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虹成为“中华女界联合会”一员

第一章 汇聚上海,红色的起点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黄浦江,一条静水流深的大江,一条激荡不休的河流,汇入长江、通达大洋,使得上海自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当时中国最忙碌的一个港口——码头和马路熙熙攘攘,万国建筑群占据城市天际线,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无穷高远的天穹。

1921年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红色起点,一股妇女解放的红色洪流,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自强自立推起一轮红日,燃烧着,跃出地平线,直燃向历史的天空。一支支红色的火炬,向四周突进,直燃向石头一样厚重的黑暗,去唤醒、去组织、去传播星星之火……

王剑虹成为“中华女界联合会”一员

碧绿的湘江,一路蜿蜒奔驰着向北方流去。在长沙境内,它负载一艘艘客轮,越过洞庭湖,奔出湖湘,西上武汉、重庆,东下南京、上海,驶向大洋……此时,江上一艘劈波斩浪的轮船,正有一个女子目送着长沙渐渐变成一个黑点。

在轮船后面,湘江涌起一道道白色的浪花,这女子想起了1919年7月《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而她自己又将怎样才不枉来到这个尘世上呢?这脸色略显苍白的女子沉思着。

她不知如何回答自己,心中继而又响起了那急如暴风骤雨似的声音——“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

江面上一股凉爽的风,吹着她稀疏的头发,吹着她的脸庞,她的呼吸似乎急促起来。这女子名叫王淑璠,18岁,后来改名王剑虹(为了方便叙述,下文统一使用王剑虹),在平民女校的学生中,她前来上海的故事或许最具人情味,因为是父亲王勃山带她来的。

可是在内心深处,她难免觉得孤单,她出生在四川酉阳(现属重庆)龙潭镇,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把她送到湖南常德,寄养在姑母家,她多少次偷偷地掉下眼泪啊。现在父亲又将把她送到上海,在那里她又将是独自一人,她将遇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呢?

父亲王勃山是同盟会会员,在上海颇多知交旧友。此次,王勃山受孙中山之邀,将前往广州担任国民政府秘书,他来到湖南,带上刚从位于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下文简称第二女师)毕业的女儿,转往上海,自己再取水道南下。

此时轮船已来到八百里洞庭湖,点点船帆浮动在波光潋滟之上。偶尔一只竹筏划过,几尾鸬鹚扑通、扑通钻入水中,叼一尾银光闪耀的湖鱼上来。王剑虹看着此情此景,不觉有些痴了。父亲素来喜读诗词,她深受父亲影响,此时脑中不禁闪出孟浩然的诗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此时正是1920年的盛夏,还未及8月,日光摇荡,水汽升起,她只觉得目光朦胧起来,难道自己今生就永远只能羡慕她人吗?她本来就是一个痴心肠的女孩子,在湖南生活多年,此时已然对湖湘山水有了感情,当时在学习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后,她还曾偷偷一个人跑去“桃花源”胜地游览一番呢,于是她开始想着自己在湖南的这些日子……

历史的悲情像一片乌云

五四以前,《新青年》劲风所吹之处,“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深刻地触及湖南,长沙知识界进步思想的宣传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是第二女师的校长和教员大多是旧式人物,思想观念仍旧落后,自然不会订这类新杂志、新报纸,王剑虹是通过私人朋友第一次读到了《新青年》,这样一本新书好像一个新潮的宝贝,每个人看过之后都立即转给朋友,蔚为风气。

其时,同学出身大多贫苦,最关注的就是国事,丁玲就曾回忆过:“我们当时同学们逐渐喜欢谈论国事,谈起军阀政府卖国的事就哭。”历史的悲情像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这些年轻的女学生身上。一方面,她们对现实不满,最苦闷未来的前途。那时候女校学生毕业后,最好的出路也只能是到各地小学校去教书,还有大多数根本找不到职业。眼见着有的同学毕业后,被迫当了军阀的姨太太;眼见着军阀或湘西的土匪一批又一批到各县城学校“参观”,见着长得漂亮些的教员或学生,就通知校长,要找去当姨太太,她们的内心极其愤慨……

受《新青年》影响,班里的讲演动辄以女子剪发、女子经济独立、婚姻自由问题为内容,校长和教员反对这种讲演,王剑虹常与校长、教员展开争论,逐条驳斥。痴绝之人倘若认准了一件事,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敢教日月换新天。丁玲和低班同学前去旁听,都支持王剑虹的意见,但她和王剑虹这时还形如陌路,没有交谈。

