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容闳（1828-1912）：心系中华

第一章　容闳（1828-1912）：心系中华

毕乐思

1850年至1854年，容闳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是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面临很多挑战。容闳因生性含蓄内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大学二年级时，他一连两次在英文写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从而崭露头角。尽管他的写作能力受到好评，可他时常为自己数学能力差感到郁闷烦恼。

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写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未来事业的想法。他写道：“对于一个想回馈祖国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每一件都很有价值，要想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的确很难。因此，我不会只凭借个人的爱好和判断来选择，而是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作出满意的决定。”

在求学的过程中，容闳从未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在和同班同学凯罗·卡特勒（Carroll Cutler）散步时谈到在他心中渐渐成形的选派幼童留学的计划。若干年后，凯罗·卡特勒成为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毕业纪念册中，同班同学们鼓励他追求梦想，盼望他能用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成为“中国道德改革的领袖”。当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对西方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容闳认识到西方的文学、科学和宗教对中国走向强大的重要性。1854年容闳毕业，很多人慕名前来参加耶鲁的毕业典礼，就是为了能见到这位非同寻常的中国学生。

容闳于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毕业后，他并不迫切地想回国。对他来说，7年的美国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仿佛上帝在提醒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5章8节）对容闳来说，“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中国。于是不久，他就搭船返回香港，经过海上151天的漂泊，终于回到了故土。

早年的机会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南屏镇，和澳门一水之隔。1835年，容闳七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一所由英国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夫人在澳门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书。他成为那所学校附设的男生班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当时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学校持怀疑态度，容闳的父母却看到西方教育可以帮助儿子成为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以帮助家里摆脱贫困。后来，学校关闭，郭士立夫人带了三个盲女孩去美国，容闳回到家乡。1840年，容闳的父亲去世，只剩下母亲照顾四个孩子。容闳因为懂英语，找到了一份帮助罗马天主教神父折叠文书纸张的工作。

四个月后，英国医生兼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带话给容闳，让他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学校读书。早些时候他们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见过面。郭士立夫人曾经叮嘱合信医生，当马礼逊男子学校开班后，要招容闳回来上学。马礼逊是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1807年至1834年在中国传教，这所学校就是为纪念他而创建。1841年，容闳入学，当时那里已有五位年龄比他大并且比他早一年到校的学生。第二年，容闳和这些同学随学校搬到香港，新的学校位于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俯视熙攘、繁忙的海港。

1847年，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布朗牧师（S.R.Brown，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因身体状况不好需要回国，带容闳和另外两名男生去美国学习。他们到美国后住在布朗先生母亲的家中。后来，容闳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onson）学校读了两年书。其间，他接受了基督教，成为公理会的一名信徒。容闳最早是准备在美国学习两年，但两年之后他决定留下来到耶鲁大学读书。孟松学校的董事们答应支持容闳读完大学，条件是容闳要回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容闳拒绝了这个条件，因为他认为同意这个条件，就有可能“坐失为中国谋福利的事”，他相信“上帝赋予人应尽的本分，不能因为受到限制而改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布朗先生到佐治亚州萨瓦纳去看望姐姐，和她谈到了容闳的情况。当地的妇女会同意帮助容闳读完大学而不设任何条件。容闳在读书期间也曾担任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管理员，挣一些额外的补贴。

1855年，容闳在美国度过八年之后，回到了中国。见到年迈的母亲时，容闳试图让母亲明白他所取得的成就，让她为他感到自豪。由于多年不用汉语，他无法参加能够让他走上仕途的科举考试。在学习了六个月的汉语之后，他当上了翻译并进入商界。容闳知道，为了能让朝廷同意派幼童到美国学习，他必须同那些思想开明、愿意借助西方教育让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高官们建立联系。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探讨用何种方式引进西方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他们面临的选择有：建立现代学校，邀请外国专家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派代表团出访欧美，收集资料，并将西方的兵器带回中国进一步研究、仿制；将学生送到海外，待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向国人传授西方富强的秘诀。

保守官僚们反对将中国幼童送出去的计划：其一，这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其二，承认自己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是奇耻大辱。大多数学者们也反对，因为整个计划只是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用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国家安泰，人民富强的保证。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总督曾国藩和他的拥护者李鸿章却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以此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李鸿章认为留学海外是取得西方秘诀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

