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生存状态的还原考察
作为男人，又是国公后裔，贾宝玉从抓周那天起就面对着一张无法回避的人生问卷：如何回报列祖列宗的价值期待。
这里说的价值期待，泛指占核心位置的儒家文化对男人人生使命的界说与要求。这种期待，从先秦到清代已滚动出一个严整有序的系统。为叙述方便，姑将这一价值系统作一虽不严密但易于把握的归拢，以便考察贾宝玉对列祖列宗的期待究竟背离到什么份儿上。
一是目标，即信仰、抱负、志向等。无论社会角色如何，好男人总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如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 1 ；如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2 ；如《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红楼梦》中，作家借薛宝钗之口概括为“读书明理，辅国安民”。
二是修养，即完成高远目标的人品学品保障。“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3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4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5 《大学》则把先秦儒家关于修身的零星诊断系统化，并以简洁明了的公式表述出来：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无非强调说，只有当你进入物“格”了、知“至”了、意“诚”了、心“正”了、身“修”了的境界，才有可能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目标。环环相扣，一套严整有序的逻辑程式。其中，修身是本，是整个链条的枢纽。而修身的水平如何，则要在处理方方面面的人伦关系中获得验证。这是每个男人都逃脱不了的一种拷问。如《论语》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大学》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如《礼记》中对七种人伦关系所作的理想主义说明等 6 。在《红楼梦》中，作家先是笼统地提出一个“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的人伦关系准则，后又借贾母之口落实成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检验天平，那就是“不论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还是要行出正经礼数来的。”
最后是途径，即实现高远目标的传统程序。如举荐、考试、世袭及其他选拔人才的方式。不赘。
罗列以上材料，无非是为以下的读解（比如一旦必须做出某种价值判断时）提供方便与参照系。
当年的宁荣二公自然是认同上述价值系统的样板了。两座“敕造”国公府，祠堂里的御笔金匾、御笔对联以及衍圣公题赠的长联，还有“代”“文”“玉”辈儿孙们所承袭的种种爵禄等等，正是对宁荣二公生存价值的盖棺论定。
凭着贾宝玉的天赋与背景，想延续祖辈的光荣甚至也辉煌那么一下子，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他是宁荣二公选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的苗子，他面前已铺就了金光坦途，他只须依照常规四平八稳地走下去便可。警幻仙子明白无误地传达了宁荣二公对他的期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他压根儿无缘体尝什么怀才不遇投靠无门的苦滋味。可他始终没能向着光荣的祖先们靠拢，他对宁荣二公委托警幻仙子所作的煞费苦心的启示呆若木鸡。他成了另一种冥顽不化的不肖子弟：一种不恃强不凌弱不为非不作歹不受酒色财气蛊惑的良性不肖。一种难以一语道破的极易被误解极易被误读的生存状态。从而，贾宝玉就有了一种或被溢恶或被溢美或溢美与溢恶交替并存的命运。