丁玲后来回忆,那时“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见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

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

五四运动像太阳抛出的强光,迅速照耀这古老中华的每一寸土地。

王剑虹和高年级的杨代诚组织同学上街游行,一路喊,一路哭,都非常激动,嗓子都喊哑了。杨代诚也就是后来的王一知,她们将运动主旋律从低音部提到高音部,在校第一批带头剪掉了辫子,全校二百多人,在数天之内就有半数以上剪去辫子。在这件事上,丁玲认为,第二女师好像倒是走在了长沙各校的前面,她回忆放假回到家里,舅父舅母看她剪了头发,勃然大怒,舅父训斥她说:“哼!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丁玲毫不客气地对舅父说:“你的尾巴不是早已玩掉了吗?你既然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

王剑虹还和人办了一所民众夜校,号召学校的活跃分子在里面教书,启迪民智,低一级的丁玲也去教过珠算,因为丁玲年龄小,个子矮,大家都叫她“崽崽先生”。

王剑虹口才流利,能言善辩,见解精辟,将川妹子和湘妹子的泼辣集合于一身,常常把反对风潮的校长老师反驳得哑口无言、瞠目结舌,成为校内风云人物,这给丁玲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

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一员

王剑虹随父亲来上海,是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可是上海学校的费用昂贵,她最后选了费用最低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那个封闭的时代里,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使用人体模特写生,开时代风气之先。写生课最初只聘请到男孩为模特,1920年7月20日,一个少女模特首次登上画室,少女的胴体,至真至美的线条,艺术女神的化身,令所有人兴奋,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中对此有回忆:“当时一般学生教员无不兴高采烈,以为我们的事在中国美术界负有莫大的功勋。”

可是任何时代的进步,当中总免不了带给一些人苦痛。一次,王剑虹撞见一名教员调戏女模特,她愤怒地冲上去,将两人拉开,随手朝教员脸上就是两巴掌,这下闯了大祸,她被开除了。所幸经父亲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谢持介绍,王剑虹来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徐宗汉处做些文字工作。

徐宗汉,也是一代巾帼英雄,上过战场的辛亥革命女杰,孙中山亲密战友黄兴的夫人。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遇见黄兴身负重伤,为其包扎伤口,随后一起避往香港,黄兴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徐宗汉不拘一格,以妻子名义签字,从此结为革命伴侣。民国成立,徐宗汉投身于妇女界运动,五四后与人发起成立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与陈独秀、李达等人私交很好。

中共一大召开后,开展妇女运动被列为中共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李达与徐宗汉商议,希望联合改组上海女界联合会。1921年9月,“中华女界联合会”改组,旨在“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使我们要求的声音一天一天高起来,使我们奋斗一天一天强大起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纲领还指出,男女享有同等教育权,选举和被选举及从事一切政治活动权,同工同酬权,维护女工、童工的权利,王剑虹是中华女界联合会23名创始成员之一。

不久,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这是中共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王剑虹和王会悟是主要编辑;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常为刊物撰稿。王剑虹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一文,呼吁知识妇女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男女协作的社会”,她的能力和才干颇受陈独秀和李达赏识。

还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时,王剑虹就通过徐宗汉秘书王会悟认识了李达。当李达开始筹建平民女校的时候,王剑虹和王会悟一起参与其中。不久之后,她将作为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为自己也为历史写出曼妙的一笔。

秦德君随邓中夏赴上海

“呜”的一声笛响,一列火车喷出20世纪20年代特有的一股烟雾,驶出北平站。煤炭燃烧的浓烟,像火车举着的一面黑旗,向后飘荡着。

火车向南驰去,缓缓地,奔驰在阔大的华北平原上。窗外,是北中国的雄浑的田野。一个女孩,眉间满是忧郁之色,她安静地听着火车的咣当声,听着身体里两个鼓荡着的心跳。是如此的沉重,是如此的不得已,是如此漆黑的坑道里的运煤车一样的命运啊……

时为1921年,这个只有十五六岁模样的少女,名叫秦德君。在火车的咣当声中,这个女孩子或许想到了一叶孤帆出川的画面,想到了遥远的家乡忠州城,想到了她的难言的苦痛的命运,此时她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了。

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

星随平野尽,月涌大江流。1905年,中秋之夜,一轮满月,皎洁的光辉照耀着扬子江畔的忠州城,照耀着一间三牌坊的秦府门第,一棵高高挺立的黄桷树的阴影下面,突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秦德君就降生于这树下一片荒草地中!

