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浮出水面
一个人从幕后走向前台，往往只是一瞬间的因缘际会，看似轻松容易，却需要长久隐忍坚持。由此看来，个人命运发生转机与其说是机遇垂青，不如说是功到自然成。而机遇，只不过是触发一系列转变的扳机。
对于仰融来说，命运的扳机就是金杯汽车。
金杯出现之前，仰融在上海股市潜水已久。这段岁月既风光，又隐晦，充斥着早期资本竞争的无序、混乱、疯狂甚至血腥。从小城镇走出来的仰融，一头扎进深不可测的江湖，从此便情不自禁地迷恋上这癫狂与肆意。然而，深水遨游，终将浮出水面。
1 发迹
坊间传言，仰融当年刚开始接触资本市场时，和江阴当地许多企业有过合作，期间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轶事，对他日后的人生方向产生了某种影响。
有一次因为收款后未能按时供货，被一家纺织厂告到公安局。当时正值大力整顿治理经济犯罪时期，因此，江阴市公安机关相当重视，把此案作为经济诈骗罪立案侦查。一天深夜，警察从宾馆的床上将仰融抓获，将其连夜带回，关进江阴城西派出所。据有关当事人回忆，仰融当时浑身只剩一条裤衩，相当狼狈。后来直到还清所有欠款，他才被释放。有人猜测，仰融改名正是这个时候。
此后，仰融断绝与江阴当地企业的一切业务往来，除兄长仰翱的企业外，极少与江阴其他企业发生关系。后来功成名就，他也并未向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那样荣归故里，回乡投资。即便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也很少在江阴城抛头露面。某段时间，他甚至对媒体记者称自己籍贯是安徽，令人大为不解。
据说，仰融离开江阴之后，曾遇到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前辈。他告诉仰融下海必须要做到三件事儿：第一，不能不顾家庭，因为在中国要是有点事儿，肯定是连根拔的；第二，必须廉正，廉到觉得自己都是在演戏，随时要做好有人整你的准备；第三，要保护自己，在做出最后决定的一刹那，不能跟任何人透露。
仰融把上述三条奉为行事准则，之后多年，屡试不爽。他的妻子原本是江阴北国镇邮电局的一名接线员，为人干练泼辣。仰融发迹不久，她便辞掉工作，带着儿子移民国外。母子二人取道澳大利亚，随后定居美国洛杉矶。而华晨汽车海外上市不到一年，仰融便通过关系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有一次，在从香港回内地的飞机上，仰融和一位同乡偶遇。他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三千元港币，一定要对方收下，还因为没带人民币，连声道歉。这似乎和仰融一贯的形象一致。然而，北国镇流传的另外一则故事与此截然相反：仰融小时候“玩得很好”的一个伙伴，知道他发迹后曾去上海找他，却始终没有得到见面机会，不知何故。
然而，对于上述说法，当事人既无证实，也未辩驳。究竟是事实还是虚构，已经无从知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仰融开始刻意与过去的历史保持距离。
那天，从派出所出来，仰融走进茫茫夜色中，留下一个落寞的身影，从此不知所踪。
毋庸置疑，成名人物的陈年旧事往往会成为市井闲谈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口口相传中，许多事情逐渐走样，并衍生出诸多版本，真假难辨。实际上，关于仰融早年经历，多半是民间传言，带有模糊的回忆色彩，且不排除人为加工的因素。
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仰融操作金杯客车国外上市后，他的名字才广为人知。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干过一件记录确凿、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事”；即便在乡间小有名气，也不过是个有些背景的生意人，远谈不上名震一方。以此资历，不足以使寻常百姓对其保持关注的热情，加之仰融历来故弄玄虚，人生时期的某段空白也变得可以理解。因此，从江阴出走后，关于他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或许，仰融本人也已经忘记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日后很长时间，江阴城不见仰融踪迹，直到他一夜成名的1992年，人们才渐渐知道，那个聪明又不安分的“仰勇”早已改头换面，身价倍增。
成名后，仰融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经历时说：“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进手术室，奇迹般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又藐视生命。”(1)
中越边境冲突从1979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仰融所说“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和历史并不矛盾。然而，据他的一位同乡回忆，1987年或是1988年的一个冬天的中午，“身穿藏青色呢子大衣”的仰融，曾经出现在江阴一家工厂门口，吃过一顿午饭后，就与三位同乡一起去了安徽合肥。第二次出现在这位同乡面前的时候，仰融穿着一件军大衣，依旧满面红光，和一位美貌女子一同走在北国镇街上。只不过，那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仰融早已飞黄腾达。
关于仰融的发迹，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早在“价格双轨制”时期，他就已经身价倍增；有人说，他利用当推销员时积累的深厚关系，为人拆借资本，颇有闲财；还有人说，仰融的第一桶金来自一个叫海南华银的企业；然而，更多人则相信，仰融是从股市上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众多记录者的笔下，这个场景被反复提及：1989年秋天，仰融携带借来的400万人民币现金，跑到上海去炒股票。
20世纪80年代末期，企业股份制改革潮流暗涌，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推出股票交易柜台，中国第一股“小飞乐”名震一时。股市蠢蠢欲动，但中国真正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却是在1990年年底。在此期间，因为缺乏规章制度，资本市场一片混乱，私下交易、黑市交易大行其道，国库券、债券交易如火如荼。
