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当年的豆蔻女孩，如今已是花甲女人。我的生命，其实被村子和城市切割成两个部分，一少半是村子，一多半是城市。给我生命的是村子，给我思想的是城市，它们加在一起，就是我的自传。
我的自传
引言
时间或许只对个人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对我而言，2015年就是如此。我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甲子，或者说，人生虽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却已经完成了一场春夏秋冬的轮回。
也许是自我暗示使然，我对今年的天象格外敏感，因为少雨，有人翻了旧账，说它是自1971年以来最旱的年份。于是，在这个长夏的午后，我坐在城市临街的一间小茶室里，与友人喝着汤色暗红的老树生普，安慰着燥热的喉咙，也安慰着尴尬的2015。
然而，就在这个午后，等待了太久的雨云，终于让天空暗了下来，雨珠也一星一星地掉落在地面上。我发现街上开始有人向空中仰起了脖颈，像是在看云的厚度和雨点的密度，以决定是不是要撑伞。过了一会儿，吝啬的雨珠就变成了慷慨的雨丝，路人或找一个屋檐避避，或站在一棵树下。再后来，雨已看不出丝状，仿佛有谁从天空向下注水，势如箭镞，笔直地射向地面，溅起的水花就像求爱者给心仪的姑娘燃起的千万根小蜡烛，窗外那些避雨者的面孔也渐渐地模糊起来，街对面的建筑则变得虚幻了。
我迎来生命中的第一个甲子
最喜欢下雨的天气。要是下得大了，我就会因为亢奋而出现莫名的紧张；下得小了，就会有一种心神恍惚和伤感。我知道，这是在乡村长大的结果。乡村与大自然最近，我和大自然最难忘的对话，就是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采蘑菇，或顶着透明如鞭的大雨在毛毛道上飞奔。在我的童年，雨多，雨大，雨几乎是不邀自来，来了就不想走。有雨就有河，而且河是清澈见底的，滚滚流动的，冬天还要结冰如镜的。如今，雨却成了奢侈品，花钱都买不来，成了使小性子的娘娘，三请四叫也不下楼。大自然在疏远人类，即使留在我们身边，也像个被阉去了血性的公公。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这场突然而至的大雨，因为在它带给我的眩晕里，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小身影，蹦蹦跳跳的，一次一次从雨的素帘里钻出来，又钻进去。虽然看不清她的脸，听不见她的笑声，可是我完全认得出，那个小身影就是我。突然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击疼了我的鼻尖，有什么东西比雨更密集地落在了我的心底。这个午后，不是母亲的手牵着我，而是一场童话般的大雨，让我和我自己的过往邂逅了。
我看见，当年的豆蔻女孩，如今已是花甲女人。我的生命，其实被村子和城市切割成两个部分，一少半是村子，一多半是城市。因为我在我出生的村子住了二十三年，然后在我生活的城市住了三十七年。
我始终认为，在我的生命里，一定要有这个属于我的村子，如果没有它，我在文学的路上不可能有坚实的出发。我的村子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哽”。这个午后，它就哽在我的喉咙里。不是刺，是歌或哭一类的东西。
当然，在我的生命里，也需要有一个属于我的城市，如果没有它，我在文学的路上不可能有真正的抵达。我的城市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半径”。这个午后，它像一条道路的隐喻，延伸在我的视野所及之处。不是诗，是惑或悟一类的东西。
总之，给我生命的是村子，给我思想的是城市，它们加在一起，就是我的自传。
村子
