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捷 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

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
——基于译文《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

陈洪捷

1910年12月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译者为蔡元培。【115】蔡元培在德国游学期间,专注于历史和哲学的学习,很少翻译文章,他之所以抽空翻译这一篇关于德国大学的文章,显然在他看来,此篇文章很重要。他还为译文专写了简短的按语:


此篇为故伯林大学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学”总论。博士在德国学界有重名,是篇又为名著,颇足供参考。


这位巴留岑教授,就是大名鼎鼎的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1894年在柏林大学任哲学和教育学教授,随后逐渐成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其《哲学导论》发行了42版,影响深远,他还积极参与现实的教育改革,其教育学著作也堪称经典;他还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哲学家胡塞尔、教育学家李特、诺尔和斯普兰格以及史怀泽等,均出其门下。蔡元培当然熟悉包尔生的名字及其哲学思想,他大约在1907年就开始参照日文译本翻译其《伦理学原理》,190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本。

作为一名教育学家和教育史家,包尔生出版有两本很有名气的著作。一本是两卷本的《中世纪到当代的德国中学和大学教育史》(1885年),另一本是《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1902年)。蔡元培所说的《德意志大学》就是《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全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史发展线索”,第二部分“目前大学的组织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第三部分“大学教师与教学”,第四部分“大学生与大学学习”,第五部分“四个学部”,每个部分包含2至6章不等,非常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德国大学的各个方面。在五个部分之前,作者写了一个引言,题目是“德国大学的总体特征”,蔡元培所翻译的,就是这个引言。

以下我们将参照包尔生的原文,阅读蔡元培的译文,并就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蔡元培当时对西方大学了解的程度;第二,这篇文章对他日后的大学观念产生了何种可能的影响。

从这篇译文看,蔡元培对德文原文的理解总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能够将其翻译为流畅的汉语。而且他依仗深厚的汉语功底,能把德文的长句子按照汉语的习惯进行分解,使译文读起来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或许是由于当时通行的翻译路数,或许是由于蔡元培注重核心内容而不看重细小之处,蔡元培的翻译显得比较自由,文字上不追求与原文严丝合缝,常常还会有些文字上的增删。

所谓增,是指增添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蔡元培在译文中有时会增加若干文字,这些文字作用不同,有时是为了表述的流畅,有时是为了进行解释,有时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比如译文的第一句是:


欧洲近代,大学勃兴,其数多不可计。然可约之为三种:既别各国大学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


但原文只是说(略仿蔡译风格):“当今高等学校,形式多种多样,然基本之类型有三,英国风、法国风和德国风三者是也”(Die mannichfachen Formen der gegenwärtig bestehenden Hochschulen lassen sich auf drei Grundtyen zurückrühren: den englischen, den französischen und den deutschen Typus)。蔡元培在句首增添了“欧洲近代,大学勃兴”,显然是为了表述和意义的完整,应该说增添得有道理。但“其数多不可计”似不准确,原文主要讲大学的形式多样,并未谈数量的多少。

再如,在论述英国大学时,原文说“英国大学之学者,不同于德国,亦非终年为大学学生之教师,只进行学术讲座”(Aber auch die Universitätsgelehrten sind nicht in dem Sinne wie in Deutschland die Lehrer der akademischen Jugend, sie halten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而蔡元培译此句为:


德国(显系笔误或印刷错误,应为英国——笔者案)大学之学者,亦非终年为大学学生之教师,彼等于一学年间,不过演讲两三次,每次延续至十数时而已。


蔡元培显然觉得只说“只进行学术讲座”不够清楚,所以就替作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增添了“彼等于一学年间,不过演讲两三次,每次延续至十数时而已”数语。

另一种增添的情况,是蔡元培觉得原文意犹未尽,顺着作者的思路,写上自己的话语。如作者专门论述了德国大学教授对德国的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如译文所说:“如溥芬道富、多玛卢斯、萨味纳、斐尔巴哈、聂布尔、多赉乞克等为大学教授,于德之法律政治,皆有绝大之关系。而路得、米兰登,扩大德意志之国运者,亦悉为大学教授。”原文行文至此,此段结束。而蔡元培似乎觉得此段不够完整,意义不够完足,又添了一句结束语:


即是以论,大学教授之为功,夫岂浅鲜哉。


如果说小小不言的增添不影响作者原意的话,那么漏译往往会导致信息的损失。蔡元培的译文中有不少漏译的地方,有些轻微,有些比较严重。在论及英国大学时,译文说:“今校中所行之制度习惯,犹酷似中世纪时,教师学生,莫不起居于本校宿舍之中。”此处漏译了“与寺院相近”一句。在列举英国不是大学教授的大学者时,原文列举了14人,而蔡元培的译文尽列举了达尔文等8人,却漏掉了卡莱尔、休谟、洛克、沙夫斯伯里、霍布斯、培根6人的名字。当然这些属于轻微的漏译。