1863年，总督曾国藩正在和太平军作战，一些在曾国藩手下任职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向曾国藩举荐容闳。不久，曾国藩在他的安庆大营中召见容闳。当容闳被领到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长时间仔细地打量了容闳。对容闳来说，那样的经历他从来没有过。很显然，曾国藩对容闳感到满意，于是就命令他到美国购置机器，以装备在上海创办的一个西式机器厂——江南制造局。

1865年，容闳完成了机器采购任务。曾国藩特别上书大清朝廷，请求封容闳正式官职。容闳被封为五品官。在那些先前将他视为外国人的中国官员眼中，他的名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870年，“天津教案”的发生让容闳得到了一个机会。这一事件引起中法危机。曾国藩命令容闳担任同法国人谈判的翻译。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容闳向在一起的四位朝廷官员讲述了他关于教育的计划。于是，他们将容闳起草的教育方案呈递给朝廷。

曾国藩和李鸿章采纳了容闳关于派留学生的建议，并成功地加以推动和实施。在此之前，朝廷中保守的官僚们将容闳的建议阻挡了七年。中国官方选派学生到美国基于以下三点：首先，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比欧洲的更实用；其次，容闳更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在1868年签定了互惠协议，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学习，包括军事院校。

1871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该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从1872年至1875年的四年中，每年向美国派30名男童，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并于1887年返回，终生服务国家。当容闳听到这一计划被批准实施后，倍感激动，整整两天不吃不睡，“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地赞美上帝。从他返回中国算起，已逾十六载，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

中国教育使团官员

虽然朝廷对留学计划寄予了厚望，可是上海地区很少有学生愿意报名。大多父母亲不愿让这么小的孩子背井离乡，到异国生活如此长的时间。无奈，容闳只有回到南方，到他故乡附近招募学生，因为那里的人们对海外了解较多。尽管如此，容闳还要苦口婆心地说服那些父母亲，允诺他们的孩子将来回国后会得到公职，成为政府的官员。

清政府在上海为这一留学计划设立了预备学校，强化学生们对中国传统科目的学习，把英语及其他科学类课程放在次要的位置。1872年夏天，首批30名学生乘船前往美国，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来自于广东。这一留学计划的主要设计师和推动人曾国藩不幸在首批学生出发前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李鸿章继续推动、领导着这个留学计划。李鸿章当时已成为清政府最有势力的大臣。

为了建立中国教育使团，容闳先于另一位专员和孩子们来到美国。在征询了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的建议后，容闳同康涅狄格州教育局一起请求美国家庭向中国学生开放，一个家庭接纳两三个中国学生。在康涅狄格谷地区，各个城镇的医生、教师和牧师们立即作出热切的反应，马上就可以接纳244位学生，而第一批学生只有30名。身为大清议政王的恭亲王向美方写了感谢信，说：“如此善行，必将加强贵我两国间已经存在的融洽与友情。”中美两国对这一教育探索寄予了厚望。

容闳将中国教育使团设在了马萨诸塞州春田市（Springfield，Massachusetts）。为了便于学生们夏天集体学习中文，按照儒家传统定时集中在一起聆听大清帝国的《圣谕广训》，面朝北京向宫中的皇帝磕头，容闳决定并获准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建立一个中国教育使团的专用办公建筑。他的目的是尽可能将教育使团深深植根于美国，不给中国政府撤销的机会。后来学生们将那所建筑戏称为“地狱之屋”，因为他们通常在假期被召到那里学中文，还在那里为不当的行为受惩罚。

最早的30名学生是乘火车从旧金山前往哈特福德的。他们抵达时，那些接待家庭的人们已经在车站等候他们，给予他们热情的拥抱和亲吻。其中的一名学生特别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他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被亲吻过。学生们住在美国人的家庭中，有很多方面要学习适应。当地的人们很为他们那里的历史感到骄傲——他们有美国现存最早的学校建筑（1778年），以及按创办年代在全国排名第三的著名高等学府耶鲁大学（1701年）。康州当时在帽子、打字机、电器用品、纺织品和军火等制造业方面发展很快。1870到1900年期间，制造业总产量获得了成倍的增长。

