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熏陶中长大
绘画的技巧成分越少，艺术成分就越高。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在于长大之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艺术家的灵性。
——毕加索
父亲的影响
画家毕加索于1881年10月25日出生在马拉加。当时的马拉加是西班牙仅次于巴塞罗那的一个重要海港，它位于这个国家的南端，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城市。
与今天的繁荣相比，1881年的马拉加属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毕加索出生的时候，马拉加仍然依赖着装船、织棉、制糖、炼铁、生产葡萄酒以及种植杏仁、葡萄和其他种种水果作为营生。当时，城里有十二万居民，这么多的人口聚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再加上排水系统不完善和供水不足，显得更为拥挤。
这里有二十七所教堂，四个修道院，可容纳上万人观看的斗牛场，尚未完成的大天主教堂，建在旧日摩尔人兵工厂的巨大市场，还有许多的剧院。这是一座真正的西班牙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除此之外，它还拥有整个欧洲最宜人的气候，阳光充足，全年中只有四十天可见到云层。不过在1881年，到西班牙旅行的人还很罕见，所以不曾有外来的游客享受到这明媚的阳光、醉人的空气和那暖洋洋的海水。
毕加索的父亲荷塞·鲁兹是一名画家，在城里的艺术学校担任教师，并且是地方博物馆的馆长。他在博物馆的工作包括修补一些毁损了的图画，他那极其精巧的艺匠手法十分适合这份差事，此外他也自己画一些画。
那是一段极惬意的生涯：荷塞有一份数目虽小却稳定的收入，而且每卖出一幅画还可多得一笔生活费用；他有许多放荡不羁的朋友，其中有一些是画家；另外他还喜欢看斗牛，这种活动在他所住的地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精彩。总而言之，他在年轻的时候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然而年轻总会消逝的。到了四十岁时，家人就逼着他结婚了，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兄弟姐妹中还没有人生过儿子。荷塞本人对结婚并不热心，但还是顺应家人的安排和玛丽亚成婚，这是1878年的事。
荷塞·鲁兹在墨塞德的帕拉萨地方租了一间寓所，从此，他要负责全家人，包括一个妻子、两个未出嫁的姐妹、一位岳母的生计。1881年时，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巴布罗·鲁兹·毕加索。
1884年时，毕加索又添了一个妹妹。就在此时，玛丽亚的两个姐妹伊拉地亚和海利欧桃拉因为葡萄园被虫害所毁，也搬来和他们一起住，生活因此变得困难起来了。日复一日地忧虑，紧紧地压迫着荷塞。他对此毫无办法，除了用画来抵付房租，私下教一些学生外，就只能卖一些应景的油画。
荷塞在生活上的困难，许多人都可以凭自己的经验了解到；但他的另外一种困境，也许只有艺术家才能完全明白。他是一名画家，全心全意地作画，而现在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却失去了信心。也许他发觉这种自信一开始就是虚假的，也许他在四十岁时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创造力，也可能是他发觉原先存在内心的某些东西已被现实生活压得粉碎——一个艺术家的灵感已经被女人、孩子、日常琐事榨干了。不论是什么原因，其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日后他儿子为他画的肖像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疲倦的男人把头靠在手上，带着深深的失望和烦闷的表情，对生命的品味已完全消失殆尽了。
然而对小孩子来说，日子还是相当快乐的。小毕加索还不懂得生存的不易，而过度拥挤、稍显肮脏的小房舍对他来说也跟广场上灿烂的阳光一样自然。毕加索不常见到父亲荷塞，因为父亲要定时去教课，去博物馆上班，去拜访老朋友，并且去看每一场斗牛。当然，在毕加索不太讨厌的时候，父亲也会带着他一同去。
斗牛系列版画
这位全家依靠的男人的财富来源就是一支画笔，虽然何塞从来不在家里工作，却经常把画笔带回家清洗。毕加索从小就以敬畏的心情看着这些画笔，这种敬畏不久就转变为一种雄心壮志，使他一辈子也没有怀疑过绘画的崇高地位。
1889年，毕加索八岁的时候，他画了一幅《斗牛士》。其实，毕加索最早的一些作品很可能是在家附近的泥巴堆里完成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这种作画技巧，以致常常使他的表姐妹们非常惊讶。她们可以随意指定一种动物身上的某一部分，例如狗的爪子、鸡的尾巴等等，而他就从这一部分开始，把整个动物的身体画出来，或用剪刀在纸上把它们剪出来。
毕加索随时随地都在画画，尤其是在学校里面。至于学校的一般课业（包括算术、读书、写字），他可一点儿都没学到。以至于在此后的一生中，字母始终拼得乱七八糟。不过，他在学校倒是察觉到自己是个特别的人物，是不受一般法规所左右的。
即使在一所不太严格的学校里，一个孩子如果是整天坐在那儿不看书本、自顾自地画着野牛或自己带来的鸽子，甚至自行站起来凝视着窗外，势必要受到老师的斥责，更有可能得到一顿打。但是，毕加索却是个例外。他常常迟到，坐下来就开始盯着时钟，期待被释放的一刻，有时玩弄着鸽子或从父亲那儿弄来的画笔。他并不像是一个邪恶的、不守纪律或放荡的学生，但的确是属于另一个不同层面的学生。令人惊讶的是，老师和其他的孩子们都能接受他的行为。在他独自站起身来，走出教室乱逛时，他们既不抱怨，也不模仿。
数字对毕加索而言似乎特别困难，此外，时间也是如此。有一次，毕加索从教室窗户正向外张望时，看到了姑父安东尼奥，他马上叫出声来，要姑父记得带他回家——毕加索总是害怕他们把他给忘了。而当姑父问他“什么时候下课”时，他率直地回答：“一点。”他认为“一”既然是数字中的第一个，一点也一定是离现在最近的时刻。
斗牛赛和鸽子
荷塞似乎并不在乎儿子在课业上毫无进展，他常常教给毕加索绘画。荷塞本身继承了西班牙传统的写实主义，因此提供给儿子一套扎实的、严守规范的基本技巧。当然，也没有任何学生能像毕加索那样敏捷而又热衷于画画。那可能是他们父子相处最愉快的一段时光，父亲对他自己行业的艺匠手法非常熟悉，而儿子在那种年龄尚无法区分技巧和其目的之间有什么不同。
