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一篇

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晨曦刚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华大地就响起了一个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长空中回荡，它不仅惊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地，而且也迸发出中华民族压抑了一百多年的心声！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像是震聋发聩的号令，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解放区的军民凝聚在一起，伸开双臂，迈动大步，迎着东方即将升起的火红的太阳，去迎接一个伟大的新中国的到来；更为称奇的是它还像是一枚巨大的炸弹，把蒋家王朝这座行将倒塌的大厦抛向空中，而静候尘埃落定的蒋介石也唯有哀鸣自语：“毛泽东！毛泽东……”

抑或是久战为敌知己知彼的缘故，蒋介石说对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伟大的声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西柏坡为一九四九年写的新年献词！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是平山县内的一个普通的村庄。由于它背倚群山环抱、松柏苍翠的柏坡岭而得名。那时，全村只有百十来户农家。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几千年来，勤劳的西柏坡人民靠着滹沱河两岸肥美滩地，耕作稻麦，捕捞鱼虾，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堪称是太行山中的鱼米之乡！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国土，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西柏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他们举着救亡抗日的大旗，高唱着《在太行山上》的战歌，谱写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篇。而所在平山县被誉为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

解放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入侵陕北的胡宗南集团，遂决定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从而揭开了转战陕北的序幕；接着，毛泽东又于三月二十六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机关分为中央前委、后委和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后委去晋绥，负责保障中央前委的供给以及和各解放区的联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领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是年五月初，西柏坡又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的所在地。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一年并取得转战陕北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出决定：中央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北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于翌日——二十四日到达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几经辗转，毛泽东一行于四月十一日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由于毛泽东准备动身访问苏联(后未成行)，故于五月二十六日到达西柏坡。从此，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不久，解放战争遂进入第三个年头，即战略决战的前夜。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示必胜信心的同时，并进而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布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研究了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以及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提出了在五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五百万人民军队的伟大任务。为了适应战略决战的需要，要求全党、全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决策大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简言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完成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二日，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正式揭开了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帷幕。毛泽东在西柏坡相继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一起研究战局发展，听取前线各战场的情况汇报，并提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设想。在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我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决定性的胜利！待到一九四九年元旦，“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因此，毛泽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不失时机地向全国军民郑重指出：蒋介石集团及其他们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同时，他作为了不起的政治战略家又十分清醒地知道：将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等于已经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此，他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期间，一直都在关注敌我友三方随时随地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为了准确地提出政治方面的新决策，或及时地调整战略决战最后阶段的军事上的部署，还经常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参谋长周恩来进行磋商，有时还要有意地发出一个又一个提问。

周恩来是一位胸有全局且又十分聪明的大政治家。他不仅了解毛泽东的心路轨迹，而且还知道毛泽东发出的这一个又一个提问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对这一个又一个提问进行准确无误的阐演，为毛泽东决策提供有关的依据。因此，他在西柏坡期间，一边夜以继日地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一边又经常和毛泽东纵论天下大势，真可谓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恩来，你是如何看待美国人导演的以李代蒋的好戏呢？”毛泽东深沉地问道。

周恩来当然知道以李代蒋的“李”，是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说到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周恩来又很自然地想到在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中，蒋介石为了实现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终极目的，曾经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长达数年的内战。结果：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氏击垮后各奔前程，冯氏怀着怆然的心情远走美国，不久前在应邀回国出席新政协的归途中，由于轮船失火死于黑海；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分崩离析，而意气用事的张汉卿也因兵谏获罪于蒋介石，后被蒋氏软禁在宝岛台湾；刘湘等人的川系常年闭锁夔门，坚拒国民党军队入川。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长征之名，不用一兵一卒，使大批的中央军堂而皇之地跟进蜀地。接着，蒋氏巧调刘湘率部出川抗战，遂又演出气死刘湘、张群“图川”等好戏，致使庞杂的川系逐渐解体；龙云的滇军位于西南边陲，向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抗战胜利之后，蒋氏采用军事政变的手段将龙云软禁，随之滇军名存实亡，就连逃出樊笼的龙云也只能在香港反蒋；至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南粤王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更不在话下，早就纳入蒋氏的势力范围。然而唯有实力并不算强大的桂系虽多次败于蒋氏的手下，但却能在李宗仁、白崇禧等的领导之下化险为夷，并成为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是：随着蒋氏集团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败走麦城的颓势，李宗仁不仅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上了副总统，而且还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逼蒋下野，进而问鼎中央的闹剧。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一层意思是，桂系李宗仁很快就要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个政治对手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清楚，时下桂系的实力仅仅限于白崇禧指挥的几十万人马，和蒋系残存的二百余万大军相比依然是一支很小的力量。换言之，在有军就有权的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即便桂系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登上九五之尊，他也无法真正取代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二层意思是，既然李宗仁的桂系不可能取代蒋氏军事集团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美国人为什么还要导演这样一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呢？

周恩来沉吟有顷，说道：“主席，在美国少数统治者看来，蒋介石一旦被我们彻底打垮，就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终结和完全的失败。结果，爱好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民就一定要问：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花数以百亿的美元，支持一个为中国人民所不欢迎的政府呢？”

“所以，他们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情，被迫在中国上演这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对吧？”

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

“所以，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言人司徒雷登大使又玩了一个花招，他一方面加大火力攻击蒋某人独裁，另一方面又在时下的中国拼力倡导美国式的自由，是这样的吧？”

“我以为是的。”周恩来微微地点点头，“美国政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其错误的对华政策作辩护，并进而以这种堂而皇之的舆论欺骗美国的人民。”

“恐怕对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还寄予希望吧？”毛泽东沉吟有时，继续说道，“要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不少自视有知识的人是患了崇美症的。”

“是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之流。”

“遗憾的是，不仅中国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不听胡适这些崇美派知识分子的，就说蒋某人吧，也只是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点缀。”毛泽东说罢微微地摇摇头，“更为可悲的是，他们自视清高、一贯正确，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结果，胡适这些人在中国政坛上忽而扮演反共的急先锋，忽而又屈服于蒋某人的武力，就说他们那套从美国贩来的自由、平等的口号，似乎也有着不同的标准。”

“一句话：跳来跳去，不知其累！”毛泽东笑了笑，遂又严肃地指出，“而今，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似乎又嗅出了美国人的动向，一边参与正在上演的‘以李代蒋’的闹剧，一边又打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唯有他们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最好的旗帜。”

“在今天，他们这种伪善面貌还是有一定欺骗性的，尤其是在某些知识分子中。”

“是的！为了将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本质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戳穿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的伪善面纱。”

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验证自己对形势估计是否正确，又向周恩来发出了提问：“一九四九年就要到来了，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

“我看就是主席最近反复讲的这句话：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周恩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说。

“恩来，我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吧？”

“不！在这个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大问题上，不仅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就要失败的蒋介石集团希望我们划江而治，搞成一个新的南北朝的局面，而且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已经到底的思想。”

对于敌人，毛泽东向来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换言之，无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耍什么花招，他都会以追穷寇的精神痛而打之，或战而胜之。但是，他认为在人民中，尤其是在革命队伍中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这是最为危险的倾向。换言之，在即将到来的一九四九年能否将革命进行到底，主要取决于革命队伍敢不敢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所以，当周恩来指出“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之后，他的表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有顷，他又低沉地说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最典型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有些同志产生了三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

为此，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之后，又代表中国共产党严正声明，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接着，他又向全国各界人民严正地指出：

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一生写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雄文，但是很少有像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不仅震撼了当时中国的政坛，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事后追论，毛泽东在日理万机——并草拟了有关指导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数则电文的两天之中，一挥而就写成了这篇洋洋五千余言的雄文，非有雄才大略者不可为也！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撰著雄文的高手，而且还是一位摧毁蒋家王朝的英明统帅。他在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地想到了如何在一九四九年创建新中国。为此，他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元旦过后，在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一九四九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开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由于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分散于各个战区，不可能全都放下工作到西柏坡出席会议，特“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刘伯承、陈毅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呢？他早在十二月十二日就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黄维歼灭后，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清泉)、李(弥)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明确电示：“希望刘伯承能于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到达中央会谈。”总前委接电后于翌日——十三日晚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五日，敌十万余人全部被歼，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毛泽东写完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当天——十二月十七日，再次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就这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本日前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萧县西南蔡洼，与粟裕、谭震林一起举行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出席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陈毅驱车赶到西柏坡不久，就在驻地收听到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作为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司令员听后为之振奋，由衷地赞成。同时，他们一听这篇新年献词的口气和文风，都不约而同地猜到是出于毛泽东的笔下。正当他们二人计议何时拜访分别有时的毛泽东主席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通讯员来到他们的下榻处，说毛泽东主席请他们二位到军委作战室相见。他们一听，二话没说，提上给毛泽东带来的战利品立即动身，跟着这位通讯员高兴地来到军委作战室，拜会相交多年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

军委作战室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地方。后人很难想象这样重要的中枢指挥机关，却是设在这样极其普通的三间平顶土房之中。说到在这三间土房中可供毛泽东指挥使用的军事设备，那就更是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瞠目了！因为在这室徒四壁的土墙之上，除了挂有数幅标有不同军事符号的作战地图和一部手摇的落后的电话机外，室中只有农民和战士制作的较为粗糙的桌子和椅子了。

就说陈毅吧，他走进设在这三间普通民房中的军委作战室之后，连和久违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握手和寒暄都没顾上，遂用手指着这三间相连的作战室问道：“主席，你就是在这里指挥我们打胜三大战役的？”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毅一向快人快语，竖起大拇指连声赞曰：“了不起！了不起……”

“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十分了解陈毅的为人和个性，他有意逆着陈毅的话意说罢，遂又显得很是深沉的样子说道，“陈毅同志，当年，我们在井冈山的指挥所还比不上这个地方嘛，可我们也打了不少的胜仗；后来，我们到了瑞金，地盘大了，住房条件也好了，还是把中央苏区全部输掉了嘛！”

陈毅自然明白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用意。但是，一想到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是在这三间小土房里指挥的，他又由衷地为自己的老战友——毛泽东主席的军事天才感到自豪。因此，他郑重地辩解道：“主席，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明白你的真正意思。”毛泽东说罢笑了，旋即也带有几分自豪的口吻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后人谁会想到呢，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这三间小土房里，指挥了中国战争史上最为了不起的三大战役。”

陈毅笑着说道：“对！是这个意思。”

“我看还不完全。”毛泽东笑着说，“我猜想你陈毅还有这样一句潜台词，”接着，他又学着陈毅说话的口吻说道，“这说明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指挥的高明嘛！”

“知我者，主席也！”

“我毛泽东哪有什么高明嘛！”毛泽东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从现在起，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要立个规矩：从你陈毅开始，谁也不允许给我毛泽东戴高帽，唱赞歌！”

陈毅听后也有意板起了面孔，双手捧着鼓鼓的皮包，故作为难的样子说道：“伯承同志，我陈毅是下了决心的，从今以后，绝不给主席戴高帽、唱赞歌。可是我们远道给主席带来的这些战利品怎么办？会不会被主席说成是送礼呢？”

刘伯承一是年长陈毅近九岁，是位出了名的忠厚长者；再是性格内向，很少和同志们开玩笑。所以每每和陈毅一道出席公众场合，他经常微笑着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扮演一个听陈毅说笑的角色。方才，陈毅和毛泽东见面以后连问候的话都没讲，二人就开始了上面那段真假难分的对话，所以他也只好顺其自然，微笑着站在一边“观战”了。时下，陈毅不失时机地拿出了“反击”的“杀手锏”——带给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敌人的战利品，且又点了他的名，他不能不出马了。或许他生性不喜欢人间的喜剧，未曾发言，先急忙摆手，生怕毛泽东钻进陈毅预设的圈套，不好下台。接着，他才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不是一般的战利品，你就收下吧！”

毛泽东不仅明白刘伯承的话意，而且也早已猜到了陈毅送的是什么战利品，遂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道：“我毛某人一向是实事求是，不一概反对送礼，我反对的是那种把送礼当做营私手段的礼。当年，你陈毅受伤，不能跟随红军长征，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人给你陈毅送来仙丹妙药该多好啊！”

“听主席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决定收下我们带来的这份战利品了？”陈毅有意地问道。

“那是自然了！”毛泽东边说边从陈毅手中抢过那只鼓鼓的皮包，打开一看，全是美国产的香烟，他急忙取出一支，叼在嘴上，擦着火柴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遂又说道，“前线的指战员，最喜欢用美国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美式武器；我毛泽东嘛，也喜欢抽陈毅同志送来的缴获的战利品——美国香烟！”

陈毅和刘伯承听后禁不住笑了。

接着，毛泽东请刘伯承、陈毅落座，并认真听取他们有关淮海战役的汇报。

首先，刘伯承代表总前委讲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概况；旋即又汇报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在邓小平同志的率领下退出战场进行休整，准备雨季到来之前发起渡江战役；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等同志的率领下，待命发起对杜聿明等残部最后的攻击等部署。最后，他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淮海战役行将结束，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很快就在长江北岸摆成一字长蛇阵，只要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能做到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听后非常兴奋！在他看来，阻止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长江天堑已经化为乌有。换言之，也就等于宣判美国和蒋介石、李宗仁所期望的划江而治的局面的破灭！这时，他又取来日前——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时收到的粟裕、陈士榘、张震致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张际春的电文，内称：“现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已率部离合肥转安庆，蒋似已放弃江淮与我作战计划，有撤守江防最大可能。建议乘敌部署未定错乱之时，中原野战军全部即发起江淮战役，分割歼敌，必要时华东野战军可抽两个纵队参战。”

毛泽东又慎重地问道：“你们二位是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司令员，请发表高见！”

“小平同志的意见呢？”刘伯承和陈毅几乎是同时问道。

“小平同志于十二月三十日给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他的意见嘛，”毛泽东说罢取出电文念道，“中野各部必须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依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故仍以准备充分再行动似较妥善。如何，请军委指示。”

刘伯承、陈毅从战略全局出发，均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草了这则电文：

俭午电悉。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整训，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这时，作战参谋送来了急电，是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名发来的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建议。

毛泽东阅后又交给了刘伯承、陈毅，并明确表态：“平津战役解决在即，不再担心傅作义部由海上南下，你们二位司令如果认为条件成熟，我就下达同意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命令。”

刘伯承、陈毅看罢电文，均同意新年一过，就发起总攻，并预言不用几天就可解决杜聿明集团。随之，震动蒋家王朝的淮海战役也就全部结束了。对此，虽在毛泽东预料之内，但他听后还是非常高兴的，尤其他想到当初发动淮海战役的条件和起因，他禁不住地说了这番话：“事后追论：淮海战役这个桃子没有熟，是你们，更准确地说是小平同志蹦起来摘下来的。”

陈毅当然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所指——小平同志坚持总前委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兵团的部署——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他再用心品味毛泽东说话的语气，感到自己的领袖是那样的虚怀若谷，遂有感而发：“如果没有主席最后下决心，淮海战役真有可能做成一锅夹生饭。”

毛泽东听了陈毅这番话，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为了不破坏这融洽的氛围，他又随着陈毅的话题引发开来：“这说明伯承、陈毅、粟裕、震林等同志，你们都是一些很高明的厨师，能把一锅夹生饭做熟了。”

随着这推心置腹的谈话，夜幕于不知不觉之中罩住了神州大地。有顷，通讯员走进作战室，请毛泽东、刘伯承、陈毅出席新年会餐晚会。正当陈毅兴致很浓地询问会餐的食谱以及晚会的内容的时候，毛泽东又意外地问道：“陈毅同志，你猜猜看，我们的老对手——蒋某人新年会餐的食谱和晚会的内容是什么呢？……”

二

蒋介石新年会餐的食谱是丰富的，但晚会的内容却是异常悲凉的！据当事人回忆，十二月三十一日初夜，“蒋介石府邸里火树银花，耀眼夺目，四周墙壁还贴着圣诞节的七彩剪纸，显示着节日的气氛，但是在座的人们表情阴郁，好似大祸临头，忧心忡忡。”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四十余人。移时，蒋介石出来，招呼人们就座吃饭。有意思的是，室外烟火夺目映红夜天，爆竹劈啪响成一片，室内的这些党政大员却一改昔日谈笑似鸿儒的风度，对着满桌的山珍海味谁也没心下箸。

蒋介石举目看了看这如丧考妣的辞岁晚宴的气氛，遂也一改往年沿以成习的发表祝酒词，语调低沉地说了这段载入史册的话语：“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历史是最无情的导演，就在神州大地回响着毛泽东亲笔写的新年献词的时候，蒋介石又取出委人代写的元旦文告，请张群代为宣读，征求今晚与宴者的意见。

有趣的是，这些党政大员就像是事前知道了蒋介石这篇元旦文告的内容，谁也没有像往年那样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大家依然垂头胸前，做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都在说：“败走麦城的元旦文告有什么好听的！”

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当年，他利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做基地，培育了他的嫡系部队中的核心骨干；事后，他利用这批核心骨干赶走了粤军司令许崇智，并在东征、北伐中逐渐造就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部队，支持他先后驱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西山会议派。接着，他又靠着这支部队打败了桂系和湘军，战胜了西北军和东北军，在取得削藩裁军胜利的同时，他也登上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宝座。自然，他也是靠这支部队迫使红军放弃江南的各个根据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之后，他又靠着这支部队一边与八路军搞摩擦，一边又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待到毛泽东有意放弃延安不久，他又靠着这支部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

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富有戏剧性！蒋介石自从当上“总统”之后，他赖以在政坛上混迹的资本——嫡系部队就处处大打败仗，继山东战场、陕北战场、豫东战场失利之后，东北战场也因失败而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重点城市之中；使他感到更为震惊的是，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揭开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紧接着又发起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不仅在这三大战场上即将输掉江北大半个中国，而且也失去了阻止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一百多万精锐部队。他身为国民党三军的最高统帅将如何面对败局呢？唯有故伎重演，以退为进。

世人皆知：蒋介石敢于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就密谋发动内战，盖因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当美国人看到蒋介石节节败退的危局之后，遂又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不得不演出抛弃蒋介石的丑剧！就在蒋介石登上大“总统”宝座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开诚布公地说了这段话：“何应钦将军出任国防部长很好，他是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只要你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亲密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不利的战局是可以扭转的。”

蒋介石自然明白司徒雷登大使这番话的用意，是坚决抛开对蒋尽忠——在美国人看来是最无能的庸才顾祝同参谋总长，把国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何应钦与美国的军事顾问巴大维将军。但是，这就直接违背了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一、宁用庸才，不用天才，唯庸才方能无条件地尽忠于他；二、绝不把军队的指挥实权授予和自己有芥蒂或者曾有过异心的将军。世人皆知：何应钦不仅在历史上曾参与第一次逼蒋下野，而且还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力主军事解决，并妄图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取蒋自代。因此，蒋介石依然继续交由庸才顾祝同执掌军权。结果，就激化了与美国人——尤其是和美国军事顾问巴大维将军的矛盾，迫使这位美国军事顾问当面向司徒雷登大使状告蒋介石。这位大使自知无能为力，只好向美国政府发了电文：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随着形势的发展，司徒雷登对蒋介石越来越没有好感了！随着他和蒋介石矛盾的升级，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获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并将这一结论电告美国政府，还不止一次地建议：抛开蒋介石！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还向美国政府建议：由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更为荒唐的是，他还自作聪明地认为驻节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是位军事天才，由白崇禧指挥国军一定会转危为安。在这前后，他亲自找副总统李宗仁晤谈的同时，还派武官西下武汉游说白崇禧，通过各种渠道向桂系交底——美国人决定在中国上演“以李代蒋”的戏剧。

桂系一直存有取蒋而代的野心。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远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就曾联合何应钦逼迫蒋介石下野，妄图登上九五之尊。事后，因实力不足、权谋不够而失败。如今，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一是蒋介石因兵败自乱失去方寸，再是美国人公开出面支持，遂在南京上演了取蒋而代的“逼宫”闹剧！