村子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就像蒲公英白色的头颅在天空随风飘舞，突然间飞散了，就有一粒种子坠落进泥土，明年的那个地方，又长出一模一样的蒲公英。
村子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出生的时候，这个村子已经有许多人是我的祖先和长辈，有许多房院住着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
我问过一直住在村子里的本家老人，最老的那个祖先为什么要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而不是雍正二十年或嘉庆二十年来到这里，他为什么选择了这里而不是别处。没有一个本家老人能够告诉我究竟为什么。时间已经将许多珍贵的细节湮灭得无影无踪。我想，许是一个人或一家人，能一下子就做出决定，背井离乡，朝着陌生的地方闯荡而去。闯关东只是一个大方向，具体逃到什么地方并不是事先预知的，走到那里就不想再走了，于是那里就有了一个村子。
我曾为此去翻书查卷，想为祖先的那一次无可奈何却心甘情愿的逃亡找到一个注脚。
书里写道，由于战火不断，明末清初的辽东地区人寡地荒，一片破败景象，于是，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清政府为了增加田赋收入，颁发《辽东招垦条例》，奖励移民到辽东来开荒种地。然而，康熙七年（1668年），不知为什么又下了另一道指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凡出关的汉民要“事先起票，过关记档”，限期内必须回籍。至乾隆五年（1740年），竟有上谕下达：“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又传上谕：“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遂“永行禁止”流民入境。封禁的结果，却是流民越聚越多，地越辟越广。据嘉庆朝《东华续录》载，清政府最后不得不承认，查办流民一节，俱成空文。
那么，乾隆二十年，应该正是辽东查禁最厉害的时候，我的先祖却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山东半岛的登州，拖家带口漂洋过海，来到辽东半岛的复州（今辽宁瓦房店）。我是后来从族谱上知道，先祖祖居地的全称，应该叫登州府文登县王疃。那一年，文登县发生了饥荒？王疃发生了霍乱？还是山东发生了其他不可抗拒的灾难？不管怎样，这样的逃亡，定然有一个情非得已的原因，他们只能把自己混杂在逃亡者的行列里。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场集体性的偷渡。船家摇着大橹，将一船偷渡客终于摆渡到对岸的辽东半岛。这只小船一定是趁着天黑靠泊，这一船偷渡客则一定是神不知鬼不觉影子一般地四散开去。因为辽东半岛岸边布满了旗兵营，兵营里插着有龙的图案的蓝色旗帜。我之所以肯定地说是蓝旗兵，是因为直到现在那一带仍有两个村子保留了当年的旧称，一个叫东蓝旗，一个叫西蓝旗。
那个傍晚，我的先祖一定和别的偷渡客一样，缩着身子，掩在茅草里，在蓝旗兵眼皮子底下匍匐前进。他们上岸的地方，其实是复州湾里的一个小岛，也就是现在的交流岛，与它相邻的则是比它大的长兴岛。彼时，我的先祖不假思索就决定留下，后来知道，那是交流岛一个叫“亮上”的地方。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怪，我是根据母亲的话音这么写的。问题是世代为农的先祖很快就发现不对了，岛上是荒山秃岭，地皮太薄，长不出好庄稼，绝非久居之地，于是，决定举家离开。这一次，不能叫逃亡，而是迁徙。
岛是闯关东的一块垫脚石。我的先祖告别了它，率家族一直向辽东半岛东部山区走去，然后定居在一条树高林茂的山沟里。直到前些年，本家的男人女人还去那条山沟里上坟。那地方在老帽山下，那条定居的山沟叫李刘沟，我的王姓本家至今还有后代留在沟里。之所以叫李刘沟，主要是李、刘两大姓最早来到沟里建村，王姓属于后来者，算是杂姓或小姓。
