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流传下来的诗歌就超过五万首。这样浩繁的卷帙，就是专门研究者，也难以全部诵读，故从唐代开始，唐诗选本就层出不穷。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者莫过于清人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原署“蘅塘退士编”。据《名儒言行录》《梁溪诗钞》及《光绪无锡金匮县志》等书记载，孙洙（1711—1778），字临西，又作苓西，号蘅塘，晚号退士，无锡人。少时颖敏过人，然家境贫困，冬日读书时常常握木块于手中，以为木生火可以御寒。乾隆九年甲子（1744）以庠生考中顺天举人，授景山官学教习。十年乙丑（1745）明通榜，除上元县教谕。十六年辛未（1751），中吴鸿榜进士。他是同乡硕儒吴鼎（号容斋）的高足弟子。历任直隶卢龙、大城及山东邹平知县。所到之处，都能咨访民间疾苦，与百姓谈叙如同家人一般。任大城知县时，捐钱浚河，民享其利。他在处理公事之余，专心读书，不改书生本色。后又任江宁府教授。孙洙一生，虽为官数任，终究淡若寒素，两袖清风。每逢离任时，百姓都攀辕泣送。平生工诗文，擅书法，书宗欧阳询，诗学杜少陵。诗入《梁溪诗钞》，著有《蘅塘漫稿》。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辑《唐诗三百首》。其继室徐兰英也工诗善画，并对《唐诗三百首》参以见解，互相商榷。孙洙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

《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原序称其编选的目的是作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因此所选之诗都是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问世以后，就风行海内，流传之广，罕有其比，二百余年来，未曾稍衰。该书收诗家七十七人，而选诗数量，现传各本，稍有不同。其原编共三百一十首，其后章燮注疏，又增七首，清李盘根注本增至四百首。其实，后增之诗，并不符合孙洙本意。因为他编选《唐诗三百首》，是要继踪《诗经》的传统。朱自清先生曾作《〈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以为编者在模仿“三百篇”。《诗经》三百零五篇，连那有目无诗的六篇算上，共得三百一十一篇；《唐诗三百首》所选三百一十首，绝不是偶然的巧合。编者是怕人笑他僭妄，所以不将这番意思说出。

《唐诗三百首》原书有注释和评点，出于孙洙之手。注释以注事为主，未及释义，且非常少，对诗歌的阅读与欣赏没有多大益处。评点则加于诗旁，指点作法，说明大意，品评工拙，很有启迪后学之功效。此外，还有一些圈点，指出好句和关键句，对于初学者也有一定用处。

《唐诗三百首》作为一个著名的选本，不仅有编者的选诗标准，而且体现了选家的诗学观点与当时的诗坛风气。其选诗标准与诗学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取正不取变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目的是便于初学，因为学慎始习，故入门须正。当时的家塾学童，后来可能参加科举考试，并步入仕途，因此从小学习，思想就必须纯正。为了适应这个要求，违背儒家正统思想的诗都没有选入。本着这一原则，编者对于盛唐诗，尤其是李杜诗选得最多，而对中唐时期代表诗坛“新变”的诗作选得很少。白居易诗仅选六首，元稹四首，韩愈五首，柳宗元五首。数量不仅与盛唐无法相比，甚至比晚唐李商隐的诗还少了许多。现在有些书常常批评《唐诗三百首》很少选反映历史风貌与民生疾苦之作，如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等，实则是不了解该书的选诗标准而枉为批评之词。《唐诗三百首》的蓝本是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沈氏之作即以儒家的“温柔敦厚”作为选诗宗旨，更宗盛唐、主李杜。但孙氏也不为沈氏所囿，而是有所突破。如沈氏不选李商隐《无题》、杜牧《赠别》，盖因其从礼教出发，摒弃艳情之作，且矫枉过正，以至描写恋情之诗也弃之不取，而孙氏则更注重艺术，注重影响，故选诗较为公正。

