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生长(代自序)

让生命生长(代自序)

我从没给自己的作品写过序和跋之类的文字,这是头一回。这样的文字一点也不好写,它需要我站到前台,直接跟读者交流,而我不习惯这样,我喜欢躲到后面,把自己埋在文字里,读者打开我的书,我便跟那读者认识,如果打开了还要阅读,我们便谈开了。我们谈的问题,大多趋于严肃。我相信,凡是读我书——无论小说或散文——的人,都跟我一样,在生活中有了疑难,有了困惑,需要质询和追问,也渴望浸润和涤荡。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去倾听对方,也梳理自己。

我们发现,古圣先贤那句“认识你自己”,历时两千余年,还响在云空,直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羞愧。我们都太忙,不忙,也让自己显得忙,从而抽不出精力来打理自己。也可能是缺乏打理自己的愿望和能力。我在这本书里简要提到,人的境界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喧嚣和泡沫,第二层是黑暗,第三层才是自己。通常,我们浮在第一层,这里不寂寞,撩动一下泡沫,就能显示自己的存在,泡沫消失于泡沫中,也无所谓,因为尘世本就这样,如同时间,不是后浪推前浪,而是后浪淹没前浪,对此,我们认,因此可以心安理得,惬意而舒适地将一辈子打发掉。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第二层,进入这个层面,需有潜水的功夫,还得丢弃和忍受:丢弃别人为你预设的道路,忍受前路迷茫的焦灼,当然,还包括孤独,所以敢于进入的不多,能穿透这层黑暗的更少。如果能够穿透,会发现一间屋子,那间屋子通透光明,屋子正中,端坐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你通过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自己,认出了自己,跟自己激情相拥。由此,不来人世白走一遭,有了坚强的注脚。

认识自己有很多途径,阅读大抵是最可靠的一种。我们挟裹于生活的洪流,纷至沓来的信息和经验,水草般将我们缠住,使我们艰于挣扎,更谈不上判断和洞察。其实,懂得挣扎,已是一半的清醒,如上所述,许多人不会挣扎,特别是不会有精神层面的挣扎。一本书,我是说好书,就如一面镜子,它讲着镜子本身的故事,你却从中照见了自己。你醒悟到:一直以为自己在生活,结果是在看别人怎样生活。你的一切,从颜色到气味,从首饰到鞋子,从工作选择到家庭装修,从孩子上学到老人入院,都是依照别人的方式在设计和塑造,但还不自知,还以为那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想法。事实上,自己早被磨损,已经面目不清,直至最终丧失。这还是浅表的丧失,更深处,我们感动,是因为别人在感动;我们愤怒,是因为别人在愤怒;我们作恶,是因为别人在作恶。走到这一步,身份证和户口簿上的名字,就与我们的血肉之躯分离,名字变成了囚徒的编码,只是为了方便听从别人的呼唤和命令;换句话说,我们成了生活的奴隶,也成了自己名字的奴隶。

这时候,那面镜子静静地立在那里,只需你走到它面前。它不会上前招引你,它骨子里的傲慢,只愿意面对主动的生命。凡是不心甘情愿随波逐流的,都是主动的,迷茫、怀疑、挣扎、渴望……都属主动的范畴。它不抱企图,从没打算强加于人地说服你。它只是陈述幻想的价值、抵抗的意义,以及生活的逼仄和可能。如果你有心,被你深埋的自己就会苏醒,并对你热心邀约,你穿透那层黑暗,就被自己照耀,从而看到自己的逼仄和可能。

陆游诗“柳暗花明又一村”,用于描述人生,确是好词好句。那是敞亮的人生,敞亮的人生需要修剪。当我们找到自己,认出自己,接下来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芜杂是我们的生命常态,所谓逼仄,就是芜杂太过的缘故。芜杂最丰厚的营养,是欲望。欲望不是错,更不是罪过,但欲望的特质,是一旦出芽,就拼命滋生,若不加节制,其正当性就会发生改变。一切好书的伟大使命,就是教会识别,提醒节制,并以此见证生命的尊严。承认“他者”,心怀怜惜,是尊严的基本内涵。见世间一切苦厄,他的、她的、它的——他们的,即便做不了什么,知道问一声:为什么不是我的?这么一问,生命就有了宽度,就在生长。清除芜杂,就是让生命生长。你十岁的时候在生长,你到了一百岁,如果还活着,照样在生长。这是精神生命的奇迹。而如果没有精神生命,人就很难被定义。

这本集子,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随笔集。第一本叫《把时光揭开》。从体例上,两本相近,《把时光揭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风声雨声”,跟这本的“小笔记”一样,也有百来则短文,写自己对人世、命运、万物及读书的感悟,本质上则是对自己的清理和擦洗。这样的文字不会很多,到目前为止,总共也不过八九万字,它们是我最沉静时候的产物。沉静,是人生的奢侈品,尤其是现代人的奢侈品,我将自己的奢侈品奉献给读者。或许不合你胃口,这没关系,我们都在尽量认真地生活,都以独立的姿态,欣慰着同行者的加入,这才是最重要的。《把时光揭开》的第二部分,叫“我们的居所”,跟这本的“路边书”一样,都是散文,关注的东西各有侧重。居所里除了我们的家具,我们的肉身,还有我们的灵魂;行走在路上,前方所指,可能是远方,也可能是故地,而许多时候,故地和远方并不是两个地方,在我们的内在星空里,它们殊途同归。这本集子多了一个部分,“对谈录”,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是关于写作;与我对谈的,是《中华读书报》《文学报》《十月》《西湖》《西部》、腾讯文化等报刊和媒体的记者,还有批评家、大学教授和在读硕、博研究生,限于篇幅,我不能把所有对谈收录进来,但借这机会,对各位一并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为编辑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唐婧、张春晓、林文询等诸位师友,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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