李宗仁虽是桂系的政治核心，但又有着先天不足——不具备大政治家所具备的修养和气质。因此，他在演出取蒋而代的“逼宫”闹剧中拿不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唯美国马首是瞻，处处显得是那样的被动；白崇禧虽是桂系的第二把交椅，但他打心底就瞧不起李宗仁，经常以桂系核心自居。加之他素有政治野心，常干出一些使李宗仁为难的事来。就说这次桂系合谋上演“逼宫”的闹剧吧，李宗仁是副总统，自然是主角。但是，正当他按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部署，在南京高举和谈的大旗，一步一步地逼迫蒋介石下野的时候，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为促蒋介石早日下野，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由武汉发出了这通有名的“亥敬”电：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悉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知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乎。(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蒋介石虽然在与毛泽东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失败了，但他依然不愧为政治家。例如，他恨透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常以司徒老儿在背后呼之。可是他清醒地知道司徒雷登在华所为，盖源于美国的民主党——及其总统杜鲁门为了民主党的利益，借所谓独裁、腐败为名，决定在中国政坛抛弃他。为此，他出重金帮着美国共和党的领袖杜威竞选总统，期望杜威上台之后改变对华政策。唯有如此，他才能从根本上战胜司徒雷登，不战而胜妄图“逼宫”夺权的桂系李宗仁和白祟禧；但是“天要灭蒋”，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美国的共和党领袖杜威竞选失败了！他虽然饮恨“天不佑我”，可他仍然没有忘记：美国还是他未来确保政权存在的通灵宝玉，为保持和美国的这种特殊关系，他一边致电当选的杜鲁门：谓“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已到达距沪、京甚近之地区。如果我们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将失去民主”。一边又急忙请夫人宋美龄出访美国，与民主党领袖杜鲁门重新修好。他明知此举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也希望靠夫人外交再搞到一批美援，用来再训练一支与解放军对垒的军队。出乎他所料的是，就在白崇禧发出“亥敬”电的第二天——圣诞节之夜收到了夫人宋美龄自美国发来的消息：杜鲁门不买账，拒不接见宋美龄。他一面暗自咒骂杜鲁门短视，一面又忍气吞声地等变于来日。为此，他被迫装出一副顺应潮流的样子，主动表示为国共重开和谈，自己愿意下野让贤。

蒋介石一向把桂系当做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集团。换言之，他从来不把桂系当做一支能抗衡自己的政治力量。在他的心目中，李宗仁是一位扶不起来的“天子”，白崇禧仅仅是一位为利所驱的小人，并送一绰号：再嫁的寡妇。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李宗仁是不敢向自己挑战的；同时，他还断言：就是美国人把李宗仁捧上了总统的宝座，中国的实权依然操在他蒋某人的手里。再者，作为失败的政治家，缓和来自方方面面的矛盾，并能回避众人攻击的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以退为进，并在转移矛盾的过程中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因此，他怀着怆然的心情选定元旦下野。

正当蒋介石悄然安排所谓体面下台之际，他意外地收到了白崇禧的“亥敬”电。事有巧合，驻节湖南的党国元老程潜也发出了促蒋早日下野，以利和谈的电文。这在蒋氏看来，是有预谋的行为。对此，当事者程思远先生做了追论：

(一)自东北、徐州两次会战战败，东北精锐和徐州方面杜聿明所统率的主力绝大部分都丧失了，白(崇禧)在华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蒋以为白正在利用这种声势对他进行威胁。

(二)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同时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程并要求蒋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蒋因此怀疑白、程勾结，逼他下野。

(三)蒋介石以为早在一周以前已派了张群等同李宗仁商谈有关职权交替问题，为什么白崇禧还要有此一举？蒋误会李迫不及待，授意白造成形势，逼他下野。

为此，蒋介石阅完这两通电文之后雷霆大发，并认定坐镇南京的李宗仁是他们的后台，李氏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他当即在亲信面前骂道：“我蒋某人一向是吃软不吃硬的，生来不让任何人骑在脖子上拉屎！预计元旦下野的计划告吹，让他李德邻在台下再多眼馋些时候吧！”

从此，蒋介石闭门谢客，不再言下野、和谈。

但是，国内已经形成的逼他下野的形势又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何时下野。

或许是人所皆知蒋介石早已洗礼皈依基督的缘故，毛泽东选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向中外宣布头等战犯名单，第一批，计四十三人，蒋介石位列第一，李宗仁紧随其后。这就迫使蒋介石又要考虑如何转嫁矛盾的问题。自然，主动下野，李宗仁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毛泽东攻击的新靶子。

诚如前文所述，司徒雷登素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当他听说蒋介石不再言下野、谈和之后，他公然表示：解决中国问题，蒋介石下野为必要之举。同时，他又通过得意门生兼秘书傅泾波对新任行政院长孙科讲：“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要。”当孙科问及这种建议是否出自他个人的意见，司徒雷登操着外交辞令又讲道：“作为一个美国大使，不能发表正式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衷诚赞助和谈运动。”

对此，蒋介石又不能视之为儿戏。加之他身边相随有年的文臣武将“认为要在不论白的用意如何，但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等，他再次表示决心下野，并请来自陈布雷自杀之后新选定的代笔人陈方，当面授意元旦文告的内容以及要达到的这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是对共产党举行政府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

恰在这时，远在武汉的白崇禧又等得不耐烦了，遂于十二月三十日又对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难，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真是无巧不成书，河南省主席张轸也发来同样内容的电文。蒋介石阅后认为在李宗仁的支持下，白崇禧正在湘鄂豫三省开展一次迫蒋下野的运动。所以，他气得浑身发抖，迭声骂道：“真是欺人太甚了！……”他稍许镇定之后，遂又得出如下结论：桂系上演的这场逼宫戏，李宗仁唱的是白脸，白崇禧唱的是黑脸，一内一外，一白一黑，相互配合，自视十分高明。至此，他又认为自己再也不能任其嚣张表演了，遂决定利用发表元旦文告之机，阐明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一生最反对通共。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中最重的罪名也是通共。但是，他却因所谓确定“剿共”、“灭共”的需要，时时都在搜集共产党的最新情报。近来，一是全国战事瞬息万变，再是夫人宋美龄赴美出访，唯一填补他生活空间的事情，就是独自坐在沙发上收听中共新华社的广播。也可能是他崇信的基督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刚刚打开美国产的立式收音机，恰好是播发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或许是他听骂娘的话听得太多了的缘故，他竟然被如下这段播音吸引住了：

“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蒋介石越听越觉得不是个滋味，可又不知如何发泄内心的积郁，他也许觉得是独自一人在听吧，遂近似自嘲地自语：“娘希匹！一夜之间，我蒋某人被你毛泽东骂作变成冻僵了的毒蛇，你毛泽东成了举旗打蛇的领袖！哈哈……”

蒋介石在公子蒋经国的心目中是不苟言笑的。这些年来，蒋经国更没见过蒋介石有过失态的时候。蒋介石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严父，蒋经国则被父亲称之为可教的“经儿”。近来，一是因为政局、战事迭迭受挫，再是由于宋美龄出访美国，蒋经国常到总统官邸走走，陪着败走麦城的父亲度过一个又一个难挨的漫漫长夜。今天，蒋经国在自己的府邸刚刚偷听了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担心父亲听后精神上承受不了，故急忙赶到总统府官邸。没想到他一走进客室，就见到蒋介石近似歇斯底里的自语、冷笑，遂慌忙走到那台立式收音机前边，伸手“啪”的一声，关死了收音机。

蒋介石闻声一看，是蒋经国到了，他下意识地收起失态冷笑的表情，遂又做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命令道：“经儿，把收音机打开！”

蒋经国一见蒋介石是真的生气了！他也习惯地立正、垂首，嗫嚅地小声说：“父亲，现在不是生毛泽东气的时候，您……”

“不要说了，我比你更懂！”蒋介石打断了蒋经国的话语，遂又像是一个考官似的问道，“经儿，你懂得‘知耻者后勇’这句话的真实内涵吗？”

“懂。”蒋经国小声答道。

“你不懂！”蒋介石说罢腾地一下站起来，稍许稳定过分激动的情绪，遂又故作平静的样子说道，“当年，我骂毛泽东的时候，他坦然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了，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娘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处于死地而后生呢？”

蒋经国终于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遂折服地点了点头。

这时，蒋介石新的代笔人陈方送来了元旦文告的草稿，请蒋介石审定打印，并提前交给各大新闻单位录用。

或许是这篇元旦文告对蒋介石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据知情者回忆，蒋介石看得十分认真，而且还逐段逐句地修改。说到停战和谈，他认为这篇文告体现了政府一向是具有要求的苦心。其中，他最欣赏这段话：“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据云，蒋介石读后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写得好啊！申明了战争与和平的责任不在我们，而在共党嘛！”

虽然蒋介石也被迫承认重开和谈是大势所趋，但他依然以所谓正统自足，认为“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更为可笑的是，他还以领袖的身份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和谈原则：“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犯，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当然，蒋介石也深知上述五条只是说给人听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他的对手毛泽东是决不会照此行事的！为了表示他的所谓以国家为重的风范，遂又在元旦文告中“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一句的后面，亲笔增加了这段文字：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接着，为答复白崇禧、张轸等人逼他下野的电文，又命令新代笔人陈方分别起草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复电。这时，室外传来了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他以命令的口吻说道：“经儿，请通知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官邸开会。”

接着，就是本节开始出现的那种悲凉的场面。自然，张群也只好照本宣科地念完了蒋介石交给的元旦文告。令人惊愕的是，全场鸦雀无声，似乎空气都凝聚了，压迫得每一位与会者连气都快喘不出来了！蒋介石为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有意侧首看了看副总统李宗仁，问道：“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吗？”

李宗仁当然知道蒋氏的问话并不完全是打破局面，而是在众多的党国政要面前要他表态。李氏在斗智方面虽然不是蒋氏的对手，但他有一个藏拙的笨招，那就是故作憨态，不露本相。这次，他依然是故伎重施，说了这句史有可记的话：“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接着，CC骨干分子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先后发言。他们都极力反对发表这个文告，因为它表示蒋下野谋和，将对于士气人心产生重大影响。肖同兹、范予遂等则表示相反的见解。两派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阎锡山为示公允，起而说道：“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大家都以为非总统下野没有和谈，非和谈不能救国。如不把和谈做给大家看一下，谁的心也不死。至于这句话，若是没有了，文告也就没意思了。”

阎锡山的这句话果真灵验，争论不休的双方都暂时平息下去了。突然，谷正纲放声大哭，使得室内的空气再次紧张起来。他边哭边坚持删去“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这段话，遂双方争论再起。

蒋介石在位二十五年，从未出现过这种局面。他气得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随即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

这就是蒋介石举行的新年晚会的全部内容。

蒋介石回到自己空旷的客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就再也没起来。他蹙着眉头，微闭着双眼，上身向后倾斜，死死地靠在沙发背上，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怅然的喟叹。

蒋经国回国已近十二个年头，但从未看见自己的父亲这样的苦闷和悲哀。他作为长子，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最使他为难的是，他不仅没有为父驱愁的法力，而且连和父亲交谈的话题都找不到，他只有长久地驻步客室的一隅，看着父亲一筹莫展的样子，听着父亲发出怆然的叹息声。

“经儿！”

“在！”蒋经国急忙走到近前，“父亲有何示谕？”

“给我拿酒来！”

“父亲，您……不是一向不饮酒吗？”

“今天例外，我要饮个痛快！”

“这……”

“这是需要！”蒋介石说罢突然睁开双眼，只见就要喷射怒火的双眼竟然变红了，他低沉地命令道，“把那瓶苏格兰的威士忌拿来。”

蒋经国听后失去了主张。然而他转念一想，这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解脱，遂遵命取来苏格兰产的威士忌，小心地打开瓶塞，又取来冰块，较为熟练地调好一杯威士忌，双手捧着酒杯，轻轻地放在蒋介石面前的茶几上，小声说道：“父亲，威士忌调好了，请慢慢地品尝吧！”

蒋介石伸出右手，拿起高脚酒杯，把眉头一皱，一仰脖，连气都不曾换一下，就把这杯威士忌喝了个底朝天。接着，他把酒杯往茶几上一放，命令道：“经儿！再给我来一杯。”

蒋经国深知父亲的脾气，只好违愿地从命。

待到蒋介石喝完第三杯以后，他突然站起身来，脚步有些不稳地走到那张军事地图前面，拿起教鞭，沿着长江划了一条线，伤情地说道：“经儿，你来看，今年我们父子除夕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呢？从地图上除掉了江北半壁河山；一九四九年的迎新内容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确保江南半壁河山不落入共党之手。只要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局面，你我父子就有重掌河山的机遇！”

这时，也或许夜阑静寂的缘故，不知从何处传来新华社播发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声音：“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蒋经国听后异常生气地说：“这太无法无天了！我立即派人去查询，看看是谁在夜间偷听中共的广播。”

“算了，事到如今，是查不胜查的。”蒋介石说罢摇了摇头，遂又以命令的口吻说道，“请通知电台，明天清晨，连续播发我的元旦文告。”

蒋经国愕然一怔，忙答说：“是！”

三

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迎春晚会开得红火极了！

虽说西柏坡的大院中没有蒋介石府邸里的火树银花，四周墙壁上也看不到贴着的圣诞节的彩色剪纸，但从每一位与会者的表情中以及大声的谈笑中，我们都会感到他们洋溢着胜利者那特有的自信！

自然，在整个迎春晚会进行当中，无论是来自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还是赶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他们除去久别重逢的问候而外，话题几乎都是在议论毛泽东亲笔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有的在啧啧称道自己的领袖——毛泽东那行文犀利的风格，有的在议论这篇新年献词击中了要害……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请安静！院子里又在广播《将革命进行到底》。”真灵！与宴者都收话无声，认真地收听大院中的广播。有意思的是，当大家听到“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竟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声。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大家鼓掌时的表情，顿感大惑不解，问道：“同志们！你们这掌是为何而鼓呢？”

与会者闻声停止了鼓掌，再一看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已经走进所谓的宴会厅——大食堂，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其中一位和毛泽东熟稔的炊事员笑着大声说：“大家在为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为《将革命进行到底》鼓掌？”毛泽东仍不理解，似在自问地说道。

“对！您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有人说道。

毛泽东听后猝然之间内心深处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有意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遂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都应知道吧？蒋介石这条就要冻僵的毒蛇，也曾有过被中国老百姓当龙崇拜、山呼万岁的年代！”

与会者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都微微地点了点头。

但是，毛泽东却感到言犹未尽，又加重口气补充了一句：“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懂得这样一个道理：龙会变成蛇的！”

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遂又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当他的目光与一位年近五十、穿着东北野战军冬装的干部的眼神相遇时，他怔了一下，急忙走上前去，紧紧握住这位同志的手，很动感情地说：“荣桓同志，我们分别有十年了吧？你身体还好吗？”

罗荣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与林彪率部入关之后，又肩负平津战役之责。不久之前，他接到中央电令，于日前赶到西柏坡出席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望着长自己九岁的老领导毛泽东，眼睛顿感有些湿润，颇为激动地说道：“谢谢主席的关心，我是一九三八年底离开延安的，算来刚好十个年头了。”

“方才，你参加他们的讨论了吗？”毛泽东问道。

“没有，不过……”罗荣桓看了看毛泽东微然点头的表情，说道，“对全国人民而言，我还是希望主席多写几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起码可以起到鼓劲的作用。”

“像这样鼓劲的文章是好作的啊，大不了我毛泽东少睡几夜觉。”毛泽东说罢叹了口气，“可是，我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要做的事情，就不能不害失眠症了！”

罗荣桓也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这时，周恩来走到近前，近似玩笑地说道：“主席，现在不是你和荣桓同志叙旧、谈心的时候，怎么样？迎春晚会开始吧？”

毛泽东说罢“荣桓，晚会结束之后，到我家来一趟”，遂大步走回自己的座位。有趣的是，他与罗荣桓谈话的思路依然没有打断。因此，当周恩来请他即席发表迎春讲话的时候，他又接着与罗荣桓的话题引发开来：

“同志们！方才，我为什么对荣桓同志说那番话呢？这说明我毛泽东对《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气不足！我们从建党算起，已经进行了二十八年的革命，说到底，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一点一点地挖蒋家王朝这座大厦的根基。现在，摧毁这座大厦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这座大厦的废墟上建造人民自己的大厦呢？……”

这就是毛泽东在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文之后，又给他的战友们提出的一个最为沉重的大问号。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住处十分简朴，是普通的三间平顶房；院落不算大，除去一棵树外只有一盘石磨。说到这盘石磨还有一段故事。毛泽东进驻之后，为了能给他创造大点的活动空间，有关部门决定拆掉这盘石磨。毛泽东劝阻说：“不要拆嘛，我们走后老百姓还要磨面吃的。”就这样，这盘石磨被保留下来，日后不仅成了毛泽东平时依傍沉思之处，而且有时还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交谈工作的地方。如果说“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的话，毛泽东就是在这座普通的三间平顶房中，挥笔写下了数以千计的指挥解放战争——尤其是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报，以及如《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有关中国命运的多篇雄文。

开过迎春晚会之后，毛泽东遂又请罗荣桓到自己家里做客。除去对这位久别的战友和部属表示关怀外，主要是听罗荣桓有关平津战役第一阶段的汇报，以及中央对平津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和前线落实的情况。

辽沈战役结束之后，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计五十余万人马，部署在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五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上。敌得意地称这一兵力部署为一字长蛇阵：冀东一带为蛇头，张家口、宣化一线为蛇尾，平津二市是蛇身。这时，由于东北全境的解放，使得傅作义集团面临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联合打击的危局。同样，在兵力部署上傅作义集团也处于了劣势。蒋介石为了确保华北军事实力不被消灭，曾商请傅作义放弃平、津、唐、张地区，主动率领华北这五十万人马撤往江南，并委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曾多年镇守“口外”的傅作义对蒋素怀戒心，很自然视蒋的这一举措为消灭异己。为此，傅作义又提出固守平、津的战略方针，并进而指出：对蒋而言，可以钳制东北、华北的解放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训新兵所需的时间；对傅而言，可以争取美国的援助，万一失败可西撤绥远，自成局面。蒋氏鞭长莫及，只好同意傅氏的方针。

毛泽东及时掌握了蒋、傅的矛盾，并下定决心把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一带。他一边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电令林彪、罗荣桓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入关，负责统一指挥东北、华北的参战部队，一边又同时命令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截断傅部西撤绥远的退路。待到十二月二十日，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完成了平、津战役的第一阶段对傅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任务，造成大军压境的胜局，力促傅作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和平起义。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为了不使傅作义所部西撤绥远自成局面，或南下长江陡增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决定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部署。换言之，在平津战役第二阶段开始的几天，集中优势兵力，先拿下西面的军事重镇新保安和东面的出海口塘沽，把傅作义残部团团围在北平、天津两个孤立无援的城市，并造成随时可以发动攻击的态势，彻底打消傅作义所有的幻想，被迫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林彪、罗荣桓接到毛泽东的电令之后，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令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发起新保安战役。在扫除外围据点之后，于二十二日晨七时对新保安发起总攻，历经十二小时的激战，全歼守城该敌，并击毙军长郭景云。接着，又发起张家口战役，至二十四日晨，把弃城而逃的敌军压缩在张家口以北西甸子至乌拉哈达不足一公里宽、十公里长的山沟内。时值天寒地冻，大雪飞舞，逃敌人马拥挤，混乱不堪。我军乘势攻击，至十六时，除兵团司令孙兰峰带少数骑兵逃跑外，余敌五万四千余人全部就歼。我军仅仅用了四天时间，就解放了西北重镇新保安和张家口。

说到塘沽之役，由于该地是我国主要的产盐海区，冬天不结冰，在我军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难以发起塘沽包围战，经与毛泽东多次电报往来，遂决定放弃聚歼守敌，迫敌从海上逃走——进而达到不战而取塘沽的目的。

讲到此时，罗荣桓指着军事地图，以无比坚定的口气说道：“这一切都是按着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部署进行的。如果说傅作义在华北摆的是一字长蛇阵，我军已经在腰、尾接合部——张家口、新保安砍下了一刀，把蛇尾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在拿下蛇头——塘沽的前提下，又在蛇头、蛇身的接合部天津祭起了斩蛇刀，只要守敌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指日可待。”

对此，毛泽东了如指掌。他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指着平津战役示意图说道：“到那时，傅作义就像是一只无头无尾的蛇身，孤零零地龟缩在北平了。”

罗荣桓赞同地点了点头。

“换句话说，只有到这时，傅作义才会下最后的决心：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他的部队，和平解放北平。”

罗荣桓再次点了点头。

“为了把平津战役这出戏唱得精彩，演得完满，看来下边的戏要分文武场来唱才行。”接着，毛泽东指出：武场戏是天津，对手是陈长捷，我们一定要造成兵临城下、不缴械就消灭的攻势；文场主要是北平，对手是傅作义，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对傅作义发动一场攻心战。最后，他又提示道，“同时，你们一定还要记住：天津虽是武场，也不要忘了唱文场戏；北平虽是文场，也要做出随时开打的样子。唯有如此，平津战役这台大戏才能演成千古绝唱！”

罗荣桓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当面聆听毛泽东纵论天下大事了！今晚，他听了毛泽东这番宏论之后，仅仅用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是不足以表达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的。因为他除去真诚地折服于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以及他作为军事战略家那超出常人的雄才大略之外，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一句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当他再回忆起自己跟着毛泽东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历程，尤其是近三年解放战争所取得的胜利，他越发坚定了这样的信念：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这时，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就要指向子夜十二点了，忙起身说道：“太晚了！主席该休息了。”

