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
原载《财经》，2012年第27期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潮中，读者对于引导潮流的出版物有一种俗成的约定，就是将封面颜色作为简约的称谓。积淀在中国当代阅读史长河里的就有“灰皮书”、“黄皮书”、“黑皮书”。很显然，能享有这样的称谓，一定是开风气、领风骚、引新潮的大型丛书套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上海有两套“灰皮书”，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刊行。所收的大多是西方当代重要学术思潮的代表性著作，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悉尼·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约翰·杜威的《人的问题》、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等。出版“灰皮书”的目的是为了供高级领导干部了解和批判资产阶级学说，但客观上也成为文化封闭时代中西思想与学术隔而不绝的“气孔”，成为那个时代先醒者与先知者的思想养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把这两个小小的“气孔”也给堵上了。
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界作为思想激荡的先锋爆发出新的强烈的启蒙热情。80年代初期，一套名叫“走向未来”的丛书风靡全国，这套丛书的封面采用黑白构图，以展示思想的清浊激荡，可能是因为国际上“白皮书”带有官方政策性发布的特定含义的缘故，这套书并没有被思想界称为“白皮书”。这套丛书虽然在四川出版，策划班子与编辑委员会都在京城，汇集了中国思想界诸多新锐人士，因此，思想新潮，视野宏阔，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者、探索者注入了许多鲜活的精神元气。当时，我在学林出版社担任编辑，因为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参与此套丛书编辑工作的邓星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相熟，常常可以在第一时间读到这套丛书的最新刊本。我一直认为，“走向未来”丛书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界在解放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开一代风气之先。不过，在惊叹这套丛书的气势与新锐的同时，也隐隐察觉到它的某些不足。譬如丛书的整体结构有些随意、将就，触及改革开放核心的经济学选题相对偏少；由于出版周期的急迫，许多选题缺乏必要的打磨与积淀，因此，一些品种题重文轻，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书是作者的急就章，真正的“干货”只是一篇论文，《西方的丑学》就是如此；毕竟是大风乍起的年代，不少新知睿识来不及研究吃透就被催生成出版物了；一些译作的翻译比较粗糙，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是一个粗糙的节译本。总的看来，这套丛书的启蒙意义大于学术积累，而且，编辑的职业介入程度似乎不深，基本上是编委会操盘。这一切必定会折损其市场的生命周期和传播、收藏价值。于是，一个念头盘桓在我的心头，那就是要以上海学界为基础，由编辑主导，策划出一套兼顾思想启蒙和学术深耕的丛书来，满足思想界的热切需求。这才有了后来的“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确定了立足中国、立足当代，思想启蒙与学术深耕并举，只收译作，不收原创，注重新学科、新思潮、新观点，具有学科标志性、代表性，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品等策划原则之后，1985年起，我开始了全面的学术调研与走访，沪上的青年学人是我走访的重点，因为这之前，我参与编辑了“青年学者丛书”，结识了一批思想活跃、学养深厚的学术新秀。我首先找到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研究生杨鲁军，他是一位思想极为活跃的青年学者，本科期间就已经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杨鲁军对我的设想极为赞同，帮助我联系上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张汝伦、新闻系的博士研究生武伟、外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汪耀进，后来我又叫上了华东师大经济系的青年教师陈琦伟和历史系青年教师王晴佳。我们在一起检索当代西方学术文献、分析当代学术思潮的流派和走向，经过深入的调研，一个完整的丛书结构和轮廓开始凸显出来。之后又经历了几次争锋和激辩，确定了最初的20本书目。
第一批20种书目的突出特点是选题布局比较讲究，体现了较好的结构感，其中有西方当代政治学的扛鼎力作，有经济学的最新流派，也有现代心理学的先锋之作，新史学的最新进展，还有科学哲学、横断学科的协同论、突变论、混沌学说，以及传播学、未来学、生态哲学与环境科学的前沿之作；出场的有学术大师，如政治学的亨廷顿，科学哲学的普利高津等，也有学术新秀、思想野狐禅拉兹洛、里夫金等；体裁上既有经典笔法的学术专著，也有作为公共知识的思想综论、学术普及读物，还有文笔轻松的名家访谈。
完成第一批选题的策划和确定译者后，接下来就是繁重的案头编辑与加工。由于这批选题涵盖的学科领域广，涉及语种多（英、法、德、俄、日），而当时我所任职的学林出版社刚组建不久，学术编辑的团队尚在建设之中，学术素养深厚、懂多种外语、能娴熟处理书稿的编辑人数不足，为尽快成系列地推出这套丛书，我想到被称为“中国翻译图书出版重镇”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我一直的好友石磊此时刚刚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他是当时上海最年轻的出版社领导，我们经常在一起纵论出版改革的大趋势和阅读讨论一些重要的图书。我拿着策划书与第一批译稿寻求石磊的帮助。听完我的介绍，敏锐的石磊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套可能在思想界、学术界划破星空的丛书，当即提出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立项出版，此事还得到了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著名翻译家孙家晋先生的支持。为加强出版推进力度，上海译文出版社经研究由分管社会科学著作出版的副总编辑、著名翻译家汤永宽先生担任丛书主编，我与杨鲁军担任副主编，译文社抽调精干编辑队伍投入译稿的编辑与加工环节，保证丛书以最优秀的译校质量推向市场。我作为副主编和策划人，通读了大部分译稿。在封面设计环节，我们特别强调将丛书策划的核心意图设计在封面上，同时加强色彩、构图的标识性，以形成丛书鲜明的风格。在石磊的指示下，著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担任了这套丛书的设计师。陶雪华属于对内容有一定悟性的装帧设计家，她以鲜艳的明黄作为封面封底的底色，策划要点与书名顶天立地，夺目、大气中透出秩序。这就是后来被读者高度认同的“黄皮书”明快简洁的装帧特色。
