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准备打仗
新来的书记
山川河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云朵像浮游蓝天的棉絮。苏制伊尔客机低空盘旋，俯瞰着西部高原，螺旋桨发出剧烈的轰响。机舱里摊着大幅军用地图，地质员用罗盘定位，讲解舷窗下的山脉地貌和水文。国家部委联合选址队的几十位乘客，正在寻觅西迁建厂的基地。
1964年夏季，这样的专机经常掠过西部山峦上空。一场我国建设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迁移，涉及几千个项目和数百万人力，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三线建设，正在紧急部署，神速推进。
葛民治在舷窗内看着荒无人迹的崇山峻岭，紧锁眉头，吞云吐雾，不停地在思考。迁建企业的选址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而他们厂制造的是光学仪器产品，需要大量洁净的水源，迁建地要符合靠山的原则，也得满足傍水的需求，还得有原材料和成品运输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十年。1960年夏，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苏联政府下令召回全部援华专家，按照“老大哥”设计铺排的建设阵仗遭遇了釜底抽薪。从铁路交通、水电矿区、城市规划、石油化工、钢铁冶炼到军事工业，156个中苏合作的重点建设项目，都成了“半拉子”工程。人非草木，有些苏联专家在撤退时，并未按要求将图纸和资料全部带走。军事工业的部分专家，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舰等图纸和资料，悄悄地交给中国技术人员，让人尽快抄写和记录，且有问必答。在海军部队工作的专家走前依依不舍，一位曾得过列宁勋章的战斗英雄还流下了眼泪。有人在上火车之前，把小纸团塞给送行的中国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资料。(1)
摆在国人面前的是，中国必须得自力更生了。而摆在世界面前的是，中国一旦能自力更生，就当刮目相看。
1961年到1963年间，美国的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捕捉到我国罗布泊基地和包头核工厂图像，获知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美方立即召开参谋长联席会拟定了打击计划，包括利用国民党特务渗透和反攻大陆，挑动南北朝鲜边境战争，实行空中打击以毁坏我核设施，动用战术核武器等。美国总统特使还到访苏联，向赫鲁晓夫征询协同行动的意见。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专程赴美，商谈出动空降兵部队配合问题……一系列打击中国的计划紧锣密鼓地推进。1964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
人类世界与地球的沟壑一样，有无数神秘通道和感知系统。几乎在同一时间，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写出了预估战争风险的报告，指出我国有14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一旦发生战争，这些城市立即成为空袭目标，后果会很严重。
中南海对美国的袭击计划反应并不迟缓。地球另一端的躁动，没有动摇毛泽东启动原子弹爆炸实验的决心。在超级大国挑衅计划逐步逼近的阵势下，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随后，他作出了建设大三线后方基地的决策。(2)
1994年，一批尘封30年的美国机要档案因期满而被解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史专家陈东林，在研究和比对中美高层的档案时，看见了中南海领袖们在那些日子里忙碌的身影——
