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春光惹人醉
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你，要靠我，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张枚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1979年
1979年的大年初一，在中国重要党报《解放日报》的版面上，突然出现了商品广告。这种在今天看起来早已不新鲜的东西，却已经与中国人阔别13年之久。
看起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然而在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王维的回忆里，这件事的起因却有点过于简单：在春节前夕，报社正在开编委会，在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同为上海重要报纸的《文汇报》突然打来电话建议——春节放假期间，两报能否出内容相同的单页联合版，好让特别辛苦的夜班编辑部过个年。
王维则对此表示不赞成：“春节放假是读者看报的好时段，不能出单页。”然而却又找不到用来填充版面的文章。这位老报人灵机一动，想起用广告填充版面的办法来。
就这样，解放日报找到全上海市唯一一家拥有国内媒体广告代理资格的上海广告装潢公司，这让正为找不到合作媒体而发愁的公司领导喜出望外，很快，舞台刀枪、二胡三弦、佛手味精、幸福可乐与十全大补酒几种商品，一起填满了解放日报的版面，并在大年初一的清晨与全上海的读者见面。
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沉闷的政治气氛却依然未能一扫而空，解放日报身为党报，在此时选择登载商业广告，而且是在一未请示市委、二未上报宣传部、三未得到领导首肯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异常大胆的行为。时任《解放日报》编辑的庞寿龙回忆说：“第一个吃螃蟹肯定需要勇气，不是‘水到渠成’那么简单。”果然，当天便有不少读者前来质问，认为商品广告侵占了报纸版面。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上海市委对此竟然没有对此提出批评。解放日报社众编辑所幻想的“政治运动”，就这样在争议当中不了了之了。
当第一个吃螃蟹者出现之后，就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瑞士的雷达表广告，这是中国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而在同一天里，这个广告的电视版本也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尽管当时能看到电视的人寥寥可数，能侥幸看到的人也听不懂广告的英文解说，只能凭着配上的中文字幕了解这个品牌。然而，雷达表的广告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3天之内，到黄浦区商场去询问这个牌子手表的市民超过了700人。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雷达表”都是中国人心目中外国名牌手表的代表，尽管它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却得以和那些百年品牌同时成为奢侈品的象征，在这里，先入为主的广告效应实在功不可没。
“解放日报广告事件”的不了了之，其实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1979年的政治气氛，已经逐渐开始解冻，那些被禁锢多年的商业元素，在这一年开始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当时的决策层所发起的。
在这一年的2月，国家工行行政管理局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是不准雇工。”很明显的是，这个报告的出现，正式为个体经济标注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或者说，在政策上撕开了一道微小的口子。批准了个体劳动，就意味着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对于如野草般蔓延的个体劳动者来说，一旦允许，那么蔚然成势则是早晚的事情。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报告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却留了一个非常不引人注目的小尾巴——不允许雇工，对于雇工者怎么处理、哪些情况算雇工则统统没有说明，这无疑是在雇工问题上划了禁区，却为日后留下了不小的麻烦。果然，在两年之后，一场因雇工而引发的争论，让当时中国整个理论界都变得沸腾起来。
和那些会议精神相比，一些容易捕捉的现象带来的冲击力似乎要更大一些。在这一年的除夕夜，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联欢会，第一次出现了消失多年的交谊舞，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自从1957年反右以来，交谊舞在大陆的土地上基本消失不见，只有中南海、政协俱乐部里一些中央领导才有权利偶尔一跳。
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变化，交谊舞在民间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它被普遍解读为舞禁初开的征兆，与此同时，经历了多年政治运动锤炼的中国人，早就被培养得善于揣摩每一个信号背后的含义，当人们的业余生活从“八个样板戏”转移到交谊舞时，便有许多人“春江水暖鸭先知”，猜测着是否会有更多的变化出现。
率先体会到这些变化的，是那些有着强烈经商冲动的人们，他们一般为生活所迫，很难用传统的方式养活自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却在无意当中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商人。
这一年的江苏淮安，一个名叫严介和的中学语文教师，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开办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
在当时，严介和只是一个没有编制的民办教师，每个月只能拿到十几块钱的工资，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言，想要把民办教师的身份转正，在短时间内又不大可能实现。
许多年后，严介和回忆说，在当时自己实在是矛盾不已，一方面，那种惯性思维实在不容易摆脱，假如丢掉教师饭碗去做生意，前途如何姑且不论，几乎就是离经叛道；反过来，目睹社会上方方面面发生着的巨大变化，教一辈子书似乎又有点不甘心，对于这个只有18岁的年轻人来说，更好的生活、更宽敞的住房以及“干一番事业”的渴望，无疑有着更大的诱惑。
