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李石曾的留欧交谊及其对法国文化的共识
叶 隽
1902年，沪上张园，其时已摆脱了翰林清贵的蔡元培，与既有“高阳公子”身份、兼备“留法新人”资格的李石曾初识。【194】说来，蔡元培、李石曾二人可以攀扯上“世交”的关系【195】，盖因高阳相国李鸿藻（李石曾之父）乃是蔡元培赴京殿试之时的主考官之一。
尽管如此，二者之折节订交，仍要等到五年之后。时已留法五载的李石曾，作柏林之游，与初到德邦的蔡元培聚谈数日，方才确定下这两位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终生“剪不断，理还乱”的公交私谊。1907年的柏林，正是秋高气爽，蔡元培虽然厌烦了不能专心求学的生活【196】，但对李石曾的到来，很可能还是颇有兴趣招待的。这不仅是因彼此间曾有过的交谊，更因为这位年轻的世交朋友，给他带来很多新鲜的思想资源。【197】一般而言，均将蔡元培作为德国文化介入现代中国的代表人物，确实，蔡元培对德国文化的认知可谓现代中国之翘楚人物；但蔡元培胸襟博大、兼容能收，故格局开阔，又决非德国文化一家所能局隅，他对法国文化的热烈向往与密切接触【198】，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其中的重要通道，则正是通过留法学人的著译。
蔡元培对法国文化的早期认知。其实，早在1897年蔡元培就读到了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作为最初的留法学人，马建忠长期从事与法国的交流事宜，其所著《马氏文通》，借助西方语法来整理中国语言，虽不能定于一尊，但毕竟别开生面。其人的学术史与文化史意义都非同一般；而他的《适可斋纪言》一书更以对法国文化的涉猎而引得时人的相当关注。蔡元培于7月7日读此书四卷，对法国有所了解：
富民论，……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法国海军职要序，……拟设翻译书院议，凡十有二篇。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郤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199】
在对马建忠评价甚高的同时，蔡元培也接触到了法国的情况，不仅有上面提到的关于法国海军的情况，还包括《巴黎复故人书》、《玛赛复友人书》等文章。【200】而蔡元培对法国的重视，表现在两个方面，如果说对法国史事的叙述，还仅能总结为他对此族文化的向往和探究；那么他对法语的重视，就充分体现出一种知识学的认知层次。【201】早在1899年，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的蔡元培，在该校设置法、英两种外国语课程。1903年，蔡元培在上海协助马良（相伯，1840—1939）建震旦学院，亦同样设立法、英、拉丁语，既可见出其认知世界文明的宏愿，亦可窥出法国文化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蔡元培对李石曾在译介法国文化方面的成绩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他关注英、法、德哲学的不同路径，并分别推举严复、李石曾、王国维为其引入中国的代表人物。对李石曾作了如此评价：
……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这是高阳李煜瀛发起的。李氏本在法国学农学，由农学而研究生物学，由生物学而研究拉马尔克的动物哲学，又由动物哲学而引到克鲁巴金的互助论。他的信仰互助论，几与宗教家相像。民国纪元前六年顷，他同几个朋友，在巴黎发行一种《新世纪》的革命报，不但提倡政治革命，也提倡社会革命，学理上是以互助论为根据的。卢骚与伏尔泰等反对强权反对宗教的哲学，纪约的自由道德论，也介绍一点。李氏译了拉马尔克与克鲁巴金的著作，在《新世纪》发表。虽然没有译完，但是影响很大。李氏的同志如吴敬恒、张继、汪精卫等等，到处唱自由，唱互助，至今不息，都可用《新世纪》为起点。【202】
其实，若论德国哲学引入现代中国，蔡元培自家贡献殊为不小，但他显然不愿王婆卖瓜，而是将首功推让给了一代学术巨子王国维，这倒也符合历史事实。从王国维到蔡元培，正反映了德国思想进入现代中国的特殊轨迹链，即由留日学人到留德学人。王国维正是在留日时代，得以更深地接触到德国文化，并凭借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德国思想资源，而成就了他作为一代学者的事业。
实际上，蔡元培正是具备了这种“大度包容”的气象，才使得他的认知见地，都能超越于一般知识精英，成就日后奠定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煌煌伟业。但从他这段话来分析，很明显的一点是，他将自己排除在了李石曾的同志之外。蔡、李交谊深厚，更加日后以党国四大元老的身份而名列史册，故此后人多半爱将一众人等相提并论，但其实具体到每个个体，都很有自家的特点，不可一概而论。即便以群体论，吴、李、张也更接近，而蔡元培实际上是颇为不同的类型。蔡、李二人实际上在充分尊重对方乃至友好往来的同时，又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对方划清界限，这种现象，其实是值得注意的。蔡元培在承认李石曾在译介法国思想方面的重要贡献的同时，仍旧相对保持自家认知世界、崇尚学术的独立立场，这也包括对法国文化的认知。