1964年9月16日、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在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3)
上海光学仪器厂主厂房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戈壁滩上升腾而起。
白色的云朵异常耀眼，透过银幕照亮了观众的脸庞。上海光学仪器厂职工也观看了新闻纪录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装备中有上光厂出产的测量仪器，职工们深感自豪。当片中出现各地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场面，观影人也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与这朵蘑菇云有关。
1964年夏天，葛民治从部队转业来到上海光学仪器厂。
光学仪器是人类为提高眼睛的观察能力而发明的，为能看得更远、更清晰，测距更精确。公元3000多年前，中国出现了青铜镜，古人还创造了“立竿见影”的测影定向方法。公元前400年，墨子做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得出结论：光线就像射箭一般是直线行进的。这也是世界上对光线传播的首个科学解释。
第一架望远镜1608年在荷兰诞生，促进了航海事业发展；德国蔡司发明的显微镜，推动了生物学的研究。在牛顿、爱因斯坦引领下，光学理论和技术出现了爆发性增长。而最早出现光学理论的中国，在后来2000年路上毫无风景可言。民用光学工业几近空白，解放前只有寥若晨星的几家小厂，承接一些维修和仿制进口仪器业务。
工业生产制造需要各种量具，而量具的精度须依靠光学计量仪器。新中国的光学仪器制造业，在起步时下了决心要奋起直追。1952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仪器馆时接管了四个小厂，挂牌成立上海实验仪器厂，后更名为上海光学仪器厂，也是我国第一家民用光学仪器制造厂。中央政府在上海杨浦区黄兴路特批100亩土地建造新厂房。时值中苏关系蜜月期，由苏联专家设计造起了一座苏式花园工厂。车间里装有恒温设备和打蜡地板，工人们穿白大褂上班。男职工皮鞋贼亮，女职工裙裾飘飘，像外滩写字楼的职员。花园工厂在杨树浦独树一帜，被周围工厂的人称作“阿飞厂”。工厂还建造职工宿舍，安装了当时上海民宅少有的煤气和抽水马桶设备。幸福的上光人，喊出了建设“东方蔡司”的口号。德国蔡司是一家百年企业，全球光学仪器业顶级标杆。上光人雄心勃勃，源自对新中国的热爱和信心。快速扩展的职工队伍中，不仅有一批能工巧匠，有留洋归来的科技人才，每到毕业季还有大批高校和中专技校生前来报到。到1963年建厂十周年之际，已经能制造较高水平的显微镜、光学计量仪器和物理光学仪器类产品，赶上了同期民主德国的光学仪器制造水平。
葛民治正是此时被派往上光厂，肩负带队登高望远的重任。“东方蔡司”的目标召唤着上光人突破艰难险阻，虽然基础薄弱，难度不亚于攀登珠穆朗玛峰。
葛民治是个老兵，抗战时期就冲入枪林弹雨，度过25年军旅生涯，再转业去上光厂任党委书记。走出南京军区大院时，他心中很是不舍。早晚间悠长的军号，宽敞整洁的营房，还有生龙活虎的兵蛋子，见到他就会啪地一下并拢双腿，立正、敬礼！
他也喜欢上海，这是他与夏维相识和结婚的地方。转行搞工业，对他而言也是挑战，但老革命的词典里没有“惧怕”二字。葛民治和夏维带着五个孩子、两个保姆，从南京搬往上海。
夏维（葛民治夫人）：
老葛1936年在浙江宁海中学初中毕业后做小学教员，受革命思想影响，读了不少进步书报。1938年10月，他和几个学生干部一起，冒着大风雪步行去皖南新四军军部，1940年在沙家浜连担任了大队指导员和营教导员。1943年，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支队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在第九团政治部当副政委，参加了解放泰安、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等多个战役。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老葛是上海军管会秘书处第二科科长，当年12月调任解放军第九兵团警卫团政治处主任兼副政委，参加抗美援朝时任九兵团警卫团政委。