就在严介和犹豫不已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老家附近那些烧砖的窑厂需要大量柴帘子搭盖砖坯挡雨，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于是他顾不上再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急急忙忙地办起了一家私人编织作坊。
一开始，严介和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的窑厂联系业务，回来后则组织同村的青年收购芦苇编草帘子，一个月下来抛去成本，竟然能赚上几十块。这一年，他开始尝试着把小作坊的经营范围扩大，开始编一些草帽、斗笠、蓑衣、簸箕、竹筐等物在集市上贩卖，等积累下一些资本之后，他又陆续组织一些家庭妇女进行编织，自己收购之后再拿到临近的几个县去贩卖。
就在严介和四处贩卖草编制品的同时，一个名叫梁庆德的中年人也做着类似的小生意，比起严介和的草帘子，他的产品更加微不足道，但“做一番事业”的愿望，却是同样巨大的。
这一年，在广东顺德的桂洲镇，一家名叫“桂洲羽葵工艺厂”的工厂开工了，开工那天来了一大批镇领导，梁庆德在其中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梁庆德是桂洲镇工交办公室的副主任，在1979年年初，这个贫穷的南方农业小镇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不切实际的构想：要用10年的时间，在镇里建起来一个亿元规模的工业区。而42岁的梁庆德，则受命来负责这个工业区。这一年的9月，“桂洲羽葵工艺厂”挂牌投产，梁庆德辞去公职，出任厂长。
企业初创时期的艰辛可以想见，在那个时候，乡镇企业还处在一个非常卑微的位置上，尽管有着镇政府的支持，但仍然会遭遇到身份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打压。所谓的“工艺厂”，其实真正的产品只有两样——鸡毛掸子、鹅毛扇子。遇到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梁庆德和他的同事们，还要挨家挨户地到农家赊购鸡鸭鹅毛。
这样坚持了几个月之后，不安分的梁庆德终于发现了一丝商机。从报纸上他看到，目前国外羽绒需求量大增，如果能够在此时获得资金，再拿到外贸指标，那么必定能够获利匪浅。就这样，梁庆德找到了镇里，努力说服了几个镇领导，通过政府的关系从银行贷到了30万元，又和有外贸指标的出口公司搭上了线，开始涉足羽绒出口的生意，结果一如其所料，丰厚的利润让这家小工厂，在几年的时间里就积累下不菲的原始资本，成为了后来那个著名的“格兰仕”集团的前身。
梁庆德在辞去工交办副主任的那一刻，大概没有设想到，这个卖鸡毛掸子的小厂子，会在十几年后把“格兰仕”的商标贴满全球，让全世界每两台微波炉里，就有一台是格兰仕的产品。
和那些令人欢欣鼓舞的现状相比，是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经济现状，尽管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一一复苏，但是在经过了三十年政治色彩极浓的岁月后，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各类统计数字。
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在《观察中国》中记述道：“中国是世界第四大能源生产国，但它的人均现代能源消费量在世界175个国家中接近第100位。而中国其他东西的比例却极大：有350万人的军队；世界上第三大空军，第三大非军事援助计划，每年向第三世界派2.4万中国技术员，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制造业。所有这些都使它成为一个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大中华在统计数字上很庞大，但中国人必须紧巴巴地过日子。”
在上一年的年底，广州市将原广州河鲜货栈恢复，从附近公社、水库引入鱼货进城，随行就市，议价成交，正式迈开了农副产品价格的第一步。很明显，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它也让广州市民们可以在过年时买到鲜活的塘鱼。然而，改革者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放开价格收购河鲜、鱼货的收购部经理叶经绪被冠以违反现金管理办法的罪名，判处徒刑四年。
就在个体劳动者刚刚验明正身，得到那么一点点生存空间的同时，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则为他们的生存权利而开始了斗争，一场更让人震惊的运动，在这一年的早春二月到来了。
在十年前，由毛泽东亲手发动的知青下乡运动风起云涌，有超过1700万的知识青年加入此行列，许多稚气未脱的中学生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而，政治口号并不能代替一切。在经历了十年的苦难磨砺之后，这些青年开始面临着生活的种种现实问题，他们需要吃饭、已经结婚甚至育有子女，他们需要基本的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服务。于是，在2月份，有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同潮水一样返回到他们各自的老家城市。
这些人的贸然到来，对当时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很是带来了一点考验，那些国营单位自然无法安置数量如此庞大汹涌的人流。于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开始在城市中爆发开来，让社会治安瞬间变得异常混乱。
深居中南海的邓小平，显然也对此有所察觉，他很快安排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与农村集贸市场在沉寂了十多年后，终于得到了重新认可。而在这一年的7月份，经过反复的推敲与商定，国务院最终公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在这份文件中，中国万千萌芽于农村的乡镇企业，终于被允许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在这份草案中，对创办和发展私营企业的社队，总体给予了鼓励态度，更重要的是，这种鼓励并不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之上，甚至还提出了很具体的指导方向。比如在第二章“发展方针”中，草案明确规定：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社会需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不搞“无米之炊”，不搞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夺原料和动力，不破坏国家资源。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草案里面，“主要为农业服务”的条款，为社队企业指明了产业发展方向与产品方向，而“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夺原料和动力”的条款，则在大的规划范围内为社队企业规定了发展的空间。可以说，当这份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同时，全中国数以万计的乡镇企业，终于在这一刻取得了一份合法的身份。
