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奇遇

多瑙河奇遇

我与哈德考恩原本素昧平生,然而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神奇地来到我的身边,不仅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他所告诉我的那些故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在2012年夏季,我带着从国内来德国的父母哥嫂登上了多瑙河游船,那是一次计划不周的旅程,以至于没能事先了解到,除了我们一家以外船上是清一色的德国游客,船上的所有广播、通知、解说以及沿岸各地的导游解说所用的语言都是德语,与船方交涉的结果是,他们同意每天提供第二天行程的英文书面通知,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游船驶离起点德国小城帕绍时,正是夕阳西下,多瑙河在这一段河面狭窄,河道蜿蜒曲折,在绚烂的霞光里,两岸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山崖上的城堡、宫殿、教堂、修道院、葡萄园以及城镇乡村,移步异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宛如一幅幅田园风景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沿岸居民的生活场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生动活现,好似一部永不完结的电影。多瑙河,因其流经欧洲腹地众多国家、拥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历史景观而闻名遐迩。接下来八天的行程安排满满,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众多城镇的知名景观,让我们期待却又一筹莫展,难道真的就这样因为听不懂解说而抱憾而归了吗?

第二天我们来到奥地利瓦豪省小镇Durnstein的一所修道院,当我正与众多游客一起跟随着导游时,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士亲切的声音:

“你们听不懂,是吗?”

待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高大男士,他身材均匀、学者气质、面貌随和。

“您说对了,确实听不懂。”我笑着摇摇头回答道,却仍然不明他的来意。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为您翻译。”

他说的是标准的英语,既不是侉里侉气的美音,也不是咬文嚼字煞有介事的英音,说完他就和蔼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在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这样的疑问:莫非天下真有这等好事,有人要义务地为我做翻译,为什么啊?这好像凭白地收人礼物一样。

“多谢您的好意,可是我又怎么能让您辛苦地为我翻译呢?”

“给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是我的乐事,不必介怀。”

“那么我该怎么酬谢您?”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不必客气。”

他的诚恳和善意打动了我,使我放下了戒心和客套,接受了他的好意帮助。

“那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辛苦您了,真的很感谢。”

“我叫哈德考恩,很高兴认识您。”

他伸出手,我握住了他的手,我们相视而笑。

之后的八天行程中,他一直不辞辛苦、尽心尽力地为我们一家做翻译,他知识丰富,常常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相关的史实和背景知识,使我们受益匪浅。在一座大教堂里,他给我们讲解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在斯洛伐克Sturovo小镇中心广场,这里在1989年东欧剧变中曾经是民众和平聚会、示威游行的地点,他讲起当时的事态发展和演变。当东西德合并,拆毁柏林墙时,他就在现场,他描绘了当时一个个感人的画面,人们激动万分、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来自东德的人们涌入西德一边,互不相识的人们彼此拥抱、握手、亲吻,失散的亲人重聚,抱头痛哭、互相诉说,那一幕幕情景令他刻骨铭心,他至今还保留着一块柏林墙的石头。他的讲述情感真挚,极富感染力,把我带到了那个大动荡的年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哈德考恩一起上船的有他妻子、女儿以及妹妹和妹夫一家子,他妻子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主动热情地为我母亲和嫂子翻译解说,我常常看到她和母亲互相挎着走在一起边走边聊,好像很说得来的样子,我们两家也结下了友谊。此间我跟哈德考恩也聊了很多,我了解到他们一家人都为教会工作,妻子年轻时就投身教会,曾被派往澳大利亚工作过几年。他们的女儿在教堂下属慈善机构工作,帮助智障儿童,他妹妹和妹夫也都在教会工作。他妹夫看起来像是患有某种疾病,他的皮肤刷白而且脱皮,有点像白癜风那种,表情略显僵硬,说话慢吞吞。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问他,现在已经退休是不是可以经常出来到处去旅游,他说不行,因为他要工作,我好奇地问他都做些什么,他告诉我有一位老妇人在医院里住院,因为无儿无女,他要去医院照顾她,给她喂饭、擦洗、读书,定时用轮椅推她出去晒太阳,等等。他还告诉我对于很多像她这样没有儿女的信徒,教会会照顾他们,他们都立下遗嘱,身后把所有财产捐给教会,教会中需要有人来打理和经营这些事情。

