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洪杨革命时代
洪杨革命军，起于鸦片战争结束后八年，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一年，建国号曰太平天国；一八五三年，占领南京为首都；一八六四年，南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覆灭；前后共十五年。这十五年间的战争，可称为满汉两民族斗争的试验时期。在此试验的斗争期内，革命军虽然失败，但是失败于汉民族自身，汉民族的势力，却已伸张起来了。不过西方势力的侵入，也更深了一层，从此汉民族的政治负担，比以前更为艰巨。兹就此时代经过的重要情事，分节叙述如次。
一 洪杨崛起以前的社会背景
洪杨革命军起，虽在一八五〇年，若就他的背景分析，当溯之于鸦片战争以前，而鸦片战争，则为其近的导线。兹列述其大概。
其一，为经济上的背景。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周期律，每次统一约二三百年之间，必要经过一二次的小屠杀；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经过一次大屠杀。自秦汉以来，这种周期律的表现是历历不爽的。对于这种周期律的解释虽有多方面，其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从秦汉以来，生产方法不曾有重大的革新，因之国民的经济生活全凭着土地的自然生产力；人口增加到了超过耕地面积和生产力所能容纳供给时，就发生多数的失业群众；结果就只有假手几个枭雄，率领一班生活无靠的群众，来实行屠杀；屠杀到了减少与耕地面积相当时，于是又归于平静。清代人口的增加数字约如下表：
前表中顺治、康熙两朝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当时有丁税，户口的报告，隐瞒者多。雍正朝定“丁随地起”之制，以丁税摊入田赋中，无田的人不要纳丁税，户口调查的方法也变了，故至乾隆六年，人口数字一跃而达一万四千余万有奇。由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即太平军暴发的前十年）共一百年，人口的增加约及三倍。（中间因白莲教乱，经过一次小屠杀，故嘉庆六年的人口数字较乾隆五十七年降低。）至于垦田面积的增加则如何呢？约如下表：
观前表，垦地的面积彷彿也是增加，但是增加的数字比起人口增加的数字来，实在小得可怜。并且到了道光十三年，比较前十一年，还减少了五十四万余顷。在此种情形之下，自然是土地不够分配了。一家之中，耕地不能与人口同时增加，若无别种生活方法则日贫；贫则由借债而至于卖田以济饥，于是助成商贾富豪的兼并；渐至土地集中于少数富豪地主之手，造成贫富悬隔多数群众失业的现象。若在工业生产发达的国中，没有土地的人，有多数都会的大工厂可容纳。我国在道咸以前，既然没有大工厂可以容纳多数贫困失业的群众，屠杀的周期律自然要随机表现了。加以对外贸易的鸦片输入逐年增加，现银流出日多，铜钱的价格低落，物价日趋腾贵，田赋的负担因银价腾贵而加重，农民的生活益困。并且在道光晚年，连岁皆有水旱的天灾；灾区之广，几遍于黄河及长江流域的各省。这都是促起屠杀的周期律表现的因子。此为经济上的背景。
其次，为政治的背景。关于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在导论中已摘要说及，此处不必多说。不过导论中所说及仅在官吏贪污的一方面；道光朝的政治，除了贪污以外，还别有一种作风，曾国藩名曰“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广西的龙启瑞上梅伯言书，描写“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的现象及原因则如下：
……抑某窃有进者，奸民固非重州县之权不办；今州县虽无权，然察一结盟聚党之奸民，固力有余也。特上之督抚，不肯担待处分，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有一二能办之员，且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索，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指梁章钜）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指郑祖琛）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也。
盖在道光朝，继续用两个庸相：一个为曹振镛，他尝向皇帝说：“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惟有抉其细故之舛谬者交部严议，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纵。”这是造成臣僚缄口的第一个人。一个为穆彰阿，庸暗无能，尤过于曹氏。龙启瑞书中所指的时相就是他。这时候相继作广西巡抚的，梁章钜日以文酒征逐为务，若有谈整饬吏治的，便说他是“俗吏”。周之琦承其后，也没有什么振作。郑祖琛承周之后更放任无为，他是信佛的人，日以念佛消灾为事。这是政治的背景。
又其次，为民族思想的背景。自满清入主中国以后，明代遗民，播散在民间的“反清复明”的种子，虽经康、雍、乾三朝用摧残和驯柔的手段，尽力芟除，但终未能消灭。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天地会的林爽文，首起革命军于台湾，与清军相抗经一年之久。林爽文虽然失败了，到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又有白莲教的刘之协，拥小童王发生，假托朱明后裔谋起事。刘之协等虽然被捕失败（刘旋即脱逃），但是白莲的党徒已遍布长江上游及西北各省，随即到处暴发，成为嘉庆初年的白莲教乱。经过几年骚动，白莲教虽然被戡定了，他们所用“反清复明”的口号思想，依然潜藏在群众的脑识中，一遇缘会，即行复现。自道光纪元（一八二一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此处彼处，时有不断的小乱事发生。例如：道光二年，河南新蔡教民朱麻子滋事；六年，台湾粤民黄文润滋事；十一年，湖南三合会与瑶民滋事，遂有赵金龙之乱；十五年，山西赵城县教民曹顺滋事，知县杨延亮全家被杀。这些构乱的份子，在北省的大约称为“教党”，在南省的大约称为“会党”。教党以白莲教为首，其流有“白阳”、“八卦”、“红阳”等名目；会党以天地会为首，其流有“三合”、“三点”等名目。多依托旧的宗教仪范，以“反清复明”口号相结合。北京朝廷屡次谕令各省大吏“严拿会匪”，“捕治教犯”。道光十二年且定有“教匪首犯，遇赦不赦”的严例。但是事实上，不惟旧的种子不能消灭，西方新宗教流入中国以后，尚有新的民族革命种子，又要依托它发芽了。这是民族思想的背景。
到鸦片战争发生，又有几方面的直接影响：其一，腐败军队对于地方的扰害。当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驰往广东时，由河南、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各省调往广东的军队，共计在三万以上。这些军队，用以对外作战虽无用，而扰害经过及驻屯的地方则有余。王均《金壶浪墨》引《羊城日报》说，此种军队“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教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又说“楚兵尽夺十三行，背负肩担而去。呼群结党，散赴各乡，累日不归，不知所事”。这是当时军队遗害地方的事实。其二，团练义勇队的集散。广东方面，自发生林维喜被英兵杀害的事件后，林则徐便布告沿岸各地方，令他们购备军械，团练自卫。及战端既开，虑经常官军不足抵御，更添募义勇队至二三万。其后，团练义勇队以次解散，武器亦随而散播于民间。这也是助成民乱的诱因。其三，社会心理方面的刺激。在鸦片战争前，潜伏于民间的种族思想，本为“反清复明”，及鸦片战争暴发，共注集于“驱逐洋鬼”的一点，如广东三元里的“平英团”，一呼而聚集万人。及见清军的御侮不足，残民有余，于是痛恨“洋鬼”的心理，又渐回到“反清”两字上面去了。当英军围攻广州城时，英兵总数不过二千，而闭居城内的清军超过二万。以十倍于敌的兵数，不敢出与敌抗，甘受城下之盟，向民间搜索巨额的赔偿金，以求免死。清军如此的无用，尚安得不为人民所藐视。《羊城日报》说：“百姓以兵不击贼，反阻民勇（指三元里“平英团”）截杀，自是咸怀愤激，益轻视官兵矣。”后来往说洪秀全攻取南京的浙江监生钱江，便是曾在广州倡导反抗英军的人。鸦片战争及于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于此可见。
概括说，自有鸦片战争，社会的受病更深，清政府的威力全堕，乱机更形迫切。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十年间，无一年不有民乱，仅就见于《东华录》的谕旨所涉及的，如：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阳县人钟人杰，聚众三千人，设立都督大元帅府，自称钟王，攻占崇阳、通城二县，到次年始平定。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冈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众戕官，据守洪崖洞，谋起事，旋被捕。
一八四四年，台湾嘉义县人洪协，与武生员郭崇高聚众二千余人谋起事，旋被捕；又湖南耒阳县段、阳二姓因抗粮起衅聚众千余人，由阳大鹏统率进攻县城，经月始平。
一八四五年，山东捻匪滋事，聚众拒捕，与官兵接仗。
又广东各属土匪四起，谕军机，谓：“……有人奏称广州府一带土匪，劫掠为生，结党聚会数万余人；其著名积匪，如香山、新会、顺德等处，姓名皆历历可数；上年查拿之卧龙、三合等会匪，搜捕未静，嗣后复有新安、新宁各县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乡，引人入会，千百为群，肆行无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来匪类渐多，地方文武，不肯实力查拿，以致农民不安耕作……又香山县城内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报劫者不下数千案……并有香山巡检鲁凤林被盗劫去，剃须勒赎等语。”
一八四六年，山东峄县兰山等处，盗劫频行，并有掳人勒赎之案，谕令剿捕；又因广东盗劫频行，谕令认真清查保甲。
一八四七年，湖南新宁县与广西全州交界之黄坡岗瑶人雷再浩，与人民李辉、陈名机结党纠众，谕湘桂两省合力剿办，经年未平。
一八四八年，谕军机，谓：“有人奏广西盗劫各案……北流县境有陈、李二姓，于道光二十六年为盗匪掳掠，横州所属南乡墟地界，本年五月内有商船二十余号，并遭劫抢，计赃一万余金……”著桂抚郑祖琛认真查办。
一八四九年，广东阳山、英德等县匪徒滋事，命徐广缙等剿办。
又广西盗匪在广东毗连一带地方，聚众滋事，都司邓宗珩督兵追捕，负伤毙命；该匪并有铁炮甚多，被官兵夺获十二尊。
又湖南新宁县城被匪攻陷，戕杀知县全家，经月始收复。
一八五〇年，因湘抚冯德磬剿匪不力，谕令两湖总督裕泰督兵会同广西员弁进剿由湘窜桂之匪。
这是见于谕旨官书的；但当时一班大小官吏，仍皆以文饰隐蔽为务，实际上北京朝廷所知道的，不过其一部分。此时各省的民乱，几于无省不有，而尤以两广及湖南的南部为甚；这三省毗连各境，真是群盗如毛；在广西各境的，如庆远的钟亚春，柳州的陈亚癸、山猪羊，武宣的刘官方、梁亚九，象州的区振组，浔州的谢江殿，都是当时著名的会党头目，拥众各千百；在广东的如陆和、李和、李善法、黎东狗、大鲤鱼、大头羊等各头目，号称拥有八千子弟，和广西各股通声气；湖南方面的头目，虽不若是著名，但人数也不少。洪杨崛起后，曾国藩奏称：“湖南会匪自粤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犹有‘串子’、‘红黑’、‘边钱’、‘香会’等，成群啸聚；如东南衡永郴桂，西南宝庆、靖州，万山崇薄，为卵育之区；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一日之安……”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是第一个“苟且偷一日之安”的人，“洪水”的暴发，也就以广西为第一“决口”。
二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树立
洪杨战役的主脑人物，一方为洪秀全，一方为曾国藩。洪部最有权势的人，起初是东王杨秀清，故以洪杨并称；在满清时，称为发贼；曾氏以平定发贼之功，死后谥曰文正公。满清颠覆后，大家认洪秀全为革命的先驱，他的贼名消灭了；曾国藩又得了反革命的罪名。贼与非贼，随时势与感情为转移，本来没有一定，不过，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要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不要以主观的感情下判断。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功罪，我们固然不可以两方的成败来断定，但也不可为感情所蔽，抹杀历史的事实。本节先就洪秀全树立太平天国的经过来观察：
