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归来十年
人生有顺境，鲜花、美酒和赞美；人生也有逆境，艰难、困苦和迷茫；无论何时何地，乐观向上，努力拼搏。胜不骄，败不馁，低谷不沮丧，永远不停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做到极致，成为专家、模范，是金子总会发光。
回到祖国
1967年2月，我们在法国的留学生归心似箭。天天听着国内的广播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在法国的《费加罗报》上，看到国内红卫兵打砸抢的照片，心里也觉得“破四旧”是应该的，但是应该文明，不能破坏文物，更不应该武斗。当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同学在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被苏联警察打了。我们义愤填膺，立刻到巴黎街头苏联大使馆前抗议。巴黎警察怕中国学生闹事，就用全副武装的警队将我们关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被关进铁笼子的滋味。大家使劲地喊，说我们是无辜的，快放我们出去。黄镇大使当晚就约见法国外交部说明情况，请巴黎警察局立刻放人。驻法使馆的文化参赞一行到警察局看望和慰问我们这些留学生，让我们不要着急，告知大使已经与法国政府交涉。我们在拘留所看到祖国的亲人来了都不禁热泪盈眶。谢谢祖国，谢谢黄镇大使！
凌晨三点钟，我们被接回留法学生的驻地玫瑰园。厨师为我们准备了香喷喷的中国饭菜，并嘱咐我们先多喝温水，吃饭慢一些，先少吃一点好消化的食物，防止得胃病。大使馆的关怀，亲人般的温暖让我们感到像回家了一样，永生难忘。
当我们回国途径莫斯科时心中憋着气，一致决定到红场去瞻仰列宁墓，抗议苏联警察暴打我们前一批途经莫斯科和在苏联留学的同学，伸张正义。我国驻苏大使馆理解我们这些留学生的心情，嘱咐我们要小心警察，注意安全，低调瞻仰列宁墓。
我们向列宁墓和苏联卫国战争牺牲的烈士献上花圈。在我们离开红场时，还是挨了苏联警察的暴打。这成了国内报纸上刊登的“红场事件”，也激起了国内红卫兵喊出打倒“苏修”的口号。
在友谊宾馆前归国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张月姣）。
我们回国后，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接见。他们嘱咐我们好好休息和学习，先了解一下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打砸抢。高教部会安排我们到工厂和农场锻炼。我们归国留学生都临时住在友谊宾馆，一起学习和听报告。国内一些大学已经停课，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在友谊宾馆的院子里贴着“反对修正主义的苗子！”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我们这批归国留学生。我们非常配合并愉快地接受了军管会与高教部的毕业分配与劳动锻炼安排。
我和我爱人丁俊发是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1964年他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法国做留学生的辅导员。1967年我们回国，1968年确定恋爱关系。1968年我被分配到广东部队农场锻炼。我爱人被分配到四川汽轮机厂工作。在各自奔赴新的岗位之前，我们在北京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我爱人是江苏张家港人。他父母年迈体弱失去劳动力，几个哥哥姐姐都在农村，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他微薄的工资还要资助农村的父母和亲戚。我说结婚一切从简。母亲拿出一个存折，是二弟上班后存下的400元钱，相当于他两年的工资。我留下200元给二弟用。父母用30元为我们办了简单的结婚酒席，请人在院子里做了一桌饭菜，招待在北京的朋友和邻居。其余的钱，我带在身上到广东部队农场参加劳动锻炼。在广州的招待所里，我想念家人，就到商店买了球鞋和手电筒，寄给在山西农村插队锻炼的大弟弟，在北京橡胶厂上班的二弟弟和在北京房山煤矿挖煤的三弟弟。
到部队农场锻炼