那时的上海滩，债券交易方兴未艾，蒙昧而野蛮，活跃着一大批具有冒险精神的投资客，如管金生、朱焕良等人，其中名头最响者莫过于杨怀定。杨于1988年辞职下海，虽只是一个仓库管理员，却颇有投资意识，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国家放开七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各地国库券价格不同。当时，大多数老百姓还没有投资意识，杨怀定却先知先觉，扛着麻袋全国跑，频繁买卖国库券异地套现，迅速发财。等到大约赚到100万时，便有了“杨百万”这个称号。
信息不对称令许多嗅觉敏锐的炒家大发其财。多年后，杨怀定在回忆这段岁月时对此记忆尤深：1989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告诉杨怀定，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的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年国库券在不久后准备上市。如果谁知道这个消息，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赚得暴利25元，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2)
当时的上海滩，这样的机会层出不穷，只要稍有头脑，便可以大赚一笔，更何况那些已经赚钱到眼红的投资客。
仰融胆大心细、激进狂热，天生具有浑水摸鱼的本领，此时来到到处飘荡着金钱气息的大上海，与各类冒险家日日厮混，耳濡目染间，天性迅速被激发出来，加之他人脉广泛、线人众多，总能提前得知一些内幕消息，很快便在资本市场上如鱼得水。
当年仰融拿着400万，先是做债券和股票买卖。后来，他用一部分钱去购买认购证，等到股票正式上市后，顺势抛售，赚得盆满钵满。据说，当年的“老八股”(3)，仰融几乎全部涉猎。而其中最经典的说法是，仰融曾以数百万元买进豫园商城几万股股票，一直等股票涨到18000元，即将被拆细之前才倾巢抛出，由此大赚一笔。
作为上海首家商业股份制试点企业，1988年，豫园商城开始发行股票，四年之后，股票市价突破万元，创下中国证券交易史上的天价，被誉为“中华第一股”。诚如民间传言，作为第一代资本炒家，仰融眼光之准、下手之狠、出手之快，的确令人惊叹。虽然离不开高人指点帮助，无论如何，仰融早年间建立的人脉网络，开始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资本市场混沌初开，第一代资本炒家疯狂投机，由此导致外汇紧缺，美元价格不断上扬。当时，上海外滩黄金四溢、黄牛遍地。日后的上海首富周正毅从国外回来后也加入其中，逢人就问：“外汇有哇？”“外汇要哇？”此人经历和仰融颇为相似：只有小学学历，天生不安分，喜欢冒险，头脑灵活，在市场的摸爬滚打中学到最初的商业经验。仰融在江阴城开小商店时，周正毅在摆摊卖馄饨，后来周又开过点心店、服装店，还开过一阵子KTV，甚至还去过日本和美国淘金，但都没有挣到什么钱。此时，回到上海的周正毅眼前一亮，投身股市，居然从中积累起巨大的财富。
当时，另一个经常被拿来和仰融做比较的人物牟其中也已现身。仰融在上海闷声发财时，牟其中正被企业家们奉为偶像，顶礼膜拜。很长时间内，牟总是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态，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体记者，慷慨激昂地宣传自己的计划：要建“北方香港”，还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奇怪的是，人们竟对此深信不疑。那时候，中国还一下子出现成千上万个气功大师，个个功法了得。某种程度上，牟其中和他们一样，都善于蛊惑人心，只是他更技高一筹而已。
迷惘的年代，社会风气喧嚣而又浮躁，人们被潮流裹挟着，来不及思考，便开始随波逐流。而仰融善于乱中取胜，在引领风气之先的上海滩，他大开大合、激进冒险的性格展露无疑，淋漓尽致的发挥中，很快身价倍增。
2 四百万
没有人能说清，仰融到底从股市上捞了多少钱。也没有人能说清，他的钱是如何捞来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自从成功发迹后，他的人生一片大好。从操作华晨汽车海外上市，到第一辆中华轿车驶下生产线，仰融的名望长盛不衰，整整维持十年之久。
个人命途中若干关键节点，往往关系一生兴衰成败。
如果说多年后仰融从华晨悲壮出局是源于公私不清的企业性质，那么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则是建立在来路不明的400万元基础之上。事后看来，正是因为有了那笔数目不菲的本金，他才能够在早期股票市场上纵横驰骋、疯狂敛财，进而为日后事业崛起积累下巨大财富。
在中国，企业家始终是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为社会财富的增长贡献力量，被普通人视作人生榜样；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背上原罪的枷锁，遭受道德与法律的拷问。财富为其带来炫目光环的同时，也如一个套在头上的紧箍咒，时刻困扰着他们的神经。
富人发迹是一个神秘而敏感的话题。关于仰融的任何记录中，赖以起家的400万都是一个不可逃避的章节。然而，时至今日，那笔钱的来由仍旧是一个谜。有人认为，1989年，仰融之前所在的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企业债，他便拿着这笔现金到上海炒股。而江阴民间流传的另一说法称，通过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帮助，仰融拆借到400万元人民币，以此作为炒股本金。
以仰融区区推销员身份，似乎不足以掌管企业财权。更何况，20世纪80年代末期，400万元人民币已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外贸公司即使能够通过发行企业债筹集到现金，也绝对不会交给某个员工去炒股。相比之下，后一种说法似乎更为可信，以仰融的活动能力，通过深厚的人脉资源，从体制内弄到一笔钱，也并非不可能。
对于种种猜测，仰融在2003年接受新浪网采访时说：“第一桶金似乎有些神秘色彩，其实只不过是在机遇面前的表现。”他给出的解释是：自己帮助兄长的企业在建行发行了4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债券，以购买原始股起家。
仰融所说的“兄长”便是前文提及的仰翱。与仰融一样，仰翱也是一个神秘人物，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比仰融更为神秘。根据有限的文字记载，可以推知仰翱是个体户起家，在江阴市北国镇有一家企业。除此之外，人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甚至他企业的员工，也没有几个真正和他谋过面。
仰翱的企业位于北国镇东南角，最早以生产苹果酸饮料起家。据说其产品曾在20世纪80年代畅销江南一带，无锡等地的年轻人以喝该饮料为时尚。然而，除了当年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广告和市场上的产品，人们对这家实行封闭管理的企业所知甚少。仰翱与仰融一样善于保持神秘。他总是按期缴纳各种税费，不留一丝把柄，他的企业如此滴水不漏，以至于政府也无法对其一窥究竟，当地人由此形容那是一个“独立的私企王国”。