一、洪秀全及首事诸人的略历 洪氏及首事诸人，事业虽不成功，却惊动了许多人的耳目，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因此记述他们的稗官野史，也就好比记述《水浒传》中的人物一样，人各一说，关于他们的出处、经历，难得一致的、最正确的记载。兹就各说中比较可靠的采取一二说：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生于一八一三年一月十日（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由花县赴广州应试，归途中遇一中国基督教徒梁亚发，与以《劝世良言》一书（宣传基督教义之册子），洪氏并未阅读。一八三七年，又往广州应试，落第，归而大病，四十日间，几濒于死。病中妄梦至一广厦，庄严如宫殿，见一金须黑衣之老翁，命往下界扫除妖魔，救济一切兄弟姊妹；又见一身长寻丈之士人，称为彼之长兄，亦谆谆训以扫除妖魔之事，且谓当为之助。六年后，即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偶然间翻阅前此所得《劝世良言》之小册子，忽忆及六年前之梦中境况，觉得那个梦不是妄梦，梦中的黑衣老人与身长寻丈之士人，必为天主上帝与耶稣基督，要他扫除妖魔、救济一切兄弟姊妹，就是要他信奉上帝、救世济民之意，这本小册子，恐怕就是承受天命的天书。自此便倾信基督教，并劝他人信奉基督教。一八四四年，与其同学最契之友人冯云山，共往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创设上帝会。后闻香港有一美国牧师名罗伯兹（L. J. Roberts）甚属有名，便于一八四七年特往香港，求教于罗伯兹；二月后归花县，再往广西与冯云山相晤，则上帝会的会员已近二千人，洪氏遂为其首领，其后会员日益增加。这是洪氏信奉基督教义的由来一说。（英人Meadows及Williams的记载大概与此所述者相同。）
李秀成的供状，关于洪氏和首事诸王的来历的叙述，大略如下：“天王洪秀全兄弟共三人，长名仁发，次名仁达，皆前母所生；天王为继母所生。仁发、仁达皆务农，秀全独读书。南王冯云山，为天王同窗友，彼此最相契。道光二十七年（即一八四七年，或谓在道光十七年即一八三七年，此处所言二十七年，疑为李秀成误记），天王大病，昏迷七日，醒后，忽出异言，劝人信奉上帝，谓信奉上帝者，可免灾难，凡不信上帝者，必为蛇虎所吞食。天王本为花县人，因往广西说教，行数千里。信奉的兄弟散布各处劝说，天王常密藏深山中，积年，信者日众，但读书明理之人多不信，信者多种田贫苦之人。凡种田贫苦之家，每十家必有三五家或七八家信奉。参与起事密谋者仅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一作秦日纲）六人；其余附从之人，一无所知，大都皆为谋衣食计。东王杨秀清，住桂平县平隘山，以种山烧炭为业，本不知兵，信奉上帝后，深得天王信用，一切事权，由他掌管，号令严肃，赏罚分明。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峒人，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娶天王之妹为妻，故亦重用，为人勇敢，冲锋第一。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甚有才干，六人之中首谋立国者，皆出其谋。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此人在家出入衙门，是监生出身，见机灵敏。翼王石达开，桂平县白沙人，家富读书，文武兼全。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桂平白沙人，在家佣工，并无才情，只有忠勇诚实，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我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名号，每村每处只知有洪先生而已。”这是李秀成口供中的起事诸人的略历。（其他关于洪氏及诸王的传说尚多，不备述。）
二、太平军崛起的最近原因 在一八五〇年以前，洪秀全等宣传教义于桂平武宣诸州县时，正是广西群盗如毛，各会党大肆活动的时候。但是洪氏并未参与他们的活动。洪氏宣传教义的各州县，有所谓客民与土民的分别，客民大都多由广东迁入的；洪氏本为广东人，故加入洪氏的教会的，大概都是客民。土民与客民极不相容，常起冲突。值此盗匪蜂起的时候，各乡村举办团练以自卫，而团练之权，操在土民的士绅的手中，辄借端诬陷客民。客民为自卫计，也组织所谓“保良攻匪会”与团练相抗。而“保良攻匪会”的权，则操在上帝会领袖的手中。（林则徐在粤禁烟时，所上《议覆叶绍本条陈捕盗事宜折》中即谓“各县绅衿中，多有保良攻匪之公约，不知起自何时”云。）因此被官兵搜捕的会党头目，与被团练迫害的客民，皆与上帝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保良攻匪会”的势力渐大。土民的士绅见“保良攻匪会”与匪党和异教会党联为一气，一则激于仇怨，二则恐酿成大乱，屡次鸣官缉捕上帝会头目。洪秀全与冯云山，皆曾经被捕下狱，得会中极力营救始免。李秀成的供状也说：“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盗贼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为一伙，团练与团练为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一八五〇年，大黄江巡检黄基带领兵勇，往捕大盗陈阿贵，归途经过鹏隘山下，对于该处的烧炭工人勒索敲诈。那些工人，大都皆是上帝会的徒党，便集合许多人和黄基的勇兵相对抗。勇兵敲诈不遂，大骂而去。骂的话大略说：“你们这些拜上帝会的造反的贼子，大兵不久就到了，看你们出钱不出钱。”冯云山得信，便把这群被敲诈威胁的工人领到金田村韦昌辉家去，用一种激奋的语言鼓动他们，此为发难的起点。当他们正在谋发难时，又有一个上帝会信徒陈玉书的，妾在新墟被黄基的部下所劫取。玉书来金田投报，便如火上添油。于是发难之议遂定。
三、太平天国的树立 冯云山、杨秀清等各首领在金田聚议时，洪秀全方匿居花洲村胡以晃家，起兵之议既决定，乃遣人往迎洪氏至金田，推戴为首领；一面派人往各州县，招集上帝会的党员，声势渐大。于是其他会党的头目也有率众来附的，如贵县的林凤祥、揭阳的罗大纲等，各率大股会党来附，有众渐近万人。清廷因广西群盗四起，特派固原提督向荣带兵往剿；九月，命林则徐（时为云贵总督，因林前在两广得人望，故命之）为钦差大臣，旋又令兼署广西巡抚；郑祖琛革职。林则徐行抵广东病殁，复命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接任督办剿匪事。十一月，清军攻金田失利，清将伊克坦布战死。一八五一年二月（咸丰元年正月），洪秀全率军由金田进至大黄江，与清军战，又大胜，始称太平王；任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清廷此时才十分注意，复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与向荣会剿；继又特命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带兵往楚粤之交防堵；四月，李星沅病殁，赛尚阿便负剿办的全责。洪军自在大黄江战胜清军后，虽曾略受小挫，但人数日益加多。加多的原故，半由吸收其他会党，半由裹胁，李秀成自述加入太平军的原因说：“天王由思旺到大黄墟，分水旱两路行营上永安州，路经大黎（李秀成为大黎附近之居民），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走；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寒家无食，故而从他。”（此李氏自谓）到了闰八月初一日，便攻陷永安州，即在永安州城内建国号曰“太平天国”，颁新历，封杨秀清等以下诸首领为王。为什么以“天国”为国号呢？就是根于他们的教义—万物皆主于天，天又主于天主，天主名耶火华，为天父，耶稣基督为天父之长子，秀全为天父之次子，故称耶稣为天兄（这是洪氏的“三位一体”说）；秀全承天父天兄之命降世，扫除群妖，救济天下兄弟姊妹，使共享太平幸福，故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他们所颁的新历，既不是中国旧式的阴历，也不同欧西的阳历，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以公历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咸丰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为太平天国元年正月元日；年号之上仍冠以干支甲子等字，但将地支中的“丑”改为“好”，“卯”改为“荣”，“亥”改为“开”，如癸丑称“癸好”，乙卯称“乙荣”，癸亥称“癸开”。这就是他们的新历法。洪氏自称王，不称皇帝，杨、冯等为什么也皆封为王呢？我们看他所下的封王诏书便知，诏书说：
天王诏令通军大小兵将，各宜认实真道而行。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真神，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无一人非其所生养，才是上，才是帝，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天父是天圣父，天兄是救世圣主，天父天兄才是圣也，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可称圣，致冒犯天父天兄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爷，是魂爷，从前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钦此。（此诏下于辛开十月二十五日，时在永安。）
这道诏书，有两点可以使我们注意的：一、杨秀清等诸人，在攻陷永安前已称“王爷”。原来洪氏在宣传教义的时候，凡入会者不称师徒，皆称兄弟，妇女则称姊妹；盖欲以平等的精神，网罗群雄，扩张声势，而又恰合天主一尊之旨，故以石达开、杨秀清诸雄，也皆与之合作。但诸人皆志不在小，既属平等兄弟，洪氏作了太平王，他们自然也应该称王爷。不过方在对清军作战的时候，人人称王，近于群龙无首，号令不能齐一，这种平等的精神，不能不有妨碍；若把皇帝之号奉诸洪氏，杨、石诸人未必愿意；没有方法，只好以“天王”之名奉诸洪氏，而称之为“主”，其余诸雄则以东西南北等字冠之，既不抗，又不卑，于统一组织之中，仍不失平等的主旨，这是当时位置分配的折衷办法；其实当时的势力，还不出永安州，安有所谓“东方各国”等等给他们管治呢？二、所封各王，皆受东王节制。在对清军作战的时候，天王之下还要一个总司号令的人，也是当然的事；但与洪氏最相投、最亲密的，起初为冯云山，他又是首先建议起事的人（据李秀成供状所言）；若论才干、知识，又当首推石达开；杨秀清不过是一个由种山烧炭起家的土豪，为什么用他来总司号令呢？原来洪氏的魔力，全在假托神权以慑众；这一班枭雄，要拥洪氏为傀儡，所以也附和他的神权说；杨秀清对于神权的利用，更越过洪氏一层；他常假天父附身、传达天语的方法钳制洪氏，洪氏既畏杨之奸狡又喜其多谋，故更深与结纳，委以重权，这是杨秀清揽握大权的由来。（《太平野史·东王杨秀清传》谓：“秀全怵人，每托诸宗教与神权……秀清知其诈，遂自言能通天语，谓秀全为天兄，天父特命降世为真主，信者益众。秀全喜。秀清更托天父降其身，谓天兄有过，令秀全跪而授杖以制之；己有过，亦令人杖不少贷。诇人阴私，摘发多奇中。秀全虽不堪，无如何也。……”）
在上述两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最初组织的不巩固，后来太平天国的内乱，也便发生在这两点上面。
四、天京定都及各种建置与精神 清政府见洪氏等建立国号，改易正朔，知道与寻常的盗匪不同，严命赛尚阿等尽力剿办。向荣和乌兰泰等倾全力围攻永安，经月不能下。一八五二年三月（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由永安溃围，北出阳朔，趋桂林；清军尾追，乌兰泰战死。太平军围攻桂林三十日，不能下，弃而北走；陷全州，弃不守；入湖南，遇江忠源所率团练楚勇于蓑衣渡，冯云山中炮死。（这是太平军第一次被团练兵战败，丧失大将的事实。江忠源曾受浙江知县，丁忧回籍，因新宁毗连桂境，盗匪势盛，举办团练为防卫邑境计，赛尚阿闻其名，令其率所练募勇，助攻太平军。此在曾国藩创办湘军之前。）太平军虽受小挫，势不少衰，继取道州，分军东出桂阳、郴州，向北急进，达醴陵。七月至长沙，围七十余日，不能下，萧朝贵战死。九月，太平军弃长沙，向西北常德进军，经益阳掳船数千，转渡洞庭湖，陷岳州，得清军所贮存之军械大炮无数；沿江而下，十二月，遂陷汉阳、武昌；清湖北巡抚常大淳以下皆被杀。太平军留武昌一月，复东下，两江总督陆建瀛由南京率兵西上迎敌，闻风奔逃，太平军以次攻陷九江、安庆、芜湖。到一八五三年三月（咸丰三年二月），遂陷南京。当太平军攻陷武昌时，进兵方向，一时未能确定，或欲西趋荆襄，规取川陕为根据地，传说因浙江人钱江献策，乃东下江南。及得南京，杨秀清欲分兵留守，更北进取河南开封为建都地；据李秀成供状，谓因湖南老水手之言，始定都南京。（供状谓“：有一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系中州之地，只称稳便，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后来东王竟依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驾入南京。”）改名曰天京。