母亲说，王姓最终离开李刘沟，不在于自己是小姓或杂姓，而是跟土地有关。沟里虽然土肥质厚，但是毕竟太逼仄了，种庄稼需要的是面积，更何况王姓来得晚，本来就少的好地块早已被李、刘两大姓占有。即使这里已成几位前辈的首丘之地，王姓晚辈族长还是决定率族人离开狭小的山沟，去找视野开阔的地方，找可以种大片庄稼的平原。
有一支王姓选择了留下，也是为了看管祖坟，更多的族人则跟随族长沿着一条河继续向前走去。所谓的向前走去，其实是向西走去，也就是换一条路线往回走去。一切都源于河的指引。这条河叫复州河，老帽山是它的发源地。沿着河走，这是古代先民的一种生存智慧，王姓族长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走的途中，遇到了一个水汊，它是复州河的一个支流，名叫九道河。不知出于一个什么念头，王姓族长竟然离开了主流复州河，选择了支流九道河。然而，走来走去，也没走出复州境内。
九道河九曲十八弯地流淌，只见山岭越来越矮，河面越来越宽，最后山岭突然就闪开了，九道河一下子失去了阻挡，平地出汪洋。河还是河，河两岸却汪出许多水泡子，由水泡子又漫延出一片沼泽和野生的芦苇荡。
王姓族长应该是在深秋时节走到这里的，他拍拍身上的尘土，站在河岸的高埂上放眼看去，秋日的河水安静而带着一丝寒意，芦花在微薄的曙色里寂寞地开放，如一堵堵棉墙。王姓族长于是就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不往前走了，就在这里开荒种地。尽管再往前走也许还有更好的地方，这里不过是一个河套，然而王姓族长既已拿定主意就绝不动摇。
一个村子，如一场事件，就此发生。
然而，这个不论在老人的传说里还是在我个人的记忆里一直都被河流浇灌、被树荫笼罩的村子，如今却像被洗劫了一样，变得面目全非，不忍相看。我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村子的命运，中国所有的村子都衰败成了明日黄花。
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春节，我回家心切，还隔着两个村子呢，就想在这两个村子的间隙里望见我老家那个村子。明明知道这不可能，明明知道老家有一条九道河，河的两岸都是大树，夏天密不透风，冬天苍苍茫茫，藏在树后的老家是绝对望不见的。但是，眼前的情景却让我怔住了，我竟然在一瞥之间，一眼就望见了老家所有的院落，而且一眼就望穿了整个村子。再看近前的这两个村子，竟然也如此这般，像被人扒光了衣服的丑妇，不知羞耻地裸露在天地之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作为村子，它们已不完整，“村”的左边是“木”，右边是“寸”，意思是一寸土地一棵树，一个没有树木的村子，还是村子吗？总之，那个傍晚，我站在乡政府门前的汽车站那里，远远地望着老家的村子，泪眼汪汪，陌生得不敢近前。
大弟说，农民呗，那树没长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就不是自己的，砍了就是自己的了。我姐说，我天天担心发大水，可倒好，雨也少了，河也干了，连着几年大旱了。母亲说，早年上河洗衣服、洗澡得搭伴去，到处是阴凉，还有狼，常常叼走谁家的小孩子，现在没有狼了，走道就怕人了……最后，我流着泪说，咱不在这儿住吧，咱想办法进城吧。这话说得他们全体吃惊，父亲三十年前就在城里分到了二层楼房，如果不是母亲太喜欢种菜养猪，早就没有乡下老家这一说了。
记得那一天我哭得非常厉害。后来与城里的朋友们相聚时，每次我都要说起那个情景，每次说我都要哭一场。两岸的树被砍成烧柴，九道河如一具干尸，故乡应有的温情已经燃成了灰烬。我觉得很委屈，我的一颗太依赖、太依恋的心受到了黑夜般的伤害。老家的村子距我越来越远，我已经在心里与它作别。
