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从1977年1月到1980年3月6日去世之前，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连续讲授了三门与“文学符号学”有关的课程，“中性”是其中第二门课（1978年2—6月）。这三门课程虽然题目不同，却有着明显的连贯性，是一个整体。2002年，三门课的讲稿终获刊行。

当年62岁的巴尔特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20世纪50—60年代，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符号学理论和叙事学，以及包括服饰在内的各种视觉艺术、饮食、汽车、戏剧和《圣经》等众多社会现象。巴尔特当年是整个结构主义思潮公认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进入70年代以后，他从理论性著述转入更加关注文化现象的散文写作。

在“中性”这一课程中，巴尔特完全脱离了他一度成功地倡导和示范过的、以二元对立原则为特点的结构主义方法，转向另一个视野——中性，而且直截了当地把中性定义为一个能够消除二元对立原则的概念。他从语法概念“中性”入手，将其涵盖面扩大到写作活动、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行为等不同领域，力图展示中性的非冲突和非说教的性质对于西方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等话语的丰富意义。巴尔特素以不断开拓知名，关于中性的思想无疑标志着其思想历程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

关于中性的思想轨迹大概可追溯到巴尔特1953年发表的《写作的零度》。1971年，他在《原样》杂志上把自己20多年来的工作概括为“陶醉于一场追求科学性之梦”。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里，他也大谈在“幻象”的指引下“教授己所不知”，这些似乎都预告了他将另辟蹊径。但是直到在这门课上，巴尔特才开始全面阐发关于中性的新思想（虽然备课笔记未能全部讲完）。在讨论中性的23种正面和负面的表现时，巴尔特做出的征引可谓蔚为大观，从老庄、禅宗、古希腊智者和怀疑派、中世纪德国玄学、卢梭、波德莱尔、托尔斯泰、本雅明、纪德、尼采，直到戏剧、音乐和绘画艺术。我们觉得，这些广征博引的用意之一是打消“中性本是消极的”的素常理解，证明中性所展现的前景在无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层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摆脱冲突性的、僵硬的二元思维模式，避开非此即彼的意指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行为和责任。此外，例如他说：“对于中性的思考是我在与时代的抗争中一种寻找自身风格的方式——一种自由的方式”（《中性》，33页^[1]），“我希望循着细微的差异去生活”（《中性》，37页）。这些话既可视为巴尔特心声的告白，也是他一贯反对权势和因循守旧的鲜明个性的反映。在这门课上，巴尔特还第一次公开了他的案头阅读书目，它们大部分来自于他在乡下的藏书。这些对于研究巴尔特的思想源流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了解巴尔特有关中性的思想，不应忽略这门课的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巴尔特有个著名的社会语言学观点：“全部语言结构就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语言为权势服务。”（见《就职演讲》）在后结构主义时期，“个人在日常生活里如何摆脱受到包括语言结构在内的各类权势的支配”是一个法国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就在这门课开讲以前，他在接受摩洛哥《见解》杂志的采访时，对于总是被要求取此舍彼，甚至做出凌驾一切的针砭表示厌恶，呼吁享有悬置判断的权利（《巴尔特全集》，第5卷，539~540页）。对于这种关心和忧虑，《中性》再次作出回答。如果说，在上一年的课程“如何共同生活”里，巴尔特提出的答案是“独修”（idiorhythmie），即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实现和保存自身生活节奏的方式，“中性”则在更大范围内探讨了冲破语言和观念形态的束缚的方法和前景，尽管巴尔特把“中性”叫做“欲望”和“幻象”，即现实所无的理想境界。