秦德君的母亲出身贫苦人家,多年来勤勤恳恳,侍奉祖母,祖母死后,两个姑母和婶娘唆使她父亲将怀胎足月的母亲赶出家门,以至于秦德君生在荒草地里,哭声涨满大黄桷树密覆的枝叶,涨满树旁一口青苔披覆的古井,连月亮也动荡起来。

她被送到外婆家,与外婆、舅妈、表嫂三代寡妇相依为命,喝着米糊长大,后寄养在忠县的伯母家上小学。13岁时,二哥秦仲文把她带到万县,在那里上了半年女子初级师范,暑假考取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

五四运动的火炬,以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成都学生迅速成立“四川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学生万人以上游行示威,发表演讲,后来发展放火焚烧仇货,一些奸商收买了流氓,见学生就打,秦德君因此被打掉了一颗牙齿。一名女同学高呼着口号:“头可断,志不可夺,身可杀,名不可污!”慷慨激昂的场面,令秦德君久久难忘。

四川学生联合会创办了《学生潮》《星期日》《新空气》《直觉》等报刊,秦德君以“秦文骏”为笔名,发表文章,奋力批判旧社会,呼吁男女平等。她喀嚓一声剪掉辫子,留起短发,宿舍里一个同学看着秦德君清爽利落的样子,也跟着剪了辫子,结果同学的妈妈跑来学校又哭又闹,找秦德君拼命:“我的女儿不做尼姑,我的女儿要戴凤冠。”

有道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其时抵制剪发的旧势力把女儿们关在家中,市政当局封闭了理发店,甚至有理发师因给女子理发而被捕……

秦德君听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写信给蔡元培,要求进北大。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学校查获。后来,秦德君因为提倡“男女平等”的事被学校开除。中国女性的自由之路,走过了多么黑暗的一页啊。

漫长的出川之路

当时吴玉章在渝成立“全川自治联合会”,四川各个县都派代表参加,于是学生联合会介绍秦德君去重庆。她和两个同伴女扮男装,从成都东门外望江楼搭小木船东下,听着纤夫喊出的号子,看着纤夫弓着腰背拉着木船,一天走出几十里地,秦德君心中很不是滋味,直到乐山才终于改换了帆船,顺江东流,到了重庆。经吴玉章安排,秦德君和同伴一起住在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家中。

陈愚生是四川泸州人,曾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时代精英都是成员之一。1920年底,陈愚生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种树期成荫,移山任笑愚”,他向来以愚公自许,一心只求改造社会,于1921年2月创办《新蜀报》,开始“向最顽固、最腐臭的旧社会基址作不断的攻袭”。同年5月,陈愚生妻子在北平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女儿尚不足两周岁,陈愚生离开重庆,前往北平照顾女儿。吴玉章赠予秦德君100元现洋,让她随陈愚生一起赴北平,找李大钊协助前往苏联。

轮船于一望无涯的巫山高峡之下驶出夔门,到宜昌改换长江大轮船继续航行。正值春天,从重庆到宜昌这一段,恰是万里长江最为壮丽的山水名胜,沿途奇峰直上青天,断崖如同斧劈刀削一般,又有鲜花漫山遍野走来,简直美破宇宙,却丝毫引不起秦德君一点兴致。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秦德君一路上穿着男孩子的衣服,不敢进女厕所,上男厕所又心虚,一路熬着到了上海。轮船甫一靠岸,邓中夏前来接船。他一口湖南话,看见秦德君穿着男装,头发短短的,摸摸她的头叫她“小弟弟”。

“自由的曙光现了”

火车折回南京,沿津浦路北上,到了北平。

一人身着灰布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两撇八字胡又浓又密,目光炯炯有神,在火车站外迎候。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李大钊,看着先生英气勃发的样子,秦德君脑中陡然想起《Bolshevism的胜利》上那段势若万钧的话来——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秦德君似乎看到了那一道曙光,顿时觉得心中也充满了雷霆万钧的力量,可是去苏联的希望因故化成了泡影,她只得在北平继续待下去。此时她两手空空,而且还怀着身孕。原来离开重庆前一夜,吴玉章等人为陈愚生饯行,秦德君因不胜酒力醉倒了,同席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趁她一人醉卧室中,悄悄进去将她奸污。从此之后,秦德君回忆道:“穆济波有如一个魔鬼的影子,紧紧跟随我,纠缠我,使我大半生不得安宁。”

这天,秦德君正为自己的处境泪流满面,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她后脑,她赶忙擦干眼泪,转身一看是李大钊。

大钊先生向来是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目标而奋斗的,而这样的奋斗不正也是为了青年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嘛?他见秦德君悲伤,于是温和而又亲切地问道:“好孩子,怎么啦?”

