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第六
【题解】
《明诗》篇是“论文叙笔”中的第一篇，主要论述对象是四言诗和五言诗，而不涉楚辞、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从诗歌写作指导角度讲，它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关于诗歌的本质特征。刘勰继承前人的“诗言志，歌永言”之说，认为诗歌是“感物言志”的，亦即表现在外物的触发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刘勰虽未直接提出“缘情”这一概念，但在具体论述中，却把它包括进去了。
第二，关于诗歌的审美和教育作用。刘勰秉奉兴、观、群、怨和美刺之说，一方面强调“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认为诗歌应该而且可以用“无邪”的思想感情陶冶、端正人们的情思，使之具有雅正的道德观念和处世规范。另一方面他更为突出地主张诗歌要与“政序相参”，发挥“顺美匡恶”的作用。
第三，关于诗歌的基本格调。曹丕《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在《定势》篇中则说：“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明诗》篇中所论的四言诗，是《诗经》的“正体”，故刘勰说它以“雅润为本”；而五言诗是稍后于“四言正体”衍变而成的，故刘勰称之为“流调”，以“清丽居宗”。这些说法虽略有异曲，但指的都是诗歌这一文体所共有的基本格调，而不是建筑在诗人个性基础上的独特风格。刘勰非常重视这种属于某一特定文体共有的基本格调，认为它是为文之“大体”、“大要”的组成部分，忽略了它，就会“失体成怪”。因而他特撰《定势》篇，强调要确定文体的基本格调。但他也并不因此把这种基本格调视为一成不变的模式，明确指出在创作实践中，它受着诗人个性特点的制约。
文心雕龙明诗第六第四，关于诗歌的文采。刘勰论文非常重视文采，认为文章和作品具有文采，理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悖违的“神理之数”。但创作实践中文采的运用和表现，又是有原则和限度的。刘勰在《明诗》篇中对其文采的论述，是褒贬适度，惟务折中的，与其反对“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的意旨，也是一致的。
综观《明诗》全篇，它以“敷理以举统”为旨归，阐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以及其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相应地评论了历代诗人和作品，大致上形成了诗歌发展史纲的架构，既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了前人，又为后人对诗歌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借鉴。在龙学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在‘选文以定篇’方面，刘氏‘选’得不够准确，评得有时也不够明确”。验之以史实，这是言之有理，不乏适例的。
《明诗》篇里有一个值得辨析的重要问题，即刘勰为什么说诗歌与“神理共契”？其因由和意义何在？《情采》篇认为文采形成的机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文，即青、黄、赤、白、黑五色；二是声文，即宫、商、角、徵、羽五音；三是情文，即喜、怒、欲、惧、忧五性。五色错杂调配就成为斑斓的花纹；五音互相配合就产生了优雅的乐曲；五性抒发出来就成为优美的文章，这乃是一种神妙的自然而然的道理。《明诗》篇则认为人生来就有七种感情，有感于外物而抒发思想情感，没有不是自然而然的。对照比较《情采》和《明诗》，可以合乎逻辑地看出：“神理之数”与“莫非自然”之意是相同的，它们指的都是文章或作品得以产生的原因，只不过前者范围大一些，说的是形文、声文、情文三种情况，后者范围小一些，说的只是情文罢了。
《原道》篇对“神理之数”与“莫非自然”之说，有着哲理性更强的论述，刘勰认为“文”的属性是非常普遍的，它与天地一起产生，颜色的玄黄，形体的方圆，日月的丽天之象，山河的理地之形，都是由道而形成的文，而这里所谓的“道”，也就是“神理之数”和自然之理。《原道》篇在论及与“天地并生”的“形文”和“声文”的同时，也说到了“情文”，亦即“人文”。这就把“情文”与“声文”、“形文”一块儿都包容在自然而然的“道之文”之中了。由此再反观《明诗》篇中“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说，就不会再难以理解诗歌与“神理共契”的含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把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的产生，都归结“自然之道”，有着较深层次的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意义。