我随身带了一个旧箱子，和其他去广州锻炼的同学从北京坐硬座的火车慢车，用了三天两夜才到了广州。然后又从广州乘火车到了珠海，再坐船到了荒凉的白藤岛。使我们兴奋的是可以穿上军装，分连队住草棚、种水稻。部队连长和指导员管理我们过部队生活，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南方大毒蛇从草棚的地脚里钻进女生宿舍，把大家吓坏了。我和广西大学的大力气二班长拿起镐头，把一条长蛇打死，呼喊大家回来睡觉。连长表扬我勇敢，说看人家留学生一点都不洋气，也不怕苦，重活累活抢着干。我自从来到岛上，便暗自下定决心，要好好锻炼自己。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种水稻，在双抢收割水稻时，早上四点就下地。南方天气热，岛上蚊子多，腿上、胳膊上都长满了水稻皮炎疹，疼的睡不了觉。但是我咬牙坚持着，下地干活、抬水泥、背水稻秧苗大袋子，摔到水田里，爬起来接着干。我想农民一年365天都这么辛苦，我为什么不行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锻炼，做一名真正的战士。
由于我的劳动学习表现都很好，被选为连队的模范，参加了军区的代表大会。我还和其他代表参观了牛田洋军区农场来自外交部、七机部的归国留学生的驻地，听了他们积极参加劳动锻炼的事迹。可是在我们回到惠州军区开会时，突然广播里传来噩耗，很多在牛田洋锻炼的留学生先进代表，在最近一次大海啸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失声痛哭，为失去国家培养的尖端人才感到无比沉痛和惋惜。2005年我从亚洲开发银行退休，加入汕头大学做法学教授后，还多次返回牛田洋那个吞没了数百名归国留学生的海边（现在已经建立了大坝和悼念牛田洋海啸牺牲的烈士纪念碑），向他们在大海中的英灵致哀。国家永远记着他们。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1968年归国赴广东白藤岛部队农场锻炼（后排左二为张月姣）。
1969年在国庆20周年时，我很荣幸地被选为广州部队农场赴北京的国庆大典观礼代表（中间讲话者为张月姣）。
1969年10月1日被选为广东部队农场国庆观礼代表在天安门前合影（后排右一为张月姣）。
我代表近十万在广东部队农场锻炼的学生回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还观看了震撼人心的雄伟的阅兵式。我激动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天安门鞠躬：毛主席啊，我们回到了您的身旁！我们是祖国的儿女，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教导，刻苦学习、顽强锻炼、百炼成钢！
虽然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很苦、很累，种水稻，在水田里插秧、割稻、喂猪、做饭、修路等什么脏活、重活都干过，但我感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对的。艰苦的劳动和解放军严格的纪律就像一个大熔炉，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消除了知识分子的傲气。从西方花花世界巴黎归来的小姐，没有了娇气和洋气，而是改造成能吃苦耐劳、养鸭种地的普通劳动者。我感到，与工农兵相结合没有毕业，永远在路上。
汽轮机厂的先进模范
1970年6月，我结束了在广东部队农场的劳动锻炼，到四川绵竹汽轮机厂工作。这次去绵竹是工作不是锻炼，不知道会在大山里待多久，不免心里有些想北京的家。在路上我想“随遇而安”“干一行，爱一行，做出成绩来，不在大山中虚度一生光阴”。我唱着马赛曲，提着行李到汽轮机厂报到。绵竹汽轮机厂是全国最大的发电机成套设备生产厂，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先进的设备和两千多名国内外的专家、工程师。总工程师丁一，是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回国的世界著名的汽轮机设计和制造专家，也是哈尔滨汽轮机厂和四川东方汽轮机厂的建厂功臣。他带领我们这些新分来的大学生参观工厂的现代化实验室、叶片加工车间、组装车间等，给我们讲汽轮机的设计原理，还请其他工程师和车间主任用两个月时间讲解铸铁、铸钢、模具、重工、轻工等十几个大厂房的工艺流程。
汽轮机厂真大，像个小社会，有学校、医院、幼儿园、商场、派出所、电影院等等。不出大山，生活也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住在用石头垒起来的平房，俗称“干打垒”，用小电炉做饭。灯光有些暗，我每天坚持翻译法文版的《世界机床史》。有一天邻居使用电炉烤辣椒，停电了，他便把电炉放在床底下，没有关上开关，结果来电之后，电炉子烧得滚烫，把床烤着火了。上午我在办公室听到有人喊救火，厂里几辆消防车赶到现场。消防队来了，很快将大火扑灭。等我赶回家，家里的东西已经烧焦了。幸亏我将《世界机床史》的翻译书稿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保存了下来。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干打垒平房不能住了。我们被分到河坝新建的一间带厨房的家属宿舍。我已经习惯在工厂的生活，还可以学到新技术。干一行学一行，做个多面发展的专家也很好。我借来了很多有关汽轮机原理、核心技术和加工流程的书，每天认真阅读并做笔记。在与技术员的讨论中，当冶炼技术专家介绍工厂炼钢车间的技术改造建议后，我还利用从国外炼钢杂志上收集的资料，概要地比较了日本的氧气顶吹炼钢法与普通炼钢法的能源消耗与产品质量的差异。会后炼钢车间主任和技术员夸我悟性好，快成技术专家了。