然而，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份草案时，就会发现它仍然有着相当浓重的计划经济特色，比这更糟的是，它其实暗含着对乡镇企业与私营经济的歧视。比如说“主要为农业服务”的条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是指定了社队企业的产业方向和产品方向，而“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夺原料和动力”则限定了社队企业的成长空间。因此，这份草案的潜台词其实是——如果私营经济的发展，干扰到了国营经济、国有企业的时候，那么这些限定条款就将启动，那些“不守规矩”的乡镇企业，就理所应当被整治、被清理，乃至失去继续存在的可能。
不幸的是，在两年之后，当这些如野草般蔓延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当真开始同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和原材料的时候，规定中的这些限制，就成为了现实中的枷锁。
其实，早在这份文件发布之前，就有一些人已经在偷偷地从事着乡村工业，甚至已经历时不短了。
在浙江萧山宁围的冲积平原上，一个名叫鲁冠球的人，在这一年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桩事业，他一干就是三十年。
鲁冠球出生在农家，初中毕业后就在铁匠铺学徒。三年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于是，他便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然而糟糕的是，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鲁冠球的米面加工厂开了没几天，便被迫关门了，鲁冠球也只好继续打铁。不过，他的能力与魄力，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人注意到了。
1969年的时候，当时的省革委会发布了一个文件，规定每个人民公社，可以搞一个农机修配厂。就这样，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只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把所有资金投到了厂里，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
在此后的10年里，他一直在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基本上有什么业务就做什么业务，他的厂门口也因此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石蜡铸铁厂等多块牌子。鲁冠球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他据此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决定砍掉其他项目，专攻万向节。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像一个十字架，大的长度近一尺，小的长不过一手指，4个头的横断面平光如镜子，磨掉一根头发的1/6就得换新的。日后他回忆说：“你要去深入研究报纸内容，有时候机密都有。发言的人不是故意泄密，是没有经济头脑，关键看你用不用心。把东西连起来一想，就会发现万向节才是最有市场的产品。”
就这样，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中年人，在这一年开始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此时的他，还是钱塘江边一家员工不到400人的汽车零配件厂的厂长；许多年后，他会成为一家总资产300亿元的跨国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并且是从1998年开始至今的全国人大代表。
就在鲁冠球在萧山乡下为自己的商业梦想而努力时，在中国华北平原上，天津静海县一个名叫大邱庄的地方，也正在酝酿着自己的动作，它的主导者，是日后名动中国的禹作敏。
大邱庄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子，当地民谣唱道：“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据说，禹作敏对此十分痛苦，在1976年揭批文革错误时，他连续三晚在村里的水洼边转悠。第四天，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对大家诚挚坦言：
“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三年。我承诺两点：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娶上媳妇。如果大家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
禹作敏的过人胆识与人格魅力，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大邱庄的村民们拿出当年“学大寨”的精神，靠打苇子筹来资金，在一年之后建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当年的著名穷村，竟然会在数年之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庄”，当家人禹作敏也成为与华西村吴仁宝齐名的农民企业家。
在11月的一个早晨，浙江温州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上，一个名叫章华妹的小姑娘早早起床，用扫帚和清水将自家门前的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摆上一张小桌子，把一些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头绳、发油、别针之类的小东西放在上面，摆出了自己的小摊。过了几天，她又开始自己加工一些小商品，也一起摆到了小桌子上叫卖，一个月下来，收入竟然比那些在工厂上班的小姐妹还多一点，这让只有18岁的章华妹感到很满意。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温州鼓楼工商所成立了，这里距离章华妹的小摊子并不远，于是，所里的人找到了她，告诉她现在国家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凡是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只要去领一个营业执照回来，就可以从事个体劳动，可以大大方方地在这里摆摊了。
