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奇遇
我与哈德考恩原本素昧平生，然而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神奇地来到我的身边，不仅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他所告诉我的那些故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在2012年夏季，我带着从国内来德国的父母哥嫂登上了多瑙河游船，那是一次计划不周的旅程，以至于没能事先了解到，除了我们一家以外船上是清一色的德国游客，船上的所有广播、通知、解说以及沿岸各地的导游解说所用的语言都是德语，与船方交涉的结果是，他们同意每天提供第二天行程的英文书面通知，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游船驶离起点德国小城帕绍时，正是夕阳西下，多瑙河在这一段河面狭窄，河道蜿蜒曲折，在绚烂的霞光里，两岸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山崖上的城堡、宫殿、教堂、修道院、葡萄园以及城镇乡村，移步异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宛如一幅幅田园风景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沿岸居民的生活场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生动活现，好似一部永不完结的电影。多瑙河，因其流经欧洲腹地众多国家、拥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历史景观而闻名遐迩。接下来八天的行程安排满满，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众多城镇的知名景观，让我们期待却又一筹莫展，难道真的就这样因为听不懂解说而抱憾而归了吗？
第二天我们来到奥地利瓦豪省小镇Durnstein的一所修道院，当我正与众多游客一起跟随着导游时，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士亲切的声音：
“你们听不懂，是吗？”
待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高大男士，他身材均匀、学者气质、面貌随和。
“您说对了，确实听不懂。”我笑着摇摇头回答道，却仍然不明他的来意。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为您翻译。”
他说的是标准的英语，既不是侉里侉气的美音，也不是咬文嚼字煞有介事的英音，说完他就和蔼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在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这样的疑问：莫非天下真有这等好事，有人要义务地为我做翻译，为什么啊？这好像凭白地收人礼物一样。
“多谢您的好意，可是我又怎么能让您辛苦地为我翻译呢？”
“给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是我的乐事，不必介怀。”
“那么我该怎么酬谢您？”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不必客气。”
他的诚恳和善意打动了我，使我放下了戒心和客套，接受了他的好意帮助。
“那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辛苦您了，真的很感谢。”
“我叫哈德考恩，很高兴认识您。”
他伸出手，我握住了他的手，我们相视而笑。
之后的八天行程中，他一直不辞辛苦、尽心尽力地为我们一家做翻译，他知识丰富，常常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相关的史实和背景知识，使我们受益匪浅。在一座大教堂里，他给我们讲解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在斯洛伐克Sturovo小镇中心广场，这里在1989年东欧剧变中曾经是民众和平聚会、示威游行的地点，他讲起当时的事态发展和演变。当东西德合并，拆毁柏林墙时，他就在现场，他描绘了当时一个个感人的画面，人们激动万分、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来自东德的人们涌入西德一边，互不相识的人们彼此拥抱、握手、亲吻，失散的亲人重聚，抱头痛哭、互相诉说，那一幕幕情景令他刻骨铭心，他至今还保留着一块柏林墙的石头。他的讲述情感真挚，极富感染力，把我带到了那个大动荡的年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哈德考恩一起上船的有他妻子、女儿以及妹妹和妹夫一家子，他妻子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主动热情地为我母亲和嫂子翻译解说，我常常看到她和母亲互相挎着走在一起边走边聊，好像很说得来的样子，我们两家也结下了友谊。此间我跟哈德考恩也聊了很多，我了解到他们一家人都为教会工作，妻子年轻时就投身教会，曾被派往澳大利亚工作过几年。他们的女儿在教堂下属慈善机构工作，帮助智障儿童，他妹妹和妹夫也都在教会工作。他妹夫看起来像是患有某种疾病，他的皮肤刷白而且脱皮，有点像白癜风那种，表情略显僵硬，说话慢吞吞。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问他，现在已经退休是不是可以经常出来到处去旅游，他说不行，因为他要工作，我好奇地问他都做些什么，他告诉我有一位老妇人在医院里住院，因为无儿无女，他要去医院照顾她，给她喂饭、擦洗、读书，定时用轮椅推她出去晒太阳，等等。他还告诉我对于很多像她这样没有儿女的信徒，教会会照顾他们，他们都立下遗嘱，身后把所有财产捐给教会，教会中需要有人来打理和经营这些事情。