留学生中英语好的很快进入学校，其他的在美国家庭接受个别语言培训。为了帮助学生们尽快提高英语水平，有一个家庭甚至规定，学生们如果说不上某道菜的名称，就不许吃那道菜。教授大卫·巴特莱的遗孀范尼和三个女儿在自己的家中照顾四个学生。（1910年，巴特莱的两个女儿受曾住在她们家的一位学生的邀请，来中国生活了一年。那个学生名叫梁敦彦，他当时已是政府的官员。）

外交胆识

1873年，容闳为了将格林式机枪引进到中国，从美国返回。那时他“一心为中国能拥有最现代化的枪支和受过最现代教育的人才而焦急”。容闳在天津时，总督李鸿章让他参加同秘鲁官员的一个谈判。那位秘鲁官员想同中国签订将中国劳工输往秘鲁的协议。在秘鲁官员花言巧语地描绘了苦力劳工在秘鲁的美好生活之后，容闳讲述了他在澳门亲眼看到的情景：一些遭绑架的人被捆起来，并将他们的发辫绑在一起，后来才得知，这些人被迫签订去古巴和秘鲁做苦工的契约，终生成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些劳工们被人通过极为残忍的方式运过太平洋，有些人忍无可忍甚至跳海自杀，还有些人试图反抗，最后无助地在大洋中漂流。容闳严词拒绝了那个秘鲁官员，告诉对方不要指望他会为那种“残忍的生意”提供任何帮助，将对方打发走了。

总督李鸿章听到容闳和那个秘鲁官员的交谈后，就派容闳回到哈特福德准备赴秘鲁考察，同时派另一位留学教育使团督办陈兰彬前往古巴调查。哈特福德避难山教会的推切尔牧师（Rev.Joseph Twichell）和凯劳格博士（Dr.E.W.Kellogg）陪同容闳去了秘鲁作了三个月的调查。容闳在提交的报告中记录了那些农场主对劳工们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还附上了自己暗中拍摄的二十多张照片，进一步证实了那些恶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后来那个秘鲁官员又来到天津协商，容闳的这些照片被拿出来作为证据，清政府决定不再允许苦力劳工前往秘鲁和古巴。陈兰彬和容闳于1875年共同被任命为中国对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外交特使。容闳希望自己能关注中国教育使团的工作，所以他要求住在哈特福德，在华盛顿的陈兰彬就成了中国驻美国的公使，容闳则为副使。

回到康州后，容闳与哈特福德郊区一位名医的女儿，也就是凯劳格博士的妹妹玛丽·凯劳格（Mary L.Kellogg）成婚。推切尔牧师主持了婚礼。后来，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他们约在一年前订婚。凯劳格小姐是两名幼童的教师。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合。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则全然反对，还有些人（像我本人）对此赞不绝口。从一开始，我的观点就是：只要这桩婚姻不会在中国给容闳带来任何伤害，也不妨碍他对事业的追求，那么，这就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容闳订婚前，我和妻子常常建议他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他回答说，他不想娶中国女子为妻，但也没有哪一个美国女子会嫁给他。我们对他说，你无法证明你说的后一点。我们认为他那样想不对。

后来，容闳和妻子给自己的长子起名叫马礼逊，为的是纪念传教士马礼逊。他们又给次子起名叫巴特莱，为的是纪念大卫·巴特莱和他的妻子范妮·巴特莱以及他们全家对中国教育使团的支持。

文化摩擦

到了美国后，留学生们很快就脱去了中式长袍，换上了美国的西式服装，但美国同学仍忍不住拿他们辫子开玩笑。那拖在背后的一条长辫原本是满族统治者迫使汉人接受的发式，作为愿意臣服的标志。无奈，留学生们只好将他们的长辫或者藏在衣服内，或者盘到头顶上固定起来。这些男孩子们在棒球、花样滑冰和橄榄球上都很出色，自然而然会有美国女孩子们相伴左右，这让美国男孩们倍感失落。很多接待留学生的家庭会带他们去教堂，可从来不强迫他们接受基督教，因为这是中国官方所不允许的。尽管如此，许多中国学生仍然坚持参加教会的聚会和主日圣经学习，有些学生最终成为基督徒。留学生们天资聪颖，适应力强，当地人形容他们是“令同学喜欢、老师高兴的人”。

容闳的侄子容揆成为一名基督徒后，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很快，他被勒令回国。教育使团的学生、职员和接待他们的家庭都害怕他回中国后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会有杀身之祸。当时，容揆已经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为了侄子的生命安全和前途，容闳私下请推切尔牧师转交容揆一笔钱，让他帮助容揆留在美国并且完成学业。1884年，容揆被任命为在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秘书，后来他在那个职位上效力达50年之久。

