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汇聚上海，红色的起点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黄浦江，一条静水流深的大江，一条激荡不休的河流，汇入长江、通达大洋，使得上海自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当时中国最忙碌的一个港口——码头和马路熙熙攘攘，万国建筑群占据城市天际线，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无穷高远的天穹。
1921年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红色起点，一股妇女解放的红色洪流，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自强自立推起一轮红日，燃烧着，跃出地平线，直燃向历史的天空。一支支红色的火炬，向四周突进，直燃向石头一样厚重的黑暗，去唤醒、去组织、去传播星星之火……
王剑虹成为“中华女界联合会”一员
碧绿的湘江，一路蜿蜒奔驰着向北方流去。在长沙境内，它负载一艘艘客轮，越过洞庭湖，奔出湖湘，西上武汉、重庆，东下南京、上海，驶向大洋……此时，江上一艘劈波斩浪的轮船，正有一个女子目送着长沙渐渐变成一个黑点。
在轮船后面，湘江涌起一道道白色的浪花，这女子想起了1919年7月《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而她自己又将怎样才不枉来到这个尘世上呢？这脸色略显苍白的女子沉思着。
她不知如何回答自己，心中继而又响起了那急如暴风骤雨似的声音——“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
江面上一股凉爽的风，吹着她稀疏的头发，吹着她的脸庞，她的呼吸似乎急促起来。这女子名叫王淑璠，18岁，后来改名王剑虹（为了方便叙述，下文统一使用王剑虹），在平民女校的学生中，她前来上海的故事或许最具人情味，因为是父亲王勃山带她来的。
可是在内心深处，她难免觉得孤单，她出生在四川酉阳（现属重庆）龙潭镇，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把她送到湖南常德，寄养在姑母家，她多少次偷偷地掉下眼泪啊。现在父亲又将把她送到上海，在那里她又将是独自一人，她将遇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呢？
父亲王勃山是同盟会会员，在上海颇多知交旧友。此次，王勃山受孙中山之邀，将前往广州担任国民政府秘书，他来到湖南，带上刚从位于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下文简称第二女师）毕业的女儿，转往上海，自己再取水道南下。
此时轮船已来到八百里洞庭湖，点点船帆浮动在波光潋滟之上。偶尔一只竹筏划过，几尾鸬鹚扑通、扑通钻入水中，叼一尾银光闪耀的湖鱼上来。王剑虹看着此情此景，不觉有些痴了。父亲素来喜读诗词，她深受父亲影响，此时脑中不禁闪出孟浩然的诗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此时正是1920年的盛夏，还未及8月，日光摇荡，水汽升起，她只觉得目光朦胧起来，难道自己今生就永远只能羡慕她人吗？她本来就是一个痴心肠的女孩子，在湖南生活多年，此时已然对湖湘山水有了感情，当时在学习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后，她还曾偷偷一个人跑去“桃花源”胜地游览一番呢，于是她开始想着自己在湖南的这些日子……
历史的悲情像一片乌云
五四以前，《新青年》劲风所吹之处，“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深刻地触及湖南，长沙知识界进步思想的宣传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是第二女师的校长和教员大多是旧式人物，思想观念仍旧落后，自然不会订这类新杂志、新报纸，王剑虹是通过私人朋友第一次读到了《新青年》，这样一本新书好像一个新潮的宝贝，每个人看过之后都立即转给朋友，蔚为风气。
其时，同学出身大多贫苦，最关注的就是国事，丁玲就曾回忆过：“我们当时同学们逐渐喜欢谈论国事，谈起军阀政府卖国的事就哭。”历史的悲情像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这些年轻的女学生身上。一方面，她们对现实不满，最苦闷未来的前途。那时候女校学生毕业后，最好的出路也只能是到各地小学校去教书，还有大多数根本找不到职业。眼见着有的同学毕业后，被迫当了军阀的姨太太；眼见着军阀或湘西的土匪一批又一批到各县城学校“参观”，见着长得漂亮些的教员或学生，就通知校长，要找去当姨太太，她们的内心极其愤慨……
受《新青年》影响，班里的讲演动辄以女子剪发、女子经济独立、婚姻自由问题为内容，校长和教员反对这种讲演，王剑虹常与校长、教员展开争论，逐条驳斥。痴绝之人倘若认准了一件事，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敢教日月换新天。丁玲和低班同学前去旁听，都支持王剑虹的意见，但她和王剑虹这时还形如陌路，没有交谈。
丁玲后来回忆，那时“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见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
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
五四运动像太阳抛出的强光，迅速照耀这古老中华的每一寸土地。