可是，即使这样，我的亲人们仍然住在村子里。我姐仍然给人家辛苦地做着媳妇，大弟仍然开着一辆卡车挣着出力的钱，母亲仍然坐在火炕上抽烟想心事……他们仍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什么艰难，日子似乎就应该是这样的，今天紧巴点儿，明天又能宽裕点儿，什么都不能总好，也不能总不好。他们没有眼界，只能用仁慈的心接受命运的安排。老家的村子里有这么多的亲人，我能不回去吗？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终于让大弟做出了离开村子的决定。时间是2003年清明节，我们姐弟四人去给父亲上坟，猛然发现父亲的墓碑不知被谁给推倒了，而且被砸去了一个角。父亲的坟与我家祖坟在一起，在村子的西山上。在辽东半岛，王姓家族先后有两处祖坟，一处在几十里外的李刘沟，一处在九道河西岸的山坡上。母亲非常窝火，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我劝母亲说，季屯也发生过这种事，谁谁在城里做房地产做得很火，就有人说他家祖坟冒青烟，凭什么让他活得这么滋润，就有人砸了他父亲的墓碑，一个村子的天地太小了，千万不要太在乎。母亲说，你说得对，村子太小了，咱搬到城里去住吧。
2002年秋天，在乡下
2003年秋天，告别之前，坐在农家的果园里
母亲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我也松了一口气。我觉得，父亲的墓碑被砸只是一个诱因，母亲早就在思考走与留的问题了。乡下的家里，就剩她和大弟媳妇两个人。大弟的儿子三年前考上大连的一所大学，而且是非常走俏的计算机专业。大弟虽是农民身份，却在开发区开了一间物流公司，还在大连市内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就等着接母亲和媳妇过来住了。现在好了，因为父亲的墓碑被砸，母亲在她七十八岁这一年的春天痛下决心，要离开那个她住了一辈子的村子。
2003年10月底，随大弟迁入大连之前，母亲与我合影留念于家门前
其实，老家的这个村子，从它诞生就不断地有人来，不断地有人走。来的人以为这里是福窝，走的人知道这里穷掉底。我的父亲曾背着母亲报名参军走了，我的小叔当盲流最远曾跑到兰州。最疯狂的离开，发生在近十几二十年，城市房地产大兴土木，许多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走出了村子，在家里留守的都是不能挣钱的老人和孩子。村子因为少了人气而更加低矮，更加破败，母亲的衣襟也就不再有人死死地扯着不放了。
公元2003年秋天，大弟开车拉着母亲和媳妇进城了，新家在大连丽景春天小区。他没有像我的先祖和族长们那样，即使逃离也只是让一个新的村子发生，而是干脆就向城市逃去，而且就在城市安家。
当然，村子和城市没什么不一样，不是最后的终点，而是逃亡者的驿站。因为所有的逃亡者，都回不到逃离的原点，只能永远走在逃亡的路上，并且永远不知所向。
2004年“五一”劳动节，进城以后的母亲和我在大连海边游览
家族
大荒地。这其实是我偶尔听说的名字，说这话的人不是本家长辈，而是一个在村里当过教书先生的申姓老者。他说，咱们这地方原来叫大荒地，不叫黄土岭，你家老祖宗是大荒地的开拓者，对俺们后来者有大功啊。
这是2000年年初的某一天，我在街上与申姓老者不期而遇，他知道我发表了许多文章，正在帮助族里的长辈和晚辈续写家谱，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这是一个秘密，也是一个意外收获。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出生的村子叫黄土岭，王姓家族也从未有人说过这里还有另外的名字。可以想见，这里原本没有名字，因为是一片傍河而生、尚未开垦的荒凉之地，王姓族长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大荒地。
亮上，李刘沟，大荒地，构成一幅王姓先祖在辽东半岛的迁徙路线图。前面两个地名，如今还这么叫，只有大荒地改成了黄土岭。
