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改革北大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
冯用军 郭锐华
一、蔡元培与北大的“不了情”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先后两任北大校长，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先后获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文学、法学荣誉博士，并在国民政府中历任多个要职，为国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实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之一。他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5月和1912年7月两次赴德留学（莱比锡大学）及从事研究工作，1912年1月4日和1927年分别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和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1913年和1920年两次赴法从事学术研究或兴办大学（里昂中法大学），1916年12月26日接受北京大学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正式就职，7月3日—23日短暂辞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天后愤然辞职，1919年9月12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23年1月再次辞职，校长之职因北大师生挽留保留到1927年7月大学区制实行、张作霖取消北大时止，1929年9月第四次“掌勺”北大至1930年12月（因故未前往北大履职），故蔡元培主政北大名为11年，实为6年（1917.1.4—1923.1.17），正如蔡先生自己所言“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国六年至民国十五年，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928年借鉴法国科学院模式创建中央研究院，九·一八事变后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病逝。所著《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集中了他的主要教育思想和大学理念。综观蔡元培先生的一生，是倡导变革的一生、追求自由的一生、推行平等的一生，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构建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提出“五育”，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等），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从人文教育学和人类文化学的视野来考察，蔡元培之于中国教育的贡献以及由此给予中国人乃至中国社会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所谓要职及在此要职上的改革，而在于他两次主政北大、改革北大的6年的实践，以及在这两次实践中所依循和创新的改革理念。众所周知，北京大学的前身、建立于1898年11月的京师大学堂被广泛认可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其历史地位仅与西学东渐、科举革废、书院改制等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相仿，但它并未承担起引领中国传统准高等教育从近代化到现代化的历史转型，直到蔡元培“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将封建的、官僚气息浓厚的、等级森严的、落后的北大改革为现代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民主自由的、先进的北大之后，北大才成为拉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旗手”，而同时期其他重大事件则与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可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思想的解放是一切解放的前提”。因此，探讨蔡元培改革北大理念及其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让我们以“现实返照历史”的方法去重新构建那个特殊时期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及其来源、蔡元培将大学理念付诸北大改革的丰富实践，以及“蔡氏北大改革”（以此区分北大2003年改革）对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而且蔡元培改革与运营北大的理念对于当代中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若干世界一流学科或研究领域，以及一大批区域性高水平综合大学的时代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
二、蔡元培改革北大理念解读
（一）蔡元培与北大渊源的“四起四落”
蔡元培与北大的缘由，可谓是“四起四落”——四次掌北大校长之政，四次被迫请辞。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的同盟会骨干蔡元培，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延聘为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是他第一次从长期从事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教育者的角色转化为开始从事全国教育工作的改革与发展的管理者的岗位上。教育总长的职位为蔡元培提供了实践先进教育理念的机会和平台。这一任期从1912年1月4日宣誓就任到1912年7月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结束。其间，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制定民国教育方针、公布《壬子癸丑学制》，最重要的一点是1912年5月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任期1912.5.3—1912.10.1），因此被誉为“北大之父”。
1．蔡元培的“四起”
第一“起”：首掌北大。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大总统黎元洪的北京大学校长委任状，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1月9日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自此，以“仿时节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方针，对北大进行改革，将“传统的北京大学”转化为“现代的北京大学”，实现了北大的“脱胎换骨工程”，从第一轮“蔡氏北大改革”到同年7月3日辞职，在任约6个月。第二“起”：再掌北大。1917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各方力邀下复职，继续改革北大，到1919年5月8日因“五四”学生运动而通电引咎辞职，在任约1年零10个月。第三“起”：三掌北大。辞职在家的蔡元培在总统徐世昌出面挽留以及各方大力邀约的情况下，于1919年7月9日答应复职，7月23日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9月12日抵京，20日正式到校办事，继续改革北大未尽事宜，至1923年1月17日因不满政客、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校政而辞职，除去其间9个月前往欧美日等十几国考察大学和研究机构外，在任约1年7个月。第四“起”：四掌北大。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命已61岁高龄的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因当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董事长及主持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学术研究而未到任，1930年因反蒋辞职。