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国”转型，停止生产饮料，转而生产精细化工产品。后来仰融运作华晨系时，仰翱开始生产汽车零部件，发展到最后形成庞大而不为人知的源畅集团。据说，仰翱信佛，“源畅”二字便来自佛经，华晨系下属企业全部以充满佛教意味的词汇命名。这一点与仰融以“华”字命名“华晨系”的手法如出一辙。
1989年，仰融去上海炒股时，仰翱已经涉足化工领域，名下至少拥有三家公司。它们分别是：无锡天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无锡华晨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和无锡华能实业公司。其中，无锡天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合资公司，由香港商人郑金海与仰翱共同创办，后来改名为无锡源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即源畅集团前身。而无锡华晨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则与“华晨系”有莫大渊源。
1989年9月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无锡支行批准，无锡天泰公司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发行9个月期的企业债券，共计400万元人民币。有资料称，因担心无锡地区购买企业债券的资金能力太弱，仰融找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前身）总行投资调查部的一位老熟人，几经周折，终于从建行北京分行的建设信托投资公司拿到400万元现金。(4)
按照仰融起家400万是借自兄长仰翱的解释，不难发现，他投资股市的资金很可能便是从北京筹到的这笔钱。如果猜测属实，那么仰融的“第一桶金”非但不是来自股市，恐怕就连他起家的本钱也是大有来头。
3 东湖宾馆七号楼
多年后，仰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0年，我们长包了上海东湖宾馆七号楼，以对资本市场有些经验炒股票起家。”那时候，上海滩风生水起，东湖宾馆更是资本炒家盘踞重地，在金融界几乎无人不知。
谈起上海东湖宾馆，可是大有来头。1925年，英籍犹太人约瑟夫在上海淮海中路与东湖路转角的一块土地上建起一栋花园洋房，将其取名为“大公馆”。这便是东湖宾馆的前身。当时东湖路还叫杜美路，因此大公馆也有“杜美花园”之称，在旧上海名噪一时。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大亨杜月笙的一个手下承包航空彩票获利，决心讨好老板一番，便以重金购下大公馆献给杜月笙，时称“杜公馆”。后来，杜月笙把公馆转赠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戴笠又将其送给某个当红女明星，几经易主，先后被美国新闻处和美国总领事馆占用。新中国成立后最终被收归国有，为华东局招待所，1985年改名为东湖宾馆，沿用至今。
想当年，国民党军政首脑、演艺明星等各路社会名流齐聚大公馆，何等繁华热闹。如今物换星移，当初的权贵社交场所被由无业游民、投机者、下岗工人等组成的资本炒家所占据，这些人天生嗅觉敏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弄出莫大声响，一时无二。
当时东湖宾馆被上海市委作为招待所使用，极少对外开放，入住其中被视作一种特权。然而，这些暴富起来的人们居然能够自由出入，除了背景深厚、能力神通广大外，似乎没有其他合理解释。自从他们入住以来，东湖宾馆顿时萦绕着一层神秘耀眼的光环，一时间名气大增，俨然成为沪上资本炒家的大本营。
1990年的某一天，意气风发的仰融来到这里，看到风格各异的楼房、静谧安详的花园、敏锐激进的投资者，似乎被其独特的氛围吸引住了，因此毫不犹豫地包下其中一栋楼房，打算长住下去。
仰融租下的宅院是一幢法式花园别墅，建筑考究，装饰华丽。南立面带有巴洛克式双壁柱等装饰，部分立面为清水红砖墙，窗檐和窗台装饰均为水刷石制作。这原本是亨利地产公司老板的私宅，新中国成立后曾用作苏联驻沪商务代办处，后被东湖宾馆收编，是为七号楼。
正当上海滩风生水起之际，籍籍无名的仰融突然闯入，还出手阔绰地包下东湖宾馆的一栋洋楼，一段神秘而风光的岁月从此开始。
在此前后，仰融结识了时任海南华银国际信投公司(5)董事长的徐文通。徐文通是中国金融系统老资格的教育家，门下弟子众多。他在执掌海南华银前，官拜中国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在金融界人脉熟稔，颇有神通。
徐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与仰融乃邻县同乡，因此对这个并非科班出身，却极具金融天赋的同乡极为赏识，不惜大力栽培。(6)与他结交不久，仰融迅速谋得了一个差事，得以进入中国金融学院(7)工作，并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研究员的身份在北京走动。自从有了这个半官方身份，仰融频频出入政商两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网络。而这，正为他日后在资本市场自由游走提供支持和荫庇。
仰融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及至成年，身上流露出一股江湖草莽之气。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性情豪爽大方，对朋友重情重义。接近他的人这样形容，“即使身上只有20万，而且明天就要全部还掉，他今天还能请你吃10万元的饭，并且面色如常”。以此性格与人交际，定能俘获人心。仰融虽受教育不多，可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金融官员、专家相处起来，并不逊色，一方面是由于其聪明乖巧，善于见风使舵，另一方面则是豪爽仗义的性格使然。
当这样一个肯为朋友牺牲的年轻人出现时，见惯尔虞我诈的权贵们眼前一亮，基于各自的目的，纷纷与其交往。而一旦进入圈内，免不了迎来送往，仰融性本好奢华，租下东湖宾馆七号楼，与其说是便于与同行交换信息，不如说是交际需要，同时也是对身份背景的暗示。因此，自从搬进上海东湖宾馆七号楼，仰融身上仿佛就笼罩上了一层朦胧光环，无论是悠游政商两界，还是出入上海资本市场，无人不对他猜测三分，而这更添其故事神秘性。
仰融的沪上经历虽然隐晦，却并非无迹可寻，无论如何，东湖宾馆七号楼是他神秘发家史上一个清晰的坐标原点。20世纪90年代初，他多半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见证了这个资本狂人早期经历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4 金杯困顿
1989年，仰融奔赴上海的那个秋天，在辽宁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立一年有余，然而两者发生交集，还要再等一年时间。这期间，仰融在资本市场上如鱼得水，金杯公司却举步维艰，日益困顿，唯一被寄予厚望的是发行一年都没有卖完的股票。
