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观泉

东三省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非常独特的地位，从地缘政治角度，先是统治这块土地的满族皇帝入关问鼎中原，成为中国封建制度最后的王朝——清朝，于是东北成了这个王朝的“发祥地”，享受着“吾朝圣主”恩赐的优惠长达二百多年。这之后则厄运接踵而至。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俄国乘机派遣十七万大军，由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冲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向东三省纵深全线推进，掠地抢物，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对此，列宁愤怒地指出：“……如果直言不讳，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重新瓜分中国，……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中国的战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的政治家们也愤怒了，在全国掀起的拒俄运动浪潮中，孙中山指出：“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来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归于尽而已。”（《驳保皇报书》）“吾朝圣主”的“发祥地”同全国一样落入半殖民地苦难中。但苦难远没有完结，最后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象征着中国封建制度闪出的最后一道血光——末代皇帝溥仪当上了最可耻的“国中之国”伪满洲国的皇帝。大批东北人流亡入关，有的移地逃生，有的投入抗战洪流，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流民群体。这中间出现了一支作家队伍，发出了最早的抗日呼声，《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万宝山》《没有祖国的孩子》《鴜鹭湖的忧郁》《边陲线上》……出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作家，萧军、萧红、舒群、白朗、塞克、李辉英、唐景阳、孙陵、端木蕻良、骆宾基……这作品、这队伍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没有获得公正的评价，每当我记起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抵抗运动中涌现的一批作家的荣耀，不禁为这些东北作家的遭遇感到深深的不平。

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曾几何时只有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列有专节“东北作家群”予以综述，之后随着极左运动的逐步升级，东北作家中萧军、舒群、罗烽、白朗（更不必提离开大陆的李辉英、孙陵等），一个个被剔出文学史。以上还是“东北流亡作家群”的遭遇；不公正的另一面是留在日寇和伪满洲国刺刀下求生存的作家们比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作家的命运还不济，这是文学史上另一研究项目，这里只能提一下立此存照，以待有识之士去开发。

我本人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被卷入东北文学研究的，曾与辽宁省文学研究所同人联手出版了九期《东北文学史料》大型丛刊；参与过一些东北文学史的项目研究和编纂工作，并主持编选出版了几乎全部的著作和一部回忆录，因而与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同行有了业务上的交流，但是我本人的研究主课和兴奋点不在东北文学史方面，老是处在擦边球的地位，于是就想到带几个研究生主笔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本书作者常勤毅就是这样入了我的“门”，并以骆宾基研究方面的成果而获得硕士学位。

骆宾基先生，无论从年纪和从文时间，应该算是东北作家群中的小弟弟，虽然他的《边陲线上》成书于1936年，但他的成名之作都是一批反映七七抗战开始的淞沪抗战的文学特写。待到1939年《边陲线上》出版，才算跻身东北作家群体。其时，萧军等已成名，罗烽在延安受制，而萧红则已奄奄一息，……因此，习惯上，骆宾基算是在1937年全国抗战炮火声中成长的一代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作家所剩无几，骆宾基却颤颤巍巍地用他那东北汉子的顽强毅力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作品……所有这一切在本书中均有详细的考证、叙述和评价。

我要借常勤毅给我的这个发言机会说说心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出现，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如海明威、爱伦堡、斯坦贝克、基希等战地报道和特写作家，还应加上我国唯一在欧洲西部战场上一直追踪战争直到纽伦堡审讯战犯的萧乾，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地作家，除了倒霉的萧乾被打入右派行列外，全部获得一份殊荣。我很为骆宾基不平，他几乎是写在战争地堡里的那些特写《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难民船》《拿枪去》，以及稍后的《东战场别动队》《落伍兵的话》等，其掀起人们抗战的激情和迅速传递战争信息，不下于上述大师之作，单凭“我有右胳膊就行”这句话，就超越一切抗战文学报道而传达了中国人一致抗日的决心。这句来自战争的语言，应当镌刻在抗战的丰碑上，从前没有出现如此强烈醉人的武士心声，今后再有人写已经不新鲜了！我感到我们的文学史论家、文评家对自己的作家太刻薄了吧，形容外国大师们的溢美之词略微施于中国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岂不更能让世界了解？老子天下第一固然不对，妄自菲薄则太可悲了。

正因为我于东北文学史是一个“擦边球”的角色，因此常勤毅的这部以硕士论文拓展研究而成的专著，是他个人的成果。回想起他在我“门”下时，我只是就学问的道给以几点指导：一、不要求立即成果，我不希望我的研究生的名字老是在报屁股上出现，要煞下心来，充分掌握资料，不齐不熟悉，不准动笔；二、把骆宾基放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相关时代大背景下研究，这是辩证法最起码的要求，不孤立地看待或一事物或一人的发生和成长；三、在方法论上，不准以论带史，理论的设定和结论要建立在坚实的资料研究上。可能还有一些别的，现在已经记不起了。常勤毅是坚持的、做到了的，而且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为我所未想到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作为群体存在的，只有“东北作家群”。我之所以要在本文开始讲些似乎不着边际的历史，就因为：东北，从历史上作为犯人的流放地，直到成为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基地，其耻辱和光荣，使东北作家具有强烈的凝聚力，这部专著当可举一反之，让读者认识一个曾经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流淌过血汗的黑土地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体的苦难历程。

作为一个研究生导师看到走上社会的学生仍孜孜于硕士论文题目的再深入，并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写成了本书，我感到欣慰，并愿推荐，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