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识飞机

故乡与家世

2000年的初秋，我参加了福建省组织的一次活动，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50位院士一起，回到阔别已经半个世纪，如今丹桂飘香、景色宜人的家乡——榕城福州。

面对养育过自己的山水草木，感受让自己魂牵梦绕的乡音、乡情，赤子之心再生桑梓情怀，感慨万千之余，我填词一首：

旌旗展，游子梦断台江月。

台江月，岁岁清澈，闽江一别。

昆明湖旁清华园，航空报国情难绝。

情难绝，飞豹横空，直叩天阙。

我的家乡榕城福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人杰地灵、俊采星驰。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的院士中，福州籍院士多达56名。

福州市螺江陈氏宗祠

离开故乡时，我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中学生。中学毕业了，玫瑰色的诱人前景召唤着未成年的学子，憧憬未来的美好日子，是那样的甜蜜。此次回到故乡，我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尽管到达了事业的彼岸，但却令人甚感不足。岁月无多，但自己心里是充实的，是更高层次的享受——饱受风霜后的另一种甜蜜。

1930年6月21日，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螺洲镇店前村。

螺洲，位于福州市闽侯县台江区的闽江之畔。闽江是福建的主要河流之一。由于台江区依山临水，又被称为苍霞州。

因祖上历代人丁兴旺，德才兼备、入仕居官者数以百计，自然就有了代表和象征名门望族的陈氏宗祠。

据一本专门介绍螺江陈氏宗祠的小册子记载：

螺洲面山临水，陈氏历代族人敬业兴教，耕读生辉。自始祖巨源公于明洪武年间卜居螺洲后，二傅举于乡，五傅成进士。明清两朝共成进士者21名，赐翰林1名，中举者110名，还有330多名拔贡、优贡等贡生……

陈氏宗祠的大厅里有一块书有“福寿”二字的金字横匾，为道光皇帝在陈若霖70岁寿辰时御赐。两侧是宣统皇帝赠给其师傅陈宝琛的寿联“召奭稽谋尊寿考（句）、甘盤旧学重师资”。另外还有历代名人，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陈立夫、启功等名人的题词和书法。

陈氏宗祠正门

整个祠宇青漆白壁，显示出一品士大夫府邸的显赫，寓意做人为官都要清清白白。正厅高挂灯笼的大梁上雕有“紫微銮驾”的彩绘图案，寓意子孙后代应该向外发展，才更有前途，并祈求在外子孙事业有成。

陈一坚的照片（左一）已然供奉在陈氏宗祠里

陈氏宗祠1992年已被福州市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家在螺洲是个比较大的家族，有一个很大的七进院落，到父亲那一辈，人就很多了，家里住不下，很多人就开始出去，有的到江西、新疆、甘肃去发展。到我们这一辈已经有一二百人了，家族不能说非常富有，但生活还是过得去的。

我的祖父是做木材生意的，我印象中他胖乎乎的。家族中做生意的还是居多，但到了父亲这一代就有几个潜心读书的了。

福州老家亲友合影（前排右三为陈一坚）

陈一坚姐弟四人与父母合影（后排右一为陈一坚）

我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最小，父亲跟我们讲过，尽管家族中祖业是做生意，但孩子们读书却抓得非常紧，家里都是请些文人来教诗书。父亲这辈都是在家里读私塾的。祖父本想让我的父亲子承父业，学做生意，但父亲却喜欢读书。

我有两个伯父，还有好多远房叔叔，他们基本上也以木材生意为主，都是从我祖父那儿承接下来的，家里都比较富有。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经常到伯父、叔叔家去玩，看到很多好大的木头。它们不是一般的木头，而是做船、做棺木用的稀有木材。黑乎乎的仓库里全是上好的木材，都整齐地立着排在那儿——这样存放不容易腐烂。

父亲

回想起来，家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亲。

我的父亲陈昭奇生于1898年。在他的青年时代，清朝就结束了，辛亥革命已经成功。父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除了念《四书》《五经》以外，还念了国立中学、大学，所以，他的思想比较开放。

国内学业完成后，父亲打算出国去继续读书。但我祖父不同意，要求他继承祖业。父子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父亲拿了些衣服就离开了家，自己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去日本东京学习机械工程。

出生于商人世家，子承父业乃人之常理，偏偏到了父辈却斜生旁枝，读书治学代替了经商之道。不过正是父辈的这种执著和追求，加之祖先之灵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及第垂范，都对我影响至深，也促使我走向一心求学和航空报国的道路。