1881年，正当那些学生们从高中毕业，开始到耶鲁、哈佛、埃默斯特、布朗、麻省理工和伦斯莱尔综合技术学院等高等学府进一步读书深造时，他们美好的梦想被无情地打碎了。1878年，陈兰彬回国后，更保守的吴子登被任命为新的留学监督。吴子登上任后，着重对学生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训斥学生离经叛道，忘了本。同时，他还频频向朝廷写奏折，报告留学生们已经“美国化”。容闳描述吴子登仅按照中国标准来衡量学生和留学事务，“他一定觉得接触令人厌恶的西学会玷污他纯正的孔孟之教”。

令吴子登尤为不安的是，一些学生加入了基督教，并且成立了“中国基督徒宣教会”。1877年底到1878年初，有五个学生希望公开表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容闳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但鼓励他们在一起聚会、学习圣经。学生们创办的聚会开始后，参加人数不断增加。那年秋天，这些学生将自己组织在一起并且写下了组织规章制度。吴子登发现此事后，立即向清政府作了报告。

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吴子登认为学生们“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建议朝廷将学生们毫不迟延地召回，并且在他们回国后对他们严加监督。吴子登认为学生们受到西方文理教育，对国学理论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总督李鸿章将吴子登的奏折告诉容闳，提醒容闳不要过度强调西学。容闳试图反驳这些报告，但已是回天乏力了。

那时，清政府每年在每个学生身上要花费1200美元，如此高的花费一直备受争议。再加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5）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经济日趋艰难。

中国劳工在美国西北受到虐待的事情发生后，清政府对留学事务的兴趣进一步降低。在美国，关于中国“未开化”的夸大言辞广为流传，对华的种族歧视也愈演愈烈。作为驻美副使，容闳前往华盛顿并且写信给美国政府，抗议华工受虐待以及即将通过的限制华工入境的法案。令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是，那些美国的议员们，也就是所谓“杰出的公众人物们”，在参议院辩论时公然讲出侮辱性语言，与美国西部那些普通人并无二致。最终，这些辩论导致1882年的排华法案得到采纳。虽然《蒲安臣条约》为中美两国学生进入对方政府办的学校提供了保证，但外国学生要进入西点陆军学校和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校还需美国国会批准。这个条件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李鸿章听到这一消息后，深感失望。

留美学生的学业在巨大的压力下又坚持了两年，部分原因是由于前美国总统格兰特的非正式外交起了作用。1879年，格兰特前总统作了一次环球之旅，在结束旅行之前，他访问了中国，见到了总督李鸿章。虽然他们两人作为“战士和政治家”相互敬酒，但两人都无力将中国学生留美教育的梦想再坚持下去了。

中国教育使团的关闭

大清朝廷中那些保守派官员们一直都反对留美教育之事。当他们的势力扩大后，便想通过停办中国教育使团来削弱李鸿章的影响。面对重重压力，李鸿章撤回了对中国教育使团的支持，这一工作终于走到了尽头。

1881年，听到清朝政府要召回留美学生和人员，耶鲁大学校长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讲到这些学生学习努力，品德高尚，言行谨慎，成功地发挥着中国非官方大使的作用。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感到失望。这封信由一些著名的人签署，其中包括史密斯学院院长劳瑞斯·思立、哈特福德教会的牧师推切尔（很多学生都已参加他的教会）和作家马克·吐温。推切尔写信给在北京的美国公使詹姆斯·安吉尔，请他将联名信交到总督李鸿章的手里，要求李鸿章切勿放弃留美教育之事。前总统格兰特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总督李鸿章，说召回中国教育使团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信将关闭中国教育使团的时间推迟了几个月。1881年6月8日，清政府下令撤除中国教育使团，命令所有的教师和学生尽快回国。1881年8月，几乎所有的学生（120人中的100位）乘船返回中国。其中，有超过60位学生刚刚开始在大学或者技术学院就读，有两人读完了大学。早些时候，有几个学生因为不顺服管教、欠债或者因将辫子剪掉而被送回中国。另有三个学生在美国去世。还有十个学生拒绝回中国，后来他们有的做了工程师，有的从事金融工作，还有的当了中国公使馆的翻译。