秦德君摇了摇头。

他又问道:“是想家了吗?”

秦德君一听,心中痛苦万分,问道:“我的家在哪里呀?”

李大钊笑道:“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

火车到上海去

火车奔驰着,朝着长江,朝着20世纪远东最繁华的都市的方向,在奔驰。像一头负担过重的兽,喘息着。现在的人们习惯了高铁风驰电掣的速度,根本想象不到20世纪20年代北京和上海之间途程何其漫长。

北京与上海开通火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其时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刚刚建成,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终于可以开通火车了,这段路分为北中南三段,先经京奉铁路到天津,再转津浦铁路到浦口,铁路修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浦口位于长江北岸,那时候长江可是天堑啊,根本没有大桥,直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前,津浦线和沪宁线一直无法连通,必须坐轮船渡过长江到南京,再经沪宁铁路到上海。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1919年在八道湾买下人生第一个房子——高兴啊,终于成为有房的人了——于是他在12月返绍兴,接母亲和三弟周建人一家到京团聚,日记里写道:1日,“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换津浦车”。2日,“午后到浦口,渡扬子江换宁沪车,夜抵上海”。第二天再回绍兴,后来他依返乡所见写下小说《故乡》,留下“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脍炙人口的警语。鲁迅在路上共花去四十多个小时,想想如今京沪高铁四个小时,简直就跟飞一样。

对旅途的波折,秦德君也有回忆:“火车过了徐州,列车长报告说,前面铁路坏了一段,要大家换车。于是旅客们纷纷扛起简单的行李,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挤上另一列车,因为两列火车的人并在了一列火车上,所以特别挤,不管二等三等车票的旅客,都得不到座位了。那些从窗户外翻进来的,连落脚地都没有,就跨在人们肩膀上,争吵声此起彼伏……”

秦德君在回忆文章《跟大钊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提到,她是随李大钊和陈愚生一起南下上海的,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1年从北京前往上海的,只有邓中夏一人,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他来上海汇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在《回忆邓中夏同志》一文里,秦德君写到邓中夏就像大哥哥一样称自己为“小弟弟”,极为关怀,他还带着秦德君在上海和南京游览名胜古迹,由此推断,此次从北京南下,最有可能是李大钊嘱咐邓中夏带着她来的。

到上海后,秦德君到一家袜厂去做女工。这时的上海,已然成为革命的大熔炉。秦德君人生崭新的一页,在一双双巨人之手的协助下,悄然翻开了。

丁玲“飞向自由的天地”

一股寒风盘旋在洞庭湖以西的大地上,按诗人的说法,春天似乎不远了。可是,1922年静悄悄地来临,似乎并不是非比寻常的一年,如同这一年4月鲁迅在北京写下的《为“俄国歌剧团”》的文字:“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一片古老的沧桑的土地,“倘使我是一个歌者,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而俄国艺术家的歌唱和舞蹈,又促使鲁迅猛醒,于是他写道:“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是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唱着反抗之歌,他们唱着,起初并没有什么回响,却在历史的缝隙之间,慢慢地雷鸣一般轰响起来。

渴望着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世界

春节前夕,王剑虹回到湖南常德,一是看望姑母,二是为平民女校招生。

这一年丁玲18岁,正放寒假,也在常德。她因幼年丧父,随母亲余曼贞寄住在外婆家。这天,王剑虹和堂姑王醒予来看望余曼贞,她们有亲戚是余曼贞的学生。在第二女师,王剑虹和丁玲天天见面不说话,相隔两年半,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王剑虹谈起在上海的见闻,鼓动丁玲一起去参加由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丁玲一开始听到“平民女校”的名字,内心不免有些忐忑,她知道家里人恐怕会觉得刺耳的。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像鲁迅一样也是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她曾经在具有自传性质的《遥远的故事》中写道:“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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