父亲不顾家人的反对，怀抱“教育救国、科技强国”的美好愿望去了日本。虽然父亲是负气离家的，但到了日本之后，祖父还是给他寄去了生活费。当时，公费已足够个人使用，所以，父亲又将祖父给的钱寄回，要祖父用来供弟弟们读书。

父亲在日本念完书后回到国内，受聘于一所学校，正好遇上“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愤然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经常给学生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抗击外族侵略的故事。我记得，自己当时还很小，父亲每次游行回来都拿着宣传册，很激动地跟我和弟弟讲一些东西。自己那时候还不大能理解，现在想来，父亲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和强烈的爱国之心影响了自己一生。

父亲年轻时有过献身教育事业的抱负，他的理想是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他认为，国家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是缺少教育，从此矢志“教育救国”。但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他的理想变成了泡影。他一向痛恨贪污腐化，不愿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他的朋友当时任江西省公路局长，来电请他去当“官”，他拒绝了。伪教育厅屡次请他担任高工学校校长，公文已经送到了，父亲把它退还，坚决不干，认为还是当教员最好。最后，他谢绝各处的聘请，到学校教书。

那时候，家乡福州留学生还比较少，父亲最早受聘于福州国立高级职业学校，一开始就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后来又进入福州大学机械系任教授，终其一生。

解放前，父亲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的指导思想是明哲保身、无瑕无疵，决不同流合污。然而，家庭生活的担子又压得很紧，所以那个时期，父亲思想上是沉闷而苦恼的。对当时的状况他只有嗟叹的份儿，完全失去了希望，找不到出路，因而他信了佛教。一方面相信科学，另一方面他以唯心的宇宙观当做自己精神的寄托，在这种既怕政治又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反对我们参与政治运动。家庭教育也是如何做个清白、高尚、有修养的人，而且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有一个“铁饭碗”，争取将来在社会上无求于人，也不欺人。

那时，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和要求是：财会尽、势会倒，只有自己有本领，学好技术才行。还希望我们不要专做文书生，应该文武双全才好，他希望我们将来做学者、科学家，要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帮助，不要相互依赖，都要争取学会独立工作和生活。

记得到南平以后，他就天天念经拜佛，有空的时候不是看书而是念经，有时也说经给我听。抗战胜利后，父亲又想编译书籍，但没有搞完。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父亲进步很快，也不信教了，每封来信都是喜气洋洋的，谈不尽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党的信任、崇敬，并鼓励我进步，争取入党。

父亲是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比较能从实际中认识问题。后来他又被选为劳模，参加了劳模大会，并作为特约代表，参加全省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还是工程师学会的干事，相关问题的会议他都被邀请参加，而且会很激动地和我谈，他的看法怎样，提了什么建议。由于他了解的东西渐渐多起来，关于农村的水车、水利等很多事情，他也能娓娓道来。我回家时，见到父亲不是在看业务书籍，就是看政治书籍，除了谈论学校（福州大学）的情况外，还谈到福州市，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情况，有时甚至和我们谈《实践论》的学习心得，谈得都很具体，他还很喜欢谈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

父亲的思想也是很杂的，既有《四书》《五经》《大学》等孔孟之道，还有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这一套。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把《大学》拿出来，要求我们跟着他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经常和我们探讨如何做人、做什么人、看什么东西、走什么路的问题。

按我现在的理解，这些传统教育和佛教的理念都是相通的。传统教育是仁义道德，讲究做人要正直、正派，佛教主要是劝人向善，讲究轮回，多做善事还可以转世回来做人。这些东西综合到一起都是相互连通的，这种言传身教，日积月累下来对我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我至今对父亲的记忆非常清晰。每每看到社会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感觉很无奈，没有力量去对抗，只有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这种人生观都可以追溯到家庭对我的影响，也是形成我做人低调的根源。

这里还要说一下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中医的大女儿，结婚后一直在家中料理家务。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光是抚养我们几个长大成人就够母亲辛苦的了。与千千万万个普通善良的女性一样，母亲把一生的希望和爱都寄托在了丈夫、子女的身上。

童年

儿时的祖屋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套七进的大宅院，每一进中间都有一个天井，周围一圈都是房子，再一进又是同样的结构。那是祖父的家产。祖父当时住在第四进，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天井，还有水井和一片竹子、两棵桂花树。父亲和伯伯、叔叔住在那一进的两层楼，父母的房子就在祖父隔壁。我小时候读书、睡觉的地方就在井边，面对竹林。