2．蔡元培的“四落”
第一“落”：不满张勋复辟而请辞。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7月23日复职，离任约20天。第二“落”：支持“五四”学生而请辞。1918年5月，北京各校学生，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而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劝阻不成而向大总统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弥漫到全国，蔡元培为保全学生及北大，同时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至7月20日复任，离职约63天。第三“落”：抗议彭允彝干涉北大而辞职。1922年10月17、18日蔡元培因学生不满收取讲义费出面解释无效并受学生“罢课”要挟，愤而辞职避往西山，由时任教务处长的胡适平息学潮后于10月23日请回，离职甚短，其后又于12月17日北大校庆会上提出辞呈。到1923年1月17日，因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北大讲师“罗文干案”而辞职，并在《晨报》刊发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此次离职到1928年8月成立北平大学区，北大划入，蔡元培北大名义校长始得取消，前后约5年零7个月。第四“落”：反蒋而拒不去北大上任。1929年9月，蒋介石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而此时蔡元培致力于在中央研究院推进科学研究，倾向人权、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同情革命党人并努力营救进步人士，加之1930年支持邓演达发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揭起反蒋旗帜，所以一直未去就任，到12月辞职成功，离职1年零3个月。前前后后总计离职7年有余。
（二）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理念
蔡元培改革北大，综上所述，主要是在1917年1月4日—7月3日、1917年7月23日—1919年5月8日、1919年9月20日—1923年1月17日三个时间段。总体而言，其改革北大理念来源于欧美（德法影响最大），初步实践于《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和《大学规程》，定型于第一次北大改革（欧美高等教育思想中国化）、完善于第二次北大改革、延续于第三次北大改革，改革的具体理念兹述如下：
第一次北大改革理念：以观念改革为先导，“仿世界大学通例”改造学生
1916年9月下旬，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教育总长范源廉具名请尚在欧洲的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蔡元培于10月2日离开法国回到上海，鉴于时下各方对北大腐败的定论，因此同盟会朋友们劝他不要去，担心“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自己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在孙中山的鼓励和部分朋友的支持下，蔡元培进京后，对于“整顿北大的办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和走访，认为首要者在于改变学生的观念，次于教师队伍，再为教学管理制度。
老式的北大学生，自认为是“老爷式”的学生；老式的北大，被他们认为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而自1912年北大校长的“走马灯”似的更换，加速了北大校政的腐败，加深了学校官僚的积习，加剧了学校制度的混乱，加快了学校教员的堕落，陈腐的、封建的文化在北大根深蒂固，学生中流行“结十兄弟”，使得北大封建气息特别浓厚，俨然一“官僚养成所”。为此，蔡元培在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言“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二曰砥砺德行。希望“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品行不可以不谨严”。三曰敬爱师友。认为“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之便利……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互相劝勉也”。蔡元培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学生思想的要害，给了学生们一个新的灵魂，使学生们真正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求学之宗旨；蔡先生这一演说，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向旧式的“官本位生”宣战，向新式的“定宗旨生”宣言，对他们寄以殷切的期望，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以期将来报效国家；蔡先生这篇在北大沉闷的空气里发表的新鲜的宣言书，对于改造北大学生的观念，让他们明晰读大学的目的，并不断养成良好的学风，渐进地改变北大的校风。通过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反过来熏陶学生追求进步，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新式人才，这是蔡元培吸取康、梁改革缺乏新式人才而失败的教训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北大改革理念：以人事改革为动力，“取兼容并包主义”改变教师
1917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各方力邀下复职，继续北大未尽改革。蔡元培在就任首任北大校长时曾说：“大学学生，当以研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众所周知，蔡元培改革北大前，教员中多封建守旧人物，尤其是文科，安徽桐城派、浙江文学派教育占绝对优势，浓厚的封建思想占支配地位，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因循守旧、毫无生气。法科教员中，多为日本留学生，常宣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思想，而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脱节。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藉，“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