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小笔记
1
那时候，离我住处不到五华里的地方，有一片湖，叫清莲。像个少女的名字。其实它的年岁已经很大了，现今八九十岁的老人，小时候就在湖里捞过鱼。清莲湖仿佛跟这片土地一样古老。
闲暇时候，我喜欢跟朋友们到湖边去。
湖面宽阔，微风吹过，肋条似的波纹向前伸展。湖岸，除了人和潜藏的小兽踏出的土路，四周都被齐人高的荒草淹没，我和朋友们把带来的报纸往草尖一铺，鱼跃而上，草便倒伏下去。草很柔软，垫在身下有种被抚摸的感觉。我们坐在上面聊天、喝酒、唱歌、弹吉他或吹口哨。当这些手段使尽，也没见远处马路上的女子过来跟我们搭讪，只好沮丧地躺下去望天。睡在大地上望天，再灰暗的天空也高远疏阔。草丛里密集的昆虫在我们近处活跃，像草的叶片，被风摇动得沙沙作响；但摇响昆虫的不是风，而是昆虫们自己的欢乐。
见此情景，一个朋友总是羡慕地叹息：“卑微的生命啊，你们哪里知道爱情的苦恼。”
可是，大地上本没有卑微的生命，就连昆虫，也比我们有资格谈论季节，谈论蓝天和星星。我们的心还在流浪，它们却早就有了自己的家园。家园就是这片湖。它们在湖边繁衍，在湖边诉说祖先的故事；祖先的故事就是它们自己的故事。
清莲湖在我们心里，哪里只是一片湖。
它是一部关于水、野草和昆虫的教科书，是一部绿的美术史。
若遇晴天丽日，我们还去湖里划船。一条无主的驳船卧在岸边，被繁密交错的藤蔓遮掩，不细心发现不了。几步深藏的石梯可以把我们引领到船边。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船帮已生满白斑，类同槁木。我们解了缆绳，坐上去，双橹一扳，船做一次深呼吸，就进入阔大的水域。船之于水，如鱼之于水，无水时如同死物，一旦进入水中，便摇尾鼓鳃，鲜活得让人感动。有时候我想，如果给这条无主的驳船写本传记，一定是本很滋润的书，也是很有历史感的书，如果写得好，兴许还会进入大人物们的传记之列。
某天傍晚，夕阳的金光照耀得湖面灿烂辉煌，我们荡舟湖心，突然有一条红尾巴鲤鱼蹦起来，恰好落进船舱，我将其捉住，小心翼翼地丢进湖里。可紧接着，更多的鱼蹦了起来，泼剌之声在湖面回荡，直至夕阳褪尽，它们才安静下来。
此后大半年，我和几个朋友奔忙于各自的事务，一直未去清莲湖，这个周末，终于得了闲暇，又相约前往。——可已经找不到那片湖了。湖被填了。豪华的预售中心和随处可见的重型机械，证明这里已被人类占据。这时候我们才明白，鱼们的那次集体跳跃，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表演，是它们的绝唱。
几个人退了回来。说不上悲哀。
2
我心目中没有拟人化的神。大自然就是神。在歌德笔下，这个神不可捉摸：“她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不同的人们眼里，又以无数不同的名目和称号隐藏着自己。”而在我看来，她没这么复杂，她就像亲人、朋友，像那些品性善良的陌生人。大自然的本质是接纳。接纳是不神秘的。比如这春雨、湿路、桃花、灰蒙的天空、清冷的气流、沉默的行人……本身就构成完整的生命。在我的日记中，不知道记录了多少个“第一场春雨”。春雨年年来，不是单调地重复，而是静默地成长。大自然一分钟也没有重复过，她总是在成长，只是人类无法估量她的伟力，因此，杜甫写的春雨，好像与今天的春雨并没有多少区别。人类到底是渺小的。福克纳认为，人类将长存于地球。但要做到这一步，不是没有条件。
曾经看一部有关恐龙的专题片，从恐龙的行为方式，我顿悟了这庞然大物必然灭绝的命运。对它们灭绝的因由，就我所知，至少有十余种说法，最典型的，是说一场大灾难后，它们的食物绝种了。最有趣的，是说恐龙特别喜欢放屁，在那古老的天空中，整天屁声隆隆，如雷霆万钧，偏偏从它们身体里释放出的气体，含一种对其自身致命的毒素，这样，恐龙就被自己的屁毒死了。我不是专家，不管人家怎么说，都只有相信的份。可是，看了那部专题片，我再也不相信科学家们的说法了。你只要看看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互相残杀、食肉裂骨的惨景，就一定会跟我得出同样的结论：恐龙自己杀死了自己。
恐龙曾是地球上的霸主，而今人类是地球上的霸主。
3
太阳并没有出，可它的光辉已照亮整个天空。太阳总是首先照亮天空，再把光芒洒到大地上。天空不亮，大地就享受不到温和的日光。从童年至今，我无数次观察日出，有时候，乡村的人们已荷锄上山，城里的人们已潮水般从街道上涌过，可大地依然一片阴冷，我们都以为太阳不会出来了，可抬头一望，一颗红球，早已静默地挂在东天……
古往今来，描写太阳的人不计其数，我特别喜欢这样两位：一是日本的德富芦花，二是美国的梭罗。德富芦花细心记录了日落需用的时间，得出太阳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需要三分钟的结论。只有真正热爱太阳的人，才这么在意于它的衰落和崛起。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梭罗，他说：“不仅要观察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冬夏黎明，还在任何邻居为他们的事务奔波之前，我就出外干我的事了……我虽没有具体地助日出以一臂之力，可是不要怀疑，在日出之前出现是最重要的事了。”他没有用任何花哨的笔墨写日出的过程，可迄今为止，这是我看到的关于日出最动人的文字。他在太阳出来之前就去大地上干活，跟太阳一起经受“诞生”的阵痛。——这也是苇岸在他散文中指出过的。苇岸是我喜欢的作家。我们之所以喜欢一个作家，是因为在许多地方，自己能与那作家心灵相通。
4
昨夜下过贼雨，早上起来，路湿润润的，草尖上不见水珠，却能闻到雨的气息，甚至能嗅到深秋寒冷的薄荷味。地面早已被环卫工人清扫干净，湿润就不会成为行路人的麻烦，而是让人感到清爽、安全与宁静。广大的天空，在湛蓝的背景上，飘着几朵云。云的距离挨得很近，有的少女般明亮，有的沉稳得像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有的老态龙钟，却是一副比谁都滋润的模样。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一个灯光亮了、还没来得及退出舞台的演员群体。在这样的早晨，我的心情总是出奇的美好。我的脚踏在大地上，却总觉得正行走于天空。
一群鸟突然从我书房外飞过。这群鸟数目庞大，使阴暗的天宇胀满了生命。我站起来，想目送它们一程，它们却早已隐没于建筑群的背后。我已很久没看到过这么多鸟，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们将飞向何方。
5
“满天星斗”这样的词句，几乎要从汉语里消失了。我有个朋友，去了南极，又去了日本和法国，回国后就觉得呼吸不畅，身体不适，然后来一句：“国内空气太差了。”听上去似乎很矫情，其实是实情。比如我居住的省城，即便天气晴好，能见度也很低，星星也隐藏在九天之外，偶尔显现，也不过两颗三颗。省城大，车子多，污染严重，望不到星星尚可说，回到县城，照样如此。直至退回老家的山上，“满天星斗”才会从天空和汉语里复活。
东边的那颗星，亮得像灯盏，我用质量很差的手机也能把它拍下来。一颗同样晶亮的流星，闲适地在天上游串。星星是那样多，只要你愿意，就能望见一层一层的星星。每一层星星都是一层天界。它们是运动着的，但除了流星和彗星，我们看不见它们的运动；星星以固定的姿势，让人于无声处听惊雷。我很喜欢日本电影《记我的母亲》里的一句台词：听到溪水的声音，便是听到山的声音。我想，听到星星无声的声音，便是听到宇宙的声音。再次琢磨人类对宇宙的阐释：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穷尽全部想象，我也想不通这句话，若借助星星帮忙，或许好理解些：星星，又是星星，还是星星，层层叠叠的星星，永远都是星星。
——不过，与我小时候比，或者与二十年前比，星星还是少了许多，那时候的星星多得天上装不下，比春运时的火车还打挤。
6
艺术是对简单生活的回忆，时代在前进，前进的途中，抛弃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有的是垃圾，可还有一部分，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并深深触动过我们，温润过我们，艺术就是把这些东西唤醒，让人类永远不要忘记曾经拥有过的纯真。而那些能唤醒我们的，总是趋于简单的。而今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丧失了处理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的能力，更不能从一条逼仄的道路出发，走出高天厚土。这是他们生活得过于闹热的缘故。生活得越闹热，越复杂，就越没有生活；要保持精神生活的质量，就必须把日常生活限制起来。
这需要艺术家具有孤独的能力。
事实上，不仅是艺术家或者杰出的艺术家，就是平常百姓，偶尔也会幻想这样一种人生图景：一个人像狼一样独行旷野的图景。这是对孤独的呼唤。这证明，孤独其实是人的本性之一。但不知什么时候，它成了“能力”，成了人生的奢侈品。
7
鲁迅的小说，不屑于细小，而是经过思想的沉淀之后，塑造一种类型的美。显得瘦，却不干，不枯。这是更高的要求。——王安忆在《类型的美》中谈到这一点。王安忆认为，这是鲁迅没写长篇的根本原因。大江健三郎认为东方文学的代表在中国，特别是鲁迅，在那么小的篇幅里，表现那么深刻丰富的内涵，是相当了不起的本事。我觉得，鲁迅的这种本事，来源于他对世界的简化（比如塑造麻木民众的群像），更来源于他对黑暗的执迷，对骨头凝成的意志的执迷。与之相映照的，是吴贯中的艺术论，他说中国的人物，一旦进入寺庙，就一脸福相与慈祥，岳飞如此，关羽如此，就连“肺病型”的诸葛亮也如此。其实诸葛亮日夜操劳，食少事繁，可我们还是让他以一脸福相示人。阎立本的帝王画像，虽是珍贵文物，却不能说是艺术珍品，因为那些帝王都慈眉善目，不像西方，敢于实事求是地塑造帝王的凶刁肖像，尽管惹恼了帝王，却成了永世流芳的经典。还有耶稣，基督教信徒遍及世界，可他们敬奉的神，却是钉在十字架上裸着身体的人。
8
有些书，并不强烈地震撼你，却像楔子，慢慢地，扎扎实实地打入你。它是地基，只有当你领悟了，才能看见高入云端的壮丽。
最好的书，能引领读者回到自身，检阅自身。这个世界充满了声音，而不管多么巨大的声音，在声音之外也是寂静，绝大部分著作，包括一些具有杰出品质的著作，都还是在声音里行走，只有极少数的灵魂之书，才能把我们带到声音之外，体味寂静的博大与丰盈。
9
睡前万不可读莎士比亚，一读，就无法入眠，满脑子都是扎人的词句，且像剧中人物似的，随口就编出华丽的诗行。如此，醒来异常疲倦。尤其是今天中午，因昨晚读《爱的徒劳》，没睡好，今中午欲补，睡前续读一阵，结果更糟。
话虽如此，却丢不下，且终于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歌德说，一个创作者，每年只应读一部莎剧，否则其创作才能就会被压垮。又说：莎士比亚用银盘装金橘，我们通过努力，接过了他的银盘，却只能把土豆装进去。还说，莎士比亚从不考虑舞台，因为对于他那伟大自由的心灵来说，舞台太窄了，甚至整个世界都太窄了。
而我，始终没能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什么。
或许是我读得太快了，像歌德说的那样。
或许是他太高了，我够不着，就像够不着日月。
10
日本作家的作品，大都结构松散。可由于他们关注的是根本性问题，比如死亡和男女，因而一点也没有阅读上的疲惫感。这样的小说既与哲学接近，更与生活接近。不像某些小说因为太像小说而显得不够诚实。
但毕竟太过松散了。松散跟开放不一样。松散有时是另一种封闭。
我由这种封闭，去理解日本艺术为什么会有一种赴死的迷恋。为了瞬息的绽放，他们宁愿舍弃逻辑、谨严与完整。日本人赏樱花，是在它开得最满的时候，欣赏它离枝入泥的状态。明治维新时期，有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某少女跳入瀑布自尽，并非厌世，也并非遭遇了什么越不过的打击，就是无法想象青春逝去后的自己。
可另一面，我相信日本人还有着别样的渴望。农人木村秋则历经千辛万苦种植不用农药不用化肥的苹果，苹果树已不惯于自行从大地吸取营养，也不惯于调动自身的生命能量与害虫做斗争，瘦弱憔悴，奄奄待毙。木村对苹果树说：你可以不开花，也可以不结果，但千万不要死去。木村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日本人。都认为是木村的生态观和对理想的执着感动了他们，但在我看来，很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对待死亡的态度。
11
对一个作家而言，写出一部著作，能够洛阳纸贵，自然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能够被“文坛”捧着、供着，当然也是一种成功。然而，如果某位作家虽不被文坛看好，却在民间口口相传，就无疑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更加值得信赖。好作家自己心里有杆秤，否则他就没法坚持。同时读者心里也有杆秤。普通读者人微言轻，没法像评论家们那样写个书评什么的，但他们可以立口碑，让那些好作家不是盛在快餐拼盘里，而是活在他们心里。真正的好书，以及对自己艺术生命充满自信的作家，从来都不会强求评论。对他们的评论不依赖于媒体，而是播撒于心灵，读者不死，那些作家和他们写出的作品，就活着。
的确，这世上有一种文字，本不是划过眼睛，而是沐浴人，像阳光一样。这些文字的创造者，无论世道如何变迁，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需要“日日面对永恒”。他们从不在人际关系上转圈子，而是悉心培育自己的情怀，他们把眼光放得很远，远到与世间万物荣辱与共。这种人不写就不写，一写，就呕心沥血。呕心沥血的写作者分为两种，一种是追求经典的梦想，一种是确立自己的信仰、塑造自己的面貌。两种人都很可敬，但尤为可敬的是后一种，这种人写出了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只当是完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经典的梦想与他们的内在星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12
