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勤奋好学的农家子弟
一 风雪夜，一只雏鸟诞生了
时代造就了作家，任何成就卓著的作家，都可以从他所生长的时代找到他所以取得那些成就的充分根据。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在谈到时代与人的关系时曾说：“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看来，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1]奥地利著名心理分析学家A.阿德勒强调人的“早期的回忆是特别重要的”，认为“在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他说：“从儿童时代起便记下的许多事情，必定和个人的主要兴趣非常相近，假使我们知道了他的主要兴趣，我们也能知道他的目标和生活样式。这件事实使早期的记忆在职业性的辅导中，有非常重大的价值。此外，我们在其中还能看出儿童和父、母，以及家庭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2]当然，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熟，是在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逐渐完成的。就一个革命作家来说，他的革命实践经历对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的形成及其创作成就的取得，尤其起着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如此，他的故乡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他的童年时代的生活和记忆，对于他的创作，对于他的思想感情及性格气质的形成，影响也是非常深刻和重要的。贺敬之曾说：“我的成长主要是在以后的时代。当然，我家里比较穷，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虽然那时生活面不宽，但是印象很深，对我以后的创作很有影响。我的诗集《乡村的夜》里所描写的，实际上很多都是我小时候生活的记忆，当然不是真人真事，是根据当时农村生活那些记忆加工了的。《白毛女》第一幕里所写的过年呀，佃户受压迫呀，杨白劳自杀呀，那是我小时候从自己的父亲、叔叔、伯伯、亲戚朋友那里直接或间接得来的那些印象。我没有到地主家里具体生活过，但是我有时到农民家串门，听他们说过一些，当然以后的生活补充也很多，要不是小时候那些生活的记忆，我的那些诗啊，剧本啊，就写不出来。应该说，我对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感情和生活知识，都与那时的生活有关系。”[3]
贺敬之于1924年11月5日（阴历十月初九日）出生在山东省峄县贺窑村（今属枣庄市台儿庄区薛庄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于1940年12月在延安写的一首题为《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的诗中，是这样如泣如诉地描绘了他诞生时的凄凉景象：
……一九二四年，
雪落着，
风，呼号着，
夜，漆黑的夜……
在被寒冷封锁的森林里，
在翻倒了的鸟窠中，
诞生了一只雏鸟……
于是，在挂满蜘蛛网的破屋子里，他的祖母跪在屋角，连连地磕头祷告：“天啊，俺喂他什么吃，——这个小东西！”而他的父亲，躲账在村庄的酒馆里，又赊了账，醉倒在柜台边。于是，贺敬之在诗中大声感叹：“亲爱的同志，这就是我的自传的第一页：时代+灾难+母亲，这，我就生长起来。”[4]
正是在这样一个灾难的时代里，在一位贫寒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中，贺敬之生长起来了。也许当他开始能记事的时候，他才得知，在那个大雪纷飞、漆黑寒冷的夜晚，在那间被阵阵刺骨的朔风刮得瑟瑟作响的小茅草屋里，一贫如洗的贺家迎接他这个呱呱坠地的头生儿子的，只有一块残缺的炕席，一把破烂的棉絮；他来到人世的第一声呼喊，唤起的只是祖母和母亲的连声叹息。这个穷苦的农家，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啊！
然而，细加考察，贺姓的族系是颇有来历的。据《贺氏族谱》记载：
贺氏居于会稽，至唐贺知章已五十余世矣。知章之后分居吴（今江苏苏州）。吴之后徙居卫州（今河南汲县），卫州之族繁伙。宋元祐间，贺铸字方回者，系知章十世孙也。方回仕归复居于吴，吴之族又繁今……明时，贺氏家族老先人长期在朝为官。1644年明亡，先人希伦、希贤、希圣率子侄宦游北渡（沿运河）来到山东台儿庄……散居鲁南。