天京定都后，于是陆续颁定种种建置。关于太平天国各种建置的理想，最好是看他们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公文书。这种公文书，其名称虽曰《天朝田亩制度》，实则将他们的军政、民政、财政、经济、司法、教育等全部包括在内。试分别举其大略如次：
第一，军民合一的组织。原文云：
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次设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二十五旅帅各所统五卒长，共一百二十五卒长；次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百两司马；次设五百两司马各所统五伍长，共二千五百伍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一万伍卒；通一军人数，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设军以后，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设一伍长；添多二十六家，另设一两司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设一卒长；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设一旅帅；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设一师帅；共添多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另设一军帅。未设军帅前，其师帅以下官，仍归旧军帅统属。既设军帅，则归本军帅统属。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约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这是本于《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组织，兵农合一的。）
第二，设官等级，朝内由军师下递至将军，地方由钦命总制下递至两司马，内外一气相含。原文云：
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当其任者掌其事，不当其任者亦赞其事。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总制以下为地方官，将军以上为朝内官。东西南北各王皆为军师。各王府皆有丞相。丞相各以天、地、春、夏、秋、冬等字冠之，又分“正”、“副”、“又正”、“又副”四位，如“天官正丞相”、“天官又正丞相”、“天官副丞相”、“天官又副丞相”。地官、春官以下皆同。因此丞相一等，专就天王府言，已达二十四人。合东王等各府计之，则更多矣。）
第三，两司马为最下层之基本单位，管理财政、教育、司法等一切政务。原文云：
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两司马办其二十五家中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赞颂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教育）凡二十五家中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或各家有争讼，两造俱赴两司马，两司马听其曲直。不息，则两司马挈两造赴卒长，卒长听其曲直。不息，则卒长尚其事于旅帅、师帅、典执法及军帅，军帅会同典执法判断之。既成狱辞，军帅又必尚其事于监军。监军详总制、将军、侍卫、指挥、检点及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司法）
第四，经济财政制度，又分三点：（一）土地公有依人口平均分配；（二）余粮余财归公，由公家支配运用；（三）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原文云：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两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尚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为尚中田（自此以下每少一百斤则降一等）；可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尚尚田一亩当尚中田一亩一分；当尚下田一亩二分；当中尚田一亩三分五厘；当中中田一亩五分；当中下田一亩五分七厘；当下尚田二亩；当下中田二亩四分；当下下田三亩。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凡男妇每一人十六岁以上受田，多于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上分尚尚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尚尚田五分。又如十六岁以上分下下田三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下下田一亩五分。（此土地公有，依人口平均分配。）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两司马存其钱谷数于簿，上其数于典钱谷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此余粮余财归公，由公家支配运用。）
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勿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此自给自足的经济主义。太平天国的人物脑识中，不需要有交换的商事与商人。）
以上是太平天国各种建置的概要。这种建置的理想来源，大都是出于《周礼》、《孟子》，而以天主一尊、人人平等的宗教理论贯串之。但是上列各项，都能见诸实行么？关于军民的组织及官制等各项，都是实行的。关于经济、财政各点，最重要的是土地公有依口平均分配的一事，则徒为纸上的空文。因为太平军所占领的，只有各都会城镇；纵使有些乡区地方，也在他们的政令管辖之下，但当军事扰攘之时，人民心理对于太平军尚怀反感；这种制度，实无施行的可能。但是财物归公一项，则在太平军起事之初，即严格实行。凡他们所掳获的各种物品，无论粮食衣服及一切金银钱货，不许私藏隐没。及至天京定都以后，在天京设立所谓“圣库”及“圣粮馆”。凡行军所得各物，一切皆纳诸圣库或圣粮馆。军需、官俸，男女口粮，皆由圣粮馆及圣库颁给。如有私藏银十两金一两者，即为犯天条。无论何人，犯者皆依天条治罪。但是到了杨韦之乱以后，这种天条就等于具文了。至于太平天国的全精神，可以看他们的《天讨胡虏檄》；那篇檄文，是在永安建国后发布的，节录首段于下：
……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人民者，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虏之子女人民也。概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洲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谓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氛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也。……
这篇檄文所表显的精神有两个方面：一、尊奉天主；二、排满。概括的说，就是将神权主义与种族主义融合为一。洪氏最初是假托天主利用神权的人；但就天主的教义理论说，凡人民皆为天父之子女，皆属平等，便不宜有种族的界限，则与排满的种族主义不相容。但当时先上帝会而存在者，已有许多“反清复明”的会党，如三合会等种种名目，颇能鼓动一般人心，势力却是不小。洪氏要把当时各会党的势力压倒，将各会党纳入自己势力范围之下，非将排满的种族主义纳入神权主义之中不可。日人稻叶君山说：“洪王尝语人曰，三合会之目的，在反清复明，其会之组织在康熙朝，其目的亦可谓适当；然至二百年后之今日，反清可也，复明则未知其是。吾既恢复旧河山，不可不建立新朝；今时尚复用复明之语，焉能振起人心耶？若吾人说真教，赖上帝有威力之援助，则吾辈数人，可抵敌人百万，予不知所以尊奉孙膑、吴起、孔明等名将者何在，且彼三合会诸豪杰有何价值也。”（见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这就是要用神权主义吸收种族主义的意思。虽然容许排满，但须在尊奉天主的教义之下排满。故太平天国的主义精神，表面上虽有种族主义与神权主义的两端，实际的主要精神，完全是利用神权；故国曰“天国”，王曰“天王”，一切建置皆称天；诏曰“天命诏书”，法律曰“天条书”，王宫曰“天宫”，金库曰“圣库”，粮栈曰“圣粮馆”，开科取士曰“天试”，天试的命题有“天父七日造成山海论”、“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论”，所颁行教育小孩的“三字经”起首两句便是“皇上帝，造天地”，幼学诗的起首两句便是“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所颁的田制，虽然沿用中国历史上的均田制，但是采用均田制的理由，也是说天下之田，皆为天父上主所造，即为天父上主所有，天下之人，宜均享天父上主之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不许私藏财物金银的理由，也是说天下的金银财宝，皆为天父上主所有，只能归诸圣库、圣粮馆，大家公用；形成一种天国的共产组织。盖无处不表显其利用神权的精神。所以太平天国在形式上对于中国的宗教、政治、经济，彷彿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这种革命，实在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
三 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
当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时，曾国藩还是一个侍郎，在北京朝廷供职；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向长沙进兵时，曾氏被任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在安徽太湖的途次，闻母丧，丁忧回湘。此时正值太平军围攻长沙，曾氏在家守制。是年十二月，清廷谕湖南巡抚张亮基，谓：“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心不负委任……”这道谕旨，便是曾氏出当大局与洪秀全对抗的出发点。但此时太平军已经攻陷武昌，清廷要曾氏帮办团练，只是要他帮办搜查本省土匪之事，并不是要他越境去打太平军。后来的湘军，虽以团练为起点，而团练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平定大局的正式军队。由团练变为湘军，就是清廷的兵权，移入汉人手中的起点；其经过的情形，不可不分别叙明。
一、团练的由来与本旨 嘉庆时的教乱，是用坚壁清野与团练的方法平定的，在导言中已经说及；在道光朝晚年，两广盗匪蜂起，地方士绅举办团练，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事，也是由于“保良攻匪会”与团练相对抗，前节也已经说及；江忠源在蓑衣渡击破太平军，损去太平军一员大将，也是由一种团练军变成的楚勇；楚勇之名，实先湘军而成立。在曾国藩出任团练事务之先，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鑫已在湘乡举办团练，为后来湘军的核心。凡此种种事实，皆足表明清廷经制军之无用，早已失去制服汉民族的效能。但各地方举办团练的本旨，纯为保持乡土的安全；就是曾国藩劝湖南各州县绅士举办团练的书，也是以保卫地方为言，书中说：
