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恶德不属于“琐碎的个人欲望”
曹操终归是封建社会中的英雄人物，他不可避免地带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阶层的印记。这种印记，也被罗贯中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如专权僭越，用法峻急，玩弄权术，虐杀无辜，骄盈自矜等。对这些印记，有必要摈弃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放到具体历史条件下，客观地、求实地予以评说，不宜笼统地贴上至坏至恶的标签了事。
罗贯中生动地再现了曹操的专权僭越，再现了他对皇帝的不恭，对皇权的亵渎。许田射鹿、封魏公魏王、大宴铜雀台等引人注目的文字，均夸张地、传神地描绘了曹操这一侧面。对此，究竟如何评价？自南宋以来，平庸昏聩而又欲传世久远的当权人物，大都据此忌恨曹操；道学家们则借此侮谩曹操；善良的读者和平民百姓中听书看戏的人们，也大都由此而厌恶曹操。仿佛曹操的专权僭越，威胁着一切人似的。其实，这是“君臣父子，定位不易”等纲常伦理思想所制造的混乱。从小说中看，自《迁銮舆曹操秉政》以后，曹操的权势欲望的确日渐强烈。他凭着勤王有功，在“奉诏讨贼”的凯歌声中，不断发展着自己。但是，小说同时告诉人们，曹操的权势尽管不断扩大，可它一不危及百姓耕稼，二不曾篡位改元，它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无论汉献帝们有多少理由不欢喜曹操，平民百姓却没有任何必要为他的专权僭越而谴责他。李卓吾是个十分通达的人，他懂得把曹操这种不合纲常伦理的行为，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得出了与世俗观念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曹操的专权，并非决定于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他的《强臣论》中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必先之以庸君也。“所谓强臣者，正英主之所谓能臣，唯恐其礼待不优者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 1 这就是说，有庸君才有强臣，有汉献帝的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生活在“龙颜”即刘邦崛起的年代，辅佐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便当然是汉初三杰那样的开国元勋了。这种见解虽则针对历史上的曹操而言，但用到罗贯中的曹操身上，也比较切合实际。罗贯中虽然不似李卓吾那样明达，他对曹操的专权也是很不以为然的，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也真实地暴露了献帝的平庸怯懦，满朝文武的昏聩无能，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再现了“造成”曹操专权僭越的客观环境。这些，对我们了解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君臣关系，透视封建世袭制度、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弊病，是很有帮助的。
历史上的曹操，在镇压政敌时，手段十分严酷。他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甚至因此误杀错杀了不少无辜官吏。对他的这一侧面，小说作者在收杀董承、伏完、耿纪（韦晃）集团的情节中，表现得极为分明。对此，又当作何评价？可以肯定，无辜官吏的被株连，的确值得同情，曹操几番镇压政敌，都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是，从有关事件的发生发展中，可以看出，挑起那一场场争斗的，不是曹操，而是尸位素餐的帝后势力。曹操对他们的严酷无情，是在他们依仗着什么“衣带诏”之类不断搞突然袭击的紧迫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措施。曹操在收伏后时，曾痛斥她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我不杀汝，汝必杀我。”这话，并非强词夺理。“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 2 曹操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不得不狠狠打击舐痔固宠的腐败政治势力，这也可以说是时势使之然吧。究其性质，似不应与“徐州屠城”之类嗜杀无辜事件同日而语。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确善于玩弄权术。这一侧面，通过诈中风，割发代首、哭袁绍、杀王垕、礼葬关羽首级以及与许攸论粮等故事，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在上述故事中，曹操的奸邪诡诈、灵活机变以及由此赢得的功利和成效，都写得精彩动人。显而易见，曹操的奸邪诡诈和刘备的虚假伪善—样，已成为人物性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这一个”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之一。小说对曹操这一侧面的描述，也大体上符合同名历史人物的本来风貌。在历史上，玩弄权术的曹操仍不妨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那么，评价罗贯中的小说时，怎能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人物玩弄权术的性格元素，就给它安上“诽谤曹操”的罪名？或由此而视之为“阴谋家的艺术载体”？试问，哪个古代大政治家不玩弄权术？哪个杰出的政治家因为玩弄权术而被打入另册？玩弄权术，是一切统治阶层头面人物（包括伟大的杰出的在内）不可短缺的政治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高明与拙劣，显露与隐晦而已。在罗贯中笔下，仅就玩弄权术说来，诸葛亮就不比曹操逊色。不靠权术，他怎能“三气周瑜”而赢得荆州？不靠权术，他又怎能诱使刘璋上钩而夺取益州？有趣的是，诚笃敦厚的刘表和刘璋，不过是历史的垃圾，而权谋机诈的诸葛亮却受到历代读者的敬重。这充分说明，罗贯中在把握历史角色中，自知不自知地交替使用两架天平，道德天平和历史天平。 设计历史人物，不能不考虑到他对历史贡献之大小，而不仅仅是关注抽象的道德情操之优劣。在评价历史小说中同样杰出的历史人物形象时，应当使用历史天平道德天平并重的同一把尺子才是。