在家里的男孩子当中，我是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最小的一个是弟弟。小时候我是家里最活跃的一个。伯父、叔叔都跟我讲过，有一次祖父母带着一大家人照全家福，当时我年龄最小，可人家一说照相，我就自己端个小板凳往相机前面一坐。照片出来一看，就我坐在第一排。

我的名字中第二个字为什么是“一”呢？按我的辈分和家族排序，父亲是“昭”辈的，我是“明”辈的，我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应该是“明”。但因为从小身体不好，父亲又信佛，对佛教研究挺深的，他就向一个老和尚请教，和尚建议给我改个名字，所以，我现在的名字就是他们起的。把“明”变成“一”，意寓好过，这孩子好活。

小学以前我身体非常差，老生一种当时认为是怪病的腹膜炎，那时候这个病是没有救的，死亡率基本是百分之百，这都是长大以后母亲告诉我的。那我是谁救的呢？日本医生。

日本人在福州办了一家医院，过去美国、日本都在福州办有医院。虽然是侵略者，但医院里那些医生、护士也还是要治病救人的。我父亲因为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语言上跟他们很好沟通，我就住进了日本人的医院，由他们治了很长时间才痊愈。

当时，日本医院有一种专门治这种病的药，在我的腹部涂上很多药膏，然后用纱布裹起来，还要经常换药，同时再吃一种内服药，就这样一边吃药一边外敷，才把这个病治好。医生说我实属万幸，因为在当时，那是一种非常难治的病，其实就是一种感染。可是怎么会感染呢？

据母亲说，在过去的大家族里，办丧事是非常隆重的，一七、二七直到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出殡。祖父去世的时候，一大家人都在围着这件事转，就把我和几个小一点儿的孩子托付给保姆照管，结果着凉生了病，后来就感染了。实际上腹膜炎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炎症，搁在现在有抗生素就没事儿了，可那时还没有抗生素。

由于小时候身体不好，家里对我的照顾也就比较多，我上学不是太早，不像现在小孩子六七岁就上学。我开始是在家里学习，父母亲有空就教我点儿东西，幼稚园也是好几天才去一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幼稚园我大概上了有一年，其实就在里面待了几天，主要在家里玩，自己看书学习。家里的书很多，喜欢什么看什么。所以，我小学一、二、三年级都没念，一上学就是四年级，那时候我大概八岁。可能因为家里的启蒙教育比较早，小人书、小说也看了不少，所以，上学并不感到难，但是读书的成绩不是太好，因为我贪玩儿，不是一个很愿意读书的人，喜欢到处乱跑、到处玩、乱看书，什么小说都拿来看。刚上初一，《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些名著就开始看了，很多字都不认识，没有字典，也没有人教我，就这么看。不长时间几部名著都看完了。

家族的同辈人当中，我也算大的，上面有一个堂哥，非常有学问，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学电讯的，但他和我岁数相差比较大；还有一个堂哥没什么学问，不读书，做生意的，也玩不到一起。下来在男孩子中间就数我大了。我整天就领着一帮堂弟、堂妹，白天看点《西游记》什么的，晚上就给他们讲，印象非常深。

小学、初中读书的成绩虽然不是很靠前，但课外活动比较多，自己爱好也比较多，愿意看各种各样的杂书，数学、小说什么都看。父亲也不像过去那种老学究，把孩子管得很严，整天板着脸让你读书，念不好还要打手掌。他完全相反，完全是西方那种民主自由的教育方法，他只给你提供条件，让你生活得非常好，其他的让你自由发展。

家里书一大堆，很多外文书、技术书、文学书、数学书、几何书，要啥有啥。我父亲主张孩子们应该自由发展，你喜欢什么就看什么，喜欢什么就发展什么，慢慢就会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所以他也不太管我们，从来不会规定：你今年必须看多少书、学什么课本、写多少文章，只是规定一下写字，例如，放假期间每天写多少字、学几种体：王羲之的书法、柳体，还有颜体，告诉你书在这儿，你自己看。

初识飞机

我在福州平静地念完了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福州被日本人占领，陈氏家族原本富足宁静的生活从此一去不返。1942年我们姐弟随父亲所在的福州高工学校撤到了福建中部相对安全的南平。