葛民治1945年摄于浙东根据地
我比老葛小10岁。我父亲是浙江医科大学首届毕业生，创办了宁海县第一家西医院。1947年，我高中毕业去上海想考大学，那时到处在闹学潮，听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有进步组织，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经常去上课，我就进了这所学校。地下党鼓励进步学生去解放区，我和同学就去了苏北根据地。我们穿上军装，端着小板凳开会学习，吃饭时地上放个脸盆，装着简单的菜。生活很艰苦，但一切都很新鲜，我们主动对照和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分头去周围村庄做群众工作。1949年4月，解放军部队过江打仗，我们这批学生在23日去百汇港乘船。木船离开岸边时，码头上人山人海。山东、苏北的民兵和农民都在等着过江，推着独轮车给部队送给养。到了江阴，有些人留下搞土改，还有人进了文工团。在苏北我得知父亲去世，心里很难过，但是到了上海我才去请假回家。在军管会开通行证时，我见到了葛民治，他在秘书处当第二科长。听口音，我们是同乡，原来我哥哥和他还是中学同学。老葛给我写了通行证，他的字像颜体，很端正。后来他托一位战友来找我，要和我谈恋爱。当年9月，我们结婚了。组织上在上海西郊的中国银行宿舍分一间房子给我们，平时我们各干各，周六才回家，我去管理处领些面粉回家做饺子。我在第九兵团直属队当文化教员兼搞宣传，兵团驻地在四川北路的上海港口司令部。
朝鲜战争爆发时，第九兵团团以上干部去山东曲阜集训，老葛也去了，在孔庙的大会上朱德总司令亲自动员抗美援朝。然后老葛和我都去了沈阳，等待过鸭绿江。两个星期后，我们乘上了闷罐子铁皮货车，那时我和老葛还在一节车厢。安东到新义州的大桥被炸坏了，我们在通化上船，渡江到了朝鲜。很快老葛就去前线了，和第一批入朝的东北部队一起参加了长津湖战役。
我在俘虏管理营工作，有些美国兵一直在闹，我们就做思想工作，问他们为什么来这里送死？你们在为谁打仗？我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叫他们写下部队番号，解放军优待俘虏，表现好的话可以吃白米饭。那时美国俘虏比我们战士吃得都好，志愿军吃的是高粱米。兵团司令部的食物从国内运过去，后勤部门搞了个仓库，有白面粉和牛肉罐头。如果行军走不远，可以去领一些，在那里洗个澡。但下面部队物资供应跟不上，他们有时从老乡挖剩的地里找土豆，吃辣椒叶子，有时连盐都吃不到。
葛民治与夏维有一张戎装合影，两人胸前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夏维的军帽边垂下一对粗麻花辫子。照片背面写着“结婚周年纪念”，摄于上海蝶来照相馆，1950年9月。照片拍完后，两人同赴朝鲜战场。临行前，夏维给丈夫赶织了一件厚毛衣。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时，“旱鸭子”葛民治抓住战马的尾巴，走进冰冷彻骨的江水。美军战机在空中俯冲，他的军帽都被打飞，军装上留下子弹穿过的焦痕。一起涉水的战友瞬间就被击倒，把江水染得通红……刚渡过北汉江，联合国军集结了13个师沿江夹击过来，葛民治率部队坚决阻击，保护前线部队撤回，转移伤员和物资。连续53天的阻击恶战，无休无眠，他的厚毛衣冻成冰茬，一缕一缕掉下来。整个人也像被冻坏的毛衣，头发成片掉下，牙齿都松动了。前线归来后，他被送进医院时已弱不禁风，医生叫夏维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最终，他活回来了。
战争过去之后，两人双双获得了深造机会。夏维被送往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等下一届校友入学时，校名已改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共和国进入休养生息的和平年代，一切都在临摹苏联老大哥，俄语成了摩登的国际语言。夏维在俄专读了一年多，先分到外交部，后被调往一机部苏联援华组当翻译，跟随引进项目前往基辅和乌克兰。葛民治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接受北京的政治熏陶。一年半后，他被调任南京军区炮兵师当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勋章。这时他们的大儿子刚刚出世。在不断调防中，葛家五个孩子分别出生于北京、蚌埠、苏州、无锡和南京。夏维和孩子们也习惯了不断搬家的随军生活。
