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我热爱世俗生活
采访手记：
如果不写作，迟子建会做什么呢？可能是田里忙碌而快乐的农妇，怜惜田间地头的禾苗如同爱抚纯真的婴儿，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可能是厨房里贤惠聪敏的主妇，灶台间变幻出万千艺术品般的美食，她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亲人享用时的熨帖，幸福而满足。
她选择了写作。写作使她的世界五彩斑斓，博大丰富，更因为有众多喜爱她的读者，处处充满友爱和善意的理解。
2010年，迟子建的六十位读者以接力赛的形式自发抄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后装订成册，由几名读者送到迟子建的手中。六十位读者不同的字体，像六十颗热情跳动的心脏，这本特殊的“书”是迟子建最珍贵的礼物，摆在她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她带给人们的多是温暖和阳光，有时忧伤，是秋风掠过般的悲凉。近来迟子建作品中的“秋意”渐浓，变成冬日刺骨的寒意，犀利地穿透人生。
是迟子建的变化，抑或作为读者的成熟？总之，她还是她，明媚灿烂的笑容不曾改变；她又不是她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含蓄地包裹在诗意的文字里，只有耐心琢磨，才能品味到她真诚的善意和宽厚的悲悯。
追随迟子建的作品多年，近来又找来她早期的短篇集，讶异迟子建的蜕变与成长之快，并不是无根的飘浮。她那双聪慧的眼睛，热切地注视着脚下那片土地，全部的挚爱与深情熔注其中。
三十年的创作时间，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但她又具有“不入流”的勇气，这种坚持恰恰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也许这坚持在今天的时代因固守而显得孤独，却明明白白地昭示一种光明和值得期待的未来。
“拥有生活固然重要，但是作为小说来说，艺术更为重要。仅仅拥有生活，你可能在瞬间打通了艺术的天窗，但没有艺术的功力支撑，这个天窗很快就会落下来。”迟子建说，写作其实是不会穷尽的，一个作家必备的本领，就是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闪光点，把光焰放大。她眼中的好作家，是对于外部世界既亲近，又疏离。她知道对写作的坚持，对文学清醒的判断和守护，比天赋更为重要。只有不断地修正自己，才能不断地向前。
“故乡的人吃完晚饭，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事情，就坐在火炉旁边，嗑着瓜子，喝着茶，听大人们讲故事。全是鬼怪故事，讲得我晚上都不敢出去起夜，害怕，觉得黑夜里到处都有鬼在游走。”迟子建说，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
舒晋瑜：在《赐笔的“上帝”》中，您将与笔结缘归结为幼时的“抓周”。
迟子建：在堆满鸡蛋、钞票、算盘、胭脂和笔的桌子上，鸡蛋可以滚动，算盘珠子可以发出噼啪的脆响，而胭脂带来了一股香味，我却独独抓了笔。细长的、冰冷的、不发声的、无彩色图案的笔。
舒晋瑜：最早留在记忆里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迟子建：低矮的板夹泥小屋，房前屋后的菜园（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无边无际的森林，苍茫的大雪，偎着火炉听童话故事，暑假时到园田干农活，寒假时去山里拉烧柴。这些，构成了我的童年生活。
舒晋瑜：现在您也经常回去？大概一年中有多长时间在家乡待着？每次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是怎样的感觉？能不能描述一下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
迟子建：我每年总要在故乡待上三四个月。现在那里虽然少见大树，但次生林很茂盛，所以那里仍是空气最好的地方。故乡已不是我童年的故乡了，像北极村，它不再有过去的宁静了，一年四季游人不绝。
外婆在北极村去世之后，我很少去那里了。我在大兴安岭中部的一个县城居住，与母亲在一起。我住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我童年住过的独栋的木刻楞房子，而是普通的居民楼，有自来水和暖气设施，所以生活很便利。房子位于城边，就在山脚下，所以我的书房对着山峦河流，风景不错。夏天时打开窗子，满室都是植物的清香。
舒晋瑜：在那里，您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您是怎样的人？他们看您的作品吗？《北极村童话》的我们熟悉的人物，现如今都怎样？
迟子建：我和亲人们在一起。我们家人个个爱好美食，所以傍晚一家人聚在一起，常做了一桌子菜，喝酒聊天。因为守着大山，多吃绿色食物。比如春天吃开江鱼，野菜，夏天吃自家园田种植的蔬菜，山上的蓝莓、红豆等野果，秋天吃蘑菇。家人中，我最忠实的读者，是我母亲。她看过我的作品，总给我提意见。
《北极村童话》里我描写的人物，很多已故去了。我前年料理外婆的丧事，见到了我描写的春生，他头发花白，牙齿掉了，邋遢疲惫，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生活的艰辛。近年来，家乡的小书店，进了不少我的书。比如2012年出版的《白雪乌鸦》，我春节回去过年时，就在一家书店看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只知道我在家人眼中，不过还是那个童年倔强、调皮的“迎灯”（这是我的乳名）。
舒晋瑜：您的多数作品，都关乎脚下的黑土地。家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迟子建：没有我童年的经历，是不可能有我的写作的。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这经验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星一样，能照亮你未来的写作生活。
舒晋瑜：多年来，家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迟子建：中国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家乡的变化。它虽然外表依然是安宁的，但内里却是喧嚣的。最遗憾和让人痛心的是，现在的人对土地的感情，由于种种原因，不如以前深厚了。
高考作文写跑题只得了5分。回忆往事，迟子建庆幸因此走进大兴安岭专科学校，因为只有那片纯净的山峦环抱的安静之地，她才有充足的时间读书，有充足的时间想象。
舒晋瑜：您的高中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迟子建：我是在塔河二中读的高中，因为那时我家住在距离县城有十几里的一个小山村，所以我是住校生。我们住的宿舍只有十几平方米，十多个女生挤在一起，住的是通铺，分上下两层。我住在上铺最靠北的地方，条件比较艰苦。夜半，常常能听见老鼠啃啮东西的声音。不过，因为年轻，也不觉得特别苦。我每个周末回家一趟，没自行车时步行，总是一个人走，穿过寂静的山林和辽阔的庄稼地，几乎遇不见什么人。最让我恐怖的，是走到天黑了，再赶上是月亏的日子，就有恐惧感。那时我读的书并不多，但是爱好写作，所以常常在笔记本上写点诗啊散文啊什么的。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到了高二，分文理班了，对数理化不感兴趣的我，当然进了文科班。高考的压力，在同学那里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大家抱着书本不撒手。我相对来说，不是个刻苦的学生，所以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就连我当时认为最能给自己赚分数的语文，也答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把作文写跑题了。我只进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不过，这个学校，让我的文学梦变为现实。