当女人在说“有身体，真好”的时候，那是她心里有了爱了，她可以借助自己的身体，来奉献她的爱，因此从根本上说，她赞美的不是身体。爱是身体的眼睛，也是身体的灵魂。每次性事过后，对性事本身很快就会忘记，大多数时候，那是千篇一律的；是对方身上隐藏的谜，让你牵肠挂肚。爱是谜，且形成磁场，为你的世界划定疆域。道家认为人有三魂，胎光、爽灵和幽精，胎光是生命之光，爽灵是智慧才情，幽精“喜欣合”，掌管性器官、性取向和性高潮，只有在“欣”和爱当中做爱，才能魂来魄昌，否则仅有魄，没有魂，只是消耗。
如此说来，无爱而性，是一种悲伤的旅程。
虽然“有身体，真好”，但被身体控制，就不好了。
身体有什么意思？无非是激素作怪，激素让你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并拿鞭子抽打你，你把脑和心拿掉，就会规规矩矩地服从它。你可能没做上司的奴隶，却做了激素的奴隶。为满足奴隶的欲望，你卑微地去与人勾搭。
有些男人，包括部分女人，跟配偶之外的人性交，并不是在配偶那里没得到满足，而是满足于自己的占有欲。他们错误地以为，跟一个人性交了，就是占有了他（她）。如果不是激素的缘故，性交和握手也没多少区别，总不能说我们握过手，就是彼此的占有。那只是一个奴隶和另一个奴隶的偶遇罢了。
不过，一夜情或几夜情，到底能够理解，那至少是相互间有过交流；勾搭是镀金的铁器，是加糖精的白开水，尽管本质廉价，毕竟也有光鲜和甜腻。不能理解的是嫖，因为直奔主题，没有交流，即便说几句话，也差不多全是假话。假话是抵御，是防卫，不是交流。连叫床也是假的，与快乐无关，只是觉得“应该这样”，甚至是催促。这样的性事，沦落为两具躯体的搏击，带着交易时的讨价还价，渴望公平时的斤斤计较，还有埋得很深的恨意：恨对方，恨自己。所以对两者都是糟蹋。我曾听重庆一个朋友讲，每次去嫖之前，都不惧酷暑风寒，可事情一完，就后悔了。他后悔，那点激素却在冷笑，因为过段时间，他又会去。
不只是他，嫖是一种古老的行为，比世间的许多买卖都更早。
13
抽烟缘于孤独——许多人是这么说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产生了怀疑：世上孤独的人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却为什么那样少？几年前看一篇文章，说全世界每天做爱多达亿次以上。这表明，生活在爱和欲望中的，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群体，不至于孤独得只能让烟雾缠住头发。而且，孤独到底与寂寞有别，并非所有人都能走进孤独的院落里去，那是思想的子宫，只为少数人准备，躲进那院落里的，不是消耗人类，而是静静地蛰伏着，为人类吐丝。说到抽烟，孤独的、寂寞的、闹闹嚷嚷的，还有那生活在爱和欲望中的，都可能嗜好，也可能厌恶。抽烟与孤独无关。我认识一位教授，写过许多好书，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哪怕你刚从迪吧出来，一看到他的样子，心情会即刻如山谷般安静，那是他孤独的额头带给你的，可他一闻到烟味就吐。前些年，我曾在北京右安门待过很长时间，从租房出去，是条小巷，清晨里，卖菜的、卖早点的，使这条我不熟悉的巷子显得既亲切又生动。那里，吃客也好，摊贩也好，很多人抽烟，其中不乏妇女。抽烟既与孤独无关，也与性别和地位无关。抽烟就是一种习惯。
世间最可怕的力量，不是火山和地震，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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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陕北风光，听陕北信天游，我由衷地想念故乡，想得心痛。我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把故乡人物艺术化？为什么不写出他们美的人生和美的爱情？童年的阴影在我心里的刻痕太深，使我看待事物总蒙上一层苍凉和忧郁，然而，感动我的，却往往是“美”，比如路遥的《人生》，虽然结局是悲剧，但刘巧珍的美，当年曾感动我很长时间，至今想起那个形象，还历历在目。——不过，很可能，刘巧珍之所以感动我，恰恰是她背后的悲剧。
接着听保罗·西蒙2000年在巴黎举办的演唱会。他的歌往往从最平凡最琐碎的生活入手，歌唱人们的快乐和忧伤。《亲爱的洛琳》，写夫妻间既有争吵、更有恩爱的真实状态，最后一句是：“草地上的月光，带走了亲爱的洛琳。”洛琳的死也是美的、圣洁的。
再听约翰·丹佛“保护野生动物演唱会”，丹佛唱了《乡村路带我回家》《高高的落基山》《上海微风》《安妮之歌》《太阳照在我肩上》《对不起》等。听他的演唱，总能得到心灵的净化。必须随时净化自己的心灵。心脏的“脏”与肮脏的“脏”为什么是一个写法？它是以触目惊心的方式警醒你：要让心灵干净，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15
午觉醒来，隐约听到打击铁器的声音，还有模糊的人语。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家里等大人回家时的情景。彼此和此时，都让我感伤。但两种感伤很不一样。小时候，总觉得时光是无限的漫长，大人可能永远也等不回来；现在，光阴飞纵即逝，而我还什么事也没干成。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哪怕一粒尘埃。我的规律在哪里？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数月没写出一段满意的文字。也没读到喜爱的书。整体说来，这段时间，我的精神处于堕落的状态，很少想到一些更高尚的事物。这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灵魂受到毁损和信心受到摧残的时候，有三部书和一个人可以拯救我。三部书是《凡·高自传》《瓦尔登湖》《月亮与六便士》，一个人是托尔斯泰。
两大卷《托尔斯泰传》，让托尔斯泰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客观地说，不看这部书，我更崇敬托尔斯泰，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托尔斯泰的伟大。任何人都是这样，当你了解了他的细枝末节，反而冲淡了他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这可能与托尔斯泰后期的生活状态有关。他性格中的确有软弱的成分，明知契尔特科夫非良善之辈，却出于感恩，容忍他，甚至纵容他，为此不惜剥夺亲人的权利。他犯下这一错误，根子不是私心，而是对理想的执着，他认为契尔特科夫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追随者，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然而，当他终于发现并非这回事时，不是果断地加以弥补，而是出走。
但托尔斯泰究竟是世上少见的圣者，其神圣性，甚至包括他的软弱。他和那些最杰出的人物一起，构成了世界的智慧和良心。智慧不是科技进步、物质文明，智慧是一种通达的情怀。
托尔斯泰在论述长篇小说的时候，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部杰出的长篇，当有两束光，第一束光出现在第一页，它照亮小说的前半部；第二束光出现在最后一页，它照亮小说的后半部。我觉得，这是在论述小说，同时也是在论述人生，包括死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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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除夕，阳光少见的明媚，我拉上窗帘，阳光还能把我的屋子照得透亮。如此看来，这阳光也有我的一份了。可是，听着窗外时时响起的鞭炮声，我为什么这样寂寞。
这是我在成都过的第一个春节，我想念远在故乡的亲人，特别是父亲。兄弟姐妹出门打工，四散奔走。多年来，这是家里最不整齐的一个春节。我相信这极大地影响了父亲的心情。上午十点过打电话回去，听说父亲上山砍柴去了。父亲过得太苦。身体的劳累是次要的，关键是心。他的子女大都不太习惯于通过努力去发现生活中应该快乐乃至应该幸福的元素，而他最倚仗的我，却像一个赌徒，特别是辞职以后，我真的就成了一个赌徒，让父亲担心。我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才能让父亲放心，更不知道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还能不能弥补某些东西。有一些东西，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无法弥补的，我知道。
这天父亲没休息，我也不能休息。
父亲砍柴，我写作。
17
在我面前，是一条深黑的巷子。
我的身前身后，都是一样的黯淡。
下午去书店，随意翻开一本小说，作者在前言中说，他喜欢坐地铁，喜欢从巷道里钻出来的感觉。我理解这种感觉，渴望体验这种感觉。
接着去理发店，剃了个光头。自我有记忆时起，这是第一次剃光头。我希望向自己挑战。平庸者也不妨用平庸的方式向自己挑战。不过，妻儿都很不适应，妻跟我从理发店回来时，不敢与我同行，还拿张纸遮住靠我这边的眼睛。她说，她无法从感情上接受我现在的形象。儿子开始还无所谓，过些时候，就说我太丑了，不再喜欢我了，且不要我送他上学。
凌晨两点，读完《心香泪酒祭吴宓》。这部书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好。吴宓认为，“文革”之害，厥为三端：一曰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二曰彻底摧毁了人们的信仰；三曰彻底摧毁了民族文化。其实还应该加一条——加缪在他的荒诞剧《戒严》中有句话：“他们千方百计，就是要让人无法相爱。”我觉得这句话正可用于“文革”，而且是相当厉害的指证。
作为写作者，无论遭遇多么严酷的现实，都不要吃惊。写作者需要尽量客观地表达。唯客观才能深刻。节制、朴素和精确，是艺术的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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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了，但实在无法把《长恨歌》读下去。王安忆是我喜爱的作家，但在这部小说里，她那万古不变的节奏，让我受不了。尤其是用得太多的“的”字句，无端地将读者的思路截断，以至于读过几章，凡看到有“的”字的句子，即使那地方非用不可，我的生理上也要起反应：肚子痛。肚子里像塞进了一块尖角石。我生怕看完这部书肚子真的出毛病，只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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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向男性献媚，有着久远的渊源。首先是生理的。按林语堂的说法，人的直立行走，使人身体上本来在后面和下面的，突然移到了前面，而且处于人体的中心部位，这样，就有了羞耻感。羞耻感本是男女平等的，可直立行走的女人却比男人有了诸多不便，时常带来流产和月经方面的烦恼。特别是怀孕，四肢着地的生物，能将胎儿悬挂在横脊骨上，像在绳索上晾晒衣服一样，重量的分配非常匀称，一旦两脚行走，就相当于把那根绳索直立起来了；如此，女人就须依靠男人的照顾，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依附心理。其次是社会的。想想“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吧，想想从陈后主开始的妇女缠足的历史吧。楚王爱细腰，并未说非细腰者斩，可女同志们偏要节食束腰，致使饿死宫中。妇女缠足，肉腐骨折，极为惨痛，然而，做母亲的偏下得手，咬紧牙帮，狠狠地缠，边缠边教训面色青紫呼天抢地的女儿：不缠，不缠就没男人要你！如果缠出一双三寸金莲，就视为珍宝，以此求购于绅家。总之：关于女性的有些事情，的确是生物进化和社会压力所致，而另一些，则是女性自己的心甘情愿。对此，作为女性英豪的秋瑾，是忧愤忧思地指出过的。秋瑾既是美女，又是才女，更是侠女，她出来提了意见，就被杀了头。当时女界犯事，按律不上绞刑架，不杀头，秋瑾却被砍了头。由此可见，阻挡女性向男人献媚，是一桩多么危险的事情。
20
雍国泰教授来家，谈到文学艺术，说：“‘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内，见群豕皆白，怀惭而归。’这段话谈人的眼界，有很深刻的内涵。”
是这样的。但在我看来，它最深刻的地方，是那个辽东人知道“怀惭而归”。
21
《音乐之声》看过很多遍，每次都很感动。细细思量，这部电影究竟是在哪一点上感动了我？其核心部分，是快乐！我发现，快乐感染人的强度，大于苦难。人生来就是应该快乐的，否则，生命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现实如此无情，它摧毁我们的快乐，它让我们痛苦，然而无论多大的苦难，也必须作用于内心才能得逞；这时候，内心的力量就起决定作用了，只要内心被快乐充盈（快乐既是天性，也是勇气），苦难就会被挤出去。
我的小说，很多描写苦难之下的无助和毁灭，我应该尝试写一部快乐的小说。