有些孩子最初所作的画看来具有出奇的天分，到了七八岁以后这种天分却永远地消失了。马拉加时代的毕加索却不是这样，开始时他的画十分孩子气，但却不断向成熟的方向进展。他的天分未曾被过分早熟的技巧所扼杀，因而能蛰伏着留存下来，在他青春期之后再度复活，并且陪伴着他度过一生。毕加索晚年的一些作品完全是用孩子的手法表现出来的，那新鲜的、纯个人的孩童天分一直没有消失，在那么多年以后，依然能经由那只具有最高度技巧的手而再度展现。
马拉加的那段生活，在一个孩子看来，一定是永恒的：挤满人的小房间，无法逃学的学校，不断地绘画，星期天的人潮，穿着新衣的全家人，一堆堆衣着光鲜的青年，一群群皮肤黝黑咯咯娇笑的姑娘，数不清的亲戚、朋友，还有那永远灿烂的太阳。所有这些，加上近在咫尺的海洋和吹拂一切的温暖空气，构成了毕加索生长的环境——他生命中的要素。在这个地中海岸边的城市，他所真正感受到的世界，是他乡愁的对象，也是他唯一感到自在的地方。他一生中最喜爱太阳、海洋，并乐于有大群人陪伴着他。
斗牛系列版画
1891年，在马拉加，十岁的毕加索正对斗牛场的仪式发生了超乎一切其他典礼的兴趣时，他的规律、他那自然的生活却被迫要作一个结束。他的第二个妹妹于1887年出生了，小房间显得更小了，他的父亲也比以前更消沉了。而在此时，市政府竟然决定要关闭博物馆了。荷塞家的生活中一直没有金钱的盈余，这个打击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情绪低落的荷塞在卡洛那地方谋得了一席教职，是在公立贝亚斯艺术学院教授素描和装饰。卡洛那位于加里西亚，是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极远的北部地区，而全家人势必要迁到那里去居住。在这个时候，荷塞忽然发现他的儿子几乎是目不识丁。
不认识字，也不知道二加二是多少，在自己的家乡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所有的邻居、朋友们显然都会理解这孩子；然而在遥远的加里西亚，身为外乡人一定得遵守当地人的规矩，而毕加索如果要在那儿入学，就得通过那里的入学考试，或者起码也要交出一张本地的学习合格证书。毕加索绝对不可能通过入学考试的任何一科——除了绘画。所以荷塞只好去找一位能开具学习合格证书的朋友。
少年毕加索
“没问题。”那位朋友说，“不过在形式上仍然要考一考他。”
可毕加索在考试时，在一些简单的问题提出来后，仍然保持缄默。主考官出了一道加法题：3+1+40+66+38=？然后温和地告诉他题目怎么写，请他不要紧张。第一次的尝试失败了。第二次提出问题时，毕加索发现主考官已经把答案写在一张纸上，而且把那张纸放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于是毕加索把那个数字默记下来，回到桌上把答案写下，并在下方得意地画上一条横线。就这样，毕加索总算取得了他的学习合格证书。
这纸宝贵的文件跟所有其他的行李一起被打包，1891年夏日接近尾声时，毕加索随着家人第一次出海，开始了他漫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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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西班牙
19世纪初的西班牙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小型工厂，和当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法两国相比，有着很大差距。在全国的三百多万自立人口中，贵族约四十余万人，僧侣则为十七万人左右，两者加起来，也只占很小的比例。但他们却拥有巨大的财富：贵族拥有的土地多达1800多万公顷，而教会占有的土地则为590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1%和17%。而广大的农民则缺地或少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依附地位。并且地主大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们的收入，没有为生产作出任何贡献。自18世纪末起，国库便常年空虚，几乎每年都是入不敷出，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
尽管在1820年后，西班牙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前后有四次之多，但均未能使西班牙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革命的夭折对此后西班牙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革命中未得寸土的农民从此很自然地站到保守阵营的一边，在两次卡洛斯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美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直到1931年爆发的西班牙革命才终于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而此时离第一次革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
艺术的启蒙
当一家人离开马拉加的时候，串串葡萄在阳光下成熟，甘蔗又高又壮，这时正是一年中最愉悦的收获时节，而在他们到达卡洛那时，骇人的秋季风暴正开始刮起。西班牙北部和东北部的险峭海岸，正承受着越过大西洋的三千里劲风的吹袭，狂风带来大量雨水，使加里西亚成为全半岛雨量最丰沛的地带。在没有刮风也不下雨的日子，天气通常是多雾的，雾会转变成绵绵的细雨，冷冷地滴在花岗岩海岸和花岗岩的房舍上。一年之中也有稍晴的时节，太阳略露一下脸，把光线洒在沙滩上，其所带来的温暖对被大浪或狂风送上岸的海草起了腐烂的作用，孕育出成群嘈杂的苍蝇。
斗牛系列版画
毕加索对这一切都感到惊讶，但更令他惊惧的是街上的人们都在讲另一种语言。卡洛那和加里西亚其他地区的人所讲的话叫“加烈哥”，这种语言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区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毕加索首次感觉到自己的孤立和困惑——他不过是一个外乡人。
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荷塞家人只好缩在派欧·哥梅兹街的二楼住所里，看着外面的雨敲打着窗户。对毕加索和他的妹妹们来说，最初的惊惧已经消减。眼前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城市：一边是海港，一边是沙滩，远处则是岩岸。它跟马拉加比起来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只有马拉加的三分之一大，而这座城市中除了海港和斗牛场外，唯一令人兴奋的东西就是位于半岛尖端突出处的一座罗马式高塔。这座400英尺高的灯塔，被当地人称为“英雄之塔”。
