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经沧海
我的大学
西南联大是1938年才开始办的。
平津相继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临时组成一所大学，故称临时大学，战前清华在长沙预置了土地，以此作为临时救急之备，北大带出的家当更少，南开则被日本军炸了个精光。
1938年初，武汉战局吃紧，长沙也遭到日本飞机空袭。空袭警报声时时拉响，战火一天天逼近，临时大学不得不考虑再度南迁。
临时大学在长沙仅维持了一个学期，又不得不再行三千里，在昆明创办西南联合大学。先是在滇南蒙自办了半年，之后才迁到昆明。联合大学，顾名思义，就是要作长期奋斗的准备了。从湖南长沙迁往云南昆明，年富力强的徒步翻越崇山峻岭，年老体弱的绕道桂林出镇南关（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乘滇越铁路小火车到昆明。
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大成立，三校优秀师资力量聚合，一时间人才荟萃，大师云集，这里有华罗庚、陈省身、吴有训、吴大猷、闻一多、朱自清、陈岱荪、费孝通、冯友兰、陈寅恪等，都是响当当的教授，声名远扬，吸引全国各地学子前来报考。联大179名正副教授中，有156名留过洋，拥有欧美大学博士学位的相当普遍。
西南联大校门
国内第一个翻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徐毓楠教授是很好的老师[1]，剑桥大学博士，听过凯恩斯的课，他教我们高级经济学；陈岱荪是哈佛大学博士，担任西南联大系主任，教我们经济学概论和财政学。清华复校以后，陈岱荪是清华大学的经济系主任。西南联大经济系各门课程几乎都用外版教材，跟欧美看齐。联大基础课主讲教师都是最有名望的教授，这似乎也是不成文的规矩。在这里，可以听到陈岱荪、周炳琳、赵乃抟等名家的经济学课程，也可以选修冯友兰的哲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还可旁听闻一多、朱自清、吴晗、郑天挺、王力、费孝通、沈从文诸多教授的课，同时，还能听到李公朴、光未然等名家的报告，还有读书会、研究会，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联大学生虽然生活在一隅之地，捉襟见肘，但知识面很广，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言，“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是联大的风格。
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很简陋，先是借用中学校舍和会馆作教室，待到我上学时，联大已在文林街的昆华北院和北门外建起了简易校舍，其简易程度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茅草房、煤油灯、几十人的大通铺。读书生活很清苦，经常吃不饱，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喝稀的、晚上吃干的，米粒中夹杂着小石子，成了“八宝饭”。还不时地拉警报，躲避敌机袭击。对我们来说，这些困难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很多人才。诚如陈岱荪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前言中所追忆的那样：
“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缘于此。”[2]
1946年5月，参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6级话别会的师生在昆明留影
前排左二为刘国光
总的来说，西南联大是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文化堡垒。联大的校歌也是很出名的，慷慨悲歌。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精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在大学期间，我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知识。但是当时西南联大很开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籍也允许读，也可以研究。所以，我就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看完了。当时我既喜欢学习西方经济学，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兴趣浓厚。后来，在赵乃抟教授指导下，完成学士论文。赵乃抟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欧美经济史。
最后我选择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主轴的《地租理论纵览》为毕业论文题目。以先前对剩余价值的理论分析为基础，这就融会了学习《资本论》的体会，特别是有关“租”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的“租”理论联系开展比较研究。地租理论就出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部分。
可惜的是，这些论文在战乱中丢失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找到。在这篇初学者的论文中，我把当代经济学两大理论派别论述的东西都涉及了，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这似乎也预示了我后来对两种经济学之间关系的主张，即两种经济学理论都可以并用，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观点，这种认识长期坚持下来了。
我于1941年入学，1946年毕业。1942～1943年曾到曲溪县立初中教书，休学了一年。第一次尝试独立职业，也算是一个锻炼。
西南联大到1946年算是正式结束，我赶上最后一年毕业。于是，我们搭乘西南联大的复员车回家。八年没有回家乡，学业又刚完成，自然是回家心切。“剑外忽传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3]当时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社会很不安定。从昆明到湖南，一路上崇山峻岭，一卡车一卡车的学生从后方往东运，途中很不安全。卡车翻山越岭，尘土飞扬，车上打出巨幅标语，上书“流亡学生还乡，江湖好汉留情”。所幸一路没有出什么意外。走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到达长沙。由昆明经长沙坐火车到武汉。在武汉，我们搭乘国际救济总署的难民船，在船上做服务员，最后回到南京，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