鲁南台儿庄地区处于二省（山东、江苏）六县（腾县、峄县、临沂、郯城、铜山、邳县）的交界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该地区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文环境。一方面，各地政治势力极难顾及这块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土地，因此这里自古为盗匪出没之境，其中许多所谓“强盗”“马子”（土匪）实际上是被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逼出来的。另一方面，这里南临徐州，北依枣庄，西傍微山湖，津浦铁路纵穿南北，古运河横贯东西，境域优越，地势险要，历代志士仁人辈出，亦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刘平在峄县南部率饥民万余组成“幅军”揭竿而起，高呼“劫富济贫，除霸灭强”的革命口号，攻城夺寨，被太平天国封为“北汉王”。抗日战争中，台儿庄大战驰名中外，铁道游击队也在这一带神出鬼没，活跃异常。
贺窑村就坐落在台儿庄地区一个三面环山的平原上。历史上，贺窑村有时属兰陵县，有时属峄县，有时属铜山县。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百多口人的相当闭塞而贫穷的村庄。村里住有贺、王、张、韩四姓，贺姓最多。小村东倚翠屏山，北临大运河。村东约一里有座山叫东山，东山往东南延伸为磨盘山。村南穿过桥头村和姬楼村可见黑山，这是当地最高的山。桥头村向贺窑村西北而下有一条水沟叫西河，冬天干枯，夏季东山上泉水汩汩流出，清澈见底。村子四周筑有石头围墙，南、北各有两扇木门。村西有座石头堆起的楼，四四方方，像个古城堡。那座镶嵌在村中的茅草屋天主教堂，并未给信奉者带来任何福音。村民们世世代代主要靠种植高粱、白薯、小麦、谷子等农作物为生。不少农户还从东山上取来黄泥土烧制缸、盆、碗等陶器销售，“贺窑村”大概因此而得名。
贺敬之的家在贺窑村南北通道的东边，一座小院内挤着几间狭窄低矮的小茅草房，却生长着楝树、桑树、桃树和一丛石榴树，一棵高高的香椿树和一棵大槐树也从院里探出头来。大门面南而开，门外是集市。他家的上几辈本来聊足温饱，可是到他祖父这辈，兄弟四人分家，各分得土地无几，很快陷于贫困。家里仅有的一亩多地，主要由祖母和母亲耕种。他的父亲当粮食经纪人，每年到县上办个手续，逢集就在门口给买卖双方称量粮食，收取少许手续费，并扫起掉在地上的粮食颗粒，以补家中生计。
贺窑村和贺敬之的家，像当年北方许多贫穷的村庄和农家一样，有如一叶破旧的小舟，长期在时代的风雨和历史的浪涛中漂荡。贺敬之的童年时代，是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岁月中度过的。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地主豪强横征暴敛，国民党兵痞蛮横霸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疯狂践踏，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许多农民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一个个“老爷”“财主”“东家”却张开贪婪的大口，伸出残忍的魔爪。多少善良的妇女变成了“女鬼”，多少无辜老人身上烙下条条鞭痕，多少嗷嗷待哺的婴儿被抛弃在风雪地上奄奄一息，多少血气方刚的反抗者倒在鲜红的血泊中。小小的贺敬之，目睹了家乡父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景象，也饱尝了人世间百般的酸楚与艰辛。一次，国民党的兵半夜三更闯进家来，拿东西，要大烟抽，把他父亲打了一顿。还有一次，那是快要过年的时候，贺敬之的家里为了卖点钱，将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一头猪宰了，一个国民党兵见后，硬是掠走四分之一还多，让贺敬之跟着去连部拿钱，可到了连部，那个兵再也不出来。这个荒唐、痛苦的时代，在贺敬之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道道无法磨灭的伤痕，萌生出朦朦胧胧的阶级意识，也播下了对黑暗旧社会仇恨的种子。