……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身，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农夫、牧童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需费无多，用力无几，特患吾民不肯实心奉行耳。……
曾氏作的《保守平安歌》三首，劝告乡人，第一首题曰《莫逃走》，第二首题曰《要齐心》，第三首题曰《操武艺》，都是劝导乡人齐心讲求自卫方法的话调。就是清廷对于团练的主旨，也只希望各地方，自己保持自己的安全而止，并没有要使他们能供政府调遣的意思。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冬间的上谕说：
……团练乡勇，乃民间自为守御，借以保卫身家，或各村自为一团，其经费应由绅董自行经理，岂可官为抑勒。且以守望相助之俦，辄复纷纷调遣，必至迁地弗良，转滋流弊。……
次年正月的上谕，又说：
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省，嗣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就荡平。……著各该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调遣。……
然则团练的本旨很明白，就是饷归地方人民自筹自管，团兵专卫地方，政府并不调出外省。所以当时举办团练的，并不止湖南一省，奉命举办团练的，也不仅曾国藩一人（安徽的吕贤基亦奉旨回籍举办团练，后竟死于舒城）。但事实上，清廷的正式军队既已无用，而太平军又非嘉庆时的白莲教党可比，汉族的人才，不能不由团练军露出头角来了。
二、由团练变为湘军 江忠源在新宁县所办的团练兵，既早由赛尚阿从新宁调赴广西，以楚勇的名义，立功于蓑衣渡，大为清廷所赏识；太平军由湘而鄂，直下江南，清廷的经制军，惟向荣所统率的，尚能紧随太平军之后，时与太平军接触；一八五二年，向荣授为钦差大臣（赛尚阿因剿贼无功革职，徐广缙继任钦差大臣，徐又无功革职，乃以向荣继任）；太平军攻陷南京后，向荣所统大军，尾追至南京，驻南京城外，号曰江南大营。江忠源因所率楚勇屡立战功，一八五三年，授湖北按察使，令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于是，第一个举办团练的人，变为正式军队的要人了。江忠源授命后，率师东下，行至九江，闻太平军将由湖口进攻江西省城，江氏便先由九江疾趋至南昌拒守；太平军也随即到了南昌，江氏兵少，遂为太平军所困。江氏是曾国藩最赏识的好朋友；曾氏接奉帮办团练的谕旨后，因持母丧不欲出，郭嵩焘力劝，乃赴长沙任事；此时罗泽南、王鑫所练的团兵约千人，已由湘抚张亮基调赴长沙帮助防守；曾国藩见当时正式军队腐败无用，便令罗泽南、王鑫将所募团兵仿明代戚继光的兵法部署操练，作为“异军特起”的柱石。曾氏尝与其友文任吾书，谓：
……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自出省以来，日夜思维，目今之急务，无逾于此。
因为曾氏看定清廷正式军队第一弱点，在“败不相救”四字，故其言如此。及江忠源被困于南昌，驰书向湖南求救，曾国藩便令罗泽南等所部的团练兵，由醴陵等处驰赴南昌，援救江忠源，号曰湘勇；于是湘乡的团练军，由长沙到了江西，变为湘军了；不得“远行征调”的谕旨，已没有人想及了。这就是湘军的起点。
湘军到了南昌，南昌城外的太平军仅有文孝庙营垒数座，湘军屡攻不能下；此时，郭嵩焘在湘军营中襄助军务，探知太平军的主力全在文孝庙后面的舟中水师，文孝庙的营垒不过为翼蔽水师之用，故湘军无如之何。郭嵩焘因向江忠源建议说：“东南各行省州县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风可数百里，贼舟瞬息可达；官军由陆路蹑之，其势常不及；长江数千里之险，遂独为贼所有。且贼上犯以舟楫，而官军以营垒御之，求与一战而不可得，宜贼势之日昌也。……”江忠源很同意于此说，立刻奏请清廷饬湖南、湖北等省仿照广东拖罟船式，各造战舰数十，饬广东制备炮位，以供战舰之用，并交曾国藩管带部署。奉旨即如所请办理；于是帮办团练的曾国藩，又要进一步创练长江水师了。
曾国藩在长沙经营团练军时，提督鲍起豹，异常嫉视他，兵与勇时起冲突，曾氏十二分的受气；他接到创办水师的命令后，托言衡永郴桂一带匪徒甚多，请移驻衡州，就近调度各处团兵剿治土匪，实则不欲再在长沙受鲍起豹一班人的压迫，要往衡州去独力经营水师。于一八五三年八月往衡州，得着彭玉麟、杨载福两个经营水师的柱石，便在衡州大造战舰，选将购炮（所用的炮多由广东购入，由陆路运衡）。此时太平军已弃南昌，陷九江，再向湖北进攻，武昌危在旦夕。是年十月，清廷谕曾国藩，说：
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酌带练勇驰赴湖北，所需军饷，着骆秉章（时为湖南巡抚）筹拨供支。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也。……
前此的上谕说团练兵“不得远行征调”，现在说“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了。此时曾国藩抱定一个宗旨，就是“非把水师的基础弄巩固，湖南内部的土匪肃清，根据地不受影响时决不出与太平军作战”。清廷屡次下谕要他挑选练勇，酌配炮位、船只，顺流东下，救援湖北安庆，他总是坚决的不动。到了后来，咸丰帝急得无可如何，发起脾气来了，亲用硃墨批答他的奏折，说：
……现在安省（安庆）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令汝驰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
但是曾氏还是不为所动，奏称：“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与其将来毫无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咸丰帝又抚慰他，用硃批答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不前之罪，殊属非是。”到了一八五四年春间，太平军再入湖北，两湖总督吴文镕战死于武昌。再太平军并且溯江西上，向岳州进攻了。清廷急如星火，督促曾国藩出兵的上谕如联珠而下，如说：“曾国藩素明大义，谅不至专顾桑梓，置全局于不问，北重于南，皖鄂重于楚南，此不易之局也。”又如说：“此时得力舟师，专恃曾国藩水师一军；倘涉迟滞，致令汉阳大股窜踞武昌，则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贼重任畀之曾国藩，一切军情，不为遥制。”又如说：“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这是表明清廷穷蹙到了万分，完全没有办法，除非汉民族自己出来治兵，才能平定汉民族的内乱。曾国藩经营了几个月，至此基础渐固，于是统率水陆各军，顺流而下；虽在靖港受了一个大挫折，随即在湘潭大获胜仗；乘胜北进，到了是年八月，汉阳、武昌收复。咸丰帝闻捷大喜，向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时有一位忌刻曾氏的伴食军机大臣祁雋藻答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听到祁氏这么说，便默然变了颜色。但因此便不用曾氏，不用湘军么？其势又不可能；九月的上谕说：“曾国藩既无守土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但必须统筹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窜。”旋又渝：“曾国藩经朕畀以剿贼重任，事权不可不专；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倘有不遵调遣，迁延畏葸，贻误军机者，即着该侍郎专衔参奏，以肃戎行。”自此，曾国藩的湘军，便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中坚柱石，满清政府的兵权移入汉民族之手，也成为不可免的事实了。
三、湘军的精神 日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不是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此说大概是对的。但说曾氏无一语及于勤王，则非事实。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曾氏与江忠源书，说：“……逆贼在金陵恐不遽去；扼天下之喉，盐漕两事，不复可问；而京师饷项支绌，实有日不能支之势。为人臣子，一筹莫展，清夜自维，能无愧死。……”这不是表示要勤王的意思么？我们须知道：勤王忠君，就是所谓“名教”的一部分；既说他是以维持名教为目的，又说他不是勤王之师，这是稻叶氏未能看清“名教”两字的内容。曾氏讨粤匪的檄文说：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卖以取税，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自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耻于冥冥中者也。
稻叶氏因为檄文中没有骂洪秀全反叛皇帝，只骂他破坏名教，破坏旧道德旧宗教，便说他是一种宗教军，而不是勤王军。其实维持名教，便是尊王。故说湘军含有宗教军的精神是不错的，说他不是勤王军则误。当时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多数，都是笼盖在旧道德旧宗教之下；就是非士大夫阶级的群众，也是一样。再看得深透一点，便是太平军中的名将忠王李秀成，与其说是信服洪氏的天主神权说，毋宁说是全为名教的精神所涵濡；李氏的名教精神在他的供状中随处流露，如说：“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是为兵出身，任大责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又如说：“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我在全邑（即全椒），日夜流涕。”又如说：“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识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严诏下颁，令我领本部人马，去取苏、常，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又说：“……天王迷信过深，竟说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将政事办好……后来人心乱了，粮食尽了，还是讲天话，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李氏攻陷杭州后，清政府的浙抚王有龄死节，李氏优礼送王榇回乡，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为仇。”这不是李忠王的脑筋里面名教的观念多于神权的观念么？然而李忠王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增减。曾国藩既是旧道德中的人物，他所吸引的一班同志也是和他一样，自然都是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不容异教的天主神权说来破坏社会的秩序。我们须知人类虽然是进化的动物，进化的程序是有时间性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要忘了这个时间性去下判断。当时多数人既时浸渍在名教的观念之中，所以洪氏的天主神权说不能为社会所容，他们的天国平均制度也不能为人所承认。至于他们的排满主义，彷彿可以鼓动一部分人士，但当鸦片战争失败不久后，一般人痛恨“洋鬼子”的心理尚未全消，用洋鬼子的洋教来排满，反把排满主义的效力打消了；所以，太平军的神权主义，在时间性上是必失败的。曾氏的名教维持主义，还是时间性上的宠儿，就是到了甲午以后，还有许多人以渎乱圣经排挤康、梁，何况在甲午以前数十年的曾国藩，安得不用名教来抵抗洋教呢？
四 太平天国被摧倒的经过
太平天国从一八五三年定都南京，与清廷对抗约十一年，至一八六四年颠覆。这十一年间对抗争斗的经过，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以长江上游的争夺为主（由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第二时期以长江中部的争夺为主（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〇年）；第三时期以长江下游的争夺为主（由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四年）。分别略述如次：