此外还有骄傲，如歌曲《玛依拉变奏曲》里玛依拉一样的骄傲。细想起来，玛依拉就是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她牙齿白，声音好，会弹冬不拉，她白手巾的四边上，绣满了玫瑰花。就这些了。然而这些寻常之事，却让玛依拉多么骄傲啊，她的骄傲又是多么动人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对生活的热爱。热爱生活而不是厌弃生活，原来如此动人。
此外还有使命感，如“穆桂英挂帅”里穆桂英所担负的使命感。大宋江山，竟这样交给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却以她内在的自豪和强烈的使命感，充满激情地担起这个重任。穆桂英的动人处，正是她的崇高美。我发现，最能打动我，且给我带来震撼的，总是那些具有崇高美的人和事。作为写作者，自己欣赏的，往往也就是自己工作的重心，事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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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却从来也没有背离过现实主义，体现在作品中，就是那种“生动的艺术真实性和对现实的高度凝聚力”（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他虽然是一个寓言的创造者，但让他感到孤独的却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他认为着手创造一种与乌托邦相反的现实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运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机会”。
这是文学的最高法则。文学所获取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度是巨大的，但无论怎样沉浮，都应该指向心灵，指向未来。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注定了它必须关怀弱小而痛苦的心灵。他们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艺术世界的未来。诺奖授奖词中评价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站在穷人与弱者一边，反对压迫和经济剥削。”
马尔克斯提醒人们，如果想取得起码的成就，都必须有那条潜伏在地底下的根。
23
与陈忠实谈。他说，不仅要看写什么和怎么写，更要看写出了什么。他强调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升华，强调给政治一个合理的定位，作家不应一味排斥政治，但必须有自己的理解，化为自己的个性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我喜欢看陈忠实的那张脸，喜欢听他黄土一般厚实的声音，他的脸和他的声音，都与他的《白鹿原》风格一致。
与一理论家谈。他说，现在的人，缺乏对生命起码的敬畏。以前，我们还怕死鬼阴魂不散，找自己报复，现在什么都不怕了。由此，他说到一个词：苦难。他认为现在不应再提苦难，应该把苦难改成困难。既然是困难而不是苦难，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去解决问题。他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写苦难的很多，对人物灵魂的慢慢演变，却缺乏深刻的揭示。我对他后面这句话是同意的，不管是不是真就没有一部深刻揭示人物灵魂的当代作品，文学绝不能简单化，这毫无问题，但他不该草率地将“苦难”改成“困难”。“困难”是承认人人都有尊严的，而事实并非如此。雨果在《悲惨世界》（《悲惨世界》的原标题，就叫《苦难》）的自序中说：“值此文明的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还借助于法律和习俗硬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神圣的命运制造苦难……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抑，即从广泛的意义来看，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我们对照一下，看当今世界是否还存在那些问题，如果存在，文学就不能忽视，更不能粉饰。我们的文学之病，很可能恰恰就是只写了困难，而没有深入到苦难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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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诗人峨谟伽耶姆有一首四行诗：
不知为什么，亦不知来自何方，
就来到这个世界，像水之不自主地流；
而且离了这世界，不知去哪里，
像风在原野，不自主地吹。
这首诗告诉我们，生还是死，我们都是被动的，而且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特殊。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就不值得害怕。更何况，“死亡往往使生活的玩笑不能得逞”（纳博科夫语）。人生短暂，死后的时日却绵绵无期，因此要带着严肃而美好的心情，从容上路。意大利僧侣阿昔斯临终前说：“欢迎你，我的死亡小妹妹。”他死得多么充实，多么优美和富有亲情。古罗马贵族朱利乌斯咽气时，“还在支配自己的灵魂”，他把死当成人生的起点，当成自己的再生。在二战中失踪的英国士兵斯科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死亡是使地球上的经验更加完美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死亡是最大的平等，也是最大的自由。
由此想到自杀。自杀是违背自然的行为。维特根斯坦甚至说：“自杀是肮脏的。”但我承认，人活世间，的确有“自取灭亡”的理由，有的还极为壮美，但我还是认为自杀是对生命犯下的罪过，因为对大多数自杀者而言，虽然以主动的姿态实践了死亡，却对死亡茫然无知。由此再说到战争。战争之所以让我们厌恶，是因为它强迫我们放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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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完全不赞同让巴金以那样的方式活着，可一旦他真的离去，却格外惆怅。我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母亲去世，家境贫困，遭人作践，我将《巴金小说选》装在草花篮里，躲到树林里去读《寒夜》。它让我知道了我并不是最可怜的人，天底下还有别样的痛苦。后来，那本书不知被谁拿走了，我又从旧书摊买了一本《寒夜》。遗憾的是，以前的那本书里，除了《寒夜》，还有《憩园》《第四病室》，这些小说和《寒夜》一起，抚慰过我的童年。
为悼念他老人家，今天早上，我把《寒夜》抽出来，读了后记。
我应该从他的文字里好好想一想：文学到底因何而存在？作家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巴金有极为可贵的单纯。他写《家》的时候是单纯的，写《随想录》时照样是单纯的。活了那么大年岁，经历了那么多事，却依然持守一颗纯净的心，非一般人能及。不过，对他一直提倡的“讲真话”，我的看法是，他本人是否做到了，我毫不怀疑，但那只是他一个人的真话，并非整个社会的真话；这极大地削减了他那些真话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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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浑身都是小说。他是一面湖，到处都冒气泡，到处都有生命。这真好。这是天生的小说家。但毕飞宇只是湖泊，而非河流。如果他是河流就漂亮了。
苏童的《拾婴记》，前面很平常，最后让小说醒了。醒得那样彻底。作家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就会显得从容，再平常也从容，因为他知道，到了某一处，小说自会飞翔。
鬼子是一个善于把精致掩藏起来的作家：把丰富的内心掩藏于朴拙的文字底下。前些日他来短信说：“小说中最闪光的永远是生命和爱……社会和环境只是一种利用！”他是在提醒我，写小说时“问题意识”不能过强，更不能用“问题”去推动情节的发展。尽管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贺绍俊在论述我小说时也曾提及，但我依然感激鬼子的提醒。鬼子写出长篇《一根水做的绳子》后，又来短信：“为何多年没人创作相对纯粹的爱情小说？写了才知道，爱情小说是最难写的，一不小心就被政治被文化被财富被地位所强奸，‘绳子’是努力把爱情还给生命，还给心，还给小人物，让爱情只受爱（本能）的驱动，所以特别注重有关爱的元素，如心、头发、茶麸、树、石头、荒草、橙子、门、裤门、决斗，等等，并付诸活力，以求读者过目难忘，深入人心。”这想法相当好，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小说会不会只是缥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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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最困难的段落留到第二天去写。如果感觉到写好这一段太难了，就千万别因畏难和懒惰停笔，你得再鼓一把劲，认认真真地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就好了，第二天，你就会兴冲冲地开始新的工作。要是把最困难的部分留到第二天，就会影响早上的心情，就很久也不想打开电脑，即使打开了，也磨磨蹭蹭地下不了手。——记住，别让自己的清晨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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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都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永恒，因此都在想方设法地描写那些能够永恒下去的东西，爱情、友情、亲情……凡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写好这三样，非常困难，鉴于此，许多人知难而退，终于找到捷径，写性。绕着弯子都要往性上靠。可真要把性写好，照样是难的，于是又降格以求：只把身体那部分写出来就行了。只写这部分是不难的，如果动物有文字，它们也会写，而且肯定比人写得更畅快，更真实，也更虔诚。既然动物没有文字，人就占大便宜了，干这种活儿，也能生活下去了，而且说不定还能够永恒下去。
遗憾的是，所谓“永恒”者，只有在剧烈的对立中才会存在，没有对立，就没有永恒。这种尖锐的对立，不是简单地从身体上，而是需要从社会的大背景中，从人的精神深处，去寻找。为了“永恒”而无视波澜壮阔的现实和人生图景，是作家的愚蠢，也是作家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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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面歌唱着伟大的道德，一面却也在祈祷那些圣贤之言只让别人去遵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阴湿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探头探脑生长出的，是我们自己暗中渴望却并不认识的植物，因为渴望它，所以纵容它，因为不认识它，所以对它有所抵触；正是在纵容和抵触的较量中，检验着道德的力量。如果任随那一片植物生长，它就成参天大树了，就跟我们熟悉了，并最终成为我们自己，到那时，道德就喝醉酒了；反之，道德就是清醒的。道德清醒也就是我们自己清醒。事实上，即便道德醉酒了，眩晕了，可掌握道德的上帝，却端坐于遥远的星空。何况道德从来不会眩晕，道德走在大路上，比男人女人的步子都快，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追随它，让它感动于我们的至诚，然后对我们回眸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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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熟人，他有个“极好极好”的朋友，两人一起长大，一起求学，一起上班，互为对方的影子。后来，我那位熟人的家庭发生了变故，女人跟他离了婚，五岁的儿子判给了他，女方每月付给孩子一定生活费。可两年过去，女方一分不给。他是普通工人，收入菲薄，儿子上学后，更加拮据，便多次找女方索要。有一天，他在桥上拦住了女人，说再不付钱，就把她告上法庭。谁知，女人只是淡淡地丢下一句：你急啥，那孩子又不是你的。晴天霹雳！他抓住女人，问孩子是谁的。女人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原来，孩子的父亲就是他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