贺敬之的家乡，对于幼年贺敬之来说，既是凄怆的，也是秀美的，既给了他伤痛，也给了他欢乐。那里淳厚的民俗风情、独特的自然景观，在贺敬之儿时的精神家园里，有如大地般的质朴，梦幻般的神奇。土琵琶弹奏出悦耳的曲调，集场上演唱着引人入胜的“拉魂腔”，原野上放牛娃们吹响了牛角伴和着悠扬动人的牧歌，祭灶君时点燃的爆竹噼噼啪啪的轰响，晚风中传出天主教堂阵阵的钟声，还有那高粱叶上蝈蝈的吟唱，绿树林里知了的长鸣，这些是贺敬之小时候所倾听和欣赏到的最优美的音乐，最动心的旋律。桃花似火，李花如银，杏花闪霞，彩蝶翩翩起舞，蜜蜂吹着晨笛，疲惫的村庄散发出浓重的高粱酒味，高粱秆搭成的低矮的瓜屋前的凉棚里撒满荫凉，瓜地周围飘荡着新瓜蜜一样的气味和掺过新鲜麻汁的土壤的清香，流淌不息的小河中鱼儿活蹦乱跳，爬在黄牛背上的牧童滚落在河边的草地上，打水仗，扎猛子……啊，贺敬之儿时记忆的屏幕上，这种种气息多么浓烈扑鼻，这幅幅画面是多么美好动人。
一般农家孩子，也许被贫穷的生活重负压得直不起腰来，也许被美好的风土人情迷醉而不识人间愁苦，而幼年贺敬之高出普通儿童的地方，正是他能在承受生活的困厄中感受大自然的恩惠，在沉迷大自然的美好中省悟人世的辛酸。鲁南农村这块多灾多难而又淳厚美好的土地，哺育出自己多情多思而又纯朴正直的儿子。贺敬之那倔强而内向的性格，那爱憎鲜明、信理而不信邪的脾性，那内心炽烈如火而行为举止文质彬彬的气质，以及流注在他许多作品中的思想感情，都不难从他家乡那块土地对他的影响找出最初的印迹。儿童时代的贺敬之那独特的禀赋和个性，颇受乡亲们的珍爱与器重。他的族叔和小时的同学贺绅谟曾回忆说：“童年时期的贺敬之，长得很讨人喜爱。圆胖的面庞，见人常带着微笑，不好多说话，说起话来很腼腆，有时有些羞涩。他性格善良，对同龄的小伙伴，能和睦相处，从没有和孩子们打架斗殴的不良行为。当时农村闭塞，没有学前教育，唯一的识字教育，就是识字卡片。他喜欢看旧小说上的人物画像。由于这些良好的表现，亲邻长辈都很喜欢他，祖父母更是爱如掌上珠。”[5]
贺敬之，这只风雪夜诞生的“雏鸟”，在鲁南农村那块贫瘠而美丽的土地上，在父母家人温暖的怀抱中，羽毛一天天丰满起来。这只小鸟将如何抖翅翱翔，又将飞向何方？
二 要善良正直，还要有骨气有出息
贺敬之的父母家人对贺敬之的性格、气质与人品的形成，对他的人生道路的最初抉择，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往上三辈，即贺敬之的曾祖父生四子：祖介、祖烈、祖祯、祖宜。贺敬之的祖父排行第二，名祖烈，生一子名典谟。典谟生四子一女，贺敬之为长子。“贺敬之”系学名，按家族辈分排行为“敬”字辈，“之”是他的大祖父祖介据文言虚词“之、乎、者、也”首字而起的，寓意深挚，希望这位孙子辈能成为一名知书识礼有学问的人。这是一个贫穷但颇有特色的农民家族。他们追求功名而怀才不遇，身处黑暗而向往光明，无可奈何又不甘受辱，以农为本又不善耕耘，于是在贫困里拼搏，在挤压中挣扎，在重负下抗争。祖父贺祖烈系清末童生，考秀才未中，但颇有才气，诗书文章较有根底，常为乡里撰写挽联、贺幛、碑文等，往往挥笔而就，词意贴切。他生活贫困但性格乐观诙谐，常顺口作诗以自嘲。他非常喜欢长孙贺敬之，终日抱在怀中，视为掌上明珠。贺敬之的堂叔贺明谟（贺祖宜之次子）为中共早期地下党员，参加了运河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部队转移时被日寇抓获，押解到台儿庄附近的大桥上，同其他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17人一起，被日军用刺刀一一刺死，推入运河，顿时河水变红。
贺敬之的父亲贺典谟，只读过几个月的书，但聪颖过人，写字、画画均令人赞叹，能以劈竹画兰草，无不生态毕肖，一本《芥子园画谱》成为他倍加珍爱之物。他虽读书不多，却很有悟性，《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都能过目不忘，尽管不甚精通，但也会讲出故事梗概。由于那样的时代和家境，他的才能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他颇有一种落魄之感。他不善农耕，以门前粮摊经纪人的微薄之酬金养家糊口，过着一种“水上漂”的生活。
万恶的旧社会，压得这位略带书生气的善良农民喘不过气来。有钱有势的人，耀武扬威，无恶不作，官绅兵痞对他百般欺凌。一年，国民党县政府一伙衙役拥着一个“官”途经贺窑村，贺敬之的父亲恰巧从围墙内门口走过，衙役不问青红皂白，抓住他就一顿狠揍，打得他头破血流。
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当然是无能为力的。然而他又是一位不认命、不畏强暴的有血性的农民，炽烈的反抗意识像火焰在他的胸膛里窜动、燃烧。他曾对贺敬之说：“我要不就千方百计把你养大，将来由你为穷人报仇；要不我就攒钱买把盒子枪，把那有钱有势的坏家伙崩了！”[6]