我的流亡生活算是结束了。八年在外，回想起来真不简单，个人命运跟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师生情谊
毕业时，西南联大介绍我去台湾糖厂工作，糖厂的厂长还是原国立二中的校长周厚枢，但是，由于考虑离家太远因而未去。
大学毕业后，我本想去清华当助教，但因名额有限没能去成。我的老师徐毓楠建议我先考研究生。遵徐毓楠教授的建议，8月到上海去报考清华大学研究生，考场就设在上海。
我五六月间回到南京，8月就到上海报考清华研究生了。徐毓楠是上海人，当时还留在上海，我去找他，以后就做了他的研究生。就这样，我来到北平（今北京）。当时内战形势空前紧张，我离开南京时只好沿海路绕道上海、天津，最后到达北平，走进了清华园。这时的北平、天津都是一座座孤城，周围都是解放区，犬牙交错。
我在清华，徐毓楠指导我读书，探讨学习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问题。但是，我在北平只做了两个月的研究生，就转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当助教了。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日断交，英国在华势力难以维系，英商和记公司关闭了，父亲从此失业，在亲戚帮助下开起了五金电器店。此时偏偏小店又面临拆迁，因而背上了许多债务，家庭经济困难，希望我能够承担一部分。当时在南开的张世英是我西南联大时的同屋好友，他就跟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的陈序经教授讲到了我的情况。陈序经也是西南联大的老师，有一次到北平来主动找我，说战后南开缺教员，需要人，问我愿不愿去。这正是我所求的职业。于是，我找徐毓楠商量，征求他的意见。
他说，你去吧，在这里做研究生也是看书，但只能解决你的吃饭问题，你到那里也可以看书，还有工资。
他同意我去。就这样，征得徐毓楠教授的同意，我就由北平清华大学转往天津南开大学，于同年12月到南开经济系做助教，一直到1948年。所以，1946～1948年我是在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当助教，虽然钱少，但比穷学生要好多了。此间，我还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兼管资料室工作，在经济研究所里，经常能够听到平、津两地名教授的系列讲座。
辗转工作
我在南开工作了两年，1948年秋就转到了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一则是家里希望我回去能有所照顾，二则我那时已经恋爱，经倪永昌教授介绍，我与小学教员刘国贤（静萍）相识、相恋，当时北方战局不明朗，她也不希望北上。这两方面都促使我回南京。
从南开到中央研究院是陈岱荪介绍的，他写了推荐信。
调回南京之后，我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员。同年9月25日，我同国贤完婚。
1999年9月，刘国光夫妇在加拿大尼加拉瓜瀑布前
接着就是南京解放。南京解放后，我参加了南京市手工业调查，是巫宝三带着我们搞调查。其间，写了一篇评论马寅初著作的文章，在《社会科学》上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
1950年11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八四组成员在颐和园
前排右一为刘国光
1950年春季至秋季，我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到北京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培训，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原著。参加培训的都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年龄比我都大得多，我成了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还当了班长。
1950年冬至1951年春，我在南京市汤山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在仙鹤乡。土改后，我与冯华德合写《土地改革对解放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留学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迫切需要人才，需要选拔一大批人去苏联留学，以便将来更好地为国内建设服务。人才的前期筛查选拔都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要考察各方面的条件，当然很重要的方面便是政治立场、政治表现等。之后中国科学院通知我要到北京考试，考试地点设在北大。考试是笔试加口试，笔试当然没有问题，但口试环节也相当重要，是陈岱老、南汉宸面试的。陈岱老曾是西南联大经济系的主任，清华大学复校以后，又是清华的经济系主任。南汉宸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你从前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在送你去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你对这两者的关系你怎么看？
我大致介绍了在西南联大的学习情况，也介绍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学情况，同时讲到我对两种经济学的认识：搞社会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居于主导地位，对于西方经济学科学的一面，也可以用来借鉴和参考。
今天的认识仍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博大精深，符合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公正原则，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发展经济主要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所以，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也有科学的一面，比如，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机理的分析是很精到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也有庸俗的一面，它是为它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宣传私有制是永恒的，宣传市场是万能的，一切以私利为轴心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就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只能作为借鉴和参考，而不能以它为主流。
