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川秀树的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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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到京都的时候，就听一位老师提起汤川秀树。那时候还不知他家一门都是出色的学者，只知道他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
从高中二年级开始，我的物理成绩就滑向难以挽救的深渊，物理老师住在我家楼下，是一位严厉刻薄的中年男人，在小区里遇到我父母时，总是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招呼道：“你们家女儿最近在搞什么新创作吗？”这令我父母非常羞愧。他们对我不是很有信心，对别人提起我在其他方面的兴趣总是格外敏感，生怕我走上未知的邪路。常有人说“女生的思维不太适合学物理”，也无形中给我提供了心理暗示。某次考得略糟，物理老师冷笑：“你应该去文科班。”这益发加剧我对物理的恐惧，后来甚至看到物理考卷就脑海空白，最终失去了对这门学科的兴趣。虽然在高中二年级之前，一直参加学校的物理竞赛辅导班，花了很大的气力去理解力学、天体物理学这些如今已完全淡忘的内容。回想起来，当时我所接受的物理教学模式仅是面向聪明人的，老师不会去解释某条定理的来源，也不会用略微具象的方法阐述某公式的推演过程。这些定理公式的存在是实用性的，是已知的，我们必须直接将他们运用到复杂的计算中去。所以那时候班上确实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流，一部分同学物理极好，也学得非常轻松。一部分勉力维持，基本维持在安全线以上。而一部分却积重难返——譬如我，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学好。好像当所有人都从身边奔跑而去时，我却还在原地举步维艰。在物理学习方面的失败加重了我的自卑心理，高中毕业后多年，回家时遇到昔日的物理老师，仍会涌起本能的恐惧，毕恭毕敬躲在一旁，将头埋得很低。
在专业选择之际，似乎从未有过自主权。小时候父母热衷培养我对汉语文学的兴趣，理由据说是恢复高考时，他们最难应对的科目就是语文。重理轻文的观念一直延续到我读书的年代，在基础教育体系里仍占主流地位。因此父母虽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目的不过是为了不使其成为“最难应对的科目”。升入高中时，我被要求考入理科竞赛实验班，这种极尽功利的分班制度虽屡遭禁止，但一直存在。我的家乡曾在近代城市发展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位颇负盛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曾在这座小城开时代之先声，创办学校，大兴教育。可惜到我念中学时，这座小城的基础教育已被苛酷、死板的风气浸淫。在学校里，考试排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频繁的统考、短暂的假期（每月一日）、高强度授课（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10分都必须留在学校）、实名制的成绩排次表，这些都令那时的我极难容忍。残酷的竞争机制令我厌倦，老师们也神经紧张，每次考试过后都担心自己班级的总体成绩不如其他班级。
我就读的那所高中在当地颇有名望，我所在的那届十五个班级中，有两个理科竞赛实验班，十个理科普通班，三个文科班，可见文理比例悬殊之巨。老师们毫不避讳对文科班的鄙弃，仿佛只有愚笨、不热爱学习的人才会堕落到那里去。譬如我的数学老师有这样的口头禅：“这样的题目都做错了，你以为自己是文科班的学生吗？”或者：“我还以为这样的错误只有文科班的学生会犯。”