第一时期 太平军从永安州冲出，所向无前，一直冲到南京，弄得清廷措手不及，算是太平军的大成功。但是成功之中，有几点大失败的地方：一、未能将长沙攻破，占领湖南，使曾国藩得据为经营湘军的根据地；二、凡所攻陷之城，皆掳掠一空而去，自安庆以上，未尝固守一城，即武汉如此重要之地，也弃而不守，使南京常受上游的威吓；三、占领南京后，又未能从速将江苏全省勘定，旋即受清廷的所谓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所牵制。所谓江南大营，是清廷钦差大臣向荣所统率的军队，尾随太平军之后，由广西跟踪而至的，驻屯南京城外孝陵卫附近；江北大营是琦善所统率由北方开来的军队，驻屯江北的扬州，为防堵太平军北窜之计。这种大营，虽无攻破天京的能力，但很足以威吓天京。幸此时清廷尚无水师，而太平军已陆续由上游掳得许多船只，构成一种水上队伍，得出入自由。于是太平军除分派军队渡江，向皖北、河南，进攻直隶，以牵制清廷北方的兵力外（太平军派往北方军将，一为林凤祥，一为李开芳，皆能达到黄河以北，因无继续而进之援军，二人皆败死），并力争长江上游，由九江再行进攻武汉。此时曾国藩的水师尚未成军，遂由武汉再入湖南。到一八五四年春夏之间，曾国藩的水师出来了，于是太平军节节败退；到是年八月中，武汉遂为湘军所恢复。湘军乘胜水陆并进，围九江，图江西；太平军坚守九江，湘军不能攻下，而曾国藩所率领的水师，因进行过猛，冲入湖口，被太平军截为两段，曾氏自己率领一部陷入湖内，一部尚在外江；于是曾氏坐困江西境内，往来于南昌、南康之间，经年不能有为。太平军一面固守九江，一面分兵复向上游进攻；到一八五五年二月，武昌复为太平军所陷（此为第三次攻陷）。太平军此次攻陷武昌后，据守的时间颇长（至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始被胡林翼所恢复）。在此时期内，湘军颇受了十分的艰苦；曾国藩在江西，常被江西的巡抚掣肘，九江又未能攻下，去湖南的根据地又远，交通既不方便，又时被阻遏，接济十分困难。时清廷因武汉失守，乃依曾国藩的推荐，令胡林翼署湖北巡抚谋恢复，曾国藩令罗泽南分兵援湖北，与胡林翼合攻武昌，经年未能下，罗泽南战死于洪山。江西方面，曾国藩孤居南昌，南昌以外各州县，大都皆为太平军所攻陷；曾氏又求援于胡林翼。胡氏既要图武汉，又要分兵援救江西，因此武汉益难攻下。
南京附近各地，因受向荣的所谓江南大营所威胁，到一八五六年五月顷，太平军一军由南京冲出，一军由镇江方面西进，两面夹攻，遂把江南大营攻破，向荣负伤，以部将张国樑死力救护，得逃至丹阳，因伤病殁：所谓江南大营第一次瓦解。清廷旋命和春继任钦差大臣，领其残余部队，再图整理补充。
此时太平军在上游既能固守武汉，在天京附近又能将向荣打倒，算是能维持一点局面了；但是天国朝廷的内部，发生大变化了。由永安所封的五王，到南京时，只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三个大首领。天国的大权，全操于东王杨秀清一人之手，杨氏把天王当作傀儡，表面上奉之为天父下降的神圣，一切朝臣不许与天王直接相晤，谓恐亵渎天王的尊严；对于韦昌辉、石达开二人，则令之出征，不使留居天京；于是天王渐成为孤立的偶像。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后，所谓“外宁即生内忧”，杨秀清以为天京的危险从此去了，可以大乐了，便想取天王之位而代之。天王见杨氏势焰日逼，不能忍受，阴令人招北王韦昌辉回天京，密防杨氏。韦昌辉久不满于杨氏之所为，得天王密信，便由江西回天京，乘杨氏不备，杀杨氏及其全家，并捕杀杨氏的党羽无数。韦氏把杨氏杀了以后，专横更过于杨氏。石达开本来也是不满于杨氏的，闻变，由鄂皖回天京，见韦氏屠杀过惨，颇不满意；韦氏以为石氏也是杨党，想把石氏也杀了，石氏见机离去南京，韦氏遂杀石氏之全家。自此，天京内人人自危，天王更不自安，乃密令杨氏余党捕杀韦昌辉，招石达开回京。石氏回京后，朝臣都希望他柄政；但是天王经过杨氏之乱后，恐怕石氏也将和杨、韦一样的专横，不敢信任；表面上推重翼王，请其翼赞天国，实则异常疑忌他；天王的两位哥哥洪仁发（封为安王）、洪仁达（封为福王）和一班亲戚佞臣包围天王，教他不要再把大权交与别人。石达开知事不可为，离去南京，谋另辟新天地；于是天国的大权全落于洪氏亲族戚党及一班小人之手。这是一八五六年秋冬间的事。到是年十一月，武昌也被胡林翼攻克，太平军又失去长江上游的根据地；湘军得胡林翼坐镇于武汉，根据地渐趋巩固；两方的胜负，至此略定。
第二时期 此时期两方面争斗的重心，移于赣皖；太平军失势于赣，在皖省的势力尚能维持；而在南京附近，又以李秀成之力第二次摧毁清廷的江南大营，扩其势力于苏、常：是为此时期形势变化的大概。
清廷方面，胡林翼恢复武昌后，一面整饬吏治，培养民力，一面扩充军实，以为进图皖赣两省的基础；自此，湘军后方的根据地由湖南扩展到湖北。不过曾国藩于此时期之初，即一八五七年春间（咸丰七年二月），因父丧由江西回籍，在家守制，至次年五月始再出任事。在曾氏守制的期内，湘军的中心人物实为胡林翼；胡氏的职位为湖北巡抚，上面还有一个两湖总督，为满人官文。胡氏初因官文既无能力，又复滥耗财赋、任用私人，极不满于他，想上奏参劾他；后因胡氏幕友阎铭敬的谏阻陈说，乃转采利用官文的政策，极力与他结纳，于是官文成为胡氏的傀儡。清廷对于胡氏言听计从；胡氏的事权既归划一，地位也日益巩固，湘军也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太平天国方面，石达开离去南京后，天国的朝廷失去活动的中心人物，于是有两位后起之秀的人才陈玉成、李秀成，同时为天王所拔擢。二人之中，犹以李氏为重要，他几乎成为维持残局的唯一大人物。李秀成出身的经过，据他自己的供状，大略如下：父名世高，母陆氏，生秀成及弟明成二人，家极贫苦，以种山帮工度日；秀成八岁至十岁时曾随舅父读书，十岁后即随父母庸工求食以度日；二十六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拜上帝。太平军起，焚民舍，裹胁居民从行，秀成全家无所依止，乃从太平军行。由广西出时，秀成为兵卒，攻陷南京后，始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胡氏带兵攻庐州时，始授秀成为二十指挥。天京内讧，军事无胜任之人，经朝臣查选，秀成乃与陈玉成（时为十八指挥）同被擢用，封为地官副丞相。这就是李秀成出身的经历（李氏后又被封为合天侯，进封忠王；陈氏被封为成天豫，又进封英王）。陈、李二人被擢用的原故，完全因为军事没有人能够担负；二人虽被授以军事，只有打仗的责任，没有主持朝政的权力。内外实权皆操于天王兄弟仁发、仁达之手；天王的佞臣蒙得恩结托仁发、仁达窃据大权；陈、李二人皆须受蒙氏之调度；纲纪沦乱，人心因此解体。据秀成供状说：“此时各人皆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者，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李秀成见大势危岌，上奏苦谏天王，劝其“择才而用，定制恤民，肃正朝纲，明定赏罚，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二王”（李氏供状语），反被黜革。李氏再上奏，得陈玉成等援助力争，始恢复李氏职爵。这是此时期之初天国方面的情形。
陈玉成、李秀成二人的活动，陈氏以在安庆上下游的江北岸为多，李氏则兼顾天京内外附近各要地，驰驱于江南江北不定。湘军的健将李续宾于一八五八年四月，攻克九江，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次第丧失，湘军渐次并力图皖。时石达开活动于赣南、闽、浙交界各州，另求出路；曾国藩于九江克复后一月，因清朝督促，由家再出，受命援浙，驰至江西境，浙势稍安，又受命援闽；未几，石达开由赣南入湘南，有将由湘境窜入四川之势，曾氏又受命防川。曾氏再出后一月余（一八五八年即咸丰八年七月），胡林翼又因母丧丁忧回湘。十月，图皖各军大败于三河，李续宾及曾国华（国藩之弟）等皆战死。清廷因于是年十二月再起复胡林翼回鄂抚原任，督师图皖。从是年夏秋间至次年（一八五九年即咸丰九年）夏秋间，湘军一部分因在三河大受打击，曾国藩所部的一分，因援浙援闽防川的方向不定，而太平军方面得李、陈二人的合力奋斗，又与皖北的捻军相联络，他们在江西的势力虽然丧失了，而在皖省的势力依然能够维持，安庆仍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曾氏受命援川后，旋因石达开在湖南宝庆被击退（石后由湘南转入黔桂边境，谋取四川，在川边被擒），乃在鄂境与胡林翼合议，定计并力图皖，于是陈玉成渐有措手不及之势。
南京附近，自向荣的大营溃败后，和春继任钦差大臣，驻江南，依向荣的旧将张国樑之力，把所谓江南大营整理补充，实力渐就恢复。张国樑原名张嘉祥，本来也是广西的会党首领，因与洪秀全宗旨主义不合，曾在广西浔州别树一帜，向荣前在广西剿匪时，张氏受了向荣的招抚，将他的徒党收编成军，勇悍异常，渐成为向荣的中坚部队，向荣所以能经久维持一点势力。及向氏败死，和春接任钦差，张国樑又是和春的股肱心膂之将，而所谓江南大营者，仍以张氏的部队为中坚。故江南大营，表面上是清廷的经制军，实际上所以能经久存在于江南，牵制太平军的活动的原故，还是靠着一个汉族受招抚的会党首领，率领一班强悍的会党作大营的柱石。和春倚张国樑而得势，因将江北大营的继任主持者德兴阿参劾罢职，江北军务统由江南大营主持（江北大营日久无功，常倚江南之救援，故和春参罢德兴阿），于是江北大营之名不存。太平军方面，陈玉成围困。李秀成困极计生，知道所谓江南大营的饷糈供给，全靠杭州、苏州等处（此时苏州为江苏巡抚驻在地，故极重要），乃用兵法上所谓“攻其所必救”的策略，分兵四出扰乱各境，自率一军直攻杭州，陷其外域，和春果派重兵援杭。李秀成知江南大营兵力已分散，乃由杭州秘密退兵，猛扑江南大营，张国樑抵御八昼夜，不能支，和春、张国樑皆战死。江南大营全军覆没。李秀成乘胜进攻常州、苏州，皆无抵抗取得；于是天京围解，天国的朝廷复安。这是一八六〇年春间的事（咸丰十年闰三月）。
第三时期 江南大营第二次破毁，所以成为第二期与第三期划界的事变，因为此事发生后，两方面的情形，都起了一种大变化：
在清廷方面，自和春、张国樑死后，不再派钦差大臣去恢复江南大营的机关了。两江总督何桂清因弃常州不守，被苏抚徐有壬所奏参，徐氏殉难于苏州，何氏逃上海，被清廷革职拿问。清廷议江督继任人物，咸丰帝想用胡林翼，肃顺以宗室亲贵入值军机处，建议说：“胡林翼在湖北甚得手，未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总督两江，则上下游皆得人。”曾国藩遂被任为两江总督，旋又命兼任钦差大臣并督办江西军务（次年又命统辖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军务）。前此清廷的军队势力，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上游的湘军，一个是江南的大营；现在只有湘军的一个中心势力了，于是军事的计划渐归统一。前此曾国藩仅仅是一个督办军务的在籍侍郎，没有地方长官的职责，也就没有统筹地方事务的实权，处处受人牵制，朝廷内部又有祁雋藻一派的人忌刻他，幸喜在湖南有一个骆秉章，在湖北有一个胡林翼，作他的后援，才得支持起来一个局面；现在既有兵权，又有地方长官的实权了，肃顺又极力推崇他，在咸丰帝前作他的靠山，咸丰帝自此便以平定太平天国的全权交与他。这是清廷军事势力与事权集中的一个大变化。所以江南大营的消灭，在清廷反为一个良好的转机；左宗棠听说和春、张国樑失败，便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他答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疲，岂足讨贼！得此一番洗荡，后来者庶可措手耳。”事实果不出其所料。不过曾氏受命不久后，便发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避往热河的大事变（在一八六〇年八月），曾国藩、胡林翼又想带兵北上勤王；幸英法和议旋即成立，曾氏未至动摇。
在太平军方面，前此李秀成为江南大营所牵制，不得向长江下游发展；和春、张国樑战死时，上游的安庆尚为太平军所守，皖省方面尚有陈玉成负责支撑，李秀成因得并力向长江下游发展，苏浙两省遂成为李氏活动的大舞台。这又是天国方面一个好的转机。但是这个转机已来迟了，李秀成方在向上海方面活动的时候，又来了一位姓李的（鸿章）对头了。
李秀成占领常州、苏州后，分兵沿江东下，数月之间，破江阴、吴江，取昆山、太仓、松江等县，又分兵入浙，取嘉兴等县，次年（一八六一年），攻陷杭州省城；于是苏浙两省的各名城，十九皆为太平军所有。李秀成的行动，与前此太平军各首领的行动大异：前此的太平军，专以掳掠粮食、财物运往天京为务；李氏所至，对于居民则十分抚恤，对于士绅则百计延揽，对于死难的清吏及家属，则加以礼遇并保护周恤。他在苏杭两处的行动，尤为人民所敬服。假使以前其他太平军的举动都是如此，天国的命运必不至如是的短促；可惜太平军中只有一个李秀成，而李秀成的出头又太迟了。
李秀成抚定苏浙各要地后，他的目的便注集于上海。上海为东南财赋集中之地，太平军不能早早占领，虽因受江南大营牵制的原故，但也不能不归咎于洪天王部下的人才没有眼光。太平军取得南京后的几个月，有一个三合会支派的首领、广东人刘丽川，招集各会党二千余人闯入上海县城，清吏或逃或死，县城遂为刘氏所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外人皆严守中立。刘丽川派人到天京接洽，天京朝廷查知刘氏等为三合会党，不是信奉天主的同志，置之不理。清军攻围上海县城，竟不能下；因为清军侵犯外人的中立，且为英美水兵所逐。此时外人对于太平军甚怀好感；假使太平军中有人收刘丽川为己用，一面增派重兵驰赴上海，援助刘氏，一面善用外交手段，取得外交上的援助，上海未尝不可成为天国的重镇。乃竟置之不理，坐观清军围攻上海县城，延至十七个月之久（并有法国兵援助清军）。一八五五年二月，刘丽川始因粮尽溃围而逃。此后的上海，遂成为苏省殷实商民逃避兵乱的“桃花源”，又成为苏省财赋的策源地。及李秀成进图上海，内外商民栗栗危惧，此时外人对于太平军的观感也变了。旅沪苏人及殷富商民，乃招募义勇队谋自卫；英、美、法等国的旅沪投机军人，遂为华商所雇用；由美人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领导，组织一种义勇军（即后来常胜军的基础），谋抵抗李秀成的进攻。但是这种义勇军终没有防止李秀成侵入的力量。到一八六二年，旅沪苏绅钱铭鼎，代表上海商民在安徽求援于曾国藩，上游的湘军也次第东下，李秀成便没有取得上海的机会了。