人言，被朋友背叛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这话看似在理，其实毫无道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应当是这样的：你是自己，同时也是朋友；朋友是他自己，同时也是你。朋友背叛了你，也就是你自己背叛了自己。自己背叛自己，才是你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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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非梧桐不栖”，因此好鸟不来，不能怪鸟，只能怪树。孔子的弟子冉有为季康子将师，与齐战于郎地，大破齐师，季康子问冉有：你于军旅之事这么在行，是学的，还是天生的？冉有说：跟孔子学的。可后来，卫国的孔文子要攻打太叔，向孔子问策，孔子却推辞说不知道，“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孔子周游列国，不就是希望为人所用，实现自己的理想吗？人家找上门来，他却“命载而行”。
凡真正的智者，是非常计较人文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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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杨金平电话。前天，他与《作品与争鸣》主编陈合松通了话，陈说他读了我近期的几个小说，包括《人民文学》上的《变脸》，大意是觉得没有《我们的路》好。这样的意见，金平在去年底就向我说过，他编我的中篇《心脏石》，就认为《心脏石》不像《我们的路》那般利索隽永。我在想，写《我们的路》（包括《大嫂谣》）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打开电脑就动手了，远不如后面几个小说精心，却比后面的好，这是为什么？显然，那不是技巧的问题。写《我们的路》时，我把心思都放在人物上，后来，有意无意间分了心，走了神，因此小说缺少了“咬劲儿”，缺少了从内部生发出的动人力量。
关键是贴紧人物写。不管遇到多么困难的局面，只要贴紧人物，就能越过去。
许多失败的地方，往往是因为作者太自恋，让人物成了观念的工具。
作家塑造出的人物，如果成功，这人物就单独存在，并在历史和现实中真正存活过，人们谈论这个人物时，不会说是某某作家创造的，甚至于把作家忘掉。
金平说，要毁灭一个作家，道路有两条，一是封杀，二是捧杀。被封杀的，还可以把责任推给环境，被捧杀的，简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金平说：“你现在被关注了，参加的活动多了，要特别留心保持自己的定力。”作为朋友，他的良苦用心，我当切记。毁不毁灭，主动权在我。“回去！”我对自己说，“回到以前去，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你，你除了写作、读书和思考，别的一切都可以不考虑，也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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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潮一日三变，文学名词花样翻新，可它到底属于美和情感的范畴，如果作品不能拨动人心，很难说一个好字。那些历久不衰的名著，仔细想来，无不是因为搔到人心的痒处，事过多年，我们还记得住书中的某个细节或人物，是因为那个细节或人物让我们笑过，哭过，惆怅过，寂寞过；书里的人成了我们最忠实的、他人无法领走的伴侣，我们在不断回味那个人物的过程中，让内心富裕和生长。作家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
至于别的，哪怕是异常深刻的见解，也往往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干净；它可能营养过我们，但时过境迁，再深刻的见解也成为常识，且人人都会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见解是自己的，而不是某个作家的。唯有作家灵魂里滋生出的真挚情感，我们无法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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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买了几两桑葚，乌黑乌黑的，我吃了四颗。吃第一颗，就把故乡吃出来了。我小时候，在我家堰塘边的自留地里，种着几株桑葚树，在闷热的天气里，我站在树下，摘下来吃。那时候，我通常是去割牛草，任务基本完成，只是饿，桑葚和我们那里的诸多野果，帮助我度过了饥饿的年代，让我长大成人。我之所以感谢我贫瘠的故乡，是因为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为我付出过牺牲。我用了不少的小说描写故乡，但在这周日的下午，我一个人独自在家，才寂寞地发现，我根本就没把故乡写够，写好，故乡的精神，故乡的骨，都还在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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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天没写过什么了，连一篇短小的散文也写不完整。彻头彻尾的无所作为。太热了。的确很热，天气预报说，重庆、四川的持续高温，为历史罕见。但我还弄不清天热是否成了我的借口。几年前，岳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人多，客厅闹哄哄的，我写作时只能把门闭严，夏季和初秋，连内裤也被汗水湿透，我居然还是写了那么多，今年怎么就写不出来了？我怀疑是不是我的心变了。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以前，我的心贴在地上，现在却跟地面有了距离。我努力把心放下去，但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难。但我明白，要超越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我必须做到这样。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事实上我没有选择。
昨天和今天，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希望智者能够启迪我。
多多少少，我接受了一些教诲。最重要的，是我要看到自己。我不应该去看别人，包括别人眼中的自己。我要自己看自己。看到了自己，才能看到自己之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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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给人过去时的错觉，而事实上，不同国家、民族和社群，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语言、信仰、审美和道德判断，始终贯穿于各个时代具体而微的生活之中，持守和抛弃，都被生活本身选择。传统属于时间，属于流动的江河，无法与当下割裂。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包括文化传统，都是发明出来的语词，至少是衍生出来的语词：由“当下”衍生出来。人们将传统视为当下的对等物，许多时候还是看成冲突物，于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或轻微或凛冽地，都会发生传统与当下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史书告诉我们，用传统否定当下，往往占据优势，因此许多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另一面，在不少国家和民族，都有过文化精英对传统的彻底反动，反动的结果，确实带来了轻快和速度，却也可能丧失曾经支撑过自己的东西，从而使文化陷入虚无，成为附庸。
每一种文化，都饱含着代代相传的生命形态，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可贵。一位中国作家说，文化没有贵贱，只有不同；另一位中国作家说，文化没有进步和落后，只有永恒。他们道出了文化传统的本质属性，也为每种文化确立了自身的尊严。
但面对历史悠久的传统和飞速发展的社会，确实免不了会陷入焦虑和迷惘，这时候，考验着人是否“自觉”，特别是看知识分子有没有“自觉”。知识分子不能对空间过于着迷，而是要回归种子，深味时间的意义。回不到种子，也要回到自己的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根，就会生发定力，吸收新鲜文化和外来文化，就是给根系补水、施肥。
兔子从草丛中走出去，然后又回到草丛。岩鹰从天空里垂落，然后又回到天空。
真的文化和真的艺术，都自带两种品质，一是谦卑，一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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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眼里，对“传统”有两种理解模式，一是它已经过时，二是只有传统的才是好的。两种理解都很肤浅。我觉得，“传统”这个词本身就很有问题，它遮蔽了许多。我们说善良、节俭、孝道、良知，等等，立即有人总结道：“传统美德！”其实，这些美德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还是未来的。真正的美德没有时间性。人身上可以称为美德的东西，就那么点儿，如果还要随着时间的流逝逐个抛弃，人类就说不上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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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走在新时期“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前面，他选择一些渣渣草草的事，用大白话来记录生活的艰辛和心灵的逼仄，语言好，情感节制。现在，特别是前两三年，这样的小说一抓一大把，看来都是受了刘震云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刘震云是优秀的。然而我在想，如实地反映生活，就是好文学吗？或者说，文学的功能就是向人们展示生活的原貌吗？事实上，文学应该审视的，不是生活的原貌，而是存在。“存在”并非是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米兰·昆德拉语）。与“存在”相关的，是“发现”，“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赫尔曼·布洛赫语）。
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的文学，不仅太实，还太软。在我们的小说中，既缺少理想和信仰，也没有英雄主义情怀。《水浒传》为什么受欢迎？是因为洋溢其间的英雄主义情怀。那些人物，不优柔寡断，不前怕狼后怕虎，只要认定了，说干就干。这是很了不起的性格。说白了，再平庸的人，也希望超越平庸，现实中实现不了，就希望在梦想中实现，在阅读中实现。文学恰好可以担当这样的任务。我有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想法：当下，谁在小说中表现了真实而不造作的英雄主义，谁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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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候，好作家从精神上都是寂寞的，但文坛不会寂寞。这些年来，有人哀叹文学被边缘化，也就是说，文学之外的人，不再跟你闹了。但没关系，文学圈内自己跟自己闹，一忽儿东风逞胜，一忽儿西风占强，谁也不服谁的输。给人的印象是，大家都写出了很伟大的作品，而读者没能识别这种伟大，需要作家出来阐释，但作家没掌握那么多术语，就倚重于理论家，理论家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关系，这种喜好和关系，分别成为前门和后门，投其所好的，关系到位的，请你进来，否则靠边。在这个世界上，谁活得都不容易，谁也不会甘心靠边，因此，那些晾在一旁的，就急切地需要找到归宿；好在他们也有苦心经营出的圈子，可以挤进另一扇门，组成另一个阵容。这样，一个文学的整体，被分割为孤零零的建筑，每一幢建筑都尽量把自己往高处拔，企图干净彻底地没收别人的阳光。如果真能够把房子修到云空里，那也是本事，但遗憾得很，许多建筑都是豆腐渣工程，根本等不到三年五载，只需一年半载，甚至只需数日，房子就垮了。那些暂时还没垮的，振臂高呼自己的胜利；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手臂还没放下来，自己也垮了。