那么，“中性”究竟是什么？我们这里只提出几点常见的误解，供读者判断。首先涉及中性的认识论背景。根据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A与B两项之间的对立是任何纵聚合关系的基础，即所谓二元性或者二项对立。二者必居其一方可产生意义（例如音位学上的区别性特征）。这种纵聚合关系的二元性却被中性所打破。中性被定义为既非A，亦非B，代表着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领域。既如此，它很容易被混同于A与B中和之后的第三个结构项——零度。在《写作的零度》里，中性曾被用做零度的同义语。巴尔特在这门课上则试图把中性与零度区别开来，认为后者仍属对立性纵聚合关系，中性却“避开聚合关系和冲突”，是一个“用非聚合关系的强度构成的领域”（《中性》，246页）。其实，巴尔特两年前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提出的“中性”的定义是与此一致的：“中性不是积极与消极的平均值……简单地说，我们不妨认为它是一个跟二律背反相反的东西……在既是语义的，也是冲突性的一组对立当中，中性不是第三项——零度；它位于无限的语链的另一个环节，是一种新的聚合关系的第二项，其原初项是暴力（争斗、赢取、做戏、傲慢）。”（132~133页）显然，用三元结构取代二元结构绝不是巴尔特的本意。

其次是“中性＝躲避矛盾”。这门课结束以后的1979年2月，巴尔特在北美《法语评论》的访谈里重申中性“并不是彻底和全面的退隐”，而是要“寻找新的介入领域”。他提醒说，勿把中性当成一副治疗现代社会的弊病的现成良药，他从事的只是一种试验，是为了摆脱观念形态和语言的陈旧代码而发掘新的前景。读者对巴尔特所说的中性将有自己的理解，但至少，巴尔特不会把本质上非说教的中性本身变成说教。

再次涉及如何评价结构主义。巴尔特在这门课上触及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定位（只分析意指作用的有效性，不涉及话语的真理性）和局限（只讲对立，缺乏有关程度的方法论概念），而且假如这位结构主义大师能够进一步谈下去的话，那无疑会很有意思。可是，巴尔特看来只是针对二元对立的思想后果而发，目的不是全面否定和清算结构主义，而是指出一条被成见所贬斥，被时代所忽略的不同的思路。

最后，这部讲稿多次引用老庄和禅宗的思想，视之为中性的正面表现。中国读者自然关心巴尔特对东方哲学究竟有多少了解。对此巴尔特其实十分清醒。在上文提到的《法语评论》的采访中，到过日本和中国的巴尔特说，西方人碍于语言很难真正进入东方哲学，他们能看到的“顶多只是一道模糊的光影”；不过，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东方哲学毕竟代表着“一种真切的外异性”，而且西方需要“我”与“他”之间的碰撞（《巴尔特全集》，第5卷，539~540页）。这些话应当看做巴尔特对待东方思想的基本态度，至于引用得是否处处贴切，倒还在其次。

总之，从《中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想敏锐深邃、学识广博深厚、拒绝因袭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巴尔特。借用一个巴尔特喜用的比喻：“中性者，波纹之谓也：外表有着细腻的变化，意义或许也有细腻的变化，要看主体从哪个角度关注它。”（《中性》，83页）希望这个译本有助于读者领会“中性”的丰富性，从而增进对巴尔特晚期思想的了解。

还需对《中性》中文译本体例做如下说明：

——每页脚注为原文注解；也有一些译者说明，都标为译者注。

——原文左侧页边的文字用[[黑体双方括号10号字]]括起；

——原文斜体字仍用斜体字。

——凡原文中西文的汉译名，或者汉译的西文原文用字，均用{}号扩起；例如veritas{真理}；原文脚注另有说明者不在此例。

——译者照录了原文注解中的缩写字OC表示巴黎色伊出版社1994—1995版《罗兰·巴尔特全集》；例如OC-Ⅲ，177是指《罗兰·巴尔特全集》卷3，第177页。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中性》的英译本（The Neutral，by Roland Barthes，translated by Rosalind E.Krauss and Denis Holli-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5），在这里向两位英语译者致谢。另外要感谢老友比德加拉（Philippe Bidegaray）和吉尔比埃（Laurent Gerbier）多次移烛相照，以及人大出版社李颜、翟江虹、赵建荣等编辑的细致工作。译者虽尽力大致不离地传达思想家兼散文家巴尔特的文理和意趣，但疏误与力所不逮之处，还望得到识者教正。

[1]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后文不再一一注明。——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