显然，在贺敬之父亲的心灵世界里，既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纯朴、正直、耿介的品格，又有着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扶弱抗强、疾恶如仇的人文精神。在村里，他好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爱说公道话，往往遭到那些有势力的人的忌恨、欺负与压制。他的心情长期极度痛苦，只好借酒消愁，因此好酒成癖。他深感自己生不逢时，出头之日无望，于是寄希望于儿子求学成才，将来能撑持门户，出人头地。为此，他不顾家境贫寒，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坚持供贺敬之上学读书。1939年，他送奔赴湖北寻找山东流亡学校的贺敬之上路的第二年，由于内心郁闷，加之思子心切，饮酒过度，酒精中毒，不幸早逝，时年仅39岁。
幼年贺敬之从他父亲身上看到了耿直与骨气，又从他母亲身上深深感受到慈爱与善良。他的母亲那勤劳、朴实与贤良的素质，那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又爱子如命的动人形象，使贺敬之自小就形成了深沉的“恋母”情结。在漫长的革命征程和人生道路上，母亲在贺敬之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是一盏不灭的明灯。
谈到自己的母亲，贺敬之深情地说：“我的母亲很爱我，因为我是她的头一个孩子。我很小的时候，她常带我到地里去搂柴火，夏天劈高粱叶子，秋天搂豆叶。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掉进一口水汪（即小池塘）里去了，呛得不行，不会游水的母亲立即飞动小脚，不顾一切地扑进汪里捞上了我。有一年初冬，一天夜里忽然有人喊‘土匪来了’，于是母亲抱着我躲进村北一片树林子里去，很冷，她用棉衣裹着我，掖得紧紧的，风吹树叶哗哗响，我叫嚷：‘把树都砍了，谁叫它刮风。’母亲拍拍我的头告诉我：‘风不是树刮起的，是风吹树叶才响。’她就是这样教我知识，启发我的智慧。有时她对我讲故事很动情，像朗诵抒情诗似的，一次她对我讲：‘那天啦，下着大雪，我上山打柴火去啊，忽然听得山沟里有个小孩哇哇哭呀，我跑过去一看，哟，那个小孩躺在冰窟窿里差点要冻死啦，我就把他抱回家来啦。那个小孩是谁呢？就是你呀！’我听着听着，就拼命‘哇哇’大哭，我说：‘我不是你抱回来的，我是你生的！’长大后我上学了，一年暑假我回家，母亲病得很厉害，瘦得不像样子，我痛哭一场。母亲硬撑着起来给我做饭……”[7]贺敬之与母亲之间，真是情深似海。
贺敬之的母亲姓吴，江苏省邳县人。按旧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称“贺吴氏”。只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她到北京住在贺敬之身边，为了填户口，才起了个名，叫“吴纪国”。她嫁到贺家时，家庭人口多，除公婆外，还有四个姑姑，家境贫困。她几乎担起全部家务，拾柴、挑水，一亩多地也主要由她和婆婆耕耘，种点棉花之类的作物，作为一个小脚妇女，颇为不易。为了供贺敬之上学，她省吃俭用，食不果腹，衣不暖身。1938年，长子贺敬之离家外出闯荡，第二年，她的丈夫早逝，不久婆婆也过世了。第三个儿子刚4岁，也因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女儿不到18岁，被人家用一百斤高粱骗婚娶走。这一连串沉重的精神打击和生活折磨，并没有压弯这位普通农村妇女的腰。她顽强地拼搏着，苦苦地挣扎着，仍然千方百计供第二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入学念书。她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有了知识和本领，将来家里才不会受穷，才能过好日子。
在贺窑村，无人不知贺敬之的母亲是一位能干、正直与贤惠的妇女。她不仅会种地，会干家务，还会做鞋，会裁剪缝纫衣服，也会接生。在家里，她任劳任怨，同嗜酒成癖又不善农耕的丈夫从未红过脸。村里人有什么活计需要她帮忙，她总是乐意相助。邻里间发生纠纷也常找她调解。尽管自家生活极为艰难，她还常常周济更贫穷的邻居。因此，她与村里左邻右舍、男女老少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