一是他要为自己的为文之说确定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道”是一种“神理”，既是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又高深莫测、神秘而不可悖违，只有圣人才能理解它、阐释它。因此，要征圣、宗经。这就使他的“言为文之用心”有了哲理的依据。古人著书立说，总是要首先解决“立论有据”这一根本问题的。二是刘勰主张写文章要有文采，讲究对偶、声律之美，而文采则是“与天地并生”的“神理”，为文不讲究文采，就是违背了“自然之道”。三是刘勰虽然重视文采，但他又反对矫揉造作雕饰过分，繁采而寡情。
但是，刘勰的诗歌与“神理共契”之说，是有其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的。一是他混淆了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把自然界的日月、山川、动物、植物所具有的形体、色彩以及与之相关的声音，称为“道之文”，把人们“感物吟志”所写出来的文章也称为“道之文”，认为它们都是自然形成的，显然这是不科学的。形式逻辑上似乎可以推论，但实质上却把概念偷换了。二是“神理”之说带有神秘莫测的迷信色彩。
大舜云（1）：“诗言志，歌永言（2）。”圣谟所析（3），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4），舒文载实（5），其在兹乎（6）？诗者，持也（7），持人情性；三百之蔽（8），义归“无邪”（9），持之为训（10），有符焉尔（11）。
【注释】
（1）大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其语出伪古文《尚书·舜典》。
（2）永言：长言，指延长音节咏唱。
（3）圣谟：《尚书》有些篇章称为“谟”，其意为谋议，这里指虞舜的旨意，或曰圣训、经典。
（4）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语出《诗·大序》。
（5）舒文：铺陈文辞。载实：记载、表达真实的思想、愿望。
（6）在兹：在此，在这里，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7）持：持守，把握，引申为端正，使之规范。
（8）三百：指《诗经》。蔽：概括。
（9）无邪：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谓诗三百中没有不正当的思想感情。
（10）训：训诂，解释。
（11）有符焉尔：符，符合。焉尔，代指“思无邪”。
【译文】
虞舜说：“诗是表达思想、愿望的，歌是拉长语言的音节，咏唱诗意的。”圣人的这种解析，把诗歌的含义说明了。所以说“思想、愿望蕴藏在心里的叫做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运用文辞表达思想、愿望，这就是诗的意义吧？诗，就是扶持、端正的意思，它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诗经》三百篇的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邪念”，用扶持、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诗歌的含义，是符合“无邪”之说的。
人禀七情（1），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2），《玄鸟》在曲（3）；黄帝《云门》（4），理不空弦（5）。至尧有《大唐》之歌（6），舜造《南风》之诗（7），观其二文，辞达而已（8）。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9）；太康败德（10），五子咸讽（11），顺美匡恶（12），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13），四始彪炳（14），六义环深（15）。子夏监绚素之章（16），子贡悟琢磨之句（17），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18），风人辍采（19），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20），吐纳而成身文（21）。逮楚国讽怨（22），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23），亦造《仙诗》。
【注释】
（1）禀：承受，引申为禀赋，即生来具有。七情：《礼记·礼运》：“何谓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2）葛天乐辞：《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传说中的远古帝王。