1986年底黄皮书一面市，就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首印均在5万册以上，而且印数一再追加，最为火爆的是《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首印的15万册一个月内断货，立即加印至20万册才满足第一波市场的需求。说起来，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在西方学术界已经不是时鲜的理论了，但是，经过30年的学术积淀，人们开始对他的学说有了新的意义发现。弗兰克·戈布尔的《第三思潮》的热销，就在于他给中国学界带来了相对成熟的“新一代”学术综合评述，这之前，中国的心理学还徘徊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第一思潮）和华生的行为主义理论（第二思潮）的窠臼之中。弗洛伊德和华生的致命弱点是将心理学研究建立在病态人格（精神病患者、心理病态者）及动物行为的分析之上，对此，马斯洛认为“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因为“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同样，“人并不是更大一些的白鼠、猴子和鸽子，既然动物有其独特的天性，人类更具备动物不曾有的特性”，所以，仅仅研究精神病患者、动物行为是不够的，应该聚焦于“大写的人”。马斯洛第一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概念引入心理学，从而坚定了人类精神健康和发展的信念，也坚定了人类互爱的信心。强调人类至爱是马斯洛心理学的显著特征，它暗合了当时人们急需摧毁、反思既往的精神桎梏，重振“自我实现”的内心信念，呼唤人道主义情怀等要求。因此，在我看来，《第三思潮》的热销绝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市场营销的胜利，而是社会顺应的胜利，真正伟大的营销不是市场推助的技巧运用，而是对社会思潮脉搏的把握与适应，科特勒称之为“社会营销”，它的威力远在“市场营销”之上。
另一本在思想界引发轩然大波的是里夫金和霍华德合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首印也是15万册。这是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以来最具有震撼意义的人类未来“警示报告”，它涉及的领域比《增长的极限》更广。作者将熵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只能不可逆转地沿着一个方向转化，物理意义上的熵就是不能再转化为做功的能量的总和）运用到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揭示了牛顿—笛卡尔科学观的困境，质疑了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前景，勾勒出历史将不可逆转地步入倒退、衰亡的悲观图景。我们未必认同作者的悲观预测，但是，一种以人类命运为归结，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纵横捭阖、融会贯通的学术灵性、境界和大历史观让我们眼界大开，心头为之震撼。这本书成为后来生态哲学、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奠基，启蒙意义尤其巨大。
与《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相呼应的是普利高津与斯唐热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作者运用耗散结构理论等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的新学说，讨论了自然界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决定性与随机性、简单性与复杂性、进化与退化、稳定与不稳定、有序与无序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意义做了新的诠释，认为自然科学的结论应该“安置”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努力打通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壁垒，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平台上建立人与自然新的联盟，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观和自然观。该书对于里夫金和霍华德的“剑走偏锋”是一个温和的修正，拓展了“正反合”的辩证思维空间。
出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切，政治学名著是这套丛书设计的重要选项，第一批选题中就有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个亨廷顿就是那位90年代初以“文明的冲突”定义“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国际政治学大师，不过当时他的影响还仅仅局限于象牙之塔，而奠定他学术地位的力作就是这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不是从某种纯粹的理论模型出发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格局，而是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传统、现实困境、未来走势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辩。结论与理论模型是共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例却是独特的、鲜活的。所谓“变动时代”指“二战”之后世界政治版图（大批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变迁，所谓政治秩序则包含理想与现实两端，以及两者之间的摆渡，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亨廷顿根据他的观察，归纳出三个特征：一是威权的合理性（维系独立、统一与发展的前提），二是新的政治功能的区分化（生长新的政治品貌的前提），三是参政扩大化（政治民主与分享的过程）。但是，亨廷顿不是一个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的学者，他为这条“政治现代化”进程预设了许多选择，譬如改革者的两大策略，一种是闪电策略（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另一种是费边策略（隐瞒自己的全部目标，把改革项目分解，一个时间段里主打一个）。他在这部著作里坚持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齐头并进，担负现代化布局使命的政治学不应该局限于对行政体制等政治组织、机构的分析、比较上，而要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等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运筹帷幄，寻找现代化发展的适宜方向，同时也为现代政治学的进步找到适宜的向度。这些“练达”、“通透”的见解对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借鉴作用。“他山之石”，能否攻玉？前提是丈量好自家的土地，然后进行比较、参照。
