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我热爱世俗生活

迟子建:我热爱世俗生活

采访手记:

如果不写作,迟子建会做什么呢?可能是田里忙碌而快乐的农妇,怜惜田间地头的禾苗如同爱抚纯真的婴儿,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可能是厨房里贤惠聪敏的主妇,灶台间变幻出万千艺术品般的美食,她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亲人享用时的熨帖,幸福而满足。

她选择了写作。写作使她的世界五彩斑斓,博大丰富,更因为有众多喜爱她的读者,处处充满友爱和善意的理解。

2010年,迟子建的六十位读者以接力赛的形式自发抄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后装订成册,由几名读者送到迟子建的手中。六十位读者不同的字体,像六十颗热情跳动的心脏,这本特殊的“书”是迟子建最珍贵的礼物,摆在她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她带给人们的多是温暖和阳光,有时忧伤,是秋风掠过般的悲凉。近来迟子建作品中的“秋意”渐浓,变成冬日刺骨的寒意,犀利地穿透人生。

是迟子建的变化,抑或作为读者的成熟?总之,她还是她,明媚灿烂的笑容不曾改变;她又不是她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含蓄地包裹在诗意的文字里,只有耐心琢磨,才能品味到她真诚的善意和宽厚的悲悯。

追随迟子建的作品多年,近来又找来她早期的短篇集,讶异迟子建的蜕变与成长之快,并不是无根的飘浮。她那双聪慧的眼睛,热切地注视着脚下那片土地,全部的挚爱与深情熔注其中。

三十年的创作时间,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但她又具有“不入流”的勇气,这种坚持恰恰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也许这坚持在今天的时代因固守而显得孤独,却明明白白地昭示一种光明和值得期待的未来。

“拥有生活固然重要,但是作为小说来说,艺术更为重要。仅仅拥有生活,你可能在瞬间打通了艺术的天窗,但没有艺术的功力支撑,这个天窗很快就会落下来。”迟子建说,写作其实是不会穷尽的,一个作家必备的本领,就是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闪光点,把光焰放大。她眼中的好作家,是对于外部世界既亲近,又疏离。她知道对写作的坚持,对文学清醒的判断和守护,比天赋更为重要。只有不断地修正自己,才能不断地向前。

“故乡的人吃完晚饭,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事情,就坐在火炉旁边,嗑着瓜子,喝着茶,听大人们讲故事。全是鬼怪故事,讲得我晚上都不敢出去起夜,害怕,觉得黑夜里到处都有鬼在游走。”迟子建说,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

舒晋瑜:在《赐笔的“上帝”》中,您将与笔结缘归结为幼时的“抓周”。

迟子建:在堆满鸡蛋、钞票、算盘、胭脂和笔的桌子上,鸡蛋可以滚动,算盘珠子可以发出噼啪的脆响,而胭脂带来了一股香味,我却独独抓了笔。细长的、冰冷的、不发声的、无彩色图案的笔。

舒晋瑜:最早留在记忆里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迟子建:低矮的板夹泥小屋,房前屋后的菜园(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无边无际的森林,苍茫的大雪,偎着火炉听童话故事,暑假时到园田干农活,寒假时去山里拉烧柴。这些,构成了我的童年生活。

舒晋瑜:现在您也经常回去?大概一年中有多长时间在家乡待着?每次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是怎样的感觉?能不能描述一下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

迟子建:我每年总要在故乡待上三四个月。现在那里虽然少见大树,但次生林很茂盛,所以那里仍是空气最好的地方。故乡已不是我童年的故乡了,像北极村,它不再有过去的宁静了,一年四季游人不绝。

外婆在北极村去世之后,我很少去那里了。我在大兴安岭中部的一个县城居住,与母亲在一起。我住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我童年住过的独栋的木刻楞房子,而是普通的居民楼,有自来水和暖气设施,所以生活很便利。房子位于城边,就在山脚下,所以我的书房对着山峦河流,风景不错。夏天时打开窗子,满室都是植物的清香。

舒晋瑜:在那里,您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您是怎样的人?他们看您的作品吗?《北极村童话》的我们熟悉的人物,现如今都怎样?

迟子建:我和亲人们在一起。我们家人个个爱好美食,所以傍晚一家人聚在一起,常做了一桌子菜,喝酒聊天。因为守着大山,多吃绿色食物。比如春天吃开江鱼,野菜,夏天吃自家园田种植的蔬菜,山上的蓝莓、红豆等野果,秋天吃蘑菇。家人中,我最忠实的读者,是我母亲。她看过我的作品,总给我提意见。

《北极村童话》里我描写的人物,很多已故去了。我前年料理外婆的丧事,见到了我描写的春生,他头发花白,牙齿掉了,邋遢疲惫,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生活的艰辛。近年来,家乡的小书店,进了不少我的书。比如2012年出版的《白雪乌鸦》,我春节回去过年时,就在一家书店看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只知道我在家人眼中,不过还是那个童年倔强、调皮的“迎灯”(这是我的乳名)。

舒晋瑜:您的多数作品,都关乎脚下的黑土地。家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迟子建:没有我童年的经历,是不可能有我的写作的。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这经验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星一样,能照亮你未来的写作生活。

舒晋瑜:多年来,家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迟子建:中国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家乡的变化。它虽然外表依然是安宁的,但内里却是喧嚣的。最遗憾和让人痛心的是,现在的人对土地的感情,由于种种原因,不如以前深厚了。