你也垮了，我也垮了，按道理大哥不说二哥才对，但依然没有服输，他们把谁垮塌的声音更加响亮，当成可以咀嚼可以炫耀的光荣。最终，比的就是这个。
文坛就是这样闹热起来的，也是这样虚无起来的。
与此相应，是整个文学界陷入了“得奖焦虑症”。一个省总在跟另一个省比，看谁得奖的多。部分省市专门召集研讨会，研讨的蓝本就是得奖作品，让参会者向这些作品学习。学习自然没错，但学习的目的，不是如何写好作品，而是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得奖。这是多么可怕的文学景观。这种焦虑症，必然影响到作家。我相信，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都能尊重自己的内心，都能坐得住，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你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能尊重自己的内心，都能坐得住。如此，浮躁在所难免，文学出现萧条，也势所必然。
把文学还给文学，才是文学的正道。
40
我们把“写什么”简化为立场，一派认为，写了底层人生，就是立场站对了，另一派认为，你立场虽然站对了，却丧失了艺术立场，也就是不懂得“怎么写”。这当中让人不解的地方有两点：其一，立场应该是在写作者一边，不是在被写者一边，写底层与站对立场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其二，写了底层，怎么又必然地丧失了艺术立场？
这些本不该有那么复杂的事情，被活生生地玩成了迷宫。我们不断强调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落到自己头上时，却没有起码的包容心。大家本来可以共同组成一片森林，却非要大树底下寸草不生，非要我花开后百花杀。他们把文学当成了自家的菜地，要围上栅栏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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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里的阳光是很少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却并不一定能被骨头吸收，形成钙质；即使有一部分形成了钙质，也很容易流失掉。而问题在于，那些支撑着我们的事物，是怎么流失的？简单地看，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每个人都生活在“环境”之中，它是我们赖以栖身的屋子和躺卧的房间——大环境可看成屋子，局部环境可视作房间。许多时候，房间比屋子更加要紧。成就一个人，打倒一个人，往往取决于房间，即我们的内心环境。我们却不大在意自己的内心，思考问题和展开行动，大都不是从内心出发，而是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丢掉自己的道路，选择别人的道路，或者别人为你预设的道路。遗憾的是，除了自己的道路，所有的道路都是宿命的道路，也是没有阳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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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个小说作家同车，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讲，现在文学不行了！他的意思是文学现在不被重视了。我听着，虽不言语，心里却很不舒服。一个从事文学的人，必定是内在心灵的需要，“文学”行与不行，与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从事文学，只是想从文学中捞取好处，那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人的境界分为三层：外在、中间地带、自己。外在是喧嚣浮华的，中间地带一片黑暗，自己则宁静且充满光明。大多数人，其中也包括自称为作家的人，都只是在“外在”游走，有一小部分人，进入了中间地带，但他们始终处于黑暗之中，无法辨清方向，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进入“自己”，并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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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种新的小说形式，但这种形式并没向我敞开胸怀。以往，我在梳理事实中获得了乐趣，同时也丢掉了更多的向度，它成全了我，也伤害了我。我要把成全的部分保持，把伤害的部分矫正。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自由度。自由而不虚妄，相当难。
读卡夫卡，读了多少回，开始，除《变形记》让我迷恋，别的，我几乎都抓不住它的精髓。我对阅读它们有着本能的抗拒。后来，我把卡夫卡的全部著作，都当成童话书来读，一切似乎都迎刃而解了。它是成人的童话，是社会的童话，是人类的童话。人类的童话是狂欢的，也是阴郁的。——阴郁的狂欢，这就是生活的本质。卡夫卡厉害地抵达了这个本质。而我，正需要一把像他这样锐利的刀子，不然无法切开生活厚实的皮肉。我只是挑破了薄薄的一层，没有敲开生活的骨。我看得不深，更不独到。这把刀从哪里获得？或许，除了生活本身，没有谁会给予我。我痛苦地站在原地，但知道必须向上攀登。
南帆在散文《七七级》中说：“他们的特殊积累是世事人情，是乡愁，是读不到任何文字的巨大恐慌，是半夜三更的饥肠辘辘，甚至是混杂了绝望的蛮横和粗野。三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书本之外的知识才是‘七七级’这一批人真正的额外财富。”这段文字，说出了文学的根本。现在的文学，之所以缺失了巨大的再生力，就因为写作者没有了那种“额外的”财富。
当然，文学是心灵对外部世界的感觉，而不是外部世界本身。我们当下的文学，就小说而言，是在争相写小，而不是写大；最可悲的是，我们鼓励把小说写小。也就是说，我们鼓励作家们的心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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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说，快乐短暂，痛苦常在——人们因此抱怨人生。可事实上，痛苦本就与我们一同成长，很小的时候，就有童年的寂寞，稍大，遭遇身体的裂变，裂变刚开始，爱情就光临了，可是爱情像春天，虽生机勃勃，却也凄风苦雨，之后，我们为养家糊口日夜操劳，为功成名就熬更守夜，再后，走向了身体的衰老……这一系列事变，全都伴随着苦味。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苦味的跟随，生命也就没有了回忆，因为没有苦味就没有生命。所以要学会承认痛苦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它，才能客观而平静地看待一切，当好运降临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尖锐的快乐。可人们总是把痛苦看成偶然，仿佛它是欢乐的宴会上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不知道快乐和好运才是人生的奢侈品。史铁生写过一篇《好运设计》，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好运是设计出来的，并非真实存在。他必须回归生活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或者说生命的实质，是忍受。墨西哥人对呱呱坠地的婴儿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你到世上是为了忍受；忍受吧，受苦吧，别吭声。
总是希求快乐和好运的人是悲惨的，因为它是那样稀少，而想象出来的痛苦和不幸又是那样强大；这种人在兵不血刃的时候，就丢掉了勇敢和坚韧，向人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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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这部书我十余年前读过，之所以重读，是因为我当时读的感觉比较好；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它的名声一直在圈内流传，许多人都说，李劼人单凭一部《死水微澜》，小说成就便从整体上超过了巴金。前不久去哈尔滨参加《人民文学》组织的“迎大冰”笔会，遇到红柯，他也这样说。红柯说，在高校，近年形成了李劼人研究热，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长篇小说，茅盾有观念图解痕迹，巴金的艺术成就不高，沈从文和萧红，长篇小说太像长篇散文，唯李劼人有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而且取得了很高成就。
我想说的是，《死水微澜》是部好书，语言好，人物鲜活生动，对成都的风情也描写得相当入画；可它还没有好到我期待的程度。它太痴迷于记录；正是这痴迷，在成就这部小说的同时，也给了它损害。最大的损害是减少了作品的穿透力。它表现出的人物关系，都是枝叶与枝叶的关系，而不是根与根的关系，比如罗歪嘴与刘三金，由嫖客和妓女的关系建构；罗歪嘴与邓幺姑，首先是亲戚关系，然后是情爱关系；罗歪嘴与陆茂林，与顾天成，都是由社会上的临时性关系勾连起来。——它们都不来自血脉，最终也没走入血脉。这样的小说，可能写得很好看，但最深处的、被生活认定不得不抓挠成团的东西，却是不够的。
46
希腊艺术：神圣、简约、寂静。神圣是艺术的至境。我们说荷马伟大，说托尔斯泰伟大，是因为他们神圣。《致阿波罗》祈祷词中有这样的句子：“天空、大地、海洋、风，群山肃穆，鸟鸣终止。伟大的太阳之神将我们聚集在这里。阿波罗，太阳之王、光之化身，让你的万丈光芒点燃这神圣的火炬，为了盛情的雅典之城。”
神圣的起点是公正。公正成就宏伟。人对人的公正不必去说，想说说人对其他物种的公正。英国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二十六岁深入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非洲丛林，历时四十二年，对大猩猩家族进行观察和研究，发现大猩猩跟人一样，也有思想，有情感；包括那些被人类视为很低等的动物，同样有思想有情感。甚至植物也有。这种研究卓有成效，其前提不是为科学服务，也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像法布尔说的，为动植物讲公道话，并以此揭露人类的暴行。要打通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界限，要做到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公正，要消除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暴行，唯一可靠的途径，只能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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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文姬归汉》里，文姬随曹操使者踏上归程时唱：“整归鞭行不尽天山万里，见黄沙和边草一样低迷。”文姬拜昭君墓时唱：“见坟台哭一声明妃细听，我文姬来祭奠诉说衷情。你本是误丹青毕生饮恨，我也曾被蛾眉累苦此生。你输我及生前得归乡井，我输你保骨肉幸免飘零。问苍天何使我两人共命，听琵琶马上曲悲切笳声。看狼山闻陇水梦魂犹惊，可怜你留青冢独向黄昏。”店舍中，文姬思念没能带走的孩子，制胡笳十八拍之十四：“身归国兮儿莫之随，心悬悬兮长如饥。四时万物兮有盛衰，唯有愁苦兮不暂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亦喜亦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十有四拍兮涕泪交垂，河水东流兮心是思。”对蔡文姬的命运，我深深感叹，其诗句也格外让我揪心。但是，一个在战乱中被掳去匈奴的中原女子，陡然间只见大漠孤烟，胡服边马，且语言不通，其巨大落差在心灵深处形成的“力度”，是任何诗句都无法表达的。至于归汉时遗下一儿一女的万般感慨，也非诗句能及。那么，什么文体才能帮助她整理自己？——叙事文学，小说！
诗歌抒发个人情感，小说却与读者分享事实。
唯有事实，才能最痛彻地震撼人心，且散发出理性的光芒。
即便诗歌，历史上最伟大的诗篇，比如《荷马史诗》，也是叙事性的。