看得出来，两位面试官对我这样的回答还是比较满意的。经过了考试和政治审查，我于1951年10月到了莫斯科。
我是新中国选派的第一批留苏学生。第一批就派出了一百多人，各种专业都有。钱信忠是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196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他带队，也去做留学生。中国科学院共派了四名同志，有学数学、物理的，学经济的就我一人。以后就多了，第二批、第三批等，后面还有多个，如董辅礽、李京文等。
要算起来，冯玉祥的女婿罗元铮应该是到苏联学经济的第一人，早在1948年就在列宁格勒学习经济学，但他不是我们国家正式派出去的，而是因随冯玉祥、黑海失事而留下来的。我算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出去的，以后的就多了。
从1951年10月至1955年6月，我在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做研究生，主要研究计划平衡表。当时国内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秩序，但是中国将来一定要走社会主义，我们要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作准备，所以我到苏联抱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而且，我所学的是计划经济中最重要的工具，叫作国民经济平衡，这个将来对中国一定很有用处。
我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做研究生，先是补习俄文、补经济学的课，看指定的书，看研究报告，很少上课，主要是自学，写研究论文，参加计划经济教研室的活动。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列宁图书馆，该馆离我们住处相距几站地，我每天一早啃几片面包，就到图书馆一天。整天都在图书馆里头，在那里写东西也很方便。那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同时也参加学校的活动、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其他时间都在搞研究。
在苏联留学期间，基本上都在莫斯科，偶尔到列宁格勒去一下，还有就是夏天到休养院、疗养院。大规模旅行只有一次，即1954年夏天由苏联共青团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到伏尔加河考察，有半个月时间，沿着伏尔加河一直到达斯大林格勒和里海的港口。
1953年5月，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刘国光
我的副博士论文选题是《论物资平衡在国民经济平衡中的作用》，中心思想是分析国民经济计划平衡方法是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劳动时间的按比例分配的必要性”规律最重要的实践工具。这句话似乎有点拗口，当然这也是很精深的一句话，整个经济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通过节约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的需要，这是最重要的经济规律。我主要论证国民经济计划平衡方法是实现这一规律最重要的实践工具。
在我留苏那段时间，苏联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我们看到的是，苏联居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国内要好得多，但是物资也很紧张，也要排队买食物。不过我们留苏那段时间，苏联物资紧缺的形势一直在好转，物价很平稳。我想这主要是计划经济的成就，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回国后苏联的情况很快变了，中苏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
那年夏天，我完成了论文答辩，被授予副博士学位。毕业后我就回国了。
1955年，同学们在莫斯科车站欢送刘国光回国
前排左四为刘国光，前排左三为董辅礽
回到经济所
我7月份回国就直接到北京报到。南京的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此时已迁至北京，名称也在1954年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解放初期巫宝三就已经在北京商讨搬迁事宜，那时我在南京未出国时已有耳闻。所以，我回国之后就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所学术秘书。
回国之后大概有三年时间，也就是1955～1957年，我主要协助苏联专家毕尔曼对我国工业流动资金问题和货币流通问题进行调研，还兼任财金组代理组长。之后历任所学术秘书、国民经济问题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1962年，我被评为副研究员。
我先是介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曾用“柳谷冈”这个笔名），重点介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和方法，后来又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重点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
[1]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徐毓楠教授着手翻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紧接着就是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等运动，徐毓楠因与陈振汉、罗志如、巫宝三等六教授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而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分子，1958年病逝。
[2]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引自杜甫七律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中的四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