王剑虹和高年级的杨代诚组织同学上街游行，一路喊，一路哭，都非常激动，嗓子都喊哑了。杨代诚也就是后来的王一知，她们将运动主旋律从低音部提到高音部，在校第一批带头剪掉了辫子，全校二百多人，在数天之内就有半数以上剪去辫子。在这件事上，丁玲认为，第二女师好像倒是走在了长沙各校的前面，她回忆放假回到家里，舅父舅母看她剪了头发，勃然大怒，舅父训斥她说：“哼！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丁玲毫不客气地对舅父说：“你的尾巴不是早已玩掉了吗？你既然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
王剑虹还和人办了一所民众夜校，号召学校的活跃分子在里面教书，启迪民智，低一级的丁玲也去教过珠算，因为丁玲年龄小，个子矮，大家都叫她“崽崽先生”。
王剑虹口才流利，能言善辩，见解精辟，将川妹子和湘妹子的泼辣集合于一身，常常把反对风潮的校长老师反驳得哑口无言、瞠目结舌，成为校内风云人物，这给丁玲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
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一员
王剑虹随父亲来上海，是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可是上海学校的费用昂贵，她最后选了费用最低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那个封闭的时代里，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使用人体模特写生，开时代风气之先。写生课最初只聘请到男孩为模特，1920年7月20日，一个少女模特首次登上画室，少女的胴体，至真至美的线条，艺术女神的化身，令所有人兴奋，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中对此有回忆：“当时一般学生教员无不兴高采烈，以为我们的事在中国美术界负有莫大的功勋。”
可是任何时代的进步，当中总免不了带给一些人苦痛。一次，王剑虹撞见一名教员调戏女模特，她愤怒地冲上去，将两人拉开，随手朝教员脸上就是两巴掌，这下闯了大祸，她被开除了。所幸经父亲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谢持介绍，王剑虹来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徐宗汉处做些文字工作。
徐宗汉，也是一代巾帼英雄，上过战场的辛亥革命女杰，孙中山亲密战友黄兴的夫人。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遇见黄兴身负重伤，为其包扎伤口，随后一起避往香港，黄兴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徐宗汉不拘一格，以妻子名义签字，从此结为革命伴侣。民国成立，徐宗汉投身于妇女界运动，五四后与人发起成立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与陈独秀、李达等人私交很好。
中共一大召开后，开展妇女运动被列为中共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李达与徐宗汉商议，希望联合改组上海女界联合会。1921年9月，“中华女界联合会”改组，旨在“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使我们要求的声音一天一天高起来，使我们奋斗一天一天强大起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纲领还指出，男女享有同等教育权，选举和被选举及从事一切政治活动权，同工同酬权，维护女工、童工的权利，王剑虹是中华女界联合会23名创始成员之一。
不久，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这是中共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王剑虹和王会悟是主要编辑；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常为刊物撰稿。王剑虹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一文，呼吁知识妇女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男女协作的社会”，她的能力和才干颇受陈独秀和李达赏识。
还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时，王剑虹就通过徐宗汉秘书王会悟认识了李达。当李达开始筹建平民女校的时候，王剑虹和王会悟一起参与其中。不久之后，她将作为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为自己也为历史写出曼妙的一笔。
秦德君随邓中夏赴上海
“呜”的一声笛响，一列火车喷出20世纪20年代特有的一股烟雾，驶出北平站。煤炭燃烧的浓烟，像火车举着的一面黑旗，向后飘荡着。
火车向南驰去，缓缓地，奔驰在阔大的华北平原上。窗外，是北中国的雄浑的田野。一个女孩，眉间满是忧郁之色，她安静地听着火车的咣当声，听着身体里两个鼓荡着的心跳。是如此的沉重，是如此的不得已，是如此漆黑的坑道里的运煤车一样的命运啊……
时为1921年，这个只有十五六岁模样的少女，名叫秦德君。在火车的咣当声中，这个女孩子或许想到了一叶孤帆出川的画面，想到了遥远的家乡忠州城，想到了她的难言的苦痛的命运，此时她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了。