“我嘛，正是工作的时候，”毛泽东看了看有些愕然的罗荣桓的表情，“你嘛，从平津前线赶到西柏坡来，可谓是鞍马劳顿，是该回招待所休息了。”

毛泽东送走罗荣桓之后，他的思路很快又集中到平津战役上来：他一会儿是指挥天津武场戏的统帅，一会儿又是北平文场戏的总导演。但是，当想到北平是当代中国有名的古都之后，他又不得不分析傅作义的心路历程……

傅作义是一位有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同时，他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长年受蒋掣肘，所以与蒋家王朝有二心。因此，毛泽东在制定《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时候，就考虑到傅作义的这些因素，认为有可能通过工作促其和平起义。就在毛泽东完成战役第一阶段“围而不歼”、“隔而不围”的部署同时，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又通过各种渠道对傅作义展开了攻心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大中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要求国民党军队从速放下武器，实现和平。同时，还秘密指示派在傅作义身边的共产党人——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加紧工作，促傅转变思想，尽快站到人民一边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傅作义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遂决定派他的亲信、智囊之一、《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等为代表，寻求与中共和平谈判。几经曲折，他于新保安失守的当天，通过崔载之等转给毛泽东一封密电，大意谓：余决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暂维现状。请求贵军稍向后撤，恢复交通秩序。在当前，千万不要搞阵前缴械的方式令余为难。今后军队如何处置，可派人商谈解决。

毛泽东认真地研究了傅作义的建议，为了和平解放北平成为现实，又要确保傅作义的生命安全，毅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把傅作义公布在四十三名首批战犯之列。对此，傅作义甚是不理解。其中，对新华社广播的另一条新闻中的“傅作义要想不作战犯，避免惩处是不可能的，但要想减轻惩处，现在还有可能，那就是命令全军缴械投降，保证不再杀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坏公物和武器”这句话有着更大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历经深思熟虑，遂于送走罗荣桓的当天夜里，制定了同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的方针。大意谓：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灭之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崔先生(即崔载之)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毛泽东起草罢这通指导性的电文以后，按着发电的习惯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子夜过后的凌晨二时。为此，他在电文的末端签上：一月一日二时。

毛泽东于雄鸡报晓的时候方才入睡，醒来就收听到了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他听后的印象如何呢？如果毛泽东站在诗人的立场上一定会认为：说它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吧，缺少李后主的文采！但是，这时的毛泽东是一位纯粹的政治家，遂从政治的角度得出了结论：是一篇战犯求和书。他为了揭穿作为战犯蒋介石的求和的阴谋，指出蒋氏求和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遂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并交由新华社广播、发表。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面准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面关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进展，并发去了数通指示性的电文。就说一月六日这一天吧，他除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报告之外，还为攻占天津的工厂、学校发出了两通电文，大意谓：如果敌人占据工厂、学校进行顽抗非用战斗不能解决时，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劝降方法亦能解决时，则使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对于工厂、学校的破坏程度。

说到目前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同时，他又指出：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因此，“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绝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明确指示全党：“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说到全党在新的一年中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认为在“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同时，毛泽东郑重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发言中还讲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一方面，绝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会翻斤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砌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事后追论：这时的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估计是清醒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讨论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并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作了发言。

刘伯承于一月七日在会上作了发言，除赞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外，还针对未来渡江作战和全国胜利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一)前年我们跃进式的进军(指挺进大别山)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真正讲起来是最快的。

(二)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最好即有一套地方党政及军区的配备，这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实行军政府、军事管制。

(三)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如何着手，看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

(四)野战军与后方问题。毛主席说过“补充在前线”，现在又提出“加强后勤工作”，这是不矛盾的。补给主要并尽可能取自于前线，但完全解决人力、物力、财力问题，还必须靠后勤。这次一百七十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没有财政是不行的。

刘伯承的这四条意见，是他对渡江战役及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构想，为党中央、毛泽东对未来的决策提出了可资参考的战略意见。

同日，罗荣桓也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全国未来的战争形势，认为“结束平津和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平汉路战役取得胜利，就基本上打倒国民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因为武汉、西安之敌可能南撤，退至两广和云贵川，需要渡江以后再打，还要做好美军干涉的准备”。同时，他还如实地报告了东北野战军中的主要思想倾向，感到“要取得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破除在干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轻敌情绪，在大军南下的时候，要继续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统一”。最后，他向中央建议：为了南下作战，应设立铁道部，“迅速修复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干线；同时要修好公路网，搞好粮食运输和加工。为了便于识别，各个野战军服装颜色应该统一”。他还建议：“在南下以后，新解放区的地方军区干部由主力抽调；地方干部则可由较近的解放区抽调，区干部不宜离家太远。”

罗荣桓上述意见都得到了中央的采纳。

一月八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除去赞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而外，他集中谈了要学会管理城市的问题。他说：“现在许多地方搞得不好，应当训练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甚至举办像抗大那样的学校，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各项政策的教授。各城市快要到我们手了，在乡村靠贫雇农，在城市靠工人，要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居民。”同时，他还对城市生产和经营的统一管理等问题，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同日，周恩来也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认为：随着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怎样将原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要准备成立中央政府，首先就要妥善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他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集权与分权要适当，在过渡时期不要做得太急，并提出先解决如下几个统一：预决算大体统一规定，各区提来，中央审核；银行发行权要统一，以便统一管理军费、供应和控制物价；兵工厂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军需生产统一计划，分担任务；铁路提前集权，由中央管。至于出口贸易，只统一计划，业务由各区分担；各区之间的相互贸易，中央不过问。事后追论：周恩来的上述发言，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关系初步立了法规。

也就是在八日这天，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同时，还作出决定：近期在西柏坡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就在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当天——一月六日下午四时，我华东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以三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敌发起猛烈的攻击，由此揭开了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大幕。战斗打响之后，仅仅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就歼灭敌第十三兵团万余人，并攻占敌村落据点十三个。七日，敌第十三兵团逃入第二兵团的防区。我军乘胜追击，歼灭敌人甚众。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翌日——九日的黄昏，我军奉命全线出击，多路插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最为壮烈的厮杀。双方激战至十日下午四时，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当场击毙敌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俘虏杜聿明，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全部胜利结束。

就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后，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同时，又全力关注平津战役第二阶段的进展：

一月七日，毛泽东电示林彪：“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受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同日，为促傅作义下最后决心，毛泽东又电示林彪：“准备对北平城内机场发炮攻击，促使城内敌军分化。”

一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聂荣臻报告，傅作义通过张东荪向中共表示：(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止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这天，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闭幕之后，当即命罗荣桓赶赴平津战役指挥部，参与和傅作义派出的全权代表谈判。为回答张东荪有关谈判内容，毛泽东又于九日晨二时给林彪、聂荣臻发了电文：

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较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事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止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问题。

一月十日，淮海战役一俟结束，毛泽东遂倾全力解决平津战役。当天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接着，又于十一日分别下达如下解决北平、天津二市的命令：

北平方面应“严正地向傅作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

天津前线“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

从此，平津战役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入关键阶段，北平和天津的守敌因态度不同，遂按不同的方式解决……

四

傅作义将军面对平津战役的危局是和，还是战？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举棋不定的。为此，他曾和一位与中共有关系的属下进行过这样的对话：

“和谈是不是投降？”傅作义问。

“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属下答说。

“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

“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商汤放桀，武王伐纣，自古即称道之，不认为有伤道德。”

“咱们过去的历史就算完了吗？”

“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随着全国战局向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展，傅作义将军在各方的推动下，终于选定走和谈的道路。然而他的内心依然是十分矛盾的！为此，他曾私下对一位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罚我。”

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和谈的第一步——派人与中共有关人士接触，试探毛泽东的态度。诚如前文所述，他依然采用拖延时间的战术，向中共讨得多一些的所谓体面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同时，在他的战略决战的时间表中，留给傅作义周旋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双方经过一段接触，尤其是淮海战役于一月十日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解放北平、天津的条件完全地成熟了，遂下达了有关解放北平、天津的一系列命令。

这样一来，就把矛盾重重的傅作义逼到了绝境。据傅氏已是共产党员的女儿傅冬菊报告：她的父亲“每天长吁短叹，总是在屋里踱步，内心非常矛盾、非常痛苦”。中共地下党组织要她帮助傅作义很好地认清形势，坚定投向人民的决心。她就常做一些家乡风味小吃，送到傅作义面前，既从大道理上说服，也以父女之情加以影响。恰在这时，傅氏的一位亲信走进报告，有一位久居北平城中的名将马占山投帖拜访。傅作义当即传下话去：“有请！”

马占山原系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部属。“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在江桥一线打响了抗击关东军入侵东北三省的枪声，一时成为全国有名的抗日英雄。由于蒋介石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归于失败。从此，马占山失掉兵权，成为一名国民党军队中的闲职将军。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与共产党争夺东北的地盘。这时的马占山年迈体弱，只能靠着药物挨度残生。因此，他挂着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留居北平，并与傅作义时相往访、倾谈。

马占山是一位典型的旧军人，有着讲义气的一面。近来，他看到蒋家王朝将覆，老友傅作义镇守的北平、天津也大势已去，遂决定亲自登门造访。他一见傅作义的面二话没说，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在政治上一向是十分谨慎的。他一不明马占山造访的动机，再是不知马占山如此问话的用意，遂说：“打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由此，马占山与傅作义论起了平津战事。随着二人谈话的深入，马占山如实地讲了傅作义在北平、天津等地不利的一面，聪明的傅作义听后叹了口气，依然不服气地说：“叫你说我简直没办法了！”

马占山看着傅作义那一筹莫展的样子，也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进而又说了如下这段掏心窝的话：“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俩都是六十岁的人啦，还能活几个六十岁？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久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文物古玩一起砸烂，做一个历史的罪人。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即邓宝珊)接来，你现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看怎样的办法好？”

马占山为什么向傅作义荐举邓宝珊将军呢？这还要扼要地回溯一下他们三人的历史渊源。

据史记载：早在直奉大战的后期，张学良因放困守涿州与傅作义而相识；因此，在中原大战爆发不久，阎锡山曾派傅作义去沈阳游说张学良，遂结识了马占山；抗战初期，傅作义曾奉命死守太原，损失惨重，后率少数人逃离太原，退至河曲，因马占山的关系得识邓宝珊、何柱国二将军。后邓、马、何三人联名电蒋，请委傅以重任。蒋介石为了离间傅作义与阎锡山，立即复电允许傅作义扩充部队，并委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开往河套。傅由此再次起家，逐步扩大。从此，他们三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并按着旧军人的习气结拜为把兄弟。马占山年纪最长，为兄；傅作义长邓宝珊一岁，故傅氏为二弟，邓氏为三弟。抗战期间，他们并肩在“口外”打击日本侵略者；待到解放战争爆发以后，马占山留居北平养疴，与傅作义时相过从，而邓宝珊则同意出任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副司令。但邓氏依然驻守绥远。

邓宝珊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谊。这些年来，他不仅多次与毛泽东交谈，而且还把爱女送往延安，成为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此，傅作义和马占山都是知情的。在此关键时刻，如果由邓宝珊出马与中共和谈那是再好不过了！为此，傅作义同意马占山的建议，并派飞机去绥远接邓宝珊。

与此同时，傅作义根据中共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派出亲信周北峰以及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潜出北平城池，与中共平津战役负责人聂荣臻、林彪进行谈判，双方意见渐趋一致，并形成一个《谈判记录》。当周北峰回到北平城里面交《谈判记录》的时候，又对傅作义讲：“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后归纳整理的，所谈各项必须在一月十四日前答复，还请总司令及早决定。”

这时，邓宝珊乘飞机到达了北平。他到北平的当晚，和马占山约定，借给他接风洗尘之名，在马占山家备下酒席，邀请傅作义作陪。当晚，他们把兄弟三人真可谓是开怀畅饮，促膝谈心。马占山和邓宝珊借着酒兴对傅作义展开了攻心大战，“诚恳地希望傅作义认清形势，坚定和谈的信念，不辜负广大民众的期待，早日同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决裂，进入人民的队伍里”。实事求是地说，马、邓二位对促成傅作义下定最后决心举行和平起义，是起了较大作用的。

傅作义与邓宝珊、马占山相较，其城府还是比较深的。在这特殊的接风洗尘宴会上，他只表示愿听大哥马占山、三弟邓宝珊的劝告，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等到他陪邓宝珊回到自己的官邸，屏退左右，方才如实地告诉邓宝珊“已和共产党、解放军谈判的情况，表示对有些问题还不大满意。希望他和周北峰再去一趟，举行一次更高一级的谈判”。最后，他又真诚地对邓宝珊说道：“抗战期间，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关系比较好，听说中共领导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请你走一趟吧！”

对此，邓宝珊是乐意从命并愿意为之奔走的。但是，他清楚自己的地位，不能越权与中共谈判。因此，他直言问道：“怎么谈？提些什么条件？”

傅作义自所谓“平津会战”以来，一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说到和平谈判，他心里就更没有一点谱了！他沉吟片时，遂声音低沉地说道：“请你看着办吧。有什么问题，咱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商量。”

转瞬间就到了一月十四日，傅作义对中共定的最后期限必须有个交代。为此，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们二位立即启程，去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做最后一次谈判。就这样，邓宝珊跟着周北峰来到五里桥，见到聂荣臻。出乎他们所料的是，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十三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邓宝珊听后哑然，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是因为在他的谈判腹案之中，北平和天津同是这次要谈的内容。他听了聂荣臻这番话后的直感是中共说到做到，咄咄逼人。但是，根据他对天津布防的了解，认为解放军下令进攻未免有些唐突。所以他操着将信将疑的口气反问道：“你们要打天津了？”

“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聂荣臻坚定地答说。

邓宝珊对于固守天津非常自信，他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同样，傅作义对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亲自对陈长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因此，邓宝珊以肯定的语气说：“天津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听后淡然一笑，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对于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在这样的氛围中，邓宝珊很难与聂荣臻继续再谈下去。据史记载：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然而当邓宝珊走进聂荣臻为他和周北峰准备的下榻处后，他又很自然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这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呢？……”

简而言之一句话，聂荣臻的话是根据毛泽东的电示说的。事情的内幕是这样的：

当毛泽东阅过张东荪、周北峰与林彪、聂荣臻的《谈判记录》之后，又于一月十二日收到经由林彪、聂荣臻转来的傅作义的电文。大意谓：有关部队问题“亟须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需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定”。毛泽东阅后十分的不快！在毛泽东看来，傅作义不仅不理解他的用意，反而以“教师爷”的口气指手画脚，甚至有教导他应当如何做的口气，这不仅伤害了毛泽东作为胜利者的自尊，而且在他看来，傅氏如此而为是有意拖延解决北平、天津的时间。为此，他于当天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聂荣臻，大意谓：

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同日，毛泽东又下达了《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

林聂：

(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尚好。

(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

(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一月十四日的限期到了，不仅傅作义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会下达攻击天津的命令，就说是坐守天津孤城的陈长捷吧，也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在十四日上午十时发起总攻。更出乎傅作义、陈长捷等守敌所料的是，他们自吹自擂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是那样地不起作用。仅仅四十分钟的炮火准备，我军就在各个突破地段摧毁了敌人的主要工事。接着，攻城的工兵在炮兵、坦克的掩护下，迅速排除了护城河外的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并在护城河上架起了数座浮桥，保证了步兵突击分队的顺利突破和坦克、火炮顺利的前进。一个小时以后，我解放军攻城的各突击集团即从东、西、南三面突入市区，向纵深发展。一句话，敌人至中午就通过电台连续播发这样一条消息：“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坐镇西柏坡的毛泽东自从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之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攻城的进展。但是，当从收音机中收到天津守敌播发的上述消息以后，他就很自信地下了结论：天津很快就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也就是在攻打天津最为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又把思路转向南京的蒋介石和李宗仁。

蒋介石自打发表元旦文告之后，就躲到幕后预作长期打算。从战略角度而言，他有意通过“战”、“和”两种手段确保长江天堑无虞，借以达到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他就必须要调整江南的防线。第一个措施就是重新部署军事指挥长官，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同时，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来，除去两湖和广西以外，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操在我们的手里。莫说是李宗仁上台，就是司徒老儿代行我的总统大权，他也是徒有其名的空架子。”

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而言还是比较实际的。换言之，他绝对不把可能当成唯一。例如，他虽然从军事调度方面做好了划江而治的准备，但是他又不得不从国际、国内大势去分析，对待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为此，他又做好了像抗战时期那样，走刘备图川之路的准备。一旦全国大势发生逆转，他不仅可以亲率江南的败兵退守四川，就连驻扎西北的张治中、胡宗南也可率残部退入四川。用他自己的话说：“到时，我们可以凭借蜀道之难，天府之富，是可以图存待变的。”

蒋介石是信奉狡兔三窟的。当他想到果真落到闭守蜀国的地步之后，又感到自己在得不到外援的态势下，有可能成为当今失川的刘表。为此，他把所谓复兴中国的大本营不是设在重庆或成都，而是选在台湾。同时，他不仅任命亲信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还任命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更为重要的是，他秘密地把南京国民政府所存的黄金、银元以及外汇送到台湾。用他对蒋经国的话说：“这即是你和辞修(即陈诚)建设新台湾的资金，也是我们未来图存复兴的资本。当然，就是李宗仁上台了，他也只好做无米的巧妇！”

蒋介石在悄然预作上述为“战”的三步棋同时，他又公然高举所谓“和”的大旗，阔论他在元旦文告中所定的五项条件，即为新的国共和谈的最高目标。换言之，李宗仁上台后重开和谈，必须按照他定的五项条件去办；如果中共因反对这五项条件而导致和谈破裂，其责任在毛泽东。

这就是蒋介石预作的有关“和”、“战”的如意算盘。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不仅没有看破蒋介石的“和”、“战”阴谋，而且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蒋介石突然高喊和谈，是迫于国情大势被迫作出的一种姿态。为了迫使蒋介石早日下野——李宗仁快些上台，他们一面大讲特讲和谈是目前唯一救国良策，一面派出桂系的军师黄绍竑南下香港，请反蒋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与中共取得联系，共同反蒋。同时，白崇禧还认为“时间紧迫，能早日得到中共的答复，随即便可发表反蒋宣言，军事立刻行动”。由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业已北上，黄绍竑只好通过黄琪翔将军与潘汉年晤面，请潘向毛泽东转致桂系有关重开和谈的信息。

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军事战略大家，不仅完全洞悉蒋介石的“和”、“战”本质，而且也明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高举和谈大旗的本意是，通过借助中共的力量，达到逼蒋下野，以李代蒋——进而由桂系执掌江南半壁江山的目的。显然，这与毛泽东决计在一九四九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是悖逆的。在毛泽东看来，欲要彻底戳穿蒋、李和谈的本质，并进而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进一步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这就是毛泽东在指挥平津战役的同时做的一篇大文章！

一月十四日，当毛泽东获悉天津不日可攻下之后，不失时机地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他在揭露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之后，遂又昭示中外：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事有凑巧，也是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到达沈阳的电文，他当即同朱德、周恩来发电表示欢迎。

毛泽东一向重视宣传舆论的作用，同时他也十分重视统战工作的力量。时下，我党、政、军各级领导成员都在学习、贯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反对将革命半途而废的决定；同时，国内反蒋的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陆续到达东北，齐聚一起，为召开新政协会议献计献策。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提出的和谈五个条件的本质——自然也是为了向党内外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又提出八项和谈条件，毛泽东于一月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如下这则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指示电：

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电文不久，作战参谋送来了有关天津解放的报告：攻入天津城区的各步兵分队在炮兵、坦克、工兵的协同下，“采用穿墙越顶的战术，绕过敌强固据点，向指定目标猛插。十五日五时，东西主攻部队会师于海河金汤桥，将敌人分割成数块。敌人陷入一片混乱。我军乘势猛攻，至十五时，全歼守敌，俘虏陈长捷，解放天津市。”

毛泽东阅后喟叹自语：“了不起！总攻不到三十个小时，就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陈长捷的十三万守军！”

恰在这时，朱德、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未请二位老战友落座，就十分兴奋地问道：“恩来，天津解放了，你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立即电令黄克诚、黄敬同志，让他们做好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说罢又进而补充道，“同时，还应请东北局从接管沈阳的干部中抽调最得力的干部，随黄克诚进入天津，做好接管工作。”

“我赞成！”毛泽东说罢取来陈云于去岁末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大声说道，“应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学习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宣布废除；二是要派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其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对此，周恩来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老总，”毛泽东转而看着朱德说道，“从纯军事的角度说，天津一攻下，我认为平津战役就算结束了。根据未来战争的需要，去年十一月规定的各野战军冠以地区的名字恐怕过时了吧？”