（3）《玄鸟》：《吕氏春秋·古乐》载，葛天氏时，有一种歌舞，要唱八首歌来伴舞，《玄鸟》是其中的第二首。玄鸟，即燕子。
（4）《云门》：歌颂黄帝的一首乐歌。
（5）空弦：只有乐曲，没有歌辞。
（6）《大唐》：相传为对唐尧禅让帝位的颂歌，载《尚书·大传》。
（7）《南风》：相传是虞舜作的诗，载《孔子家语·辩乐解》和《礼记·乐记》。实际上，《南风》与《大唐》都是后人拟作。
（8）辞达：借文辞以达意。
（9）九序：指金、木、水、火、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个方面的工作都有秩序，走上了正轨。
（10）太康：夏禹的孙子，是一个荒淫误国之君。
（11）五子：一说指太康之弟五观，一说指太康的五个兄弟。相传有《五子之歌》，载伪古文《尚书》，实为后人伪作。
（12）匡恶：匡正、纠正错误和丑恶。
（13）《雅》、《颂》：代指《诗经》，此处没提到风，是为了四字成句。
（14）四始：指《诗经》中的风、大雅、小雅、颂四部分。
（15）六义：《毛诗·大序》说，诗有六义，即风、雅、颂三种分类和赋、比、兴三种方法。环深：周密而深厚。环，围绕，引申为完美、周密。
（16）子夏：孔子的学生，姓卜名商。监：察看，鉴赏。绚素：指《诗经》中的“素以为绚兮”，素是白色，绚是彩色，绘画中绚与素是相互搭配的，先有洁白的底子，再施以色彩。《论语·八佾》中说，子夏从“素以为绚兮”中，理解到了做人必须有好的品质，然后才能学礼仪。
（17）子贡（前520—前456）：姓端木名赐，春秋末期卫国（今河南鹤壁）人，孔子的得意门生，为“孔门十哲”之一。琢磨：指《诗经·卫风》中的“如琢如磨”，原意是比喻文雅的君子就像琢磨过的玉石。《论语·学而》中说，子贡从这里领悟到了做人不要自满和精益求精的道理。
（18）王泽：指周朝王室的政绩德泽。殄（tiǎn）：竭尽，灭绝。
（19）风人：指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吏。辍采：停止采集。
（20）酬酢（zuò）：指主客间的相互应对、敬酒。酬，主人劝酒。酢，客人回敬。宾荣：使客人感到荣宠、受到尊敬。
（21）身文：指自身所具有的文采。
（22）逮：到了。
（23）灭典：指秦始皇焚烧古籍。
【译文】
人有七种感情，因应外物触发而感动，有感于外物而抒发吟咏思想感情，没有不是自然而然的。从前葛天氏时的《玄鸟》就是一首有歌辞的乐曲；黄帝时的《云门》，按理也不会是没有歌辞的曲子。到了唐尧时代有《大唐》歌，虞舜也创作了《南风》诗，看这两首诗歌的文辞，都是质朴地把意思表达了出来。及至大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便受到了歌颂；而太康品德败坏，他的五个弟弟就都怨愤作歌予以讽刺劝戒，用诗歌来赞美好的纠正坏的，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从商朝到周代，《雅》和《颂》成熟完备起来，《诗经》的“四始”辉煌多彩，“六义”也已完美而深厚了。子夏能鉴赏“素以为绚”的寓意，子贡也领悟到“如琢如磨”的内涵，所以孔子赞扬他们二人，说可以和他们谈论《诗经》了。自周朝王室的德泽衰败枯竭之后，采集民间诗歌的官吏停止了活动，春秋时代的官员在列国外交场合，为了相互观察、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愿望，仍要朗诵《诗经》中的篇章，作为宾主互相酬答的礼仪，既使宾客感到荣宠，也显示出自身的文采。到了战国时的楚国，多有讽刺怨愤之情，于是便产生了《离骚》这样的讽刺之作。秦始皇虽焚毁了许多典籍，但也还是让人写出了《仙真人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1），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2），《柏梁》列韵（3）。严、马之徒（4），属辞无方（5）。至成帝品录（6），三百余篇，朝章国采（7），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8），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9）。按《召南·行露》（10），始肇半章（11）；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12），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13），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14），或称枚叔（15），其《孤竹》一篇（16），则傅毅之词（17）。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18），直而不野，婉转附物（19），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20）。至于张衡《怨》篇（21），清典可味（22）；《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注释】