少女
毕加索常画那座塔，他也画一些卡洛那的其他事物。他早期的画儿看起来相当幼稚，大多是一些关于天气的玩笑，还有画在学校作业本空白处的一些罗马人、野蛮人、持着矛的武士、互相刺杀的剑客，这些与其他学童并无显著的不同。毕加索进入了一所学校，并且努力维持着一个不被赶出来的局面；同时被强迫用一种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优雅的、工整的方法写作文。他所就读的学校叫“勘守学院”。次年，即1892年，课余时间他又到父亲任教的贝亚斯艺术学院注册上课。
毕加索从来就不喜欢写信，他在卡洛那发明了一种和马拉加的亲戚联络的方法——不需要多少文学造诣，就是一份他自己的小报纸，称作“卡洛那”，每逢周日出刊。他在上面画一些地方的人物、狗、鸽子、灯塔等等，以及写一些小小的报道，例如像“风开始吹了，它仿佛要吹到让卡洛那什么东西都不剩为止”，又如“雨已经开始下了，夏天以前绝不会停止”，又如“截至付印，尚未收到任何电报”。另外还有更多的笑话，有些是画的，大多是像上面这种风格。如：
算术考试的时候：
老师：“如果人家给你5个瓜，你吃掉4个，那会留下什么？”
学生：“1个瓜。”
老师：“你确定这就是全部吗？”
学生：“还有肚子痛。”
这些孩子气的事情很快就要成为过去，小毕加索开始要跃向一个出奇成熟的境地，从事严格而完全的绘画创作。如果他父亲能更好地训练他的话，这种成熟应该会来得更早一些，但由于远离家乡、朋友，气候也不习惯，还有其他种种的不愉快，使得荷塞情绪相当低落。
荷塞没有心情去做很多事情，这时他的注意力终于转向了对儿子的全面艺术教育。他教毕加索笔墨、炭条、蜡笔和粉笔的技巧，过了一阵子又让他提升到油画和水彩上，同时还不断地进行大量精确的、专心的素描训练。
身为教师，荷塞是一个严格奉行规范的人，彻底遵从每一条法则，并且要求学生绝对服从并刻苦修习。这当然是一种严厉的学院派训练，即使荷塞不是这种教师，保守的校方也会作这种要求。毕加索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一切规范，他在课堂上所画的雕像素描使看到的人都惊叹不已，这不只是由于他的技巧，更是因为他把雕像的生命再度展现出来——那种刚刚塑成时存在，而随着时间已经消逝的生命。在大多数人看来枯燥至极的练习，对毕加索而言却是一种愉悦，是一种控制良好、严守规范、几乎难以表达的愉悦。
在课余之时，他的作品却自由得多。1892年到1893年之间有几幅试验性的油画，到1893年末时，他的技巧更加娴熟，可以正式地在铺好的画布上挥洒。而后，他突然地，没有看到明显的转变过程，就在1894年完成了一幅极其杰出的作品——一个男人的头像。整幅画充满了光，充满了盎然生机，是最佳的西班牙写实风格，绝对没有一点孩子气的迹象。十三岁的毕加索又画了许多幅画，这些画儿显示出许多技巧的并进，而每一幅画都比以前更加成熟。
赤脚的女孩
其后又出现了更多令人激动的头像——一些穷苦的老年人。这些都是强烈的、严肃的西班牙写实主义杰作。画中那些受苦的、蠢笨的、绝望的人们被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丝毫没有矫饰的成分。在这众多绘画作品中，毕加索自己最满意的是《赤脚的女孩》和《乞丐》，这两幅作品都是在1895年完成的。
当毕加索开始真正进步，同时完全能掌握工具时，荷塞就让儿子帮自己的装饰画作一些细节的整修工作。几个月之内，双方都明白地发现，即使是在技巧的层面，儿子创作的画也已远远超过了父亲。荷塞没有办法画出《赤脚的女孩》，也不可能画得出《乞丐》。他承认了这个事实，并郑重其事地把他的画笔转让给儿子，以后他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在卡洛那的日子对荷塞来说充满了不适应和压抑的气氛，尤其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打击。毕加索的小妹妹染上了白喉，虽然经过治疗，但最后还是死了。之后日子变得更加忧郁，不过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荷塞过去的一位助手，当时在巴塞罗那一所著名艺术学院任教的拉蒙·那伐洛·加西亚，想要回到他的故乡加里西亚，因而向荷塞提议交换工作。荷塞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不仅是为了离开那充满悲伤的小房间，同时也因为可以脱离卡洛那永无休止的雨水和郁闷，再度回到阳光普照的地中海地区。全家人收拾好行李，连同毕加索大批的画作，搭上火车，先经过马德里，然后回到马拉加。
经过几百里的颠簸，一家人终于回到了马拉加。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包括盛宴的款待、热情的招呼。家乡的空气、家乡的口音和食物，振奋了这些归来游子的心情，而毕加索——荷塞家这一代唯一的男孩，更是受到格外地照顾与爱护。毕加索在任何宴会中都怡然自得，这可能是他在马拉加所度过的最快乐的假期。这段时间，他忙着享乐，以致课业，甚至连图画的产量都减少了很多，不过他还是作了一张厨房的画，另外还为他们家的老女仆卡门画了一帧极精巧的素描，图中她的袖子高高卷起，就跟昔日强拉着小毕加索上学的情景一样。
夏日将结束时，他们又再度出海，沿着海岸北行。9月的海面十分平静，毕加索可以在旅途中作画。三天的航行后，巴塞罗那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一个繁忙的港口，两侧延伸出巨大的城市。
和平鸽的脸
刚一踏上码头，毕加索就发现自己又一次被不同的语言所环绕。四周的人们都在讲“卡达浪”，这是一种比“加烈哥”更难懂的语言。荷塞家人在走向克莉丝汀娜街落脚处的途中，异乡的感觉越来越强烈。1895年的巴塞罗那是一个完全的欧洲城市，巨大、繁忙，五十万居民全都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遵守着与马拉加或西班牙其他任何地方完全不同的生活习俗。十四岁的毕加索再一次尝到了失根的滋味。
不凡的才华
毕加索现在所进入的这个文化领域，与其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毕加索在这里度过了最可塑的青春期和早期的成年。他与卡达浪社会融为一体，说他们的语言，并且交到了他一生中结识最早、持续最久的一些朋友。
自画像
巴塞罗那曾是加塔洛尼亚的首都。加塔洛尼亚在中世纪时是一个横跨东庇里牛斯山的独立国家，大部分的国土落在西班牙半岛上。这个国家天然资源不丰富，但却拥有充满活力、精于贸易的人口。在摩尔人的战乱后，早先住在海岸一带的居民恢复了商业的经营，使得加塔洛尼亚很快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国家。当西班牙其他地区还因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与摩尔人的战争而大伤元气时，加塔洛尼亚却繁荣起来，拥有本身辉煌的文明、杰出的建筑艺术、一间可与伦巴底相媲美的美术学校、一所著名的大学，以及广受法国、意大利、拜占廷及摩尔和犹太学者们所影响的文化。