“是的，”朱德说罢又指出：根据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如果在江南作战，再使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这样的名字，显然是不合适的。最后，他说道：“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各野战军是一定要改变名称的。我看今天就作出决定为好。”

“恩来，你的意见呢？”毛泽东问道。

“我也赞成，”周恩来说罢沉吟片刻，“我看在改变野战军的名称时，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改用数字称谓。”

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认同，几经磋商，遂作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

原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一野战军(二月一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辖第一、第二兵团；原中原野战军改称为第二野战军(二月五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原华东野战军改称为第三野战军(二月九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原东北野战军改称为第四野战军(三月二十八日正式改称)，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邓子恢，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由华北军区原属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为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均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原属东北野战军建制的铁道兵纵队扩建为铁道兵团。

接着，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等共同认为：由于天津解放，不仅打消了傅作义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有可能加速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为此，由毛泽东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起草致傅作义的公函(时称最后通牒)，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公函指出：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中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毛泽东写好了这份最后通牒，遂又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交由邓宝珊带回给傅作义。为促使傅作义尽快下定决心和平解放北平，他又于当日二十时给林、罗、聂三人续写了如下内容：

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宝珊)、周(北峰)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失，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军事表示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

毛泽东将上述电文交由机要部门之后，欲要静思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谈判的走向和结果的时候，有“情报大王”之称谓的李克农突然走进屋来，严肃地报告：“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说，蒋介石已命令毛人凤派杀手潜入北平，寻机暗杀为和平奔走的何思源先生。”

毛泽东听后一怔，当即命令：“克农同志，立即电告北平有关的同志，请他们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何思源先生！”……

五

蒋介石一生最善于用暗杀的手段除掉政敌和反对派。早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他就曾奉恩师陈其美的旨意，设计把反清英雄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在他登上所谓九五之尊以后，遂又组织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专门处决他的政敌和反对派。二十多年来，除去被他屠杀的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不算，先后惨遭他杀害的还有邓演达、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等社会贤达；因故未能下手的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先生、副总统李宗仁等政坛名流。难怪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蒋介石是用刀枪把朋友逼成敌人的！”

三大战役爆发之后，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败局，遂又狂舞杀人的屠刀，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爱国青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死于非命。就连像傅作义、马占山这样手握军权的将军，也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请看如下史实：

蒋介石侦知傅作义有与中共和谈的迹象，派军统头目郑介民飞到北平进行特务活动，破坏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进行的和平谈判。郑介民竟当面质问傅作义将军：“你们与中共和谈吗？”傅坚定地回答说：“没有此事，那是谣言！”郑说：“有此传说，总座(指蒋介石)着我调查。”由此，傅作义将军陷入郑介民之流的监视之中，只是因为傅作义防范严密，得以保全生命。

与此同时，郑介民奉蒋介石之命还企图诱捕马占山将军。据史记载，郑介民到北平不久，即派“一位姓宋的特务拿着蒋介石的电报来到马(占山)的住处，电文是：‘马总司令秀芳兄，希即来京，共商国是。’宋并说：‘飞机停在南苑机场，希望马将军即刻成行。’意思是想把马骗到南京，诱而杀之。但是马这时早已藏在画家陈半丁家”。过了几天，“又有原在东北挺进军政治部做过干事的男女两人来到马的住处，男的姓郭，女的姓冯，由于他俩是挺进军的旧人，门卫皆熟，未予干涉。他们把吉普车停在二门外，下车后就直奔马占山的里院，进入马的卧室，意在先文后武把马架走(因马体重不足百斤)。但是，也扑了个空。”从此，马占山将军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郑介民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做了反对与中共和谈的布置后，没几天就走了。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奔走和平的人士进一步实行了跟踪，并施用了恐怖手段。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暗杀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

何思源，字仙槎，山东菏泽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是年八月，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就读，获硕士学位。又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继之又赴欧洲数国考察政治经济，并于一九二四年入巴黎大学研读教育。一九二六年回国，任广州大学教授，加入中国国民党。从此，他步入政坛，参与军机，深得蒋介石的青睐。不久，他回到故乡供职，官至山东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解放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改任他为北平特别市市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我思想上起了重要变化。我觉悟到以前已经走了绝路，这条路我不能再走下去了……因此，在当北平市长的二十个月里，例如处理学生示威游行问题、人民生活问题等等，我和蒋介石的特务发生了矛盾。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景山东街，我挨了蒋介石特务的第一枪，幸而没有打中。六月，蒋介石就下令撤了我的职。”遂移居锡拉胡同十二号，静观其变。

何思源在任北平市长期间，与傅作义将军时相过从，并能畅言国事。平津战役打响之后，何思源为傅所请，去南京摸底。何在南京曾与蒋系、桂系各方人士接触，获悉蒋、李矛盾的实质是争夺总统大权，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搞一个南北中国的局面。因此，他回到北平之后对傅作义讲：“现在南京四分五裂，已经管不了我们，你应该当机立断，彻底‘换根’，早早和平解决。不要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的那一套。”

由此，何思源为和平解放北平、天津积极奔走。

很快，蒋介石通过特务系统完全掌握了何思源的行动。在蒋氏看来，何氏在北平奔走和平是对他的公开背叛。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是绝对不允许何思源这样的政敌存在的！另外，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下野之前是一定要杀人的。在元旦文告发布之前，蒋氏选的开刀对象是头号政敌李宗仁，并派沈醉伺机下手。随着军事、政治态势的逆转，李宗仁又成了执行他“和”的战略的棋子，遂又下令撤销暗杀李宗仁的命令。谁是取代李宗仁的人选呢？蒋氏又选定了何思源。为此，他下令召来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你知道天津的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了吗？”

“卑职知道。”毛人凤胆怯地答说。

“你知道傅作义已经和邓宝珊、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了吗？”

“卑职知道。”

“你知道何思源在北平四处奔走、策反投共吗？”

“卑职知道。”

“知道，知道！那你为什么还对这些党国的叛逆如此仁慈？”

毛人凤吓得双腿并立，心惊胆战地报告，他已经派了保密局最优秀的暗杀能手小狸猫潜入北平，伺机暗杀何思源。

蒋氏一听小狸猫的名字顿感不快，问道：“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

接着，毛人风如实报告：小狸猫原名叫段云鹏，是北平出了名的飞贼，早年曾是燕子李三最得意的弟子。他不仅轻功盖世，武艺高强，自从归顺保密局之后，很快又练就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至于保密局使用的各种暗杀手段，他也样样精通。就在不久以前，已经命令行动处长叶翔之派他潜入北平，执行暗杀傅作义、邓宝珊、马占山、何思源的任务。但是，由于这些军政要人戒备森严，至今难以下手。

蒋介石听后震怒地说道：“一群饭桶！你立即派叶翔之赶赴北平，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何思源干掉！”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要他派人去北平暗杀何思源的命令后，立即“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和沈醉，一共四个人研究过两次”。决定在何思源出门的时候用手枪暗杀。为确保行刺准确无误，由叶翔之亲赴北平指挥，由段云鹏执行。

叶翔之奉命潜入北平的时候，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天津不久，这时的何思源就像其他北平市的政要一样，正焦急地躲在家里盼等结果。所以，叶翔之偕化装后的飞贼段云鹏来到锡拉胡同十二号门前，也只能望着荷枪实弹的门卫兴叹。换言之，他们考虑到在何思源的门口行刺后难以逃走，遂决定放弃在何思源家门口暗杀的既定方案，等再研究出一种既能暗杀何思源，又能安全逃离现场的方案后再动手。

恰在这当口，北平政要已经获悉天津于一月十五日下午解放，守敌最高军事长官陈长捷当了俘虏。躲在家中的何思源又焦急地给傅作义打电话，询问出城与中共代表谈判的邓宝珊等人的消息。令他失望的是，傅作义也不知其详。为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难道和谈发生了问题？……”

邓宝珊与聂荣臻等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之后，平津前线的指挥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认为：在攻下天津之前，与邓宝珊的会谈不会很快有结果。他们在征得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同意之后，遂把注意力投到攻打天津的战役上面去了。没有想到天津守敌如此无能，仅仅用了二十九个小时，陈长捷的十三万部队就全部被歼。也就是说，邓宝珊等人在通县五里桥坐了一天的冷板凳，被他称之为三十天也打不下来的天津卫就解放了！这对邓宝珊而言不仅是震惊不已，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谈判的砝码越来越轻了。因此，他不能不这样自问：“中共代表将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

中共代表所提的任何条件都是听命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

也就是在天津解放当天深夜里，毛泽东再次审阅了有关和傅作义会谈的来往电文，遂于十六日清晨寅时，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发去了指令性的电文：

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你们不要正面拒绝。我军事实上不能在数日内入城。敌军开出城外时，我军入城分布接管各处的若干天内，不但需要傅方协助维持秩序，而且必须责成傅方维持秩序。北平旧市政府及其下面各局、所，特别是警察、自来水、电话等机构，若干天内均可让其暂维现状，听候逐一接管。

接着，毛泽东又于当天再次致电林、罗、聂：“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弄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同时为防傅作义中途有变，他还电示：“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据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为和平解放北平耗尽了心血，而且还为保护古都的文化古迹费尽了心机！

自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于一月十六日由通县宋庄驱车赶来六里桥，与邓宝珊等人谈判的时候心里是很有底数了。因此，林彪一开始就说：“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延时间。”

对此，邓宝珊等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唯有喏喏称是。

接着，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傅方的代表邓宝珊提出了如下的条件：

一、限傅部一个军一月二十一日先开至北平城外十五到三十公里的地区，其他部队再陆续开出；

二、在德胜门设立开出傅部队的联合指挥所；

三、这一行动实行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

邓宝珊一行认为林彪所提条件合情合理，遂当即表示：完全可以照办。接着，他又以商量的口吻说道：“为尽快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你们可否派一位代表与我一起入城呢？”

“可以，代表人选问题晚上再通知贵方。”林彪答说。

接着，邓宝珊提出“可否试探傅作义的去向”。林、罗、聂表示：“只要傅能真正站到人民方面来，以赎前衍，我们是不会亏待他的。”邓宝珊“再次询问他能否接替傅作义的担子”。林、罗、聂答复：“希望傅作义继续办理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实事求是地说，这次会谈由于执行了毛泽东定的方针，整体气氛是友好的，并很快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同时双方商定，等邓宝珊回城向傅作义报告后，再与随他进城的中共代表修订和签字。

或许是今天的谈判过分顺利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以林、罗的名义给傅作义的那份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究竟交不交邓宝珊转给傅作义，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产生了犹豫。最后，还是由聂荣臻将通牒交给了邓宝珊。关于随邓宝珊进城的代表，决定由苏静担任。

也就是在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傅作义真是度日似年，如坐针毡。他一方面等不到邓宝珊出城谈判的消息，不知天津解放之后中共有何变化；另一方面蒋介石向他发来急电：天津既已失守，塘沽无再守之必要，命令他放走被困塘沽的国民党军队。这时，他对塘沽的指挥早已失灵，又恐中共认为是他下的命令，致使塘沽守敌于当日乘船南逃；使他更为惶恐不安的是，他终于全文看到了毛泽东于两天前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尤其当他认真研读了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以后，真是感慨良多！时下天津业已丢失，他认为自己这位华北“剿总”总司令就剩下一条生路，那就是唯有坐困北平这座孤城，老实地听候中共方面的意向了！他好不容易才挨到天黑。

何思源突然叩门造访，一见面就着急地说：“北平现在处于绝对孤立的地步，连国民党的军队都不愿打仗了！时下，和平解放北平已经成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据我所知，北平人民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都已经团结起来。你若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那是很危险的！”

傅作义何尝不知自己的处境呢！他告诉何思源：今天已经与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商妥，“决定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定于明天中午聚餐商议”。接着，他又对何思源说：“何先生可以市民的名义，由许议长陪同先访问各军长、兵团司令，如石觉、李文、黄翔等，以及青年军二零五师、装甲兵团、宪兵团等，征询他们的意见；总部副总司令郭宗汾、军长安春山、参谋长等，我另派人通知。请许议长负责通知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热河等七省市参议会议长或代表和北平市刘谣章市长出席，商妥办法后，推派代表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示。”

何思源听后甚是兴奋，在他看来，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了！为此，他于十七日一清早就驱车遍访各军长、兵团司令，“向他们详细说明情况，要求他们顾念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痛苦，几千年的文化古迹；并说明，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应该和平共处，以求国家的兴盛。”他虽然得到了赞同的回应，但也在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面前暴露了他的政治面貌。同时，伺机动手的叶翔之和段云鹏也掌握了他的行踪。

十七日中午，华北七省市参议会代表和北平市各界人士，在新华门对面旧参议会集会。傅作义商请的人多数莅会，共五桌，约五十人。自然，还有许多记者与会。与会者相继发言，一致要求和平解决。最后推选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十一人为和平代表，并决议以大会名义通电南京与中共两方。当时，何思源虽然认出了与会者中有不少军统、中统特务，但他还是慷慨陈词，怒斥蒋介石和李宗仁。最后，他还提了如下三条建议：“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叫北平而不称北京，这个要求是最符合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立中央政府；三、北京人民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的会议。要求按中共毛主席的八条进行改革。”

也就是在这次会后，何思源回家刚一进家门，就遇见中共方面常来接头的张实和另一位同志，当面告诉他：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同志派他二人前来要他提高警惕，并说：“你今晚要防备，有危险。”

对于中共朋友的提醒，何思源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打开后门，多个出路而已。他依然怀着对北平就要和平解放的兴奋，高兴地对法国籍夫人和四个孩子说：“北平就要和平解放了！到时候，我们全家要好好地庆祝一番。”

然而就是在这天晚上，叶翔之一手策划、飞贼段云鹏亲自实施的暗杀方案形成了，略谓：叶翔之命令飞贼段云鹏运用轻功，趁着夜黑行穿房越脊之术，将两枚定时炸弹置于何思源的房顶，将酣然入睡的何氏一家六口全部炸死。事后，何思源先生作了回忆：

十八日凌晨二时，蒋介石派特务安置在我家屋顶的两颗定时炸弹，轰然两声，接连爆炸。我一家六口，一死五伤。我的次女何鲁美，是女一中学生，当场毙命。我爱人何宜文(原籍法国)受伤最重，在协和医院急救，从头部开出炸弹片四块，神经受伤，始终未痊愈。我负伤后，就被送到东交民巷北平医院地下室，因为怕在家里还埋伏有带枪的特务。医生检查后，发现我虽然流血不少，但伤势不重，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弹片炸伤，大部分是砖瓦木石塌下砸伤。这是因为里间屋顶炸弹先响，我和两个儿子在外间屋，赶紧起来扑向里屋救人，刚起身走了几步，安放在外间屋顶正对我床头的那颗炸弹才响。如果外间屋顶炸弹先响，里间屋顶那颗后响，那么我算着至少要死四人，伤二人。定时炸弹爆炸迟早不一，救了我的命。

据沈醉说：“没有炸死何思源，而误杀其女儿何鲁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风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而为了考虑凶手的安全，误了大事。毛人风认为牺牲个把特务换一个何思源是值得的。”

蒋介石是一位造谣乏术的政客。他为了把暗杀何思源的矛盾转嫁到中共的头上，当即命令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这样一则消息：这是“中共攻城，打中和平使者”。

事后追论，蒋介石的这两颗定时炸弹不仅彻底炸醒了何思源先生，使他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决裂，带伤出城，代表北平市的二百万人民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早入城，接管北平，而且也把傅作义将军彻底炸到人民的一边，加速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步伐。请看如下事实：

依然是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傅作义参加完华北七省市参议会回到官邸不久，邓宝珊偕中共代表苏静等五人回到北平城里，把苏静安排在东交民巷傅作义总部下榻之后，方驱车赶到傅作义处报告谈判经过。值得一记的是，聂荣臻请邓亲转毛泽东代林彪、罗荣桓写的那封最后通牒，由于这封信没有封口，邓宝珊迫切地看了，他“感觉措辞严厉，怕傅作义不一定受得了，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所以，他私自决定扣下，使傅作义在十七日晚上没有看到这封最后通牒。

邓宝珊告辞离去不久，傅作义又接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报，略谓：你我相处多年，彼此相知甚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现只要求一事，即于十八日起派机至平，接运李文、石觉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时间，望念多年契好，务予协助，并希即复。

傅作义深知此举的分量：如果拒绝蒋介石的请求，一旦让蒋氏在北平城内的嫡系将领获悉，一定会发生兵变，引起想象不到的麻烦；如果遵从蒋介石的旨意去办，又何颜向中共交代？一旦中共获悉真情，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他几经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他首先令秘书拟出“遵照办理”的复电之后，遂又叫来了亲信王克俊，请王代为出主意。

王克俊当然清楚傅作义的难言之苦，遂“在傅作义的大办公桌上取了一张便条，起草了一个致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告知蒋介石电报的内容，希望围城部队的炮兵，能够阻止飞机着陆”。王克俊双手把电文交给傅作义，说道：“这是一个两全之策，您看可行吧？”

傅作义看了这份电稿十分满意，因道出了他要做而又不能亲自做的事情。一向为人谨慎的傅作义没有马上表态，沉吟片时，又小心地说：“为了保密起见，还是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峰，请他转给林、罗、聂三位将军吧！”

王克俊改了电稿的上下款后，傅作义又看了看，笑了笑，挥了挥手，表示可以发了。

一月十八日，南京派的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北平城外的解放军炮兵，瞄准天坛的方向开炮，使飞机不能着陆。就这样，蒋介石空运嫡系部队将领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或许一月十七日是个多灾多难的日子。傅作义送走谈判归来的邓宝珊，欲要独自思索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法的时候，城内突然传出密集的枪声。傅作义为防不测，当即命令亲信卫队待命防卫，狙击敢于闯入中南海的任何部队；接着，他又下令有关部门查问火并事件的缘起。虽然他表面上做出不为所动的样子，但他内心最为担忧的是发生所谓的兵变……

傅作义名义上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可听命于他的部队却是少数。待到他的嫡系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歼灭之后，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就更是占了部队的绝大多数。天津解放之后，拱卫北平城防的只有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三个师，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就有李文、石觉等所统率的十几万人。漫说时下是历史转弯的关键时期，就是平常日子，蒋氏的“中央军”与傅氏的部队也经常发生火并事件。近来，傅作义和中共举行所谓的秘密谈判，可对所有高级将领而言，却早已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为此，驻守北平的“中央军”的中高级军官为既得利益，时常借故挑唆自己的部属，在北平城里开枪滋事。但是，从没有像十七日夜里闹得这样凶，俨然就像是发生了兵变一样。果真兵变，傅作义认为自己不好向中共交代是小事，如果因此而在北平城内演变成一场战争，他就真的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就在这时，如芒在背的傅作义收到了依然留在通县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周北峰的急电，大意谓：北平骤起枪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首长对此十分关心，如傅将军需要增援的话，请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准备开入一个纵队，由傅将军指挥。傅作义读后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大有患难见人心的感觉！但是，他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十分清楚：在未弄清事态之前就呼救太失身份了！所以他收好这份急电，静候火并的结果。

十八日凌晨，城内的枪声逐渐稀疏，直到完全停止。很快有关人士报告：突起的枪声是蒋氏部队有意滋事而为，现已平息。到这时，傅作义才长长地出了口气，并给周北峰发了这则复电。略谓：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住城内的治安，请放心。

古都终于迎来了十八日黎明！据中共入城的代表苏静回忆，就在这天，傅作义将军会见了他，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和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天，傅作义见到了邓宝珊与中共达成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他当即指示：你们一起具体商议一个可行的办法，尽快把这份初步协议正式化。接着，傅方代表与中共代表苏静一起拟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实施方案，协议共有十四项，条文如下：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至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掠扰。

(十四)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对外没有公开)。

傅作义看了上述的条文之后，当即表示签字。接着，他又循其常规，亲拟了一份起义通电。但是，当他再重新读罢这份起义通电之后，遂又禁不住地黯然自问：“毛泽东读后有何感想呢？……”

六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认为只要掷下总攻天津这颗棋子，平津战役就结束了采用军事解决的阶段。与此同时，当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制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和平解放北平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换言之，在他看来，傅作义发出起义通电，只不过是傅氏自应按着他预定的路数走出的一步棋，或曰是在所料中事，因此，他绝不会有意外惊喜的感想。事实上，从他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他考虑的战略重点就又转向其他方面去了！

随着天津和北平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了！毛泽东作为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主席，他不能不考虑很快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以及内政、外交格局的构成。

