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法模仿时代

第三章 西法模仿时代

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被推倒,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共三十年;这三十年中,除了前一小段,南部尚有太平军的余党,北部尚有捻军,西北及西南尚有回乱外,总算是内部的平安时期;重要的事变,全在对外的关系上,就是藩属的丧失。此时期中比较明敏的政治家,也看到中国对外的问题日趋紧迫,尽力讲求所谓洋务。洋务如何讲求呢?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西法。于是,“西法模仿”四字,成为此时代的政治中心问题。从一八六五年创设江南制造局起,作到成立北洋海军舰队;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北洋海军被日本摧毁,西法模仿的成绩归于泡影;于是有人进一步要讲维新变法了,西法模仿的时期至此终止。

一 同光两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西法模仿时代,跨同治、光绪两朝。在前章的末节,已将清廷政治势力的推移,略略说过一遍,本节再就同光两代的朝局变化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分别叙述一下:

一、同光时代的朝局 肃顺等失败后,中央的政权,形式上分寄于两位太后和议政王奕三人,实际上东太后和奕都不过是西太后的工具。太平天国颠覆后一年(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因为西太后所宠幸的太监安德海窃窥政权,嫌忌奕,西太后本人也忌刻奕,于是在是年三月里,藉口奕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命奕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去一切差使,这是西太后第一步向奕立威。但此时皇室中及在廷臣工还有替奕鸣不平的人,惇亲王绵恺、醇亲王奕、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相率上奏力争;给事中广诚的奏语更为切直,他说:“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西太后看到这种情势,还有一点顾忌,旋令奕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未几,又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毋庸复议政王名目。在面子上,奕算是恢复了一部分名位,但是站在军机大臣以上的议政王,变了在军机大臣上的行走,而此时军机大臣的势力又远不如从前;自此,奕俯首帖耳,变了西太后的驯仆,西太后第一步的立威成功。

至于东太后和西太后之间,形式上东太后应该立于优势;但西太后通文字,而东太后不大通文字,同治帝又是西太后的亲生子,因此东风不敢与西风抗衡,表面上保持圆满。及同治帝渐长,看到自己生母不正当的行为,甚不满意,反倾心于东太后;到同治帝将要成婚立后时,东太后看中了一个阿鲁特氏(崇绮之女),西太后看中了一个察富氏(凤秀之女),阿鲁特氏年已十九,察富氏年仅十四;西太后利用察富氏年幼,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持之颇力,而东太后不欲,相持未定,要同治帝自己取决;同治帝同意于东太后,遂于一八七三年立阿鲁特氏为后,立察富氏为慧妃,帝于是年亲政(此时年已十八)。西太后因为选后的竞争失败,便用母权干涉同治帝及帝后间的关系,不要帝后常相亲近。同治帝愤而独居,郁郁寡欢,行为渐不规则,形式上的亲政仅一年有余,便患病死了。(同治帝之死因,私家记载多谓由近侍引出微行,感染花柳病而死。恽毓鼎力为辨证,谓系患痘症。薛福成的记载,亦认有“太监越礼状”,大概谓患痘者掩饰之词也。帝死时年仅十九岁,即一八七四年。)同治帝没有生子,病危时,召其师傅李鸿藻入见,口授遗诏,谋以贝勒载澍承继大统。鸿藻持遗诏赴西太后处,以诏草进,西太后览草大怒,命鸿藻出。少顷,帝崩,外间尚不知道;西太后召宗室各亲王密议继统之人,西太后说:“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有人说:“溥伦长,当立。”惇亲王奕说:“溥伦疏属,不可。”西太后说:“溥字辈无当立者。奕(醇亲王)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所谓“溥”字辈者,在爱新觉罗氏的世系,为同治帝以下之一辈(同治帝为“载”字辈),若立“溥”字辈人继统,则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后将为太后,而两太后将为太皇太后,不得再有垂帘听政之权;若立“载”字辈中年长的人继统,两太后也不便再行垂帘。奕的长子,便是光绪帝载湉,他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姊妹,所以西太后说是至亲;用他来接承咸丰帝统,两太后依然是太后,依然可以把持政权,所以西太后不用“溥”字辈人。那些宗室亲王慑于西太后的淫威,没有人敢反对,于是在清室的皇位继承法中又开一个传弟不传子的新例,而载湉堕入苦海。