陈寅恪、闻一多等认为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日本汉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根本的原因，是杜甫在诗歌中为我们呈现了大量的事实。
有了上述想法后，我很高兴地在纳塔莉的书里读到：“杰克·凯鲁亚克说：不要转文作诗，要确切呈现事物的本色。只要能捕捉事物的真貌，就不再需要转文作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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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次写作都当成练习，这样，就有一个自由的心态，就会将自己放在低处。写作者把自己放在低处，对万事万物怀抱恭谨，敞开心胸，倾心聆听，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以这样的目光去打量世界，世界就会以客观的面目出现，别人的观念就不会干扰你。
世间有两种文学：植根于大地的文学和植根于观念的文学。
植根大地的，生生不息；植根观念的，枯枝败叶。
艺术家需要幻想和狂热，但比幻想和狂热更重要的，是高度的清醒。阿娜伊斯·宁说，对艺术家而言，幻想和狂热比清醒更接近神性。然而，在我看来，要是没有清醒，那将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神。每一颗心灵里都有一个真实。或者说，真实只存在于内心。艺术之所以能想象，能对“现实”进行颠覆和改造，就因为这个缘故。
49
重读《悲惨世界》，只觉得有一巨人，奋力划定一片大海，然后在大海上放置几艘小船，那艘小船就是人类，同时也是人类的命运。不过我心里在想，当时的那批文学大师，创作时为什么都不耍耍花招，都要立下一个志向，企图让自己的作品包罗万象？后来看汪曾祺的解释，他说所有的文学大家，都不是文体家——他们拼的是实力。人文情怀、思想深度、哲学眼光和文学素养，这是实力。那时候的作家，既是思想家，也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哪里敢称自己是作家。
50
看一台晚会，里面有首苏联歌曲，叫《灯光》，大意是二战时期，一青年要与恋人告别，奔赴战场，战场上有一个大集体迎接他，有他的同志和朋友，然而，他“总是忘不了那条熟悉的街道，那儿有我可爱的姑娘”。《灯光》之后，是一首中国歌曲，歌颂友谊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而是世界性友谊，比如“世界是个大家园，我们同发展，我们共创造”。这么一比，我们的情感显得多么空泛、苍白、虚假。如果我们来写《灯光》，多半是义无反顾地去杀敌人，把父母、亲人，当然还有姑娘，统统抛在脑后，因为只有这样，才配称为英雄。
我总是用歌曲来对比文学。我有一种感觉，某个时期流行歌曲的水平，也基本代表了这段时间文学的面貌，我们的文学就这么差劲吗？或许真是如此。顾彬说中国文学是垃圾，听上去相当刺耳，可我们当下的流行歌曲，的确有数不清的垃圾。如此看来，文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从事文学，免不了敝帚自珍而已。我们总是不懂得尊重个人情感——那种最真实、最有力量，也最能打动人心的情感，其结果，就是制造一大堆垃圾。当我们对“正统意识”来一个反动，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与文学的旨趣相去甚远。
51
任何一种物体，都需要对抗的力量，与之对抗的力量消失，它自己的力量也随之消失。
人的心灵也是如此。
索尔仁尼琴被驱逐二十年后回到祖国，发现国家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与他抗衡的那股力已不复存在，他因此无所适从。他的诺贝尔奖授奖词第一句话是：“像所有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无疑受到时代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就是激发他创作才华的对抗性物体。作家要面临的困难在于，当这种对抗性消失，应当去哪里寻找另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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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愤怒的人是讨不到喜欢的，当哲学家巴斯噶说出“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之后，我相信他不仅会因此而失去朋友，还会失去最世俗的欢迎。太煞风景了，当我们在温和的空气里自鸣得意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断喝：“你是人还是狗？”不留半点余地，直接以尖锐的力量扎入我们的灵魂。对这样的问题，回不回答都不令人愉快。更何况回答起来是那样艰难：许多时候，我们无法从精神层面上分辨自己的物种。但是，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个愤怒的人就堵在面前，如果我们是人，就会一把将那家伙推开，迈着大步走自己的路；如果我们介乎狗与人之间，就会对他悻悻然，之后转身逃掉；如果我们是纯粹的狗，就会对他狂吠，继之撕咬，吓不退他，也得让他留下伤痕。从三种情形看起来，那个愤怒的家伙都不会有好结果。这证明他太傻了。经验表明，傻人往往是“一根筋”。要把“一根筋”拉直，不管世道人心如何变化，也决不为自己寻求退路，背后就得有强蛮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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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作家的寂寞，首先是不识时务引起的。当文学已失去基本的批判品格，进入普遍操作和“大众情人”的时代，当大多数作家已不再为理想、信仰和良知写作，而是把手中的笔当成挺进中产者的工具，并在“多元化”的社会信条之下，乞求不要原则的理解和贩卖庸俗无聊的私货时，他却在那里描写以人的缺陷为基础的古典悲剧，并拿着一把剔刀，不留情面地挑去人性中溃烂的脓疮。这样的作家，不得不在下笔的同时，就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与强大的潮流抗争，这使他很累。就连伟大的里尔克也深沉地感叹：“我们用以搏斗的是如此渺小，而与我们搏斗的又是那么雄壮。”在力量悬殊的搏斗中，良知总是把他拖入深渊，让他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呕血，当他不迁就不苟且也不宽容地拼杀之后，疲惫控制了他，他只有静静地养伤，等待心灵的下一次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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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康拉德说：“只有那宝贵的昨天是不能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但对一个有洞察力的作家而言，时空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昨天”既能照亮今天，也能照亮未来。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始终无法回避。
比如苦难，我相信即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苦难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话题。人是有心灵的，人类的心灵不仅对别的物种是一个谜，对人类自己也是一个谜，这谜一样的东西给我们带来高贵和欢乐，也带来卑琐和痛苦。
任何时代里，富人都没有想象的那样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只能在艰难中求生。一心一意书写小人物，不仅需要良知，还需要勇气。这里没有仇恨，只是不宽容而已。作家们在对困顿的书写中指证：不管是小人物、大人物，或者自以为的大人物，都可能遭遇同样的问题。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都是有命运的，而人的命运，往往不受自己的掌控。个人毕竟渺小，一个神秘的打击，就可能让生命萎缩。文学，就是辨识那种神秘的打击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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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世间，我们会遇到这样一种人：才情丰沛，思想峻拔，如山之耸峙凌厉；我们也会遇到另一种人：清清淡淡，吐字如兰，似春风起于草梢。前一种人，让你心明眼亮甚至醍醐灌顶，却不可久处，因为他时时给你威压；后一种人相反，他不涤荡只吹拂，不浇灌只浸润，分明是他的香气，可不知不觉间，你觉得那香气也是你自己的了，跟这种人相处，完全可以轻松自在地，从今天待到明天，从今年待到明年。
平实与不争，是精神健康的条件和可靠标志，它同浮躁、沮丧、忌妒、怨恨和恐惧等并发症相对立，是作家打量世界的温暖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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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作品和平庸的作品，很多时候只有半步的距离。能否跨出这半步，考验着作者的功力，同时也考验着创作的自觉。比如十米的路程，如果我们是认真的、经过一定修炼的写作者，可能走九米，觉得可以了，蛮不错了，对余下的一米，看不见，甚至也不知道，因为在九米的地方，竖着一面墙，它遮蔽了我们，让我们觉得，九米已经满了，是最好的了。而一些真正成功的作家，深刻地懂得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你因为少走一米，使自己沦入平庸，人家因为多走一米，便大放异彩，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契诃夫的《小人物》，写完低等文官涅维拉济莫夫的一系列心理，已经十分完整，如果是一个普通作家，甚至是一个优秀作家，都完全可以搁了笔，满意地抽上一支烟。但问题是，这小说的作者是契诃夫，在别人满足的地方，契诃夫不能满足，于是他继续写道：涅维拉济莫夫痛苦极了。正在他痛苦得不能自持的时候，一只蟑螂跑过来，他愤恨地一巴掌拍在那只蟑螂身上。蟑螂仰面躺在那里，拼命蹬着细腿。他捏住蟑螂的一条腿，把它扔进玻璃灯罩里，灯罩里突然起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候，涅维拉济莫夫才感觉到轻松了些。这多走的半步实在太厉害了，它开辟了小说的另一种维度。在社会批判的维度上，增加了人性批判的维度。当我们抱怨、指责、抨击社会和别人的时候，是否想过自己？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弱肉强食，让我们愤怒，可我们不照样欺负着比我们更加弱小的弱者吗？
但凡事都有另一面，有时是多走半步成就了小说，有时却是多走半步败坏了小说。比如苏珊·桑塔格的《假人》：“我”感觉到日子难以忍受，于是决定造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假人，来顶替自己“生活”。后来假人造了反。小说意味深长，到此正该结束。但苏珊继续写：“我”又造了个假人。这样处理太简单，也太轻率，好像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事实上，人生中的许多问题，根本就无力解决。第一个假人，恰恰印证了人生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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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人聊。阿来说，中国当下的文学，多从书面文学到书面文学，很难得从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说唱艺人所讲的故事，是对神的选择，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秘密，切入的方式，却直截了当，不管不顾。而我们作家的头脑，被“意义”空前地磨损了，对民间文学的态度，多是将其当作题材资源，没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去向民间文学学习；即便作为题材，也是利用间接资料，不愿深入实地做田野考察。何言宏说，他正研究一个课题：70后作家一时负有盛名，可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写出让人信服的作品，他在思考原因何在。阿来正读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说书里提到了类似问题：当作家面临不能触碰的强力，便主动撤离。然而，撤离之后必须有所担当，没有担当，作家就不可能写出杰作。