二、取易不取难

《唐诗三百首》既为家塾课本，为一般学子指导治学门径，故所选诗都是“脍炙人口之作”，并无艰涩难懂之句。选诗时，大概遵从取易不取难的原则。凡是历史背景过于复杂、典故本事过于广博、文理过于艰深、用意过于隐晦之诗，都不在选取范围。所选之诗，都是当时一般学童易于理解的。在艺术形象方面，凡怪怪奇奇、质木无文、缺乏审美价值的作品也不选入，所选作品的艺术形象都能为一般读者所欣赏领会。在声调方面，凡佶屈聱牙、不便吟咏、难于记忆者都不选入；所选者一般都是音节和谐、富于音韵感的作品。在语言方面，也选取一些较为通俗而不是故意作难的文字。有些书认为《唐诗三百首》的缺点还在于没有选杜甫的《洗兵马》《北征》《石壕吏》等作品。其实并不是编者没有注意到，而是这些作品比较艰深，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即如《石壕吏》一篇，虽然现行中学课本中有选入，阅读起来较为通俗易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其诗韵而言变化较大，不易掌握。王力在《诗词格律》中分析其换韵情况时说：“‘村’，元韵；‘人’，真韵；‘看’，寒韵；真、元、寒通韵。‘怒’‘戍’，遇韵；‘苦’，麌韵；麌、遇通韵。‘至’，寘韵；‘死’‘矣’，纸韵；纸、寘通韵。‘人’，真韵；‘孙’，元韵；‘裙’，文韵；真、文、元通韵。‘哀’‘炊’，支韵；‘归’，微韵；支、微通韵。‘绝’‘咽’‘别’，屑韵。”（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0页）这样的换韵方式，只有如同大诗人杜甫这样功力的人才能够驾驭，而后人学习，只能望而生畏，更谈不上学习模仿了。其不选的原因即在此。编者所选的每一首诗，都是动了一番心思的。

三、取情不取理

编者在序中特别提到了《千家诗》，说它的优点在于“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随后又批评其唐宋兼选，殊乖体制，工拙莫辨。故孙洙选诗，专主唐人。孙洙摒宋而专选唐人，是与其选诗标准主情相关的。一般认为，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取胜。通观古代诗歌，历代作者，多有制作，各自名家，而大致不能超越唐宋之范围，诗选家也不得不于此有所抉择。孙洙处于王士禛、沈德潜主盟文坛之际，宗唐派处于极盛阶段，流风所及，自不得不受其影响。而且当时的科举考试，也深为王氏神韵说、沈氏格调说所左右，颇为崇尚唐诗，故士子学童不得不由此路而行。孙洙身为教谕，自不得不出入于沈、王之间，而以宗唐为其选诗宗旨。因此，选诗时当然以表现唐诗主情的特点为主，凡丰神情韵、格调高雅之作，皆入选其中。而孙洙极力诋毁《千家诗》“殊乖体制”，主要原因在于《千家诗》所选之作，多为杜甫开宋诗法门的七律以及具有理学意味的七绝。但对于富有理趣的佳制，孙洙也是注意到的，如选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杜牧的《赤壁》、李商隐的《贾生》等作。可见编者既以唐诗的格调情韵为主，又门庭较广，才使《唐诗三百首》能取代《千家诗》而广泛流传，风行海内。

因为以指示诗学门径为目的，故《唐诗三百首》以分体编排为主要特点。当然，这不单纯是简单分一下体裁而已，在选目方面也各有侧重，全书编配各体诗的数目各不相等。尤其是五言律诗的数目超过七言律诗的数目很多，几近一倍，七言绝句与乐府又相反，超出五言绝句很多。我们拿《全唐诗》各体的数量进行对照，就非常明白，这并不是编者的偏好，而是反映了唐代各体诗发展的情形。因为唐诗中五言律诗与七言绝句流传下来的多，可选的也就多，五绝与七律则相反，故所选则少，从中也可以看出选家的匠心。了解这种情形，就可以知道，《唐诗三百首》所选符合唐诗发展演变的规律。

《唐诗三百首》入选之诗，一般都具有代表性，尤其能够表现“盛唐气象”。盛唐时期的重要作家几乎无一遗漏，所选的作品也很多。此外，初唐及中晚唐的作家也颇能兼顾，入选者也都是代表作品。对于同一位诗人，能注意到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如王维，首选突出他恬静闲适的山水诗，也选了《洛阳女儿行》《老将行》《桃源行》等早期清丽雄健的作品，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其诗的整体风格。

在每一种体裁中，选取的诗人与诗作也各有侧重。如五言古诗及乐府共四十首，初唐仅选张九龄《感遇》二首，中唐韦应物以下选十一首，其余二十七首都是盛唐诗，晚唐一首未选。七言古诗及乐府四十二首，初唐仅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一首，中唐韩愈以下选七首，晚唐仅选李商隐《韩碑》一首，其余三十三首都是盛唐诗。这是因为晚唐以下诗人大多才短，尤致力于律绝，古诗之佳制极少，只有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少数作者的古诗堪读。即便如此，也不能与盛唐诗人颉颃，故有《韩碑》一首，亦已足矣。五言律诗八十首，分布较均匀。七言律诗及乐府五十一首，初唐除沈佺期《独不见》外，一首未选，盛唐二十二首，中唐刘长卿以下十四首，晚唐李商隐以下也是十四首。因为律诗成熟较迟，七律尤迟，故初唐较少，晚唐人多致力于律，故与古诗相比，律诗选晚唐者要多得多。至于绝句，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佳制特多，故选得也多。

