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历风浪，称帝与复辟之间

从军以后，张伯驹不再是囿于家事的少爷，而是青年军官，对许多重大事件也不再是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助其父张镇芳一臂之力。他写有《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所记都是其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的政事、军事。

武汉刘成禺著有《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吴则虞将此书送给张伯驹。张伯驹读后，认为其中事实有不详尽者，有出入者，亦有全非事实者，大多是听来的传闻，并非亲身经历。吴则虞认为当时知之甚少，要张伯驹作补注，于是就有了这本《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该书的开端，张伯驹写下了一段不无感慨的文字：

人生短促，世事渺茫。痴者为权势名利相争夺杀伐，一部《资治通鉴》，不过成王败寇。皇帝也，总统也，执政也，大元帅也，沐猴冠带，等而视之可矣，固不止袁氏有假皇也。……余与项城同邑，又属戚谊，但仍从旁观者着笔，是即是，非即非，不拘时，不限事，要供后人之不知者。又余与寒云交独厚，写其事多谀辞，亦如魏武帝之雄武诡谲，陈思王之文采风流，固两事也。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张伯驹在写《补注》时，继承了太史公司马迁的精神，“是即是，非即非”，秉笔直书，为后事留下一部信史，使读者从扑朔迷离的袁世凯称帝的这段历史中理出一个头绪来。

1916年8月4日，杨度等人搞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搞君主立宪。9月1日，参政院开会，发起请愿运动，支持杨度的君主立宪的主张。12月11日，一心要登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就改变国家制度问题，通电全国，结果各地响应支持。中华帝国进入准备阶段。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弘扬宪法，并确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这样，已经当了大总统的袁世凯要摇身一变成为皇帝了。

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花园留影（20世纪30年代）

对袁世凯要搞“洪宪帝国制”，张镇芳、张伯驹都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张伯驹在《补注》中写道：

纵使龙兴鼎革新，后来谁是继承人？
邺台只有陈思俊，惜少唐家李世民。

陈思俊是指曹操的儿子曹植，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思王”。袁家虽有陈思王曹植式的人物袁克文，但无继承王位的李世民。洪宪帝制之初，杨度牵头成立筹安会，大肆鼓吹，策动请愿风潮，各省请愿团和北京的“绅裔耆民”，在新华门前跪请袁世凯称帝。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更是力促其父称帝，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但他无李世民的治国雄才。

新华门请愿事，张伯驹在《补注》中有记：

踉跄列队大街游，请愿声高索报酬。
向背人心何用问，真民意最爱袁头。

诗后补注说：“洪宪前，各省请愿代表列队游行至新华门前，高呼万岁，完毕，每人各赠路费百元，远道者二百元。各代表请增费，至于狂骂，后各赠二百元，纠葛始寝。见《洪宪纪事诗》‘金尽床头有甲兵’一首。按，昔时银洋以站人者银质为优，次为光绪元宝，次为鹰洋；民国后，项城像银洋银质更优，号‘袁头’钱，人争要之，乃真民意也。”所以到新华门请愿，民意不是要帝制，“真民意”是要钱，要“袁大头”银元。

袁世凯称帝的事闹得越来越热闹，张镇芳又向袁世凯作了进一步分析。对此事，张伯驹亦有一段记述：

为帝制是大错，今取消帝制即彻底垮台，退为总统，亦未能久，仍是大错。宜回河南，以直、鲁、豫三省为根据地，作负隅之计，再图后谋。先父命张伯英去豫，与督理军务赵倜及河南各将领商谈：总统府迁洛阳，以赵倜为副总统。时赵倜知大事已去，恐项城或先父到豫，反于彼不利，乃将伯英羁留于督署，欲坐以煽动军队之罪杀之。赵、张两家，夙相往来，赵内眷乃泄于伯英，托人于外间电先父求救。先父由统率办事处电令赵倜，将伯英押解来京，交军政执法处。雷震春知此事，大骂赵倜，而将伯英释放。

