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学者：

刚才周部长（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传达了中央关于编纂《清史》的指示和精神，宣布了编纂委员会的名单。中央的决定非常英明、正确。我一定和全体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团结一致，贯彻执行。这里我和同志们谈一谈编纂《清史》的由来和工作的展望。

编纂《清史》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我简单地把这个历史回忆一下。“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前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一个朝代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都把修纂前一朝代的历史作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来完成。这样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绵延不断，因此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的历史典籍特别多，构成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说明古代的修史传统积累了中华的文明。清王朝已经被推翻90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理想的、系统的、全面的、大型的史书。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就是20世纪的50年代，董必武首先向中央提出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50年代末周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一个《清史》编纂的方案，当时吴晗同志征求了史学界很多同志的意见，跟我和任继愈等同志都亲自谈过。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之后，毛主席有一次跟范文澜同志说，自己退下来以后，管的事情少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田家英同志当时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曾经想编纂一部《清史》，而且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他收集了很多清代的书法作品，有两千种，准备作为纂修《清史》的资料。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央宣传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同志担任主任，而且指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由来。但是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编纂工作化作泡影，没能实现。不仅实现不了，这件事情还成为当时批判中央宣传部和郭影秋同志的罪状，说他们要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来，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集合的一批清史研究力量（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该校的同志分散到各个单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直到“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复归中国人民大学，正名为“清史研究所”。“文革”后，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编纂《清史》。邓小平同志把这封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80年代初，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六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清史》编纂问题，并决定要上马，但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和其他一些原因，又没有进行下去。我讲这段往事，是说国家编纂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坎坷的酝酿过程。

今天我们迎来了盛世，有了修史的机会，编纂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受国家的委托，编纂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这是很难得的机遇，也是史学工作者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荣的事情。这件事情落在我们肩上，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件人生的幸事。国家修史在历史上是百年不遇的，中国600余年来修过3次。第一次是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刚刚攻下大都（北京），就立即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顺治初年，清兵刚刚进入北京，不久就下诏为明朝修史，但实际上在康熙年间才启动，花八九十年修出《明史》；第三次是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花14年修了《清史稿》；我们这是600余年来第四次，是难得的盛举。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国家给予的这次修史的机会，齐心协力把这部《清史》修好。

为什么编纂这样一部大型的《清史》？它的意义何在？清朝统治长达近3个世纪，时间跨度很长，而它灭亡距今仅仅90年，越是离我们时间近，对我们影响越大，清朝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且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跟清朝息息相关。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个方面的史事、详尽完备、分析正确而深入、篇幅较大的清代历史。在酝酿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我们已经有了一部《清史稿》，多达536卷，有没有必要再修一部《清史》？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说《清史稿》是一部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理想的史书。因为当年袁世凯聘请的参加修史的人，大多数是清朝的遗老，思想上忠于清朝，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修史，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被歪曲了。比如写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它用“革命党谋乱于武昌”这样的写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记为“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不屑于提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孙中山的名字仅在通缉他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写秋瑾、徐锡麟牺牲称为“伏诛”，完全是清朝的立场；清朝官僚因为对抗革命被打死的，被称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对之大加歌颂。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当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请国民党封禁此书，说这部书“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清史稿》本身在观点、内容、史实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所以被称为《清史稿》，其中基本常识有不少错误。台湾搞了一本《〈清史稿〉校注》，查出问题8万条，其错误率是很大的，所以它无论从观点上还是从史实上都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我不是全盘否定它的价值，因为《清史稿》利用了国史馆长年累月积累的资料，有一定的价值，它的文字也简练概括，但是观点、内容和史实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有观点正确、内容确切的大型《清史》来替代它。现在离清朝灭亡已有90年，正是修史的好时机。20世纪所有的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修《清史》。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国民党政府封禁《清史稿》后拨了50万元重新修《清史》，因抗日战争而未能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也很多，顾不上修史。《清史》几上几下，最终没有上马。现在国家已经安定，进入小康社会，有了稳定的环境，有了比较充裕的财政条件，有了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投入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所谓“盛世修史”，《清史》的修纂反映了我们中国正在迎接一个盛世的到来。另外，20世纪清史领域学术上的准备也不够。《清史稿》纂修的时候，没有利用清代大量的档案，仅仅利用了国史馆的材料，因为清宫大量档案的发现比较晚。现在大量档案的发现，为《清史》编纂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前一辈学者如孟森、郑天挺、罗尔纲、郭廷以等在清史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胡绳等同志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晚清史的规律，晚清史的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很多研究者在追溯中国现代化早期历史上取得很多成绩。新资料的发现更是层出不穷，第一历史档案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整理出版了100多种档案，达4亿字。清史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在人才方面、研究成果方面、资料方面，现在启动《清史》编纂正当其时，是良好的时机。