这是毕加索的卡达浪朋友们带着伤感所缅怀的黄金时代。当时，巴塞罗那的历代伯爵都经由婚姻的关系成为亚拉冈的国王，他们把“卡达浪”话往外一直推行到巴利亚利群岛、西西里、那不勒斯、科西嘉、萨丁尼亚和所有的回教国家。
巴塞罗那的荣耀随着时间消退了。由于与亚拉冈各女继承人的婚姻关系并不愉快，到了伊莎贝拉那一代，亚拉冈便转而与卡斯提尔的斐迪南联姻。他们的继承人查理士五世统治着整个西班牙，此时的加塔洛尼亚已成为一个受压迫的地区，卡斯提尔人在数世纪以来一直不喜欢他们发达的邻居。
此后一代一代不断有流血的反抗事件发生，随着一次痛苦的战争——马堡战役之后，西班牙统治者菲力浦五世席卷了巴塞罗那，并以严厉手段镇压着卡达浪人。他压制卡达浪语，用卡斯提尔语取而代之，关闭了巴塞罗那的大学，并在城市周围筑起了一道可憎的城墙。
大公鸡
压制政策日益变本加厉，地方的法律和习俗都被废止，地方的语言也受到限制。18世纪到19世纪初之间，这种政策有效地破坏了卡达浪的文学，但却消灭不了这语言的本身。在政治和文化上始终有反抗的力量存在。浪漫主义来临后，卡达浪的诗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文艺复兴，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恢复文化的传统，更表达了他们对独立的热望。这个活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1841年，大学恢复了上课。数年之后，令居民痛恨的城墙也被拆除了，不过卡达浪人仍然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在巴塞罗那，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导致左派运动、罢工和无政府主义的风行。就在毕加索到达的前几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拥挤的里塞欧剧院引发了一枚炸弹，理由是“没有一个中产阶级是无辜的”。
刚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对这一切是全然懵懂的：他不过是个孩子，而且还是个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陌生人。荷塞一家先住在克莉丝汀娜街的一间寓所，不过他们马上发现那儿光线太暗，而且极不方便。停留了短短一段日子后，他们就搬到了恩赐街的一幢楼房，离荷塞任教的艺术学院很近。
那间学院名叫“犹特华”，也是荷塞希望儿子能进入的学校。以毕加索的天分来说，进基础班简直是一种戏弄，但是如果要进学习古物、人体像和油画的高级班，必须先通过两幅画的专业科目考试，考试完全依照严格的成人标准，而且满二十岁才有报考资格。
老渔夫
纵然荷塞的同事们被说服，相信了这个矮小的十四岁男孩“看起来有二十岁的样子”，他们却不敢贸然置信他画得跟高级班的美术学生一样好。若是让一个初学的小孩子进了高级班，他们难免要成为公众的笑柄，因此他们格外严厉地执行这次考试。他的第一个题目是画一个披着被单的校内模特儿，第二个题目是一个站立的裸体人像。
关于毕加索究竟花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两幅画倒是有很多传说，有人说限期一个月，毕加索只花了一个星期；也有人说限时一天，他只用了一小时。
事实上这两幅今天仍存在的画上标明的日期分别是1895年9月25日及30日。在这两幅画中，他忽视一般艺术学校的传统，并没有把第一个模特儿画成披长袍的罗马人或把第二个画成相当高贵的人体，毕加索只把他亲眼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是一个披着被单的学校模特儿和一个在阳光下身材欠佳、赤裸裸的矮小男人。但是他的画显露出了杰出的学院式手法，因此他的能力马上就被确定了：他立即被列入1895~1896那一学年的高级班名单中。
班上的其他同学大都有着典型的卡达浪名字，日后他们都没有什么名气。有一位曼纽·派亚瑞斯·格劳——近二十岁、纯朴强壮的年轻人，第一堂解剖课正好坐在毕加索的旁边。两人年龄尽管相差了七岁，却马上成为朋友。派亚瑞斯不但成为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最好的朋友，而且终其一生也一直与毕加索保持着密切地联系。
吃鸟的猫
巴塞罗那前两年的日子平静地过去了。毕加索住在家里，定时上课，努力作画，此外还不断地跟派亚瑞斯在巴塞罗那游逛，画满一本一本的街景、马匹、猫、狗、娼妓、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和开赴战场的士兵。他在家里也没闲着，为家人画油画和素描：一张他母亲的蜡笔画和至少三张他父亲的肖像，还有许多幅妹妹的油画及素描，包括一幅大型的油画，上面是妹妹罗拉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情景，罗拉穿着白衣，跪在圣坛前，她的父亲站在身旁。这一幅相当成功的作品被送去参加“美术与工业”的春季展览，赢得了一些赞美声。
毕加索的暑假是在马拉加度过的。1896年夏天，回到故乡的毕加索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在几个月中画了大量的素描、肖像，其中有几幅非常特别，但这些作品中看不到一点儿巴塞罗那的影子。其中最特殊的是一幅风景画，毕加索很少画风景，而这一幅所用的手法是他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马拉加的红色土地斜着伸向淡蓝色的天空，地上覆盖着仙人掌。地面上强烈的色彩，似乎是用画笔生动而有力地涂上去的，干厚的颜料看来又好像是调色刀压抹的痕迹，这和那淡淡的天空形成美妙的对比。这幅画让人联想到野兽派，更有些凡·高的感觉，然而前者当时还没有存在，后者毕加索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再细看之下，这幅画完全是他自己的，是纯粹的个人风格。看了这幅画，不禁让人奇怪还有哪个教授敢教导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关于作画的事情。
那年秋天回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开始着手他父亲设计的两大幅油画。荷塞打算用这两幅画来延续《第一次圣餐》的小小成功，从而促进这些画作的销售，以便得到一个稳定的收入。他买入了许多的新材料，教毕加索怎么用它们，甚至还替毕加索租了一间画室。
科学与慈悲