小学到高中，我与许多同学一样，一直在父母的要求下参加奥数辅导班，也考过很多场试，获过一些乏善可陈的奖项。中学时期，曾对数学产生过极为浓郁的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凌晨五点准时起来，去翻看一些教材，对其中的习题反复验证、推演。当时非常喜欢平面解析几何，对组合计数、抽屉原理、容斥原理等反应平平。也曾在数学的迷宫里乐而忘返，为那些精妙的、仿佛上帝创造的神奇美感折服，并无数次体验过发现新风景的喜悦，虽然那或许仅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在小小的我眼中，显得无限庞大。甚至在高中毕业时，还差点选择应用数学作为大学的专业。但这被老师断然制止了。他说，你没有专攻数学的资质，将来最多做程序员而已。父母也认为，这个专业听起来远不如经营、贸易、法学之类悦耳。我与数学就在这一个节点作了永久的告别。如此耸人听闻的措辞并没有夸大的成分，因为大学里并不修数学，时过境迁，甚至连高中数学题也不会做了。当年对我很好的数学老师听说我的大学居然没有高数课，跌足长叹，认为中国文科大学的基础教育堕落至极。
如果当年一直读理科，物理或者数学，也许后来我会从专业角度了解汤川秀树的学说与理论。而后来辗转的路途中，读到了汤川秀树在50岁时所作的自传《旅人》，幽深的小径纵横交错，这样的遇见也是一种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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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生日那天，与友人零陵君在北大物美超市楼下逛书店，在店内纸箱中发现了《旅人》的中译本，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鸟瞰科学”系列中薄薄的一册，打折之后才5块钱。返校时又将这册书带在身边，时常翻看。汤川秀树原姓小川，1907年生于东京，不久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往京都。他的父亲小川琢治是京都大学地理学教授，原籍是素有“学问之藩”之誉的纪伊国，生在儒学之家。他专攻地质学与地理学，同时也对考古、书画、围棋等颇有研究。
有关他父亲的专业选择，《旅人》中有详尽的记述：
我父亲是在14岁时进入和歌山中学的，但是他已经跟他的父亲读过日文的中国古籍“四书五经”等了。在南监本“二十一史”中，他特别爱读《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等。
他在进入第一高级中学时还没有决定将来学什么专业，这是他接近尾崎红叶的一个原因。我父亲总是怀念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后来，当他跟自己的孩子们谈及文学时，他就会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谈论红叶。然后，他对于小说家鸥外和漱石以后的现代文学几乎不感兴趣。
就在当时那种场合下，他决定今后将要倾全力去对抗自然界的威力。
他注意到了从地下来的破坏力是多么的强烈。他虽对灾民们表示同情，但是他对自然界力量的伟大也表示惊叹，甚至也许受到了激励。这次旅行是促使他去学习地质学的一个因素。
这次旅行使我的父亲下定了决心。浓尾地区的震灾，纪州的山河及其海岸的复杂形状，这一切唤醒了他的求知欲。决心既定，他就尽快地返回了横滨。他和岳父商讨了未来的问题，然后又回到东京。此年，父亲正式改姓小川并转学地质学课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生活才开始集中在地质学方面。
他的父亲在选择专业时有十分慎重的考虑。理性方面，他对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素有兴趣；情感方面，又以明治二十四年（1891）发生在美浓、尾张地区的8.0级大地震为诱因，想要对自然、地质有更深了解。后来他出席巴黎国际博览会，获得殊荣。战时被军方委任到中国进行地质调查。《旅人》中说：“他从来不谈这些（中日战争时期）经历，它们不可能是轻松的。”从战场上回来后，他被京都大学聘为教授，“父亲生了几次病，他把书堆在窗边，愉快地阅读。我还记得那时候父亲脸上的表情”。
