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感觉文化区
唐代文化的地域差异，很早便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早在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有了很强的文化地域差异的观念。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地域观念很强的论文，如《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1)，其中也在在牵涉到文化问题。可以说，从文化的地域差异进行分析已成为陈寅恪先生研究唐史的一个重要手段。可惜这一手段并没有成为后来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唐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风起云涌，人称社会史“异军突起”，文化史“别开生面”(2)，然而却鲜有人注意到其间的地域差异。——虽然从研究的便利或题旨的需要出发而将视野限定于某一区域的颇为不乏，但着意于各区域间文化差异的，就笔者寡闻所及，迄今仍未曾出现。
对这一问题予以高度关注的倒是一些文学史的研究。如戴伟华先生的专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李浩先生的专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贯穿了强烈的地域文化观念。尽管限于其专业背景，就地理区域划分、地理特征探讨等技术层面来说与当行的历史地理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这种实证研究的积累颇有利于相关讨论的深入。
域外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及此。例如日本学者植木久行所著《唐诗的风土》，从日本固有的文学风土学传统出发，将唐诗中的风土素材按长安、洛阳、江南、塞外、岭南五章进行述论，其中江南又分扬州、镇江、苏州、杭州、南京五节，塞外分越过陇山、河西走廊、西域三节，书末附11幅主要关系地图。该书并未说明划分这些地域的理据，总体上很像是对这些地域意象的内涵进行探讨。
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看，文化区有三种不同的性质：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感觉文化区。以往强调得较多的是形式区和功能区。由于功能文化区关键在于发挥该功能的机构，在实际的讨论中，尤以对形式文化区概念的应用较为普遍。一般情况下，不加限定的文化区往往特指形式文化区，即由文化现象在地表分布不均衡而形成的区域。可以说，以往的研究都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开展起来的。
但这背后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一种过分技术化的倾向。即，那种研究实际上都是研究者拿自己的思维去触摸以至切割、分解事实，即便其对资料的把握十分准确、对方法的运用妙到毫巅、对结论的推导严丝合缝，最终得出的也不过是研究者本人的一种认识而已。以唐代的文化区域而言，那样得出的不过是今人认识到的一种分区方案。如果起唐人于九原，恐怕未必能得到他们的承认，更未必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过影响。
由此也就构成了本文的工作起点。笔者认为，对于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研究，当时人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以前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对历史要有同情的理解，本文的目标庶几近之。笔者力图站在唐人的角度，揭示当时的一些文化区域观念，按照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这应该属于感觉文化区的范畴。
感觉文化区（或曰乡土文化区）的概念出现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3)。笔者曾以此对其在今湖北省境的形成及变迁过程进行过探讨（参本书前言）。它指的是既得到区域内居民普遍认同，又得到区域外人们广泛承认的一种区域意识。这种区域当然也有某种文化特质为基础，但它与形式文化区有显著的不同。形式文化区是纯粹以文化特征的空间分布为划分指标，而感觉文化区则以人们的体认为判断依据。许多文化特征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却未必能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反映；同理，有些尺度很小的感觉文化区内，其文化特征的分布也未必均衡。
表面看来，形式文化区的存在很客观，而感觉文化区的判读很柔性，实则并不尽然。形式文化区的研究有赖于对文化要素进行认定，可以说，有多少种文化要素便可以划分出多少种文化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而对于那些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要素，求得一个明确的分区方案仍很困难。例如方言，在很多人心目中已是一个单质的文化要素，然而要对它进行分区，迄今仍让语言学家大伤脑筋。不妨说，有多少种语言特征的存在，便有多少个语言分区的可能。而感觉文化区则异乎是，它看起来似乎汗漫无归，但对于享有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感受者而言，却大体有相对较为稳定的感知理据。那份理据也许说不清道不明，却无论如何不会影响其对空间判读的结果。
讨论感知不能不凭藉地理意象。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4)。所谓意象（Image），指的是客观事物在人意识中的形象和估价，它是一种精神图景，一种被感知到的真实，是联系环境与人之间的媒介(5)。本文所依据的唐代文献，诸如诗文、典册、笔记，从某种意义上其实都属于意象资料。在讨论唐代感觉文化区的同时兼及其地理意象，不仅可以加深对于唐人文化区域观念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对于唐代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