由此说到作家对中心事件介入的勇气，张学昕说，世界上的伟大作家，都具备这种勇气，对种族、宗教、政治事件（包括战争）等，都不会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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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朋友来电话，说今年天冷，他们将利用假期去南方风光秀美之地旅游。我一点也不心动。说到风光秀美之地，还让我怜惜和警惕。世上多少风光秀美之地都被人占据了，它却并不给予你什么。这些年来，我随各大刊物、各文学团体，也去了不少地方，且都是好地方，但说真的，它们并没给予我什么。我如果要描写它们，等同于看着一张照片进行描写。我在想这其中的道理。凡是大自然，就没有不好的，大自然自成体系，深沉博大，可一旦开发成旅游区，它的灵魂就跑掉了，躲起来了；它之所以不能给予你，就是由于它这时候没有灵魂。你千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结果是跑到一具尸体的身边，就这么回事。大自然是洁净的，同时也是苛刻的，你要想跟它交流，就要跟它有一颗同样宁静的心。对人数也有要求，你要走向大自然，就最好独自前往，特别是不要有熟人，一个熟人也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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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读了些古书，从《儒林外史》《镜花缘》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儒林外史》《镜花缘》都相对平庸，后三者是好的。《聊斋志异》既跨越了物种的界线，也打通了阴阳两界，而且过渡得那样自然，自然到简直就没有过渡，《金瓶梅》视野好，语言好，《红楼梦》能飞。针对中国古典作品，苇岸有篇文章，说那些作品都太追求趣味。这话有些道理。趣味破坏骨子里的庄严感，与大气背道而驰。小说是塑造形象的，这种形象，除了要有人性的深刻度（《金瓶梅》和《红楼梦》，都不缺乏这种深刻度，《儒林外史》太夸张，《镜花缘》太离奇），还应该有思想的深刻度。人性究竟有多少改变呢？古人计较的，今人也在计较，中国人计较的，外国人同样计较，如果小说只满足于此，现今的作家，实在无事可干。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除《金瓶梅》和《红楼梦》外，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上都是在证明人，而文学的任务，是证明人不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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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重庆抗战文化史》，对胡风的一句话非常感兴趣，他说，创作要写出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而这份高明，却给他自己带来毁灭性灾难。胡风本人，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最近两天晚上，读蒋泥著《追问老舍的世界》，深感胡风的那句话，是怎样在老舍身上得以步步实施。
读某刊，扉页上“主编的话”，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短促的一生，所渴求的难道还有不是吉祥的其他吗？多年前就有学者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其实只有两个概念：苦难与暴力。作为伟大汉语的传承者，我们应该更深地反思，当前汉语文学中频频出现的那些对‘厚黑’的追逐，对‘残忍’的痴迷，对‘俗恶’的推崇，其主要动力是否由创作主体的人格偏执和文化矫情所构成？或者根本就是创作主体的迷失？”
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如果只是追逐“厚黑”、痴迷“残忍”、推崇“俗恶”，那自然是坏的文学、恶的文学，然而，如果仅仅因为描写了苦难与暴力，就绝不能指斥为“创作主体的人格偏执和文化矫情”，也不是“创作主体的迷失”，恰恰相反，那是创作主体“在场”的表现。苦难与暴力可以控制一切，吓倒一切，但不能控制艺术，也不会吓倒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有责任揭示苦难和暴力，为世间留下一种声音，一种呼喊和抗争的声音。
“我们现在不应该写苦难，我们应该书写吉祥如意的生活……”
多么美好的意愿！可是我想说，当美好和吉祥还在远处，我们却当成现实图景去书写，那就不只是偏执和矫情。何况，无论哪个时代的优秀作家，都当然地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最坏的时代，这不是作家不知好歹，而是作家的悲悯之心，让他们总是看到弱小者，看到那些在社会大车的辘辘滚动声中，被颠簸和被抛弃的人群。现在，不是把创伤和苦难写得太多，而是太少，太缺乏力量。北岛说，中国不缺少苦难，缺少的是对苦难的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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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式，45支表演队参加了演出（包括13支国外表演队），其中毛里求斯和几内亚的舞蹈、土家族的毛古斯舞、彝族的跳菜舞、巴中的翻山饺子舞、羌族的俄足舞等，给我印象最深。这些舞蹈被“文明”损害的程度较低，它不是来自“文化”或“文明”，而是来自生命，其舞步和歌声韵律简单，却直刺人心；与此相比，那些来自“文明”国家或地域的表演却显得那么疲软，那么没有意思。
由此我想到文学，如果文学中的生命元素淡薄，不管你有多么高明的技巧，都无济于事，甚至，一旦你远离了生命，技巧越高，越让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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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曾讨论过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粮食问题。他厚厚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主题就是人类饮食。他认为，如果我们环顾一下当今世界，就会发现现代科技几乎已经无所不能，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相反，全球受饥饿威胁的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其二是“正确的阐释”。这是有关教育的。他觉得，全世界的课堂上都弥漫着一种“德意志狂热”，教师强迫学生在几乎还没有读过或者没通读过某部作品的时候，就必须去阐释这部作品，而且一定要做“正确的阐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的阐释”，因为每件艺术作品都包含、承载着无数的理解和阐释。课堂上的填鸭式教育，却规定只有一种阐释——通常就是教师的阐释。这会造成学生将注意力转向“修饰”，并因此引导学生成为投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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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这是杨元元自杀前一天说过的话。杨元元本科毕业，历经七年奋斗，考上研究生，学的知识的确不能算少，然而，如果知识没有作用于她的内心，化成某种品质，从而修正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那些知识就是死的，是随时可以被拿走的。
可这怎么能怪她呢。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已维持了好些年。一度时期，整个社会都在批评大学生们的择业观，认为他们自视太高：你大学毕业，照样可以去操刀卖肉，照样可以去当农民工。初听起来，这话有理，可问题在于谁都要计算成本。在我老家，普通家庭要把孩子供出来，说倾家荡产还不够。花了这么大血本，到头来还是当农民工，想得通吗？有读大学的机会，看起来是好事，可多一种机会也就多一种想象，结果一切想象都是妄想。
当学生成为产品，就跟别的产品一样，越多越好；可学生又不同于一般产品，一般产品要销掉才能获利，而大学生这种产品，收进门就能获利，至于能不能销，想管也管不了。因此对某些人而言，读大学很难说不是陷阱。他们掉进这个陷阱后，才手忙脚乱起来。去年十一月，我去某大学开讲座，文新学院副院长非常沉痛地告诉我：现在的学生，刚进大四就不上课了，一个年级二百多人，有二三十人进教室，辅导员就会受到院长的表扬。那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找工作去了。其实岂止大四学生，大一新生就在为将来发愁，我进校园，很难在他们脸上看到笑容，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青春”。
焦虑心如此之重，不可能学到什么知识。纽曼在论述关于大学的概念时说：当一大群年轻人来到一起，自由密切地交往，即使没有人教育他们，他们也必定能互相学习；所有人的谈话，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系列的讲课。他说这是牛津大学的模式。而我们的学生，却只能各自为将来的饭碗挂怀。教师们也顾不过来，且不说好些教师正忙于去做房产顾问、股市顾问，单是那么多学生，怎么教？从里、外两方面，学生都很难学到知识。杨元元说自己“学了那么多知识”，很可能只是她的错觉；她把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当成学到知识了。
这就是说，将知识内化为品质，只不过是奢谈，因为他们连知识也没学到。
教育家胡庶华认为，大学招生应少而精，因为它是培养尖端人才的。可我们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年年扩招，泛滥的后果，是让本可以成为尖端人才的苗子，也被焦虑的洪流席卷。前两天看新闻，说今年的研究生报考人数又比去年猛增，仔细调查，发现这些人中有一大批是本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读研究生可以暂时缓解失业的压力，还有一大批是为将来就业增加砝码，只有十分之二是对研究本身感兴趣。老实说，我对这十分之二是怀疑的，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比例。大学已经失去了最主要的办学价值。我认为现在是必须回归的时候。至于提高建设者素质，完全可多办职业技术学校，进行社会真正需要的对口教育。如此，既有利于国家，又可挖掉发教育财的利益集团，还可少几个像杨元元这样的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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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说，二战时期，起码有二十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断。的确如此，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魔鬼和天使，修炼成天使的路十分漫长，而魔鬼却是与生俱来的，魔鬼比天使更有力量。政权的意义，在于堵住魔鬼，为迎接天使开辟广阔的空间。但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政权。最近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部惊心动魄的小说阐述了一个真理：政治的重要手段就是保持权力的神秘性，还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让国民贫弱，唯此，才能使等级生效，才能使普通百姓对手握权柄者产生敬畏和盲目崇拜。
看过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再次想到上面的问题。关于人心，其实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心就是一股水，往善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善，往恶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恶。“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恶”，都是不成立的。人心本没有善恶，它好比一个容器，放在那里，当路人渴了，可用它饮下甘泉；当歹人行凶，也可用它酿制毒浆。同时，只有专注修行的智者才能判断自己心灵的善恶，普通人无法判断。他们跟随潮流而动，跟随河流的走向而动，每一个念头和行动，在当时的情景下，都被他们当成善念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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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楼是为了拆楼，这违反常理的举动，却成为拯救的手段。听上去滑稽，但它是中国乡村的现实图景。因其现实，所以坚硬，所以任何嘲讽都显得轻浮。胳膊和大腿的关系，使胳膊们胆战心惊，大腿却镇定自若、沉默如石，只在需要出腿的时候，轻轻一撇，胳膊就断了。所有人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但都想试试。试的结果，鲜有例外。胳膊们心有不甘，当听见自己嘎嘣嘎嘣的断裂声，禁不住要苦着脸追问：我为什么是胳膊？你为什么是大腿？