有关战时的亲身经历，许多日本学者后来总是语焉不详。相较之下中国法制史研究专家滋贺秀三则很幸运。在如今中国法制史学界著名学者寺田浩明先生为滋贺先生撰写的悼文中，有这样一段：
滋贺先生自1934年9月（时年22岁）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即被当时可以暂免兵役的大学研究生院以特别研究生的资格录取，开始了其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生涯。时过境迁，后来当先生言及被选拔为特别研究生一事时，先生说，对于他个人而言，最为看重的既不是他个人的生死，也不是学问的研究，而是他自己因此可以不用在战场上杀人而生活到现在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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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川秀树童年时所接受的是江户时期儒学家庭常见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外祖父的敦促下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也练习过书法。后来喜欢的是《庄子》。他认为也许是因为父亲严格暴躁的脾气使自己对父亲总有某种本能的抵触心理，所以想要反抗从幼年时代就笼罩着自己的儒家思想。他渐渐认为儒家哲学是一种不合乎人情的学问，在他有判断力之前就强加于他，因而产生了怀疑，转而投向老庄思想。在《旅人》中，多次提到《庄子》对他人生的影响。
小川琢治曾考虑让他继承己业，学习地质学。但汤川秀树对此有心理负担并持怀疑态度，明确表示出厌倦情绪，且将注意力集中到物理学方面，幸而小川琢治并没有继续干涉。汤川秀树说：“人生道路在哪儿转弯或分岔，这是不容易预测的。即使关东大地震时我在场，我也不会选择走地质学的道路。”
《旅人》中的汤川秀树性情沉默、敏感忧郁，极少言辞。他高中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读书，在物理学图书室里度过所有的空余时间，求知欲极为旺盛。若干年后他在京都大学基础物理学研究所工作，几乎不跨出研究室一步。偶尔看到外面的阳光与植物，便觉得三十年前他读大学时的校园气氛依然保留着。汤川秀树似乎对物候方面的变化十分敏感。他说看到建筑物周围密林中点缀的耀眼的白色小花，好像中间撒入了白色的氧化锌颜料。又说看到阳光下，广玉兰盛开着花朵。如今学校里的植物大概比过去更茂盛，偶尔我也会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辨认植物，蒲公英、碎米荠、大蓟、野豌豆、鸭跖草，长得非常旺盛，采撷几枝，养在女生卫生间洗手池边的小玻璃瓶内。初夏时广玉兰开得很多，硕大肥厚的花盘盛着沉沉雨水，学生们抱着书袋从下面走过。也许汤川秀树写过的“气氛”，现在依然能寻得一些痕迹。广玉兰和名叫作“泰山木”“大盏木”，原产美洲，明治时期才传入日本，这令我很意外。故乡市树是广玉兰，城中栽培特多，总以为是历史长久的植物，没想到国内也是清末方才传入，仔细想想，传统绘画中的确没有见过广玉兰颀秀的身形。铃木其一晚年有一幅《厚朴长尾鸟图》，今藏细见美术馆，画上的日本厚朴开着洁白端庄的大花，曾以为是广玉兰，但画题揭示了答案。
昭和六年（1931），秀树24岁，通过相亲见到了未来的妻子汤川澄。汤川家在大阪开了一间肠胃病医院，资产丰厚。秀树原姓小川，婚后入赘汤川家，更改姓氏。他在《旅人》序言的末尾说：“这本回忆录的一大部分应当被称为‘小川秀树及其环境’，而不应当被叫作为‘汤川秀树自传’，因为‘小川’是我父亲的姓。”后来在京都住久了，常能听老师们谈论汤川太太，说她性格很强势，接受采访常说汤川秀树的诺贝尔奖有一半是她的功劳。又感叹小川一门兄弟，入赘后娶的太太都很富有，“这是做学问的关键”。