说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格局，毛泽东很自然地会想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业已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来，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就要发生急转弯的时候，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和本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它又不得不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态，希望遏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美国也非常清楚，连南京国民政府的总统蒋介石都不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若想改变毛泽东的政治信仰谈何容易！为此，就在辽沈战役解放沈阳的当天——十一月一日成立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美国政府决定向毛泽东放一枚试探性的气球：把美国驻沈阳原总领事馆当做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外事机构的一种尝试。为此，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发来一份密电，略谓：要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的商业利益，以非正式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中共沈阳当局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

瓦尔德不仅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而且也是一位中国通。他深知蒋介石自东北败退关内之后，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的驻沈阳的总领事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如果他再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与中共打交道，这是违犯外交纪律的，弄不好，就会干出难以收场的事来。同时，他清楚外交官的授权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美国政府之命是从。为此，他只好硬着头皮拜会中共沈阳分管外事的负责人，主动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使新解放的沈阳与美国发生实质性的外交关系。而这位沈阳市负责人无外交常识，竟然办出了超出权限的事来。军管会主任陈云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当即给予严厉的批评，并如实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对此，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在自己院中那盘石磨旁边进行了研究。首先，毛泽东批评道：“这个同志，完全丧失了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从全球外交格局出发——自然也考虑到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发生的微妙变化，策略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待不下了。”

毛泽东完全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他想到我们的很多同志没有外交经验，遂又果断地说道，“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是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地位的，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代表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

或许美国外交官在中国横行霸道成性惯了，这个瓦尔德不服从沈阳军管会的管制，依然在我军政人员面前大耍所谓威风，当毛泽东收到东北局的有关报告之后，他被帝国主义者的强权行为激怒了，遂对周恩来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他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他什么权利管我们什么事？

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做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等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总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收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国领事馆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接到中央命令，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旧总领事馆的电台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近代美国外交史上，所在国敢于查封美国派出的外事机关的电台尚属首例，难怪瓦尔德气得哇哇大叫。他一方面向我沈阳军管会提出所谓抗议，另一方面报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撤离沈阳。

美国从所谓“全球战略”考虑，认为很有必要打开与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新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另外，即使无法达到上述目的，也应利用沈阳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获取未来新中国和苏联对抗美国的核心情报。为此，美国政府不仅不批准瓦尔德自沈阳撤离，相反要他遵照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立即起用美国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等，以沈阳为基地，利用一切关系，在我东北境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

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前后，我情报机关又侦知了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一月十一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通报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变化后的立场：英国在中国最好的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为此，英国政府已命令驻沈阳、北平、天津等地的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并决定“承认中共为它所控制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法律上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看了这份情报之后，对周恩来说道：“英国和美国在外交方面相比，前者是狐狸，后者是恶狼。但是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在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周恩来愤然地说道。

无独有偶，李克农又前来报告：我情报部门初步侦破了美国驻沈阳旧领事馆的特务活动。对此，毛泽东指示李克农：调情报战线上的名将陈龙赶赴沈阳，亲自处理这件涉外特务案件。至于何时挖出这些特务，要听从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毛泽东想到天津、北平解放在即，就说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用不了多少时间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像这类外交事件会层出不穷的。因此，他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啊，看来你必须尽快代表党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天津、北平和谈等活动的同时，于傅作义审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当天——一月十九日，亲自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外交法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当天，毛泽东阅后又进行修改，并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两项：

(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讲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翌日——一月二十日，由于刚刚解放的天津又发生涉外事件，毛泽东再次致电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再次重申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基石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不仅是为新中国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为国际大背景所必需的。另外，毛泽东虽说从理论上多次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性质，但如何着手确立新中国大厦的蓝图，在他的心中还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他在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东渡黄河之后，就决心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看，与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斯大林进行晤谈，除去了解昔日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功过，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内政建设经验的同时，确定中、苏结盟的外交格局。由于斯大林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心是：发起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线上的决战，故不赞成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在此时此刻访问苏联。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看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实质上就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进行战略决战的结束。因此，毛泽东在借撰写新年献词——并向全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前后，他再次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访问苏联。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文：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去。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上述这则电文的时候，正是他一方面关注天津战役的进展，另一方面又要指导北平和谈的进行，因此，他没有当即给斯大林回电。接着，十五日解放天津，十七日又获悉北平方面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这时，毛泽东在征求了中央书记处另外四位书记的意见之后，遂于十八日给斯大林复电：

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拟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在毛泽东平定天下的棋盘上，他除去思量确定与美国、苏联上述的外交格局而外，他还在筹划内政大计的时候同时走着两步大棋：一是通过军事手段或和平手段，逐步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再是高举党的统一战线大旗，把一切反蒋的力量争取到人民的一边，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设一个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新中国。

世人皆知，毛泽东一生倡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同时他还笃信若要打垮“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对手——蒋介石，也非用军事手段方能完全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追随蒋介石的所有文官武将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在毛泽东看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敌人的营垒是一定要分化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当年曾赞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李济深将军很快猛醒，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站在人民一边积极反蒋；就说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吧，不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嘛！然而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夜，蒋介石阵营中还有哪些矛盾可利用呢？毛泽东第一个选择了桂系，其代表人物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诚如前文所述，蒋、桂之间不仅在历史上有一本解不开的恩怨账，而且时下美国人又在导演“以李代蒋”的闹剧，从而又加剧了蒋、桂之间的矛盾。从现象上看，时下的蒋介石认为，只要美国人给钱、给武器，甚至在关键的时刻出兵，与毛泽东在战场上是可以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失去江北半壁江山，起码也可以做到划江而治，待机卷土重来。但是，蒋氏妄想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目的的做法，是有悖于美国人的意愿的；如今的李宗仁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了，其责任盖由蒋介石独裁、专断而起。因此，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蒋介石必须下台，由他李宗仁出面议和。世人都清楚，李氏的这些想法，是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然而世人又皆知，李宗仁议和的目的不是向人民缴械，而是在中国首先造成一个划江分治的政治格局，然后再利用美国人的支持，由桂系代蒋重新统一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桂是殊途同归的。

对此，毛泽东更是了如指掌。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蒋、桂在权力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对抗，那就有可能因势利导，通过军事与和平的不同手段，在加剧蒋、桂矛盾的同时，让人民更加看清蒋、桂双方反人民的真面目。另外，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桂系李宗仁也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傅作义。为此，毛泽东不仅在军事上造成兵临城下的大势，而且在舆论方面又揭又批，同时还通过秘密战线上的同志对桂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如果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是公开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进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目的的话，那么周恩来、李克农于当天——一月十四日致电潘汉年、吴克坚的指示：“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意在揭穿美、蒋的和平阴谋，望把这个声明印发各方，注意收集反映意见。”同时电文指出了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重心，就是明确地向秘密战线交代了具体的任务。不久，潘汉年自香港发来请示做桂系工作方针的电文，毛泽东当即代替周恩来、李克农起草了复电，请潘以下列各点答复桂系的智囊黄绍竑：

(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由此，我党对桂系展开了全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孤立蒋介石集团，增加革命阵营的力量，又把工作重点移向各民主党派。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声明的同时，又同朱德、周恩来复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复电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对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了确保宋庆龄安全北上，周恩来于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潘汉年、刘晓电：“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相继致电两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陈嘉庚，在颂扬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之后，极其盼望他们归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正当毛泽东按照预定的步骤进行方方面面的工作的时候，周恩来于一月二十一日高兴地向他报告：“主席，蒋介石于今天真的下野了！”

毛泽东微微地笑了笑，淡然地说：“这是早在所料之事，只是蒋某人有意在今天下野罢了！”

蒋介石为什么选在这天下野呢？容笔者补述如下史实：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由于桂系白崇禧急于抢班夺权，迭电催逼蒋氏早日下野，使得蒋氏反而深居简出，不再轻言下野了！对此，司徒雷登大使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称“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恶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进而又指出：蒋氏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为了迫使蒋介石早日下野，遂由美国挑头，桂系响应，在中外形成了一致的舆论：蒋介石恋栈不去，中国问题终无解决。

蒋介石为缓和这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自然也是为了打探桂系李宗仁的真实态度，遂派出亲信张群和吴忠信访李宗仁，希望找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办法。

诚如时人所云：由于李宗仁在逼宫入围中所采取的策略是“引而不发——跃入也”，他对蒋氏的两位说客说了这样一段话：“蒋先生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要知道，当今的局势非十六年蒋先生第一次下野时可比，依我看，就是蒋先生下野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张群和吴忠信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打道回府，向蒋氏复命。蒋介石听后有些茫然，一时弄不清桂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蒋氏看来，武汉的白崇禧是唱黑脸的，明目张胆地以实力相逼；南京的李宗仁是唱白脸的，公然拒绝继位上台。他为了摸清李宗仁的底牌，遂决定请李宗仁到“总统府”谈话。对此，李宗仁做了记述：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接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李宗仁坚辞不就“总统”是假的，蒋介石称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更是骗人的。由此不仅可以说明什么叫资产阶级的政治，同时也可看出蒋、李两个大政客的真实嘴脸。

蒋介石何时才下定决心下野的呢？他在获悉杜聿明部被华野歼灭的当天清晨，方在如下这则日记中吐露了真情：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尤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十二日，为逼蒋介石尽快下野，美国驻华大使馆把政府的意见正式通知吴铁城：“在当前情势下，由美国政府出作调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同时，苏、英、法各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听后凉了半截，大有墙倒众人推的感觉！

十五日，天津失守。到这时，蒋介石真的认为自己到了考虑“引退”的时候了，遂命令已先期回到溪口的蒋经国，加紧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自己“退居幕后”预作准备。

十八日，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任命了一批文臣武将，又于十九日下午四点，约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谈话，蒋氏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了的，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这些与会者谁也不愿做出头鸟，故半天没人说话。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问，唯有吴铁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不必了！”蒋介石猝然火冒三丈，愤然地说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与会者一见蒋介石大发雷霆的样子，就更无人再说些什么。蒋介石自知无趣地说：

“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蒋介石决计下野了！但是，诚如史家所评述的那样，他就像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决不会放弃报复政敌的一切机会的。为此，他在下野的日子上又做起了文章：“他把下野的日子选在杜鲁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日子。蒋的用意是清楚的，我的下野不单单是被桂系逼宫造成的，而且也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功劳’。”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蒋介石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是：“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相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据史记载：蒋介石讲话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对某些兔死狐悲的与会者有着不小的感染力。“他说话时，众人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张道藩等竟然大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悲痛。”这时，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听后异常感动，但是，他自知已经大势所趋，无力回天，故低沉地答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

全场愕然无声。蒋介石信手取出一纸，对身旁的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

对此，实出李宗仁所料，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一定会问个为什么，甚至还要亲自审视一遍蒋介石代他草拟的文告。可是他呢？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至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字。”更为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即起身宣布散会，李宗仁却憨厚地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李宗仁当众讨了个没趣。

这时，还有一位美髯飘逸的于右任依然喊着“总统！总统！”的，希望业已下野的蒋介石留步，听他说完这样一段话：“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听后只把手往后一摆，说了一句“你找德邻去办！”遂加快步子离去。

蒋介石的行踪一向是保密的，更何况此次回故里是刚刚下野呢！因此，他离开会场，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向杭州。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厚道”的李宗仁于下午按时赶到明故宫机场为蒋氏送行，自然是白跑一趟。虽说李氏的心里感到不是个滋味，可他再一思忖，他才真的相信蒋介石是下野了！同时，当他想到自己已经取代了蒋介石总统地位的那一瞬间，他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突然向他袭来。为此，他于茫然之中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的对手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呢？我又将如何收拾南京这盘残棋呢？……”

七

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利用蒋介石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惨败，终于达到了“取蒋自代”的目的。但是，他并没有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依然清醒地知道：在野之身的蒋介石依然是他在南京的主要对手！

李宗仁并不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然而，他从混迹政坛多年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屡屡失败的教训中感悟出了这样一条规律：政坛上角逐的胜利者只是暂时的，因为从他登上政坛宝座始，立即又变成了新的挑战者进攻的对象。其中，失败者往往会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由于李宗仁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所以他这个“胜利者”明白：蒋介石下野并不是败在他们桂系逼宫之下，而是败在失掉了民心，失掉了美援，在和共产党进行的军事决战中输了个精光，输了个无脸见江东父老的必然下场。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蒋氏集团残存的实力还在，与桂系相较，就像是一句俗话形容的那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者，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文韬武略方面相较，其优势在蒋而不在李。所以李宗仁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上台后的主要对手和政敌，依然是业已下野的蒋介石。接着，他又必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某人将如何利用在野之身，再次达到他以退为进的目的呢？”

李宗仁积三十年的从政经验，他还认识到这样一条规律：古今中外的所谓政治家，都是一些能指出对手在政绩上失误的高手，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能够建树政绩的治国之才。为此，他认为自己指责蒋介石失误的时代结束了，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从政治上取代了蒋介石，而且也要承受蒋介石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失策所遗留下来的债务。换言之，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能在这危厄的政局中，改变这负债累累的国家的地位和形象吗？”

从某种意义说，以登上九五之尊为目标的政治家，往往又是最为现实的俗人。这是因为他们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可以神吹海侃所谓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当他们一旦就要沦为一代王朝后主的时候，要么和自己的心上人壮烈赴死，演出一幕《霸王别姬》；要么独自低吟：“无言独上西楼……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简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时下的李宗仁，就是这样一位最现实的俗人。请看他的自我解剖：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虽然登上了代“总统”的宝座，可他依然没有找到当“总统”那特有的感觉。举例说：李宗仁刚刚从明故宫机场折回官邸，张群就打来电话，像过去那样用通知的口吻告知：总裁行前留有一个文告，请你过目后发表。李宗仁听后不仅感到正常，而且还要亲往张群的官邸访晤。更为滑稽的是，张群竟欣然同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李宗仁尚没有当“总统”的感觉；二、说明李宗仁在“前朝老臣”的心目中的地位。接着，张群就像是传达“圣旨”的大太监，双手捧着蒋介石留下的下野文告，颇有几分傲气地交到了李宗仁的手里。而李宗仁呢？也仍然像过去拜读蒋介石的示谕那样，毕恭毕敬地捧读这份下野文告：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忠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唤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证，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据史记载，李宗仁读罢深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李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所以李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介石在离职之前一再要李宗仁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出于法律的原因，李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二十一日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李宗仁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又郑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牌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听后表示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很快得到业已到达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蒋氏的答复：“请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南京电台播发的蒋氏下野文告竟然一字未改。李氏震怒之余，遂又引发出了一场荒唐的争吵：不仅蒋、桂双方的人马披挂上阵，而且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卷了进来——他委派得意门生兼秘书傅泾波造访李宗仁，说了如下这段有史可查的话：“司徒雷登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在下午一个茶会中，由于有两个CC分子反对，忽然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深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

如史家所评：李宗仁虽然算不上大纵横家，而且在运用谋略方面也自知不如蒋介石，但是他作为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却十分懂得“审时度势”和“初战必胜”这两条原则。李认为：如果在“文告”这一仗上草草收场，蒋介石就会视他为阿斗，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一定会变成蒋氏手中的玩偶或政治道具；如借此煞一煞蒋氏的威风，他就有可能按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事。如何才能做到初战必胜呢？李氏认为要极大地利用对蒋氏不利的“时”和“势”。换言之，“时”下到了蒋介石必欲去之的时机，而“势”下也到了李宗仁必欲取之的形势。简而言之一句话：“他李宗仁不接任总统之职，他蒋某人就无法下台，愈加成为众矢之的。”

经过数度折冲，最后请出政坛耆宿、法律权威王宠惠出面解释法律条文，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文告中恢复本来面目。晚九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对此，太子蒋经国十分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李宗仁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挽回了面子，但当他再独自瞻念前途之时，又有着不寒而栗之感！接着，他又条件反射似的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将如何行使总统赋予的职权呢？蒋某人又会从什么地方与我作梗呢？……”

啊！没有当过皇帝的平民百姓，经常把当皇帝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然而平民百姓哪里会晓得，业已登上九五之尊的历代皇帝，尤其是末代皇帝或败亡的君主，也必会想到脱去身上的龙袍，做一个普通的庶民更好。这就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而李宗仁呢，却是一位自己争来的，而且还有几分自信能扭转乾坤的末代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悲剧是自己争来的。换言之，他这位末代总统的苦恼也是自己争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李宗仁现象：为了名分，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登上明知待不长的九五之尊！

李宗仁很快找到了应有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然而从何做起呢？多年之后，他写道：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李宗仁积多年政坛经验深知：一个为蒋介石所挑选和效力的内阁，是不可能听任他的指挥，更不会操办上述三件大事的。为此，他决定准许孙科内阁总辞职。但是，当他挑选忠诚于自己的内阁成员的时候，方才发现在桂系之中竟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换言之，他还必须从蒋氏集团中进行筛选。恰在这时，有小诸葛之称谓的白崇禧向他荐贤：由张治中出面组阁。李宗仁认为张治中不仅和中共要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源远流长的私谊，而且与蒋介石的交情也非常人所比。在李氏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张氏明确表示蒋介石下野，力主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挽国难于既倒。因此，他认同了张治中组阁的方案。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张治中“审时度势，纵观全局，深感无能为力。再加上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遂谢绝了李宗仁的好意”。同时，张氏作为国民党中主和派的领袖人物，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或为人的道义，又向李宗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最好把孙夫人(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和谈。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如史评述：张治中的建议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是李宗仁和李济深在历史上就有矛盾，再就二李和白崇禧的三角关系而言，“白向来是尊崇李济深的，对李宗仁则常怀鄙视的态度。李宗仁则由于个人的地位关系，怕失掉他在桂系中的领袖地位，常忌克李济深”。再是“宋庆龄和李济深固然未必肯甘居李宗仁之下，为其所用，李宗仁亦不见得乐意让宋、李出山；更何况当时局势靡乱，宋、李怎肯被李宗仁拉下水”。另外，李济深已经由香港北上，不可能再回到南京来。因此，李宗仁只好作罢。

然而谁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呢？桂系在南京的核心人物进行了私下的议论，鉴于何应钦与黄埔系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曾与桂系联合演出第一次逼蒋下野，多数人瞩目何氏组阁，执掌行政院。但事关重大，不可能一议而就，是夜没有作出结论。

但是，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翌日——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新华社播发了一篇新闻稿《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震撼了他的心灵：“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对此，李宗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是谁向中共透露了何应钦组阁的消息呢？……”

结论是清楚的：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乃至于在南京的桂系核心成员中有共产党人。

另外，李宗仁用心品味这篇新闻稿中的上述几句话，感到似在向他发出一种信号：希望他与何应钦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重开国共和谈；再者，当他再用心审视新闻稿中的这段重要的话语之后，他于冥冥之中感到是出于毛泽东之手。果如斯，他认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的确要比蒋介石厉害多了！因为毛泽东不仅是驾驶当代中共战舰的舵手，而且还在他李宗仁的船上安插了中共的帮手——并于悄然之中改变他李宗仁战船的航向——试图按照毛的旨意前进。他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把注意点移到新对手毛泽东的身上，使他不得不重新翻阅各种媒体报道的新闻，看一看在他上台的前后毛泽东做了哪些文章？……一月二十一日，随着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不胫走向中外，在中共毛泽东的感召下，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件。声明略谓：“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义正辞严，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次日，留居上海养疴的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民盟同人，一贯的主张是民主、和平、统一、团结”。李宗仁十分清楚，民盟是当今中国第三大党，积纳了一大批拥赞民主、反对独裁的精英之士。他们完全地倒向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对残阳夕照的南京政府是最猛烈的一击！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毛泽东适时地运用强大政策的攻心，迫使傅作义将军在危厄局势之下向中外宣布：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自本日起，按照双方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此举与“徐蚌会战”中拒不缴械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对比，对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官兵而言，是一帖最大的精神涣散剂！

同日晚，傅作义将军在北平怀仁堂召集在平国防部保密局各单位头目会议，向在座的大小特务们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这等于给国民党的特务指出了一条出路，无疑对离间、涣散国民党的各级特务机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令李宗仁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傅作义已经与中共商妥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在二十二日《平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不含协议中第十四条)，中共为什么还要公布被时人称之为最后的通牒——毛泽东致傅作义书？当认真地研究了这件最后通牒之后，他又感到字字句句是说给他李宗仁听的，心里感到是那样的不是滋味！

依然是一月二十二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支持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条件，揭露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宣言略谓：“中国的永久的和平必须建筑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上面，这是一点也没有可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

还是在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相继秘密到达解放区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李德全、朱学范等五十五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对此，李宗仁只有摇首叹曰：“完了！时下中国有影响的志士仁人，全都被毛泽东拉过去了……”