曾国藩于受任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后，驻军皖赣两省交界地的祁门，屡为太平军所困，令其弟国荃围攻安庆，到一八六一年八月，始将安庆攻陷；捷报至清廷，咸丰帝已于前月崩驾于热河；胡林翼也在攻陷安庆后，病殁于武昌官署。清廷以安庆既克，便要曾国荃带兵去援苏浙，国荃以攻取南京为目的，说：“金陵为敌之根本，急攻金陵，敌必以全力来援，而后苏浙可图。”曾国藩从其言，便命国荃进攻南京，以援浙之任委之左宗棠，援苏之任委诸李鸿章。
左宗棠前在湘抚骆秉章幕府主持湘政，为人所忌，受了都察院的奏劾；因郭嵩焘、肃顺、曾国藩、胡林翼内外互相应援，得以保全，并被命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屡立战功，授太常寺少卿；安庆攻克后，遂以曾国藩的疏荐，受命督办浙江军务，归曾节制，旋即受为浙江巡抚。李鸿章本为曾国藩的门生，曾在安徽与吕贤基举办团练，又曾入皖抚福元修幕府，不得志，乃往依曾氏，受曾氏训练既久，曾氏见其才气伟大，乃保奏于清廷，说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膺封疆重寄”。及钱铭鼎由上海到安庆来求援的时候，清廷也催促曾国藩令饬其弟国荃带兵赴沪；曾国藩遂请以李鸿章带兵驰赴下游（并继续请令李氏署理江苏巡抚，在李氏出发后），得旨许可，曾氏遂命鸿章往淮南招募淮勇数千人，悉仿湘军编制训练，又选湘军宿将程学启、郭松林及湘军一部，并授李统率，是为后来淮军的基础。一八六二年，上海商民雇用外国轮船十艘，并饷银十八万两，到安庆迎接援师，李鸿章遂于是年三月率领全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军已逼南京驻屯雨花台；陈玉成于安庆失守后奔走皖北，在是年春间为捻首苗沛霖所诱，被擒于寿州；于是李秀成孤立无助，上下不能兼顾，天国的末运逼近了。
李鸿章以新编成军的劲旅，又得华尔等所组织的义勇军（后名曰常胜军，华尔战死后，由白齐文统率；白齐文不受节制，李鸿章解其职，另用英人戈登统率；白齐文投入李秀成部下）为之援助，参用西方新式军械，把李秀成在上海附近的势力以次扫去，渐渐进逼苏州。两李方在下游拚命角斗的时候，天京的形势日趋危急，洪天王急如星火的督促李秀成回救天京；秀成乃以苏杭之事分交部下诸将，自回天京。他知道天京已无保全的希望，劝洪天王舍弃天京，率众闯出，别图根据地，洪天王不从，且严责秀成说：“朕奉天父皇上帝及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主，独一真王，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外出，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这与王莽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可算是同样的自己骗自己，以宽解自己。他以为还是在永安州被围的时候一样，不知道此时的神权精神已经失了作用了。李秀成无计可施，纠合内外诸将猛攻雨花台，曾国荃屡濒于死，卒能固守不动。秀成见天京之围没有可解的希望，又往苏州；及抵苏，苏围亦急，各守将因天京朝廷举措乖方，渐渐解体，知苏州亦无可救，又回天京，劝洪天王弃天京他走。李氏再离苏，苏州即降于李鸿章，是为一八六三年冬间之事。一八六四年，左宗棠陷杭州，天京外援皆绝；四月，洪天王仰药死，诸王扶其子洪福为天王；六月，曾国荃攻陷天京，李秀成翼卫洪福溃围出，中途相失；秀成被擒于城北涧西村，洪福落荒至江西，后在江西石城县被擒，太平天国颠覆。
五 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的原因
太平军的所以失败，湘军的所以致胜，有几种原因：
第一，就军略上说，太平军只顾向前，不顾后方的安全与否；到了他们想谋根据地安全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湘军的方面，曾国藩、胡林翼辈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进展，对于后方安全的问题一点不放松。这是胜败所系的一个关键。
第二，就政策上说，太平军只顾攻城，不顾治地；只顾掠食，不顾抚民；等到李忠王想要治地抚民的时候，已经不容他有展布的余暇了。曾国藩有一个骆秉章和胡林翼，分任上游治地抚民的事务。这是胜败所系的又一个关键。
第三，就人才上说，太平军的战将，固然不少，兼有政治才干的人实在是太缺乏；杨韦之乱后，以一石达开而不能容；李忠王确实是一个有能力、有心性的人才，但天京朝廷一切皆为洪氏的家族亲戚所把持，而彼等又皆贪污庸碌，无知无能，以一忠王立于群小环视之中，真所谓“一木安能支大厦”。湘军的战将，固然未必优于太平军，有政治才干知识的人，则远非太平军方面所可比；曾国藩在战争的前半期中，固然也受过地方疆吏的掣肘，后来渐渐取得清廷坚固的信任，运用他自己观察人才锐敏的眼光，将他所认识的人才尽量拔擢，各如其才器之大小短长，分布适当，使各人皆能发舒其所长而无遗恨。这是胜败所系的一个重要关键。
第四，就主义上说，太平军的种族主义，既已被神权主义所吸收，褪了颜色，失了效力，而所持的神权主义，又不合于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对神观念。湘军的名教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加以曾国藩、罗泽南一辈人的鼓舞激励，自然非太平军的神权主义所能抵抗。这是胜败所系的又一个重要关键。
最后还有一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洪秀全辈的神权主义精神是假的，曾国藩辈的名教主义精神是真的（此处所谓真假，不是指主义本质上的真假，只是指信奉主义者精神上的真假）；换言之，前者只是利用神权，假托神权，对于神权并没有真实的信仰，不过借此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欲望；后者却是真实的信仰名教，诚心诚意的要维持名教，并不是利用名教、假托名教，来图达别一个目的。主义的对不对，又属别一个问题；假的和真的斗争，假的一定失败；因为真的精神，始终有一种精神，有一种信仰，而假的精神，实际等于没有精神，没有信仰，安能保持他人的精神信仰？两方面的真假何从分别呢？可用事实来证明：
先就曾氏一面说：曾氏被命帮办团练时，初因母丧不肯出来，经朋友再三解说出来后，不久又遭父丧，终于回家去守了几个月服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末节，但在他却是力求不背于名教的举动；屡次为清廷立功，屡次辞受清廷的褒赏；清廷屡次畀以重权，屡次退让；南京恢复后，他立即请将湘军遣散。这些事实，虽然是他避免清廷疑忌、避免他人嫉妒的小心办法，但也不能不说他是力求言行相顾的人。我们不能说他的同僚个个是同他一样的人，但至少也有几个主要的人物，与他的精神相差不远的，或是受了他的熏陶的。
再就洪氏方面看：他们说自己是天父所生的平等兄弟，结果弄到兄弟相杀；他们说女子是天父所生的平等姊妹，结果天王役使宫婢至二三百人，有妃嫔至六十余人，其他诸王的妃妾无不多至半打以上。这是基督教义所许的么？这是得了天父的同意的么？他们说一切土地、财物是天父所赐，应该人人共享的，结果诸王和洪氏的家族贵戚人人囊橐丰盈，而南京城内的苦百姓弄到食甘露；到了危急的时候，李忠王劝导诸王侯蓄有钱财的人，向外购屯粮食，结果非有洪氏家族亲戚所发出的执照，粮食不能入城，这是天国共产制所规定的么？关于天国的腐败情形，中国官书及其他中国人的记载批评，或者有故意诬蔑他们的处所；欧美人士起初是对于他们表同情的，请把当时欧美人士的报告批评节译二三段附录于后，以证明他们的主义精神的虚假。
一、一八五三年（即太平军占领南京的第一年），英前香港总督文翰（Sir. G. Bonham）考察南京情形后，对于英国外务大臣克林敦（Lord Clarendon）的报告说：
……对于上述五种小册子（指太平天国所颁宣传教义及条规的各种刊物）既举其概要，读者可以自己构成一种意见。依我们所见，此时想要得到一种确定的结论，似觉极难。因为其间含有一部分好而又好的东西，令我们推想这些刊物的作者是受过神圣教育的，使我们抱持一种希望心，以为将有不少的人可由此找着一条进入极乐国土的途径。但其间有一部分的东西使我们十分难于赞同；有不少自逞新异，直接传达天语的处所；其间所表现的神道，与我们所习见于《圣经》的远不相同，含有增高个人权位、满足自己的野心的作用。叛党若果成功，可预期的利益—一、宗教及通商事业，可以开放；二、可以引入科学的改进，于授者、受者两方面都属有益。若各基督教国家竟帮助清政府来扑灭这个运动，则为大不幸事；因为这些叛党有一种活动力，并且有进于改革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清帝国政府从不曾表现过，且永不能有表现的希望。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基督教国，虽然尚属疑问，但叛党既以此自任，若果成功，必远胜于现在中国人所习尚的偶像崇拜。—清政府不得外人的援助，若竟能扑灭这些叛党（似甚难能），他们排外与傲慢的程度将比以前更甚。—现在我们所应采的适当政策，似以置身局外，勿与任何一方发生正式的关系为好。不过，我们外国人，须预备充分的武力防止他们的侵害罢了。
此时太平军初入南京，弱点还未暴露，英国人因为不满意于清政府的顽固态度，而太平军竟以信奉基督教义相号召，故甚表好感于太平军；但表示好感之中，已含有怀疑的意味，对于他们的教义宣传上，已认为有野心作用。
二、一八六一年，英国来华特使布鲁士（F. Bruce）根据英人宓捷（A. Michie）在南京考察所得的报告，转达于英国的记载说：
……我们在南京，停住了一星期……现在请用极简括的话，把我们对于太平革命党观察所得的结论报告于你……
他们除了急需购买枪械、火药、轮船以外，绝无奖进商业的表征。……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全靠掳掠；在他们能够掳掠的时期以内，他们既不工作，又不营商。我看他们内部，现在的生活状况比我所预想的好；他们穿的极好，吃的也好。南京的人差不多完全是公职员；没有一只船、一件东西与军政界无关系的，可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大门。我估计他们的人口恐怕在两万人以下；这个数目之内，军人极少，大部分皆为由国内各处掳俘而来的，或竟为奴隶。南京城及其附郭地的明代华美的陵墓，与著名的瓷砌宝塔，一切皆被破坏。城垣极高，周围约二十英里；但是城内以前宽广平坦的市街，只留下一些穿过瓦砾堆中的小径了。诸王的宫殿很刺目的挺立在那些残垣废墟之中，这些宫殿都是新的；旧衙署、旧寺庙及满人驻防城，一切都被破毁了。路旁此处彼处稀稀落落排列的房屋，据我看起来，至多不过能供给两万人的住居而已。天王有一所极大的宫殿。他的使役人员都是女子，其数有三百，以外还有嫔妃六十八人，除了诸王之外，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他的身体尊严神圣，是不可亵视的。但他决不是一个木偶，因为他是结合此次运动的唯一人物。……
我对于这种叛党的运动，认为绝无良好的希望；也没有一个正当的中国人愿意和他们行动。他们的工作就是烧、杀、破坏；除此以外，别无所事。国内一切人民都嫌恶他们，就是南京城内的人民，除了他们的所谓“老兄弟”外，都恨他们。他们占领了南京已有八年，没有一点谋兴复改造的征兆。工商业是他们禁止的。他们的土地税比清政府加重三倍。他们绝不采用何种安慰人民的政策。他们的行动，并且不像是与这块地方有永久利益关系的。他们不注意通常缓慢而永固的收入财源，专靠劫掠来维持生存。我可以坚决的说：在他们里面，我不能看出一点有永固性的要素，也没有一点可以博取我们的同情的东西。……
此时英国人对于太平天国已绝望了。
三、一八六一年，美国宣教师罗伯滋（I. J. Roberts，即洪秀全从受基督教义的教师）的报告批评（罗氏被天王招往南京，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在南京留居十五个月，此为一八六一年底在南京所记者）说：
……此间的事情，有两种很不同的景况：其一是光明的，我们所期望的；其他是黑暗的，所不期望的。不幸，我们预想的，仅在光明的一面，因是，当我认识黑暗的一面后，使我大大的感觉失望。光明的一面，都是消极的，例如：在此城内，不许有偶像的崇拜，不许有娼妓，不许有赌博，也不许有其他不道德的事情。……但一到了宗教的观点上，以及其他政治与民事的污点上，其黑暗的景况，使得我心中异常苦恼，立刻要离开他们。但我很怜愍这些苦百姓，他们也有永生的灵魂，并且真正是受苦者，是永世的可怜虫。