蔡元培留居法国是从1913年开始的，这年9月，因“二次革命”失败，蔡元培携眷离沪赴法，在巴黎附近之科隆布镇居住，一边学习法语，一边从事著译，而此时的李石曾，则长袖善舞于法国场域，这与他留法近十年所奠定的实业基础与社会网络密不可分；而法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批国民党精英的聚居点，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根源于此。
蔡、李交谊及蔡元培对法国文化的推崇，以蔡元培留法时代为中心，对法国教育的推重，乃是蔡、李等人的共同认知。李石曾曾有过这样一种宏观范围中的比较：
今之所谓先进者，必曰英法德俄美日诸大国，然英法之特质，不同于德俄；德俄之优长，又殊乎美日。吾能尽撷其精华，兼容而并收之，则所以供滋养助发育者，愈丰且厚。吾惟其精华之是择，精华愈富而愈适于用者，愈视为可亲而有利，初不问其为何国也。推而至于不号为强国如意大利之艺术，希腊之文学，更推而至于非独立国如埃及之古物，印度之佛学亦皆言教育学术所不可弃，且或视为希世之珍。故曰：求真理者，决不如世俗势利之见，视国势之强弱，以妄为轩轾也。昔人有言：极其大而后中可求。此吾人所望于中华教育之进步，能兼采世界各国之所长，镕为一炉而陶铸之。【203】
应该说，李石曾虽非纯粹的学者，但他对世界文明的这段认知，足证其见识高超，尤其对各国之文化精华，不但如数家珍，更能比较鉴别。其实，他对法国的推重，也得到其他精英人物，如蔡元培的印证，所谓“法国科学之发达，不独在科学固有之领域，而又夺哲学之席，而有所谓科学的哲学。法国美术之发达，即在巴黎一市，观其博物院之宏富，剧院与音乐会之昌盛，美术家之繁多，已足证明之而有余。”【204】蔡元培以留德背景，日后又留居法国，其实与李石曾密切相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应孙中山之招，李、蔡等分别由法、德归国，李石曾早归去了天津，协助汪精卫共同主持京津同盟会；蔡元培后到直接赴南京，参与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蔡元培的留法，乃是因国内政治的动荡而自觉之选择。1913—1916年的居法时代，其实不妨看作是李石曾早期组织的“俭学会”活动的一个部分。但如果具体考察蔡元培的居法经历，就会意识到，设若没有李石曾在法国建立的“根据地”，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蔡元培自述亦称：“于习法语外，编书，且助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办理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205】。1916年，蔡元培在由巴黎自由教育会所举行的华法教育会成立会上之演说，便充分表现出他对法国文化的认知：
法国自革命时代，既根本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以为道德教育之中心点，至于今日益扩张之范围。近吾于弥罗君所著《强权嬗于强权论》中，读去年二月间法国诸校长恳亲会之宣言，有曰：“我等之提倡人权既历一世纪矣，我等今又为各民族之自由而战。”又于本年三月十五日之日报，读欧乐君之《理想与意志竞争论》，有曰：“法人之理想，不问其为一人，为一民族，凡弱者亦有生存及发展之权利，与强者同。而且无论其为各人，为各民族，在生存期间，均有互助之义务，例如比利时、塞尔维亚、葡萄牙等，虽小在体魄，而大在灵魂，大在权利，不可不使占正当地位于世界以独立而进行”，其为人道主义之代表，所不待言。【206】
这段文字透露出的信息，一是蔡元培对法国之推崇，确实发自内心，一言以蔽之：“现今世界各国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及教会障碍者，以法国为最”【207】；二是蔡元培看来不但通法国史事，也读法国报纸，对合作的法国友人不但识其人，亦且读其文，如此处提到的欧乐、弥罗等，对法国文化有贴近的感觉；三是其目的则还是定位在中国本身，所谓“此后之灌输法国学术于中国教育界，而为开一新纪元者”【208】，正明白无余地显露出蔡元培的博大胸襟与家国情怀。
可问题在于，从最初对法国情况的了解，到二十年后对法国文化／教育的高度推崇，蔡元培的立场与态度是明显有变化的。更重要的是，对法国之推崇发之于留德学成且任职总长之后的蔡元培，其思想变化决不是“无源之水”，在我看来，这与蔡、李之间的密切交往关系甚大。当初蔡元培读马建忠著作，虽也是通过留法学人而间接接触到法国，但毕竟与李石曾的近距离接触不一样。且李石曾与马建忠又很是不同，虽然其学历尚无法与早其近三十年的马氏相比（后者是巴黎政治学院的高才生），但若论留法时间之长、对法国科学文化涵养之深，李石曾仍是要“长江后浪推前浪”。李石曾最大的长处，乃在于对法国社会的浸入之深，这点不但前无古人，后世亦乏来者。故此他对法国文化，虽不为学理上的系统研究，但却能有一种透及底里的独到认知，这也正是以老辣眼光著称、对欧洲文化有较为浸入式认知的辜鸿铭特别看重李石曾阐释的法国文化的重要原因。