简言之，曹操的专权僭越、用法峻急、玩弄权术等“恶德”，都不宜视之为与生俱来的纯粹的“琐碎的个人欲望”，而主要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潮流中得来的。这些描述，对我们了解统治阶层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认识这种较量的特点和规律，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然而，这是就其客观价值而言。在作者主观思想上，却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时代的限制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作者对自己所描写的这些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会（也不应苛求他）作出完全正确的解释。在上述三个方面，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多冲撞与纠结。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容易接受作者主观情绪的感染（这是感性的，强烈的），而忽略了艺术画面所提供的客观认识价值（这是理性的，冷静的）。马克思说：“把某个作家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己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3我们尊重作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不无偏见的思想感情，但是，却力争不要被它所左右，模糊了我们今日评价曹操形象的客观准则。
关于虐杀无辜。罗贯中不仅客观地描写了他所不理解的东西，即曹操性格中那些复杂的侧面，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曹操这一类政治人物固有的、真正的历史局限和性情局限。虐杀无辜之罪，正是这类局限中最阴暗的一面。
罗贯中借助曹操这一艺术形象，严正地暴露并鞭挞了地主阶级英雄们的残忍性格。历史上的曹操，的确杀人较多。他在打天下、坐天下（最后封魏王）的三十余年中，不应杀而误杀或明知错误而故杀的无辜之人，为数不少。对此，即使尊崇曹操的史书，也从不讳饰。在小说中，最易激起读者义愤的几个情节，即徐州屠城，华佗被害，近侍被杀，荀彧被逼自戕以及借王垕之头稳定军心等，都有一定史料为依据，作者的艺术加工，也大体合乎情理，基本上不违背这一类政治人物谋功逐利、不计手段的社会属性。罗贯中稍事夸张地描写了曹操性格中的这一阴暗面，不应看作什么“肆意丑化”或“歪曲”。
关于骄盈自矜。罗贯中确曾借助曹操形象，无情地揭示出古代政治家志得意满、骄盈致败的历史教训。曹操虽是杰出的军事家，但并不是什么百战百胜的灵将。据史书记载，他也打过不少败仗，有些败仗，是骄盈轻敌的必然恶果。小说中有关曹操吃败仗的描写，虽有较多的艺术夸张，但基本史实全然不错。比如赤壁之战，曹操的惨败确属历史事实，小说的艺术虚构和夸张，正是在基本史实基础上进行的，并非子虚乌有。在罗贯中笔下，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竟然被周瑜的三万人马所击溃，这样写，总体看去，并不给人以荒谬的感觉。小说告诉人们，曹军的惨败固然与水土不服、不惯水战有关，但最根本的，是曹操在主观指挥上产生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在连续挫败北方群雄以后，是何等踌躇满志，头脑发热，自我膨胀，以致对形势的分析，对敌我力量的估计，都产生了错觉。赤壁之战中的曹操，倒真有点近乎当年官渡之战中的袁绍，骄盈自矜，恃强轻敌，盲目乐观；而他的对手周瑜，却生气勃勃，雄姿英发，才华横溢，恰似官渡之战中的曹操。这种思想风貌的蜕变，正是曹操赤壁惨败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宝贵的历史教训。
类似的错误，还表现在慢待张松这一重要事件上。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本以知人善察见长，可是，当他虎踞中原、威慑天下以后，前期那种跣足迎寒士、执手话军机的作风，不见了。刘璋的谋士张松，原有弃璋投曹、奉献西川之意。当他怀揣西川要图，千里迢迢求见曹操的时候，曹操一反常态，竟然以貌取人，待他异常骄横侮慢。结果，摈友为敌，把送上门的西川白白丢给了刘奋。这件事，史书中也有记载。对曹操这一弱点，东晋的习凿齿曾有精当评论：“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 4 三国鼎立的形成，受诸多因素制约，当然不是曹操“暂自骄伐”所可以导致的。尽管如此，习氏的批评，至今，仍有发人深省、耐人寻味之处。
以上两个方面，又从不同角度，补充了曹操这一艺术形象，使之更加充实、丰满，更加真切可信。今日的新编历史剧、历史小说，在讴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时候，不是也不应当全然回避他们固有的、不可摆脱的历史局限、阶层局限和性格局限吗？
以上五个侧面，极大地丰富了曹操形象。它使嘉靖本中的曹操，成为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印痕的、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典型。
注解：
1李贽《续焚书（卷二）》，《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358页。
2李贽《强臣论》，见《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35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3页。
4《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0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