张家和袁家的关系为众所周知，张镇芳对袁世凯称帝虽内心不赞同，但在表面上还是作了一些应付。颁布“赐爵令”时，袁世凯深知张镇芳并不赞成他称帝，故而在论功行赏大封爵位时，所封诸侯中也没有他。护国战争爆发时，张镇芳觉察到袁世凯倒台已成必然，而局势诡谲莫测，无论是南方护国军掌权，还是皖系军阀掌权，都会对他不利。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让张伯英到河南寻求对策，实际上也是替袁世凯着想。袁克文听到张镇芳派遣心腹去河南之事，以为他是背叛袁家，意在联合护国军抗袁，图谋河南独立，联想到当年袁世凯被清廷罢职时，张镇芳投靠载泽的过节，就责骂道：“张既以圣戚，且赖先公而致官禄，初寒士，今富翁矣，竟反复若是，斯向不若禽兽之有心也！”意思是说，张镇芳以前只不过是一个寒士，是穷光蛋，依靠袁世凯才得以显赫，有了官禄，成为富翁，如今忘恩负义，竟然这样反复，其心之坏，连禽兽都不如了。

袁克文对张镇芳的误解，张伯驹并没有与之争辩，但在《补注》中却有意写了两篇，意在澄清事实。

1916年，袁世凯当上了皇帝，给已经是青年军人的张伯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的登基龙袍，由北京前门大栅栏瑞蚨祥承制，绣金龙，双目皆嵌以精圆珍珠，当时日本有人造珍珠，办事人为了中饱私囊，弄点赝品骗骗皇帝，故金龙双目中之珍珠真假难辨。袁世凯赐给大员们五色五星帽章，五色为玉质，中嵌一小钻石，袁世凯诸子及内官总长级、外官将军、巡按使，都得到了赏赐。除了袁氏诸子帽章上的小钻石为真外，其他皆假，张镇芳的亦未能例外。张伯驹曾作诗讽刺，曰：“提线逢场傀儡牵，黄袍耀日冕朝天。珍珠龙眼应无假，鱼目还疑薏苡圆。”

洪宪时，朱启钤为内务总长，郭世五为监制洪宪瓷。笔者访张伯驹先生时，正热衷于搜集收藏家的故事，对他们二位也略有所知，故张伯驹先生为笔者说之甚详。

朱启钤原名桂莘，贵州人，三岁丧父，在外祖父傅寿彤家长大。傅氏兄弟为长沙世宦之家，清代军机大臣瞿鸿是傅家女婿，即是朱启钤的姨夫。朱启钤十八岁结婚，娶的是清朝驻英法参赞陈远谟的女儿陈光玑。从家世及亲眷关系来看，朱启钤完全是位阔公子。十二岁，随姨夫瞿鸿入川，开始了宦途生涯。瞿时任四川学政，朱在瞿幕中代为阅卷。朱启钤书法学柳公权，入瞿幕后，因瞿写米字而改学米芾书体，摹仿瞿的字体，以便代瞿阅卷。以后又出任京师内外城巡察厅厅承、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东三省蒙务局都办、津浦铁路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任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1919年南北议和时，任北方代表。这位旧时官僚，一生清明自约，不纳妾、不嫖娼、不赌钱、不吸鸦片，平时就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作为收藏家，朱启钤的收藏甚为广泛，铜器、瓷器、木器、漆器、竹器、银器、书画碑帖、古墨、端砚、旧纸、药材，皆有涉猎，其中令他扬名于世的是宋锦缂丝，著有《存素堂丝绣录》。“存素堂”为朱启钤斋号，自署曰“存素老人”。

洪宪时，朱启钤为内务总长，筹备登基大典，主持整修城阙宫殿。

瞿鸿和袁世凯不和，在“袁瞿之争”中，朱启钤由瞿鸿的心腹转到瞿的政敌袁世凯幕中。瞿鸿倒台，张伯驹在《饭后诗钟分咏》一文中有记：张之洞宴集奕劻、袁世凯，招幕僚为诗钟，拈“蛟断”二字四唱，蔡乃鍠应声云：“射虎斩蛟三害尽，房谋杜断两心同。”上句影射瞿鸿、盛宣怀罢职与岑春萱谢病，下句指张之洞、袁世凯交欢，主持国政，故奕劻、张之洞、袁世凯皆大欢喜，即擢放蔡乃锽为苏松太道。