下面我谈一下工作的展望。现在工作还没开始，所以详细地、具体地谈今后的工作还不可能，只是粗略的展望。目前重要的工作，一是建立和健全机构，建立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其他一些职能部门；二是组织队伍、调集人员，调集人员是比较困难的，还要拜托诸位推荐优秀人才；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四是组织体例规划的讨论；五是制定规章制度。总之，千头万绪，工作很多也很乱。现在我们一部分《清史》编纂人员和文化部的同志正努力做准备启动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写出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量的《清史》，能够反映我们的学术水平，成为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篇幅暂时考虑为3000万字上下，时间为10年左右。写出高质量的《清史》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团结协力，认真写作，全力以赴，经过艰苦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编纂工作的主体工程。全面系统地讲清朝的历史，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要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学术创新和发扬优秀史学传统的统一，坚持尊重客观历史真实和反映时代精神的统一，坚持文化学术积累和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统一。它的内容、体例、文字要经过专家多次的论证，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付诸实施。

中国传统史书一般都有纪、传、表、志几个部分。我们要参考和借鉴传统的体例，但我们修的《清史》不能照搬旧的体例，要创造新体例，如何把创新和继承结合起来，希望各位委员各抒己见，研究讨论。比如说写一部通史是否合适？它的篇幅可以小一点，能够全面系统地讲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要求要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史作为全书的纲要和核心部分，占全书的1/10。这部分不仅专家可以读，一般群众也可以读，因为3000万字的大书群众是读不了的，如果两三百万字群众就可以读。

另外在修《清史》时可否列入图录？这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郑樵在《通志》里说过，历史书应该有图。传统史书没有图，可能是由于印刷条件落后，也可能是由于古代没有适宜的、好的图录可以放入历史书中。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印刷技术发达，图像印刷非常准确、精美，包括风俗民情的图、战争地图、疆域地图等，像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地图。能够把大量的图放入历史书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表现历史。

传统史书里的纪、传、表、志，不能全部搬用，也不能全部抛弃，应该考虑如何加以重点改造。例如，本纪实际上是这一朝代的大事记，我们可以把本纪和皇帝的传记分开，保持记录大事的部分。人物传我想还是要的，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是由人创造的，但写多少人，如何排列（按时间还是按类别），需要考虑。志是否要保留，要占多少分量，写什么样的志？譬如《清史稿》里的天文志可以讨论要不要。天象的变化比较小，原来把它写在历史书里是强调“天人感应”，我们要不要这个志？地理志在《清史稿》中篇幅很大，我们能否用地图等来代替它？有的志要加重分量，到近代出现了许多工厂、矿山、铁路、轮船，《清史稿》将它们放在交通志里，并不合适。《清史稿》中有9个表，职官表很大，如何改造？文体问题怎么办，用白话还是用文言？用文言，后来人可能看不懂，也达不到《清史稿》的水平；用白话则字数要多，篇幅会很大。欧阳修讲，写历史的主要原则为“文省事增”，用白话文，文字就会很多，总之，有一利就有一弊。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10年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其核心的通史部分，要遴选高手来写。

除了主体部门，我们是否还要扩大眼界，拓宽领域，大规模地搞清代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为了保证《清史》的质量，必须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因为离开资料我们谈不上历史研究。清朝灭亡一个世纪以来，清史文献档案资料陆续发现，但由于数量太多，许多文献档案还没有整理。现在我们要进行全部的整理和抢救也不可能，要有选择、有区别地进行。第一，要整理那些和清史研究关系比较紧密、可以比较快地提高清史学术质量的资料。第二，要选择孤本、稿本等很快就要消失的资料来抢救。第三，要斟酌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量有多大，投入的人力财力有多少，要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这是提高《清史》质量的关键，也是对清代文献资料的抢救和保护，是很有意义的工程。历代修史都要事先征集资料和书籍，但没有都保存下来，绝大部分遗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写史的根据，那么现在的历史研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社会条件都允许我们把这些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系列的文献档案要充分地注意：