《唐诗三百首》所选之诗，题材广泛，分配也颇均匀。如唐代士人入仕前的隐居、干谒、应试，入仕后的恩遇、迁谪的情况，以及忧国忧民的感情、思慕归田的思绪等都有所反映。比较普遍的题材，如相思、离别、慕亲、友爱、怀古、咏史等，也选了不少。唐代社会生活的特殊方面更不放过。如唐代音乐、绘画、舞蹈特别发达，诗中颇有反映。该书就选入了李颀咏音乐诗三首，杜甫咏绘画诗二首，咏舞蹈诗一首。这些都有助于学子和一般读者了解唐代的社会生活，也能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

孙洙选诗，还非常注意平仄韵律，全书以平仄韵律符合规范者为主，也兼及拗体，为学诗者提供法式。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诗，遵循“不以词害意”的原则，也酌情选入。如崔颢《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句连用六个仄声，“白云千载空悠悠”又以三平结尾。当是脍炙人口，故不抛弃。又如李商隐《韩碑》“誓将上雪列圣耻”，一句七个仄声，“封狼生生罴”，一句七个平声，《唐诗三百首》也选入。这不仅因为此诗是李商隐的代表作，更主要的是在晚唐七古中算得上“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之佳篇。

《唐诗三百首》问世以后屡有刻印，注本也有不少，其要者有：（1）《唐诗三百首注疏》，清章燮注，有常州宛委山庄本、光绪十年（1884）湖南学库山房校刊本等；（2）《唐诗三百首补注》，清陈婉俊注，光绪十一年四（1885）藤吟社本最为精审；（3）《注释唐诗三百首》，清李盘根注，刻本极少，有清咸丰庚申（1860）三元堂刻本；（4）《唐诗三百首详析》，近人喻守真注，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5）《新注唐诗三百首》，朱大可注，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3月出版；（6）《唐诗三百首新注》，金性尧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7）《唐诗三百首集释》，台湾严一萍注，台湾艺文印书馆1991年1月出版；（8）《唐诗三百首鉴赏》，台湾黄永武、张高评合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印行。

自清代以来，还有不少续选之作，较早的是清于庆元《唐诗三百首续选》，光绪四年（1878）北京龙文阁刻本；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新选唐诗三百首》；马茂元、赵昌平《新编唐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85年刊行；吴战垒《唐诗三百首续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刊行，等等。尽管这一类选本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都不能代替《唐诗三百首》。

笔者编注这本书，意在综合前人与今人注本的各种长处，加以自己的品评，试图为读者提供一部切合时用、知识性与鉴赏性相结合的注本。注释体例大致包括作者介绍、注释、点评三个部分。

一、作者介绍

主要介绍诗作者的生卒年、字号、郡望、籍贯、科第、官历等。在撰写诗人介绍时，除据编者所收资料加以撰写外，主要取资于以下几种书：一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至1990年出版；二是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三是周祖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陶敏所著《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出版。

二、注释

诗中地名、人名，尽量加以注释，典章制度也酌情涉及，语词典实较为冷僻者略加诠释，以为一般读者阅读之助。《唐诗三百首》注本极多，有事注，有义疏，有简注，有详析。我们的注释自难突破前人的范围，因为注释与研究不同，前人注释正确者，你就不能再别出心裁加以改变。因此，本书的注释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加以选择，前人已注者择其优，前人未注者补其阙。虽然注释时翻阅了大量资料，但很多是对前人的注释重新核实了一下原书，或重新证明了一下正确性而已。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注释书中也是常见的。

三、点评

点评主要是编者对诗歌的提示，或指出背景，或揭示主题，或分析大意，或对争论的问题发表看法，或从审美的角度进行鉴赏，目的是帮助读者加深对诗意与艺术技巧的感受，文字力求简明。但对唐诗的分析为了能够达到一定深度，其中一部分笔者感受较深的作品，撰写了较长的点评文字。这些文字是笔者平时涵泳唐诗的心得，有些在拙著《杜牧诗选》《小李杜》《作诗漫话》中先行揭出，有些则受中华书局所约在该社出版的中学生辅导读物中刊载，有些则受《作文新天地》等期刊所约，为其开辟了“魅力古典”栏目，而这些文字，往往会用“宗古”等笔名发表，特予以说明。

本书原文采用中华书局1959年根据四藤吟社本排印的八卷本。此本校勘甚精，流传最广。此本共三百一十三首，比孙洙原本多出三首，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孙洙只选“群山万壑赴荆门”“诸葛大名垂宇宙”二首，此本将五首补全。这五首确为好诗，又是七律连章，每首虽各自成章，但五首又互通消息，故虽有三首非孙氏原选，也予以保留。

本书的不足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胡可先

2018年5月1日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