光绪帝继统后七年(一八八一年),东太后也死了。据恽毓鼎所记,东太后之死亦由西太后进毒所致(参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在东太后未死以前,西太后虽纵欲无度,尚有所忌惮。(西太后所宠的太监安德海行为不法,朝臣敢怒而不敢言。一八六九年即同治八年,安德海奉西太后命往广东织造龙衣,道经山东,招摇不法,山东巡抚丁宝桢执而杀之。丁氏实受东太后及同治帝密旨行事。满清祖制,太监不许出北京,违者拿获就地正法。当丁氏奏上时,东太后持祖制为言,西太后无如之何,从此心甚怏怏。)至此便没有一个人在她的目中了。当同治初年,有一位御史满人德泰,由安德海授意,奏请修复圆明园,并代呈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筹款章程,向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抽捐;为恭亲王奕所格沮,不得行。同治帝亲政时,因为一个广东奸商李光昭想作官发财,向内务府呈请报效木植,修复圆明园,以备两宫太后燕息。同治帝或者也想借此安顿他的母亲,省得她来干政,于是准行,赏李光昭道员,任为工程监督,往各省采办木植。御史沈淮上奏反对,无效。不久,李光昭除了在各省勒索横行外,又因为购买外国洋木,虚捏价目(以五万两实价报至三十万),和外国商人闹出一件大讼案来,命李鸿章查办;结果,李光昭被革职处刑,又把圆明园的工事暂行停止。到光绪帝时代,东太后去世后,游宴土木之费日增月累;修造颐和园没有钱,便挪用海军经费。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招权纳贿,更远出安德海之上;安德海以违背祖制出京,被丁宝桢杀之于山东;一八八六年,醇亲王受命往天津巡视海口,西太后公然命李莲英同往;御史朱一新因此上奏,请慎防宦寺流弊,便得到一个降职的处分。一八八九年,光绪帝大婚,形式上,太后虽已归政于帝,说是由帝亲政了,但事实上,皇帝一切用人行政还是要禀命于太后,皇帝仍不过是一个偶像。概括的说,同治以后的朝廷,全为西太后的朝廷。总管太监的权势,渐至驾乎各亲王及军机大臣之上。前此肃顺当权时,疏请太后临朝的,说是怕威柄下移;现在一班亲王大臣们眼睁睁的望着威柄移于阉宦,除了阿附以外,别无办法。于此可见满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换言之,满清朝廷已成了一个空空洞洞、没有实力的朝廷。

但是西太后以一弱女子,为什么有这种笼盖一切的能力呢?她所倚靠的就全在道德上的名教影子。就她的本身说,她是不顾名教,并且是名教主义的罪人;但她对付别人,却全恃名教主义的威力。她自己不循祖宗的家法,对付皇室亲贵,对付皇帝、皇后、皇妃,动辄藉口祖宗家法;亲贵稍不如她的意旨,即拿交宗人府议罪;皇后、皇妃稍逆己意,轻则叱面,重则弛衣受杖,皇帝不敢庇护;对付在廷各臣僚,用伦理上母子君臣的名分,捧着一个儿皇帝作傀儡,把他摆在全面,各人不敢不低首于皇帝之下,便不敢不低首于皇帝的母亲之下;“圣人以孝治天下”,久成为名教主义的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这条金科玉律,便没有人敢违抗她。东太后在时,这条金科玉律的把柄还是操在她们两人手里,故仍有所顾忌;东太后死后,祖宗的家法及一切名教上的威权都成了她个人的囊中物,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她还看清了一点:太平天国是名教主义之敌,若不将此敌消灭,她便快乐不成;满洲的亲贵大僚已没有力量;难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班人,浸渍在名教主义的精神里面,愿意出死力,替她保持那种可以控制一切的名教;所以她就一心一意的依靠他们,将巨大的事权委给他们,用崇高的名位圈住他们;有了他们替她抵御朝廷以外的敌人,朝廷以内可以安然无事,她就可以享乐。关于这一点,她的眼光,不惟与肃顺相同,并且比肃顺还要看得深切。所以对于信用汉人以制服汉人的政策,她便踏着肃顺的旧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国平定后,还是守着这种方针不变。这是西太后的眼光锐敏处,也便是她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局面的原故。

二、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依前段所说,西太后所顾虑的在朝外不在朝内,她所倚靠的实在势力,也是在朝外不在朝内,事实上已成为外重内轻之局;因此这时期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也不在朝内而在朝外。前一个时期是曾国藩的时期,这时期,差不多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时期;曾国藩于一八七二年去世,李鸿章便是继续曾氏负当时重望的人物。