李宗仁不忍再去翻阅这类消息，独自一人驻步窗前眺望夜空，不时地轻轻叹气，似乎是在黯然自语：“咳！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稍许冷静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是何等的强大——且比蒋介石这个老政敌难对付一百倍，他也必须要很不情愿地与之打交道——重开国共和谈。同时，他也明白如若确保和谈顺利的开始，必须通过秘密的渠道和中共接上关系，进而了解毛泽东有关重开和谈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又禁不住地自问：“派谁秘密潜往北平完成此任务呢？……”

诚如史家所云：也可能是天意所允吧，恰在这时，白崇禧自武汉打来长途电话：桂系黄启汉自香港安抵武汉，有要事面告李宗仁，将于今日——二十二日下午乘飞机飞抵南京，详情面告。

黄启汉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深得白的信任。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立法院的选举中，李宗仁和白崇禧还为黄争得一个立法委员的位置。白崇禧向来主张狡兔三窟的，他为了在经济上给桂系的失败找一条后路，遂派能干的黄启汉赴香港搞对外贸易。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很严，再加之法币以及新发行的金圆券暴跌不止，致使黄启汉的一些设想泡汤。但是，他在香港期间与国民党元老——新成立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时相过从，受益匪浅，尤其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对桂系下一步的行动有了新的认识，对黄后半生的正确选择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李济深决定动身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前夕，以长者的身份对黄启汉说：“我曾写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到复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否？你可不可以代我给白崇禧送一信，争取他起义。”

黄启汉听后很是高兴，立即答应去试一试。接着，他带上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的信北上武汉，于一月十九日将信交到白崇禧的手里，并转达了李济深如下这段语重心长的话：“任公(即李济深)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了……”

这时，白崇禧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借用中共的力量逼蒋下野。他听了黄启汉的报告之后，原本想派黄偕李书城老先生北上信阳去和中共接头。一夜醒来，蒋介石通电下野了！当白崇禧想到李济深已经到达解放区后，遂又对黄说道：“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那就不必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可以从南京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更快地同共产党联系。”

就这样，黄启汉由武汉飞抵南京，说明来意之后，受到李宗仁的欢迎。

也许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话了！这时李宗仁也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于抗日战争中跟着他当参议的刘仲华先生。由于刘氏一生经历传奇，为革命作出许多贡献，且与日后的和谈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容笔者简介如下：

刘仲华于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山西崞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早年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于一九二三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委派到西北军工作，并陪同鹿钟麟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一直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仲华奉命到上海，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在军委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中央局机关大部破坏，军委与中央局合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刘仲华负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仲华奉命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促使李宗仁在一定时期接受了我党抗日政治纲领。他也因此与李宗仁结下了不错的私谊，经常坦然交谈时局。

时下，李宗仁欲要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刘仲华。也就是在黄启汉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李宗仁约黄、刘二人在他的房间谈话。李氏在纵谈了目前所谓国家大势之后，遂又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

说到李宗仁派遣黄启汉、刘仲华赴北平的任务，事后黄启汉作了回忆：

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还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相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邨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表示傅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

李宗仁在秘密派遣黄启汉、刘仲华飞赴北平的同时，还公开电邀所谓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示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说到和谈，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这样的现实：此次吁请重开国共和谈，虽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谈的主动权是操在胜者共产党人的手里。换言之，无论他如何表白对和谈心诚意坚，共产党人在未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会休兵罢战和败者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和谈的。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清楚这些人不但是举足轻重的贤者，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久远的交往，有的还私谊笃深。如果能让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动作，这也不失之为一条捷径。请谁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游说这些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学新闻，与于右任在日本办《神州日报》的时候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之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出任秘书长，从此和蒋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但与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解放战争期间，他公开反对打内战；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他拒绝参加选举；在蒋介石下野前后，他又为国共重开和谈积极奔走。为此虽遭蒋介石嫉恨，但热爱和平的民主人士却赞誉他为“和平老人”。李宗仁认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持，不但有利于重开和谈，而且还能把这些社会贤达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他向黄启汉、刘仲华交代完北上的任务之后，遂又约见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对李宗仁能否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存疑；他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拥共，只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危险日子。当他听说李宗仁请他出任首席和谈代表后，他认为这是结束两面人生的极好机会，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还是对专访者说：“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的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之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为代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要我作首席代表，则无论我的才干和精力，都是担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孙院长请辞。”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说上述这段话的苦衷，见面后，仅仅提出请他和甘介侯赴上海，吁请知名的民主人士为和谈有所赞助。对此，邵力子当即说：“为和谈大事，我愿积极奔走。明天，我就赶赴上海，挨门挨户拜访，求其早日完成付托。”

李宗仁听后深为感动，遂对邵氏表示真诚的感谢。然而，他为了向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别于蒋介石的表示，又以代“总统”的名义饬行政院实行如下七项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总”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建总队”，归国防部另行安排；

(四)释放政治犯(含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

(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签发七项和平措施之后，认为自己为重开国共和谈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种良心的平衡感。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认为自己所倡行的和谈，是败者向胜者主动言和，因此，他又底气不足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我主动求和的呢？……”

八

毛泽东对待李宗仁的态度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巧妙地利用蒋、桂这一组矛盾，运用打、拉相结合的策略，在分化、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同时，尽力化解作为敌对势力的桂系集团。对于李宗仁上台后倡行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在《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一文中就明示了方针：“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唯有如此，李宗仁才能“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因此，毛泽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上述不变的方针应付万变的李宗仁的。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获悉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的消息之后，在他向周恩来、李克农等了解了黄、刘两人的真实身份之后，遂立即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对于李宗仁提出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再次重申和谈的方针是：“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说到“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对于李宗仁任命的所谓五人和谈代表，毛泽东以严厉的口吻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借此，又昭示李宗仁等：“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绝不止四十三人。”

接着，毛泽东收到了叶剑英等在北平会见黄启汉，刘仲华的报告。据黄启汉事后的回忆，由于在“抗战时期，我在武汉、重庆各地多次见过叶剑英同志，这次被接见更使我感到亲切，喜出望外”。双方晤谈的内容略谓：

我首先向叶剑英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我虽然是李宗仁派来的，但我还是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接着，我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我讲过的话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交给了他。

翌日，叶剑英在颐和园设午宴款待黄、刘两位，并于饭后作了重要指示。叶剑英在追述了国共两党关系，尤其是自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责任之后，又很动感情地讲了这番话：“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全、彻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

毛泽东对于已经任命为北平市长的叶剑英的讲话是满意的。当他听说黄启汉明确表态：“不论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意思，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说不定和谈一开，还会演出一些精彩的戏剧来。”

在场的周恩来是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寓意的。但是，他更清楚未来的和谈是绝不会顺利的。因此，他也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了一句笑话：“万一和谈破裂，我军陈兵长江以北，毛主席也无需再派一位当代的蒋干过江盗书了。”

毛泽东听后大声地笑了，可是当他想到未来的“和”与“战”这两件大事之后，遂又严肃地说道：“恩来，从现在开始，军事战线和隐蔽战线要一齐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唯有如此，我们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步伐才能加快。”

但是，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时下急需要动的棋子还不是重开国共和谈。为了尽快实现未来“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的设想，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是放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上。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获悉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之后，立即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战。”

同日，毛泽东收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征询与傅作义会面的意见。他考虑到这次会面与改编敌军的全局关系，遂又审慎地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发去指示电：“(一)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会面时你们对傅作义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一月二十三日，致平津前线司令部电，明确指示“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但对办事处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由于平津前线司令部严格遵照毛泽东上述电文行事，确保了敌军在出城以及接受改编等过程中没有出大的事情。此举不仅起到了涣散各地守城敌军的作用，而且也为他日和平接收江南大中城市积累了经验。

随着敌军出城接受点编的同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入城接管北平、天津的防务和治安。为此，毛泽东又为平津前线司令部制定了如下入城法规：“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在讲明目前在北平、天津不要提“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等口号的道理后，又明确指出：

“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做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做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重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求，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毛泽东对于我军、我党由农村向城市开始过渡的时候，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啊！今天当我们再重新读上述这封很长的电文的时候，仍然会感到毛泽东在下笔处理城市问题的时候，他那只握着毛笔的大手显得是那样的沉重！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解决了北平、天津的问题之后，对绥远问题也作了明确的部署：“绥远方面我只有姚酷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毛泽东在北平、天津解放之后，为什么不立即派东北野战军或华北野战军出西口解决绥远问题呢？因为他在下一阶段的战略构想是：“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必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

说到解决太原问题，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同时走着两步大棋，那就是以北平方式争取和平解放，或以天津方式武力解决。为了减少人民不必要的牺牲，曾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彭真、叶剑英等同志发电文：

据悉，北平郭宗汾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二十二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以上六名为阎军师长)等之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之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毛泽东对阎锡山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决不把牌全部压在和平解放太原上。也就是在发上面那封电报的同日，他又下达了解决太原兵力部署的电文：

(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二)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待林(彪)、罗(荣桓)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到这时，毛泽东才从瞬息万变的平津战役中解脱出来。但是，当想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之后，他仍忍不住兴奋的心情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卫士长阎长林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打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最清楚平津战役能取得这样的结局，是毛泽东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因此，他有些心疼地说：“主席，这些日子您很少睡觉，昨晚又紧张工作了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不！”毛泽东摆了摆手，“走，我们到李家庄去看符定一先生去。”

符定一，字宇澄，又字梅庵，湖南衡山人。他于一八七七年生于一个满门书香的世家。幼年入私塾，饱学五经四书，较为全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转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在这期间，他逐步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毕业后任资政院秘书。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高级中学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堪称湖南近代开一代先河的大教育家。一九一二年，也就是他在长沙创立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并任校长的时候，年方十九岁的毛泽东从韶山来到长沙应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

符定一深知清末民初社会的黑暗，最担心在他主持的学校中有“关系生”考入。因此，他不仅严格考场纪律，而且还要亲自复审录取生的考卷。当他审阅了毛泽东的考卷之后，深为其闳中肆外、纵横捭阖的文风所感染，为此，他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毛泽东。然而当看见这位来自湘潭乡下、穿着土布衣服的考生时，他惊愕了，禁不住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他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吗？”虽说符定一也相信“相马识瘦、相士知贫”的古训，但他还是要亲自面试一次。为此，他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从容对答，常有惊人之语应对。这时，符定一打消了怀疑的念头。然而，他出于教育家那特有的伯乐之心，遂又当即取出纸、笔，又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挥而就。符定一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可待的文章赞叹不已。用他后来的话说，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符定一鼓励毛泽东学好古典文学、历史、伦理学等，启发毛泽东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他发现毛泽东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以后，又通过语文老师柳潜把一部珍藏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课外阅读。毛泽东在研读这部上自远古、下至明代——共计一百一十六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的过程中，不仅对这部大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还产生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更令符定一不解的是，毛泽东还决定由课堂读书转为自由读书、研究学问的念头。他不顾符定一及授课老师的劝阻毅然退学，进行自修。

符定一于一九一八年再次进京，出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等事，曾两度来到北京，并得到符定一老师的帮助。一九二五年，符定一回长沙省亲，在一位时任省府秘书长亲戚的家中看到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他当即说道：“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力保毛泽东出险。

抗战爆发之后，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湘兴办教育。在湘期间，因与共产党人有关系惨遭逮捕，在多方营救下方获得出狱。一九四六年初，符定一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之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团使用。同年六月，符定一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在女儿符德芳的陪同下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符定一回到北平之后，因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两次被捕，在叶剑英以及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下终于获得自由。一九四八年秋天，符定一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化装出城，来到河北西柏坡，再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后暂居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

不久，毛泽东亲自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北平的建议，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天津乃北平之门户，攻克天津后，北平则不攻自破，可获得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都，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造福不浅。”符的这一建议，受到党中央的极大重视。而毛泽东在制定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时候，无疑是吸取了老师符定一的建议。因此，当和平解放北平成为事实之后，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符定一。他一见符定一的面高兴地说：“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好奇地问道。

“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了，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们早已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毛泽东兴意很浓地说。

对此，符定一是料到了的。然而当他亲耳听了毛泽东的讲述之后，还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出人所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接着，他又说，“这都是毛主席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谦虚地说了一句“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接着，他又说，“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

符定一堪称是三朝元老，自清末的皇帝，到民初的袁世凯以及走马灯似的历届总统和总理，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大大小小的官僚政客真是见多了，有谁能这样礼贤下士、不忘政敌的历史功绩呢？因此，他依然啧啧称道：“我看还是毛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才能作出这样伟大的奇迹。”

对此，毛泽东依然是以摇头代答。他为了转移这样称颂他的话题，有意说道：“你们在城市里呆惯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

说到北平，符定一的脸上就流露出不悦的表情。毛泽东遂又把话题一转，说道：“先生这次回北平一定会愉快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了，你和他很熟，不要很长时间，我们都要去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符定一听后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说道：“这就好了，回到北平就没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

“现在好了！这次你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毛泽东说罢就像是条件反射似的打起了哈欠，遂歉意地说道，“好，我不待了，我也该回去睡觉了！”

符定一听后愕然。阎长林急忙插话：“主席为解决北平问题，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符定一听后感动不已，想到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挤出时间来看他时，情不由己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滚动欲出的泪水终于淌了出来。接着，他又分外激动地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

“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又说道，“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座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

俗话说得好：多事之秋毋宁日。毛泽东自李家庄回到西柏坡以后，他刚刚迈进住处的门槛，就习惯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办公桌，发现桌面上又新摆了一摞中央各机关报来待批的文件，以及由全国各地发来的请示商决各种问题的电文。这些文件与电报就像是最好的驱困神药，使得毛泽东为之精神一振，下意识地走到桌前，尚未落座，就伸手拿起一份电文，是华东局、华中工委报来的一件涉外事件。他匆忙阅毕，顿感问题严重，为了使各解放区的同志不犯同样的错误，并起到一儆效尤的作用，遂提笔起草了回电：

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有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域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从战争非常时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最可恨的有两种人：一是怀有敌对情感的中外记者借题发挥，搬弄是非，进而达到造谣中伤的目的；再一种是打入人民内部的形形色色的特务，他们不仅刺探我方的情报为敌所用，而且有时还要对各级领导人进行暗杀。然而随着国情大势的发展，长年在农村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要或者已经取代国民党成为大中城市的主人，对待上述两类人，尤其是遗留或潜伏在城市中的大小特务，遂成了一大新的课题。为此，毛泽东要有关部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稿。他起草完上述电文之后，又在审阅这份中央文件上加写了三段话：

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

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

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我们从毛泽东起草的上述一则电文和加写的三段话的内容，再引申到他为指挥三大战役而起草的数以千计的电报，乃至挤时间拜访恩师符定一等事来看，是一定能明了“事无巨细、日理万机”这八个字的分量了吧！

但是，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毛泽东依然没有上床睡觉，他又继续审阅摆在桌上的有关的电文和材料。

最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他“获悉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欢迎会，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李德全、郭沫若等三十四人。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致词欢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任委员谭平山、中国妇女联谊会主席李德全等二十人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一致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从这则消息中不仅看到了人心向背决胜负的规律，而且似乎也预感到了不久的明天，共产党人和他们齐聚北平的欢腾情景。自然，他由此也想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在北平诞生了！

最使毛泽东生气的消息是，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下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于同一天——二十六日遵承蒋介石的旨意，在上海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这在毛泽东看来，无疑是向战败国投降、讨好的汉奸行为！为此，他把这则消息重重地掷在了桌面上，自言自语地说道：“岂有此理！……”

正当毛泽东愤然发怒之际，秘书又送来了一份材料：国民党政府发言人于一月二十六日评中共发言人——毛泽东于二十五日的谈话，以所谓“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和谈”为其假和平解释。且指责中共方面“不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委诸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拖延战祸”。毛泽东阅后冷然一笑，随手将这份材料掷在了桌面上。

这时，报晓的雄鸡开始鸣唱，欢迎新一天的到来。但是毛泽东依然沉浸在蒋介石无罪释放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这件大事上。他越想越气，最后又提笔展纸，挥毫写下大字标题：《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天已经大亮了，毛泽东依然坐在桌前挥毫疾书。待到朝暾的金辉洒满大地的时候，秘书又送来了一份急电：“主席，南京的李宗仁给你发来一封信。”

毛泽东感到新奇，遂放下尚未写完的雄文，又认真地读起了李宗仁写来的信件：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时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计均已早邀亮督。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残，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不能谓之为和谈。……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招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遂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而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毛泽东读罢李宗仁这封败者求和的来信之后，内心涌动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潮！但是，当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再次射向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的材料之后，他又禁不住地慨然自语：“李宗仁和蒋介石到底在演出一幕什么样的戏剧？……”

九

李宗仁上台的旗帜是重开和谈。换句话说，他上台后唯有高举和谈的大旗，才能获得后台老板美国人的支持，并进而抗衡业已下台的蒋介石。

但是，视权如命的蒋介石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诚如前文所述，蒋氏在宣布下野之前，已经从经济、军事、人事诸方面安排好了以退为进、准备复出的条件。再者，蒋介石此次宣布下野系暂时引退，是和李宗仁玩了一个花招。对此，蒋氏的宣传工具董显光事后给予了破密：“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蒋总统已放弃其总统职权。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他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亦非长久退职。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国民党历来是以党为核心，党权至高无上。蒋介石即使不再继续担任总统，依据党章，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执行的政策和措施，仍然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委审议，最后交由党的总裁蒋介石核准。从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的“总统”是个牌位，国民党的总裁才是握有实权的主宰者。对此，李宗仁是估计不足的。

另外，蒋介石为了做到“以党控政”——以溪口为中心指挥南京，他预先派蒋经国等返回溪口，架设天线，布置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另外，蒋氏虽然回到了故里溪口，但他那多如牛毛的耳目依然留在南京，从四面八方紧紧地包围着李宗仁。李的一举一动，乃至于有哪些人进出李氏的傅厚岗官邸，远在溪口的蒋氏都了如指掌。再者，李宗仁原系行伍出身，在政坛，尤其是在国民党的上层是没有什么根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业已出任代“总统”的职位，可他的班底却是全盘接受了蒋介石的人马，这不仅可以掣肘李宗仁重开和谈，而且李氏的所有行为都在蒋氏的掌握之中。对此，李宗仁事前是不曾估计到的。举例说：

蒋介石通电下野之后，孙科例行向代“总统”李宗仁请辞行政院院长之职。当时，李氏慰言相留，孙氏很自然地通过电话向坐镇溪口的蒋介石报告，在获得蒋氏的恩准之后，孙氏继续执掌行政院。但是，事过一天，李宗仁又恳切地商请张治中组阁，被张婉拒，这消息又很快通过电话传到在溪口的蒋氏的耳朵里。蒋氏一方面肯定张的答复，另一方面蒋氏认为可以借此挑起孙科和李宗仁的矛盾，遂把李氏商请张治中组阁的消息通报给孙科，这就引起了孙对李嫉恨。结果，孙科这位行政院院长就很自然地听命于蒋，而拒于李。由此又引起了“总统”府和行政院之间的“府院之争”。当李宗仁把上任后的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送抵行政院后，他们表面上都接受，仅仅是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实出李宗仁所料的是，行政院的发言人竟然背着他这位新上任的代“总统”，公然作出声明：“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成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李宗仁毕竟不是一位政治大家，他仅仅看到“府院之争”是他与孙科当年竞选副“总统”矛盾的继续，没有想到“府院之争”的后边，还有蒋介石“以党控政”在作祟。因此，他天真地认为：行政院是“总统”的办事机构，如果孙科想遏制自己推行重开国共和谈的主张，他就明令解散行政院。也许是这件事情刺激了李宗仁的自尊心，使得他在未征得党的总裁蒋介石的同意，也未和行政院院长孙科协商的情况下，遂于一月二十七日以个人的名义正式致电毛泽东。

对此，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是了如指掌的。为了借戳穿李宗仁假和谈之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一方面，由周恩来于翌日——二十八日起草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电：向尚在沪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说明，应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于一月二十二日声明所坚持的立场，“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同时，毛泽东阅后又在该电上有意加写了这段话：“望要刘仲容(与毛泽东有着很好的私谊)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于同日商请远在沈阳的李济深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指出“吾兄如真有和平诚意”，即全部接受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所提之八项条件，“方有和谈之可言”。

依然是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完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并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通告海内外。为了揭露蒋介石通敌卖国的罪行，指出“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进而号召“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同时指出“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为此，向李宗仁发出命令：“你们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