我问哈德考恩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在一个慈善基金做总经理，手下有三十多位雇员。他们的基金旨在帮助东欧各国的儿童，那些失学、残疾、家庭暴力、性侵、孤儿，等等。他告诉我在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波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有很多这样的儿童，他们需要帮助。在乌克兰，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其他地区的人们生活极其困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希望，人们穷困潦倒，前景一片黯淡，到处是酗酒，而儿童的境遇就更加悲惨，他们被虐待、被家暴、被性侵，他们的慈善基金用到这些地方，所到之处为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建学校，让孩子们受教育，给孩子们带去衣物，给他们治病、送去医药，也给他们带去上帝的福音，解除他们精神上的苦痛。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于好心人和虔诚的基督徒的慷慨捐赠。
他讲了一件事情，在乌克兰他们有一项计划，一次要带孩子们到另一个地方去野营，需要购买帐篷和一些设备，需要两万零八十欧元，可是这时他们的账上已经没有钱了。正当他们到处想办法却毫无进展的时候，忽然他们的账上收到了两万欧元，他们很兴奋，有了钱可以买帐篷、设备、实施他们的计划了，可是兴奋之余，他很纳闷，是什么人捐了这么一大笔款？一般人是不会一次性地捐这么大一笔款的，会不会搞错了呢？他通过银行查到是一位老妇人汇的款，他打电话过去询问，老妇人说，她有了这笔钱，但是她想她的两个女儿都有工作，并不需要这笔钱，还是把它捐给那些更需要钱的人们吧，于是她就汇给了这个基金会。多年来正是因为有很多像这样的好心人持续的慷慨捐赠，他们的基金才得以长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他们定期印制简报寄给捐款人，汇报这一个阶段都做了哪些项目以及各个项目的进展情况。他拿给我一份最近一期的简报，A4开的版面，一共四页，第一页是一张大幅黑白照片，上面有五位年轻的姑娘，年龄大约从十八九岁到二十一二岁的样子，穿着短裤或裙子，脸上绽放着笑容。他告诉我这些女孩都是吉普赛人，因为吉普赛人在欧洲属于落后的少数族裔，他们还保留着传统的浪迹天涯、居无定所、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职业，很多人仍然是靠着偷窃为生，所以到处不受欢迎。他们的孩子们很多都失学，没有干净的衣服，不讲个人卫生。这个基金给她们派去老师教她们读书，教她们清洁卫生，给她们干净、漂亮的衣服，其中一个女孩儿头上还顶着一副太阳镜，她们脸上的笑容都很甜美、灿烂。第二页是一张十三岁男孩和他的男老师的照片，男孩的父亲整天酗酒，对他拳脚相加，他曾经自暴自弃、离家出走、弃学、偷东西、被警察抓，在这个基金的帮助下，男孩已经重归学校，现在学习成绩优异。第四页是一张五个孩子的照片，年龄从六七岁到十一岁不等，他们手里分别拿着毛绒玩具、机器猫和娃娃，站在后排的是照顾他们的阿姨，手里捧着一个大蛋糕。哈德考恩告诉我，这些孩子分别来自吸毒、暴力、酗酒、贫困或离异家庭，他们幼小的身心都曾经受到过创伤。他们收容了这些孩子，并聘请了一位中年女性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另外还请了一位女教师教他们读书，并兼做心理咨询和辅导，他们的努力使这些孩子慢慢地走出心理阴影，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与爱。这些照片下面是报道文章，介绍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份印刷品被定期邮寄到每位捐款人家里，让他们了解所捐款的用项以及项目的进展情况，很多人还会再捐款。
哈德考恩另外给我看了一本彩色小册子，是他们慈善基金印发的宣传册，上面有几幅小照片，一幅是几个只有四五岁的孩子们每人手举着一支挤上了牙膏的牙刷，冲着镜头大笑；另一幅是一个孩子手里抓着一个面包正在吃着，旁边一个孩子正捧着一个硕大的塑料水桶在喝水；还有一幅是一位老妇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面包，这些照片明示了在基金的帮助下，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有了面包和清洁饮用水。小册子下方有该基金会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号等信息，小册子摆放在各社区的教堂里。类似这样的慈善基金，在欧洲各国都有，无论你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甚至小镇，走进那里的教堂，都能找到类似的印刷宣传品，旨在倡议人们捐款。
