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待遇

在一篇从重庆寄来的通信上，曾读到重庆生活费的高涨，一般中下级公务人员和文士，还不及工人与车夫的报酬来得丰厚；文士写千字，只卖得元半二元的稿费，而排字工人排千字，倒也有国币二元以上的工钱等消息。

这虽是战时的畸形景象，但是从供求的关系上说来，可也是必然的结果。排字工人，需要熟练的技巧，相当的学识，与坚苦的斗志，同文人并没有两样。他的重要和文人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而在战时的后方，我们由友人的通信，及刊物的编辑余谈中看来，知道熟练的排字工人，印刷工人，以及印刷业经营者，都非常的稀少。

并且，因交通运输的不便，印刷材料，在后方简直是珍贵之至。铅字是少得很，印刷机也并不多；其他如油墨纸张之类，无一不在感到供不应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工友们自然只集中在几个大都市里，不肯千里长征的到后方去了。而宣传印刷用品，一般新闻杂志，以及初级的教育工具，在后方的需要，却比几个通都大邑，紧急得多。物以稀为贵，印刷工友的工资在战时后方的抬高，自是必然的情势。

其次，如舆夫、车夫、船夫之类的工友，因为有机可乘，临时抬高一点价钱，也是自然的现象。不过要合乎理性，不可过事要挟，形成类乎抢劫的行为，那就无可非议了。

至于说到文士呢？则平常我们就在说，中国社会，对文士的待遇，是最坏的。远之，如欧洲作家的一字几镑等，类于神话似的传说，我们暂且不提；就以英国在六十年前的情形来说，譬如乔治·葛辛，于伦敦市场上，出卖小说稿最低的价格，一部十万字的小说，还可以得到五十镑的市价。这是在当时的文人市场上，算最低的价格了。合到现在的法币，也有两千元上下的数目。而当时伦敦的生活，是四十个先令（约二十元法币），尽可以优裕地过一个月的。中国的作家，在平时就向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乔治·葛辛的生活，可以从他著的《文士街》一小说，及穆来·洛勃兹以他的一生为模特儿的《亨利·迈脱兰特的私生活》一书中看出来。所以在此地举他作代表者，因为他是当时著作家中最不幸的一个之故。）

像我们从前在上海写稿子，每千字写得二十元的报酬时，是稀有的例外，平常总只在千字十元至十五元之间。而出书时候的版税，靠得住的书店，最高率也只抽到了百分之二十，通常是百分之十五。每一册书出来，平均每年有五千册好销，而能继续至十年的，就算好的了。即依这一个平时在中国是最好的待遇，和欧洲各国的最不遇的作家的待遇来比一比，还是觉得减色得很多的；在现今的战时后方，文士的待遇，低落得赶不上工人，那当然是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了。

对于这战时文士的苦境，我们原抱着万分的同情。但一方面，从我国历来喜以读书人自负，看其他的人都是“万般皆下品”那种态度来说，则这一个对战时的文人的打击，也未始不是一种很好的教训。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有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对于物质享有，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出在他们之上不可的。文人和一般工人，究竟有点什么区别呢？工友及一般民众，可以吃苦耐劳，难道文士就吃不得苦？耐不得劳了么？

我们的要做文人，是想以自己和众人不同之处，能使它发挥出来；如有力者的去拉车，喜欢冒险者的去探险一样。若是为了易于得物质报酬，或易于成名得利而去做文士，则这一个人，不是呆子，便是奸人，决不是真正的文士。

因这一次的抗战，我国历来的种种封建意识，得能一扫，这是事实。这一次文士的受难，而若能也把一般文人自视过高的习惯改去，则抗战的功德，施及于文士的，也真可以说是“并非浅鲜”了。

并且，正因文人待遇的普遍低薄，赶不上工人舆卒之后，在文士之中，才会产生出意志坚强，不畏艰苦的伟人杰士来；而一些以文学为工具，想借此以投机取巧的文学商人，才会得视作文士为畏途，而不敢轻易的再去尝试。如鲁迅在遗嘱里戒子万勿作空头文学家之类的箴言，是远不及事实的教训的。

所以，一般社会，对于文人的待遇过薄，我们原要为文人抱不平；但在另一方面，则我们也正在想将许多青年之愿为文人的这一种野望，可能使转向到愿为工业创造者，机器发明者，荒地开辟者，和国家建设者等实务上面去。要而言之，一个空头文学家，终不如一个裁缝或泥水匠、木匠等实际有一技之长的人来得更可尊敬，是我们的意见。自然，对于真正的文人，我们也想促进社会付以对他所应受的待遇。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