误解贾宝玉性格的始作俑者，恰恰是文本中那些与他至亲至爱的人们。如贾政的“酒色之徒”说，王夫人的“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说，贾敏的“顽劣异常，内帏厮混”说，花袭人的“放荡弛纵”“最不喜务正”说，以及兴儿“不习文也不学武”“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的评价等等，都是读不懂这一角色的肤浅结论。
与一系列世俗感受迥乎不同的是贾雨村和警幻仙子，然而，他们的体认也各有兴奋点与局限性。他们对贾宝玉现象的诠释尽管超尘脱俗，也只是从某一最醒目的特征入手（如“情痴情种”，如“闺阁良友”，如“正邪两赋”）去强调这一异样孩子的不同寻常罢了，还不能取代对贾宝玉生存价值的客观探讨。
与上述一连串帽子或光环相比较，唯有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才算得上理解贾宝玉性格的坐标，才是作家对第一主人公生存状态的正面速写（见第一首），才是作家对第一主人公生存价值的正面衡估（见第二首）。
然而，麻烦也从这里开始了。由于这两首《西江月》满溢着抑扬褒贬兼有、酸甜苦辣俱全的情绪和味道，就很容易引申成正话反说、以贬代褒的调侃文字，甚至是皮里阳秋、讳莫如深的春秋笔法。于是，一种越说越远越说越玄的溢美倾向，便从对《西江月》刻意求深的接受中荡漾开来。诸如“可以做共和国国民，可以做共和国国务员，可以做共和国议员，可以做共和国大总统” 7 以及当代读者熟知的其他种种浪漫结论，便一发不可收。
贾宝玉究竟怎么一个活法？在短短十九年中，在列祖列宗的价值期待面前，他究竟拒绝过什么？忙碌过什么？向往过什么？下面，试将文本中已经提供的炫人眼目的现象梳理成三种相互依存的线或面，即：他拒绝什么？他忙碌什么？他向往什么？并略加透析。以求把一个还原到文本的贾宝玉奉献给读者，以期对某些浪漫结论做出补充。
贾宝玉拒绝什么？有六不 8 。
不喜读“四书”之外的正经书 9 。
不愿与一般士大夫诸男人交往 10 。
不习惯峨冠博带吊贺往还甚至晨昏定省等繁文缛节。 11
不热衷举业并厌弃八股文 12 。
不关心家族盛衰 13 。
不准备尽辅国安民的责任 14 。
一句话，主流文化期待于男人的许多天经地义的事情，大都被他等闲视之了。
补说：纷纷扬扬一大堆“不肖”，其实主要是在人生目标选择上出了“毛病”。就是说，没有沿袭着主流文化指示的路标，去追逐主流文化赞赏的功名。在这一点上，花袭人与兴儿捕捉得最为准确，他们一语破的，挑明了贾宝玉最具破坏性的“不肖”因子：不学文，不习武，不喜务正。正是这一核心性的背离，才招致了“于国于家无望”这一价值定位的。其他诸如什么“疯疯傻傻”“内帏厮混”“和丫头们好”之类，虽说也让亲爱者们困惑不解并忧心忡忡，毕竟都算不上什么大逆不道的大事儿。《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是一超级“闺阁良友”，处处怜玉惜香，还娶了一大串美慧女子为妻，不照样功名贯天，光昭日月，“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么？可见，贾宝玉“六不”的主要症结是在目标选择与道路选择上，即在如何呼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方面，与主流文化唱了反调。
倘换个角度考察，贾宝玉也并不是主流价值观的全方面背叛者，在如何做男人的价值拷问面前，在主流文化的综合天平上，即使最严苛的执行官，也不能把贾宝玉一棍子打死。因为，在整个价值系统的中枢环节上，在立命立业之本的“修身”即伦理精神与基础学养方面，他并没有与主流文化闹僵，他没有背离“仁、敬、孝、慈、信”的大格（后文还有较细的讨论），他只是对列祖列宗对他的功名期待满不在乎罢了。对“六不”的积极意义的估量应当有一个度。
更何况，再换个角度考察，“六不”里边，也不排除也包孕了一般纨绔子弟的阶层性惰性在内，是大多数贵族子弟纨绔子弟的通病 15 。比如贾府中无论嫡派还是旁支子孙中的绝对多数都是不读书、不上进、不独善、不兼善、不热衷修齐治平的无信仰、无目标、无责任感、无使命感的败家子，总不宜也不能视他们为反传统勇士吧？贾宝玉的“六不”与贾府纨绔们的“不肖”是有某种同一性的。他与他们的不同，仅仅是“良性”二字，他是良性不肖子弟。可见，仅仅从拒绝什么放弃什么排斥什么这一层面上把握贾宝玉的人生定位，或由此做出什么价值判断，是鲁莽的，草率的。还必须继续梳理下去。看看这个聪颖乖觉少年的精神头究竟消耗到哪里去了。
贾宝玉忙碌些什么？可梳理出五条情节链。
其一，贾宝玉有一定的精神文化生活 16 。其日复一日的内容在第二十三回曾有集中交代：
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