（1）韦孟：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西汉初年文人，曾作《讽谏诗》匡谏诸侯王楚王刘戊的荒淫无道。
（2）孝武：汉武帝刘彻的谥号。
（3）柏梁：原是一座楼台，相传汉武帝曾在此与群臣联句，成《柏梁诗》一首，因每人一句，句句押韵，故谓“列韵”。
（4）严、马：一指汉代文人严忌和司马相如；一指严忌之子严助和司马相如。
（5）属辞：即写作。
（6）成帝：汉成帝刘骜。品录：品评，辑录。
（7）朝章：朝廷文人的作品。国采：指采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谣。
（8）遗翰：遗留下来的作品。翰，指笔，这里代指作品。
（9）李陵（？—前74）：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人。汉武帝时的名将，为李广之孙，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后投降匈奴。《文选》载有托名他写的五言体《与苏武诗》三首。班婕妤（jié yú）：西汉成帝时的宫人，名不详，有五言《怨歌行》一首，后人多疑为伪作。
（10）按：考察。
（11）肇：开端，开始。半章：诗章的一半、一部分。《诗经》中的《召南·行露》共三章，第二、三两章，每章六句，前半章是五言。
（12）优：倡优，古代奏乐演戏的人，此处指晋献公的倡优，名施，故译“优施”。
（13）阅：经历，经过。
（14）《古诗》：指《古诗十九首》，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
（15）枚叔：枚乘，字叔，西汉初年文人。
（16）《孤竹》：指《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
（17）傅毅（？—约90）：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初年文人。
（18）结体：指作品形成的风格。散文：行文，敷文。
（19）附物：指对外物的贴切描绘。
（20）冠冕：古代帝王、官员的礼帽，此处引申为最为杰出的意思。
（21）张衡：字平子，东汉文人、科学家。
（22）清典：清丽典雅。
【译文】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最先是韦孟创作的，它含有匡正讽谏的意义，继承了周代诗人的轨辙。孝武帝爱好文学，曾召集群臣共作句句押韵的《柏梁诗》。而严忌、司马相如一班人，创作诗歌则没有什么定规。到汉成帝时品评辑录当时的诗歌，共有三百多首，把朝廷文人之作和各地的民间歌谣，都收集齐全了。但在这些前人遗留下的诗作中，却没有五言诗歌，因而李陵和班婕妤的五言诗就让后人怀疑了。考察《诗经》中的《召南·行露》篇，可知已开始有了半章的五言诗；儿童唱的《沧浪歌》则全首都是五言的；优施的五言《暇豫》歌，早在春秋时就出现了；而孩子们唱的《邪径谣》，则近在汉成帝时产生。经过不同时代的验证，五言诗体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还有优美的《古诗》佳作，有人说是枚叔写的，而其中的《孤竹》篇，又有人说是傅毅的作品。比较它们的文采加以推论，或许都是两汉时的作品吧？看这些作品的风格和抒写方式，质朴而不粗野，曲折细致地描绘景物，真切地抒发怊怅之情，确实可谓五言诗中的杰作。说到张衡的《怨诗》，那也是清丽典雅，可供品味的；而他的《仙诗》、《缓歌》，典雅而又有新意。
暨建安之初（1），五言腾跃。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2），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3），狎池苑（4），述恩荣（5），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6），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7），唯取昭晰之能（8）：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9），诗杂仙心（10）；何晏之徒（11），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12），阮旨遥深（13），故能标焉（14）。若乃应璩《百一》（15），独立不惧（16），辞谲义贞（17），亦魏之遗直也。
【注释】
（1）建安：东汉献帝年号（196—220），实由曹操执政。
（2）王、徐、应、刘：“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幹、应玚和刘桢。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徐幹（170—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应玚（？—217），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项城）人，擅长作赋。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人。