这两幅画中的一幅目前已经不见了，另外一幅是荷塞所设计命名的《科学与慈悲》，上面是一个医生正在测量一个生病女人的脉搏，而床的另一边站着一位修女，一手抱着一个小孩，另一只手端着汤给病人喝。毕加索很用心地作这幅画，而其结果也确是让全家人感到欣喜。《科学与慈悲》送到马德里参加全国展览，得到审查委员会的荣誉奖状，另外又送到马拉加参加地方展览，得到一枚金质奖章。这幅画让所有喜爱惟妙惟肖简艺手法的人都很高兴，但这却是毕加索对学院传统的告别作，他以后再也没有画过这一类的作品。
这一年里，毕加索仍然同时进行着学校的课业和自己的尝试。他的绘画本中仍然充满了与前一年一样的风格，只不过现在的笔触更有信心，并且显示了多种路线的进展，有一些试验中明显出现了物体简化的基本几何形状。不过大体而言，此时的毕加索还不能算是破除传统的先锋，他还只是一个不断创新、极具天分的学生。
毕加索在1897年的暑假再次回到马拉加，这个假期似乎不如上次那么愉快，而他也没有创作很多作品。他那位越来越有钱的叔父沙伐多认为毕加索应该到马德里的圣费南度皇家学院去深造，因为他的两位朋友卡波奈罗和狄库伦在那儿任教，而且极具影响力。沙伐多虽然做了这项建议，却和很多有钱人一样，在金钱上对穷亲戚斤斤计较。荷塞和他的另外一些亲戚、老朋友们也凑了一些，加上沙伐多的那一份，还是少得可怜。而这些竟然就是毕加索的全部旅费、生活费和作画的材料钱。
1897年秋天，那点微薄的津贴把毕加索带到了马德里这个费用昂贵的首都。他在贫民窟似的圣贝卓马提街给自己找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度过了他十六岁的生日。
跟在犹特华一样，毕加索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的一分子。他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课程跟犹特华一样并无吸引人之处，而且教他们的卡波奈罗和狄库伦都是相当糟的画家。毕加索不久就完全放弃学院的课程，自己到普拉多博物馆去观赏、描摹，享受格雷克、维拉斯奎兹和戈耶等大师的精髓。除了在普拉多的临摹，他还在城里的街上画个不停。这一阶段，毕加索的画作最让人注意的，就是他的画法已开始朝向现代主义前进，甚至开始迈向一个更加超越的境界。
毕加索在马德里工作得非常勤奋，但在学校里却从来看不到他的人影。这消息传到了马拉加，让富有的沙伐多很不高兴，于是便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父亲荷塞仍站在儿子的一边，不但继续供他学习，甚至还尽可能地多给他一些钱物。
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天降临了，瓜达拉马山脉吹来了寒风。即使是本地人也冷得受不了，更不用说是像毕加索这样晒惯地中海太阳的人了。这种风死寂而且冰冷，像当地的谚语所说的，“可以杀掉一个人，却吹不熄一根蜡烛。”毕加索开始发高烧、喉咙痛，舌头红得像草莓，全身起了朱红色的斑点，这些斑点很快就融合成一大片。他得了典型的红热病。
男人体
这种病在当时是可以致命的，但毕加索的生命力相当顽强。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全身脱了一层皮，又长出一层新的。他蹒跚地走出房间，去参加6月12日的圣安东尼奥节庆，他不愿错过这节庆中一分一秒的欢乐。
接着他就搭上回巴塞罗那的长途火车，巴塞罗那的家乡口味、温暖人情和他天生的生命力，使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和精神。一个星期之后，当派亚瑞斯邀他到欧塔乡下去休养时，他马上就答应了。
欧塔是派亚瑞斯生长的地方，这是个只有两三千居民的小镇，维持着古代纯朴的农耕生活。毕加索在此度过的一段闲逸日子，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我在派亚瑞斯的小镇学到了所有的事情。”毕加索曾经这么说。“所有的事情”不只包括了刷马、用镰刀，对制酒和榨油的亲身体会，或是收获干草、玉米、葡萄和橄榄，剪羊毛、杀猪、挤牛奶，同时还包括说流利的卡达浪话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在对生命本质上得到了城市人永远得不到的深刻体会并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对世界有了更广泛地认识。
毕加索此时对作画更有把握了，其中有几幅十分了不起的山羊和绵羊的画像，真正把握住了它们的生态和动作。他的笔触更为肯定，在一些作品中他对质感比过去更加重视，此外对明暗的对比表现和物体轮廓的加深也有了较大的兴趣。
1899年2月，毕加索完成了一幅《亚拉冈人的习俗》，这幅画在马拉加又赢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当这幅画的油彩干燥后，他就收拾行李，向大家道别了。在与派亚瑞斯一同度过大半年的乡居生活后，他决定回到巴塞罗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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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派美术
野兽派美术是1905年产生于法国的松散的美术社团。这个社团没有共同遵守的明确目标。没有发表过宣言和理论主张。野兽派这个名称也是偶然产生的。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一群青年美术家的作品参展，他们是马蒂斯、德兰、马尔凯、鲁奥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间，有一件展品比较写实，风格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雕塑家多纳太罗的作品。批评家沃塞列斯在描述该展品时，用了“在一群野兽中间的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这样一句话，把马蒂斯等年轻画家的画比作野兽，故名。三十五岁的马蒂斯被这群风格并不相同的年轻画家拥戴为领袖。
野兽派是西方20世纪前卫艺术运动中最早的一个派别。他们继续着后印象主义凡·高、高更、塞尚等人的探索，追求更为主观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对西方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吸收了东方和非洲艺术的表现手法，在绘画中注意创造一种有别于西方古典绘画的疏简的意境，有明显的写意倾向。有人把野兽派看作是广义的表现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野兽派不是一个艺术运动，只是马蒂斯等人艺术生涯中短暂的一个阶段，一个特别注意线条和色彩表现力，不受任何程序束缚的阶段。马蒂斯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野兽时期是绘画工具的试验，我必须用一种富于表现力而意味深长的方式，将蓝、红、绿并列融汇。”野兽派作为社团存在的时间只有两三年。参加这一社团的艺术家后来朝着不同的目标继续作新的艺术探索。