小章对此有一点奇怪：“为什么在自己家门口摆个小摊，还要执照？”在收了摊之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经历过旧社会、人生经验相当丰富的父亲告诉她，这张小纸片应该是有用的，两人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决定马上去领一份。第二天，小章去问工商员要了一份申请表格，填好后送到了鼓楼工商所。她不知道的是，父女二人那一晚的决定，会被写入中国的民营经济史，并且是绝无仅有的一篇。
章华妹得以在门口摆摊，而不用被“打办”(1)抄没处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温州的政治空气，那是一种独特的改革风格，你可以说它来自当地领导的思维意识，也可以说那是浙商风气的一脉相承，无论怎样，那里都有着当时全国最宽松的经济氛围。
1979年2月1日，温州地委为了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特意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并不鲜见，然而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温州地委经过讨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温州经济差，国家投资少，所以想要发展经济，只有靠发动群众的致富热情和艰苦创业。
这样别致的结论，无疑为温州当地的民营经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如同会议结论所描述的那样，温州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当裁缝、做皮鞋、搞运输、卖服装，在很短的时间内，温州就诞生了第一批工商个体户、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私人公司、形成了“家家办工厂、人人摆地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的局面。当然，这里也因为此种局面的存在，而蒙受了巨大的压力，对这里的清理、整顿频繁发生，几乎每一轮对经济领域的打击，都率先从温州发端，让这里的空气时而火热，时而又充满阴霾。
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联合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一个名叫袁庚的局级干部，被派到那里，像经营一个公司那样经营着蛇口方圆2.14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后，中国数个大企业均诞生于那里，而那块土地的出现，也让当时中国这个“沉闷的大暗室”里，破天荒地吹进了一丝清凉的海风。
1979年实在是一个有着太多变化的年份，当商品经济的闸门被打开是，涌入的便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新鲜因素，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开始朝着和过去完全相悖的方向走去。
在此前的整整十年，年轻人在公开场所约会，是被公认为可耻和堕落的象征，青年男女们只好用谈工作作为理由，偷偷摸摸地进行地下活动。不仅如此，在情书的开头，还要以某某同志相称，结尾的地方还要致以革命的敬礼。然而在这一年，爱情与阶级感情真正地脱离开来，情侣手拉手压马路、逛公园的现象开始变得普遍起来。
在上海，受到电影的影响，交谊舞取代了文革时代的“集体舞”、“忠字舞”，重新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一部分，许多思维活跃的女青年开始涌入涉外餐厅，操着并不熟练的步伐，尝试着学习“慢四步”、“伦巴”，与当时还很少见的外国人相拥而舞，自解放以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埋下了伏笔。而更多的人则选择在公园、体育场翩翩起舞，这其中甚至包括年逾花甲的老年人。
很明显，人们正在从数十年的革命狂热中逐渐苏醒过来，日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子商务网站的王峻涛，彼时刚刚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即使在那所以严谨和纪律著称的前军工院校中，自由的气氛也开始弥漫开来，大家纷纷跑到图书馆里，去搜寻一些在文革中被禁止阅读的书籍，用来充实单调的生活，王峻涛后来回忆说：“当时想看卢梭的忏悔录，于是上大学第一天就跑到图书馆登记，可是直到大学毕业前夕，这本书才轮到我”。
在武汉，9月份的一天，一个名叫郑举选的人来到了汉正街，在那里摆起了卖扣子的竹床摊。他是一个面貌受损，又严重弱视的人，在此之前，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做一些鱼钩、针线的小买卖，据他后来说：“尽管只是一些小件，但自己生活无忧，赚的钱比做工的健全人还多。”
不过，这种走街串巷的小买卖，在当时却被称之为“挖社会主义墙角”，因此只能在地下进行，郑举选想了个办法，他办了张卖冰棒的执照，然后将小百货放在冰棒箱子里，偷偷地干着老本行。不过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直到这一年的6月30号才被放出来，据说，在看守所里面，这个外号“麻瞎”的小贩子，硬是没有供出和他往来的“客户”名字，而他日后的好名声与好人缘，就此被奠定下来。
出狱两个多月后，在家休养的郑举选忽然听说，经武汉市政府批准，汉正街的小商品市场即将恢复并重新开放，这让他大感欣喜，早在解放之前，那里就是武汉有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只是因为后来国营企业的影响，才在后来逐渐冷落，在文革期间彻底关闭。现在政府将那里重新开放，“不是正好给了自己这样的人机会吗？”
在当时来说，敢于去摆小摊的人仍是少数，市场开放后的一年时间里，仅有100多个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和残疾人去那里摆摊设点，到1982年的时候，那里也才只有458户个体商贩，不过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这个市场重新开放，那么无论它多小，都意味着打破了“国营商店”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一年的9月份，一个叫王文京的孩子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这比起身边的同学们，王文京看上去明显要小上一大截，因为这一年他刚刚15岁，只上了两年不到的高中。