在大荒地，开始的日子是孤独的。河东岸无人收割的芦苇丛中，只有王姓先祖们搭盖的一片茅草房。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人沿着河摸索着走来。他们看河东岸炊烟袅袅，就在河西岸悄悄地住了下来。
这就叫不约而同。后来者与王姓来自同一个方向，而且也是偷渡客、逃亡者。于是，同病相怜，彼此支撑，东岸西岸，不用说什么，已然是默契相守。王姓因为早到，且已耕耘出大片肥沃的土地，出于悲悯和体恤，只以不多的价钱，就把熟地卖给了晚到者，让他们初来大荒地就能吃上新鲜的玉米和高粱。当然，如果没有晚到者，大荒地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子。
有一件事是不能动摇的，王姓是先来的，所以王姓是大荒地的大姓，后来者则都是杂姓或小姓，且统统叫外姓。不论后来者是否承认，王姓尽管给了他们许多优待甚至救助，举止言谈中却不免带有些大姓“沙文主义”。
九道河东岸最大的那一片芦苇荡，将最早来到的王姓团团围住，他们十冬腊月坐在炕上吃饭，白色的芦花能飞进碗里。然而，开垦到最后，王姓像是要故意给自己留个念想，要求子孙永远留下家门口的那一大片芦苇荡。所以，要是河西那几家杂姓小姓来河东王姓家串门，一般不说上谁谁家坐一会儿，而是说上大苇园坐一会儿。大苇园，彼时已成王姓家族的别称。
夏天一下大雨，九道河就要发大水。大水下来的时候，老远就能听见呼嗵呼嗵沉闷的响声。整个村子就像听到了敌情，人们披上蓑衣，戴上草帽，一个扯着一个站在自家房顶上。不一会儿，黄浆浆的大水就冲下来了。水头的样子像一群疯牛，它们很快就漫上河岸，漫进王姓四周那一大片苇园，而且撞开后门，毫不客气地从后门蹿进去，又毫不客气地从前门蹿出来，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大水过后，就有许多房子被水拉走了。奇怪的是，河东的大姓和河西的杂姓都忠贞地守着这条害河，房子一次一次被大水淹没或冲倒，水退了，再盖，村子始终是村子，房子越盖越多，人口也越来越多。
王姓是大姓，大姓必然派生出许多支系，有的留下来守着祖业，有的搬到别的村子另盖房宅、另起炉灶，有的就走远了，走到柳条边外的吉林、黑龙江。走远的就很难再回来，搬到别的村子的还是一家人。
族里有人老了，全族的男女老少都来戴孝帽子、穿孝衫。祖茔地在三四十里远的一条山沟里，出殡时要八帮人换着抬杠。女眷坐车，男人骑马，背着水和干粮，浩浩荡荡上路。
每逢过年，不论出门在外的还是守家在地的，都要到大苇园来敬老宗谱。老宗谱平时装在一只枣木匣子里，各家各户过年供的宗谱是老祖宗之下一支一份的祖宗。族里谁家嫁女娶媳，必是到大苇园去请来宗谱匣子，把它放到堂屋正北的供桌上，点着香，磕了头，才拜天地、入洞房。
这是王姓家族自己的宗教。族亲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套进一个相应的仪式，让所做的一切隆隆重重、堂堂皇皇。日子是复杂的，讲究排场的，有风有俗有繁文缛节的，初来时的惶然和窘迫，经过了二百多年的挣扎，已经被铺垫得从从容容。
王姓在我太爷这一代，发生过三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一件是我的一个本家太爷在州衙里当上了税官。大荒地本家有人在复州城里卖烟叶和柴草，城里某位霸爷买了东西不给钱，本家就去找州衙税官，因为衙里有人，那霸爷立刻乖乖地把钱如数交出。大荒地的王姓以此为荣，在城里做买卖再也不用担心被抢，抢了也能要回来。
另一件是我的一个本家太爷考上了庠生，也就是秀才，他是文章高手，虽处乡间一隅，却名播远近。母亲说，我能写文章像本家这位太爷。
还有一件是本家的另一个太爷被人勒死。大苇园王姓从不提这一节，认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这个太爷好赌好嫖，他的死是因为嫖了河西申姓家的一个小媳妇，有一天夜里，他让人勒死在南窑。究竟是不是申姓干的，王姓一直没有追究。
以上发生的事件，是王姓注定要经历的悲喜交加。但是，在最后一个事件里，我格外注意到了南窑这个地方。母亲说，咱们家不光有南窑，还有北窑呢。