到巴黎去
在欧塔的生活给了毕加索一段平静的时间，让他有机会重新细想每一件他所认为重要的事。除此之外，这段生活也迫使他天天使用卡达浪的语言，因此在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毕加索可以毫无障碍地用这种语言和当地人交谈了。
这种能力使他很快成为常在“夸特·加兹”聚会的作家、画家和诗人中的一分子。“夸特·加兹”是一间小酒馆，出入那里的人物三教九流都有，嗜好和特长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醉心于现代主义，并且爱他们自己的语言。毕加索既然已能说流利的卡达浪话，加上他早已认识其中的几个人，因而在几星期之内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了。
少女
小酒馆里常有大批的文人名士逗留，毕加索在这里交到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同一时期内他也作了大量的画，也就在同一时期，他和他父亲之间有了分歧。荷塞已经将近六十岁，在那种年纪自然有许多看法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而十八岁的毕加索已由小孩子变成了成人，且刚从一个完全自立的生活环境归来，他们之间有所争执并不奇怪。
于是，毕加索离开家里，到一家妓院去住了几个星期。他绝对不是付得起现款的客人，为了回报姑娘们的好心，他在容身的房间墙壁上涂满了装饰画。1899年的4月里，他就在小房间内睡觉、工作，并且和隔壁一些制作腰带的工人交上了朋友。
他和家庭的决裂既不激烈，也不持久。总之，那段时间里他亲切地画了一些他父亲的像，而他的妹妹也经常来看他。也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萨巴提斯这位年轻的作家及诗人初次见到了毕加索。
萨巴提斯被一位学雕刻的同学带进屋子来时，《科学与慈悲》正立着靠在墙上，旁边放着《亚拉冈人的习俗》，而在一堆一堆的图画和速写本之中，毕加索正忙着作另一幅油画。毕加索黑色的眼珠锐利地凝视着，使萨巴提斯局促不安，那些画作也使萨巴提斯十分折服，因此在互道再见的时候，萨巴提斯恭恭敬敬地对毕加索鞠了一个躬。这就是他们友谊的开始，而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萨巴提斯于1968年去世为止。
十八岁的毕加索一文不名，毫无名气，却已成为“夸特·加兹”的一个领袖人物，即使是不喜欢他的人或不知道他天分的人也都认可这一点。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夸特·加兹”说话很多，事实上，他经常沉默着，而且喜怒无常，有时候也表现出全然地厌倦。但一开始说话就一定说得很好，经常充满睿智，而且表现出不自觉的权威感，好像他已经能比座中其他任何人画得更好似的。
母与子
经过四五年的苦练，毕加索的大部分作品日渐成熟。但他尚未定型：他书读得极少，几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而且缺少成人生活的经验。更有甚者，毕加索这个小孩子还活跃在他体内，事实上，他此后的一生都是如此。
这个时期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审美学，想要把当时人们所接受的一般绘画完全摧毁，并且把感受的境界推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可能想说这是“扩大美的观念”，但毕加索真正考虑的是“本体”而不是“美”这个空泛的字眼。
“美？”他对萨巴提斯说，“……那个字对我没有意义，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意思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能引出什么东西。”
贵族夫妇
这是一个相当有野心的大计划，而它的开端也充满着自我怀疑、沮丧的时刻和错误的起步。不论如何，这种过程从他在1899年到1900年间快速进展的画作中已见端倪，但以一个完全自觉的过程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夸特·加兹”里的政治氛围大致左倾，有相当强的无政府主义意识。无政府主义也构成了毕加索早期面貌的一部分，或许我们不应该用“影响”这个字眼，因为对权势的痛恨和对强行加诸的法规的坚决排斥，早已存在于毕加索心中，在“夸特·加兹”的谈话只不过把这些因素彰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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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与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像其他政治哲学思想一样，无政府主义包含不同的分支和流派。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反对国家的共同特色，但他们却在其他许多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包括了是否进行武装斗争或以和平非暴力建立社会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尤其在经济的观点上有着主要差异，从主张财产彻底公有化的集体主义流派，到主张私人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流派，影响很广。
在“夸特·加兹”最受尊敬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是年轻的布洛沙，他对在那儿所见到的艺术家不屑一顾——“神经质的附庸风雅者，一心只想使自己显得和粗人或中产阶级有所不同”。但他却也觉得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艺术将会出现新的希望，是无政府主义的人间天堂。布洛沙说：“人类，基于由智慧所产生的正当骄傲，将不会再忍受妨害心灵自由的一些微小障碍；这种个人价值的提升，意味着没有任何神话、任何偶像、任何人或神的单独个体能够阻挡个人通向全然自由的坦途。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理论会导致分崩离析，但人们除了负面的本性外必然也有正面的本性，一个人会去重建并更新他失去的力量。”