舒晋瑜：您觉得高中时代最值得怀念的事情是什么？
迟子建：是梦想。有了梦想，你的青春就会美好。哪怕这个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还有，高中时能短暂脱离家长的“监护”，也能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坏事。
舒晋瑜：对当今的高中生，尤其爱好文学的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您愿意提出怎样的忠告或建议？
迟子建：当然功课第一，写作是一生的事，不要急。平时多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是最好的文学锻炼。至于阅读，因为课业在身，我不建议在高中时大量阅读中外名著，要有选择地看。
舒晋瑜：您的高中时期，同学们对老师普遍怀有怎样的感情？
迟子建：我们那时，对老师还是很尊敬的，那时的老师也比现在的老师更敬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时的老师很少有在外面“补课”赚钱的，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正规的讲堂，相对纯粹一些。而现在，课堂之外的“补课”，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这不正常。
迟子建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北极村童话》，驰骋着迷人的想象，自由地奔驰在大兴安岭梦幻般的童年生活。她坐在书房里，享受窗外的山，享受月夜下泛着银色光泽的河流。她投入地写作，非常舒展，那种幸福感从她的笔尖流淌出来……
舒晋瑜：能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童年的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迟子建：小时候我是在外祖母家里长大的，那是个广阔空间，感觉人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你的写作。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都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1985年，黑龙江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看看，这像不像小说？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即将出发前，朱伟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就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我的写作是从大兴安岭师专开始的，那时课业不紧，我大量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并开始悄悄地写作，毕业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一个。
舒晋瑜：早年的写作，您是否得到过很多鼓励，如果是，那么都是来自谁的鼓励？
迟子建：早年的写作，最大的鼓励来自我家人。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得到七十多块钱的稿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巨款。父亲喜欢酒，我给他买了两瓶竹叶青，他高兴极了！我用第二笔稿费（那时我在塔河中学教书），利用周末，打了张火车票回北极村看望姥姥，离开北极村时我把余下的50块钱悄悄塞到姥姥的被子里。我走后，她晚上睡觉铺被子时看见那50块钱，惊喜地落泪，打发小舅给我写了一封信。家人传看我的作品，初学写作对我来说比评论家的表扬令我开心，是最大的鼓励！我姥姥不识字，但她让我表妹给她读《北极村童话》，表妹说读的过程中，她间或评论，有时说：“这是真的。”有时呵呵一笑，一撇嘴说：“这是编的。”
迟子建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悲欢离合，却如水滴折射阳光，透视的是她对于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
舒晋瑜：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十四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才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融入不了感情，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好在这三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我与《伪满洲国》是马拉松式的“恋爱”，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至它出版，我与它“相恋”了十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对这个题材的爱，早就埋在心头，我一天天培养它，做了大量资料和实地调查，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而与《白雪乌鸦》是闪电式的爱，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如你所说，我的这些长篇，不管题材多么大，写的都是小人物。即便《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的本真的东西。
舒晋瑜：关于“满洲国”的题材大家并不陌生，您在构思时是如何考虑的？能谈谈《伪满洲国》的创作原因吗？
迟子建：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那时对东北这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想写也无从下手。1991年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东京召开一个欢迎会，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走过来突然张口问我：“你从满洲国来吗？”我听了很震惊，感到刺耳，仿佛受了污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在日本、在中国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我觉得伪满十四年的历史值得我去想一想，看一看。
这本书的落足点不是史实，而是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断断续续地查资料，想法成熟了才开始闭门写作，全力以赴地写。计划写四十多万字，实际上写了六十多万字。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吃惊，怎么会写这么长？但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精练，因为它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较广。我做了许多资料准备，在酝酿成熟后才动笔。《伪满洲国》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写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写作这部作品时，我沉浸在“满洲国”的氛围里，傍晚走在街头，感觉调子都是灰的。
舒晋瑜：我很欣赏您的创作状态，不疾不缓，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留得住、值得放在书架上仔细回味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