故此，虽然新世纪派号称留法群体，但实际上其思想来源主要为李石曾，而李石曾对法国文化的认知，半缘于其入学学校的老师传授，至少另有一半缘于偶然结识的邵可侣以及由此进入的法国文化圈。
蔡元培由留德而居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李石曾为代表的留法派的影响。在新世纪群体中，蔡元培最初结识并有深交的亦是李石曾，留欧时代虽是李石曾先赴柏林访蔡元培，但日后蔡元培亦同样回访于巴黎。结果是蔡元培去了法国，而不是李石曾等转往德国，原因固然复杂，但李石曾等在法国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基础，当是重要因素之一。【209】入其国而不与其人交，可乎？入其国不通其语言文字，可乎？入其国不识其思想学术，可乎？在蔡元培，这些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可一个年过不惑的中年人，要想重新开始再习一门外语，进入一国学术语境，适应一国社会生活，又是谈何容易？所以，只有借助已有的种种助力，这才可以稍有尝试之可能。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看蔡元培在法国期间的主要活动，背后闪烁的都是李石曾的影子，也只有李石曾这样精力充沛、长袖善舞之人才可能在异邦的法国掀起偌大的波澜。
故此可以认为，留法时代的蔡元培对法国文化的初步认知，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李石曾的眼光与视角，虽然在各种事业之中往往是蔡元培列名最前，但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无疑属于李石曾。我们知道，蔡元培是一个真正具有学者气质之人，所以他不可能只停留在接受“嚼饭喂人”的阶段，而是要求自己能有独立的思考，这从他积极学习法文、日后更迁居法国南部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毕竟，三年的时间决不为短，即便达不到深入底里的程度，但只要努力还是可以有相当收获的。
蔡、李的国学修养及择取外来文化的立场歧异。作为后来者的宗白华曾阐述自家理想：“我预备在欧几年把科学中的理、化、生、心四科，哲学中的诸代表思想，艺术中的诸大家作品和理论，细细研究一番，回国后再拿一二十年研究东方文化的基础和实在，然后再切实批评，以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来。”【210】蔡元培则早就明确指出：“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出一种新文化。”【211】这两种说法，虽然一以实践，一以理论，但蔡元培显然更加能从理论上把握住这种细微的差别，而宗白华则更注重自家的实践学习过程。实际上，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这代学人来说，挑战是极大的，关键则在于毫无成法可循，现代学术该是怎样的，他们根本没有概念，即便留学出去转了一圈，其结果仍不免是“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212】但他们也有后人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就是国学修养是相当纯正而不用刻意补课的，从蔡元培—陈寅恪—钱钟书，基本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但即便如此，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这种国学修养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也必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立场歧异，譬如蔡元培与李石曾就是如此。
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往往胜过老师，在蔡元培，就早期法国文化的接受而言，他或当以李为师，可若论日后接受法国资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效果，他可就未遑多让了，至少他是很有自家独立之主张与见地的。而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在我看来，蔡元培与李石曾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其国学修养似要更胜一筹，故此总能站在比较文化的高度，将中法文化细加推敲；而且在学术与思考方法上亦有独到之处，往往可更进一步则能深刻体会各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细微之处，或差异、或认同，均有体贴其里、创化于己的效果。