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和哈德考恩也越来越熟悉，好感和信任也与日俱增。一天，我们像往常那样随着旅游团访问一座小城，虽然我们两人走在游客中间，但是我们谈话的内容却与旅游毫不相干。他缓缓地告诉我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情报收集工作，也就是传说中的间谍。那时他二十七岁，为一个美国机构工作，主要任务是资助和联络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犯。他要携带大量现金入境，设法交给那些政治犯的家属，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一手情报，再带出境。他被指派主要活动的国家包括当时的东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为此他需要接受很多相关的训练。每一次秘密入境，他身上都会携带三四万美元的现金，到达目的地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兑换成当地货币。一次在莫斯科，他住在一家星级酒店里，他需要兑换三万美元的卢布，他找到饭店外币兑换台的人，私底下跟他说了，一开始他满口答应说没问题，他还以为是要换五十美元呢，当他听清楚是三万美元时，他开始浑身哆嗦起来，他怕被克格勃发现，可是他还是很想赚这笔钱。他报了价，高于哈德考恩的心里价位，他没有接受，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交易。他告诉哈德考恩饭店的地下一层是厨房，地下二层是空调和供暖设施，地下三层是仓库，交易地点就在地下四层。当哈德考恩带着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地下四层时，只见那里站着七八个大汉，那个人马上解释说他们是来保护他们的。他们来到卫生间，进来了一个大胖子，穿一件宽大的大衣，大衣里面、袖子里面藏着的全是钱，他们钻进相邻的两个单间，坐在马桶上开始交易，从中间的木隔板下面互相递钱，他递过去一千美元，那边就递过来相当于一千美元的卢布，就这样一手美元一手卢布，交易顺利地完成了。之后他要带着这些钱，避开克格勃的监视和跟踪，送到有关人员的手中。有一次他带着钱走在路上，后面有几个克格勃在跟踪，他们都身着黑色皮衣、戴墨镜，就像在间谍电影中常常看到的那样，他下了地铁，然后就像电影中那样在车厢门关闭的一瞬间跳下来，又蹿上了对面的一趟列车，向相反方向驶去，如此这般连续换了几次车，终于成功地甩掉了尾巴。当他确认没有跟踪后，才去了目的地，把钱交给当事人，并带回了情报，完成了任务。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经常要扮成游客，有时还要带上家人同往，他就曾带着妻子去执行过任务，当然也要装模作样地参加一些游览活动。
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听得都呆了，很想了解更多，可我也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警惕性高，不想说的你问也问不出，很多事情他们会一生守口如瓶，即使是对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问他当时压力大不大，他说当然，每次在接到任务的时候，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状况，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必须独自面对，找出解决的办法。我又问如果万一发生不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是否会有生命危险？他回答说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被发现并且被捕，顶多蹲几周监狱，然后会被释放，但是会被在护照上盖上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的戳，然后被驱逐出境，永远不许再入境，他说有一对夫妇就有过此经历。而他自己在大约二百五十多次执行任务中，有一次因为车出故障，险些就使他被捕，最后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我问他有没有来中国执行过任务，他说曾经去过香港，找一个广东人，他蹲了二十六年监狱，这二十六年里，他没见过自己的妻子，当他最终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是癌症晚期，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妻子就去世了。
多瑙河游船的八天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家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船上的最后一晚，我们两家坐在了一起，我们为哈德考恩和夫人准备了两份从中国带来的礼物，并请他们全家喝酒。而哈德考恩给我讲的故事，我对谁也没有说。
时光荏苒，这一段发生在几年前的故事，至今每每忆起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使得哈德考恩告诉了我他那一段鲜为人知的间谍生涯，我仍不得而知。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7年9月15日第4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