原来如此，北窑和南窑都坐落在九道河东岸，王姓以大苇园家族居住群落为中心，在向南向北目光所及之处各建了一座土窑。这两座土窑其实就充当了两块地界石，当千顷良田垦出之后，北窑所在地就叫北洼，南窑所在地则叫南洼。洼即洼地之意，与洼地对应的叫山地，区别是山地土薄，洼地土厚。在淳朴的田园牧歌时代，王姓是大荒地最大的地主。
南窑和北窑最后一任继承者是我爷。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大荒地在明清时代留下的驿路上，看不见百里之外爆发的战争，却看得见兵过马走。战争的阴影伴随了我爷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复县（1913年复州改称复县）与金县（1913年金州改称金县）已是两个世界，以石河驿为界，南为日本的“关东州”，北为伪满洲国。我爷的乡绅身份，让他不得不担当个甲长。我知道，伪满实行保甲制，甲长是一个村子的头领，像后来的生产队长，保长是几个村子的头领，像后来的生产大队的头。这说明我爷不过是沾了大姓的光，又因为地多，混上了这个差事。甲长的形象在电影里常见，一般都是带着伪军挨家挨户动员出钱出粮出壮丁什么的，不知我爷当年是不是也这么干。
听母亲说，我爷的原配早逝，她给我爷生了大伯父和二伯父。我奶是我爷的续弦，她嫁给我爷之后，一口气生了十六个孩子。母亲说，她都嫁进门了，我奶还在生。母亲还说，她没见过我奶这么心狠的妈，孩子生下还有口气，只是看上去活不长，我奶却叫接生的老娘婆给扔了。那年冬天，我奶又生了一个，母亲早上开门去院子抱草做饭，见门口扣了一个大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上前打开一看，又是被我奶扔掉的孩子，这么冷的天居然还没冻死。这个情景，让母亲记了一辈子，她跟我奶也因此永远亲近不起来。这十六个孩子有男有女，最后只活下来两个儿子，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小叔。母亲跟父亲说，你的命真大，你妈怎么没把你也扔了喂狗！
家里人都说我爷是个福将，好好的一个人，突然跑肚拉稀，不出几天就撒手人寰。他走后的第二年，家里就遭土改。母亲说，如果你爷还在，肯定逃不过枪毙。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一场不治之病帮了他大忙。
我爷去世后，大伯父接替我爷做了当家老爷。听说土改，大伯父、父亲和小叔都跑了，母亲也抱着我姐跑了，全家就剩我奶和伯母没跑。南窑和北窑之间的大片良田，已经成为大苇园王姓的重大罪状，好在大苇园在村子里名声不臭，在长工心里是个仁善之家，农会带着“红缨枪们”来抄家时，大苇园只是被没收了全部家产。“红缨枪们”没有严惩我奶，但把大伯母打得几个月下不来炕。
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斗争”那年，我大伯母的后背被打成了紫茄子色。母亲总是把土改说成“斗争”，而且从来不说咱家什么成分，只说咱家是被斗户。
二伯父是大伯父的亲弟，因为自小丧母，出生不久就过继给我爷的一个叔父。二伯父管我爷的叔父叫“爷”而不是“爹”，这叫孙子给爷爷续香火。二伯父在他的爷家是独苗，没人跟他争家产，“斗争”那年，他爷已经不在了，全部家当都落在他名下，二伯父直接就被划了个富农。
我爷的四个儿子，后来就数过继出去的二伯父过得最穷，也数父亲和母亲对他最好。我见到二伯父的时候，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妻子带儿女改嫁了，他是个地道的光棍儿。二伯父的个子又瘦又高，因此得了个外号：大个子。记得母亲当面叫他二哥，背后却叫他大个子，或者西山大个子。冬天下大雪，母亲就说，大个子会不会冻死啊？然后，马上就打发大弟带着吃的上山探看，或领他来家里喝口热汤。
二伯父喜欢到我家吃饭，而不去大伯父家坐，每次看到他走到院子里，母亲就说，西山大个子来了，晌饭马上就带他一份儿。二伯父寡言少语，喜欢抽烟，菜叶子都能当烟抽。他也喜欢喝酒，那是年轻时练的，后来只能偶尔在我家喝上一盅两盅。
