过面。史丹夫妇有一次带着马蒂斯和马蒂斯的女儿玛格丽特去拜访住在“洗衣船”的毕加索，而事隔五十多年之后，玛格丽特仍然记得他们房里的那只庞大的母狗“飞卡”，她判断那是一只圣伯纳狗。斐南蒂出奇地美丽、可亲和高大的身材，也使这孩子印象很深。还有，她帮他们的咖啡准备糖的方式（她走到食橱前面，用手捞起一大把，然后把它洒在桌上比较干净的一块地方）一样使玛格丽特难忘。
这时候的马蒂斯虽然还不太出名而且一贫如洗，但已是一个杰出的、引人争议的人物。他是野兽派的领袖，他那野蛮的、色彩鲜丽的画曾在1905年的秋季沙龙上使观赏者震惊，引起了一场抗议风暴。
穿纱衣的女子
1905年的马蒂斯三十五岁，而毕加索是孩子气的二十四岁。马蒂斯是一个高大、胡须漂亮、样子好看的人，博览群书，教养极佳。他是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北方法国人，有点含蓄，不过他在社交上很自如，尤其擅长有礼而富于智慧的谈话，而且他喜欢天伦之乐——他的妻子和他女儿玛格丽特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除了对绘画的共同狂热外，再也找不出任何两个人像马蒂斯和毕加索这么不相像的人了。但是马蒂斯是唯一这样的一个画家：他的成就使毕加索一生都受到激励，而以其作为评判自己的标竿。
马蒂斯很喜欢毕加索，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把瑟盖·舒金，一个来自莫斯科的有钱人布茼介绍给毕加索。这位收藏家时常到巴黎来，而他第一次到拉维南街时就买了毕加索两幅作品，而且付款极大方，此后一直到1914年期间，他起码买了五十多幅毕加索的画。在他之后又有糖业富豪伊凡·莫洛索夫跟进，以致俄国后来拥有从蓝色时期一直到分析立体主义的众多毕加索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