洪杨战役中李鸿章与胡林翼、曾国荃、左宗棠,同属曾国藩一个系统的要人。胡林翼在太平天国颠覆前已经去世。曾国荃因为受了别人的攻击,于攻克南京后依其兄所主张将所领湘军的大部分率领回乡遣散,他自己也请假休息,处于闲散的地位(后虽再出历任疆圻,但非重要)。左宗棠于一八六三年授闽浙总督,仍兼浙抚,平定浙省后,辞浙抚,督军入闽;一八六五年,扫平闽省的太平军余党,又受命入粤,剿灭粤省太平军的余党;次年(一八六七年)正月回闽,八月,调授陕甘总督,担任剿捻(西捻)、剿回的工作;此后左氏的活动区域限于西北,直到一八八〇年,始由新疆调回北京。(时新疆回乱平定,因伊犁问题,调左回京,令左氏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出任两江总督。中法战起,又令督办闽省军务,旋病逝于闽。)曾国藩、李鸿章于平定江南时,曾氏任江督,李氏任苏抚;一八六五年,曾氏授命为钦差大臣赴山东河南一带剿捻,命李鸿章署理江督;旋曾氏因多病乞休,不许,乃命李氏继任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氏仍回江督原任,兼筹剿捻军后路军火;一八六七年,东捻平,次年西捻亦平;曾氏受直隶总督,江督以马新贻继任,李氏赏太子太保,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未到任),旋命署湖北巡抚;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起,曾氏办理“天津教案”,为一般士大夫所不满意,曾氏不自安,恰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清廷又调曾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曾氏于一八七二年在两江总督任内去世,李鸿章作直隶总督一直作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时止,前后共二十五年(中间仅因母丧丁忧回籍,离去直督任数月耳)。这是洪杨战役后,曾李一派要人的略历。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略历如此琐叙呢?就是要使读者明白他们几个人在此时期内的地位关系。此时代是一个西法模仿时代,西法的模仿,以福州的马尾、江南的上海、直隶的天津,为三个中心地点。而曾、左、李三人,便是主持这三个地方模仿西法的要人;左氏专征西北后,福州模仿西法的事务交与沈葆桢,没有多大的发展;曾氏去世后,江南模仿西法的要人又去了;只有李鸿章一个要人留在直隶总督的地位,继续努力模仿西法的工作(福州、江南的工作并未停止,不过主持的人不如以前的认真)达二十五年。并且自各省的乱事平定后,东南各省的督抚地位虽然重要,到底不如直隶总督;直隶密迩畿辅,为北京朝廷的屏蔽,与北京声息相通;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又是所谓中兴立功的唯一重臣,为西太后所倚任;除领有直隶总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且戴有大学士的头衔(初为协办大学士,后升任大学士),部下又有兵有将,可以指挥如意;所以李氏成为此时代唯一的中心人物。他在直督任内的二十余年,不惟为主持西法模仿的要人,凡此时代的重要外交问题,大抵皆由他主持;其他各种要政,西太后也多征求他的意见。外国人的眼中,也只有一个李鸿章,要办甚么交涉,也多向李鸿章进行。故此时代的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鸿章便是这个第二朝廷的主脑人物。但是,排斥洋务、痛恨西法的士大夫,也多把李氏看作怪物,甚至骂他作汉奸;不过心里虽然嫉恶他,却没有方法打倒他,因为西太后信任他的原故;一旦遇有罅隙可乘,便群起而攻;所以李鸿章一方面为此时期中的幸运儿,一方面又是此时期之末的最不幸者。

二 西法模仿与士大夫心理的反感

中国需要模仿西法的动机,最早起于鸦片战争结局时。魏源在此时所成的《海国图志》序文内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动机。因为受鸦片战争的挫败,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长技,非中国人所能及,非师其长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杨战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联军入北京的大耻辱,这种感觉愈加迫切。李鸿章、左宗棠在江浙两省与太平军斗争,除得外国军人的援助外,并得了外国枪炮、轮船种种利器的援助,对于夷之长技,更得了一番实地的经验。李鸿章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致曾国荃的函说:“……此间于三月望日。克复太仓,实借戈登大炮之力。程方忠督所部逼扎昆山城下,该逆死拒不出。中隔大河,无法攻打,仍须参用开花炮或可得手。……”是月中,李氏又两次致书曾国藩,其一次书中说:

……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大约今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又一次的书中说:

……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请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展期。此明证也。……

李鸿章倾心西法的精神,在此两书中已经表现得很清白。他以为只要有了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便可以对付外人,故他们的西法模仿,便首先锐意于此两样;方在与太平军争斗中便购买造炮机器,设局制造。到一八六五年,便与曾国藩协议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不久后又设分局于金陵)。是为积极的模仿西法之始。此后接续有下列各种的西法模仿事业:

(一)设轮船制造局于福州马尾(一八六六年由左宗棠奏请设立)。

(二)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初设年岁未详,大约在曾国藩督直时已设立;一八七〇年,李鸿章继任直督,奏请扩充整理)。

(三)派选学生赴美国留学(一八七二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协同奏请而行,是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之始,所派者皆年轻幼童,学问、思想多无根底)。

(四)设轮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

(五)筹办铁甲兵船(一八七五年)。

(六)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又派遣福建船政学生出洋学习(一八七六年是为中国派留欧学生之始)。

