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
华北《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是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为加强对报纸的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由杨尚昆、彭德怀、左权、陆定一、李大章、何云、陈克寒组成。杨尚昆为书记。何云被任命为社长(当时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何云重任在肩，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党报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敌后斗争环境中办报，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由于敌人的封锁，物资匮乏，油墨、纸张严重短缺，初期只有一部破旧的四开印刷机和一副老五号铅字，既无铜模又无铸字炉。但在何云的领导下，大家群策群力，开动脑筋想办法。老五号铅字经过巨大的滚筒挤轧，不久就变得模糊不清。他们开“诸葛亮会”，土法上马，研制出“半铅模”，使土制的新五号铅字有了保证。还试制成功了用土纸取代毛边纸打纸型。铅不够用，就从民间收购锡制烛台、灯盏和酒壶等，采用铅、锡、锑合金浇铸铅版。何云还组织大家上山砍松脂，自制油墨，下乡收购破布、烂鞋、麻片，碾碎捣浆造纸，使报纸能正常出版。平时对华北《新华日报》极为关心的朱德总司令，在得知报馆人员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后，特地派人远道送来100块银圆作为奖励，还写信鼓励:“继续提高创造热忱，不断克服可能到来的任何困难，使敌后抗战的文化工作，更益前进。”
在烽火连天的战场，华北《新华日报》人员出生入死，奔波于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前线。报馆没有固定地址，多次搬迁，转移突围。在何云的周密安排下，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报馆装备实行轻型化，全部印刷器材，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需三四匹骡子就可以驮走。何云风趣地说，咱们是“背着报馆打游击”。报馆编辑和工人编成连队，荷枪实弹，一边与鬼子周旋，一边印刷出报。不能铅印，就出版油印战时版。1939年夏敌人“扫荡”时，何云将报馆人员化整为零，派到各地，出版东线、南线、西线、北线版的油印或石印报，在困难时刻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心。
何云本人就历经风险。1939年7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沿白晋路南下，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报社被阻隔在白晋路以西。当时何云正在路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开会，闻讯后担心报社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不顾个人安危，连夜飞马赶回，在襄垣与沁县交界的虒亭镇与日寇遭遇，他机警地掉转马头，疾驰而去。脱险后，他又闯过封锁线，回到报社，指挥全社同志，带着印刷机器和铅字，冒着敌机的轰炸与扫射，蹚过齐胸的漳河水，搬迁到武乡县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恢复了报纸的出版工作。“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这是何云对国统区来的记者谈话时谈到的真实感受，也是他们战斗生活的写照。
何云在领导报社工作之中，还精心写作社论、时评，尖锐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发刊词，是一篇深刻鲜明地阐述战时报纸工作的重要文献。谈到本报的方针和任务，一是“反映华北抗战之曲折经过，发扬与探讨华北抗战中之宝贵经验”，“报道与记载华北抗战中一切可歌可泣之伟大史迹，创造华北抗战中民族英雄之典型”，“以鼓励与推动全国之更益团结与进步”;二是坚持抗战，“创造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三是团结全体华北文化战士，开展敌后文化运动，与敌人苦斗到底。文章鲜明提出了报纸的“喉舌”和“号角”作用，指出:本报“成为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各爱国同胞之共同喉舌”，是“鼓励前进的号角”，“愿做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之创导者与组织者”。把报纸办成党和人民的喉舌与号角，一直是何云办报的指导思想。
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
何云重视总结经验，每年都要对报纸工作进行一次系统总结，并用社论或专论的形式公诸报端，以取得广大读者的监督。《一年来的本报》(1940年1月1日)和《华北“新华”第二年》(1941年1月1日)就是这样的文章。
何云引用列宁的名言“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以及《做什么》这篇名著中关于建造房子的两段话作为比喻，对华北版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里面既有战斗历程的回顾，又有成功经验的探索，既有宣传成绩的肯定，又有缺点和不足的检讨，处处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它们是对马列主义的办报思想的生动阐发，闪耀着党性原则的光辉。读者从中看到了敌后办报的艰辛和前辈新闻战士开拓前进的足迹。
值得重视的，还有《战时新闻工作讨论大纲》和《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政策》两文。前者是在何云的主持下讨论制定的，发表在1939年3月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它提出了抗战新闻工作的诸多问题，例如特殊环境、中心任务、努力方针、工作方式以及新闻机关、工作人员组织与生活的军事化等，特别是尖锐提出了新闻报道“指导战争”“反映战争”的任务，对战时新闻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者是1941年何云与邵红叶一起，作为新闻界参议员向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案，并获得大会通过，提交边区政府执行。它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新闻政策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对促进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加强对敌宣传斗争，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何云在这一时期，还用王再然的笔名，写了许多国际评论。1939的5月和6月他用“时论”“国际问题论坛”“国际问题分析”等形式发表的评论就有5篇:《论德波关系》《从莫洛托夫的外交报告说到目前国际形势》《成为欧洲局势之焦点的波罗的海沿岸》《粉碎敌寇的新阴谋——严密防止将天津成为远东慕尼黑的企图》《新时期中的敌寇困难》。