我穿着工作服，每天早上提早上班，晚上比别人下班都晚，还经常拜访一些老工人与他们聊家常，谈工厂的发展，与工人打成一片。我被评为汽轮机厂的先进工作者，参加了绵阳地区的先进人物代表大会，还见到地区很多劳动模范人物，包括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母亲。
1971年在东方汽轮机厂工作被评为地区先进，参加绵阳地区代表大会与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左二为张月姣、左三为英雄黄继光的母亲）。
调回北京
1972年4月，我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调令回北京工作。听到这个好消息，在大山里的汽轮机厂工作的北京人，又是羡慕又是为我高兴庆贺。
“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国家要尽快发展生产，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回到北京，我就投入了有关技术引进的谈判工作。我参与了与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很多中外技术引进和技术合作协议的谈判，还参加了数十次到国外技术考察和在外国执行技术合作协定的工作。
1973年，我随一机部代表团赴罗马尼亚执行中罗技术合作协定，特别是中国模具生产技术向罗马尼亚的转让和对罗马尼亚工程师的培训。当我们看到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住房和工资水平都比中国人高，我们说中国人是吃着窝头骑自行车，援助你们吃面包开小汽车的，是贫穷的人援助富裕的人。罗马尼亚厂长和工程师一再感谢中国的无私援助，说他们处在西方的包围压力下，因为国家穷，很多罗马尼亚人都逃到西欧，去过更富裕的生活。他们说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挺得住，就要加快发展经济。西方不允许向罗马尼亚转让先进技术，所以中国的技术转让很可贵。在罗马尼亚工作的几个月，我认识了很多人，也了解了罗马尼亚的风土人情。中罗人民的友谊很动人。
重返法国
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农业生产，需要大量化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吃穿问题，也需要大量化纤原料。但是中国生产农用化肥和工业用化纤原料的设备陈旧、落后，每年需要大量进口。1974—1976年，经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主管部门的研究，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用了几十亿美元，从欧洲引进了13套大型成套生产化肥和化纤的先进设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单项成套引进项目。我很荣幸参与了这个“交钥匙工程”的谈判、监督检查和执行合同工作。
中美关系改善后，中国就着手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建设了13个大型化肥厂。这些化肥厂在1977年以后陆续投产，化肥的供给问题基本解决。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优良品种解决了粮食增产最重要的育种问题，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化肥从无到有，年产量达到1000万吨，提供了粮食增产的第二个保障。
正是水利、优良品种和化肥三个因素，才保证了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取消了粮票、布票等计划供应。人民才衣食无忧。
13套大型成套化肥和化纤生产设备引进项目签字仪式后合影（左五为化工部部长，右四为机械工业部部长，右一为张月姣）。
当我知道国家引进13套大型化肥和化纤生产设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后，我感到责任重大，下决心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大型成套设备的引进工作。