贺敬之所受到的最早的文学熏陶，主要来自他的母亲。她不仅很爱听故事，也善于讲故事。在儿童时代贺敬之的心目中，母亲讲的民间故事，都是那么曲折而动人，如祭灶神、铁拐李等。特别是那个关于“老虎的接生婆”的生动故事，深深打动了幼年贺敬之的心：一个孤苦的接生婆，住在森林尽头一座矮小的茅屋里，秋天的一个深夜，敲门声把她惊醒，开门一看，见一只老虎伏在地上向她磕头，她又惊又怕：“这是怎么啦？虎大哥，是叫我给你家接生去吗？”老虎点点头，又指指自己的背，老婆子就爬上虎背，来到一个山洞里。一只母老虎躺在洞里又哭又叫。可爱的小老虎终于接下了。母老虎用爪子抓抓小虎，又用舌头舔着它未干的皮毛。接生婆把小老虎抱在怀里，哼着催眠曲。公老虎到外头衔了一口清泉水，给接生婆洗净了手。她回家不久，年三十晚上，又听见推门，开门一看，门口躺着一头咬死的大肥猪。接生婆的年好过了，因为她在深山里结交了好朋友。贺敬之的母亲所讲述的这些动人故事，反映出这位勤劳妇女内心深处的美好与善良，这对贺敬之幼小的心灵，既是人间真情的教育，又是文学美感的启迪，也成为他后来一些诗歌创作的素材。
我们从新歌剧《白毛女》，从诗集《并没有冬天》和《乡村的夜》，从长篇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以及贺敬之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贺敬之的家乡、他的家人父母——特别是母亲，给予他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多么强烈。我们更可以看到，贺敬之这个鲁南农家子弟，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身上那种质朴与憨厚的本色，那种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精神，那种同情与热爱劳动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感情，那种真诚坦直、平易近人的素质，那种勤奋好学、百折不挠的品格，都有他的父母留给他的深深的烙印。
贺敬之从他的父母身上，获得了深挚的亲情之爱，也体味到穷人的苦难、劳动的艰辛，更深深感受到中国劳动农民传统的精神美德和父母各自独具的个性气质。这一切使得童年时代的贺敬之，渐渐悟出这样一个朴素而又影响终身的道理：人生活在世界上，要善良，要正直，还要有骨气，有出息。
三 出路在读书
峄县农村，当时一般的农民家庭，特别是贫苦农民家庭，思想相当保守和闭塞，对于读书并不怎么重视。他们的孩子入学启蒙，大都跟私塾先生念两三年“四书五经”，便改习他业，以求生存，而对于新式学校教育并不感兴趣。贺敬之的家庭在农家中比较特殊，从他的曾祖父、祖父到他的父母，相当重视后代的学业，都深深感到，生活在农村穷人家的孩子尤其应当上学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不受人欺负，只有读书才有出路。
由于家庭的影响与熏陶，更由于贫困农家艰苦生活的磨炼，贺敬之自小就逐渐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品质，加之天资聪颖，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因此走上了求学成才之路，走上了天宽地阔的人生坦途。尽管这条人生之路是曲折艰难、荆棘丛生的，但他能以披荆斩棘、百折不回的精神，在这条路上苦苦探寻着人生的真谛与意义，一步步登上了他所锐意追求的文学的峰巅。
1932年，贺敬之8岁入本村小学读书。这所茅草房小学的校址就在他家的后面。教师名叫石同伦，教课很认真，大小楷毛笔字都写得颇有功力，深得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尊敬。学校开办不到一年，学生猛增到40多人，年龄大的有十七八岁。贺敬之上一年级，个子最矮，年龄最小，但很老实、稳重，学习非常用功和刻苦。他聪慧过人，喜欢画画和写字，所学课程往往过目成诵，总是先交作业，各门功课常得高分。老师开始教汉语注音符号，许多同学读起来吃力发笑，而贺敬之每次几乎都拼写正确，发音准确。贺绅谟在回忆他这位族侄和小同学当时的学习与表现情况时说：“幼年时期的贺敬之，不但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在平日表现上，也与普通儿童迥异。性格略呈内向型，但不孤僻，除学习外，一般的热闹很难惊动他，思想极为冷静，用‘文质彬彬’来形容他，也恰如其分。如他家的门前，是逢集的粮食摊子，每年秋收后，总要唱上几个月的拉魂腔（即现在的柳琴戏），不过那个时候，道具简单，摆地摊出演，一般儿童哪个不去看热闹听唱？贺敬之虽然对家乡的艺术十分喜爱，却总是克制自己，尽量少去戏场听唱，而是在家学习。”[8]
在贺窑村小学念书三年后，少年时代的贺敬之面临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重要的抉择。由于他勤奋刻苦，天分甚高，学识智力增长很快，本村小学显然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下一步他到底如何迈，往哪里走，当时有多条路可供他选择。一是入运河南涧头集的小学就读，校方可供食宿。二是到台儿庄镇上当学徒，学一技之长，虽然这未必不好，但出路也十分渺茫。贺敬之有幸的是，他是个好学上进的少年，他的父亲也是个明白人，因此，既没有送他上涧头集的小学，也没有送他到台儿庄镇当学徒，而是在他11岁那年，即1935年春天，由族人祖父辈、进步人士贺祖尧帮助，转学到北洛小学插班入四年级就读。
