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是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位传奇式的历史人物，一直是各国史学家、军事家和政论家着重研究和论述的对象。有关拿破仑的著作，中文译本曾先后出过苏联叶·维·塔尔列著的《拿破仑传》、英国约翰·霍兰·罗斯著的《拿破仑一世传》（上下卷）和法国勒费弗尔著的《拿破仑时代》（上下卷）等。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的回忆和评论。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拿破仑文选》，则是拿破仑本人晚年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时、由他口授而由别人笔录的关于几次战争的回忆，以及他的某些著作的摘要。本书俄文版是由苏联Γ.M.伊格挪托科维契编辑，译自法文原版，1956年由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出版，原为一卷本，中译本分为上下两卷出版。
本书详细记述了拿破仑所参加和指挥的1793年围攻土伦的战争、1796至1797年对意大利的战争和1798至1799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以及他在这些战争中向士兵发表的讲话、命令，他向交战国开展的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等等。更确切地说，本书是拿破仑的一部军事文选。
1793年9月，炮兵少校拿破仑在奉命指挥炮兵进攻土伦的战斗中，崭露头角，首次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和勇敢精神，赢得了围攻部队指挥官和士兵们的赞赏。围城军团总司令杜戈梅在呈请授予拿破仑以旅长军衔时写给社会保安委员会的信中说：“请你们奖励并提升这位年轻人，因为如果不酬谢他，他也会靠自己而出人头地的。”所以，攻克土伦是拿破仑后来飞黄腾达的肇端。接着，雅各宾政府任命二十四岁的拿破仑负责由土伦至明登一带的防务，后又任命他担任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法军炮兵指挥官。
1796年3月，拿破仑接替舍烈尔将军担任了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在对意战争中，他遵循着他所赞颂的古代军事家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的作战规则，结合战争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军事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先后赢得了洛迪战役、卡斯奇里恩战役、阿尔科战役和里沃利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使奥军迭遭失败，迫使奥地利退出第一次反法联盟，并于1797年签订了坎坡-福米奥和约。
对意战争的胜利，给拿破仑带来了更大的荣誉。不久，督政府任命他为准备侵略埃及的远征军总司令。法国资产阶级为了对外寻找商品销售市场，摧毁它的竞争对手英国的商业和殖民统治，便把侵占埃及作为进一步入侵印度的桥头堡。1798年5月，拿破仑率领三万二千名法军分乘三百零九艘运输船和五十五艘军舰从土伦向埃及进发。7月，他相继占领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但是，埃及人民掀起的反法斗争、法国舰队在艾布基尔战役中的失败以及土耳其对法宣战，却给拿破仑远征埃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年年底，英、俄、奥、土、西结成第二次反法联盟。1799年，俄奥联军在意大利的节节胜利，不仅使法国失去了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而且威胁到法国本土的安全。拿破仑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定离开埃及，赶回法国。他在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实行了法国史上著名的“雾月政变”，并以第一执政的名义成为法国政府的首领。
在这些战争中，拿破仑提出了一整套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和战术思想。他认为，一支完备的军队必须由步兵、炮兵和骑兵三个主要兵种组成，而各个兵种的人数和装备、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队的人数，都要有一定的比例。他还认为，军队在战争中拥有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各个兵种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各个作战部队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取得战争主动权，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与当时一些将军墨守成规的做法相反，拿破仑认为，军队的行动不应受预定的总计划的约束，而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修改作战计划，改变作战方案。他写道：“任何一个总司令，如果明明知道计划不好，而且有致命的危险，却仍然着手执行这个计划，那么，这个总司令就是犯罪。他应当向上级报告，要求修改计划……。”
拿破仑的一贯战略思想是：集中优势兵力，选定进攻方向，实行强力猛攻，给敌军以致命的打击。他说：“如果我们打算参加会战，那就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兵力，甚至连一个极小的部队也不要忘掉，因为一营兵常常决定一个战役。”又说：“当有可能打击敌人心脏时，就不能让任何策略把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开。”他的作战目标不是占领敌人的一城一地，而是尽一切努力首先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他谈到这一点时说：“欧洲有很多优秀的将军，可是，他们一下子看到的目标太多了。我所看到的目标只有一个——敌军的群众。我努力消灭他们，相信其余的一切东西都同他们一起毁灭。”
拿破仑的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对于资产阶级军事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1812年以后，我们几乎不能把法军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优先的继承者。这些传统或多或少已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内，这些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它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相结合，便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 [1]
当然，拿破仑的这些光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 [2] 因此，法国大革命中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是促成拿破仑战略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
但是，必须看到，拿破仑在论述他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成就时，常常过分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忽视了士兵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被征服国家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他更加不予正视，而是用宗教信仰来加以歪曲和诬蔑。对于这一切，希望读者加以注意。
原书人名索引，中译本从略。原书中所附作战地图，均照原样译制，并分别放在上下两卷卷末。
[1] 恩格斯：《1812年神圣同盟对法国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56页。
[2] 同上书，第562页。