在论及德国大学特色时,蔡元培的译文在“故德国大学,于普通之组织,独能保存最初之形式焉”之后,漏译了一段文字,其大意为:“大学的四个学部仍为教学机构,而英国大学之教学与生活则集中于学院(college)。同时,大学融四个学部为一整体,为所有学术职业之训练之所,此与法国异。”这段话从比较的角度强调德国大学的特色,应当说是重要的文字,不该省略。再比如,在谈及法国大学时,有段译文为:“惟改造之新纪元,始于拿坡仑帝政时代,新建各种专门学校,如法学医学之属。废一大学中并置各科之旧习。”核之原文,此段译文漏掉了若干内容。原文大意为:“惟改造之新纪元,始于拿坡仑帝政时代,新建各种独立的专门学校,为种种以科学教育为基础的职业培养人才,如法学和医学专门学校。而包括文学和科学学科的哲学学部呈衰落之势。兼容不同学部的整体大学不复存在。”其中“哲学学部呈衰落之势”是德法两国大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为作者所强调,而译文中则漏掉了这些内容,实属不该。又如,译文中“讲堂之上与学生晤对交换思想,彼以一种不可言传之刺激鼓励,夫岂闭户潜修之学者所能梦想及之”,原文在其后还有一段甚为重要的文字,但蔡元培的译文中却没有。其大意为:“面对听众,教师会尽量集中讲述重要而一般性内容。所谓德国人有哲学思辨之倾向,偏好广泛之观念,其原因在于德国的知识传授,较之他国,更重课堂上之口述。”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漏译事例。

当然,细读此篇译文,不是为了评判蔡元培的译文水平的高下,而是想借此管窥蔡元培涉猎西方大学之多寡。以下分别以英国、法国和德国大学为例,试说蔡元培对诸国大学制度了解的程度。

关于“英国风”大学,包尔生有简要的介绍,在说到英国大学教学内容的变化时,蔡元培的译文说道:


近年又以法学为法庭实地应用之端,必须在大学先事熟习,故科目中又添法学。


此句读起来费解,查原文,原来作者是说“近年法学理论教育有所加强,而法律实际之训练其后在律师协会中完成”(und in jüngster Zeit ist auch da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um stärker vertreten, dem dann der praktische Kursus in den inns of court folgt)。蔡元培显然对英国大学的法学教育了解不深,不知律师协会(inns of court),故译文语焉不详。另外,蔡元培似乎对英国特有的学院制不是很了解,译文中或是译为“宿舍”,或是译为“专门学校”,翻译为“宿舍”是可以的,但翻译为“专门学校”似有不妥。如译文说“英国亦欲联合各种独立专门学校而为一大学”,其实原文是说“英国也尝试着将分散于学院的大学教学活动重新集中起来”(auch in England ist man bemüht den Universitätsunterricht aus der Zerstreung in den colleges weider zu sammeln)。

关于“法国风”大学,译文说“惟改造之新纪元,始于拿坡仑帝政时代,新建各种专门学校,如法学医学之属……故法基游台(疑为专门学校之名)对于一定的职业,而授以专门之训练”。所谓“法基游台”,德语为Fakultäten,法语为facultes,即欧洲大学的学部(也翻译为学院),法国大学解体后,各学院成为专门的学校。蔡元培误将Fakultäten理解为专门学校之名,取音译为“法基游台”。另外,蔡元培对法国的科学院系统似乎也不熟悉,有一段译文为:


法国亦然,研究最力之人,及负盛名之学者,皆属于中学校,并兼专门学校及束尔朋之教员,为公开之讲演,人人有听讲之特权,其不为大学生实际之教师而每日授课,与德国大学教授同。


说法国“负盛名之学者,皆属于中学校”,显然有问题。所谓“中学校”,原文为Akademie,指科学院。作者在Akademie之后又补充了法语词Institut de France,今译法兰西研究院,而蔡元培将其翻译为“专门学校”,误。“束尔朋”原文为Sorbonne,今译索邦,指巴黎大学。此句中还漏译了College de France,即法兰西学院。略仿蔡元培的译文,此段原话大意为:“法国亦然,研究最力之人,及负盛名之学者,皆属于科学院,如法兰西研究院,他们或兼任法兰西学院及巴黎大学之教员,为公开之讲演,人人有听讲之特权,而不似德国大学教授,为大学生实际之教师,而每日授课”。