袁世凯任命朱启钤为北京内外城巡警厅厅长，也就是公安局局长。朱启钤本来是袁世凯政敌的心腹，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的特务头子？此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这和徐世昌的推荐有关。1904年，朱启钤辞去了译学馆监督的职务，到天津办游民习艺所，徐世昌将其推荐给了袁世凯。从此，他在“袁瞿之争”的夹缝中谋生活。1907年，袁世凯以二万两白银的代价买通御史恽毓鼎，对瞿鸿弹劾，瞿被革职。“袁瞿之争”以瞿鸿的失败而告结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把朱启钤放在了内务总长的重要位子上。为了迎接袁世凯的“洪宪大典”，朱启钤把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拆除正阳门的瓮城舒畅交通；将承德古物运到外朝，建立古物馆；开发北戴河，供官僚休养避暑。

重修正阳门还有这样一段传说：当时有位绍兴师爷郭某，很受袁世凯的欣赏，向袁世凯说，要南面称帝，正阳门至关重要。每到夜半，登正阳门前楼，澄目望气，南方红气贲起，高压北京，宜首先营造正阳门，尽收南面如火如荼之气……朱启钤修建正阳门是否是因为袁世凯听了这位“巫师”的话，就不得而知了。张伯驹曾为朱启钤事写了一首诗，曰：“新朝营建启宏谋，犹胜三都作帝州。四十年来歌舞梦，朱家姐弟尚风流。”诗中涉及朱家子弟事。朱启钤有八个儿女，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小姐朱淞筠，时有人作《京都竹枝词》：“欲将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三小姐与袁寒云有一面之交，易顺鼎竟为此写了六首诗。三小姐盛怒之下，纠集了几位女士去打易顺鼎耳光。朱六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五小姐朱湄筠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

忙于张罗袁世凯称帝的还有庶务司郭葆昌。他向袁世凯进言，用故宫所藏精品为样本，制洪宪瓷器，以为开国大典之用。袁世凯应允，任其为景德镇官窑监督，专司其事。张伯驹曾亲睹洪宪瓷，他向笔者介绍说：洪宪瓷不亚于故宫官窑，胎极薄，色彩、图样皆美。袁世凯逝世后，郭葆昌从文华殿提取了大量瓷器，尽归己有，多以善价售于美国人，更于国内收买，遂成收藏瓷器的专家。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冯国璋汉阳得胜后，袁世凯即把他调往南京，封一等公爵，督理江苏军务。段祺瑞投靠日本人后，冯国璋与段通谋，为倒袁中坚。此时，袁世凯要调冯去北京任参谋总长，冯以为是调虎离山，坚不去京，乃遥领参谋部。冯国璋又在南京召开会议，邀请张勋、倪嗣冲参加，劝袁世凯退位。张勋只派代表赴会，自己不去参加。冯国璋、段祺瑞倒袁的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袁世凯处于内外交困中。

张镇芳任河南都督时，河南原有陆军一师、一混成旅，及镇蒿军、巡防营等约两万人。计划扩建编制至五个师：一师驻信阳，控制湖北；一师驻洛阳，控制陕西；一师驻归德，控制江苏；一师驻彰德，巩固鲁、冀、豫；一师驻郑州，作为策应。定洛阳为陪都。张镇芳以此计划向袁世凯进言。袁以为张不懂军事，随后将张调往北京，河南遂无有兵权者。张伯驹深知此事内情，说：“洪宪时，项城因未听家父之言，颇悔之，乃有创办模范团之事，然已缓不济急矣。”

在南北夹击中，袁世凯忧病交加，1916年6月5日病情加重。袁世凯虽然知道张镇芳对洪宪帝制持有不同意见，但并不怀疑他有背叛之心，直到临终，仍召张镇芳到床前托付后事。6月6日，袁世凯病逝。据张伯驹所见，袁世凯当日食量甚健，每食除菜肴外，食大馒头二枚，面糊涂一碗；鹿茸制成粉置案上，随时食之。项城之病亦因肾亏多食鹿茸有关。袁世凯死后，葬于洹上村外的高丘上，周围植松树，号“袁林”，洹上村东立神道碑。1949年后，“袁林”二字被铲，书“窃国大盗”四字。20世纪90年代，笔者过袁世凯墓地，见又复旧观，“窃国大盗”四字又成“袁林”。