（3）怜：喜爱，爱惜。
（4）狎（xiá）：亲近，此处指游赏、戏耍。
（5）恩荣：恩宠和荣耀，指曹操父子对文人们的优待。
（6）造怀：述怀，发抒情怀。指事：叙写事情。
（7）驱辞：遣辞，运用文辞。逐貌：追逐形貌，即按照事物的形貌加以描绘。
（8）昭晰：明白，清晰。
（9）正始：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明道：阐发道家思想，使之得以传扬。
（10）仙心：指出世求仙的道家思想。
（11）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正始时期的玄学家，清谈的领袖，最早写玄言诗的人。
（12）嵇：嵇康（224—263，一说223—262），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晋玄学代表人物。
（13）阮：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中的人物。
（14）标：标举，出众。
（15）应璩（qú，190—252）：字休琏，汝南（今属河南）人，应玚之弟。魏国末年文人。《百一》：应璩劝戒当政者之作，含百虑一失之意。
（16）不惧：指敢于讽谏而不畏惧。
（17）辞谲（jué）：文辞奇异，含讽谏之意。
【译文】
到了建安时代初期，五言诗蓬勃发展。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放开缰绳有节奏地驰骋于诗坛；王粲、徐幹、应玚、刘桢，也跟在诗歌创作的大路上竞相追逐。都喜爱清风明月，游赏清池幽苑，叙写恩宠荣耀，描述宴饮之乐，慷慨激昂地任意抒发志气，坦白直率地充分发挥才情。抒发情怀叙述事理，不追求细密的技巧，运用文辞描绘形貌，则以清楚明白为能事：这些就是他们共同的特色。到正始年间推崇道家思想，诗歌中混杂着出世求仙之心；何晏等人，大都写的是浮泛浅薄之作。只有嵇康情志清高峻拔，阮籍的立意深邃遥远，所以才能突出地标举出来。至于应璩的《百一》诗，能够卓然挺立而无所畏惧，文辞奇异而意旨纯正，也是魏代传流下来的耿直诗风。
晋世群才（1），稍入轻绮（2）。张、潘、左、陆（3），比肩诗衢（4），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5），或流靡以自妍（6）：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7），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8），崇盛忘机之谈（9）。袁、孙已下（10），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11），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12），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13），体有因革（14），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15），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注释】
（1）晋世：此指西晋（265—420）。
（2）轻绮：轻浮绮丽，指内容不充实，只追求文采。
（3）张、潘、左、陆：指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潘岳、潘尼两叔侄，左思和陆机、陆云两兄弟，他们都是西晋文人。
（4）比肩：并肩，不分前后。诗衢（qú）：诗坛。衢，四通八达的大路。
（5）析文：指讲究文辞的对偶和雕饰。
（6）流靡：指音韵的流畅、靡丽。自妍：自以为美。
（7）江左：江东，指长江下游一带地区，此处指偏安该地的东晋（317—420）。
（8）徇务：致力于政务。徇，从，从事。
（9）忘机：忘掉人间事务。机，机务，要事。
（10）袁、孙：袁宏、孙绰，均为东晋初的玄学诗人。
（11）一揆（kuí）：一样的道理。揆，道理。
（12）景纯：即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东晋初的玄言诗人，曾作《游仙诗》十四首。
（13）宋：指南朝刘宋王朝（420—479）。文咏：指诗歌。
（14）因革：继承变革。
（15）俪（lì）：对偶。百字之偶：五言诗二十句一百字，指全诗都要对偶。
【译文】
晋代的诸多才士，渐趋走向轻浮绮丽之途。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在创作的道路上并肩竞进，文采比正始时繁富，风力比建安时柔弱；或以讲究文辞的骈偶华美为精妙，或以追求音韵的流畅而自赏：这就是此时的大概情况。东晋的诗歌创作，沉溺在老庄玄学的风气之中，嘲笑入世从政的抱负，崇尚忘掉世事的清谈。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作，虽各有雕饰的文采，而诗的旨趣却都是谈玄说理的，没有别的诗作和它们竞争高低。所以郭璞的《游仙诗》，就显得突出而成为当时的佳作了。南朝宋代之初的诗歌，体势和格调有所继承和变革，清谈老庄之学的玄言诗退出了文坛，而山水诗开始发展起来；它讲究全诗的骈俪对偶，追求每一句诗的独特价值，内容上必定竭尽摹写景物形貌之能事，文辞上则要全力使之出新，这就是近世诗人们竞相追求的东西。