对于小川琢治一家而言，入赘并不奇怪。琢治是赘婿，琢治的岳父是赘婿，秀树的二哥茂树也是赘婿。做学问很需要经济背景作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入赘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保障成就了这一家人的学术成就。《旅人》中也提到，父亲琢治在大学的工资虽然不薄，但维持整个家庭、供养五子二女读书成才，还是相当勉强。琢治在决定研究地质学时，也与岳父商量过，不久便更改了姓氏。秀树婚后与岳父一家住在大阪，最初乘京阪电车往返家与学校之间，后来转到大阪大学担任讲师。
最初读小川环树的《唐诗概说》时，还不知他与秀树是兄弟。后来才知道，这一家兄弟都是学者：大哥芳树是冶金学家，二哥贝塚茂树是东洋史学家，四弟小川环树专攻中国古代文学。还有一位幼弟滋树，入继石原家，但1944年死于太平洋战场。茂树、环树都曾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的教授，与吉川幸次郎（专攻中国文学）、桑原武夫（专攻法国文学）、宫崎市定（专攻东洋史学）等学者共事。他们都是一时的俊秀，而且那时也是所谓京都学派最辉煌的时候。
“人文研”如今有本馆、分馆之别，本馆在京都大学校内，分馆在北白川之畔，前身正是1929年日本以庚子赔款设立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分设东京、京都两处，原是隶属于外务省的研究机构，战时京都研究所因不愿顺从外务省“研究当代中国，为政治与战争服务”的指令，而脱离外务省管辖，与东京研究所分裂，归京都大学管辖。人文研分馆主楼由建筑家东畑谦三设计，为经院式风格，有别于东京研究所（即今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庄严肃穆的中国风格。白墙，尖顶，花窗，有宽敞的天井，朝南墙上有一只简洁的日晷，周围遍植松柏，据说有小白楼的爱称。前几年加固防震设施，又在外墙嵌入一块镌了“1930”字样的砖石，标明建成年月。天井里种着紫藤，有大片草地和金鱼池。池水幽深不见底。听一位已去外地大学工作的师兄说，他在所里工作时，曾被指派清扫鱼池，将金鱼一条一条捞出来暂养在盆内，抽干水，跳进去擦洗石壁、清除苔藓，再满上水，把鱼放回去。我的老师也说，当年在所里时，也做过这件活儿，实在很费工夫。师兄便笑，看来要成为独当一面的研究者，首先要学会洗金鱼池才行。
来到京都的第一个初夏，常来这里抄资料，彼时尚是诚惶诚恐的心情。午后偶有一阵急雨，浓郁的草木清气弥漫入窗内，沁人肺腑，深深地呼吸下去，会感觉有丰盈的绿意扑面而来。松柏的气味是纯粹的中国，京都别处似乎没有种这样多的松柏——当然也许是我的臆测。藏书室极安静，仿佛连时间也放缓许多。在走廊内眺望中庭，总会想起北京国家图书馆南区的天井，那里似乎种了一片莲花，记忆里总有莲花开时花瓣散落一地的印象。与友人零陵君提起这样的联想，她却说国图南区的建筑设计与人文研迥异。因此去年暑假回国，特地去重新观察国图南区，发现无论是规格还是格局确与人文研不同，而那种莫名的相似感依然存在。大约是因为廊内都是陈旧的地板，走上去会有轻微的声响。回廊深处都很幽静，仿佛没有尽头。窗外拂来的风都是清宁的，书纸的气息也都温柔吧。
读人文研老师们的书，序言或文稿之末常会见到诸如“作于北白川之畔”“推窗望见北白川”之类的文句，譬如青木正儿为傅芸子的《白川集》作序，起首也是“世世永恒，古人如此咏歌的白川流水，至今还照旧澄清”。心里觉得很羡慕，那松柏墙内的小白楼好像封锁了一小段与世隔绝的光阴，北白川的流水也永远会在窗下淙淙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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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里写到一些与京都有关的场景，都很觉得亲切。譬如秀树说对京都的群山保有许多记忆，少年时代曾登临吉田山和大文字山，如同平地散步一般。京都三面环山，山势平缓，山脊线起伏温柔，常常笼罩在清浅的雾气中。京都大学就在吉田山旁边，山中有很多神社，本宫是吉田神社，每年春分有祭典，极为热闹。学生们也愿意将这座山与京都大学联系起来，神社内祈愿牌有很多都是祷告升学的。常在山里散步，林木丰茂，有很肥胖的鸟雀在植物丛中扑来扑去。猫也极常见，很倨傲，不可亲近。沿着山道一直走下去，会到真如堂。那里的红叶和樱花都好，平日很扰攘。要空荡荡没有游客的时候才好，坐在木台上能望见学校的一角，檐下风很静，虽然往往并没有在这样的时候思考什么问题，但总觉得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渐渐明亮起来。大文字山在银阁寺的背后，登上山顶差不多需要半小时。山并不高，入山口有一泓清泉，往来人都要掬来饮，或灌一瓶带走。人们照面，都会打招呼。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京都，天气晴好的话，连城内横平竖直的棋盘构造也能看清。