蒋介石为什么在下野之后决定释放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呢？据史家记评：一是蒋介石等当年在士官学校习武的学生，大多结识冈村宁次，因而对冈村宁次的判罪、量刑有着所谓卖国的人情尺度；再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冈村宁次曾以戴罪之身，为蒋介石打内战出谋划策，蒋氏为了报答这位战犯恩人是一定要开释的；最后，蒋氏为什么一定要选在下野之后释放冈村宁次呢？这是他有意给李宗仁出难题：不放吧，他这位代“总统”做不了主；放吧，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共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这样一来，李宗仁不仅会成为全国攻击的众矢之的，而且也等于为重开和谈垒起了一座无形的大墙。真是一石数鸟之举！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他在痛斥了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的罪行之后，强行命令李宗仁的南京政府“必须立即逮捕一批内战罪犯”，“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

正当毛泽东准备起草答复李宗仁有关和谈问题的时候，周恩来笑嘻嘻地走了进来，甚是高兴地说：“主席，斯大林派出的使者米高扬同志业已飞抵大连，很快就能到达西柏坡了！”

毛泽东听后是非常兴奋的。为此，他搁置了答复李宗仁的来信，遂又准备与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进行会谈这件大事。

米高扬时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他就选定米高扬作为自己的特使飞赴中国，听取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米高扬接受任务之后，由莫斯科乘飞机飞赴时为苏联租借基地的大连，然后再由大连直飞石家庄，由师哲等人陪同乘汽车驶往西柏坡。这天是一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为什么到这天才派特使来华呢？据师哲回忆，米高扬在向毛泽东说明来意的时候讲了如下这段话：

中国形势发展迅速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两党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大势，尤其是自马歇尔计划实施后东欧、西欧的紧张关系分析，就可以看出米高扬的中国之行，是斯大林在全球战略中走的一步很重要的大棋！

世人皆知，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舞台，是受着苏联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但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却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把中国革命从失败引向胜利的必然结果。自然，在长达二十八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斯大林给予的帮助是永志不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及其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也是清醒的；更为严重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又不为他们所理解。另外，苏共中央及其斯大林支持、信赖，甚至是强行拉上台的王明、博古等人把中国革命引向了绝路；相反，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排挤、打击的毛泽东，竟然获得全党、全军一致的拥护，并把中国革命从失败中引向了胜利。这笔用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斯大林所主宰的第三共产国际中，从未认真地作过历史结论。更为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也从未见过毛泽东。

据史记述，斯大林对于毛泽东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最典型的事例是，博古、李德等人相继由上海退入中央苏区，不仅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大权，而且还对毛泽东进行排挤、打击，那是得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的；再如王明等人的上台并窃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权，那就更是苏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的同志一手导演的戏剧。可以想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还是中国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等人，都不会在斯大林的面前说毛泽东的好话的。自然，这时的斯大林，起码共产国际分管中国革命的同志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片面的。好在世人皆知，检验中国革命孰是孰非的标准只有一个，是谁把中国革命引向灾难的深渊，又是谁把中国革命从灾难的深渊中引向胜利。历经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的实践，不仅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一条真理：按照王明等人的教条理论去做，中国革命就失败；跟着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去做，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而且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从这失败和胜利的比较中，一步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最后，他们不得不发出指示：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革命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革命的实践却是残酷的。在斯大林的一生之中，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发出过不少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指示——这些大都收录在各种有关的文集和著述中。但是，我们查遍他的全集，却从未看到他对自己发出的这些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指示，以及他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作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检讨。对此，除去说明斯大林是一位专注批评，很难作自我批评的大国领袖外，他实际上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存疑的。是否会像西方的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斯大林认为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红萝卜——外红内白？我们权且不在这部拙作中论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国际共运中的铁托事件的确给他留有极深的印象。直言之，他真的不希望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更不希望就要胜利的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无论是斯大林力主与德国签署的一些协议，还是要中国共产党派出不多的红军东进，全力牵制日本的北进政策，都是以苏联自身利益为转移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苏联的西边——东欧建立了七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拱卫着苏联的安全，同时还可以抗衡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欧国家；假如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华民国覆灭之后，能够重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无论是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言，还是对苏联自身的安全来说，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将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新中国。

可以肯定，此次斯大林派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是负有这样的特殊使命的！对此，米高扬也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不仅清楚斯大林心中的一些疑虑，而且也知道斯大林寄予新中国最为迫切的希望。自然，毛泽东曾数度提出访问苏联也是有他的想法的。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向斯大林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解除斯大林的存疑，进而在冷战笼罩的世界之中确立新中国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视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以自己为主角的会谈。他在泛泛地介绍了解放战争进展的概况之后，遂就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据史记载，毛泽东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形式、组成和名义等内容。对此，时任翻译的师哲作了回亿：

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织、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即将筹建的新中国，“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斯大林的疑虑。

接着，毛泽东讲了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他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怎么办呢？他明确地告诉米高扬：一，我们是可以学会的；再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结论：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毛泽东在谈了军队的建设之外，花了较大的篇幅讲了未来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据师哲回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虽然没有明确地向米高扬讲出一边倒的外交方略，但也等于告诉米高扬：苏联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不仅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直言之，新的中国希望早点和苏联建交，并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拓展新的国际空间。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新中国是不欢迎他们再重新染指的。这又等于给斯大林吃了一粒定心丸。

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第一次讲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对解决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等问题的基本方针。他认为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说到西藏，他认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过于鲁莽”。说到台湾，他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搬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当然，毛泽东还讲了对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所作的各种预测，也对民族问题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等等。总之，毛泽东主讲了三天，几乎把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设想，以及未来新中国的内政大计和外交方针讲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斯大林的一些疑虑，而且给米高扬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师哲的回忆，米高扬曾高度评价道：“毛主席有远大的目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以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与米高扬举行了三次会谈之后，周恩来又根据书记处的决定，单独与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会谈。如果说毛泽东在会谈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新中国的性质，那么周恩来在会谈中讲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据史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他们力量的运用和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事后分析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在与米高扬讨论新中国建立后的政府部门将如何工作，或者说是在向米高扬请教未来新的中国政府将如何运作。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政府，毕竟积累了三十年的治国经验了！周恩来的风度和谈吐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曾对人说过：“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在中央五大书记中，只有任弼时在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曾与米高扬有过工作交往。因此，任弼时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于二月四日上午到西柏坡后沟米高扬的住处和他单独交谈。据史记载，首先，任弼时向米高扬介绍说：“从红军时代起，人民军队不是单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和做家务；今后，大军南进，它将起工作队的作用。”这对米高扬而言，真正地明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的相同之点与不同之处。

其次，由于米高扬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青年“除了建立青年团之外，恐怕还要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形式的青年组织”的意见，惹得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有一亿青年，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统一起来呢？对象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因此，任弼时在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近一亿青年，有的在解放区，有的在蒋管区，东北的青年，抗战胜利前还是在日伪统治下生活。他们的认识有差别，觉悟程度有高低，单纯用一个青年团的组织，不可能把大家组织起来，要么降低了青年团的先进性，不然就是对青年要求过高，所以，除了青年团之外，还要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开展青年统一战线的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而青年团则是共产党团结教育一代青年的核心。这是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

任弼时在讲到革命的转变时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时，将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等，实际是为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从以上谈话的语调可知，任弼时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就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谈心，显得是那样的自然和亲热。这样的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

毛泽东白天与米高扬举行会谈，挤时间，多数是在夜间还要指导和平解放北平的大事，以及关注南京代“总统”李宗仁，还有坐镇溪口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假谈和平的阴谋。在这短短的几天中，他发出了数十份重要电文。仅就和平解放北平一事，毛泽东就写下了多份重要的文稿，摘其要者如下：

二月一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关于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新闻稿，明确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起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北平和平解决的再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

二月三日，毛泽东获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傅作义的思想又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他当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一)对傅的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该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应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不愿发表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林彪和傅(作义)、邓(宝珊)见面扯开谈一次。……”

依然是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毛泽东暂时中断了与米高扬的会谈，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入城式的转播。当他收听到“上午十时，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开始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之后，他的脸上绽开出了胜利者应有的笑靥；当他收听到“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欢迎的人群挤满了解放军通过的各条通衢大道，各民主党派人士、教授学者和社会名流也加入欢迎行列”之后，他有些激动地笑了；当他收听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全体代表登上箭楼检阅，叶剑英代表北平市委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北平市将在军事管制的时期，要完成“系统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经常的秩序”等六大任务后，他忍不住地放声笑了起来。后来，毛泽东见到叶剑英，还风趣地说了这句话：“我听收音机了，你那个讲话真是‘声嘶力竭’啊，为新政权呐喊，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劲头！”

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前后，恰逢中国人民欢度传统的春节。毛泽东听着喜庆的鞭炮声与米高扬举行会谈，心情当然是难以言述的，尤其当他再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走进古都北平的广播时，很自然地会想到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禁不住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大有“积存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所有屈辱都倾吐出来的感觉”！但是，当就要进入北平的李克农请示工作的时候，毛泽东遂又有些沉重地说道：“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因此，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你要转告剑英和彭真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做好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能不想到就要覆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遂又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蒋介石与李宗仁是如何过春节的呢？……”

十

溪口，是浙江省奉化县一座风景极佳的小镇。其地山环水绕，溪流近百，主要者有三：“县溪、锦溪、剡溪。其中剡溪发源于四明山余脉横溪岭，迂回曲折，凡九曲，与其他两溪汇于甬江，东流入海。而剡溪第九曲经公塘南北两支流合于锦溪，即为溪口，亦称锦溪村。”这儿就是生养蒋介石的故乡。

蒋介石每次下野归里，或回乡省亲，都住在坟庄。所谓坟庄，溪口人民都知道即为蒋母之墓地。由于蒋母非元配，不便和蒋介石的父亲同穴，所以蒋母临终时叮嘱蒋介石为她另行择地安葬，不得与乃父同穴。蒋遵母嘱，请了奉化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墓地，最后择葬于白岩山鱼鳞岙中垄。这位风水先生指着四周的风景说：“这儿是最好的龙脉，整个地形像座弥勒佛，而蒋母的墓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上。其后人如出弥勒之腹，乘其龙脉之势腾达于神州。”果真蒋母死后不久，蒋介石继中山先生一成国民党大统，应了风水先生的预言。从此，他在其母墓地旁边盖了住房，供自己回乡孝母之机，再多得些弥勒佛祖的护佑，使他这位由溪口龙脉飞出去的“真龙天子”稳坐九五之尊。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前两次下野与复出均和这座蒋母墓地有关。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的逼迫下第一次下野，他悻然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静观待变。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宋美龄暗订秦晋之好，而且还为是年十二月三日复出打下了伏笔。从此，他也为构筑蒋、宋、孔为三大支柱的蒋家王朝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一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等原因，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蒋氏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偕宋美龄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利用以退为进、观变待起的策略，刚好过了一个月，他就利用一触即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机，昂首挺胸地回到南京，再次入主中央。

这两次下野与复出，在蒋介石看来绝非偶然。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在失意的时候回到溪口，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就能化险为夷，重新荣光呢？……”他的结论是：他这条由溪口飞出的“龙”，理应回到生养他的地方，借助母亲的阴灵之光，再次腾飞，遨游九州。因此，蒋介石这次——第三次下野，依然是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望着龙脉的山势，静候东山再起之日！

蒋介石这次下野自称是为了“弥战消兵”，他被迫同意和谈，是为了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因此，他同意“和谈”与同意“引退”一样，并非出于真心。他虽然承认时下战必亡，但他还认定和则更亡，因为主战是他蒋某人举的旗帜，并在国民党中、军中，及至于政府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一旦弃战求和，那南京政府的主角，可就真的变成了主和的李宗仁了！如果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据中共的一贯政策，李宗仁可以将功补过，而他蒋介石唯有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接受的。自然，这也是蒋氏必然要遏制李宗仁重开国共和谈的原因。为此，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做了如下这些文章：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签署下野文告的同时，“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一千万元，汇交在美国之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连同原存美国余款悉数从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如史家所云：“蒋此举系虑及和谈成功，建立联合政府，以防该款落入新政府，而采取此种非法私相授受措施。”

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静观李宗仁四处奔波和谈的同时，他于溪口密函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脑人物，命令他们加强备战思想，一旦和谈破裂，就作战到底。换言之，李宗仁和谈的戏一落幕，蒋介石就准备高举作战到底的大旗登台。

同日，蒋介石密令军事法庭，无罪开释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大将，为李宗仁重开和谈再设障碍。

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获悉李宗仁未经他的允许，公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在蒋氏看来，是李宗仁以所谓“法统”对抗他的“党统”，并妄图打破他的“以党控政”的格局，进而借改组行政院了结“府院之争”。为此，他借支持孙科之机，进而扩大“府院之争”的矛盾。在这期间，不仅孙科未向李宗仁报告准备将行政院迁往上海，而且他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拟将中央党部迁往广州，搞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在南京唱独角戏。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得意地运作掣肘李宗仁的战略，或曰戏耍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时候，他突然获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将要秘密率部投共的消息。由于这一历史公案至今海峡两岸各有说辞，故笔者有必要据史简介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共产党人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策动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为和平作出贡献。他的老部下，并有师生之谊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本月上旬向陈提出和中共地下党联系人作商谈。是日，陈派外甥丁名楠持他的手书赴沪见汤。汤谓：“兹有×××先生应邀去见你，请你和他畅谈。我们从前的计划他都同意，希迅速实行，以免夜长梦多。”并附四点意见：(一)徐蚌战争已结束，蒋方彻底完结，这正合全民愿望。请你不要遵蒋方指示，上海工事应全部停止；(二)有利于蒋方军事部署也完全停止，以免扰乱民心；(三)上海全部物资，不必变卖，留给共方；(四)我们早已商定，以保护沪杭安全以至全浙人民安全，不受军事扰乱为主，对溃兵游勇，要严加管束。此函被特务头子、上海警备局长毛森发觉，汤为个人安危，于次日将陈密函送溪口蒋介石告密，并向蒋誓输忠诚，自请诱捕陈仪归案。

由于蒋介石与陈仪有着几十年不错的交往，方把他的家乡的父母官交由陈仪当。但是，实出蒋氏所料的是，陈仪竟然背叛他投共，这对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接着，蒋介石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特务对陈仪严密监视，并安排其心腹周函准备接替陈仪的职务。同时，他命令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向三军下达《应付时局六要领》密令：

(一)认清中共企图；

(二)中共八条“第一条所谓战犯，意在侮辱我领袖，动摇我信心……须予以严厉驳斥”；

(三)军事最近作战重点，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宜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战术；

(四)“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短期变成劲旅”；

(五)“对后方治安秩序应加维持，地方散匪及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严加取缔肃清”；

(六)“对部队应特别注意激励士气”。

蒋介石在处理完上述大事之后，即迎来了农历大年三十，即除夕。他在蒋母坟庄祭拜过之后，遂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到故居报本堂——丰镐房和儿孙们团聚“守岁”，准备夜幕降落之后，合家团圆，共饮屠苏酒，同吃年夜饭。或许是蒋经国希望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年，蒋介石刚刚走进门，迎面走来的是洋儿媳妇蒋方良以及中俄混血的孙子孝文、孝武，孙女孝章，在蒋经国的导演下，一一行过家礼。蒋介石俯身抱起不满四岁的孙子孝武，亲了亲那嫩嫩的面颊，旋即坐在太师椅上，顺势又把孝武放在自己的双腿上。他望着面前十分可爱的孝文和孝章，内心中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抑或是这些年来他和政治打交道成了习惯，在这种人为做出的家庭亲情的氛围之中，他还是声调低沉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四年前，也就是孝武出生的那一年，毛泽东告诫他的同仁和部属，要做当年的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他的话得到了应验。今天，我也告诫你们，为了完成先总理的未竟大业，也要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直到完全胜利为止！”

年幼的孙子、孙女并不完全明了爷爷的良苦用心，只好带着似懂非懂的表情望着没有笑靥的爷爷；蒋经国当然知道父亲说这些话的想法，但他认为有悖于希望父亲高兴的用意。然而当他再看见父亲那沉郁的表情，也只好违愿地点头称是。这时，溪口镇的夜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爆竹响，似惊醒了沉浸于国事的蒋介石，当他看见懂事的孝文和孝章，不约而同地学着他父亲的样子立正站好，又忍不住地笑了，忙说道：“今夜是除夕，从我开始谁也不准谈国事，只说家事，你们说好不好？”

“好！”三个孩子就像是在课堂上忽然听到了老师的问话，机械地高声答说。

蒋介石习惯于官场的酬酢，蒋经国也习惯于父亲为了官场的酬酢而做出的虚伪的威严。今夜，似乎也只有在今夜，蒋介石感到了官场酬酢的虚伪以及亲情的可贵。如今，他好似真的把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忘到脑后边去了！据史记载，今晚在“最喜欢的半个洋孙女的提议下，他竟然带头和仆人们一起打起了年糕；他为了博得最小的孙子孝武的欢喜，掐了一块年糕面，精心地捏了一个手拿金箍棒的孙悟空”。接着，他有意在孝武的面前晃了晃，用哄逗的口吻说：“这只猴子可厉害了，他一个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闹得天宫都不得安静。”

“不！我比它厉害。”不满四岁的孝武一把夺过了面捏的孙悟空，为表示自己厉害，一下把它扔到屋门外去。

蒋孝武的动作把全家人引逗得捧腹大笑。蒋介石边夸“还是孝武厉害”边说：

“经儿，把它捡回来，用水洗洗，蒸熟了还可以吃。”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这对蒋经国的成长以及后来接替父亲治理台湾，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另外，蒋经国从父亲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言行中，还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父亲的地位变了，文化品格也相应地提高了，但是仍能从他的气质和为人的风度，觉察出他依旧是个农民的儿子。”

蒋介石命中注定是不能享受天伦之乐的！正当他与孙子、孙女玩得忘了人间还有烦恼事的时候，侍从引张群、陈立夫、郑彦棻三人相偕走进丰镐房，他只好请玩兴未尽的孙子、孙女离去，遂又和这三位来者谈起了国事。当他们议完在南京演出的“府院之争”、“以党控政”的戏后，很自然地又说到了李宗仁倡行重开国共和谈，以及中共毛泽东绝不领李宗仁之情等情况。但是，当讲到今后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三位来者就三缄其口了！蒋介石望着这三位亲信缄默不语的表情，近似自语地说道：“我是相信知耻者后勇这句话的！为了未来的后勇，我们必须首先做一个知耻者。所谓知耻，就是敢于承认我们办错的事情。为此，我回到溪口之后认真地检查了过去的行为，并和经国谈了一些我对未来的设想。”

张群与蒋介石相交近四十年了！他对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堪为了如指掌。如史家所说，张群“为博得蒋之信任，完全以蒋之政治目的为目的，蒋之立场为立场，无一系异于其间”。今晚，他一听蒋介石的语气，知道蒋介石想借此时机阐述他败中再起的道理，故郑重其事地说道：“为使我等一解迷津，希望总裁再向我们宣讲一次。”

首先，蒋介石讲了他在日记中所做的这段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接着，蒋介石又对所谓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读。他从三民主义理论到社会实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最后，他讲了如下这段话：“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和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陡。”

张群等人听后感慨万端！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所谓体会：“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世人皆知，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他一生的聪明全都用在“权谋”二字上了！上述的文字，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力拔山兮的楚霸王，在他演出别姬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我们权且不论蒋氏检讨得正确与否，就说在这瞬息万变的国情大势之中，又怎能容得蒋氏去自我检讨呢！因此，他挨过除夕之夜，就电令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立即飞来溪口，秘密召开军事会议。

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时候，蒋介石向飞来溪口朝圣的三位爱将发出指示：只和不战，国家必亡。换言之，只有战，才能和。为此，“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地区，而对南京地区则不设重防。”蒋氏作如此军事部署是有着一本内心账的，那就是“待将上海之金银与美钞运抵台湾后，再放弃华东、华中，转而退守台湾，并于西北、西南地区继续抵抗”。自然，他对这三位爱将的要求是：誓守长江防线到雨季到来之前，坚决做到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为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公开发表谈话，宣称中共如要渡江，本人“决以全力保卫”，并称“江防严密，绝无疏虞”。对所谓扰乱秩序者，“决依戒严法令，严予惩处”。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紧锣密鼓地筹谋长江防务的时候，南京发来密电：李宗仁为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已由南京飞抵上海。蒋氏听后漠然一笑，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那就让李德邻去行使他的代总统的职权吧！……”

李宗仁为什么要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呢？起因是黄启汉自北平飞返南京之后告知：关于南京提出的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叶剑英未作正面答复，只说向中共中央反映。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有些失落感。为了继续“敲和平之门”的同时进一步试探中共对“和”与“战”的态度，他决计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访问。几经努力，所谓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筹备就绪，代表人选暂定为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和甘介侯五人。对此，黄启汉认为“和平之门”是开着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却认为是来一个宣传“攻势”，制造舆论，对促进和平是大有好处的；黄启汉听后认为这近似虚张声势，不是诚心诚意寻求和平的应有态度；邵力子以黄之见为然；可是，李宗仁认为此举还有一个“联共压蒋”的政治目的，故还是做了决定：“让代表去吧，至少没有妨碍。”