有人说毕加索的进展过程与此极为符合。破坏，再破坏，由显见的真实退回内心，再合成新的世界、新的力量、新的视野。
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教条深深吸引着毕加索。例如巴枯宁所说的“破坏的热情也正是创造的热情”，除了这种话，恐怕再也没有别的话更能引起毕加索的共鸣了。
妇女像
纵然布洛沙的政治理论十分高深而精要，毕加索也不曾全盘接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所接受的是一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对卡达浪独立的高度同情。他周围的人们都对中产阶级艺术不满，都痛恨文化上的势利，但他们自己却常常生产那一类的作品。毕加索并不去管他们的反复无常，不论“夸特·加兹”有没有鼓励他，终其一生他都是反对文化上势利的。
毕加索的气质是乐天的、前瞻的，对外面的世界有极大地兴趣。毕加索在“夸特·加兹”里沐浴在易卜生、托尔斯泰、瓦格纳、尼采的气氛中。他虽然读书不多，但起码由其他人那里间接接触到这些人的思想。
毕加索的确读书不多，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够敏锐，事实上他的心思动得特别快，不耐烦去慢慢地消化文章，但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诗几乎像一幅图画或一座雕刻一样，具有可以马上把握住浓缩本质的特征；毕加索喜欢读诗，而且一辈子都喜爱诗人。身为诗人的人，特别容易受到毕加索热诚地接纳。
毕加索由当时的住处迁了出来，搬到一间位于楼顶、没有装潢但照明良好的工作室去住。跟他同住的是他的朋友卡洛斯。卡洛斯是一位长相奇怪的年轻人，美国驻巴塞罗那军事顾问的儿子。由于房内根本没有家具，他们就把家具全都画在墙上：桌子、椅子、柜子、一张沙发、保险柜，甚至还包括一些佣人——一个女佣和一个小厮。除了他们画在墙上的家具外，整个房间都堆满了图画，甚至漫出房间，堆到了门外的楼梯上。
毕加索的朋友们非常看重他。一群朋友，包括派亚瑞斯、萨巴提斯和卡萨杰玛斯在内，鼓励他在“夸特·加兹”举行一个画展。毕加索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在1899年和1900年间的冬天着手绘制一连串“夸特·加兹”常客的肖像。他大部分的朋友都出现在这些画作里面。到了1900年2月，作品都已准备就绪。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都买不起画框，因此只好把它们用图钉钉在墙上。一般人对这次画展反应冷淡，从商业观点来说，出售量只达到业余标准。
静物
不过这些作品只是毕加索在1899年到1900年间大量作品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段时间的作品展现出多样的风貌。其中有一幅很令人惊异的画作是《赌徒的新娘》，上面是一张绿色、面具似的脸孔，突起的前额和两眼上方的弧线向下延伸成直而长的鼻子，给人一种非洲雕刻的印象。另外有一张自他画室向外俯视的街景，用一种别人绝不会用的方式画出：远远下方的人影、小车子，用两三笔有力地挥洒将之勾勒得出奇生动，并且在周围用一圈一圈的厚涂法表现出空间的深度。有人说他在这一时期画作的进展涵盖了艺术史上除了印象派之外的每一个阶段。
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绘画，关于贫穷、疾病、病床和死亡、酒吧、酒馆、戏院和舞厅的景象、许多的娼妓、斗牛和斗牛士、海报的习作、裸体人像、自画像，有些还是用几何图形表现的。一些自画像包括初到这城市的小男孩，从1896年时笨拙的少年，一直到其后几年的青年时期。有趣的是他对镜中的自己似乎始终猜不透，没有两张自画像上的面孔是完全一样的。这些脸孔有时年轻，有时苍老，有时棱角分明，有时线条圆滑。每一张的风格都不相同，毕加索对“自己”这个题材没有十分肯定的掌握。
静物
这些倾泄而出的作品，显现着多方地尝试和成就。像毕加索那样纯个人和崭新的审美观，想必经过了一段长期而痛苦的孕育过程。可以想见他对自己这种启示的价值也有过怀疑的时刻，尤其是当他的周围全是一些不能了解他的作为的人时。人们只沉浸在现在和过去，而他却已经跨入了未来。到达像毕加索这种境地的人必然是寂寞的——他不能追随，只能引导；但在引导之前，他必须先对自己确定。
1899年到1900年间的另一特点就是除了他已经拥有种种惊人的技巧——铅笔、胶彩、水彩、厚涂、油料之外，他还加上蚀刻和木雕，可能还包括了雕塑。
关于毕加索第一次的蚀刻作品，有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他的朋友康纳斯教他怎样准备金属板，怎样用针在上面画线刮去保护层，怎样把它浸到酸溶液中，把暴露出的金属部分蚀成容墨的沟槽，然后就可付印。毕加索画了一个骑马的斗牛士，穿着带刺的马靴，手上提着他的长矛，身旁的地上有一只小猫头鹰。不过他事先没有注意到印出来的图样和版子上的正好相反，结果斗牛士的矛就变成了抓在左手上。这件事一点都没难倒他，他马上为这幅蚀刻命名为《左撇子的斗牛士》。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学到了很多，但当他大部分的“夸特·加兹”朋友们尚在积极从事现代主义的革新时，他已开始从这些褪色的改革中脱身。当他听到一些关于巴黎的事情，尤其是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这一年，他从报纸上知道越来越多的法国的事时，巴塞罗那就越是显得土气。她当然给了他很多，但毕加索开始厌倦了，他有时会极端地不快乐，喜怒无常，甚至会从正在谈话的一群人当中不发一言地站起来，走出酒馆。像他这样充满生命力的人，眼见那些人们在一本正经地过他们的颓废生活，等到最初的好奇过后，当然会感到厌烦。
那一年里有一些“夸特·加兹”的人到巴黎去，有些是去参观博览会，有些在那儿定居下来，而毕加索、派亚瑞斯和卡萨杰玛斯也计划着要去。随着这一年的过去，他们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实际。
1900年的秋天毕加索和家里和解了。10月间，在父亲的勉强首肯和母亲的积极支持之下，他和卡萨杰玛斯动身到巴黎去，派亚瑞斯将在一两个礼拜内赶去和他们会合。
“这一切所要花的钱，都是打哪儿来的呢？”萨巴提斯多年以后问道。
“派亚瑞斯、卡萨杰玛斯和我共同分担。我父亲负责车票钱。他和我母亲送我到车站，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口袋里只剩几个零钱了。他们一直到了月底才把家用平衡过来。这是我母亲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毕加索答道。