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
星随平野尽，月涌大江流。1905年，中秋之夜，一轮满月，皎洁的光辉照耀着扬子江畔的忠州城，照耀着一间三牌坊的秦府门第，一棵高高挺立的黄桷树的阴影下面，突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秦德君就降生于这树下一片荒草地中！
秦德君的母亲出身贫苦人家，多年来勤勤恳恳，侍奉祖母，祖母死后，两个姑母和婶娘唆使她父亲将怀胎足月的母亲赶出家门，以至于秦德君生在荒草地里，哭声涨满大黄桷树密覆的枝叶，涨满树旁一口青苔披覆的古井，连月亮也动荡起来。
她被送到外婆家，与外婆、舅妈、表嫂三代寡妇相依为命，喝着米糊长大，后寄养在忠县的伯母家上小学。13岁时，二哥秦仲文把她带到万县，在那里上了半年女子初级师范，暑假考取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
五四运动的火炬，以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成都学生迅速成立“四川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学生万人以上游行示威，发表演讲，后来发展放火焚烧仇货，一些奸商收买了流氓，见学生就打，秦德君因此被打掉了一颗牙齿。一名女同学高呼着口号：“头可断，志不可夺，身可杀，名不可污！”慷慨激昂的场面，令秦德君久久难忘。
四川学生联合会创办了《学生潮》《星期日》《新空气》《直觉》等报刊，秦德君以“秦文骏”为笔名，发表文章，奋力批判旧社会，呼吁男女平等。她喀嚓一声剪掉辫子，留起短发，宿舍里一个同学看着秦德君清爽利落的样子，也跟着剪了辫子，结果同学的妈妈跑来学校又哭又闹，找秦德君拼命：“我的女儿不做尼姑，我的女儿要戴凤冠。”
有道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其时抵制剪发的旧势力把女儿们关在家中，市政当局封闭了理发店，甚至有理发师因给女子理发而被捕……
秦德君听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写信给蔡元培，要求进北大。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学校查获。后来，秦德君因为提倡“男女平等”的事被学校开除。中国女性的自由之路，走过了多么黑暗的一页啊。
漫长的出川之路
当时吴玉章在渝成立“全川自治联合会”，四川各个县都派代表参加，于是学生联合会介绍秦德君去重庆。她和两个同伴女扮男装，从成都东门外望江楼搭小木船东下，听着纤夫喊出的号子，看着纤夫弓着腰背拉着木船，一天走出几十里地，秦德君心中很不是滋味，直到乐山才终于改换了帆船，顺江东流，到了重庆。经吴玉章安排，秦德君和同伴一起住在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家中。
陈愚生是四川泸州人，曾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时代精英都是成员之一。1920年底，陈愚生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种树期成荫，移山任笑愚”，他向来以愚公自许，一心只求改造社会，于1921年2月创办《新蜀报》，开始“向最顽固、最腐臭的旧社会基址作不断的攻袭”。同年5月，陈愚生妻子在北平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女儿尚不足两周岁，陈愚生离开重庆，前往北平照顾女儿。吴玉章赠予秦德君100元现洋，让她随陈愚生一起赴北平，找李大钊协助前往苏联。
轮船于一望无涯的巫山高峡之下驶出夔门，到宜昌改换长江大轮船继续航行。正值春天，从重庆到宜昌这一段，恰是万里长江最为壮丽的山水名胜，沿途奇峰直上青天，断崖如同斧劈刀削一般，又有鲜花漫山遍野走来，简直美破宇宙，却丝毫引不起秦德君一点兴致。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秦德君一路上穿着男孩子的衣服，不敢进女厕所，上男厕所又心虚，一路熬着到了上海。轮船甫一靠岸，邓中夏前来接船。他一口湖南话，看见秦德君穿着男装，头发短短的，摸摸她的头叫她“小弟弟”。
“自由的曙光现了”
火车折回南京，沿津浦路北上，到了北平。
一人身着灰布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两撇八字胡又浓又密，目光炯炯有神，在火车站外迎候。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李大钊，看着先生英气勃发的样子，秦德君脑中陡然想起《Bolshevism的胜利》上那段势若万钧的话来——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秦德君似乎看到了那一道曙光，顿时觉得心中也充满了雷霆万钧的力量，可是去苏联的希望因故化成了泡影，她只得在北平继续待下去。此时她两手空空，而且还怀着身孕。原来离开重庆前一夜，吴玉章等人为陈愚生饯行，秦德君因不胜酒力醉倒了，同席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趁她一人醉卧室中，悄悄进去将她奸污。从此之后，秦德君回忆道：“穆济波有如一个魔鬼的影子，紧紧跟随我，纠缠我，使我大半生不得安宁。”
这天，秦德君正为自己的处境泪流满面，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她后脑，她赶忙擦干眼泪，转身一看是李大钊。
大钊先生向来是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目标而奋斗的，而这样的奋斗不正也是为了青年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嘛？他见秦德君悲伤，于是温和而又亲切地问道：“好孩子，怎么啦？”