他一直住在西山，生产队叫他看庄稼，就在西山搭了一间窝棚。上西山剜菜时，我去他的窝棚玩过，下半截是石头墙，上半截盖着玉米秸。他去世时也是孤零零一个人死在西山窝棚里，很久了才被发现。
回头再说窑事吧。土改以后，大荒地改叫黄土岭，北窑在黄土岭北边田屯境内，田屯和黄土岭各是一个生产大队，比生产小队大一级，比公社小一级。“文革”后期，公社成立了社办工厂，最早的社办工厂一个是机械厂，一个是缸瓦厂，缸瓦厂就是当年的北窑。我们生产小队的一位政治队长后来升了官，职务就是在缸瓦厂当厂长。厂子主要出产砖瓦和陶泥质地的器皿，十里八村的酸菜缸、洗菜盆，全都是它的产品。
南窑当年也有类似的产品，由我那个太爷主管经营。因为他不得善终，南窑随即变成了一座废墟。20世纪60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去南窑玩的时候，它就剩下一个窑的外壳，上面露着天，下面是一个大坑，夏天有水，冬天结冰，窑内长满了野草，梯形的壁墙上还残留着一圈儿可以走人的通道。看过电影《地道战》之后，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学游击队的样子，让一个人扮鬼子，大家一起朝他打枪。
彼时，我家在道东生产小队（道东也就是河东）。南洼在道东，南洼就属于道东队。南洼仍然那么肥沃，许多人家在这里都有自留地，垄多垄少主要看家里有几口人，只要是好地一定要人人有份儿，否则就摆不平。我家人口少，在南洼只能种五垄地，但是，我和别的孩子一样可以享受种地或秋收的热闹，因为每逢这个时节，南洼就会聚集几乎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而且我家那几垄地距南窑很近，趁着大人不注意，我们小孩子一溜烟就跑到南窑去玩打鬼子游戏了。
也许南窑占地太大，留着也没用，包产到户以后，不知被谁给铲平了，铲得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北窑的烟火一直烧到20世纪90年代，原因是社办工厂被个人买断，人家只要地盘，不要这个老掉牙的传统企业，北窑很快就和大荒地这个地名一样，变成一段不为几人所知的如烟往事。
不论叫大荒地，还是叫黄土岭，两个名字都很一般，后者比前者看上去文了一些，但也只能说明土地不如先前那么肥沃了。这是时间和人口一起造成的退化和贫瘠。我经常回头去想，我的先祖当年迁来迁去，目的是找对地方，在这里建一个幸福而且富裕的家园，可是直到现在，公社即使改叫了乡，生产大队即使改叫了村，我的所谓的老家，还是大连市一直挂名的贫困乡和贫困村。如果最后一次迁居决定留在大荒地的先祖天上有知，一定会为他当年这个错误的决定汗颜吧。
这是我找企业捐建的黄土岭村委会
父母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出生于1926年，那一年出生的男人女人属相是虎。很早就听母亲说，她嫁给父亲完全是由我爷和我姥爷包办的。
我姥爷是个皮匠，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腿，蓄一副山羊胡子，穿一身黑家织布衣裤，戴一顶黄毡帽，走南闯北，说话做事都是一股江湖气。那时候，东北荒凉，东北野兽也多，东北的男人女人在冬天里都穿得像夹皮沟里的常猎户和小常宝。所以，我姥爷的皮匠生意一直不错，出去转一圈儿，就能收回不少皮子。
我姥爷和我姥生了七个闺女、两个儿子，我母亲排行老大。她说，小时候家里有好几口泡皮子的大笨缸，整得到处都是火碱味儿，到处都晾着刚刚熟好的皮子。我姥爷不抽烟，却爱喝酒，酒足饭饱之后，手里握着一把刮皮刀，经常咯吱咯吱刮到下半夜。一批皮子熟好了，我姥爷就要出去转一圈儿，给客户送皮子，赚到了钱，再去收新的皮子。