《梅园草木花谱·夏之部》“厚朴”，江户时代后期本草学者毛利梅园（1798—1851）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又譬如秀树曾走过寺町街去学校，那是他的小学时代。秀树一家在寺町住过一段时间，位置在正北。京都的街道里，我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寺町街。南北方向，从紫明街一直到五条街。紫明街开始的那段很狭窄，也极清静。会路过梨木神社、庐山寺，沿着御所的外墙一路走下去，到了稍稍热闹一点的地段，会有很多古老的商铺，出售文房用具、古董、字画、茶叶。接下来是热闹的寺町京极商店街，本能寺也在那里——这条街的前身是平安京东部的主干道，丰臣秀吉改造京都，将寺院都集中建于道路的东侧，因此得名。
寺町街西侧的梨木神社内有秀树的一块歌碑，歌咏的是神社内的萩花：
昔日旧园已千年。木下浓荫里，萩花烂漫开。
梨木神社内有京都三名水之一的染井之水，园内种满萩，也就是胡枝子，因有“萩宫”的别名。每年秋天都会有萩祭，许多人将和歌写在长笺上，缚于开满秀气的蝶形小花的胡枝子柔条上，摇摇曳曳，极有风致。染井旁有一株连香树，春来萌生的新叶是极幼嫩的绿，很美好。因叶片是心形，这株树又叫“爱之木”，枝头缚着白签，在风里簌簌。胡枝子很温柔，花枝低垂，细小的浅紫色花朵，仿佛柔弱不胜之姿，它是《万叶集》中歌咏最多的植物。梨木神社有“萩之会”，秀树就是首任会长，他说过，梨木神社是绿色的，看上去很美。《旅人》中说，他是在岳父身边学习的俳句与和歌，这些兴趣也有赖于他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汉文教养。然而时移世易，前几年，梨木神社竟因经费不足，难以维持，而将境内部分土地使用权让渡给房地产公司。那里很快建成一座新公寓，紧挨着秀树的歌碑。下鸭神社也有此遭遇，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在境内建公寓。但下鸭神社毕竟面积阔大，公寓距离神殿甚远，附近流水浓荫，环境让人羡慕。
汤川秀树42岁时获得诺贝尔奖，《旅人》的末尾写了他发现介子的思考过程，很平静的叙述，甚至还闲笔写到他妻子在晴朗的秋日为他诞下第二个孩子。那段时间，他睡在一间小房内，枕边有一册笔记簿，一有想法就随时记录下来。他似乎看到一丝微光，再用力走一段也许就能找到出口。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他获奖后所有的盛名、荣誉都没有一笔提及。书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山坡顶上一家小茶馆里歇脚的旅人。这时我并不去考虑前面是否还有更多的山山水水。
日人该有多么喜欢“旅人”这个意象呢？松尾芭蕉、小林一茶、谢芜村、竹久梦二……他们的作品中都反复提到“旅人”，后人也乐于去追随他们的行迹，重温他们的路途。汤川秀树说自己最不喜欢旅行，对出国也毫无兴趣，连坐京阪线都觉得辗转劳累。但他在学问的路途上走了很远，从汉学到数学，到庄子，到物理学。晚年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呼吁和平利用原子能。胡兰成到日本后也与汤川秀树有交游，并在文中提到自己试图将数学、物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我对胡兰成实在不想做过多评价，虽也买过他一些书，但反感他的为人，不喜欢他夸张玄虚的语调，也不喜欢他的书法，如果那样的字称得上是书法的话。读过《三十三年梦》（朱天心著），益发觉得不可思议，他会对人产生那样深刻的影响，那张精明瘦削的脸，幸好老年时与长衫略为相称。汤川秀树在照片里的形象则多是宽额、圆框眼镜，不苟言笑，非常严肃。