实际上，正是这些股票改变了仰融和金杯的命运。假如不是金杯股票，或许玩弄资本的仰融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毫无资质的老牌汽车厂，由此，他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介入汽车领域，更不会在这条道路上经历荣耀、坎坷与失意。
然而，历史注定无法假设。金杯汽车的成立、金杯股票的出现乃至日后种种情由，实属大势所趋，溯流所向。溯流而上，金杯汽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84年成立的沈阳汽车工业公司。当时，全国都在探索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作为试点，沈阳市有关部门把全市挂有“汽车”字样的96家企业拼凑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是汽车修理厂和汽车零部件加工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这样组建起来的公司，实力可想而知。
最初，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按照企业化经营的模式折腾了几年，仍旧磕磕绊绊，不见起色。于是，董事长赵希友跑到美国、德国和日本考察经验，发现各大汽车公司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股份制，日本丰田更是利用全社会投资，从“一个规模很小的纺织企业，突然扩张”。赵希友心中默想，“既然股份制能带来那么多的好处，我们企业为什么不能进行股份制改革？”当时中央对股份制并无政策暗示，但也没有禁令，股份制潜滋暗长，赵希友也想暗中尝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明确表示股份制“可以搞”。于是赵希友积极奔走，沈阳市政府对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改造结果便是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金杯汽车创建之初，人心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几乎一无是处。若不是赵希友，很可能便过早死亡。赵希友是个实干家，从工厂会计干起，做过车间主任、代理厂长，还曾在沈阳市机电工业局、农机汽车工业局任职，后来担任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此期间，正是经其一手操作，金杯汽车才得以成立。
彼时金杯汽车举步维艰，已经到退休年龄的赵希友任重而道远。当时他虽然年近60，仍旧头脑活跃，富有闯劲，他想出的办法的是向全社会发行股票，借助社会力量筹集资金。于是，1988年7月，金杯公司向全社会发行了总价值1亿元的股票，每股100元，总共100万股。然而，股票发行不久便陷入僵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营企业改革方兴未艾，股份制初露端倪，但由于所有权混淆不清，改革举步维艰。截至1986年底，全国共有股份制企业6000余家，股票集资额达60多亿元。然而，这些股份制企业十之八九是发行债券，股票无法进入流通环节。股东们想转让手中的股票，社会上有人想购买股票，但由于没有正规股票交易市场，交易常常无法达成。当年，虽然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但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扭转。此后两年，全国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过十数只，大多数股份制公司的股票仍旧是废纸一张。
金杯股票发行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由于股票不能上市流通，即便有人花100元买到一张面值100元的股票，很快就会发现，除了压箱底外别无他用。因此，金杯汽车内外，无人敢于冒险一试。股票卖不动，赵希友下令“内部消化”，逐级包销，为此还大打折扣，但折腾了数十天，股票发行量还是不到总数一半。(8)
无奈之下，有人反问一句：“何不将剩余的股票拿到活跃的北京去卖？”赵希友恍然大悟，立即派人前往北京，在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的国家体改委大院摆出一溜桌子，开始推销股票。然而，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股票没卖出去多少，赵希友本人反而因为“在中南海卖股票”被叫到北京写了一周检查。更让他无限惋惜的是，购买了金杯股票的国家干部后来又纷纷退股。
受此挫折，赵希友并未一蹶不振。此后很长时间，他天天在外面跑动，推销金杯汽车股票，居然一跃成为社会名人，甚至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作封面人物，着实风光了一番。然而他的股票仍旧卖不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至少还有价值4600万元的股票无人认购。
金杯汽车之所以如此困顿，错不在股份制，而是因为生不逢时。毕竟，在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股票为何物，且不愿主动尝试的社会，金杯股票的出现注定是一厢情愿，显得不切实际，过于超前。而超前者的悲哀，不在于不被理解，而是往往等不到被理解认同，便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1990年，金杯汽车熬过“股份制的冬天”，却没能迎来梦想中的春天。多年之后，媒体在追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时，会把这年描述为一个萧条、低迷的年份。随着伊拉克战争爆发，油价疯狂飙升，加之国内银根紧缩，绝大多数国有汽车厂产品滞销，利润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国内银根紧缩，借贷无门。内忧外患冲击下，汽车制造业一派萧索。
金杯汽车形势尤为严峻。此前，为更新产品线，公司与丰田开展技术合作，引进“海狮”项目，但项目开始不久，金杯方面便出现资金困难，无力维持引进设备，项目面临下马。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提高存款利率，股票股息随之上扬，金杯汽车股票固定股息高达16.5％，令公司难以承负。据当时沈阳市政府一位主管股份制改革工作的相关人士回忆，那时“股份制工作到了最艰难的时刻，金杯的股东大都产生了退股的想法”。