秦德君摇了摇头。
他又问道：“是想家了吗？”
秦德君一听，心中痛苦万分，问道：“我的家在哪里呀？”
李大钊笑道：“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
火车到上海去
火车奔驰着，朝着长江，朝着20世纪远东最繁华的都市的方向，在奔驰。像一头负担过重的兽，喘息着。现在的人们习惯了高铁风驰电掣的速度，根本想象不到20世纪20年代北京和上海之间途程何其漫长。
北京与上海开通火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其时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刚刚建成，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终于可以开通火车了，这段路分为北中南三段，先经京奉铁路到天津，再转津浦铁路到浦口，铁路修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浦口位于长江北岸，那时候长江可是天堑啊，根本没有大桥，直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前，津浦线和沪宁线一直无法连通，必须坐轮船渡过长江到南京，再经沪宁铁路到上海。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1919年在八道湾买下人生第一个房子——高兴啊，终于成为有房的人了——于是他在12月返绍兴，接母亲和三弟周建人一家到京团聚，日记里写道：1日，“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换津浦车”。2日，“午后到浦口，渡扬子江换宁沪车，夜抵上海”。第二天再回绍兴，后来他依返乡所见写下小说《故乡》，留下“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脍炙人口的警语。鲁迅在路上共花去四十多个小时，想想如今京沪高铁四个小时，简直就跟飞一样。
对旅途的波折，秦德君也有回忆：“火车过了徐州，列车长报告说，前面铁路坏了一段，要大家换车。于是旅客们纷纷扛起简单的行李，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挤上另一列车，因为两列火车的人并在了一列火车上，所以特别挤，不管二等三等车票的旅客，都得不到座位了。那些从窗户外翻进来的，连落脚地都没有，就跨在人们肩膀上，争吵声此起彼伏……”
秦德君在回忆文章《跟大钊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提到，她是随李大钊和陈愚生一起南下上海的，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1年从北京前往上海的，只有邓中夏一人，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他来上海汇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在《回忆邓中夏同志》一文里，秦德君写到邓中夏就像大哥哥一样称自己为“小弟弟”，极为关怀，他还带着秦德君在上海和南京游览名胜古迹，由此推断，此次从北京南下，最有可能是李大钊嘱咐邓中夏带着她来的。
到上海后，秦德君到一家袜厂去做女工。这时的上海，已然成为革命的大熔炉。秦德君人生崭新的一页，在一双双巨人之手的协助下，悄然翻开了。
丁玲“飞向自由的天地”
一股寒风盘旋在洞庭湖以西的大地上，按诗人的说法，春天似乎不远了。可是，1922年静悄悄地来临，似乎并不是非比寻常的一年，如同这一年4月鲁迅在北京写下的《为“俄国歌剧团”》的文字：“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一片古老的沧桑的土地，“倘使我是一个歌者，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而俄国艺术家的歌唱和舞蹈，又促使鲁迅猛醒，于是他写道：“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是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唱着反抗之歌，他们唱着，起初并没有什么回响，却在历史的缝隙之间，慢慢地雷鸣一般轰响起来。
渴望着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世界
春节前夕，王剑虹回到湖南常德，一是看望姑母，二是为平民女校招生。
这一年丁玲18岁，正放寒假，也在常德。她因幼年丧父，随母亲余曼贞寄住在外婆家。这天，王剑虹和堂姑王醒予来看望余曼贞，她们有亲戚是余曼贞的学生。在第二女师，王剑虹和丁玲天天见面不说话，相隔两年半，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王剑虹谈起在上海的见闻，鼓动丁玲一起去参加由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丁玲一开始听到“平民女校”的名字，内心不免有些忐忑，她知道家里人恐怕会觉得刺耳的。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像鲁迅一样也是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她曾经在具有自传性质的《遥远的故事》中写道：“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