总共十余种雅俗共赏让他轻松愉悦的文化娱乐活动。其中，读书仍居第一位，也是最具有弹性与复合性的一项内容。
读什么书？李贵说他正在背诵《诗经》，贾政则强调说一定要熟读“四书”（第九回），我们则眼见他几番揣摩《南华经》（第二十一、二十二回），还见他与林黛玉共读《西厢记》（第二十三回），他自己多次翻阅《牡丹亭》（第三十六回），还有茗烟供应的其他种种光怪陆离的通俗读物等等（第二十三回），不一而足。
在接受书本知识与典籍文化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当今的读者评家大都特别看重贾宝玉的杂学旁收，这无疑是有依据的。这不仅因为贾宝玉的确视杂七杂八的通俗读物为“珍宝”，而且还因为杂学旁收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其知识结构的相对合理与价值观念的绝对复杂状态。对此，的确不能漫不经心。
不过，这里要特别说一说“四书”。在文本中，“四书”与在生活中一样受到师长家长的推重，是天经地义的基础教材，作为受教育者的贾宝玉也必须从这里起步。“四书”还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经典性著述，每个读书人都要凭借着对它的把握程度去换取功名。唯此，贾政才狠狠地宣告：最要紧的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否则，哪怕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第九回）。有趣的是，尽管读讲背诵“四书”一事带着来自官方来自学堂来自家长毫无商量余地的强制性，贾宝玉对它却并不反感。他不仅把“四书”排除在口诛笔伐与火焚销毁的对象之外 17 ，而且情有独钟，已有我们看不见的实际操练，已有我们看得见的相当不错的掌握。比如第七十三回中听到赵姨娘的小丫头传报谎信，紧忙夜战，突击备考，以应付贾政的突然袭击时，他曾有如下反思：
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
在这一自检式反顾中，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贾宝玉对“四书”的熟知程度相当可观。其中，有三种已达到滚瓜烂熟境地，竟然是带注背得出的；只是《孟子》的功夫没有到家。这就是说，“四书”四分之三以上的内容已刻印到贾宝玉脑海之中。看来他对“四书”已有许多时间上精力上的投入，读“四书”已成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内容，只是不一定（也没有表现）天天读就是了。顺便说一句，恐怕正因为自幼积蓄了相当不错的“四书”底蕴，贾宝玉才能在经历了那么多疯疯傻傻若痴若狂的折腾之后，在竞技状态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中它个第七名举人，比又习文又习武的正经传人贾兰还略胜一筹呢。
补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面文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习俗文化，分别以必修课与自选课的方式进入到贾宝玉的视野与生活之中。无论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接受还是顺乎自然地接受，最终，他还是兼收并蓄了它们。倘要讨论贾宝玉对传统文化的吸纳、扬弃、承传与超越，也有必要从兼收并蓄开始。
其二，贾宝玉有一定的社交往来。其中，抛开被强制参与的“峨冠博带吊贺往还”不算，还有一些带有不同程度主体性的、足以说明其生存方式的社交活动。如，一、虽属被动参与但却也踌躇满志的官场社交；二、虽属被动参与但却也怡然自得的纨绔社交；三、既主动参与又有某种灵犀相通的平民（含没落世家子弟）及贱民社交。
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之间的相识相交已受到历代读者评家充分注意，不赘。这里着重梳理其余。
与北静王的相互倾慕与多次过往，对梅翰林、庆国公等的礼仪性拜访等，属于第一类。在这类场合中，贾宝玉绝无格格不入形单影孤的苦闷，相反，还或浓或淡地流淌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备受宠爱备受赏识的得意之态（见第十四、十五、二十四、四十三 、七十八诸回有关描述）。