我问哈德考恩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在一个慈善基金做总经理,手下有三十多位雇员。他们的基金旨在帮助东欧各国的儿童,那些失学、残疾、家庭暴力、性侵、孤儿,等等。他告诉我在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波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有很多这样的儿童,他们需要帮助。在乌克兰,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其他地区的人们生活极其困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希望,人们穷困潦倒,前景一片黯淡,到处是酗酒,而儿童的境遇就更加悲惨,他们被虐待、被家暴、被性侵,他们的慈善基金用到这些地方,所到之处为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建学校,让孩子们受教育,给孩子们带去衣物,给他们治病、送去医药,也给他们带去上帝的福音,解除他们精神上的苦痛。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于好心人和虔诚的基督徒的慷慨捐赠。

他讲了一件事情,在乌克兰他们有一项计划,一次要带孩子们到另一个地方去野营,需要购买帐篷和一些设备,需要两万零八十欧元,可是这时他们的账上已经没有钱了。正当他们到处想办法却毫无进展的时候,忽然他们的账上收到了两万欧元,他们很兴奋,有了钱可以买帐篷、设备、实施他们的计划了,可是兴奋之余,他很纳闷,是什么人捐了这么一大笔款?一般人是不会一次性地捐这么大一笔款的,会不会搞错了呢?他通过银行查到是一位老妇人汇的款,他打电话过去询问,老妇人说,她有了这笔钱,但是她想她的两个女儿都有工作,并不需要这笔钱,还是把它捐给那些更需要钱的人们吧,于是她就汇给了这个基金会。多年来正是因为有很多像这样的好心人持续的慷慨捐赠,他们的基金才得以长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他们定期印制简报寄给捐款人,汇报这一个阶段都做了哪些项目以及各个项目的进展情况。他拿给我一份最近一期的简报,A4开的版面,一共四页,第一页是一张大幅黑白照片,上面有五位年轻的姑娘,年龄大约从十八九岁到二十一二岁的样子,穿着短裤或裙子,脸上绽放着笑容。他告诉我这些女孩都是吉普赛人,因为吉普赛人在欧洲属于落后的少数族裔,他们还保留着传统的浪迹天涯、居无定所、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职业,很多人仍然是靠着偷窃为生,所以到处不受欢迎。他们的孩子们很多都失学,没有干净的衣服,不讲个人卫生。这个基金给她们派去老师教她们读书,教她们清洁卫生,给她们干净、漂亮的衣服,其中一个女孩儿头上还顶着一副太阳镜,她们脸上的笑容都很甜美、灿烂。第二页是一张十三岁男孩和他的男老师的照片,男孩的父亲整天酗酒,对他拳脚相加,他曾经自暴自弃、离家出走、弃学、偷东西、被警察抓,在这个基金的帮助下,男孩已经重归学校,现在学习成绩优异。第四页是一张五个孩子的照片,年龄从六七岁到十一岁不等,他们手里分别拿着毛绒玩具、机器猫和娃娃,站在后排的是照顾他们的阿姨,手里捧着一个大蛋糕。哈德考恩告诉我,这些孩子分别来自吸毒、暴力、酗酒、贫困或离异家庭,他们幼小的身心都曾经受到过创伤。他们收容了这些孩子,并聘请了一位中年女性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另外还请了一位女教师教他们读书,并兼做心理咨询和辅导,他们的努力使这些孩子慢慢地走出心理阴影,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与爱。这些照片下面是报道文章,介绍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份印刷品被定期邮寄到每位捐款人家里,让他们了解所捐款的用项以及项目的进展情况,很多人还会再捐款。

