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

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1]——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

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继的新朝代为了总结历史,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都要给上一个朝代编纂历史。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和其他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构成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在,清朝被推翻已经整整90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1914年,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历时14年,至1927年完成536卷《清史稿》。由于参加编纂的人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忠于清廷,故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记载失实,评论不公,如把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革命烈士斥为乱匪,而把端方、志锐、陆钟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击毙的清朝官员说成是“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还有在记载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只书其事,而不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名。这种立场、观点当然不能为世人所接受。故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史稿》被列为禁书。平心而论,《清史稿》是以前清国史馆的资料、稿本为基础,提纲挈领,删繁就简,囊括近300年史事,历时颇久,用功甚勤,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杀,但存在严重的政治缺陷。且编纂时,清宫所藏历史档案尚未为世人共知,故没有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这就大大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亦有编纂《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无心做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又缺乏修史的专门人才,故仅把《清史稿》稍做修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人曾提出编纂《清史》的建议与设想。董必武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此建议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当时百废待兴,还顾不上修史工作,故而搁置下来。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吴晗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他向戴逸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田家英同志对修史最为热心,有意亲自撰写《清史》,收集了大量清人的墨迹和史料作为修史的准备。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和范文澜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自己退居第二线,管的事情少了,空闲时间多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可见,清史和编纂《清史》的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人极大的关注。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央宣传部筹备此项工作,中央宣传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但这次会议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酝酿多年的编纂大型《清史》的工作化为泡影,而且成为中央宣传部和郭影秋干扰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罪行。“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被勒令解散,教师被分散到其他学校。郭影秋为了保存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集合的一些清史研究力量,于1973年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暂时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清史研究所复归人大。“文革”后,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同志将这封信批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由于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现在,已进入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此项工作启动过早或过迟,均有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猝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淡褪,历史细节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二十六史”中的很多部写成在旧朝代灭亡以后数十年至100年左右。现在清朝灭亡已90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

编纂《清史》不但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重大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实行闭关锁国,拒绝进行改革,政治日益腐败,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且清朝灭亡至今不足100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因此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方面史事,详尽完备、篇幅较大的《清史》。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又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修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要写一部怎样的《清史》?其体例、体裁、部件、篇幅需要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拟定一个比较完善而可行的方案。《清史》的编纂既然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史的传统,就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六史”相衔接,吸收已有史书的优点。但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进,历史内容和单纯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为了讨论方便,《清史》可否考虑设置以下部件:

(1)编年。编年以记史事,按时间为序,取代“二十六史”中为帝王作传的本纪。(2)传记。网罗近300年之历史人物,分别作传。这是大型《清史》的主体部分,篇幅最多,相当于旧史中的列传。(3)通史。按今日章节式之体裁,写成有清一代之通史。篇幅不必过大而观点须鲜明,叙事须准确,文字须通畅,为旧史所无之新增部分。(4)专史。分门别类,叙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之发展,取代旧史中的志。(5)表。各种史表,如世系表、职官表等。(6)图。地图与其他图籍。(7)纪。清代近300年中,包括南明和太平天国,二者各有其政权,各有其历史,各有其典章制度,可否另设南明纪、太平天国纪,分别叙述。又清代关外部分,可否设立清史前纪。(8)清史著述书目。

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即为了编纂大型《清史》。35年来,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虽然迟迟未能正式启动,但清史研究所一直坚持这一工作方向和目标,黾勉以赴,矢志不渝,为大型《清史》的编纂做准备。大型清史,工程浩大,部件众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把各个部件分解开来,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个部件,分期分批,撰写完成。这个办法,持之以恒,已见成效。20年来,清史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已完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包括《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37卷以及大量资料的整理编纂,这些成果可以作为今后修史的准备和基础。

“盛世修史”在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现在说到历代的文化工程,唐代就会提到《五经正义》和修纂六史,这些都完成于唐初的贞观盛世;宋代就会提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以及《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都成于北宋前期政治较安定的宋太祖至宋神宗年间;明代就会提到《元史》和《永乐大典》,二书成于明太祖、明成祖国力最强大之日;清代就会提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明史》,这些都是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所编纂的。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当然,编纂《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应是21世纪历史学界光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纂《清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要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既要有一定的经费、编制,又要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如军事史要依靠军事史家,经济史要依靠经济史家,科技史要依靠科技史家,要有学术界、文博界、档案界、科技界、出版界的协同配合,还要邀请台湾与海外学人参加讨论与编纂。任何个人或单位皆难以承担这一繁复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代修史都是政府主持,以政府首脑领衔,如唐初六史的修撰,以宰相魏徵、房玄龄、褚遂良等领衔,有学者姚思廉、李延寿、颜师古、李淳风等参与;清修《明史》,由大学士张廷玉领衔,有史学家万斯同、王鸿绪等参与。这样的修史班子具有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便于创造修史的条件,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研究和解决编纂中的疑难和问题。可以相信,如果组织有力,条件具备,规划妥善,不难于20年内完成编纂大型《清史》此一代之盛事、旷世之巨典。


注释

[1]原载《人民日报》,200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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