与薛蟠、冯紫英们浑浑噩噩的游宴活动，属于第二类。这一类过往的内容纯属花天酒地声色犬马，对此，宝玉不仅随和，也很投入，也善于周旋，也能如鱼得水。即使卷入平庸低俗甚至污言秽语的嬉戏之中，也不曾有过什么不适不快如鲠在喉的反映（见第二十六、二十八诸回的有关描述）。
补说：看来，贾宝玉所鄙薄的“国贼禄鬼”主要涵盖那些干谒权贵、以小事大的可怜虫们，而不是厌弃所有皇亲国戚达官显宦。此其一。第二，贾宝玉也有灯红酒绿、游戏人生的时候。他与薛蟠、冯紫英们之间不仅存在有形的往来，还有某种无形的精神沟通，这就是后文即将论及的作为贾宝玉惯性生存状态之一的“富贵闲人”之间的那种同一性。甲戌本第二十八回脂批就把贾宝玉与薛、冯、云儿之间的厮混与《金瓶梅》中西门庆、应伯爵、李桂姐之间的鬼混划上等号，还不痛不痒地说：“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第三，贾宝玉还有一个“俊友”情结。他与秦、蒋、柳之间既没有桃园结义式的矢共生死的誓约，也没有施润泽、刘小官们那种同舟共济的举措，他们之间主要是一种心仪与默契，是对一种无视门第、无视贵贱、无功利需求的人情美的认同。然而，在心仪默契之中，在举手投足之间，毕竟掺和了某种纨绔时尚，“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第七回回末诗）说的正是这种情结。时至今日，仍有论者为贤者讳，故赘言如上。
在可以条分缕析的文化生活与社交生活之外，贾宝玉还有两种难以梳理的惯性生存状态，一是“无事忙”，一是“富贵闲人”。这里，先梳理“无事忙”状态。
其三，惯性生存状态之一的“无事忙”。他忙些什么？用鲁迅的话说，他忙着“周旋于姐妹中表及侍儿”之间 18 ，用吴组缃先生的话说，他忙着“到处发挥这种不能自制的感伤的温情” 19 ，用张锦池的话说，他忙着对平辈小辈和下人中的女孩子表示“特殊的体恤和尊重” 20 ，用吕启祥的话说，他忙着“为人担忧，替人充役，代人受过” 21 ，用警幻仙子的说法是忙着做“闺阁良友”。这一切，都是以主动给与、主动介入的方式在运作着。如在晴雯撕扇、平儿理妆、香菱解裙、藕官祭菂、龄官画蔷、宝玉瞒赃以及祭金钏、悼晴雯、惜岫烟、伤迎春以及呵护与关切芳官、春燕、五儿、万儿甚至二丫头、红衣女、抽柴女、画轴女等等难以尽数的场景中所呈现的“情不情”行状。一派主动付出无论报偿的坦荡气象。
补说：贾府的长辈、晚辈、丫头、小厮乃至周瑞的女婿傅家的婆子们，都已准确无误地捕捉住贾宝玉无事忙的行为惯性，但可惜又都没有看懂。贾母是阖府上下最关爱最忧虑也最注意研究贾宝玉生活质量的人，她一旦发现她的爱孙偏偏“和丫头们闹”“和丫头们好”这一十分“难懂”的动向之后，就努力破解它，一心想要理清这个让她担心让她困惑的谜团。她成功了一半。她凭借经常性的“冷眼查看”与“细细查试”的办法进行了几番认真鉴定之后，终于以权威的口吻宣布：“这不是什么男女之事！”即并非什么性意识性吸引使之然。贾母毕竟是很有眼光的，她颇有点超尘脱俗的劲头。但究竟是什么？她依然没有斟酌出参悟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她只是否决了世俗的偏见，却没能抽绎出类似哲学家们才能得出的那种结论。从而，她不无天真地发问：“想必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平心而论，这“无事忙”的惯性状态中满溢着一种很熟悉又很新鲜很珍贵的东西，满溢着与生俱来与后天养成的、融合着两种文化精神的仁爱与博爱情怀。那就是脂批所谓的“情不情”，那就是鲁迅所指出的“爱博心劳”，那就是吴组缃所说的“尊重同情和无限亲爱体贴之心”，那就是一种对柔懦弱小之人恤惜关爱并力求做一点救援之事的行为惯性。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点上，作家的主旨与作品的面貌与读者的正常感受之间，具有毋庸置疑的同一性。作家自知地而不是歪打正着地赋予贾宝玉这一特质。而且，在平儿理妆、香菱解裙事件之后他对贾宝玉所作的心理透视中 22 ，其人道精神与个性意识远已超越了朦胧而变得十分分明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贾宝玉与那些出类拔萃的“姐妹中表”们有了大的不同。不同于薛宝钗的独善，不同于林黛玉的自恋，不同于贾迎春的淡漠，不同于贾惜春的“冷面冷心”。
其四，贾宝玉还有另一种惯性生存状态，即消解着生命质量的“富贵闲人”模样。薛宝钗送他这一绰号时曾言简意赅地说，人生难得富贵，更难得闲散，宝玉这两样都有了，故谓之富贵闲人。这话里自然含有讽劝之意，然贾宝玉并不理会，或故作不理会状。第二十三回那四首依红偎翠的即事诗，第二十六回与贾芸进行的极无聊极平庸极没要紧的谈话，第七十七回对探春所做的“只管安富尊荣得过且过”的劝导，特别是第七十九回中借叙述人口吻所披露的歇斯底里大宣泄等，把贾宝玉的富贵闲人面孔点染得呼之欲出。其中，第七十九回一段文字具有代表性并让人震惊：