母亲说，我姥爷通过收皮子认识了我爷，不只因为我爷是大客户，还在于这两个萍水相逢的男人说话投机、肝胆相照，彼此又喜欢交往而有了交情，最后交到了称兄道弟的份儿。两家相距十八里地，以后我姥爷即使不收皮子、不送皮子，只要路过大苇园王家，也一定进门坐下，陪我爷喝几盅小酒。我姥爷没有阶级和贫富的概念，他在长年的南跑北奔中认了个理，好闺女一定要嫁到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于是，在我母亲八岁那年，他和我爷一边喝酒，一边给同庚的小儿女定了终身。
母亲长到十八岁越发漂亮，瓜子脸，大眼睛，樱桃小嘴，杨柳细腰，标准的古典美人。那年春天，她和邻家小伙伴莲英到镇上买绣花线，两个姑娘在镇街口碰见了日本宪兵，那个日本宪兵表面上看不像电影里描写得那么凶狠，他只是眼珠子一转，把我母亲盯上了。第二天，一个伪警察跑来告诉我姥爷，日本宪兵限他三天之内把花姑娘送到镇上。尽管母亲压根儿就不想嫁给从未见过面的那个男人，但大事临头，被逼无奈，也只好听从我姥爷的摆布。我姥爷毕竟见过世面，他连夜雇了一顶花轿，不吹不打，连嫁衣都是借的，就把母亲在一个大月黑头子抬进了十八里外的洞房。这事听起来像谁胡乱编的一个瞎话，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的母亲当年就有那么漂亮，就有那么出众，只差一点儿就让日本宪兵给抢走了，应该说，危急时刻还是我爹拯救了她。
在那个夜晚，母亲一定是领父亲的情了，婚后的日子一定也过得非常甜美。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母亲由爱生恨。“你爹一辈子都是个自私的人”——这是母亲说得最多、最狠的一句话，追根溯源，跟土改有关。“斗争”那年，我家因为是大户，自然就成了被斗户。前一天晚上，听说第二天就要来斗争我家，父亲竟然扔下母亲和两岁的女儿不管，跟着伯父和小叔逃跑了。那时候我爷已经病故，屋子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哇哇直哭，关键是我姐只有两岁，我母亲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我父亲却在这个时候没良心地逃跑了。
那天夜里，孤独而恐惧的母亲居然梦见了我爷，我爷什么也没说，只往她脖子上挂了一串蒜。母亲惊醒之后，认为我爷一直偏向她这个儿媳，这是托梦叫她快跑呀——蒜，不就是“散”吗？母亲立刻掌灯起身，把我爷给她婚后赶做的二十三件从没上过身的旗袍装在一个大包裹里，藏在西厢房的碾盘底下。因为逃跑不敢戴首饰，她又把金银首饰都摘下来，装入一双黑皮鞋的鞋壳里，再用纸把皮鞋糊在炕脚用来搁置火油灯的墙洞里，然后趁着天还没亮，挺着大肚子，抱起尚在熟睡的女儿，就往北大壕的野地里跑去。
母亲说，“斗争”那年冬天的雪有三四尺厚，每走一步，雪都是齐腰深。出逃的路上，还遇到一支红缨枪队，母亲就抱着我姐趴在雪窝儿里猫着。最后，母女俩好不容易逃到北山下的村子，正巧遇到一个乔姓男人出来捡粪，我母亲仓皇的脸色，让他一眼就看明白了原委，他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叫母亲跟他到家里去。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姐在乔家住了七天，白天有人来了，乔家人就让母亲抱着我姐藏到屋内的地瓜窖子里。这个名叫乔树恩的男人，让母亲感激了一辈子，两家后来始终当亲戚走动。如今，母亲虽然不在了，逢年过节，红白大事，我们姐弟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乔家串门。
那一次的逃难，终点是我姥爷家。母亲一回到娘家就倒下了，肚子里的二姐也因早产而亡。当母亲后来拖着我姐回到自己家中时，家里的东西已经被分光、拿光，她最惦记的藏在碾盘底下的二十三件旗袍，还有糊在墙洞里的首饰和皮鞋，它们跟谷囤、车马、家具一样，也不见了踪影。母亲没见过来家里斗争的人，她恨只恨我那年轻的父亲，在紧要关头不管她、扔了她，日后的几十年，这件事就成了她埋怨父亲的话把儿，每提起来就会瞪着眼睛对父亲说，你说我这辈子要你这样的男人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