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发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的《张魏公行状》、黄幹的《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绝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烦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莱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迪斯累利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排除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依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说的是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唯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的烦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但是他的伟大的领域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的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的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的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的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功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的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犊的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词。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的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的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我感到彷惶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的写成,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同时还有写法的问题。蒙尼辨耐的《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的《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的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的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记文学的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须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这是不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吧!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眼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的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那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的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话的。明白一点儿说,从前人把白话翻译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是一段诘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纪》便完全改过了,我们看到:“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欢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功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的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译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的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的大概。稍微困难的是明代帝、后的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帝、后说话的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召辞纪事》《召见纪事》《召见平台纪事》《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在记载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时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时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新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着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儿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穀梁。“传”的原义,有注的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却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唯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做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曾经都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切友好的关切。

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据明史宰辅年表、七卿年表

隆庆、万历的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张氏世系表

居正以上据居正《元考观澜公行略》,居正以下据敬修《文忠公行实》及他书。

  1. 合《女诫直解》计之,故言此。
  2. 《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
  3.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4. 《书牍凡例敬题》。
  5.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6.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
  7. 奏疏九《请处治邪佞内臣疏》。
  8.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
  9. 奏疏七。
  10. 奏疏八。
  11. 奏疏九。
  12. 奏疏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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