（因司棋被逐、晴雯已死、迎春待嫁、薛蟠娶妻等事，酿成一疾，重病月余，贾母命好生保养，百日内不得外出行走）因此和那些丫鬟们无所不至，恣意耍笑作戏……百日之内，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顽耍出来。
补说：以上活法，已超出健康有益大俗大雅的文化娱乐范畴，也不是“宣泄苦闷”或“活得不冤”几个字所能包容的。这里面透发着一种玩忽生命的自耗味道。如果说，“无事忙”体现着贾宝玉惯性生存状态的积极面即正价值，那么，“富贵闲人”这一面则主要展示了贾宝玉惯性生存状态的消极性即负价值。在通常情景中，这种负价值是以百无聊赖、得过且过为表征的，到特定情景中则演化为恣意放纵，无法无天。当然，贾宝玉的无法无天有个永远的度，他不会威胁与祸害其他人，他只是消耗与浪费着他自己。
以上四种忙法，再加上与林黛玉之间那份极天然极纯粹却又极病态极沉重的情感纠葛，便是贾宝玉的主要生活内容。然而，以上五种忙碌状态还不是他心目中的最佳存在模式。在“六不”状态、文化生活的兼容状态、社交往来的复合状态以及无事忙状态、富贵闲人状态之外，他还有他的向往，关于如何生存与如何死亡的遐想。
贾宝玉向往着什么？
贾宝玉还有独具个性甚至偏僻乖张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对最佳生存方式与最佳死亡模式所作的浪漫设计。
如第五回梦游太虚幻境时，贾宝玉对一处“人迹不逢，飞尘罕到”的景观表现出极大兴趣，说：“这个地方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管着呢。”又如，第二十三回，写他每日只和姐妹丫鬟们一处读书写字、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刺凤、斗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之时，便觉“十分惬意”“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再如，第七十一回与尤氏探春对话中又重申：只要和姐妹们朝夕相守，即使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遂心一辈子了”。
补说：上述“向往”有两个档次。眼下，暂且满足于姐妹丫鬟呵护下的、少受外部扰搅的、拥有多姿多彩文化娱乐活动的大观园生存圈（有论者称之为“隐居女儿丛中” 23 ，是大隐隐于市的一个分支）；但终归更向往一种绝对清幽僻静的、绝对无人管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即进入一个人迹不逢飞尘罕到的世界，真正逍遥真正本色地活着。换言之，他一方面认同了眼下这个相对封闭的世内桃源，一方面又神往着另一个绝对封闭的世外桃源。前者，贾宝玉已经拥有，但却渐受侵袭并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后者，是贾宝玉心向往之但却扑朔迷离可望而不可即的生存空间。
于是，贾宝玉屡屡想到死。并勾勒了关于“死”的浪漫设计。
恐怕正因为眼下的生活圈每每受到侵袭，而理想的生活圈又可望而不可即，贾宝玉并不怎么留恋人世，不怎么留恋生于斯长于斯却又渐被悲凉之雾笼罩的大观园世界。他动辄祈望在众多姐妹丫鬟共同呵护中了无痕迹地死去，并永不托生为人。第十九回与花袭人的谈话，第三十四回的内心独白，第三十六回与花袭人的对话，第五十七回与紫鹃的对话，第七十七回与尤氏的对话……反复痴迷地倾吐了他对“死”的独特遐想，即关于“死”的感伤而忧美的浪漫遐想。其要点之一是，要有众女孩的呵护，“只求你们看着我，守着我”“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其要点之二是，一定要了无痕迹，“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连皮带骨都化成一股灰”“一股烟”，让“大乱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其要点之三是，“自此不再托生为人”，便是死得其所。
一个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都似乎十分富有的少年怎能涌动出这等思维定势？