（1）清代国家档案系列。这是非常宝贵和丰富的历史遗产，50年来第一历史档案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有许多重要的档案没有整理。10年内我们能不能把较大的精力和财力投入档案的整理？比如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宫中档还没有整理，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是皇帝放在宫中看的；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粮价雨水折、单、片，是清朝规定全国每个县每个月报一次粮食的价格和雨水的情况，这样大范围、大面积的气象和价格记录是全世界仅有的，是经济史和气象资料里非常珍贵的东西，而且数量很大。清朝保存的清末外务部的档案也是非常完整的，这一段外交史料完整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

（2）个人档案系列。像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盛宣怀的档案，当年顾廷龙先生把它收在上海图书馆，现在开始有几个人在整理。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他办的，中国最大最早的纱厂——华盛纱厂是他办的，中国电报是他办的，汉冶萍公司是他办的，卢汉铁路是他修的，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是他创办的，另外交通大学也是他创办的。把他的档案整理出来，对于写清代近代化历史非常重要。

（3）清人诗文集系列。这部分有4万种，几部目录已经出来，而且做得非常好，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源流、藏地、纪要等，都很详细。我们是否能够取其精华，发表一些？取其百分之一，就是400种、上亿字。

（4）清人年谱、日记、笔记、书信系列。清人的年谱约有800种，大多数没有发表。日记也很多，像曾国藩日记、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都非常有名。笔记发表较多，但很零碎。书信很多都是原件，从来没有发表过，上海图书馆有11万封。前天看到报纸上讲，明人的书信刚刚出版了，有4万件，清人的书信也应该出版，听说苏州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书信可以影印，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艺术价值，因为清人很多都是书法家。

（5）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系列。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光有用汉字写成的史料，还有用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等写成的非常重要的史料。

（6）徽州契约文书系列。现在有30万件，其中20万件已经发表，还有10万件没有整理。

（7）学者著作系列。清代的学派很多，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学派、古文学派、今文学派等，能否把他们的著作搞一些丛书？比如西北史地学派著作丛书，把他们的著作都集合在一起。

（8）翻译系列。清朝和前面的朝代不同，它和世界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清朝时来华的传教士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当时有个规定，每个传教士定期要向罗马教廷报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已经出版了一套传教士的书信集，十几个国家都有译文，唯独中国没有，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是简本。晚清的这类东西很多，如外交官、商人、军官所写的作品，我们要有选择地翻译。其他还有家谱、报刊、图录等系列，每个系列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要把全部的文献档案都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来进行文献档案的整理。《清史》纂修是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既然国家托付我们这样一个重任，我们就投入最大的人力、财力来做，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抢救和整理清代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要整理档案文献，就要进行可行性的调查研究，要整理哪一部分，要投入多少力量，要用多少钱和时间，由哪些人来整理，写出规划方案，争取在10年内多做一些项目。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写历史的人和整理档案文献的人适当地分开，齐头并进，不至于耽误写作的时间。《清史》工程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000万字的主体工程，另一部分是规模很大的档案文献整理工程。10年后《清史》主体工程出台，各项文献档案工程也陆续出台，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打个比方，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这样做，一是为了能够有坚实的资料依据修好《清史》；二是我们放宽眼界，抢救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这样规模的工程，人员可能动用二三百人，用款可能达到几个亿。几个亿在文化方面显得很大，但在整个经济建设上是个小数，用来对清代的整个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是很值得的。江泽民主席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四个同等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进行，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国家行为、国家工程，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的实现依靠全体编纂委员和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全体编纂委员愿意承担这样艰巨、宏大的任务，会积极地投入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时间长、难度大、工作复杂，但我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支持，有文化部领导的协助，我们和广大历史学界团结一致、积极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一定能够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托付给我们的编纂《清史》的任务。

注释

[1]200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