葛民治与夏维结婚周年照摄于1950年
1964年8月23日，葛民治全家搬往上海时，行李只是几个铺盖和换洗衣服。20多只肥皂包装木箱里，除了一些家用杂物，都是葛民治的书籍和学习笔记。9岁的儿子大庆刚要读三年级，就告别了南京师范学院附小，当地最好的小学。火车停靠苏州站时，葛民治下车买回一个大麻饼，给在苏州出生的4岁女儿葛兰，那天是她生日，旅途的大麻饼就这样替代了生日蛋糕。他们住进了杨浦区黄兴路上的上光厂宿舍。两套单元房里配有橱柜、桌椅和床具，家具的角落背面贴有带编号的标签，这是供给制下革命干部的待遇，材质和款式粗糙简单就像办公用具，但走过血雨腥风的革命干部胸怀大志，步履匆匆，对世俗生活细节毫不讲究。他们随时都可能接受调遣，每次搬家都不是归宿。
夏维的部队转业证
左邻右舍的上光人家，向新来的干部家庭投以好奇的目光。新党委书记和娇小玲珑的妻子，说着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职工们很快就发现，这位身材魁梧的老干部，作风大刀阔斧，目光能钻入人心。有职工称他葛书记时，他不容置疑地挥手说，叫我老葛。
大家就称他为老葛，或加上“同志”，老葛同志。那时的“同志”，就是一种敬语和尊称。
葛民治走进有几十台机床的大车间，驻足观察。车刀转换角度逼向旋转的工件，在相撞和角逐中，毛坯成为精致的零件。他看得津津有味。摇着机床手柄的工人，将工件反复打磨后，才露出几许自得。葛民治问道：“这个17勾是什么产品？”
工人师傅朝他看一眼，说：“这不叫17勾，叫17J。”
他嘿嘿一笑，挠挠头。
时任厂党委秘书张庆元回忆说：
老葛到任后，每天都在厂里转，熟悉生产环节，向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问长问短，还向刻度专家宋长标等人讨教，熟悉了全部生产流程后，才召开第一次全厂职工大会。老葛发言时不用讲稿，从抗日战争说到解放战争，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现状，从革命谈到工业生产，从全厂生产讲到车间地上的油污……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过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女工打毛线，也没人看报纸，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会气氛。走出会场时大家都说，这位新来的党委书记对情况的掌握，比有些老上光人还全面。
092会议
葛民治转业来到上光厂时，一项绝密的军工任务正在艰难推进中。
苏联曾与我国签订了军事合作的《二·四协定》，其中海军潜艇助建项目，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生产潜艇，但关键设备——指挥潜望镜和导航潜望镜，由苏联直接供货。密封的潜艇上没有窗户，就靠一对潜望镜伸向海面，测定方位并指挥作战。潜望镜构造复杂精密，是光学仪器中的皇冠，世界上只有可数的几个国家有制造能力。苏联方面停止执行合作协议，潜望镜供货就成了泡影。
北京没有向莫斯科屈服。
1960年11月的北京寒风萧瑟，国防科委主持召开092会议，研究如何自力更生，组织研制军工重大项目中的关键设备。时年27岁的工程师李世英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记录下参会情况。
李世英（时为装配车间工程师）：
1960年11月2日，我随代厂长谢云初到北京参加092会议，参加会议的光学行业有10余家大型企业和援建机构的代表。会上重点研究国家急需的7项大型的光学仪器装备，论证我国光学仪器制造业和原材料的水平，能不能把这些高、大、精、尖大项目制造出来。会议进入到落实具体项目的研制单位时，目光都集中到潜艇潜望镜上，对此项目，都感到为难，纷纷申诉所在单位客观上存在的困难。一位工程师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生中，恐难见到国产的潜望镜了。
青年李世英