故铺观列代（1），而情变之数可监（2）；撮举同异（3），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4），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5），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6），唯才所安（7）。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8），景阳振其丽（9）；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10）。然诗有恒裁（11），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12）。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13），则出自篇什（14）；离合之发（15），则萌于图谶（16）；回文所兴（17），则道原为始（18）；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19），故不繁云。
【注释】
（1）铺观：全面观察。
（2）数：规律。
（3）撮举：归纳，列举。
（4）正体：正统体制。
（5）流调：变调，变体，指五言诗是由四言诗演变而来的流行体。
（6）华实：华丽，朴实。
（7）所安：所决定。
（8）茂先：张华之字。
（9）景阳：张协之字。
（10）太冲：左思之字。
（11）恒裁：固定不变的体裁格式。
（12）圆通：全面通晓。
（13）三六杂言：指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杂言诗中每句的字数不固定。
（14）篇什：指《诗经》，因其中的《雅》、《颂》，每十篇为“什”，故曰“篇什”。
（15）离合：指离合诗体，亦即拆字诗。
（16）图谶（chèn）：古代迷信的一种隐语，预言人间吉凶祸福，多用拆字方法组成。
（17）回文：指回文诗体，是一种可以倒着念的诗。
（18）道原：人名，生平未详，有人疑为南朝宋代的贺道庆，不确。
（19）诗囿：诗歌苑囿，即诗歌所包括的范围。
【译文】
因此综观各代诗歌，即可看出文情变化的规律；归纳列举出它们的异同，诗歌创作的原则和要领也就明白了。说到四言诗的正统体制，是以典雅温润为其根本，五言诗流变的基本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其主宗；华丽与朴实有着不同的作用，全靠诗人的才情来决定。所以张衡获得了它的雅正，嵇康含纳了它的温润，张华凝聚了它的清新，张协发扬了它的华丽；而兼备雅润清丽之美的则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然而诗歌有其特定的体裁格式，人们的思想感情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只能随着各人的情性选择适合自己天分的体势和格调，很少有能够全面通晓各种诗歌之美的。如果能够深刻认识诗歌创作的困难，那创作中就会有顺利之机迎面而来；而忽视困难把它看得很容易，那创作中的困难也就接踵而至了。至于三言、六言、杂言三种诗体，也都是源于《诗经》；离合诗的兴起，萌发于预言吉凶祸福的“图谶”；回文诗的产生，始于一个名字叫做道原的人；用一个韵的联句诗，则是《柏梁诗》传下来的体制。这些诗体纵然大小不同，而其所表现的诗歌创作的情理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包括在诗歌范围之内，所以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1），风流“二南”（2）。神理共契（3），政序相参（4）。英华弥缛（5），万代永耽（6）。
【注释】
（1）皇世：指远古的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之世。
（2）风流：流风余韵，指诗歌的广泛影响。二南：《诗经》中的“周南”、“召南”，此处借以代指《诗经》中的十五国风。
（3）神理：神妙的自然之理。刘勰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起源于“自然之道”。
（4）政序：政教秩序。
（5）弥缛：日益繁多，更加繁富。弥，更加。
（6）耽（dān）：沉溺，入迷。
【译文】
综括而言：人生来就赋有情志，是诗歌所包含的内容。诗歌产生在三皇时代，其风韵流播在“二南”地区。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神理”相契合，并参与政教秩序之中。精美的诗歌日益繁富，千秋万代的人都沉浸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