由此看来，资金是金杯公司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其他问题便迎刃而解。1990年整个年度，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便是筹备资金，厂长赵希友则把希望寄托在剩下的那些股票上面。按照他的计划，找到一个“能弄到钱的买家”，把剩下的股票卖出去，一方面可以解决股票销售难题，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困难，同时也为新项目筹备资金。然而，直到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形势仍未出现好转的迹象。
5 入股
就在赵希友心灰意冷之际，理想中的“大买家”终于出现，他就是仰融。
实际上，仰融早在1991年春天便已经知道这家落魄的公司。等到这年年底才迟迟露面，与其说等待时机，不如说是对进入实业领域缺乏信心与准备。之前34年的人生中，仰融始终在资本领域游弋，唯一一次经营实业还是江阴城那个不起眼的小商店，短暂的经营经历并未带来有价值的经验，反而令他对实业丧失兴趣。仰融对实业（更确切说是汽车制造业）开始有兴趣，最早是1990年末与赵希友见面长谈之后。在此之前，他对金杯汽车的关注，最多只是停留在资本层面。
再把时间拉回1990年初，那时候，仰融已经在上海滩立足，并且开始在北京走动，结识了一批金融圈内的大人物，其中便包括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的马蔚华(9)。马为人性格豪爽仗义，思维缜密，眼光超前，颇具宏观视野和高远格局，在业界声誉颇佳，被仰融视作良师益友，时常一起探讨国内外政经大事。据国内媒体披露，正是在其指点下，仰融才动身前往东北，转行做起汽车。(10)
天性中的某些成分似乎能够贯穿人的一生。即便人到中年，娶妻生子之后，仰融仍旧“不安分”。1990年前后，随着交际面扩大，他眼界大开，逐渐不满足在于股市中小打小闹，总觉得“资金太少、买卖太小”，开始寻觅新机会，妄图做成一件“大买卖”。然而，在遇见马蔚华之前，仰融所谓的大买卖，不过是打政策擦边球，多赚一些“灰钱”而已。
1990年初春的一天，马蔚华与仰融见面，提出中国企业资本国际化的构想，引起仰融极大兴趣。考虑到当时动荡的国际环境，马蔚华建议仰融找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包装到国外上市。时值国有企业改革，企业界一片风声鹤唳，处于生死边缘的企业为数众多。由此，马蔚华向仰融提议，不妨去沈阳看看，“那里不少企业都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但是经营管理跟不上，效益不好，你去谈合作，可能会容易些”。(11)此时，马蔚华第一次与仰融提及陷入困境的金杯汽车。金杯汽车当时是中国八大汽车企业之一，而且是八大车企中唯一的地方企业，受政策限制相对较少，历来被作为各种政策措施的试点。假若以此为包装项目，运作到国外上市，政策层面不会受到太多阻挠。事后看来，这个建议一定触动了仰融的神经，但顾虑重重的他并没有立即展开行动。因为就在这年6月，仰融还为兄长仰翱的无锡天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拉到一笔15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然后直接投入上海股市，并在短期内斩获颇丰。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件小事令仰融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个夏天的午后，经金融圈的一位朋友介绍，仰融与北京某高科技公司的老板在后海一家西餐厅见面。期间，仰融大谈利用国际资本、中国企业国际化、以资金撬动企业发展等构想。不曾想，对方误以为他是诈骗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暗中派人去公安局报案，仰融险些被扣押。
虽然在朋友的帮忙下，这件事很快过去，却给仰融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中国社会，历来人情大于法理。官商勾结，不过是自谋私利。仰融知道得很清楚，此时自己手有余钱，虽然频频进出权贵府第，但仍旧资历浅薄、身份低微，充其量只是一个略有些手段的民间炒家，暂时赚些小钱，却不能维持长久。仰融急切盼望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但一时间，他又找不到出路，只能焦灼无望地继续以往的营生。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秋季，仰融偶然想起马蔚华的一席话，突然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突然意识到，一条光明正途就在眼前。
1990年的一个冬天，仰融与夏鼎钧、宫浩一行三人从北京北上，直奔辽宁沈阳。(12)
沈阳背靠长白山，面朝渤海湾，从清末便是中国工业重镇。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工业重点城市，吸引了全国工业总投资的14％，短短十几年，发展成为重要的机械工业基地，集聚了上千家大型国有企业。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破产潮起，当地许多企业难以为继，而地方政府除了财政输血和管理松绑，并未找到有效解决方案，经济形势由此江河日下。
仰融等人踌躇满志地来到这里，稍作休整，由时任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行长孙培泮陪同，与时任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副市长张瑞昌进行了一次长谈。尽管会谈的具体过程无从知晓，但从后来结果看，双方一定相谈甚欢，而且在国有企业破产与救助等方面达成了某些共识。因此，沈阳市政府很快把陷入困境的金杯汽车介绍给仰融，并且安排他与赵希友会面。
那天，仰融是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赵希友面前的。据说，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连续两年来，赵希友全部的心思都是卖股票，如今已是焦头烂额，心灰意冷，此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求购，不禁心头一震。然而，更让他摸不着头脑的是，这位梳着大背头的年轻人居然狂傲地说：“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国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对于年近60的赵希友来说，最大的企图就是将金杯汽车做到“中国汽车业老大”，仰融所言他想都不敢想。然而，他一定是被仰融强大的气场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听他讲了下去。
赵希友很快从仰融的言谈中意识到，这个操着南方口音的生意人“是搞资本运作的”，“能运作来钱”，而且背景很深。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赵希友心里知道得很清楚，“将来中国的汽车业谁有钱谁就是老大”，正好可以借此人之力助金杯公司重整旗鼓。