北洛小学设在峄县运河北边的北洛村。这所小学为该村孙业洪私人独资创办，经营十年，名冠全县。据山东史料记载，1932年，全县举办运动会，北洛小学夺得10项冠军；1933年举行全县小学毕业生会考，北洛小学毕业生，不但全体通过考试，并且获得第一名；这所小学的毕业生，革除了不升学的思想，绝大多数升入简师、初中，完成大学教育者亦居全县各小学之冠[9]。由于该校教学质量高，声誉大振，闻名遐迩，各地学生纷纷转学到这里读书。
孙业洪是国民党党员，任过国民党的乡长、区长、游击大队长、行署副主任、县参议员等职，曾投身抗日。当时他从峄县城请来老国民党员刘克敏任北洛小学校长，他自己担任总务主任。这两人办教育还是颇有一套办法的，比较热心，也很认真。他们的功劳就在于为学校聘来了水平相当高的好教师。这些教师中给予贺敬之影响特别深的主要有两位，一位叫崔宝之，一位叫梁吟鹤。他们都是胶东人，学识渊博，思想先进，为学校买来许多进步书籍，常给学生讲革命道理，介绍红军的消息。
贺敬之进入北洛小学，犹如走进一片新天地，思想大为开阔，学习更加勤奋刻苦。第一学期成绩较差，从第二学期起，他每学期考试成绩均名列第一，由于品学兼优，深得学校领导和任课教师的器重。他的家庭经济困难，贺祖尧及其他亲邻都尽力接济他，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使他得以继续学习。
这期间，农村里残酷的阶级压迫，给贺敬之留下强烈的印象。那是发生在北洛小学旁边一个村庄里的事，贺敬之亲眼见到一个地主鞭打长工的惨景，那长工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久，贺敬之将这件事写进他的一篇作文里，引起老师和同学的共鸣。
在这所学校里，贺敬之不仅精修课业，还阅读了鲁迅、巴金、蒋光慈、叶紫等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及外国的《爱的教育》等小说也曾深深吸引过他。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如《离婚》《肥皂》等短篇小说，老师曾作为课外读物向他们认真分析讲解，使他激动不已，反复品读，不少句子都能背诵。
当时社会上正开展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北平设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总会，还出版拉丁化新文字的刊物和书籍。北洛小学的老师教学生学习拉丁化新文字，学校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贺敬之被推选为会长。他当时不仅能阅读拉丁化新文字书刊，还会用拉丁化新文字写信。在老师的指导下，他曾用新文字给北平总会写过一封信，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从当时的拉丁化新文字报刊上，他还得以知道红军到了哪里及西安事变等消息，知道了毛泽东、朱德的名字，也朦朦胧胧知道有共产党。
贺敬之在北洛小学就读的两年半中，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学习了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进步文学的熏陶开始引起他对文学的兴趣，特别是他在这里第一次受到了革命的教育。这一切，对于贺敬之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7年秋，贺敬之高小毕业，又面临着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还是由他的父亲决定，并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前往滋阳县（今属兖州区）投考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这是一片穷学生角逐的天地。他们都知道，乡师毕业出来可以当小学教员，有一个较为可靠的谋生职业；在校学习期间每月还能得到8元钱的生活补贴[10]，可以解决伙食问题；还有，入乡师学习，年龄不受限制。对于出身于贫苦人家而又有志于求学的学生来说，这些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滋阳第四乡师又是当时鲁西南一带名气颇大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里教师水平相当高，其中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考生们面前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