不同于亨廷顿思想家、战略家式的大建构，阿尔蒙德的力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以及达尔的名作《现代政治分析》，则是有着“绣花针功夫”的比较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分别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不过，这两位都是文化驱动论者，他们认为，任何政治远景和制度优化都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牵制，因此，没有历史包袱的国家与地区常常是政治变革的先进“典型”。这三部著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引进的西方当代政治学的名著。当时我们还不得不在这三部著作的版权页上打上“内部发行”的字样。不过即便如此，首印也高达6万册，而且一再加印，可见影响力之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对西方经济学引进的需求不断增长，由此，选择的“艰辛”更加突出。学界眼前为之一亮的是选本的当下性，这套出版于80年代中期的丛书中收入了《理性预期：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不能不说是一杯“鲜榨”的学术果汁。理性预期学派是在美国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凯恩斯主义被认为失灵，而货币主义又被认为提不出应付通货膨胀的有效处方时出现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干预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是一种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我们之所以要介绍这一流派，是因为根据理性预期理论，整个经济学最终的基础应该是信息论。人们通过占有大量的信息作出预期，制定决策，并用以指导整个经济活动。不能不承认，如果把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放在信息论上，那么整个西方经济学将会改观，甚至是发生革命。后来经济学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本罗伯茨的《供应学派革命》，也是对经济学前沿和美国宏观经济管理与运行最新动态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叶，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不仅改变了世界的冷战版图，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意外”的活力与繁荣。而他的经济智囊团里，起用了一批非主流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他们的主张成为里根“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这让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如何认识、评判这样一个缺乏完整性的理论体系、尚处在成长之中的“异端”学派，不仅是学术好奇，更具有中国式的现实改革中“消化吸收”的价值。于是，我们在最快的时间里出版了《供应学派革命》，厘清了这一学派与凯恩斯学派、萨伊定律的分歧与共识，分析了它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应不足的深刻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非均衡理论发展很快，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中不可等闲视之的理论分支，更加重要的是它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之中，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这方面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市场非均衡经济学》和《开放经济中的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两本重要的著作。
总之，20本书的选定就有20个不平凡的故事，20段思想与学术探索的经历。这些故事既有宏大愿景，也有世俗关怀；有深思熟虑，也有意外触发；有个人的青春冲动，也有时代的集体觉悟；有启蒙夙愿，也有学术寄托，由此，编织成为一个美丽的精神花环，留驻在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史长河里，如今回味起来，依然有几分怦然，几分激越。
编辑出版西方当代学术思潮著作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把握好借鉴和吸收的“度”。毋庸讳言，西方学者在社会环境、指导哲学、价值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既不能把“孩子”同“脏水”一起摒弃，也不该把“孩子”同“脏水”一起保留，这是我们对待一切外来东西所应该持有的立场。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本身就已经表明了我们不愿把“孩子”同“脏水”一起摒弃的立场；而在对待把“孩子”同“脏水”不要一起保留上，我们的主张是不要随意地删节原文，而应在“评价”上下工夫来解决“脏水”问题。为此，对每一本书，我们都要求译者撰写“译者的话”，除了介绍每一本书的基本内容和学术贡献外，译者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地评说本书的价值和问题。这套丛书的前20种，在我极其苛刻的要求下，每位译者都写了长篇的评价文章列于卷首。今天回过头重读这些“译者的话”，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特别是其中闪烁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芒。
值得一说的是，这套丛书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翻译学术著作还是件非常神圣的工作，出版社在选择译者时是挑了又挑，试了又试，丝毫不肯有半点的放松，以至许多译著没有三五年的时间出版不了。而我们这套丛书大胆地突破了禁区，在高校的青年学者中物色了一批新的译者，他们有着良好的学术背景和一定的外语能力，经过一段时间试译，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翻译技巧，译出了高质量的本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分两批集中推出了20种图书。这套丛书的不少译者因为译书的缘故，与原作者建立了联系，后来到国外进行深造，并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譬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在翻译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的名著《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时，还是复旦大学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因为翻译此书与贝纳西建立了联系，后去巴黎高师师从贝纳西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成为了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然，这套丛书也催熟了当年的我，使我有机会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和较大的空间内组织各种出版资源，从而在我早年的出版生涯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真应该感谢20世纪80年代那个“思想解放”、“沧海横流”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