天王所热心宣传的宗教意旨，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恶的。实际，我相信他（指天王）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特别在宗教的事情上，我不相信他对于任何事件有确实的理性。……他称他的儿子为世界的少年救主，他自己为耶稣基督的真兄弟；但是说到神圣的精神上，他却把他自己放纵于他的“三位一体”说之外去了，毫不悟及他自己的工作是要感化世人的。
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像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这种屠杀的景况，把我弄得十二分的厌恶了。一八六〇年，从苏州到南京的途次，我所目见横陈于路旁的死人有十五个到二十个之多；当中有几个是刚被杀了的，杀的人并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自己的人。
使我更嫌恶苦恼的，就是他们故意设置一些陷阱，来捕杀人民。一个是他们的布告，说“凡剃发的人不许入城”，但在人民知道有此布告以前，已经有十七八个人堕入这个陷阱，被他们捕杀了；当中有几个，恐怕永不曾知道有此布告。……这类事情，可举一件最特出的：就是有一天，有两个住在我下面房子里的书记因为在呈奏天王的公文上写错了几个字，两个人都被天王亲自宣告死刑，并不加以审讯，三天内就把他们的头砍了。我说天王是一个精神错乱者，即此可以证明。我不相信在这样一个恶魔专制的统治下面，能发生什么好处。
他要我到此地来，但不是要我来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化人民信奉上帝；是要我来做他的官，宣传他的主义，劝导外国人信奉他。我宁愿劝导他们去信奉“摩斗”（多妻教）主义，或别种不根于经典而远于魔道的主义。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实在是反对耶稣福音的，不过在政策上，与以宽容罢了。但他们必定妨阻福音的实现，至少在南京城内。……我也知道我传道的工事是没有成功的希望了，也并不期望再有何人到此地来，和我共同进行这种工事。我已决计要离开此地了。……
六 洪杨战役期中的外患及清廷政权的推移
太平天国，虽在一八六四年摧倒了，但在此内乱期中，发生了一件最大的外交事变，即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事。自经此事变后，外国的势力遂由门户深入堂奥。清廷政治的中心势力，在此内乱外患的当中，也发生了绝大的变化，分别略叙其梗概如次：
一、英法联军入京的原因及其结果 为什么在内乱最甚的当中，竟惹出这种大外患来呢？其详细经过现在不及详说，其直接的原因为“亚罗船争议事件”，其远因则由鸦片战争联贯而来的。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成立后，欧美各国皆纷纷派使东来，求仿英国例，订立通商条约。美国于一八四四年六月与中国成立修好条约；法国也在是年九月与中国成立修好条约；依《南京条约》所开的五商埠，法美各国皆得同享通商利益。不过这五个商埠之中，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四处，都于换约后次第开放，独广州一处，因广东人民对于英人的恶感特别深，依旧向政府要求，不要英人入城。粤督耆英势处两难，终以与英人订立“舟山列岛不割让与他国”为条件，将广州把开放之事延期二年。不久，耆英去粤，徐广缙继任粤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又请履行开放广州城的条约；徐、叶二人密嗾广州人民纠集团练数万人，于文翰与徐督会晤时虚声恫喝；文翰因为两国和约成立未久，不欲激成变故，又把入城的问题放弃了。徐、叶二人大得意，清廷也大得意（封徐一等子爵，封叶一等男爵），以为民气可恃，外人不足惧了。到了一八五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徐广缙移督两湖，叶名琛升任粤督，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也去了职，由保林（Bowring）继任。保林又请履行入城之约，叶名琛根据与文翰所约，拒绝他。叶氏因为前次拒绝英人入城成功，又因为在广东防御太平党及剿匪筹饷认真，清廷十分倚重他，他也异常自负，开口闭口要雪国耻、尊国体，对于英人，态度非常傲慢强硬；保林与广东英领事巴夏礼（Harry Barkes）十二分恼恨他。到一八五六年，便发生所谓“亚罗船争议事件”。
此时闽粤沿海各地的海盗，和密贩鸦片的奸商，多以香港为逋逃薮，假借英人的势力，揭英国旗帜，往来于闽粤各海口。香港政府，为图香港的繁荣发达起见，对于华人的船只向香港政厅请求登记的，也照章许可，于是以华船而揭英国国旗者不少。“亚罗船”，便是一只华人所有的船，而揭英国国旗的，于一八五六年九月由外海入珠江，巡河水师探闻该船有秘密不法行动，特假英国国旗为护符，登船搜索，在船上捕去华人十余名（中国的记载多为十三人，据巴夏礼所记似仅有十二人），又曾将英国国旗拔下。英领事巴夏礼提出抗议，叶名琛应付失当，巴夏礼乃与香港总督保林决计用武力压迫叶氏。（巴夏礼初次要求将捕去之华人十余名送交英领事讯明，如有罪，再由中国政府提去。叶氏答以已讯明十二人中三人有罪，余九人可送还。巴夏礼不受，因商同保林提出严重交涉：一、须将十二人送还原船；二、须具书辩白引咎；三、须保证以后不再有此不法行为。叶氏答以船为华船，虽曾向香港政厅登记，已于被搜前期满，所捕者为华人；对于英方要求不允照办。保林与巴夏礼乃进一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圆满答复，过时即采自由行动。叶氏乃将十二人送往领事署，但无辩白书，巴夏礼以与所要求不合，又不受。叶氏亦竟不为后图，置之若无事。英人遂用海军炮击珠江各要塞堡垒，衅端遂启。）九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黄埔炮台，叶名琛派人诘问，巴夏礼答以须入城面议，盖欲乘此解决入城问题，叶氏拒不许。十月初，英军攻入广州省城，叶氏逃匿。但英军此举，初未得英本国政府训令，攻入广州的军队也不过千人内外，不过想用武力屈服叶氏，并无占领广州的意思，所以随即退出。英军退出后，至次年年底，始再与法国联军攻陷广州，因印度发生叛乱，派来之援军中途折回，故至一八五七年年底，始再发生战事。广州人民见英军退出，便用焚烧广州城外的洋行来泄愤，不分国别，连法美各国的洋行也烧了。
英政府得到报告，便想联合法、美、俄诸国，共向中国趁火打劫；美俄虽亦派使东来，谋与中国修改商约，但皆不欲与中国开衅。法国正当拿破仑第三僭主法国的时候，想借此扬威海外，以博国人的欢心，又因是年春间有一个法国牧师在广西被杀，便允许与英国共同出兵，是为英法联军的由来。
英法联军于一八五七年阳历十二月后旬，攻陷广州城，捕获叶名琛，送往印度（后死于印度），用广东巡抚满人柏贵为傀儡以临华民，实际上，广州成为英法联合军统治的局面。英法军占领广州后，乃约同俄美两国的特使于次年（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一月，联合致书清廷首相大学士裕诚（书由两江总督署转送北京），请清廷选派全权大臣到上海来和他们会议；四使一面率舰队共来上海。清廷还不知外交情势的严重，对外观念依然未变，说：“大学士参谋内政，无预闻外交之例，外交事当各就边臣议之。”乃用裕诚名答以英、法、美三国交涉事，已派黄宗汉（新任两广总督）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议；俄国交涉事，已派黑龙江办事大臣办理。英法各使见清廷不依所请，便由上海率舰队北上，于三月初抵白河口。四月初，攻陷大沽炮台。清廷失措，始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往天津接洽和议。英国开出条款五十六款，法国四十二款，内容大略相同，迫令清政府承诺；清廷无计可施，一一承认；这便是所谓《天津条约》，其内容的重要点如下：
中英条约要点
（一）英国得派公使长驻北京，中国亦得派使驻伦敦；
（二）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处为商埠；长江流域俟内乱平定后，许选择三口为商埠（后选定汉口、九江、镇江三处）；
（三）英人犯罪由英领事惩办，华人加害英人由中国地方官惩办，两国人民争讼由中英会同审判；
（四）改正税则由两国协定；
（五）英人得往内地游历；
（六）赔英商损失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
中法条约要点
（一）与中英约同；
（二）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江宁六口为商埠，惟江宁一口，俟内乱平定后始开放；
（三）法商所至之商埠，法国得派兵船停泊，法船得游弋各通商口岸；
（四）法教士得人内地传教，法人得游历内地；
（五）法人与法人讼案由法领事审判，法人与华人讼案，法领事不能处理时，请华官协同处理；
（六）协定税则；
（七）赔法商损失及军费二百万两；
（八）以后中国许与他国特权时，法国得享最惠国待遇。
两约成后，英法各使皆回上海，在上海协定税则；俄美两使也在上海与中国缔结最惠条约。但换约的期限，定在一年后。次年（一八五九年），各使向赴北京换约；英法两使各率护卫舰随行，谋驶入天津。清廷前此因大沽失陷，被迫定约，所谓清议之士无不愤激，清帝也不甘心；各国军舰退去后，由僧格林沁大修武备，费巨款，于白河口内增设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阻遏军舰之闯入。及各公使率护卫舰入口时，被阻不得入。设防的本意，并不是一定要废前约，不过是怕外国军舰再闯入白河口，惊动畿辅而已。英法两使以为清廷不愿意换约，率舰强入白河口，清当局请其由北塘登岸，拒不听，谋破毁防御工事，发炮，僧格林沁令两岸炮台开炮抵抗，英法舰队败退南下，受损甚巨。于是战端再启。清廷见英法舰队败退，大喜，以为洋人不敢再来了，一般无知的士大夫也以为《天津条约》可以废弃了。次年（一八六〇年），英法两国增派援军，向天津进发，军队由北塘登岸，僧格林沁统大军力抗，节节败退，英法联军便以是年八月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俄国特使假调停之名，操纵于英法与中国之间；旋以俄使为介，由恭亲王奕
与英法两使分别再定和约于北京，是为《北京条约》，其要点如下：
中英条约要点
（一）《天津条约》除此次改正条款外皆有效；
（二）增开天津为商埠；
（三）割香港对岸九龙司一区，为英管辖地；
（四）赔款改为八百万两。
中法条约要点
（一）与中英条约同；
（二）与中英条约同；
（三）法国教士得在内地购买土地建筑自便；
（四）赔款改为八百万两。
英法联军退去北京后，俄公使借口调停和议，有功于清廷，乘机索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清廷竟与定约，将乌苏里江以东滨海的一大块国土让与俄国。此次战争的结果，除丧地赔款不计外，中国国权最大的损害就是内河航行权、最惠国的条款及领事裁判权、协定税则的确定。后来外国对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实质，皆于此次交涉造成。
中国前此对外的交涉事务，皆由各省处理，中央则由理藩院统辖，因为把各国看作藩属国的原故。此次定约后，始依恭亲王的奏请，新设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与大学士桂良及户部左侍郎文祥等管理该衙门事务。同时又命崇厚为办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后来称为北洋通商大臣），命江苏巡抚薛焕为办理广州、厦门、宁波、上海、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及长江三口通商大臣（即后来所称的南洋通商大臣），这两大臣的位置职务，就是地方的外交官。这种新衙门、新官职的增置，可算是清廷政府机关破例的创举，也就是对外观念渐有变化的表示。
二、清廷政权的推移 此时期中清廷政权的推移，可分两方面观察：（一）中央方面，渐启佞幸揽权之机；（二）地方势力渐次加重。先就中央方面说：
当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时，扈从车驾同去的，有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赢、御前大臣额驸景寿；以外，还有三个为帝所亲信的宗室要人，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端华之同母弟），但此三人，皆非咸丰帝的最近亲属；帝之亲弟恭亲王奕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与英法联军媾和之事。载垣、端华，皆于咸丰初年袭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大臣；肃顺初为户部郎中，以端华之荐入内廷供奉，旋升户部尚书入军机。三人皆喜为狭邪游，善迎合帝意，以声色之事献媚于帝，为帝所爱幸，渐至参与机要政务，实权在各军机大臣之上，及随帝同往热河，权势更张。与英法和议成后，恭亲王及留京各朝臣，奏请车驾回京，辄为肃顺等所阻；于是清政府分为两个中心势力：热河以肃顺为中心，北京以恭亲王奕为中心，各树党援，互相暗斗。延至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在热河驾崩，正后（后称东太后）无子，仅帝之宠妃那拉氏（后称西太后）有一子名载淳，年仅六岁，遗诏立为皇太子，即帝位。于是发生一件宫廷的大政争事件。