哈德考恩另外给我看了一本彩色小册子,是他们慈善基金印发的宣传册,上面有几幅小照片,一幅是几个只有四五岁的孩子们每人手举着一支挤上了牙膏的牙刷,冲着镜头大笑;另一幅是一个孩子手里抓着一个面包正在吃着,旁边一个孩子正捧着一个硕大的塑料水桶在喝水;还有一幅是一位老妇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面包,这些照片明示了在基金的帮助下,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有了面包和清洁饮用水。小册子下方有该基金会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号等信息,小册子摆放在各社区的教堂里。类似这样的慈善基金,在欧洲各国都有,无论你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甚至小镇,走进那里的教堂,都能找到类似的印刷宣传品,旨在倡议人们捐款。

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和哈德考恩也越来越熟悉,好感和信任也与日俱增。一天,我们像往常那样随着旅游团访问一座小城,虽然我们两人走在游客中间,但是我们谈话的内容却与旅游毫不相干。他缓缓地告诉我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情报收集工作,也就是传说中的间谍。那时他二十七岁,为一个美国机构工作,主要任务是资助和联络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犯。他要携带大量现金入境,设法交给那些政治犯的家属,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一手情报,再带出境。他被指派主要活动的国家包括当时的东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为此他需要接受很多相关的训练。每一次秘密入境,他身上都会携带三四万美元的现金,到达目的地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兑换成当地货币。一次在莫斯科,他住在一家星级酒店里,他需要兑换三万美元的卢布,他找到饭店外币兑换台的人,私底下跟他说了,一开始他满口答应说没问题,他还以为是要换五十美元呢,当他听清楚是三万美元时,他开始浑身哆嗦起来,他怕被克格勃发现,可是他还是很想赚这笔钱。他报了价,高于哈德考恩的心里价位,他没有接受,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交易。他告诉哈德考恩饭店的地下一层是厨房,地下二层是空调和供暖设施,地下三层是仓库,交易地点就在地下四层。当哈德考恩带着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地下四层时,只见那里站着七八个大汉,那个人马上解释说他们是来保护他们的。他们来到卫生间,进来了一个大胖子,穿一件宽大的大衣,大衣里面、袖子里面藏着的全是钱,他们钻进相邻的两个单间,坐在马桶上开始交易,从中间的木隔板下面互相递钱,他递过去一千美元,那边就递过来相当于一千美元的卢布,就这样一手美元一手卢布,交易顺利地完成了。之后他要带着这些钱,避开克格勃的监视和跟踪,送到有关人员的手中。有一次他带着钱走在路上,后面有几个克格勃在跟踪,他们都身着黑色皮衣、戴墨镜,就像在间谍电影中常常看到的那样,他下了地铁,然后就像电影中那样在车厢门关闭的一瞬间跳下来,又蹿上了对面的一趟列车,向相反方向驶去,如此这般连续换了几次车,终于成功地甩掉了尾巴。当他确认没有跟踪后,才去了目的地,把钱交给当事人,并带回了情报,完成了任务。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经常要扮成游客,有时还要带上家人同往,他就曾带着妻子去执行过任务,当然也要装模作样地参加一些游览活动。

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听得都呆了,很想了解更多,可我也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警惕性高,不想说的你问也问不出,很多事情他们会一生守口如瓶,即使是对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问他当时压力大不大,他说当然,每次在接到任务的时候,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状况,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必须独自面对,找出解决的办法。我又问如果万一发生不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是否会有生命危险?他回答说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被发现并且被捕,顶多蹲几周监狱,然后会被释放,但是会被在护照上盖上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的戳,然后被驱逐出境,永远不许再入境,他说有一对夫妇就有过此经历。而他自己在大约二百五十多次执行任务中,有一次因为车出故障,险些就使他被捕,最后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我问他有没有来中国执行过任务,他说曾经去过香港,找一个广东人,他蹲了二十六年监狱,这二十六年里,他没见过自己的妻子,当他最终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是癌症晚期,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妻子就去世了。

多瑙河游船的八天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家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船上的最后一晚,我们两家坐在了一起,我们为哈德考恩和夫人准备了两份从中国带来的礼物,并请他们全家喝酒。而哈德考恩给我讲的故事,我对谁也没有说。

时光荏苒,这一段发生在几年前的故事,至今每每忆起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使得哈德考恩告诉了我他那一段鲜为人知的间谍生涯,我仍不得而知。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7年9月15日第441期)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