贺敬之投考滋阳第四乡村师范学校那年，竞争尤为激烈。这年前往该校报考的学生达4000多人，而学校录取名额为100名，也就是说，40名考生中只能录取1名。为了保证招生质量，录取真正的优秀学生，学校采取了两次考试、两榜筛选的办法。第一次考试国语、算术、常识3门课程，择优预取300名，先淘汰3000多名；第二次考试除这3门课程外，并加体检与口试，再择优录取正取生100名，备取生20名。贺敬之在两次考试、两榜筛选中，都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被录取为正取生，时年不满13岁。9月初开学，他入第四乡师第九级学习，是全班也是全校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位学生。他那出众的才华，受到全校师生的称赞。
这一录取消息震动了贺敬之的家乡。贺绅谟回忆说：“贺敬之考取乡师回家后，家乡亲友无不为之庆祝。一致认为，小小年纪能考取省立学校，当时在运南[11]各村是绝无仅有的。那时运南农村凋敝，教育不发达，他能考取省立乡师，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各乡，都认为贺敬之是个奇才。”[12]
然而，个人的前途命运，总是同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就在贺敬之考取滋阳第四乡师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全国局势出现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步步逼近山东。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消极应付日本侵略者，轻易放弃黄河天险，屯兵20万于宁阳观战，形势咄咄逼人。山东全省中等学校纷纷停课，动员学生们回家。值此民族危亡之际，青年学生走投无路，苦闷彷徨，年龄稍大的学生，有的投笔从戎，有的参加抗日团体开展救亡宣传活动。贺敬之年龄太小，只好回家等待。
1938年3月23日，离贺窑村仅十多里的鲁南古镇台儿庄上空响起了隆隆炮声，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爆发了。贺敬之爬到村旁的山头上，目睹台儿庄方向火光冲天，耳闻炮声、机枪声震动大地。4月，台儿庄大战结束后，日军又蠢蠢欲动，杀气腾腾，向徐州进逼。一天，贺敬之的父亲心情沉重而又满怀希望地告诉他，从北洛小学传来消息说，山东的一些普通中学和乡村师范，已经一起流亡到湖北西北部的郧阳和均县，他可以去湖北寻找学校继续念书。在那个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让尚未成年的儿子远离家乡，浪迹天涯，作为父亲，作为一名普通农民，这是多么不容易、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啊！尤其是贺敬之的母亲，这位崇高而慈爱的母亲，怎么能舍得让自己心爱的儿子，离开她走向一个她无法想象的有多么遥远的地方？然而，为了儿子能继续读书，为了儿子的前途，他们割舍了心头肉，决定让儿子远行。
这是贺敬之少年时代面临的又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间小茅草屋里，夜深了，一盏如豆的油灯，微弱的灯光跳跃着，闪烁着。父亲送给儿子一本中国地图，又将家里仅有的5元钱放进贺敬之的母亲手里。母亲不断地撩起破旧的衣襟，擦着流不完的泪水。她用颤抖的手将那5元钱装进儿子的衣角里，拿起针线，密密地缝着。母子相对无言，把一片骨肉深情各自藏进心底。贺敬之后来在诗中写道：
母亲呵，
撒开手，
妹妹，
给我的夹袄——
我要走了！
这长长的道路，
这漆黑的道路……[13]
就这样，年仅13岁的贺敬之告别了父老乡亲，告别了生他养他的亲爱的母亲，告别了他熟悉的那座茅草房，告别了伴他成长的院子里那恋恋不舍的老槐树、香椿树、桃树和石榴树。他的父亲陪伴着他，送他一步步走进了许阳乡涧头集镇旺庄那个村子，依依惜别地同儿子分手，返回家去。