李宗仁为了借用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继续高扬和谈的调子，遂决定借访晤“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之机，希冀弥合已经形成的府院分裂，挽留孙科内阁，并劝其回到南京，于二月一日上午九时乘专机飞沪。同行的除去“和平老人”邵力子外，还有程思远、甘介侯等人。十时，专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后，仅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等人迎接，孙科内阁的成员无一人到机场欢迎代“总统”。这说明孙科内阁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意欲和李宗仁的“总统”府坚决斗下去。这也促成李宗仁改组孙科内阁的决心。此乃后话，略而不述。

李宗仁不露声色，与随行人员先到黄绍竑在上海的府邸休息。同时，通知孙科内阁所有成员，下午三时半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会谈。接着，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人，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其中，最令李宗仁感动的是颜惠庆老人，他当即说了下边这段话：“我年虽七十三岁，并患心跳病，平生还没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诚如史家所说：李宗仁感动之余得出结论：和平是大势所趋，顺者则昌，逆者则亡。所以，他在下午和孙科内阁成员举行会谈的时候，有意高扬了和谈的旗帜，并严肃地指出民心思和的历史趋势。最后，他才“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

孙科内阁是蒋介石一手组建的，自然应对蒋“总统”负责。加之孙科与李宗仁所谓的远近恩怨，就愈促孙亲蒋排李。但是，孙科也看到了“和平”已成当今时髦的潮流，他也不敢公然反对和谈，遂借故说：“一周以前，共军前锋已到浦镇，南京正在共军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经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

李宗仁听后大惊，自知府院分裂无法弥合，他不失身份地说了几句规劝的话后，遂宣布会议结束。

下午五时，“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由程思远邀童冠贤、范予遂同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童、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

对此，当事人哀叹道：“行政院迁往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构，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是日傍晚，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官邸，收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一封公函，是答复李代“总统”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他当即拆阅：

德公代总统钧鉴：

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核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诚)主席及重庆张(群)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

接着，李宗仁果真收到了陈诚的复电：

南京李代总统德公：

×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

李宗仁阅后甚为不悦。在他看来，作为代“总统”明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乃区区小事，没有想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竟然推诿、扯皮。更是令他不解的是，陈诚这个台湾省主席不仅不释放软禁在台的张学良，反而要他这位代“总统”派程思远“来台一谈”。他一是救张、杨二位将军心切，再是不知陈诚是奉蒋介石之命行事，故“立命程思远束装就道，飞赴台湾”。自然，程思远此次台湾之行一定是无为而返的！

在李宗仁看来，他扯起重开国共和谈的大旗，中共方面理应无条件欢迎。但是，中共方面却是有条件的支持。就说他计议中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吧，中共答复只许他们以私人资格赴平参观，并指出甘介侯为“贩卖和平分子”，拒绝其赴北平。为此，原定二月八日飞平之议，他只好取消。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浇了一瓢冷水，真是寒到了心底！

蒋介石却高兴异常！同时，他授意留居南京、上海的大批耳目、舆论工具，在京沪两地掀起了讥讽李宗仁主和拍马屁，而共产党人不领情的歪风，搞得李宗仁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给李宗仁设置和谈障碍，授意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除去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等参加之外，点名要代“总统”李宗仁与会。这样一来，就等于向中共说明：李宗仁的和谈是假的，因为他还在召开江防会议。可以想见，这样的江防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而“李宗仁鉴于蒋介石幕后操纵，束手无策”，在“激烈争吵中而散”。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李宗仁怅然自语道：“咳！当这种劳什子总统干什么……”

但是，政治家一旦卷入政治潮流，是很难自拔的。要么沉入潮底，要么跃上浪尖，很难有第三种选择。当然，萌生不当这劳什子“总统”的李宗仁也不例外。尤其当他的耳边感到自蒋介石一方吹来的凉风之后，他又必然坚定自己的和谈信心。有人说，李宗仁一生从政的最大长处是个忍字。今天，他再次忍字当头，亲自赶赴上海，再度联系，最后终于决定了代表团的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是以私人资格前往与中共当局交换意见者。此外随同前往的有：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澍苍、潘伯鹰、张丰胄，随行者金山(即主演《夜半歌声》的名演员)，中航公司也派电信课长顾乐时与技师雷仲仁等共十九人同行。

李宗仁在上海完成组团任务之后，又在桂系谋士黄绍竑的府邸与黄启汉进行了一次长谈。首先，他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再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黄启汉，务求转达。同时，要黄口头上向叶剑英或其他中共领导人转达如下六点意见：

(一)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

(二)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

(三)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

(四)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谈和平方案；

(五)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

(六)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据史记载：为慎重起见，李宗仁要黄启汉把这六条意见用笔写下来，再三嘱咐务必传达无误。同时，李宗仁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黄启汉，并把设在他官邸的电台呼号抄来，要黄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黄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通讯之用。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时许，满天的乌云突然露出了丝丝笑颜，高悬在东方的太阳钻云破雾，不时向阴冷的大地透出一点光亮。或许因为元宵佳节的缘故，抑或因有其他的喜讯，上海龙华机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突然，候机厅大门前挂起了大红的横幅，上书“热烈欢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接着，各界人民的代表、中外记者，还有那些所谓的“保安人员”云集门前，挤得水泄不通，等候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的到来。

有顷，数辆轿车相继驶来，停在机场门前的广场上，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在秘书的搀扶下步出轿车，穿过人群闪开的通道走进候机厅。这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拍照的拍照，提问的提问。历史为后人留下四老回答记者的这样四句话：

颜惠庆说：“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

章士钊说：“此去除呼吁和平外，愿将中共所提出建议，随时告诉南京。”

江庸说：“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

邵力子则笑谓：“此次乃去跑龙套，尚未到以政府代表说话的时机。”

四老和十九名同行人员相继登上中央航空公司XT537号专机向着北方飞去。送行的人们，乃至于京沪各界人民都发出这样的自问：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此行会有什么结果？中共领袖毛泽东将如何看待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的斗法？……”

十一

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暗中斗法了如指掌！就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的第三天——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该文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是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

翌日——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该评论针对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严正指出：“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时人以及后人一看便知：第一篇评论文章——《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主要是戳穿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假和平的本质；第二篇评论文章——《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主要是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集团，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一篇打在李宗仁的心上，一篇打在蒋介石的身上，对全国人民认清李宗仁、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而言，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信局未停，天津电信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做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订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谊；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熟稔，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上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深受古国文明的影响，向以尊老敬贤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并和他们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又很是实在地说道：“你们几位老人为了国家统一、和平而来，我首先代表共产党感谢你们。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重开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再其次，说到南北通航、通邮、通电等具体事项，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四位老人有什么需要我答复的，尽管提问。”

颜惠庆一生不知出席过多少次各类名目的会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愉悦。当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气地问道：“我们虽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但毕竟是受李代总统所委托，回去后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先生：我们同意与他的政府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时，还可以告诉他：要当机立断，速议速决，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毛泽东讲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语气却是和缓的。

“润之，”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故直呼名字问道，“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整理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可以，可以。”毛泽东边说边指着邵力子说道，“行严老，您和邵老都是老报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讨论，然后由您二人代劳。最后，我过过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严老一人执笔，我可以充任敲边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气地说道。

就这样，由章士钊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遂达成如下这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新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含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据史记载，毛泽东在会见颜惠庆等四位老人之后，又在刘仲华的陪同下单独拜见了章士钊先生。那天，章士钊分外高兴，请毛泽东上座。毛泽东执意不就，并以章士钊是自己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等为由，请章士钊上座。接着，毛泽东又笑着对刘仲华说道：“仲华同志，你当年的大媒人——任弼时同志在等你。趁着我和行严老谈话的时机，你也去会会老上司吧！”刘仲华很是高兴地告辞离去。

章士钊一听毛泽东说话的内容，顿感大为惊诧；但是，他转念一想，毛泽东把他当做自己人，遂又感到欣慰。他望着走去的刘仲华的背景，难以置信地问道，“润之，这位李宗仁的高参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闻声笑了，接着又说：“行严老，您知道吗？您的老朋友，我的另一位老乡长杨度先生也是我们的人。”

章士钊听后只有下意识地感叹“老蒋岂能不败”！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老蒋是败定了，但天下还不能说就是我们的”。他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想请老乡长章士钊为共产党得天下帮个忙。

“行严老，您是上海闻人杜月笙府上的客卿，他历来对你是很尊重的。回去后，可以告诉他：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们的青帮弟子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

章士钊是浮游宦海的老人了，一听就知道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解放上海之后，如何妥善地处理黑社会的事情了。为此，他当即答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预伏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那就是争取湖南政坛耆宿程潜起义。在他看来，如果能把桂系分化出来，使之走傅作义的道路，那么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很自然地把湖南、广西连成一片，断掉了蒋介石退守大西南的退路；如果白崇禧冥顽不化，坚拒解放军在湖北一线渡江南下，只要程潜能在湖南率部起义，那么就会构成对桂系退守广西的威胁。所以，他对章士钊说道：“我深知行严老和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潜老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和平解放多做些工作。”

对此，章士钊心里是有数的。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明确告知：“我想程颂云是会按照你说的办的。”

“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个消息，”毛泽东有意停顿一下，“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几十位志士仁人，已经到达了北平。回去后，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颜惠庆等四位为和平奔走的老人，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事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说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其中，江庸老人还写了专文记述这次西柏坡之行：

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个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帝。他一见光武帝，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拟。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之后，首先会见他的是周恩来。他望着周恩来那热情洋溢的样子，十分感动地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通情达理地讲了傅作义的历史功过之后，明确表示欢迎他对自己的态度。接着，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罢“我去看他”，遂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坐上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去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

毛泽东与邓宝珊是老相识了，加之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角是傅作义，因此，此次会见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是傅作义。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十分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见毛泽东。过去，他从收听毛泽东的雄文中经常猜测：毛氏很可能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实出他所料的是，一开口就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这样近，遂油然生出一种敬慕感，同时还夹杂有某种愧疚感。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地位时，又负荆请罪似的说：“毛先生，你好，我是四十六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断然地答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这干脆的回答，打消了傅作义凝聚在心的所有疑虑。接着，毛泽东与傅作义走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遂又很随便地说：“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我想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

由此，毛泽东与傅作义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在总评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的时候，毛泽东讲道：“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明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的军队就会有很大的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毛泽东深入浅出，且只讲功劳的谈话，的确打动了傅作义的心，使他不能不又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当他想起那年打下张家口，自己口吐狂言，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真的取得了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以后，更是愧悔难当。故说道：“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毛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挽回，实难宽恕。”

周恩来听罢一笑，从旁解释道：“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既往不咎嘛，”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毛泽东再次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接着，他们又天南海北地纵论天下大事。同时，毛泽东对邓宝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谈到对傅作义部队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是那样轻松地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傅作义很是不理解地问道。

“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毛泽东沉吟片时又说，“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傅作义恍然大悟，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由此，毛泽东谈到了绥远问题：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他又关切地问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对此，傅作义似有所想，他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边问边看到傅作义微然点首，遂又说道，“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对此，傅作义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二月二十五日，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西柏坡，告别了毛泽东。

毛泽东送走客人之后，周恩来又小声说道：“主席，陈云同志奉命由东北赶到了西柏坡，你什么时间接见他？”

“我马上就见他！”毛泽东有些着急地说。

十二

毛泽东为什么从东北局调陈云来西柏坡呢？那是因为随着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新老解放区又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蒋介石为了消灭心腹之患共产党和解放军，遂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随着战争不断的升级，他的军费开支日益增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为了弥补巨额赤字，蒋介石只有下令他的印钞厂赶印纸币。结果，如以抗战初期的物价为基数，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就上涨了六万倍。如果再与一九四九年一月的物价相较，那就真的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了！自然，人民，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新解放区的人民生活，就更是苦不堪言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不仅没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这个烂摊子，同时也接收了城市中苦不堪言的人民的生活。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面对因“长年的战乱，使得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疲惫不堪，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的局面，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吃饭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庞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费用，以及越来越多的脱产干部的生活费用从何而来呢？主要也是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结果，使得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怎么办呢？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谁是统帅全国经济的帅才呢？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

周恩来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时候就知道陈云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受命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作为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常委，自然就十分了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陈云了。那时，为了筹募党中央的活动经费，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抗战胜利之后，陈云来到刚刚光复的东北，他善于理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毛泽东与陈云相识于中央苏区，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陈云投票支持毛泽东出山，重掌红军的指挥大权；接着，毛泽东赞成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回到上海重建党的组织并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由此可知，毛泽东十分信任陈云。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派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之职，并对陈云出色的经济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陈云作为沈阳军管会的负责人写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将它批给全党学习。接着，毛泽东又提议东北局将陈云组织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前不久，由黄克诚、黄敬接管天津的骨干成员，也是从陈云管辖下的沈阳抽调的。所以，当周恩来力荐陈云执掌经济帅印的时候，毛泽东当即说道：“我赞成，立即调陈云同志来西柏坡！”

初春的滹沱河已经开始解冻，清清的河水绕过正在融化的冰块向前流去。山上的柏树一片连着一片，那浓密的绿色开始吐露生机；河岸两旁的杨柳已经抽出嫩黄的枝条，眼看着就要迎来柳絮飞满天的季节了！太阳刚刚从东山头上冒出，橘色的光辉温暖着山河大地。就在百鸟云集比赛晨歌的时候，毛泽东和陈云沿着滹沱河岸边的人行小路缓缓走来。毛泽东或许是走累了，抑或是想起了什么，他就像是西柏坡当地的农民蹲在滹沱河边，信手捡起一块石头，轻轻掷向缓慢解冻的滹沱河里，若有所思地说道：“陈云同志，我为什么要安排在滹沱河边和你交谈呢？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延河边作竟夜谈的往事。”

陈云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感到了浓浓的战友之情，一时之间心湖中涌动起一股热流，他也深情地说道：“我与主席在延河边一别，转眼快四年了。”

“那时，我只请你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是要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账，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十二字方针。当恩来向中央推荐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在这方面的特长。”

“我有什么特长呢？”陈云听后一怔，忙问道。

“有啊！而且是很大的特长。”毛泽东说罢喟然长叹了一声，“小的时候，我曾帮着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但是，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暗自说，陈云同志是我党干部中打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位。”

“这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陈云淡然地答说。

“后来，我同意你去管一管陕北的经济工作，你当时提出的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得。”

毛泽东所说的这三句话，是陈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针对财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

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我们是‘掌柜’态度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到这个高度。”

二、“先小人后君子”。“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总之，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陈云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还记得他当年总结的这些话，因此，他微微地笑了笑说：“主席，这都是当年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我看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毛泽东沉吟有顷，问道，“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那句老话，听党的安排。”

“何时走马上任呢？”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依靠的后方，我想尽快赶回去。”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毛泽东想了想，再次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掷向滹沱河里，啪的一声，砸碎了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块，遂又说道：“好吧！等华北的冰雪全部融化，大地完全回春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入关上任！”

毛泽东送走陈云之后，遂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工作中去了！在这期间，他不仅需要亲自起草报告文件，而且还要和书记处的同志们研究会议的内容和进程，再加上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情况也要他即时解决，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承前启后，并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重要会议。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或许毛泽东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感悟到了什么，抑或是他从中国的现实，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作风中发现了什么，他对党的未来不仅有着许许多多的担心，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或规定了不少规矩。仅就开会作报告鼓掌一事来说吧，这在国内国外，包括过去和现在那是天经地义都要鼓的。更有甚者，那些由他人起草报告的人，还要起草者在不同的段落刻意地写上鼓掌的长短和热烈的程度，以便供他在报告的时候好运用何种腔调，借以达到所谓应有的效果。请问有哪位报告者或听报告的人提出过疑义呢？据笔者所知，唯有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了类似的话：

“不知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个传统，听报告，一定要鼓掌。当年，我听到人家为我报告鼓掌，感到有些不自然；后来，报告作多了，我听到大家的掌声也习以为常了；可是今天，我听了你们的掌声，心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初露锋芒的青年文学家。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就要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

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同志给毛泽东的这段讲话鼓了掌，并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作了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当年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立的这六条规矩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啊！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敢于立这样的规矩啊！……

七届二中全会于三月五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后人，乃至于时人都不会想到开会的会场，竟然是中央工委时期的一个大伙房。就说主席台吧，也仅仅是摆着一张普通的长条桌，上面铺着质地很粗的毛毯。但是，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会场中，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首先，毛泽东向全党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大部消灭。今后我党、我军在军事战线的作战任务，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尚存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同时，他发出指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区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它所面临的也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

我军的战略转移，是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服务的，毛泽东明确地向全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今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未来的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开展，并为之服务。

接着，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至于占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它们决不可限制太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毛泽东在讲到对外政策的时候，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同时，毛泽东对建国后的外交原则、外贸政策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正确的外交方针。

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抬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说到未来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最后，毛泽东基于历史的经验，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滋长，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如下这段讲话，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作了专题发言，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意义，其中，周恩来还专门讲了有关分散和统一问题，对未来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他说：“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利用一切空隙找有关同志谈话，了解各地的情况。同时，他也为会后的工作和人事等问题，与有关的同志交换意见。

毛泽东与王稼祥是老战友了！早在长征前夕，王稼祥就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逐步划清界限，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长达十五年的历史中，毛泽东对王稼祥是十分了解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王稼祥的工作安排问题。因此，在会议期间，他找王稼祥单独谈了话。

“稼祥同志，我想会后你就不必回东北局了，就留在中央工作吧。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呢？一个是宣传部长，一个是首任驻苏联大使。”

这对王稼祥来说，实在有点突然，因此他一下子还没转过弯来，不知该如何作答。

“稼祥同志，你选定了哪个呢？”毛泽东追问。

用王稼祥事后的话说：“宣传部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胜任，我有经验。外交工作呢？我进入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就兼任外交部长。我在共产国际任过中共代表，对苏联党的情况熟悉，俄语不成问题。目前，从党的需要出发，出任大使比党内宣传工作更有意义。此外，我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王明是不能胜任的。康生呢？不叫他去。张闻天呢？毛主席也会想到的，独独叫我去，这是对我寄予高度的信任。”王稼祥已经猜到了毛泽东希望他出任驻苏联大使。但是，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两个工作都是义不容辞的，我请主席定。”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决定，依然是以商量的口气说：“不急，你考虑好后再告诉我。”

就这样，王稼祥果真成了中国驻苏联的首任大使。

再如陈毅的工作。毛泽东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应当选一位能文能武的同志来当，我的意见，是陈毅同志。”就这样，陈毅自西柏坡返回前线以后，他就一边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一边筹划接管上海的班子了。

接着，毛泽东相继会见了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对未来向西南、西北进军作了重要指示。另外，罗瑞卿主动找到毛泽东，希望跟着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多打几个漂亮的战役，因毛泽东对罗的工作旱有安排，没有批准。总之，毛泽东作为一代知人善任的大政治家，似乎对每一位战友和属下都提前安排好了工作。但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却说了这样一段话：“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正当毛泽东一边紧张地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一边筹划新中国的蓝图的时候，华北京剧团赶来西柏坡，为参加会议的同志和中央机关作慰问演出。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前后看了两次，并对高派的入室弟子李和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和曾是华北京剧团的团长，原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主角，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些名气。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戏是《失空斩》，李和曾饰诸葛亮。毛泽东一边看戏，一边禁不住地为李和曾的精彩演出鼓掌。同时，还对周恩来等同志讲：“唱得真好啊！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对高派艺术的品评。同时，他向毛泽东介绍：“李和曾九岁就进了北平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八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学了三年。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解放战争中，华北解放了的大城市他都去慰问演出过。”最后，周恩来说道：“现在，他们冀南军区京剧团和延安评剧院合并了，人更多了，力量更加雄厚了。”

“那好啊，我们在这里看他们的演出，演得不错；我们进北平以后再看他们演，一定会更好。”当毛泽东看了李和曾主演的《哭秦庭》之后，他认为“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接着，他又对京剧的流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一定打乱仗闹独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

三月十三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指出：自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告诫全党：“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郑重指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整整过去五十周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国际运动的发展，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战略预测家！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之后，党中央就悄然准备进北平的事情了。然而作为战略大家的毛泽东却在思索如何与南京重开和谈，以及必须确保在雨季到来之前胜利渡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与“战”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只有“战”做后盾，“和”才能有根基；一旦“和”不成，“战”能确保渡江成功。因此，毛泽东在“战”字上开始预做了数篇文章：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正式提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是否攻占两浦(即浦口、浦镇)，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之；如无此必要，则可置之不理。”同时，还电告中央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期，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