面对这位孤独沉思的旅人，我时常觉得很可爱。譬如他说自己筷子握得不好，外国客人随他一起去吃日式料理，总要他表演正确使用筷子的方法，因此他不得不偕妻子同往，让客人们跟她学习。不久客人们都学会正确使用筷子了，而他依然很笨拙。又譬如他雨天与妻子登山赏樱，他像单身一人时那样大步前行，转身时见到身穿紫色外衣、足蹬木屐的妻子正拼命攀爬，他想，自己不再是孤独的旅人，因为有了一个需要照看的伴侣，以及一个将会照看自己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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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都容易陷入很深的茫然，也许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促使自己重新考虑自己的路途将如何继续。这个过程很痛苦，很容易反复自责，最后放弃，好像不能有更多的希望，那些都是痴人说梦。
2011年春，从原先的银阁寺附近搬到北白川畔。每天上下学都会路过人文研分馆，闻见松柏的清气。小白楼西面是贝塚茂树的宅邸，庭园幽深。南侧是朋友书店分店，朋友书店依傍着大学与人文研，藏书据说不可胜数，令东京的同行十分羡慕。没有课的黄昏，偶尔会去梨木神社的染井旁汲水，用二升的塑料瓶装回来煮茶。梨木神社真是绿色的，汤川秀树说得很对。花影寂寂，我往往在绿色的空气里伫立良久，又想到《旅人》里的内容，那种明明什么都没有思考，却仿佛有东西逐渐清明的感觉又出现了。抱着水在城中小径中飞奔，夜色降临，风落在脸上，还有星月的光辉。想到高中时夜里放学回家，在空寂的长街飞快骑车，好像要把什么狠狠甩在身后。那一刻的无力感很强烈，仿佛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但这也是最自由的时候，头脑里十分明晰，内心有呼啸。无比惊慌又无比享用，因为知道身体里另一个自己还用力活着。
数年过去，又搬过几回家，最后搬到人文楼分馆——也就是分馆以南的山中，平常穿过小巷，走两步就到了馆内，不再奔跑。渐渐熟悉分馆内外的植物，春天北白川畔有极好的樱花与垂柳，暮春是紫藤，秋天庭内开满桂花，冬天有香橼与火棘的明亮的好颜色。墙内还有几株高高的棕榈，颇有异域风情，冷天会裹上一层稻草外衣过冬，台风天也会绑上稻草绳固定。每周参加分馆的研究班，书库内没有空调，冬天寒冷，夏天异常闷热。因而冬天常常感冒，夏天又有过几次险些中暑的经历。老师们称冬天的研究班为“寒稽古”，夏天时人人都拿把写了“纳凉”字样的团扇。据说从前除夕当日仍会有研究班，“研究者没有假期”，老师们说，“现在比从前宽松多了”。读吉川幸次郎1966年11月的演讲录，强调“博览群书”的重要性，不仅文学研究需要如此，史学研究同样需要如此。他举了亡友蒙元史、清史研究者安部健夫的例子，说安部曾买下胡祇遹撰、1923年河南官书局刊三怡堂丛书本《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此书对吉川研究元代戏曲史大有帮助，也是安部研究元代社会史及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提起前辈学者，常常会说其阅读量“宏富惊人，乃至恐怖”。我们就要在那惊人、恐怖的渊博之海中消化他们的智慧，寻找自己的路途。
新居离王国维从前住过的地方仅有咫尺之遥，当然旧邸早已不存。我常常走到半山，远眺分馆的尖顶与东山绵延的曲线。8月16日，五山送火的晚上，附近居民也都聚集在半山，点燃的“大”字看得十分真切，分馆的轮廓也被照亮。老师们总说，小白楼分馆的塔尖才是看五山送火最好的制高点，每座山都能看清楚。什么时候可以登楼一望呢。再走出去一段，是金戒光明寺所在的黑谷，紫云山中有小川琢治墓，碑文是长子芳树1958年所书，“小川氏之先，近江人也，世食纪伊藩禄”云云，之后顺次介绍小川驹橘、琢治并琢治的五子二女。曾在元旦时偕从周访墓，拨开茂密的松枝，抚着石碑斑驳的字迹，逐一释读。昔日芜杂的兴趣被不断收敛，依然走在没有尽头的幽深小径。
金戒光明寺内小川琢治墓碑。
2011年4月27日 初稿
2017年12月13日 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