南平是福建省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日本人占领福州后，又向我东南内陆大举推进。必经之地南平便经常遭到日本“零式”飞机［注］的扫射、轰炸。战乱中的生活日渐窘迫，最令人愤恨的是面对倭寇的欺凌与残暴，中国的政府和军队没有还手之力。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都十分落后，根本谈不上用什么有效的手段去抵御外敌的侵略。

学校撤到南平山坳的一个小镇，那里气候恶劣，生活非常艰苦，每餐是糙米饭加上食盐煮黄豆，学生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生病者无数，而且死了一些人。我因为身体不好，在生活上得到了父亲的悉心照顾。由于父亲在校教书多年，颇有威望，大家都尊敬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因此也给了我很大方便。我和父亲一起住教员宿舍，在教员食堂吃饭，生活上还过得去。

当时物价飞涨。到南平的初期，全家仅靠父亲的薪金生活，加上还得养活部分逃难的亲戚，生活很苦。后来知道，家中将过去的一点点积蓄也变卖典当了。后期仍然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家中由父亲主持，几个人帮着动手开始手工业式地制造肥皂，后又与姨夫合伙开设铁工厂（两部小车床，一部发电机），如此家中经济状况才逐渐好转，但毕竟是手工业，收入很有限，仅够日常开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全家迁回福州，没有了手工业，全靠父亲的薪金收入生活。解放前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难，因为当时几个小孩子（即我与姐、弟）都要读书，开销很大。

二姐陈镆鎁在写给我的信中记述了战乱中的家境：

抗战开始以后，我们的生活相当困难，迁至南平。初时，我们不能上学，而家里活像旅馆，妈又常生病，所以经济负担重。不得已时向四伯借些钱（四伯总不肯多借，每次给极少数目——当时常常是我去的），另一方面爸总想向自己生产的方面发展，所以和妈妈共同试验用土料制造肥皂，开始时妈自己拿到人家家里去卖，后来多数卖给供销处，这样初步解决了我们的学费问题。

也就是在南平的这段经历，为我的人生道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当时，来南平轰炸的日军小飞机非常猖狂，就像是在天空中做游戏，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空中基本看不到中国飞机，地面也没有有效的防空火力，所以，日本飞机飞得很低，飞行员的样子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肆意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防空警报的刺耳狂鸣，甚至比从高空呼啸而下的炸弹更让人心悸。南平的山都是一个个很低的小山包，家和学校就在山脚下。警报一响，惊恐无助的老百姓像兔子一样往山坡上四处奔逃。山上也没地方躲藏，只好把棺材洞当做藏身之处，把里面的棺材抽出来，再把洞穴稍加扩大，人可以往里面爬。

当时日本人经常在那一带轰炸，满天轰鸣的日军轰炸机成为我对飞机的最初记忆，也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梦魇。我曾和大人们一起在山上的墓穴里躲避轰炸，亲眼目睹了一位母亲和她襁褓中的婴儿的悲惨遭遇。那时候人也比较愚昧，孩子受到惊吓之后总要不断地哭叫，大家以为孩子的哭声会被日本飞行员听到，就让那个母亲照顾好孩子。这位母亲也很害怕，就让孩子吃奶来堵住他的嘴巴，结果就把孩子活活闷死了。那一幕简直太惨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当时就有一个问号：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那种惨景带来的强烈刺激，一直到今天还是刻骨铭心。

那时候我也是初中生了，经常愤恨地站在防空洞口去看。后来知道日军使用的飞机是“零式”战斗机。当时就感到人家为什么这么凶啊？！为什么天上就看不到一架我们的飞机？这种感性刺激就成为后来理性选择的基础，它决定了我一辈子的人生道路。我心想：这么厉害的东西，我们竟然没有，我将来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是“零式”战斗机把我逼上了飞机设计之路。

尽管我从来没当过军人，但我对军用飞机在国防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从小就有了深刻的体会。“无还手之力”这种切肤之痛，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后来，我在一首《江城子》中抒发了这种情感：

“千里南疆雾茫茫，故国土，自难忘。狂涛骇浪，几处设国防。狼烟四起曾相识，泪如倾，气填膺。

冬去春来十余载，图万卷，鬓如霜。苦辣酸甜，徒手卷平川。晚昏犹蒙顽童志，报华夏，慰我祖。”

注释：

“零式”战斗机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日本海军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装备的主要机种之一，被日军吹捧为“万能战斗机”。该机采用当时所能采用的先进理论和技术成果，具备了重量轻、转弯半径小、机动灵活、火力强、航程远、速度快等世界级优秀战斗机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可以称得上是日本飞机设计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