上光厂是参加会议的光学行业中唯一的一家生产民用光学仪器的工厂，各方面的条件当然比其他兄弟军工单位差多了，但是我认为：即使这样，上光厂不也相继生产出了过去望而却步的数十种国家急需的光学计量仪器和物理光学仪器，这几类光学仪器的复杂程度和难度，虽不及潜望镜那么高，但也是有相当特色的。无论潜望镜的结构如何复杂、零件的加工难度如何大，战术技术性能要求如何高，总是一项具体的产品，而且国外已经制造出来。再复杂的结构，也可以看作为若干个小产品的组合，也就是把复杂化为简单。
我向谢云初建议：国家急需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要承担任务，就挑大项目潜望镜。谢云初认为：高水平产品的研制和生产，能不断提高企业的研制能力和制造水平，通过承接大型军工产品，借其东风，可加速上光厂的发展。
在会上，谢云初操着浓重的无锡话说：我们上光厂虽是生产民用光学仪器的企业，当国家急需的时候，也应尽一分力量，我们地处沿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们愿意为潜艇潜望镜作些工作。
我在会上提出：从调研入手，熟悉该产品的情况，摸清难点，分析国内制造能力和水平，提出研制攻关可行性协调方案，由国防科工委通过一机部协调下达研制任务。(4)
潜艇是全密封的水下作战武器，每艘潜艇上装两台潜望镜，一台搜索海面，发现和瞄准水面目标。另一台观察天体确定座标，能进行摄影。苏联海军有一张著名照片，是潜望镜拍摄的纽约自由女神像，以此炫耀冷战时期苏军潜航进入美国沿海的能力。以60年代中国的光学仪器制造水平，研制潜望镜的难度系数如同揽月上青天。地下党员出身的谢云初厂长的表态，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年轻的李世英阔眉大眼，魁梧挺拔，是新中国培养的技术人员，也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工作狂。李世英1934年生于河北唐山，五岁成了孤儿，由盲眼奶奶拉扯长大。14岁就由姐夫作主，与毕家女儿定亲。毕老爷子看小女婿耳聪目明，就叫他读书学文化。几年后李世英考上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试验工厂技校，哥哥要砍掉一棵树给他作盘缠。毕老爷说使不得，这树能造房子上梁，是一家人的指望。老爷子跑到地里挖山芋换钱，送女婿北上求学。李世英在班上成绩拔尖，毕业分到上光厂，继续攻读夜大学，很快就成为新产品研制的装配骨干，晋升为工程师。
这时，妻子毕秀琴才从河北前往上海，与分居了几年的丈夫团圆。
毕秀琴（李世英之妻）：
1956年，我带着两个孩子来上海，下了火车却没见着李世英。我听不懂上海话，正不知往哪走，听见有人叫我，同事拿着照片发现了我，说老李在出差，把我们接到上光厂，先在同事家落脚。那段时间他很少着家，我也从不问他去哪儿。有一年我怀孕足月快生了，是个星期天晚上，他还在家和同事谈工作。我突然感觉肚子痛，出了一身汗。我对女儿悄悄说了一下，自己跑去控江医院，把孩子生出来了。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医院，带了自己动手包的饺子，好像有点对不住我的意思，可是很快又忙开了！月子里买菜、洗衣服，照顾孩子，都是我自己来。孩子还没满月，他又出差去了。
李世英在大连造船厂的潜艇上，潜心研究苏制潜望镜。国家尚未下达研制任务，上光厂已在部署技术准备工作。副厂长范世福带领技术人员去船厂和舰队，考察能够见到的实物，增加感性了解。
范世福解放前在私营中光厂任技术厂长，深得老板赏识。工厂被接管后，他成了国企员工，后来被任命为副厂长。他心怀感恩，起早摸黑，勤勤恳恳组织生产，碰上难干的活，就跑到车间里做示范，还加入了共产党。研制潜望镜，有许多从未接触过的零件和材料，还有复杂得不知从何下手的工艺步骤，这些年研制开发的新项目加起来，都不及这个大家伙的一个零部件。范世福日思夜想，愁眉不展。当他揣着一摞图纸，去锦江饭店向一机部领导汇报时，见多识广的两位部长都被惊到了。
范世福记录过当时的经历——