蔡元培在游学德国期间,并不专攻西方大学制度,对英国和法国大学了解不深,本属正常。但考虑到蔡元培一直对教育抱有强烈的兴趣,同时又有在德国大学学习和生活两三年的经历,他对德国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关于德国大学的独特之处,包尔生说德国的大学者同时几乎都是大学教授云云。蔡元培的译文如下:


德国凡大学教授,为真研究学问者,为大学问家,而此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彼弗布得二校,亦有不为大学教授之大学问家,又为文科中学校之教师者,非无学识绝特之人。


其中“弗布得二校”初看不解,查原文而得知,“弗布得”不是两个学校的名称,而是大名鼎鼎的洪堡兄弟。哥哥威廉·洪堡就是柏林大学的创建者,因此成为德国现代大学的开创者,弟弟亚力山大·洪堡则是著名的科学家,但二人都不曾在大学中任教,所以包尔生说,他们俩算是例外。这句话大意为“当然也有例外,亦有大学问家不为大学教授,威廉·洪堡和亚力山大·洪堡属之”。如此看来,蔡元培当时对德国大学历史的了解还相当有限,竟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其实,包尔生在书中专门对洪堡及其思想有所介绍,还引用洪堡的文字来阐述德国大学的理念。估计蔡元培在翻译此文时,还没有通读全书。

通过阅读蔡元培的这篇译文,我们可以断言,截至1910年时,可能除了对他所在的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大学制度的整体了解还非常有限,至少可以肯定,他没有系统地钻研过诸国大学的历史与制度。与此同时,这篇译文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它说明蔡元培从这个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德国的大学。翻译此文,显然是他系统了解德国的大学的开始。而且在翻译此文时,他显然还没有来得及通读全书。短短的11面的引言,似乎给蔡元培以很大的启发,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动手翻译,并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按他的说法,此文“颇足供参考”,这话应该首先是对他本人讲的。

那么,包尔生所写的这个序言究竟给了蔡元培哪些重要的参考?这个序言中的哪些内容迫使蔡元培在没有阅读全书的情况下,匆匆动手翻译此文,并推荐给国内的读者?

包尔生在这篇短短的序言中,与其说是比较了欧洲英、法、德三个大国的大学特点,不如说是以英法大学为陪衬,用了很大的篇幅陈述了德国大学的特色。关于德国大学特色,包尔生写道,“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学融合而一”,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教学与研究统一”的原则。但在包尔生看来,这一特色所产生的巨大效果,才是德国大学的真正特色所在。所以他对“研究教学融合而一”差不多是一笔带过,接着以此为基础,论述德国大学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包尔生写道(以下全引蔡元培的译文):


德国凡大学教授,为真研究学问者,为大学问家,而此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


下文进一步论述道:


如此事状,虽似细小,而实关系于德国学界甚大。大学教授之事实,所以定国民他日地位势力之左券。


接着作者列举了众多的学者,说明德国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等大都以大学教授的身份,通过直接面对大学生、影响大学生,而对德国文化、宗教、政治、法律产生重大的影响。蔡元培翻译至此,显然感慨不已,不顾自己译者的身份,径直替作者总结道:“即是以论,大学教授之功,夫岂浅鲜哉”!

作者还强调大学能促进民族的统一,形成民族共同的信念,说大学:


今且为维持德意志联邦统一之重要机体,能使各联邦国民联合益巩固,感情益锐敏。


如此看来,德国的大学由于实行“教学与研究的统一”,而对整个民族的兴旺和发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感动蔡元培的,并引起蔡元培高度共鸣的,显然是德意志大学的这一特色。他之所以要急忙翻译这一文章,显然是想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大学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我们都知道,蔡元培很早就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戊戌变法之后,他告别京城,回乡办学,就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想法,希望通过培养人才,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但我们发现,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之后,其教育救国的思想有了新的聚焦点,这就是大学或学术。他似乎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为“学术救国”或“大学救国”论者。他在任教育总长时,特别注重高等教育。他反对优先发展初等教育的意见,认为高等教育更为重要,应当优先发展。他之所以力排众议,甘冒声誉受损的风险,接受“声名狼藉”的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多少也与此有关。

如果说蔡元培深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决不限于教学与研究统一、注重纯学术、教授治校等具体原则。德国大学在德国历史社会中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想必给蔡元培留下至深的印象,这成为他日后倾力改造北京大学的根本动力。而德国大学这一特色之所以能够进入蔡元培的视野,或许正是包尔生这篇序言的功绩所在。


参考文献:

① 参见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载《教育杂志》,1910年第11期;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9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第446—453页。

② Friedrich Paulsen,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 Berlin, 1902.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