譬如蔡元培对孔德的接受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正如对洪堡的潜心化用一样，蔡元培对法国文化也很有巧借的手段，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法国大学区制的失败性引入，也还体现在“以美育代宗教”思路里的法国学术色彩。一般都认为蔡元培之强调美育，显然是受了德国文化的影响，因为自康德以来的美学理论，是蔡元培的重要思想资源；可具体就此口号而言，却是孔德学派（August Comte, 1798—1857）的法国口号。【213】作为法国现代学术的中心人物，孔德的意义不言而喻，他早年曾任圣西门的私人秘书，故虽日后转向学术路径，但仍接受前者思想而体现出强烈的实践色彩，这也是其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独到之处。【214】蔡元培对孔德当然也是不无了解的，当初兼任孔德学校校长，就强调资鉴孔德“注重科学精神，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来作我们教育的宗旨”【215】。故此，到了主张“以美术代宗教”这样一个口号的提出，其实不仅是民初立制期的全局规划手笔，目的深远更还在于“希望人人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216】。而这种思路，其实与蔡元培对中、法文化的基本判断有关，因为他认为中国思想仍以儒家为主流，其非宗教，而“与法国哲学家孔德所提议之‘人道教’相类”【217】。
相比之下，李石曾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则体现出单一性的“一边倒”色彩，就是对法国文化的高度推崇与全力输入。在前文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已很清楚地发现，李石曾的一生事功，均与法国有密切关联，或则在法直接生发理念、既而实践；或则接受法国现象启迪、顺手转换；或则移译法国思想著作、掀起波澜……但若论及他对法国文化的认知程度及接受创化之力，则还是不易评判。虽然辜鸿铭对他在此上之贡献评价颇高，可功利理性的引介工作与学术层面的深刻认知毕竟是两回事。那个时代的人物，因了“国破家亡”的背景而带有一种强迫式的“留学症”，希望能“求得灵丹”、“妙手回春”；可置诸事实，往往“南辕北辙”。李石曾虽然留法近十年，日后又与法国方面来往频繁，但他从根本上来说决非一个纯粹的学者，与蔡元培“手不释卷”的学人本色究竟不可相提并论。这既取决于生性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早年的教育修养。在这方面，我以为可将其归结为“国学修养”问题，虽然李石曾一再强调其父李鸿藻为其所创造的教育环境、其师齐令辰为其提供的新学思想【218】，但就总体而言，李石曾的国学修养在同时代人中，算是中才水平，既不如稍后者如陈寅恪等的出类拔萃，亦比不上后代学者如冯友兰、朱光潜等。
而在李石曾的整体学养中有一大软肋，就是他好像对法国文学殊少修养【219】，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学的成就与修养都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的。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在蔡元培改革北大之际，1918年即增设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220】1919年，废门改系，法国文学门改为“法国文学系”【221】，可在法文系的设立过程中，我们不太见得到李石曾的身影。这与顾孟余、朱家骅在办德文系中的积极姿态颇不一样，这或许也正是李石曾未能正式入法国大学学习的遗憾之处，对法国文化的修养缺了文学一课，是很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考察现在能看到的李石曾文本，对法国文学亦甚少提及，诸如拉辛、莫里哀、巴尔扎克、雨果等，他似乎均未提及过。
所以综观蔡、李以留德、留法学人出身，但对两国文化之接受恰成一种比照。李石曾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成为法国文化的中国代理人，而蔡元培基本不愿凸显自家的留德身份，而更表现出很有分寸的“博采众长”。虽然他同样强调汲取外来文化，但那是“囊括大典”的气度，决不以一家为限，更不将对德国文化的推崇放在口头。这与其留德之前强调“世界学术德最尊”的近乎顶礼膜拜恰成一种有趣的张力维度，何以然？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立场歧异，除了以上提到的国学修养有别的基本制约因素之外，也还有其他因素作用。如即使在留学人中不但有留学国别不同而导致的文化学术修养差异，同时也有因留学国别数目／类型／时间等综合因素可能产生的规律性原则分别，即“一元留学人”与“多维留学人”的差别。【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