黎明时分，毕加索终于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火车冒着烟以惊人的速度向北行进，在距边界一千公里的地方开进了巴黎。他们从三等车厢爬了出来，背起画架、颜料盒、纸夹和行李，浑身都是煤灰。一时之间这儿好像还是西班牙，因为月台上到处都是卡达浪和西班牙来的旅客和移民，但当他们都散尽之后，眼前就是巴黎了。
巴黎像巴塞罗那一样肮脏，但是却充满着色彩：到处都有炫目的海报招贴，妇女鲜丽的穿着也不同于西班牙的黑衣，到处都有马车铁轮驶过石板路面的吼声，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一张张被丢弃的宣传广告，时常会有粪车、马屎、汽油的气味飘散出来。这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大城市，并且充满忙碌——这儿没有西班牙式的漫步。他们的周围全是法国话，而毕加索这个异乡客，一个字也听不懂。
不过他起码知道一件事：巴黎的艺术家都住在蒙特巴拿塞，在那儿可以租到便宜的房间和画室。当他们正准备租下一间蒙特巴拿塞附近的空屋时，毕加索碰到了画家朋友诺奈，他正要赶回巴塞罗那。他马上把自己在加布耶路的画室出让给他们，那是在巴黎的另外一端，蒙马特小丘上。
毕加索和卡萨杰玛斯当然不会拒绝这么慷慨地赠与。派亚瑞斯在数天之内赶到，发现他们已经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十分自在，而且还有两位年轻姑娘赭曼妮和奥蒂德陪伴着。
毕加索显然很喜欢奥蒂德，虽然他完全无法用言语与她沟通，而卡萨杰玛斯则深深地爱上了赭曼妮。同时，拉蒙·彼克特也来拜访他们，并且带来第三个女孩儿，赭曼妮的妹妹安多芮。这么多人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弄清楚，不过卡萨杰玛斯对赭曼妮的爱慕却是与日俱增。
毕加索与卡萨杰玛斯是很亲密的朋友，因而知道他有生理上的缺陷。他想法子把赭曼妮从卡萨杰玛斯身边拉开，转交给彼克特，想借此减轻卡萨杰玛斯的痛苦。他失败了，虽然赭曼妮离开了卡萨杰玛斯，他却仍然到处跟着她，并且日益增长着他绝望的爱情。
美食家
不过这段时间里毕加索没有很多时间照顾他的朋友，他有太多要看的东西，包括罗浮宫的大量珍藏，世界博览会和新成立的大小文化宫的艺术展出。这一切对外国艺术家也许相当刺激，对当地艺术家则不那么新鲜。1900年的巴黎居民对绘画看得太多了，每年“法国艺术家沙龙”都要展出许多的画作，“国家美术协会”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不过真正新的作品要在第三个单位“独立协会”才能看得到。
这就是毕加索此后生活的范围，不过他真正对巴黎活生生的艺术的了解，大多是在街上乱逛时得到的。有许多商业性的小画廊，里面特有的现代画作远远超过了摆在店里的水准。有一位女店东波瑟·韦儿，不断地大力扶持年轻艺术家。20世纪所有著名画家的画作，从马蒂斯到莫廸克里尼亚，都曾出入过她的画店，不过她自己一直没有很多收益——1909年时她卖了一幅凡·高的漂亮小画，只收了六十法郎。
毕加索很能走路，他用步行探遍巴黎，最起码也踏遍了南北的方向。他裹着一件厚重的大衣，迎着北风，带着他的速写本从蒙马特郊外出发走下小丘。那儿虽然夜生活越来越多，却仍然是郊外，一个安静的小镇，有着未铺过的、绿树相夹的巷道，仍然抗拒着市区扩展的葡萄园，还有一些真正的风车。那里甚至还有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人们在此用枪射杀野猫，而且把它们叫兔子。
他接着走上一条新的繁忙街道，两旁正在盖着石砌的房屋。锯石的工匠一边工作一边唱歌，街上到处是推着车子叫卖的蔬菜贩、背着一筐玻璃到处找生意的玻璃匠、卖新补旧的桶匠，还有一些推着锅炉大桶的人沿街叫着，看有没有楼上的人要洗热水澡。
再往下走就接近了塞纳河，河上有小汽船、水上巴士、驳船与其他船只。他的脚步朝向了繁华的地带，这里有巴塞罗那未曾见过的奢华，贫富的差别在此显得更为悬殊——有些人穿着常见的褴褛衣裳，而另一方面却是戴着发亮的高帽、穿着晨装的男士和一些出奇优雅的女人。到处都充满了色彩，然而最显眼的可能就是那些数不清的兵士们，法国有五十万人的武装部队，正等待一场不可避免的对德战争。他们大多穿着猩红色的宽松裤子，就好像印象派画家在拥挤的大街上抹下的鲜艳色调。
越过水面就到了蒙特巴拿塞，那边住了好几十个卡达浪人，其中许多是毕加索在“夸特·加兹”就认识的。他们把他介绍给一位皮尔·曼雅克，曼雅克也是卡达浪人，由于偏好艺术，因此在巴黎做了画商，充当卡达浪画家和巴黎市场的中间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并且认识许多人，包括波瑟·韦儿——“现代艺术的好仙子”在内。
斗牛系列版画
曼雅克把毕加索介绍给波瑟·韦儿，她马上买了三张画，包括一张油彩和两张胶彩的斗牛画，一共付了一百法郎。而皮尔·曼雅克很得意自己慧眼识英雄，便要求与毕加索订立合约。
这种合约在法国相当普遍，也就是艺术家把所有作品提供给一位画商，交换按月付给的稳定酬金。曼雅克提供给毕加索的是150个法郎一个月，这种收入绝不能使人富有，不过它代表了三餐吃得饱、有酒喝、有烟抽，还有房子可住。
一个十九岁的无名画家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耀眼的法郎，他绝不会拒绝的。毕加索签了字，但欢乐却因卡萨杰玛斯的情况所消减了，他发现那个痛苦的人开始烂醉如泥，而且情况一天比一天糟。
两个小丑
12月的时候，卡萨杰玛斯显然不能在巴黎再待下去了，毕加索把他带上了南行的火车，回到巴塞罗那。在家里待了几天，卡萨杰玛斯的情况没有好转，毕加索又把他带到马拉加，希望那儿的太阳、完全不同的空气和景观以及新年的庆典能使他振作起来。
但马拉加的太阳冷冷的，毕加索的家人和亲友的态度使人痛心。他们没有邀请毕加索和他的模样不堪的朋友住下，因此只好在一间小旅馆投宿。马拉加不再是毕加索的家了。
毕加索对此感触颇深，此外，他为卡萨杰玛斯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毕加索把他带到小酒馆去，卡萨杰玛斯却只是坐在那儿喝个不停，一点都没有欢欣的表示。毕加索又把他带到吉普赛人的地方，召集了他们的歌手和听众。但是没有用，卡萨杰玛斯失踪了，他搭上了北行的火车。
卡萨杰玛斯于1901年又回到了巴黎，2月17日时他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他写了许多信，邀请朋友们当天晚上一同晚餐。
在餐厅里，派亚瑞斯和其他一些朋友以及赭曼妮都在。晚餐很好，他们喝了几瓶酒。卡萨杰玛斯看来神经质且接近崩溃，在晚饭接近尾声时，他站起来开始用法文讲话，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入口袋。赭曼妮看到了他掏出的手枪，马上蹲了下来，子弹只擦伤了她的后颈。接着卡萨杰玛斯举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火，在一小时之内就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