1940年8月发表《再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指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且对中国抗战关系又太密切而重大，每一个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都与国际形势有关。我们强调自力更生，但我们却要去把握国际间每一波动，分析每一微妙的关系，看清形势，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的每一矛盾，‘助敌者敌之，助我者友之’。这是争取可能外援以利抗战的主要办法。”这就把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关系说得十分透彻。他的国际评论文章，大多篇幅不长，观点鲜明，分析精辟，善于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帮助读者认清形势，把握未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1940年11月25日，何云还发表了题为《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空前严重的新危机》的重要文章，揭露国内亲日派的阴谋诡计，揭露顽固派反共、投降妥协的倾向，指出时局面临投降内战的严重危险，动员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
由于华北《新华日报》正确而迅速地传播了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指明了时局的发展，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大的威信。读者来信赞扬:“你们的报纸特点，就在于:每到时局严重的关头，一定吹起号角，打响警钟，唤醒千百万军民，为克服时局危机而奋斗。就在于:每每碰到国际局势有大大小小的变化时，一定能详细加以分析，并指陈了中国应采取的方针。”这反映了广大读者对报纸的无比信任和评价。
华北《新华日报》培养了大批新闻工作者
华北《新华日报》是华北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坚强宣传阵地，当时有大批新闻工作者聚集在它的旗帜下，在战火中成长起来。许多同志成为新闻岗位上的佼佼者，或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骨干。何云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交流。许多同志都得到过他的无私帮助和亲切教诲。
据史纪言的回忆，当时华北《新华日报》的职工“阵容甚强”。其中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其他新闻机关的领导骨干和其他名记者、名编辑等。
在华北《新华日报》先后工作过的干部有:
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副总编辑李竹如、韩进，副社长杜毓沄。
编辑部干部:
左漠野、高戈、史纪言、魏克明、袁勃、张磐石、江横(董谦)、安岗、刘祖春、林火、蒋慕岳(江牧岳)、吴宏毅、孙健秋、李克简、齐语、陈浚、何畏(何微)、罗定枫、王大刚、郭绍汤、肖英(肖殷)、李庄、罗林、肖航、冯诗云、缪乙平、黄中坚、杜波、魏奉璋、王佩琳、白浪(白介夫)、刘晓唏、穆家军、方德、任冰如、杜展潮、邵红叶、肖风、袁毓明、王守道、毛联珏、刘江、朱跃庭、王春、赵树理、柳村、高一帆、刘川峙、赵棣生、陈铁耕、胡一川、罗工柳、杨赟、彦涵、邹雅、华山、赵在青、浦一元、古维进、沙洪、吴青、沈建图、杜宏、姚天珍、马玉书、陈泽然、郝纯一、康吾、陈达、李暵晖、程光、石蕾、王里岩、张德甫、白汀、章戎、殷德裕、栗格、毛雍如、陈采娥、何静、马楠、李迈、晓薇、凌前、烈山、杜仑、江岩、霍新文等。
电务科干部:马然、张芝荪、王默磬、文绶、张炳、樊显正、王路、安文一、张连德、赵会文、房秉玉、马平、王健、郭文秀、杨恒贤、谷景俊、李宇、万兆连、张文德、高飞、温芝兰、何瑕、郭高松、岳峻峰、张锷、韩黎、郭守道、王化本、刘展平等。
经理部干部及勤工人员有:
华民、王显周、王友唐、黄君珏、冯秉清、刘威、吴藻舟、韩秩吾、张向凌、贺瑞林、张诚、史育才、鲁兮、郭渭、王元直、陈达、程庆丰、温怀仁、胡体昭、王嗣英、杨叙九、马映泉、赵锁江、董玉罄、吕克仁、韩邦藩、李震云、董自托、王莹、王一清、郭树德、王文彦、刘锋、黄国良、师自祥、王忠保、王怀祥、程志忠、李德元、史修德、师秉铎、王好本、高文明、孙宜、王社稷、张枫如等。
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有:
周永生、韩俨、牟沛霖、梁振山、张建功、王尚祥、陈燕、刘鄂、陈云祥、王剑萍、刘德顺、彭立成、阎培涛、赵谦祥、孟子才、宋亮珍、宋廷文、魏玉金、鹿松林、王元江、曹炳、曹友林、栗富贵、曹生泉等。
1939年10月19日，为了传播华北敌后的抗战消息，经北方局决定，所有华北战报和新闻，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播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1941年初，正式成立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当时，报社与通讯社是合在一起的，由报社编辑科(后由电讯科)兼负起通讯社的任务。从那以后，“华北新华社”或“新华社华北分社”的消息，频频出现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上。何云还狠抓了通讯员队伍的建设，主持制定了《本报特约通讯员条例》，指出“组织华北通讯网”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华北的抗日救国的通讯报道工作，以便普遍的深入的反映华北抗战情形，推动华北救国工作。”1941年9月，华北《新华日报》和中国青记学会太行分会联合召开通讯员代表大会时，登记在册的通讯员就达720人。还有特约记者20多人。
华北《新华日报》成为种子，派出一批骨干到各地创办或支援各区党报。先后派往太南、太岳、冀南、冀鲁豫地区主持《新华日报》太南版、太岳版、创办《太岳日报》、《卫河日报》的，有刘祖春、张磐石、高戈、魏奉璋、王佩琳、魏克明、罗定枫、张锷等同志，派往山东的有李竹如、贾霁、白汝瑗同志。曾担任《新华日报》太南版负责工作的陈沂同志，在悼念何云同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新华日报》华北版撒下的种子，已经在华北各地开花结果了。从太行山到河北平原，冀南、冀鲁豫到山东，更不用说太南太岳的报纸，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哪一个不是小《新华日报》。”
华北《新华日报》不仅是报纸，而且成为多品种的新闻出版集团，出版了《中国人》周刊和《抗战生活》《华北文艺》等杂志，印刷发行了大量的政治理论、科技图书和通俗读物，开办有新华书店系统，成为全华北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闻文化出版事业的中心。
华北《新华日报》的光辉宣传和成就，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朱德总司令称赞:“《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杨尚昆指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努力，在我们的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的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