高考作文写跑题只得了5分。回忆往事,迟子建庆幸因此走进大兴安岭专科学校,因为只有那片纯净的山峦环抱的安静之地,她才有充足的时间读书,有充足的时间想象。

舒晋瑜:您的高中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迟子建:我是在塔河二中读的高中,因为那时我家住在距离县城有十几里的一个小山村,所以我是住校生。我们住的宿舍只有十几平方米,十多个女生挤在一起,住的是通铺,分上下两层。我住在上铺最靠北的地方,条件比较艰苦。夜半,常常能听见老鼠啃啮东西的声音。不过,因为年轻,也不觉得特别苦。我每个周末回家一趟,没自行车时步行,总是一个人走,穿过寂静的山林和辽阔的庄稼地,几乎遇不见什么人。最让我恐怖的,是走到天黑了,再赶上是月亏的日子,就有恐惧感。那时我读的书并不多,但是爱好写作,所以常常在笔记本上写点诗啊散文啊什么的。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到了高二,分文理班了,对数理化不感兴趣的我,当然进了文科班。高考的压力,在同学那里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大家抱着书本不撒手。我相对来说,不是个刻苦的学生,所以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就连我当时认为最能给自己赚分数的语文,也答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把作文写跑题了。我只进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不过,这个学校,让我的文学梦变为现实。

舒晋瑜:您觉得高中时代最值得怀念的事情是什么?

迟子建:是梦想。有了梦想,你的青春就会美好。哪怕这个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还有,高中时能短暂脱离家长的“监护”,也能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坏事。

舒晋瑜:对当今的高中生,尤其爱好文学的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您愿意提出怎样的忠告或建议?

迟子建:当然功课第一,写作是一生的事,不要急。平时多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是最好的文学锻炼。至于阅读,因为课业在身,我不建议在高中时大量阅读中外名著,要有选择地看。

舒晋瑜:您的高中时期,同学们对老师普遍怀有怎样的感情?

迟子建:我们那时,对老师还是很尊敬的,那时的老师也比现在的老师更敬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时的老师很少有在外面“补课”赚钱的,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正规的讲堂,相对纯粹一些。而现在,课堂之外的“补课”,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这不正常。

迟子建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北极村童话》,驰骋着迷人的想象,自由地奔驰在大兴安岭梦幻般的童年生活。她坐在书房里,享受窗外的山,享受月夜下泛着银色光泽的河流。她投入地写作,非常舒展,那种幸福感从她的笔尖流淌出来……

舒晋瑜:能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童年的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迟子建:小时候我是在外祖母家里长大的,那是个广阔空间,感觉人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你的写作。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都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1985年,黑龙江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看看,这像不像小说?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即将出发前,朱伟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就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我的写作是从大兴安岭师专开始的,那时课业不紧,我大量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并开始悄悄地写作,毕业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一个。

舒晋瑜:早年的写作,您是否得到过很多鼓励,如果是,那么都是来自谁的鼓励?

迟子建:早年的写作,最大的鼓励来自我家人。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得到七十多块钱的稿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巨款。父亲喜欢酒,我给他买了两瓶竹叶青,他高兴极了!我用第二笔稿费(那时我在塔河中学教书),利用周末,打了张火车票回北极村看望姥姥,离开北极村时我把余下的50块钱悄悄塞到姥姥的被子里。我走后,她晚上睡觉铺被子时看见那50块钱,惊喜地落泪,打发小舅给我写了一封信。家人传看我的作品,初学写作对我来说比评论家的表扬令我开心,是最大的鼓励!我姥姥不识字,但她让我表妹给她读《北极村童话》,表妹说读的过程中,她间或评论,有时说:“这是真的。”有时呵呵一笑,一撇嘴说:“这是编的。”

迟子建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悲欢离合,却如水滴折射阳光,透视的是她对于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

舒晋瑜: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十四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才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融入不了感情,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好在这三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我与《伪满洲国》是马拉松式的“恋爱”,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至它出版,我与它“相恋”了十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对这个题材的爱,早就埋在心头,我一天天培养它,做了大量资料和实地调查,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而与《白雪乌鸦》是闪电式的爱,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如你所说,我的这些长篇,不管题材多么大,写的都是小人物。即便《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的本真的东西。

舒晋瑜:关于“满洲国”的题材大家并不陌生,您在构思时是如何考虑的?能谈谈《伪满洲国》的创作原因吗?

迟子建: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那时对东北这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想写也无从下手。1991年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东京召开一个欢迎会,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走过来突然张口问我:“你从满洲国来吗?”我听了很震惊,感到刺耳,仿佛受了污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在日本、在中国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我觉得伪满十四年的历史值得我去想一想,看一看。

这本书的落足点不是史实,而是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断断续续地查资料,想法成熟了才开始闭门写作,全力以赴地写。计划写四十多万字,实际上写了六十多万字。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吃惊,怎么会写这么长?但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精练,因为它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较广。我做了许多资料准备,在酝酿成熟后才动笔。《伪满洲国》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写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写作这部作品时,我沉浸在“满洲国”的氛围里,傍晚走在街头,感觉调子都是灰的。

舒晋瑜:我很欣赏您的创作状态,不疾不缓,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留得住、值得放在书架上仔细回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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