1960年11月，092会议结束后，谢云初在厂党委会上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及准备承接潜望镜研制任务的具体想法。厂党委对此项任务非常重视，要求我立即组织人员到海军准备承接潜望镜。在基地对潜望镜实物进行察看，以便对研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比较充分的准备。我随即组织装配工程师李世英、金加工工程师孙东海和负责军品结构设计的陈士民，一行四人先到五机部五局资料室查看潜望镜的图纸资料，详细了解潜望镜的结构特点及性能要求；然后到大连造船厂考察苏联制对空导航潜望镜及星光导航潜望镜；到旅顺海军基地考察其他几种不同型号的潜望镜，并到上海舟山海军基地进一步了解潜望镜的战术技术性能。海军指战员得知国内准备研制潜艇潜望镜时，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期望，当我们看到我国海军装备相当落后，几艘苏联援助的潜艇都是30年代的产品，只能用来作训练工具时，内心充满忧虑，也深感自己责任之重大。通过考察和充分研究，我们认为除大镜管外，其余零部件的加工和装配尽管很困难，但是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1963年4月，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沈鸿到上海，了解并协商潜望镜研制问题。我和李世英带全套蓝图到锦江饭店汇报，一到部长住处，沈鸿就急于要看图纸，潜望镜是细长的结构，尽管绘图时已缩小尺寸，但仍是那么长。图纸在办公桌上是展不开的，只好平展在房间的地毯上。沈鸿随即蹲下来，一边看图，一边说：喔唷！原来是这么一个家伙！镜管全长近9米，外径180毫米、镜管壁厚10毫米，是用不锈钢材料制造、镜管全长的弯度不超过0.25毫米，每米的弯曲度不超过0.12毫米。沈鸿收回了手，凝视着图纸，连声说：不好搞！不好搞！周子健站在一旁问，怎么样？沈鸿一面站起来，一面把手放在头顶又把手放回到额前说：就是这个水平！就是这个水平！(5)
第一办公室
上光厂为潜望镜前期技术准备，专门建立保密单位“第一办公室”。初期94名成员中，有30位来自第七研究院、江南造船厂和北海舰队。在光学仪器界两位牛人赵元和马燮华领衔下，展开技术准备工作。
赵元老年届花甲，蓄着山羊胡子，一副名士气派。1933年，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物理仪器工场，将赵元从燕京大学请来，研制出光学平行平晶和千分之一克镀金天平仪，两件成果还送去哈佛大学展览。赵元被任命为上海科学馆馆长和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解放后在上光厂总师室工作。
马燮华夫妇摄于1954年
时年45岁的马燮华身板敦实，戴秀琅架眼镜，说老派上海话。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马燮华离开沦陷中的上海，经海路绕香港和越南，辗转抵达云南，去国立西南联大报到。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生。西南联大教授皆为名师大家，茅屋校舍由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马燮华描写过联大生活：“工学院在城东，与其他学院是分开的，依旧保持着清华大学的作派，每门考试会有三分之一学生不及格。加之在二、三年级时经常空袭，而功课又特别繁忙，经常在逃警报时读书做习题，养成了艰苦学习的读书习惯。”
西南联大办学八年中录取过8000余名学生，在严苛的教学体制下，只有3882人拿到毕业证书。马燮华毕业后入职昆明53兵工厂，担任技术员、所长和设计室主任。后来通过政府教育部考试，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录取，正要启程深造，碰上金圆券发行停止结汇，错过了入学时间，随后被派往考文垂精密机械工具厂进修。考文垂是英国军事工业中心，在战争中遭到了狂轰滥炸。马燮华穿行于废墟瓦砾间，去图书馆搜集技术资料，订购专业杂志和书籍。1951年，他带着一批资料返回新中国，参加中科院光学仪器馆筹备，循着中国光学事业的起步，去北京地球物理实验室、中科院仪器馆（长春）等地工作，再被派往上海实验工厂。
马燮华的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苏联专家在撤退时，留下了潜望镜安装和验收图纸，但从原材料准备到零部件制造，包括加工工艺、试验装备、辅料成分和配制工艺，以及检测方法和工具等关键技术和步骤，全部空白。“一办”人员要根据有限的图纸和资料，对所有空白作出应答。
在一次阶段性的图纸部审会上，一机部四局局长翁迪民握住马燮华的手说：“这是国家重点项目，老马，你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把产品搞出来啊。”