咸丰帝未死时，肃顺等三人的权势既已超过各军机大臣，帝死后，其他几位随驾的大员，当然更惟三人之命是听了。于是肃顺等八人，在咸丰帝的遗诏上共同取得“赞襄王大臣”的名位（后来宣布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是矫诏；但果否为矫诏，不可得知。咸丰帝既宠幸他们，或不一定是由矫诏而来的）；他们又谕令恭亲王不要往热河去奔丧。于是一切大政皆由他们八人定夺取决，实际上全由肃顺一人操纵。此时生出两方面反感：一在热河方面，两位太后对于肃顺的专横十分恼恨；一在北京方面，恭亲王及与肃顺有积怨的一派人，也十分不满。咸丰帝驾崩后约一月，首由在北京的御史董元醇出名上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一人辅政，两宫皇太后得奏后便想照准实行；肃顺抗议说“本朝无太后临朝故事”，令军机处拟旨驳还。两太后对于他们的行动若有异议，他们便说他们是赞襄王大臣，不能听命于太后，就是请太后看折，亦属多事，因此两太后十二分的不能容忍了。不久，恭亲王赴热河叩谒梓宫，太后召见，便与定诛锄肃顺等三人之策。恭亲王随即回北京，布置网罗。太后于恭亲王回京后，即传命回京；肃顺等力阻，两太后不听。九月二十三日，派肃顺护送先帝御榇先行回京，两太后率幼帝于次日别由间道疾驰，载垣、端华扈从。此时北京方面又由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四人，联名上奏，再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奏语中一段说：
……权不可下移，穆则日替。……我皇上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议定谕旨，每有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皆相钦奉。臣等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等之意先行议定，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能无后患。今日之赞襄大臣，即昔日之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事事先面奉谕旨，办驳可否，悉经钦定，始行拟旨进呈；其有不合圣意者，硃笔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义也。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不居垂帘之名，而收听政之实。昔汉之邓皇后，晋之褚皇后，辽之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宋之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称。……我皇上聪明天亶，正宜涵咏诗书，不数年即可亲政。……
同时，钦差大臣胜保也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两太后及幼帝车驾于十月朔日到北京，立即用周祖培（前与肃顺同为户部尚书时，屡受肃顺之欺凌侮辱）之言，免肃顺、载垣、端华等赞襄王大臣之职，密旨任恭亲王为议政王，另派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英，为军机大臣。肃顺尚在途中，载垣、端华虽与太后同时到京，也梦不得知。次日（十月初二日），恭亲王入朝，载垣、端华先入，见恭亲王至，大声喝止，谓外臣不得入宫；少顷，恭亲王受诏宣示，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治罪。载垣、端华还厉声抗议说：“我等未入，诏从何来？”但是那些侍卫已走来将二人的冠带摘去，拥往宗人府幽禁了；肃顺在途中被捕。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两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以议政王名号辅政。前在热河时，已决定改明年为祺祥元年，至此藉口“祺祥”二字意义重复，又改明年为同治元年，颇寓两宫皇太后共同听政的意思。
这种政争，本来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家族内的斗争，彷彿于中国政局无甚关系，然而关系却是很大。论清室祖宗的家法先例，本无太后临朝的故事，肃顺等所持，并非无根据；开国初期，顺治帝也是以幼冲即位，但未尝许太后临朝，而由幼帝之叔父睿王多尔衮摄政。清政府事事拘守先例，尊重祖宗家法；现在对于此事，独不顾先例，不守家法；贾桢等奏请太后垂帘，竟援引汉、晋、辽、宋各贤良太后的故事，忘记汉代还有一个极不贤的吕后，唐代还有一个极不贤的武后；若说由多数赞襄王大臣主政，恐怕威柄下移，又何不援引多尔衮摄政的先例，直截了当请由恭亲王奕摄政呢？我并不是说太后绝对不宜主持政务，不过说以事事尊重家法先例的清廷，公然不要家法先例，实为清廷政治史上一个大变局。以当时清室的人物臧否而论，肃顺虽非近支亲属，他知道满人不中用、无能力，劝咸丰帝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可见他不是没有眼光的人；两太后与奕一派人的政治知识、才干，虽然未必劣于肃顺，也未见得果在肃顺之上，肃顺好为狭邪游，西太后也不是不狭邪的。肃顺排斥恭亲王，确是他可议之处；他抑制太后不许其干政，未见得于清室、于中国有何不利。清廷的大权，以前全操于皇帝手中；皇帝以下，权势最大的为军机处；肃顺在咸丰帝死后，将军机处的权移到赞襄王大臣，失败后，政权并未回复到军机处，而分寄于皇帝之上的两个太后及议政王奕，实际议政王与军机处皆仰两太后鼻息；而两太后之中，东太后才力、知识既极薄弱，又因幼帝非己所生，事事谦退缄默，实权又全操于西太后。同治帝刚及成年即死去，无嗣，又拥一个年甫四岁的光绪帝为傀儡，东太后旋亦死去；于是西太后独揽大权，纵欲无度，宠幸阉宦，佞幸干政，渐至内外大僚想要保持权位，非与阉宦相结纳不可。故自同治帝即位以后，大权在握的皇帝变为无用的偶像，而终清之世，中央的实权操于几个女子、小人之手；清廷的颠覆固然由此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前途，也从此更入于艰险之途了。一般粉饰升平的士大夫，因为太平天国打倒了，美其名曰同治中兴，颂扬两宫皇太后的圣德，那知爱新觉罗氏的龙椅已经折了腿，中国四万万人的生命也几乎要被那拉氏断送呢！
再就地方势力的变迁说：
在洪杨战役以前，各省巡抚大概没有兵权（初惟晋、鲁、豫三省巡抚兼授提督衔，可以典兵，因其上无总督，兵事无人统理故也），总督虽然兼理军民，有兵权，但全国的军队编制额数、驻扎地点、布置调遣，皆根据一种经常的统一军制；军政军令的总机枢，悉操于皇帝之手；全国的军队是一个单元体，遇有重要军事行动，辄由皇帝特简钦差大臣，总司兵符。就是在洪杨战役的初期，这种总司兵符钦差大臣，还是很重要。但是因为经制兵不中用的原故，钦差大臣的轻重，全视其下所统辖的军队的实质以为轻重。例如向荣、和春、官文，都是总司兵符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后来也取得了钦差大臣的职位。向荣、和春的钦差大臣位置，以张国樑的军队来维持，张国樑的军队破毁了，他们的钦差大臣也根本消灭了。官文的钦差大臣位置，以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军队来维持，钦差大臣实际上作了湖北巡抚的傀儡。只有曾国藩是一个名实相符的钦差大臣，因为他的军队是他自己所编练的军队，他的权位是由自己的军队势力取得的。故虽同为钦差大臣，实权的轻重，不存于名位，而潜移到军队的本身上去了。
洪杨战役中，经制兵与地方临时编练的非经制兵（称之曰“勇”），两两相形，前者的效力远不如后者；于是前者虽仍存在，而后者遂有不能废止之势。曾国藩兄弟于攻陷南京后，因为那些妒功忌能的人，蜚语中伤，清廷也暗中疑忌，曾氏自请将湘军的主要部分遣散，清廷立即允准，彷彿不要这种临时编练的募勇了。但是北几省还有所谓捻匪的巨大流寇，势力日张，不能不借重这种地方临时编练的募勇。湘军的主要部分虽然遣散了，李鸿章的淮军又代湘军而起，李鸿章是由曾国藩卵翼而成，淮军也是由湘军卵翼而成。后来曾、李二人相续任直隶总督，编练新军队，大概以淮军为基础；再后一点，袁世凯的创练新军，又渊源于李鸿章的基础。所以，北洋军阀的老祖宗，可远溯至李鸿章；而湘军势力移于淮军，则又为其最远的伏线。
又在杨洪战役期中，许多人的巡抚、总督位置，全由军功取得，一面作督抚，一面带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等，不计其数。自此，领兵成为地方疆吏当然之事，不问是总督或是巡抚。此后的督抚，不惟有领兵之权，并且兼有随意编练兵队之权。因为在洪杨战役中，地方编练临时军队虽须奏明，由清廷裁可，但发意率由地方疆吏；兵数的多寡，饷械的筹备，皆由地方疆吏定计后，奏明皇帝；皇帝因为急于平乱，只要地方有办法，没有不裁可的；裁可后，即由各地方疆吏及领兵大员自由施行；需要补充或扩大额数时，又用同一的办法，一面奏报，一面办理，湘军都是由此种程序成立、扩大的。因此不知不觉之间，练兵成为地方疆吏一种当然的职权。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曾国藩调授直隶总督，入京陛见，几次与西太后对答的话语，很可寻味：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陛见，西太后说：“直隶甚是空虚，汝须好好练兵！”曾氏答：“臣的才力怕办不好！”同月十六日，陛见，西太后又说：“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汝须好好练兵！……”曾氏答约如前。
次年正月十七日入见，西太后又问“：汝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曾氏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西太后又问：“汝打算练二万兵么？”
答：“打算练二万人。”
问：“还是兵多些，勇多些？”
答：“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
问：“刘铭传之勇（即淮军的一部）现扎何处？”
答：“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候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
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海防的事不？”
答“：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海防事都看松些。”
问：“这是一件大事。”
答：“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此段问答见《曾文正公大事记》）
曾氏到任后，奏称“直隶练兵，当参用东南练勇之法”，奉旨报可。我们在前面的问答词中，可以想见洪杨战役后，清廷对于地方疆吏的职权，认练兵为其最重要职权之一，绝无疑义。后来因中日战争失败，各省督抚以力求自强相号召，更相率创练新军；于是清代单元体的军队组织，完全化为多元体。那些多元体的军队，就是后来革命党的工具，也就是后来各省分立小军阀的老祖宗；而洪杨战役期中，由地方自由编练临时军队，则又为其最远之伏线。
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洪杨战役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一、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二、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这两点是清廷颠覆的诱因，也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的诱因。
此外，还有一种新起的地方势力，就是地方的缙绅阶级。洪杨战役中，长江流域及南部各省举办团练，皆由各本省巨绅司其事；这些巨绅，因募兵饷筹剿匪，渐参与各本省的重要政务，或且被延揽入本省督抚的幕府，如左宗棠、李鸿章，皆曾在本省巡抚幕中主持要政。那些明敏的督抚，看到局势艰难的情形，知道要应付这些艰难，非得本省有名望的缙绅的援助不可，故处处尊重地方缙绅的意见；地方的缙绅阶级，不知不觉，养成一种潜势力，甚至在有些省内，有左右并动摇地方长官的能力。后来变法维新，运动立宪，主张的和反对的两方面，都有这种地方势力参在里面。追索这种势力的来源，也是由洪杨时代培养起来的。
故洪杨战役，为后此几十年政治变化的一个大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