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编

刘备性格的深隐特质

所有性格学的研究都是由外向内的

“所有性格学的研究，一直都是由外向内的。”  ¹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  ² 中，刘备的宽厚，早已成定论。如义友种种，仁民种种，礼贤下士种种。小说中凡此生动感人的描述，已被历代读者评家如数家珍般烂熟于心了。人们正是以这种总体印象作凭证，坚定不移地把刘备视为圣主仁君好皇帝典型的。远的且不说，自“五四”以来，似乎除钱玄同、胡适和鲁迅等曾对这一性格大有微词或小有微词  ³ 以外，刘备几乎是宽仁长厚的同义语了。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作品和多数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然而仔细琢磨一下，宽仁长厚以及由此得出的圣主仁君好皇帝声名，不过是刘备的显性性格，即外部精神特征。罗贯中笔下的这位大人物，还有一种不可忽略的隐性性格，即内在精神特征。此特征已被陈寿的论赞挑明（《白帝城先主托孤》一节堆砌了不少论赞，陈寿的居其首），而且，也已被罗贯中注入到这个特定人物的行为方式中去了。这便是：在宽仁长厚谦卑柔逊风貌掩映下的顽强儒老杂糅义利合一的内质。

为叙述方便，不得不再次触及历史感与道德感这一令人腻味却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正如专门家已开始注意到的，罗贯中处置人物，其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及审美意识之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多种模式：一、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大体统一（如诸葛亮、陆逊、董卓、吕布等）；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二元对立（如曹操、司马懿等）；三、道德尺度的肯定，历史尺度的否定（如刘表、刘璋、陈宫、沮授、王累等）；四、道德尺度膨胀，吞没并扭曲了历史尺度（如孔融、祢衡、董承、伏完、汉献帝、伏后等）；五、历史尺度的含糊，道德尺度的否定（如魏延、张松等）。以上几种模式，均难以包容刘备。他不属于第一种即孔明型人物，他的道德色彩太浓；他不属于第二种即曹操型人物，作家对他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不存在矛盾；他不属于第三、四种即刘璋、祢衡型人物，他的历史进取精神毋庸置疑。

如此说来，罗贯中对刘备的审视与表现，是又一个创造。显示着这位作家对政治家、对历史弄潮儿的观察与理解，已深刻得相当可以了。罗贯中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历史上大分大合大动荡大转弯的年头还有刘备这样一类强者：他们最善于凭借着道德传统、习惯意志以及由此造成的舆论力量的帮助，灵活顽强地追求并实现既定目标，既给世人留下仁民义友礼贤下士的美名，又为自己（与兄弟臣民）开拓出一个扬眉吐气的天下。罗贯中还发现，在这种人物的行为惯性中，道德这玩意儿，既是人格理想，又是政治手段，信奉道德与利用道德高层次地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乍看上去，道德光泽涵盖着整个人物，一旦客观而不夸张地将其性格内容全部亮出来，拢一拢，就不难看出那被人们啧啧称道的道德精神内部浸透（而不是湮没扭曲）了真实丰富的历史精神。比如一无所有却雄心勃勃；不着眼于急功近利，但谋求实实在在的进取；不无真诚地宣扬仁义的同时，又巧妙而有节制地行权用谲，等等。真可谓宽厚于外，弘毅于内，或弘毅为体，宽厚为用了。这是罗贯中对刘备性格的独特审视与表现，这是传统道德风范掩映下的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深层次融合。可称为第六种模式，是对第一种模式的深化与补充。

对这种人物，仅仅（或主要）描述其显性性格，就深感不够了，远不是一个完整的刘备，还有必要换几个角度，开掘其更为内在的精神特征。而开掘刘备这种人物的内在精神，又显然是很麻烦的，须作两种穿透。穿透其作为理想人物的道德光圈，再穿透其作为政治里手的人格面具。惟有如此，才能显现他某些深隐的、易被忽略的行为惯性和适应环境的独特方式，才能以约驭繁，贯散成统，把握其内在精神特质。

注解：

1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2本文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依据，并参考了与之相对应的毛本及其评语。

3参见1917年7月2日钱玄同致胡适书，同年11月20日胡适答钱玄同书，《胡适文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2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