马燮华知道这句话的分量。(6)
潜望镜装配图纸和参考资料加起来就有9934页之多。翻译组的译员都是新中国培养的专才。杜文藻1953年考入上海第二公安军校俄语班时，教师有在沪生活多年的白俄，也有苏联派来的专家。军校毕业后，他在广州边检部队工作，1964年，转业到上光厂“一办”。年轻的译员们大都像他一样没有接触过光学和机械加工用语，都是边学边干。
图纸资料的校正及准备中涉及大量光学计算，浙江大学毕业生裘耀庭用简单的计算工具，穿梭于浩瀚题海中。
裘耀庭（时为技术员）：
在开始进行光学系统复核设计时，必须进行大量的光路追迹，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只有几台人工手摇计算机，后来才有了电动计算机，我们这些设计和技术员每天要完成大量的计算。以探索其原图纸的设计思想，最后求得光学系统的相差数据，交给光学图纸校核工程师陆汉民，再上报负责光学系统的赵元老先生作决策依据。
产品样试时，国内没有耐辐射的光学玻璃，只能采用不同型号的普通光学玻璃进行样试，并对选用玻璃的光学性能：折射率、光学均匀性、应力、气泡、条纹等指标进行测试，选取合格材料。为保证样试一次成功，我们根据实测数据，再次进行光路追迹计算，求得相差值。几个月下来，计算资料叠起来可与人比高低。那时一办是全封闭式办公，我们每人有一只专用文件箱，下班后集中保管。
冗长的技术准备过程中，难题接二连三浮出水面。
1963年6月，两位一机部领导审看图纸时深感震惊，返回部里作了重新评估。不久，一机部党组向国务院递交报告，对上光厂承制潜望镜的问题作了详细分析，提议将研制任务归去三机部。当时主管航空工业的三机部，已接下首批4种型号潜望镜中3台研制任务。专事民用和重工业的一机部，意在让上光厂集中力量发展通用光学仪器，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国务院正式下达任务时，还将2种型号的潜望镜承制一并派给上光厂。
此时，共和国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尚未复元，战争威胁接踵而至，边境线上乌云笼罩，暴风骤雨随时会到来。部委之间的统筹与协调已经没有时间了。
定址贵阳
葛民治（时任上海光学仪器厂党委书记）：
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作出了“关于调整沿海、集中力量建设内地”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光学仪器厂承接了研制生产海军潜艇潜望镜的803工程，要求在1966年以前完成试制阶段，做好成批生产的准备，而上光厂缺乏适合的803产品装校、实验的场地和设备，需要新建。根据建设内地的战略部署，一机部决定803工程应建在内地，于是从1964年7月起先后派出厂领导干部去内地选址。由我率队到大西南的四川、贵州进行考察。(7)
多年以后，葛民治对长子大庆说过在勘察中遭遇的一次险情，飞机在强气流中突然失控，在群山间不断抖动，忽而拉升，又骤然下坠。机长不得不告诉考察队员们，起落架打不开了，降落时可能有危险。所幸最后有惊无险。葛民治说起这事语气平淡，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浙江大学光仪系调干生陈商诚，跟随葛民治参加了迁厂定址的考查。
陈商诚被保送上大学之前，在部队当了十年兵，曾给于得水将军当过秘书。于得水是长篇小说《苦菜花》的人物原型，这本书在当年非常流行，陈商诚的这段经历便很引人注目。与同届进厂大学生相比，陈商诚年长几岁，显得比较老练，浓重的浙江口音又有很高的辨识度，葛民治把他从几十名大学生中挑了出来。
陈商诚（时为浙江大学调干生）：
1964年我到上光厂没几天，厂办就通知我出差，关照我带上毛衣，要求我对这次行动保守秘密。出发时我才知道，这次是跟葛民治和谢云初厂长一起去西部为新建厂选址，还要造潜望镜总装大楼，对地基稳定性要求特别高。我们坐的飞机上，还有国家部委领导和另几家上海企业的干部。第一站降落在宁夏省会银川，当地政府很欢迎上海企业迁过去，提供几个地方让大家分头去看。我们去了银川拖拉机学校，地方还蛮大的。一圈转下来，葛民治就说不行，灰沙太大，不利于光学仪器生产。私底下他对我们说，这里没有米饭吃，上海人不习惯。