仰融与赵希友之所以能走到一起，离不开马蔚华、武迪生等人的牵线搭桥，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潮流暗涌，二人敏感地捕捉到趋势走向，且从对方身上发现自己所需。仰融希望找到一个优质资源，包装上市；赵希友则希望弄到一大笔资金，为金杯救火。就这样，一次会面演变成了一场谈判。仰融的筹码是资金，赵希友的筹码则是金杯汽车。由此，双方只要形成某些共识，交易便可达成。
接下来，仰融等人在金杯汽车下属的30多个企业中考察一番，发现多数企业半死不活，只是徒有其表，唯独一个名叫沈阳轿车厂的国有独资企业令仰融印象深刻。这家工厂当时已经初步实现机械自动化，拥有全长580米的装配线，11台自动导引举升车组成的6条输送线，所有流程都由中央控制室的计算机控制。即便对汽车生产所知甚少，仰融也一定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在当时的中国汽车界，很难能找到这样家底的汽车厂。
通过考察，仰融了解到，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沈阳轿车厂就制造出全国最早的面包车SY622，并畅销多年。金杯汽车组建之后，公司从市面上赚的钱差不多全部都扔进轿车厂。而且，金杯方面还准备再向该厂投资249亿元，从意大利和德国引进6条冲压生产线，从日本引进车身喷漆工艺，把生产能力再提升一个层次。
这已经让仰融心中窃喜，然而更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正陷入困境的轿车厂居然与日本丰田汽车签订了一个技术援助合同：引进轻型客车生产技术，即将批量生产具有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先进水平的金杯牌海狮箱式客车，并具有单班生产2万辆的能力。这就是前面说到的“海狮”项目。熟悉轻型客车的人都知道，丰田海狮是当时世界热销车型，在轻型客车领域独领风骚多年，堪称不二之选。沈阳轿车厂获得丰田正式授权生产海狮，意味着打开了国内面包车市场的大门。
然而，当时沈阳轿车厂并不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生产海狮客车所需的大部分零件需要从日本进口，生产模具也是从丰田租借而来，合同中以日元定价。而此时随着日元汇率暴涨，海狮车的生产成本水涨船高。与此同时，轿车厂陈年旧账越积越多，加之贷款困难，生产流动资金不足，经营困难。
尽管如此，仰融还是认为“这块业务是不错的”，是“整个金杯的精华”。他这么说，是已经在心里认定要与赵希友合作。对于仰融来说，钱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更看重投资回报率。因此，打动他的，与其说是沈阳轿车厂，不如说是那张国家允许从日本丰田引进第四代轻型客车的生产批文。一旦海狮客车下线，国内客车市场就得“由金杯横冲直闯了”。
站在投资者的立场考虑，仰融一定从那些新奇的设备中预见到这个项目广阔的资本前景。眼前的金杯汽车捉襟见肘，仰融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才毫不犹豫地决定与赵希友合作。
那天，从轿车厂考察出来，仰融对赵希友说：“赵总，那我们就合作吧。”望着犹疑不定的赵希友，仰融继续爽声说道：“我来搞钱，你来造车。”就这样，合作开始了。
1990年12月，考察完金杯汽车后不久，仰融便和赵希友在沈阳签订股权认购协议，初步达成合作意向。1991年初，双方完成股权交割。仰融先后汇去两笔资金，共计4600万元人民币，获得金杯股份优先股46万股，面值100元人民币。半年后的6月10日，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100万股优先股提前转为普通股，并将普通股面值由100元拆细为10元。这样一来，仰融认购的46万股暴增为460万股。此时，虽然已经签订股权交易书，但仰融仍未找到恰当的方式接受股票，460万股金杯汽车股票一直被锁在赵希友办公室的密码箱中。
仰融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并非对这笔生意心生悔意，而是有政治层面的顾虑。当时，上交所和深交所开张半年有余，国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购买和交易股票，但股权、所有制等问题仍旧纠缠不清，犹如深埋股市里的一颗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引爆。况且当时治理整顿风头正紧，国家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金杯汽车乃是国有大型汽车企业，关系汽车工业发展安危，仰融若以私人名义购买如此巨额股份，很容易被说为“侵吞国有财产”。因此，他对接股金杯的方式相当谨慎。
当年6月，经一位高人指点，仰融悄悄前往全球最北端的珊瑚岛群百慕大，在主岛哈密尔顿注册成立了一家用于收购金杯汽车股票的“壳公司”。百慕大素有“免税天堂”之称，政局稳定，银行、会计、工商等行业发达，加之不存在外汇管制制度，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严格执行并遵守金融保密法，吸引了全世界几十万家公司前往注册，可谓世界境外公司的龙头老大。
仰融选择在百慕大成立境外公司，一方面是为方便行事。因为百慕大对企业管理宽松，注册公司后根本不需要办公营业，只要留下登记注册资料，每年委托律师向当地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资金即可。另一方面则是为金融安全。事实证明，百慕大的确为仰融提供了足够私密的空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只知该公司名为“华晨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控股），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多年后，有媒体通过沈阳金杯在上交所上市时的资料发现，华晨控股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出资成立，占股100％。仰融作为董事长，代其持有股份。然而坊间流传的另一说法则认为，所谓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华晨控股其实是由海南华银全资设立，仰融只是代为管理而已。无论如何，至少在1992年之前，仰融一直以华晨控股董事长身份活动，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却为他收购金杯汽车股票、操作金杯汽车国内上市提供足够的施展空间。在此期间，为方便与内地联系，华晨控股公司总部被设在香港，日后无论仰融还是赵希友，均把华晨控股称为“香港华晨”，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华晨控股是一家香港公司。