(七)购买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又设南北洋电报局(一八八〇年)。

(八)设开平矿务商局,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一八八一年)。

(九)筑旅顺军港船坞,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一八八二年)。

(十)设武备学堂于天津(一八八五年)。

(十一)成立北洋舰队(一八八八年)。

这些事业,除第三项以前由左宗棠、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计划外,以后各项皆为李氏所经营的事业。李氏对于所谓洋务与西法的心理,可以在他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奏语末段看出,他说: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犹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臣区区之愚诚所觊幸者也。……

他相信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獉狉之俗好,不过亟则治标,非取外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之长技不可。故他的洋务事业的范围,不外造船,制械,筑军港,设电报局、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概括的说,不出于军事、经济的两方面,而经济方面又以裕饷为目的;就是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也是全为军事起见,否则为造就翻译通使人才起见;对于政治、教育思想及制度上的根本改进,完全没有梦想过,因为他认定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好的原故。所以梁启超批评他,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见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他所办的事业,郭嵩焘在中法战役以前,已知道不是根本救济中国的办法,不能靠着作用,不如日本模仿西法的方针正确。郭氏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时为中国驻英法公使)在伦敦致书李鸿章说: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虑殚千金之技以学屠茏,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道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别研习。……

郭氏写此书时,正是李鸿章第一次派遣学生到欧洲,学习军事及军械方面的艺术;派往德国的几人,由兵弁中选出来的,其他则由福建船厂中附设的船政学堂里(略如今日之职工学校)选出来的。郭氏看到这种办法远不如日本;他又看到外国的长处不仅在船坚炮利,故想劝李鸿章改变方针,把模仿西法的范围扩大。但李氏的答书说:“……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别求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只有尽其力所能为而已。……”梁启超说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实在不是过当的批评。

但是我们要知道,李鸿章虽然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他还知道一点洋务;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阶级,连他所知道这一点洋务都根本的不承认。假使李氏再把西法模仿的范围扩大,他必定受人攻击得更利害,甚至于连地位都保不住。同治六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同文馆,廷臣中有人受了曾李一派人的影响的,提议于阁部翰林宫中,选年少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那位讲程朱之学的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向皇帝上奏说:

……数为六艺之一,诚如圣谕为儒者所当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泣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闻夷人传教,尝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还有一位倭仁的同乡、御史张盛藻附和其意,上奏说:

……天文算学,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

这些奏议传出,北京的士大夫人人称赏,说是至理名言。于是凡以“士君子”自尊自重的人,皆以读洋书为耻辱,没有人肯入同文馆;结果同文馆所收的学生,大半是想借当翻译通使谋饭吃的人才,没有远大的志趣思想。

左宗棠在福建设的造船厂,左氏专征西北后,交给沈葆桢主持,沈氏也颇能“萧规曹随”;但沈氏没有左氏那样强悍的魄力,蒙受了十分困难;到了一八七二年顷(同治十一年),因为船厂费去的钱很多,而成效又不见得很大,经费又十分支绌,便有人上奏,主张把它停止。清廷提交各疆吏复议,左宗棠闻知,在西北一再陈奏力争,李鸿章也极力反对停止,才勉强维持下去。李氏反对停止的奏语说: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而通商……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利,故能横行于中国;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攘外;此停止制造轮船之议所由来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可见李鸿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是一个有特别见解的人物;他知道此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一般士大夫还是睡在梦里,口喊要攘夷,要驱逐洋人出境,不许学洋文,读洋书。外国人修成了的一段淞沪铁路,迫着政府出钱购回,把它拆毁,连铁轨都要丢到海里去(此光绪初年事)。因为他们认为火车、轮船为世界上最不祥之物,是洋鬼子的奇技淫巧;若有人使用轮船、机器,便要激起士君子的义愤来。郭嵩焘因为喜谈洋务,劝人不要空口攘夷,被一班守道的文人学士攻击得不能容身;他出使英法,到了伦敦,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至于不敢入京;那种反对洋务西法的空气之浓厚,就可想而知了。郭氏在伦敦与李鸿章往来的书札,有两篇可以证明当时一般人反对西法的情形,附录于后,以备参证:

一、郭嵩焘与李鸿章书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办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究明其本来,条具其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简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有其大者远者,当使臣民喻知之。……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声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口,噤不得发。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来,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无一人引为咎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值,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颉刚(即曾纪泽,国藩之子)以家讳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膏脂,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饬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鸮张无识之气,鼓励游民,以求一逞,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历举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非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不相谅。窜身七万里外;未及两月,至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矣。……

二、李鸿章答书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谘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采,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即军机大臣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连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即恭亲王奕),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鄙意铁路须由开煤铁矿作起,兴此大役,而铁尚须购自海外,绝难告成。目下鸡笼煤铁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开局。魏温云亦在宝庆、衡州等处试采煤铁;但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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