留美学生们回到上海时受到冷遇。他们下了船，自己扛着行李，这在中国士大夫眼中是丢人现眼的事。同时，他们不甚合体的衣服也受到上海那些穿着时尚的人的嘲笑。在集合点名之后，一队中国水兵将他们护送到一座楼里，一位姓黄的学生形容那所房子比“土耳其监狱”还糟。另一位学生这样回忆他们返回时的情景：“我们被看成一群背弃自己国家的人，这也是我们受到冷遇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成堆的谎言和毁谤向我们涌来。”

这些留美学生们犯了什么罪？首先，容闳和这些学生来自南方，他们从来没有得到那些守旧的北方朝廷官员们的信赖；其次，他们长期生活在西方，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举止不像真正的中国绅士。朝廷官员们将这些视为“罪过”，因为这些官员不相信他们如何既能热爱自己的国家又提倡美国的科学文化。留美学生最严重的“罪”是他们危险的思想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潜在威胁。朝廷的官员们处心积虑地将留美学生们安排在很低的职位，让他们无法发挥影响，免得暴露出自己的不足。

图1-1　1881年，容闳和推切尔牧师在康州合影。

当留美学生们到达上海的时候，容闳在北京。他一方面料理公事，一方面为留学生们四处奔走呼号。学生们希望容闳帮助他们从“朝廷的这种粗暴无礼的待遇中解放出来”，也有些学生开始怀疑容闳对朝廷高官的影响力。在一封给巴特莱夫人的信中，黄开甲写道：“我们像是一株株幼小的树苗被从水土丰沃之地移栽到愚昧和迷信的荒漠。我们的生命在慢慢地枯萎。”一些报纸也在谈论这些留美学生的命运，一篇文章将他们称作“杂人”，另一篇文章认为最好是将他们重新送到海外，因为中国不适合他们。

容闳还去天津见了总督李鸿章。李鸿章问他为什么允许学生们回国。容闳回答说：“如果我擅自拒绝执行朝廷命令，岂不会因作乱犯上而被杀头？”李鸿章说他原本希望学生们能继续他们的学业。容闳说：“远隔千山万水，我怎能知道你的想法？”

容闳为学生们的前途命运四处游说，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李鸿章看到了学生的潜力，并将很多人从艰难的处境中解救了出来。有些学生被送到天津的一些技术学院，如电报学校、海军学院和鱼雷学校继续深造，还有一些被送到天津北边的煤矿作监督。渐渐地，一些开明的总督和巡抚开始延揽这些年轻人管理涉外关系或者帮助工矿、铁路和电报方面的事务。

黄开甲后来担任上海道台衙门的翻译，却领取衙役薪俸。在写给巴特莱夫人的另一封信里，黄开甲叙述了留美学生们的命运：“其他男孩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接受教育，学习的内容完全由朝廷官员决定，既不考虑他们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考虑他们在美国系统学习的课程。那些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在这些事务上作决定。”

留美学生们忠实于自己的国家，从他们以自己的技术报效祖国就可得证明。他们为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职位低下，但他们很少有人离开政府职位到沿海城市的外国公司谋职。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一些朝廷里的要员宣称自强运动失败，号召彻底改革。这样，一些留美学生才得到提拔，被任命指导国家铁路和矿业等行业的工作，并且很快在政府官阶上得到提升。

留美学生们实际工作能力强，不断地将新技术传授给国人。他们在以下领域成为中国的先驱：

13人就职于外交领域；6人将大半生奉献给开滦煤矿的管理事业；14人成为中国新建的铁路系统的总工程师或高级管理人员；17人受命于中国海军，其中7人战死疆场，2人担任海军将领；15人成为政府电报局官员；4人从事医疗行业；3人投身创办中国最早的大学。

一些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个别担任重要角色的留美学生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每一届耶鲁和哈佛的毕业生都会为同学中出了许多杰出人物感到骄傲。”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留美学生整体为推动“中国发动现代化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起用了这批留美学生，中国才没有将所有的新技术交到外国人手里。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绝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卷入到政权争夺之中，而是选择告老还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改革家到革命者

在留美学生回到中国后的一年半中，容闳写了一个制止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呼吁在中国和印度铲除罂粟种植的计划。他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关心。然而，他的这一计划被政府搁置一边，掌管外交事务的大臣认为他们没有合适的人员去处理这个难题，因而无法执行。