答案其实早就有了，听的人清楚，问的人也清楚。因此操心这个问题，是一种无奈。
所谓人的完整性的破碎，首先就生发于无奈。城市化进程，就是蚕食村庄的过程，就是把农民赶出土地的过程，而农民失去村庄和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祖传的经验，因而无所适从。住进城区，并不证明他们天然地就变成了市民。他们在城区的楼房里，眼睁睁地坐吃山空，担惊受怕，谁也不去指导他们如何创业，不去过问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别人不过问，自己没法不过问，火线盖楼，专等拆迁，无非是想多得一笔赔偿金，让自己多些踏实。
往更深处追究，农民住进高楼，把农具甚至猪牛，都一并带上去，这难道仅仅是习惯和恋旧？难道我们从中看不到一点被割裂的精神痛楚？连农民自己也看不到。因为照通常的看法，唯具备一定身份的人，才有“精神”。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种庄稼的，这可以算作一种身份，卑微的身份，因其卑微，所以不让你当农民，就是对你的提拔。
农民的日子没法过，终于由无奈变成耍赖，连猪圈也盖三五层，就为了要赔偿。
但无奈的耍赖还是耍赖。平日的良民，呼啦一声就成了阴谋家。他们把脸都撕破了，不要脸了。无论怎样辩解，这都是人性之恶。这种恶是被引发出来的。政府和政策的好与坏，就看是引发善还是引发恶。恶一旦被引发，就必然构成伤害。
不仅仅是伤害人。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眼里始终抹不去一个形象。一个老人的形象。这个老人满脸沧桑，破衣烂衫，龟缩墙角。在他不远处，一群人正在争吵和打斗，吵得天翻地覆，打得头破血流。所有的争斗都与那个老人有关，但谁也不去注意他。这同样是一个破碎的形象，而且还在继续破碎，看不到缝补和拯救之期。——这个形象，就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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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亳州参观曹操运兵道。我以前来过，算是曹操的老兵了。但依然为它的繁复与巨大所震撼。繁复与巨大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微小与精细，同样震撼人。花戏楼的砖雕艺术是其中一绝，镂空雕出的扁担，仅火柴梗的三分之一粗，却支撑了几百年。每个人物，都各有身份，各有动作和表情。其中一幅图，一只虎侧对两条狗，虎爪后缩，尾巴弯曲，狗却格外凶猛，“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道理，生活中随时可以得到印证。戏台檐壁有砖雕的三国故事，赵云救阿斗，别处表现的是赵云，这里表现的是曹操，曹操见赵云之勇，下令不许发箭，导游因此说：这表现了我们曹公惜才爱将。亳州是曹操故里，很多旅游景点，打的是曹操牌。如果山东的西门庆故里，导游也一定会说“我们西门庆”。这很难说是乡情的力量。这多半是资本的力量。从亳州老街返回时，与韩少功同行，他说当下的资本运作，使文化虚肿，其实是没有文化；又谈起他的《山南水北》，他说里面的文章，百分之六十有依托，百分之三十是“添油加醋”“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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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人铁梅谈。但铁梅现在有了特殊的身份：她在九华山大慈藏寺出家，法号宝月。
她出家已将近两年了。自她上了九华山，许多文朋诗友去看她。我去之前，多多、树才等人刚去过。她精神状态非常好，一说一笑。她对师父非常尊敬，一口一个“我师父”。她说“我师父”法名释门智，是“正道师父”，出家前有800斤神力，儒道释学问的高深，非常人能及，还懂数学，用数轴为弟子讲佛法。生活中无处无佛理，因此师父随时讲解和引申。说他们寺庙的那口井，是师父于病中躺在床上指挥弟子找到的水源。师父此前见滛池之水自天而落，隐于后山，说喝了这水可治癌症，且有实例作证。又说到大慈藏寺地理位置极好，而怎么个好法，“要我师父才讲得清”。总之这里会出高僧，不是出一个，而是出一批。对这些事，她特别的“信”。我在长篇小说《太阳底下》里，写到“不信”的力量，但我深知，“信”比“不信”来得更雄辩，更崇高，也更动人。
她上午的主要工作是烧开水。这时候她穿一身迷彩服。锅炉房小得很，烧柴火。旁边是水管，我帮她提了桶水。她戴着红色塑料手套，洗帕子，看上去也觉得冻手，而现在还没到最冷的季节。临近中午和她告别，半小时后她发来短信：“前路吉祥！宝月合十。”
回到成都，便进入冬至。成都人的风俗，是冬至这天吃羊肉。满城的热气腾腾。许多单位搞支部活动，内容就是去餐馆吃羊肉。可怜的羊！而每到这一天，各大寺庙的僧人一大早就为羊们念经超度。这些僧人真好。对宗教，可以不信，却绝对不可以轻慢。对宝月说的那些事，也不能简单地以“神奇”断之。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告诫：宋儒“每于理所无者，即断其必无。不知无所不有，即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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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12点过，刚关了灯，脑子里便出现一条狗的形象，黑狗，从云空里跃出。接着出现几条狗，它们互相撕咬，落败的一方伤痕累累，哀鸣而去。这种景象，我小时候在故乡是经常看见的。这让我痛了一下，为那些狗。接着门厉害地响了一声，是猫进来了吗？它怎么弄出那么大的动静？而且门已经锁上，它怎么可能进来？接着窗响、床摇。我知道，又地震了。
早上起来上网，知道是彭州地震，4.8级，震源深度18公里。但从我觉察的震感，至少有6级。近几年，四川的寻常百姓，都成了测量震级的行家。有网友说，一周前，香港凤凰卫视就报道，说江油等地的井水沸腾，请专家考察，专家说是地热。网友们互相骂仗，有人把四川叫死川，说老天爷要把四川人全都震死。
难怪我的脑子里会出现恶狗撕咬的场景。
人与人的撕咬，没有一方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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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友从南极归来，说他的南极之行。他坐的船，是苏联制造的。苏联解体前，这艘船用于科考，苏联解体后，美国把船买过去，专跑南极。但船上的徽标，依然是苏联的。他从南极回来后，俄罗斯将船收回了，因而他是最后一批乘那艘船的人。船高十一层，乘客八十多，加上七十多名水手、厨师等等，共一百五十多人。
然后从笔记本电脑上看他的摄影作品。
拍摄奇特的风物，并不需要多么了不起的眼光，大自然本身会成就你。可他毕竟是敏感的：海面是蓝冰，海岸是火烧云，两只北极熊交卧而眠，看上去绝像太极图。还拍了南极的岩石，我以前并不清楚南极有那么多岩石。拍了罗斯冰盖，这一整块冰盖比法国还大。拍了纪念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屋子，以及放在屋中桌上的中国青花陶瓷。斯科特是英国海军上校，1912年跟五个伙伴奔赴南极，决心成为第一个去南极极点的人，结果被挪威人阿蒙森抢了先。斯科特与伙伴在归程中先后死去，留有日记《最后的跋涉》。茨威格曾为此撰文，题目叫《伟大的悲剧》，中译本已收入七年级课文。
在斯科特的时代，或许那真是“伟大的悲剧”，走到今天，伟大已经很难说了，“悲剧”的性质也变了，“悲剧”的主体同样变了——由斯科特和他的伙伴，变成了全人类。
科学也需懂得节制，科学也要有伦理，那种为争夺一个冠军的体育比赛似的科研，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此时此刻，电视新闻正播某科考船深入南极，洋面冰封，船破冰而行，一个小时才前进50米。新闻盛赞科考队员的不畏艰苦，但在我眼里，他们不过是入侵者；在他们前方，十余只企鹅惊慌逃遁，逃出一段距离，集体转过头，看上一眼，再次逃遁。这情景给我不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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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岁月无痕，其实岁月是有痕的，它塑造了我们的面貌，从身体到精神。在各自的家庭和领域，我们不是建立了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如鱼得水的时候，总是那样稀少，忙和累，成为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主题。有人将忙字拆开，说无心为忙抑或心死为忙，这话给我们打击，但的确，它自有道理。关系复杂，心却可以简单。唯简单才能锐利。
经验教我们成熟，若干年后的我们，不再为想象中的喜悦忘乎所以，也不再为想象中的烦忧张皇失措，而是担着责任的、主动的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不必感叹光阴的流逝。就我本人而言，要我倒回十年二十年，我是不愿意的。岁月流逝，年岁渐长，握在我掌心里的东西，有些是我渴望得到的，有些则是我的失意甚至伤痛，但既然降临于我的头顶，它就是我命运秩序中的一部分，它铸就了我是我自己，因此我有理由和义务接纳它，善待它，珍惜它。人的一生，最漫长的道路，不是谁走向了成功，谁跌入了失败，而是回归自己内心的旅程；在这条道上，我们都无比纯洁，如同赤子。
71
两个多月来，完全没法写作。列了几个题目，也开了若干次头，都无法接下去。故事摆在那里，就是不能写。对整个的小说形式，我感到了深刻的厌倦。小说应该变革，变成另外的样子。我希图从别人那里获得启示，读了很多书，除张承志的《心灵史》、简·奥斯丁的《爱玛》，大部分书都没从头读到尾，也没必要从头读到尾，它们都未能在小说文体上给予我任何帮助。不管耍什么花招，都需要文字表达，这才是根本。
难道，我厌倦的并非小说这一形式，而是文字本身？
如果是这样，我确实就没法写作了。
文学只能依靠文字，就如同音乐只能依靠旋律和音符，绘画只能依靠色彩和线条。
而文字只是实现文学的手段，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思想才是核心。
那么，我是厌倦了某种情感和思想？
很可能是这样的。
对我而言，真正需要变革的，可能不是小说的形式，而是：我要对这个世界重新思考。
72
有两种文学吸引我们，一是想象奇特诡异，二是在日常中发现人们熟视无睹的生命细节。两种文学要做好，都需要敏锐纤细的神经，需要侦察世间万物和人生困境的热忱，还要有深刻的洞见。
有四种打量世界的目光，并因此有了四种文学的努力：一是发掘人的高贵面，以托尔斯泰为代表；二是发掘人的平庸面，以奥斯汀为代表；三是发掘人的阴暗和丑恶面，此类作家数量巨大，鲁迅、芥川龙之介、巴尔扎克等，都是这样；四是发掘人的美好面，比如沈从文。首尾两种最难做，因而也可能成就最伟大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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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叔本华《生存空虚说》。正文之前，有个篇幅很长的序言，序言作者的武断和“文革”腔，让我惊讶。我读的版本，是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的中译本，“文革”结束11年了。
心里再一默念，才发现时至今日，“文革”腔照样盛行。
“文革”腔的主要特征是：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我有权对你宣判。
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既定标准。《生存空虚说》的序言，是以恩格斯的话为标准。恩格斯的书我是喜欢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前不久我还读。他的一些随笔我也喜欢，非常的沉厚，有思想，也有文采。可谁也不能说他的论断就是最终的论断。如果这样认为，是把他贬低了。一切不能发展的思想，都是尸体。可我们就是这样洗脑的，给别人洗脑，也给自己洗脑，日久天长，已把脑子洗得发白，除了白，还有鹅卵石般的硬。
弗洛伊德说，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所冲破的薄薄一层；弗洛伊德又说，人类都有一种“对文化厌恶”的病态心理。斯蒂芬·茨威格对这句话的阐释是：“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