王文京原本的第一志愿是西南政法学院，可惜的是，上天似乎并没有安排他成为一名法官或是律师，而是让他进入了一所财经院校，让他在成为一名职业商人之前铺垫好必要的基础。时隔多年之后，据说王文京当时经常庆幸自己没有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因为他很快就适应了那里，并且开始思考一些不同的东西。
在江西财经大学，王文京经常会钻进图书馆里，最令他感兴趣的不是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金庸或琼瑶小说，而是各种各样与经营有关的商业故事书籍，在这些书中，最使他感兴趣的则是一套企业家传记，里面介绍了十位美国企业家和十位日本企业家，受这套书的影响，王文京开始梦想着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后来他回忆说：“如果这个事业对社会有所价值，那么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
2001年，已经是国内最大财务软件企业的用友被批准上市，这家软件公司正是王文京在1988年的时候，和他的伙伴苏启强共同下海创办的，属于王文京名下的资产一度超过了50亿元。在这个过程里，王文京还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直到今天，他都一直保存着那套企业家的故事书。
在这一年，一个名叫许荣茂的青年人来到了香港，盼望着在那里寻找到人生的转机。
这个来自福建石狮的29岁青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中医，他从小耳濡目染，也颇通几分医术，到香港之后，许荣茂很自然地进了一家药店当伙计，想不到只过了几天便干不下去，日后他回忆说：“我当时只会讲闽南语和普通话，所以从事中医没有先决条件，病人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
不适应粤语的许荣茂，不得不跑进工厂打工。1979年前后的香港，正是股市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帮人买了一次股票，赚了一点小钱。这段偶然的经历，让他放弃了工厂的工作，当上了一名职业证券经纪人。折腾了两年之后，竟然小有斩获。于是，他在1981年挂牌成立了一家金融公司，两年之后，32岁的许荣茂已经身价千万。
据他的老员工讲，许荣茂虽然学医出身，却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只要随口报出股价，许荣茂总能在两三秒钟之内算出总价。而许荣茂对此的解释则是：“在金融市场我比较顺利，很多人第一桶金可能要经过长期的拼搏，我的运气稍微好一些而已。”
在资本市场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许荣茂，却对其并不留恋，他身上有着东方人特有的赌性，善于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放手一搏，却又同时有着善于等候的保守特征，他不相信资本市场的永久繁荣。很快，他便选择撤回内地，将资金投向纺织和成衣，在兰州等地开设工，利用当时大陆的优惠政策壮大了企业的资本，并在日后成功进军房地产界，他的传奇商业生涯也由此开始。
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沉睡多年的中国，对于改革的作用是如此敏感，根据《经济学人》的年终统计报道称：“在经历了20年的匮乏之后，北京的各项指数开始疯长。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布口袋，8.5亿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增长了157％。”
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日后他记述道：“中国快餐既便宜又有营养，而美国快餐却只不过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董鼎山在广州华侨饭店买了一份快餐，据他描述有以下这些东西：茶、汤、鱼、鸭、炒蛋这些拼盘，加上不限量的米饭和馒头，总共才花了3块钱，而现炒的热菜也不贵，回锅肉、糖醋鱼加上砂锅豆腐，也只要4元6角钱。不过，他所不知道的是，像这样的供应，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
这一年的2月份，作曲家谷建芬在家中奋笔疾书，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谱曲时，她大概没有想到，这首还带着一些进行曲风格的青年励志歌曲，最终会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歌中“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添光辉，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歌词，无疑成为了那一时代青年心态的最佳注解，许多人每天哼着这首欢快而跳跃的歌曲，在积极工作的同时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当改革开放打开了一些门窗，让当时的年轻人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时，对精彩人生的追求就变得无比热烈。他们正是歌中的描述的“奇迹创造者”。尽管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道路曲曲折折甚至荆棘密布，但这种对事业，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却未尝有一刻停止下来。人们似乎集体感觉到：是该从蒙昧中走出，干一场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尽管没有人知道确切的路究竟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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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办：为“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的简称，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都设置了这一部门，负责对所谓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它的权责之重叠，几乎覆盖了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卫生局、检察院、市容纠察、检验检疫等多个部门，让当时的个体经营者见之如避猛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