1883年，容闳回到美国照顾自己的妻子。中国教育使团被清政府撤销后，妻子一直为他的生命安全而担忧，身体的健康也随之每况愈下。随着容闳的归来，妻子的身体逐渐好转。两人能够一同到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旅行，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后来他们又到阿迪伦戴地区住了一年。1885年冬天，容闳的妻子病情恶化，并于1886年5月去世。容闳事业失败之后又痛失爱妻，心灵上的伤痛难以言表。然而，抚养两个儿子却使他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容闳在自传中写道：

她的去世使我晚年倍感虚空，一切又是不可挽回的。可是，她并没有撇下我一个人，让我形单影只地度日，而是给我留下两个儿子。儿子们总让我想起妻子美好的生命和品德。在我日渐衰老的年月中，他们是我最大的慰藉。他们富有爱心、情感丰富，非常值得信任，我为他们男子汉的气质和敬虔的品格感到骄傲。我为上帝赐给我这样两个儿子而感恩，愿我的感恩上达天庭，成为我献上的无尽馨香。

1895年，容闳再次被召回中国，推切尔牧师和夫人将容闳的小儿子巴特莱接到自己家里照顾，直到他从高中毕业。后来，容闳在自传中写到他对推切尔一家的感激之情：

这仅仅是他们为避难山教区内外的人们所做的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推切尔牧师夫妇高尚的品德和博大的胸怀。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和儿子巴特莱深受感染……我要重回中国，相信儿子们会得到细心照料，他们的品格建造也必由上帝眷顾。

这次回国，容闳被召去和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一起共事。拜访张之洞之前，他特意购买了一套适合在官方场合穿的长袍，因为他已经有13年没有回国了。但是，在受到第一次召见之后，张之洞对容闳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他就去了上海，试图开展商业活动。在上海，容闳建立一家国家银行的计划以及修建一条连接两个主要港口的铁路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前者失败是因为内部贪污，后者是因为德国在山东对铁路的垄断引起了国际紧张。

1898年夏，容闳同康有为、孙中山以及其他人鼓励年轻的光绪皇帝发起一场彻底的改革。然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百日维新的改革突然中断，容闳为了逃命躲入上海的外国租界区。在获知他已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后，容闳又逃到香港。

1898年，受排华法案的影响，容闳的美国公民身份被取消，这样他成了没有国家的人。美国港口贴着明令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法令。1902年6月，容闳这个年纪老迈的耶鲁大学毕业生身着欧式服装，从旧金山的港口跳板旁的检查官身旁溜过检查站，及时赶到纽黑文参加小儿子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容闳的大儿子马礼逊·布朗·容四年前已经从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科学学校毕业。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中国定居，并娶了中国女子为妻。大儿子1934年死于北京，小儿子生活在上海直到1942年。

容闳在哈特福德是半退休状态。受排华的影响，有些和他住在同一所公寓的人排斥他，不愿同他一起用餐。容闳的心一直离不开中国。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也逃离中国。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特地拜访了容闳。梁启超在日记中写道：“他已经76岁了，依旧精力旺盛如昨。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关心。在两小时谈话中，他就中国的未来给予我很多的教导和鼓励。关于政治，他既理性又思路清晰，令我十分钦佩。”

1909年，中美达成协议，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容闳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中国学生重新来美国。1909年8月，在康州哈特福德召开的中国学生同盟的年会上，容闳鼓励下一代学生们说：“要立志将中国建成领先强国，来改变世界的命运。”

1912年4月22日，容闳在哈特福德逝世。老朋友推切尔牧师在避难山公理会教堂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哈特福德的柏树山墓地。他的大半生都是在美国度过。

1909年以后来到美国的中国学生们称容闳是“教育家、改革家、政治家、爱国者”。想到中国的需要，他们不禁发问：

在当今这个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因为政治和商业利益而产生的冲突，成为这个时代最棘手的问题。谁能担负起和平、重建的重任呢？唯有那些坚忍不拔、忠心耿耿且有远见卓识和远大理想的人。

图1-2　1900年，容闳（右二）和清朝官员合影。

1.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37-38.
2. Edmund H.Worthy Jr.,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34 (August 1965): 274.
3. Thomas E.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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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bid.,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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