补说：这一思维定势自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初入大观园时，贾宝玉确也由衷地“十分快意”并“心满意足”过。那是因为他第一次拥有了一块小儿女自做主人、自作主张的小天地。然日久天长，斗换星移，逐渐发现这大观园也原来不是一块飞尘罕到的净土，人世间的许多麻烦事儿都先后在这里出现，“泥做的”男人与变成“鱼眼睛”的女人们的意志，往往搅得这里不得安宁。贾宝玉的不自在感日益浓重。除了与林黛玉之间的是是非非之外，他还有许多莫可名状的烦恼。贾宝玉其实是相当孤独的。这位天之骄子，人中凤凰，在情感深处，在精神隧道中，积淀了无尽的寂寞，一种连林黛玉也触摸不到的理解不了的寂寞，这当然够恼人的。贾宝玉的烦恼还来自敏感，一种不同于林黛玉也不同于贾探春的敏感。林黛玉的敏感主要是以自尊自重自怜自虐为轴心的；贾探春的敏感中除了自强自卫情结之外，还包孕了对家庭盛衰的某种关注以及由此生发的某种历史内涵；而贾宝玉的敏感则主要表现为对大观园内外所见所闻的人之聚散祸福存亡的“情不情”思考。敏感度愈强，其烦恼则愈甚。于是，贾宝玉拥有了比林黛玉宽广比贾探春博大的苦闷。贾宝玉的苦闷还来自软弱。这位备受宠爱的宝二爷宝天王宝皇帝其实很少自主权。平日“行动就有人知道”（第四十七回）；而更有甚者，每当关键时刻，每当遇到生死荣辱的大事儿，每当家长们动真格的了，他“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第七十七回）；甚至连亲娘老子的陪房媳妇也狐假虎威地不把他放在眼中（第七十七回）。他只能在一些微不足道无关宏旨的琐屑细事上对弱小者援之以手或打打掩护。一旦面对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之事，他只能“怅然”，只能“滴泪”，只能“酿成一疾，卧床不起”。他是一个不拥有实权的、有点权也不会用的、更不善于凭借特殊身份以扩张权力的“银样鑞枪头”。正是这些纠缠不休、排解不去的不自在感，逐渐诱发了贾宝玉对现有生存环境的厌倦，催化他完成了由生的遐想到死的遐想的过渡。
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应该把贾宝玉关于最佳生死方式的奇思遐想简单化地视之为虚无幻灭情绪。尽管以上的思维定势中掺进了许多无奈许多感伤，尽管依循着这种思维定势将会不可避免地造就出自我封闭型的中国式多余人性格，但其中毕竟跃动着崭新的生存观念：不关注儒家的留名青史，不关注道教的长生不老，不关注佛家的善修来世，而只是执著地探寻一种宽松宽容宽和的生活空间，和一种充满温情的、不受打扰的、宁静无痕的死。这是关乎生命质量的前所未见的价值追求。它产生在背离传统价值期待（虽不彻底）与尊重个性舒扬（虽不高亢）的结合点上。它还是良性的“无事忙”“情不情”状态的必然延续与深化。
关于生存状态的结语：对贾宝玉生存状态的还原考察，再次印证了脂批的感觉全然不错。无论从哪一角度哪一层面上进行观照，贾宝玉都是“古今未有之一人”，是“囫囵不解之人”，是“囫囵不解中实可解，可解中又说不出理数之人”，是难以用正邪新旧美丑贤愚等等字眼妄加论断之人。如果一定要把这种难以一语论定的生存状态加以道破的话，则可称之为：一个对列祖列宗的价值期待既有背离又有认同，但背离略大于认同，积极背离又略大于消极背离的良性不肖子弟。
注解：
1《论语·宪问》。
2《孟子·梁惠王下》。
3《论语·离娄上》。
4《论语·子路》。
5《孟子·尽心下》。
6《小戴礼记·王制》：“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大戴礼记·王言》：“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政亦不劳矣。此谓七教。”
7陈蜕《列石头记于子部说》等。《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8张毕来《漫说红楼》曾提出过“三不：不喜读书，不肯搞科举，不愿当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9第三回中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十九回花袭人说他“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蠢，又说‘明明德’外无书”；第三十六回叙述人说“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