我又重返十年前留学的法国，并有机会参观考察了法国巴黎、哈弗尔、马赛、里昂、斯特拉斯堡等十几个大城市的大型现代化重型机械厂。十年前留学法国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法国工业。从外观看，法国依然风景如画，博物馆众多，卢浮宫、凡尔赛宫……美丽的塞纳河倒映着高高耸立的埃菲尔铁塔。巴黎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旅游观光客，为法国的国民经济带来大量的旅游收入。同时法国也由农业大国，转为拥有飞机、机车、仪表、核电、运输机械等先进装备工业的国家。法国还实行大型企业特别是核电业的国有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正在加强。法国的技术工人队伍水平很高，每千名工人中高学历的毕业生比例是西方国家中最高的。当时法国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和英国，略低于德国和日本。我们的成套设备验收组参观和考察了法国各地的大型机械装备生产厂，他们先进的设备和质量管理体系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不仅参观了他们现代化的装备和实验设备，还认真细致地检查他们产品的质量，以及他们履行合同的情况。这真是考验我的法文、英文、法律、会计、技术知识的考场。我每一天在考察前仔细阅读外方提供的文件，并认真核对技术转让协议的原文。我还经常发现一些问题，提醒团长与外方交涉，避免给中国的工厂带来损失。
1974年张月姣重返欧洲。
这个大型设备引进工作组的办公室是在巴黎市区。我们每天按照合同执行的具体安排，到各地的大工厂现场检验。工作组还赴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大型机械加工组装工厂考察和检验。由于法航机场工人经常罢工，我们几次取消了考察验收的路线。后来我们为了不耽误验收工作，就乘火车或者从高速公路开车去瑞士和德国考察。那时候乘法国高铁，感到速度很快，又平稳舒适，心里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高铁？ 21世纪初，北京到天津修建了第一条高铁，过去火车要开5个小时，现在只用30分钟。我在20世纪70年代还参与了中国从法国引进高速铁路机车信号灯和铁道快速转弯器的技术转让谈判以及合同的起草。我为能为中国高铁建设出一份力而感到欣慰。
这次大型化肥化纤成套设备的引进工作，大大提高了中国化肥和化纤的生产能力与产品质量，为加速发展中国的农业和化纤轻纺工业，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大胆引进西欧13套大型化肥化纤设备的交钥匙工程是非常英明的决策。我为能参与执行中国工业化历史上这一重大举措，备感自豪。我们的验收考察组马不停蹄在欧洲各国的供应商和大型设备工厂进行验收。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们春节也不休息。陪同的法国专家得知中国的春节如同法国的圣诞节一样重要，他们很感动地说，圣诞节我们是不会离开家庭去工作的。我们考察组的几个人请陪同到当地一家中餐馆吃饺子，还加了菜。外方陪同人员买来了葡萄酒。中餐馆的老板还送来甜点。大家聚餐、干杯庆贺中国农历新年，挺热闹。
1976年，张月姣（左三）与成套设备验收团在AEG KANIS工厂前与中外专家合影。
德国的经济、科技比法国发展得快，他们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和新工艺的投资。德国的专利申请与持有数量居欧洲第一，他们的高速公路也是四通八达。德国人的认真和工作第一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中饭就在工地角落里吃个面包加香肠，吃了饭就工作。法国人、意大利人很浪漫，富有想象力，但是午饭时间太长，热衷假期旅行。法国人聪明，但是纪律性差，经常迟到。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曾说，让我领导一个有360多种奶酪的法国，真难。
在这次重返欧洲工作的两年中，我有机会参观和学习法国的司法系统，还考察了法国的行政法院和审计法院，使我在改革开放后参与中国的涉外经济立法受益很多。
1976年完成引进欧洲大型成套设备任务，张月姣与部分工作人员在凯旋门前合影。
从欧洲归国后，1976—1977年我参加了由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主导的加强工作母机和大型机械设备工作的全国调研。我随工作组参观了北京、上海、沈阳重型机械厂的生产设备和科研成果。专家组根据调研结果比较国内外科技水平，提出了新的工业布局和重工业发展规划。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保护了工厂的设备，继续抓革命、促生产，而且获得了很多新的科研成果，使我很受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