贺敬之在那个村子里，与他的同学张延龄、陈德秀、孙炳成聚会，决定立即动身到湖北找学校去。临走时，又碰到一位初小老师任宝善。五人同行，奔赴津浦铁路附近的一个小站贾汪，在一片混乱中爬上火车。到徐州下车，他们找到了战地红十字会，在难民队里排着长长的队列，领到一点仅能充饥的食品。当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铁路沿线人心惶惶，火车每到一站，无数的难民都拼命往上爬。他们五人在徐州车站好不容易在混乱中爬上了火车，到了郑州，又在郑州爬上开往武汉的火车。在火车呼啸着从河南许昌奔向漯河的这段路程中间，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尹在勤和孙光萱曾这样记述了如此一个小小的却惊人的插曲：
实在是太拥挤了。他们四人（实为五人——笔者）爬上火车，根本进不到车厢里去。怎么办？他们只得爬到车厢顶上挤着。夜间，火车开到漯河附近，突然上来了几个人，拔出匕首，向他们要东西。抓住车把的陈德秀开始带头反抗。哪知他一反抗，猛地就被那几个人一家伙推下了火车。陈德秀惊叫了一声。火车不停地开走了。
到了下一个小站，火车停了。年纪比较大的孙炳成说：“我们赶快下车，找陈德秀去！”于是，三人（实为四人——笔者）立即下了车。他们沿着铁路线，倒回过去找寻着自己的同伴，焦急着，呼喊着，找呀，找……
陈德秀被推下去时，身上还挎着一个小包袱。除了他自己的东西外，里面还装着贺敬之临行前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那五块钱。因为离家以后，小小的贺敬之觉得，钱缝在自己的衣角里还不保险，于是又取出来，交给了陈德秀，认为让他保管更可靠一些，想不到恰恰又出了这个意外。……
后来，陈德秀终于被找到了。三人（实为四人——笔者）急忙凑上前去，看到的是陈德秀那被撕碎的衣衫，被摔伤的血痕……[14]
途中经历的这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深深地刻印在贺敬之的记忆里。父亲临行前送给他的那本中国地图，也是在这次事件中丢失的。他们五人继续爬火车南下，又遭遇了不知多少类似的惊人险境，才到了武汉，费尽周折，又从武汉乘上汽船沿汉水而上。到湖北钟祥县，任宝善脱离了这个小群体，自谋出路去了。贺敬之他们四个吃着大饼，喝着江水，终于在1938年5月，流浪到了湖北西北部汉水上游偏僻的均县。
贺敬之少年时代所走过的求学之路，是有幸的，又是艰难曲折的。这是文明与愚昧的拼搏，是意志与阻力的抗争。贺敬之的父母、族人和亲友，都深信贺敬之是有出息、有作为的，都深信他的出路就在于读书，为此，他们同心协力，百折不挠，培养贺敬之。是的，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想有出路，无疑要读书；然而，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只是读书，穷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就一定有出路？有什么样的出路？这个问题，贺敬之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逐渐找到了明确的答案。
[1] 歌德：《歌德自传》，生活书店，1936，第10页。
[2] 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6，第66～67页。
[3] 贺敬之1994年3月16日同笔者谈话记录。
[4] 贺敬之：《并没有冬天》，上海泥土社，1951，第60～62页。
[5] 贺绅谟：《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台儿庄文史资料》第二辑，1990，第38页。
[6] 贺敬之1994年3月16日同笔者谈话记录。
[7] 贺敬之1994年3月16日、18日同笔者谈话录。
[8] 贺绅谟：《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台儿庄文史资料》第二辑，1990，第39页。
[9] 《山东文献》第一卷第一期，第109页。
[10] 据贺绅谟在《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一文中回忆，1937年以前乡师每月补贴学生生活费为5元。
[11] 运南系指运河南岸。
[12] 贺绅谟：《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台儿庄文史资料》第二辑，1990，第41～42页。
[13] 贺敬之：《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并没有冬天》，上海泥土社，1951，第64～65页。
[14] 尹在勤、孙光萱：《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3～4页。关于同行者中有任宝善，因此应为“五人”一说，系根据贺敬之1994年3月16日同笔者谈话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