然后我们从银川飞去重庆。飞机穿过崇山峻岭，底下小路像根绳子在山里绕来绕去。潜望镜是要运出去的，装起来十多米长，盘山路上转不过弯来，所以重庆地区也不考虑。第三站走公路，从重庆北碚翻过大山去贵州。那天集合出发时，光是轿车就有五十多辆，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在川黔山区盘来盘去。有些路段一边是绝壁，另一边是悬崖，十分危险。中午在遵义歇脚，那地方从来没有这么多外面进来的人，区委书记和区长都忙得团团转。吃过午饭，有几家企业就留在遵义看地选址了。
傍晚到达贵阳，我们住进891省委招待所。当时贵阳市中心只有一个喷水池，一条十字街。百货大楼、银行、邮局、新华书店都在一块，还有几家旅馆和饭店。晚饭餐桌上有米粉，还有一大盆米饭，老葛、谢厂长都是南方人，看到米饭很高兴。在贵阳，老葛最先看中的是花溪宾馆，就对省委周书记说，把花溪宾馆给我们吧！书记和老葛是上海军管会战友，当场就答应了。花溪宾馆是民国时期建造的宾馆，周边有山有水，还有溪流瀑布，环境很好。但另一家军工企业也看中了花溪宾馆，还向上面交了申请报告。为避免矛盾吧，结果谁都没拿到，花溪宾馆就被保留下来了。我们去看另一处市委党校，在偏远的乌当区，从市区过去十公里，汽车上坡下坡，颠来颠去，向导叫下车时，我们一脚踏落在泥土坡道上。路边有座破旧的砖房，边上是茅草屋杂货铺，还有卖牛肉粉和油饼的小铺子。用石头块搭出一只小院子，里面养鸡鸭和猪，臭烘烘的。向导朝一只山脚拐口指指说：“你们进去吧，市委党校在里面。”上海仪表局的领导挠起头皮，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生产光学仪器？”连看都不想去看。
葛民治挥手说：“走，我们进去看看！”谢厂长和我跟着上了坡道。拐到里面一看，有一排平房、几间小房子，周围全是起伏的山包。那天正好碰上赶集，寨子里很热闹，少数民族在卖蔬菜、苞谷、米粉、辣椒，还有鸡鸭、猪肉和烟熏腊肉，都摆在地上。鸡蛋用稻草扎成一串串，几分钱一只，一块钱可以买到一只活鸡。在刚刚过去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上海自由市场上鸡蛋卖到5毛钱一个，什么都凭票供应，这个集市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陈商诚回到上海后撰写选址考察报告，在贵阳新添寨市委党校之外，还描述了江西鄱阳湖和宜春两处。鄱阳湖口有大片湖区，很适合光学仪器生产；宜春的供选点紧靠火车站，交通运输方便。葛民治希望在后两处择一建设新厂，但最终未能如愿。江西属于小三线地区，而一机部直属企业必须迁往大三线。
此时中国的版图被划出了三条线，东部沿海和边疆地区为一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地地区为三线，其中川、贵、陕、甘是“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为“小三线”；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是二线地区。为应付可能到来的侵略战争，原本重点解决国民“吃穿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转向了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8)
1965年1月，一机部正式下达通知，将上海光学仪器厂人员和设备一拆为二，半数迁往贵阳建造新添光学仪器厂。新企业由上光厂包建、包迁、包投产，这也是大三线建设的通行做法。
(1) 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
(2) 参见《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
(3) 参见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
(4) 参见李世英《上海光学仪器厂承接潜艇潜望镜研制任务和总装车间的设计建设》
(5) 参见范世福《潜望镜第一次研制成功的主要原因》
(6) 参见马燮华《潜望镜研制的技术准备工作》
(7)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 创建新天》
(8) 参见陈东林《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