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华晨控股名义买下金杯汽车460万股记账式股票。他把股票装在20个纸箱子里，从沈阳空运到上海，然后放在东湖宾馆七号楼的地下保险库里，为安全起见，还雇来两名保安，日夜看守。
根据相关规定，金杯汽车股票的持有人不能以企业的户名出现，必须由自然人拥有。于是，按照市面上通行的做法，仰融花钱搜集了200多张身份证，还从中国金融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雇来一批学生，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一张一张地填名过户。就这样，他成了金杯汽车的大股东。
6 苏强归附
1991年，仰融在参股金杯汽车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为海外上市做准备，苏强归附便是发生在这期间。
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东欧剧变的世界动荡不安，两极对峙逐渐松动，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既陌生又好奇，外交政策充满试探性。这样的背景下，要把中国企业包装到海外上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经一位圈内人士指点，仰融决定到境外注册一家外资公司，然后以合资的方式，与金杯汽车组建新公司，包装一番后再拿到海外上市。根据当时国家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有关规定，以外资公司身份投资可以享受税收、付款方面的优惠。同时，境外注册公司，在解决收购资金方面，有着非常灵活的处理方式。于是，1991年2月，仰融奔赴香港，注册成立“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业务仍旧是资本投资。当时的香港法律规定，注册财务公司必须要有两个以上股东，其中至少一人是香港居民。仰融当时的身份还是内地居民，为开办公司，他找到与其兄仰翱合作的香港华博工业公司董事长郑海金，合资创办华博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其中仰融持股70％，郑海金持股30％。实际上，郑海金并未出资，注册资金全部由仰融一人承担，郑只不过是以香港居民的身份为仰融提供方便而已。不久，郑海金出具书证，将名下的华博财务30％股份托管，交由仰融行使股权，由此仰融拥有了一家完全掌握在手里的海外公司。多年之后，他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以及辽宁省政府所打的官司，均是以这家公司的名义进行的。
当时国内经济形势低迷不振，中央频频宏观调控，治理整顿力度有增无减，业界一片风声鹤唳。仰融竖起“华博财务有限公司”的旗号，似乎是有意要把业务规范化，看起来名正言顺，但实际情形却无从得知。后来据他自己介绍，当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提供资金拆借服务，兼营债券和股票。因为业务量骤增，仰融急需帮手。
当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13)把自己的一位研究生推荐给仰融，这便是后来华晨“四大金刚”之一的苏强。当时，苏强只是一名未走出校门的学生，在北京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书。尽管还有一年才毕业，他却整日忧心忡忡，为今后出路发愁。此时被导师一个条子送到仰融手下，名义上是帮忙，实际上是实习，心里算是有了一点着落。
初春的一天，苏强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候，仰融手下只有三五号人，都没有什么职务，成天拎个包飞来飞去，看起来既神秘又光鲜。苏强一定是被这种景象吸引住了，因此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等到真正介入，他才发现皮包里面装的全部是身份证和图章，和所谓的企业管理“绝不沾边”。
实际上，早期在证券市场上打拼的人都是这种形象：为买到更多看好注定会涨的股票，经常有人拿着麻袋征集身份证，以此获取股票认购证。地下经济血脉贲张，充满刺激。这一切，对于涉世未深的苏强来说既陌生又新鲜，完全是另一套价值体系。与所有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苏强懵懂中带些书生意气，时常会在心底质疑这样做的合法性，几番挣扎，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占据上风，他最终决定留下。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苏强吃住都在东湖宾馆七号楼，日夜与仰融等人厮混在一起，天长日久，逐渐被仰融强大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禁心生崇拜，决定追随仰融左右。多年后，两人决裂，其中恩怨情仇众说纷纭。然而，在事业的早期，苏强对仰融只有敬仰并无嫉恨，关于这一点，以下这个故事可做例证。
一天，仰融等人围坐一桌，边吃饭边谈话。席间从国有企业改造、招商引资说到国际形势、中美形势，气氛异常热烈。
讨论进行到高潮处，仰融被形势所激，不禁慷慨激昂地讲道：“要说人权，南非的人权状况比中国糟糕多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不制裁它？因为美国在南非有大量投资，制裁南非等于制裁自己。”此时，他一定是被海外上市的宏大图景所感召，慷慨激昂地又说道，“如果我们也把中国的很多企业拿到美国上市，把两国的利益绑在一起，那中国外交不就打开新局面了吗？”
几句话讲下来，周围一片沉寂，血气方刚的苏强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当即对仰融表示：“既然这么好一件事，与其回去抄论文，耽误一年时间，还不如我就跟你一起去做吧！”事后不久，苏强果然回北京办理了提前毕业手续，从此跟随仰融左右。
后来，几经媒体报道，此事逐渐流传开来，一时被引为美谈。然而，世人多把此事视作仰融个人魅力的佐证，为之披上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甚至附会了想象与虚构。实际上，一定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人性中的某些方面发生作用，才使得仰融看似夸夸其谈的言论被苏强买账，从而义无反顾地归附于他。
1991年，25岁的苏强遇到34岁的仰融，人生从此转向。
一旦找到人生方向，年轻人不甘平庸的斗志即被激发出来，转化为拼搏的不懈动力。苏强原本天资聪颖，又有专业素养，此时经仰融点拨一二，很快便掌握生意诀窍，成为仰融的得力干将。从此之后，苏强跟随仰融在东湖宾馆七号楼拉帮结伙，队伍不断壮大，游走在说不清楚“合法”与“违法”的早期证券市场，如鱼得水，甚是惬意。