对袁世凯这位短命的皇帝，张伯驹深为感慨：项城疏于“江东”之谋，子无李世民，弟无赵光义。克定无雄才大略，筹安会之流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统兵者皆直、皖两系，尽不用命。项城始感克定非李世民之才，然已晚矣。猛士无人，项城遂不能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归故乡为《大风》之歌！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改革，共和、立宪、民主等新的概念深入人心，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曙光。但是中间冒出一个袁世凯，搞了个“洪宪帝制”，是一次历史的倒退。袁世凯称帝虽然失败了，却带来了负面效应，人们对共和产生了怀疑心理，与其袁世凯称帝，还不如把逊位的溥仪小皇帝扶起来。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来了一个大倒退，从舆论上提出恢复帝制的问题，而把已经逊位五年的溥仪扶起来重登龙位的却是张勋。

袁世凯去世后，张勋自认为成了大佬，锋芒毕露，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会盟，自任北洋各督军的盟主。此时以黎元洪为总统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国务院发生了矛盾，称之为“府院之争”，总统府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南方地方势力的支持，院派的主力是皖系军阀。张勋是实力派，黎、段双方都想拉张勋支持，张勋便乘势推出了他的复辟策划。

1917年，都军团通电反对黎元洪，开徐州会议，共议复辟之事，各督军或亲自到会，或派代表，对复辟赞成并签字。张勋酝酿复辟事，与张镇芳电函商谈其密，督军团及各方代表签署决定时，张镇芳应邀赴徐州。同年4月27日，张勋到天津见张镇芳，随后同张镇芳、雷震春等赴京。此时张伯驹随其父张镇芳左右，在车站候车室，报贩子兜售那时出版的《红楼梦索引》，雷震春和一行人打趣说：“不要看《索引》了，我们到北京去看‘索引’吧。”张伯驹回忆说：“看当时情况，好像他们很有把握。”

6月14日，张镇芳随张勋率辫子兵进入北京。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一批清朝遗老及复辟派众人入宫行跪拜大礼，恭请十二岁的溥仪复位。当日溥仪下诏宣布：“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是从阴历），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溥仪复辟时，以“上谕”授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兼度支（财政）部大臣。万绳栻任内阁阁承，一切政令都出自他手。本来康有为是提倡君主立宪的最得力人士，万绳栻之辈反而忌嫌康有为威望太高，排挤而不给他荐言机会。康有为说：“只是把皇帝抬出来，朝政一无主张，似非长策。”又说：“张勋身周的人，与清朝末年那些旗人大员差不多，只知道贪财图利，眼看是树倒猢狲散耳！”

复辟消息传出，激起国人反对，爆发了讨逆战。段祺瑞发起讨逆军，誓师马厂，然后进逼京畿，辫子兵只有三千人，不堪一击。

对张勋复辟及复辟宣言，张伯驹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写了一份材料，对这一情况作了叙述。他说：“段祺瑞之代表为丁士源，而签名者尚有谭延闿。复辟宣告文草，徐世昌曾亲笔改易数字。后张率兵入京，仓卒间宣告复辟，一包大揽，自为领班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按，北洋派势力为直、皖两系，而皖尤专横。段早于洪宪时即与日本勾结，已知日人不愿中国有安定统一局面，而欲为皖系之扩张，复辟无其权位，遂至马厂，以李长泰师入京讨张。张所率兵只二千人，寡不敌众，乃归失败。张避居荷兰使馆，曾扬言要将各方签名之复辟宣告，公之报端。后张向万绳栻索此文告稿，万云已烧毁，实徐树铮以四万元向万绳栻买去也。有人于徐家清理文件时，曾见此宣告稿，故知签字有谭延闿之名。复辟若在某遗老见冯国璋时为之，事可成；后以儿戏为之，事遂败。张忠而无谋，实负清室。余偶为分咏诗钟，题为‘张勋’、‘番风’，联云：‘更使至尊忧社稷；递催花信到清明。’盖讥之也。忆余居西城弓弦胡同似园时，街西有一小庙，中有一道士。一日余偶入庙游，道士供茶，旋引余至一室，供神像，像后取出一牌位，上书‘张忠武公勋长生福禄之位’。岂是张感人之深？道士固愚昧，当时市民亦有愿复辟而即悬龙旗者，盖亦有愤于袁氏之叛清而自为帝制也。”

张伯驹所说小庙一道士供张勋像一事颇可玩味，看来当时也有人是赞成恢复清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