10年后，2001年2月的一天，苏强接受《财经》杂志采访，回忆到这段经历时，曾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们可能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大鳄”。苏强说的“我们”，实际上是指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而据仰融介绍，当时公司影响巨大，以至于名震一时的杨百万曾多方请托“要求合作而不得”。然而，《财经》记者随后在电话中以此向杨怀定求证，他却表示“对此事及仰融本人均无印象”。
以杨百万之丰富阅历，似乎不至于对仰融及其公司“无印象”。然而，不止杨百万一人，早期沪上炒家多数是在仰融成名后才知有此一人，即便是媒体记者也对仰融此段经历一无所知。由此看来，假若不是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一定是当事人在有意回避什么。
实际上，对于一个曾经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投机者来说，没有什么比隐瞒过去更能蒙蔽世人，更何况仰融身后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神秘的政商关系群和错综复杂的资本网络，这就注定他必须选择隐忍。正因如此，他的早期资本生涯才显得虚无缥缈、无迹可寻。此间，小道消息大行其道，但多是事后杜撰的桥段，众说纷纭，难见真相。
如果说仰融因刻意保持神秘而长久地不为人知，那么，他很快将从幕后走向台前，让世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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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中国青年报》，后来更多媒体参与报道，逐渐流行开来。至于其真实性，已不可考证。
(2) 这个情节来自杨怀定在2002年写的自传《做个百万富翁》。
(3) 最早上市的八家公司的股票，同时也是早期最令人关注的股票，它们分别是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使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 相关内容请参见王学仁所著《见证清白：仰融失守华晨真相》一书。
(5) 海南华银国际信投公司，成立于1988年9月26日，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股东为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中国金融学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注册地在海口，注册资金为1.5亿元人民币。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徐文通任董事长，华远总公司总裁戴小明任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金融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夏鼎钧任副总经理。1988年，海南开发正热，华银生逢其时，斩获颇多。1990年，华银进入股市，在上海东湖宾馆驻扎，红极一时。1997年，证监会对其进行调查，2001年11月，停业整顿。
(6) 关于徐文通与仰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二）》《华晨：“拯救者”的出局》一节中写道：徐老先生是江苏启东人，仰融的邻县同乡。他是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系统很多显赫的官员和学者都曾经受教于他，在这个圈子里人脉深厚，一时无二。仰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独有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颇得老先生的欣赏。通过徐文通，仰融结识了一些高层政商人士。
(7) 中国金融学院成立于1987年5月，由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金融机构发起，由14家金融机构创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直属于人民银行。
(8) 据《中国证券报》披露的金杯汽车《发售股票说明书》显示：金杯汽车首次发售的股票为记名式可转换参与累积优先股票，共发售人民币优先股票1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售价每股人民币100元，共计10000万元；申购时间为1988年7月15日至1988年8月15日，1993年1月1日起全部转为普通股。从认购之日起至1992年12月31日止，每年可享有年股息率不低于14％的固定股息收入。
(9) 马蔚华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1949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曾经下乡做过知青，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后常年在沈阳任职。曾担任辽宁省纪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秘书，对沈阳乃至整个东三省的形势了如指掌。
(10) 关于仰融与沈阳金杯结缘的起因，《中国经营报》和广东《新周刊》杂志都以为，正是得益于马蔚华的牵线搭桥。《新周刊》第266期《仰融的海外“造壳上市”之路》一文中，记者邝新华写道：直到当时任职中国人民银行的马蔚华把沈阳金杯汽车总经理赵希友介绍给仰融，这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想法才开始改变一个老革命家及其企业的命运。
(11) 相关内容请参见《中国经营报》记者寇建东于2010年1月发表的《“黑金”仰融：海外上市“一卖成名”》一文。
(12) 相关内容请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马腾2003年6月发表的《剪不断理还乱海南华银迷宫未失守待人解迷津》一文。
(13) 刘鸿儒，高级经济师，吉林榆树人，与仰融关系密切。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获副博士学位（苏联时代的高等教育学历制度，相当于硕士），此后在金融界蛰伏多年。1988年出仕，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副理事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刘从事金融市场调查和宏观经济调控多年，是新中国股市创始人，被尊为股界泰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